第二十章 永遠的艾米莉
尾聲1970.3
第二十章永遠的艾米莉
一九四○年六月下旬，歐文·約翰遜上尉給艾米莉·埃爾哈特基金會的艾莫·狄米提的彙報如下：“我認為，搜索行動應該考慮結束了，為了尋找埃爾哈特小姐的蛛絲馬跡，所有人為的努力都已經嘗試過了。”
然而，艾莫與瑪戈卻不肯放棄他們的計劃，一九四一年七月，一艘基金會指派的船隻待命在火奴魯魯港口。然而，基金會的太平洋探險計劃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再也沒有繼續下去，雖然成功的商人狄米提——還有基金會——繼續活動了許多年，讚美艾米莉·埃爾哈特的品格，調查她的失蹤情況。
當日本人發動襲擊時，約翰遜上尉正在珍珠港的戰爭計劃辦公室工作，“美國人”號的最後一次環球航行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結束了，之後，約翰遜賣掉了縱帆船，加入了海軍。戰爭其間，他跟隨考察船“夏天”號航行在南太平洋水域，為美國政府測繪那裏的島嶼與水域的地形圖，也許，這項工作只是他在“美國人”號上已經開始的工作的延續。
戰後，約翰遜——他一直在物色一艘新的帆船——被他從前的大副告知，有一艘德國的雙桅帆船被英國人沒收了，正保存在英格蘭，名叫“杜南”。那艘船被約翰遜買了下來，改名叫新“美國人”，約翰遜與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又恢復了環航世界的旅行並繼續出版他們的探險新書。到了一九六○年，他們的許多書都排進了暢銷的旅遊圖書之列。
他們的大副卻沒有加入他們，他追求了另一種事業，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海頓的主要興趣不是航海，而是演戲，他看起來根本不像對藝術感興趣的人。但他離開“美國人”的甲板進入到荷里活的戲劇生涯卻被戰爭過早地打斷了，像我一樣，斯特林·海頓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在約翰遜上尉的老友“野牛”多諾文的幫助下，海頓被選拔到戰略情報局。海頓健美的身材與聲音中略帶詩情的厭倦使他在一些影片，如《瀝青叢林》、《謀殺》和《斯湍拉沃醫生》中受到關注。
珍珠港事件之後，湖蘭島成為第二個遭日本人襲擊的美國領地，然而，島上那建設完美的碎珊瑚機場，卻從來沒被啟用過。
威利姆·米勒，空運部城市航空管理局的局長，一九四三年在華盛頓死於心臟病。當時我正在荷里活接手一項工作，那年八月，我在威爾舍的布朗·德比飯店的一個單間裏，從保羅·門茲中校的嘴裏聽到了這個消息。
“這真令人吃驚。”我說。
“像米勒那樣年輕的傢伙會死於心臟病？”門茲搖晃着手中結着霜花的馬提尼酒杯問。
“米勒會有心臟病。”
門茲的笑容在他的鬍子下面扭曲了，穿着軍服使他看起來很英俊，“你一直是個多愁善感的傢伙。那麼，內特——你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的情形是怎麼樣的？”
“我虛報了年齡，然後發現自己和一群孩子待在海軍新兵訓練中心裏，我們進行了嚴格的訓練，可是瘧疾卻把我早早地送回了家。”
門茲的表情告訴我，他知道我在隱瞞着實情，但出於對一個同行軍人私隱權的尊重，他什麼也沒說。過了一會兒，他吃了一口凱撒色拉，輕輕地笑着問：“聽到吉皮最新的消息了嗎？”
“哪一個？編造他自己虛構的綁架案來推銷那本希特拉的書？還是起訴RKO公司拍攝了那部關於艾米莉的電影？”
戰後不久，普圖南出現在洛杉磯地方檢查官的辦公室里，拿着寫給自己的恐嚇信和一本被子彈打得滿是窟窿的書：《殺死希特拉的男人》，那是他剛剛出版的。然後，他說他開槍打跑了一個試圖破門而人闖入他家中的男人。法西斯黨徒一直在同他作對——報紙上已連篇累犢地報道了這件事——當G·P被找到時，這種宣傳已達到了巔峰——在他的職員報告他“失蹤”的幾個小時內——綁架與恐嚇（但沒有受到傷害）就發生在貝克斯菲爾德的一間空屋子裏。
一九四三年，影片《為自由而飛翔》捧紅了像艾米莉·埃爾哈特一樣的女飛行員莎琳達·盧塞爾與弗萊德·努南一樣的領航員弗萊德·麥克穆瑞，他們在執行一項政府委派的間諜任務中，壯烈地犧牲了。普圖南極力詆毀這部影片，並在報紙上打了許多筆墨官司。實際上，他已經把改編阿美故事的版權賣給了那家製片廠，並在這種貌似抗議的推銷中額外又賺了一筆。
“都不是，”門茲說，“吉皮給自己在陸軍情報局弄了個少校的位置。”
普圖南在向他第四任妻子——瑪格麗特·哈威蘭德，美軍慰問協會的董事求婚的時候，曾在中國服役；他也曾訪問過美軍接管的塞班島，想來是去調查流傳在蘇蘇皮集中營內查莫羅難民中間的關於戰前被日本人捕獲的兩個白人飛行員——一男一女的傳言，那個集中營起初由戈瑞潘的軍隊掌管，一九四四年六月被撤消了。
三萬日軍與三千五百名美軍——海軍、陸軍、海軍陸戰隊士兵——死於福瑞格戰役中，那是一場雙方進行了二十四個小時的爭奪塞班島的戰役，這座太平洋上的島嶼在戰爭中受到了重創。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統計過島民的死亡人數，在大規模的轟炸中，一定死傷了不少人；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戈瑞潘市已變成了一片瓦礫場。此後，戈瑞潘港口成為了盟軍停泊上千條船隻的港灣。水上基地被毀壞了，艾斯里特·海納達機場很快重建起來，它擴展了規模並更名為伊斯雷機場，每天都有上百架飛機在這裏起飛降落，它變成了B—29超級轟炸機的基地。日本人一直沒有修完在瑪皮野的機場。
在瑪皮野附近有一座捨身崖——這裏還有小島南端的萬歲崖，曾有成千上萬的日本男人、女人和孩子跳下去過，為了避免落到人侵的野蠻人手裏遭遇到更可怕的命運，他們選擇了死路。
一個古怪的愈演愈烈的流言在太平洋眾小島之間傳播：艾米莉·埃爾哈特就是東京羅絲，日本廣播電台的一位唱片音樂節目主持人，她播放一些懷舊歌曲引誘美國士兵來聽，同時插播一些日本人已切斷了盟軍的後路之類的謊言。普圖南少校，當時他正在遠東，據說穿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去聽那個美國女人的廣播，之後，他相當堅決地聲明那個聲音決不是艾米莉的，他願意拿生命做賭注。
我不得不承認，當我第一次聽到阿美也許是東京羅絲的傳言時，我半信半疑，她在那個風雨之夜死裏逃生了嗎？那些子彈沒有要她的命嗎？日本人把她從海里打撈出來——我們當時離海岸並不遠——救了她的命，並把她送到東京充當宣傳工具了嗎？
她在塞班島的時候，不就已被人稱為東京羅絲了嗎？
有時候，在深夜裏，我幾乎讓自己相信這個傳言，但這裏有太多的破綻，首先，根本沒有“東京羅絲”，這只是一個綽號，很可能是有人聽說過塞班島上的查莫羅人給艾米莉起的這個綽號——許多口頭相傳的故事就這樣成為了傳奇——后，把它應用到了日本廣播電台中的一個講英語的唱片音樂節目女主持人的身上。
總而言之，“東京羅絲”不止一個，至少有十餘位唱片音樂節目的女主持人出現在日本廣播電台的各個節目與波段中，有些帶有日語口音，有些沒有，沒有一個人使用東京羅絲這個稱呼。
這個未解之謎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興趣，然而，那些女主持人當中有一位站出來說她曾被強迫為日本人做廣播——在戰爭爆發的時候，這位日裔美國人正訪問東京——她因此被關進了監獄。
阿美的名字又出現在報紙上，然而這一次人們對她頗有微詞。另一位阿美·埃爾哈特，艾米莉的母親，每天都關注着這些評論，儘管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她還是從馬薩諸塞的梅德福趕到三藩市。阿美·奧蒂絲·埃爾哈特告訴記者們，她的女兒對環球飛行一事諱莫如深，並不像通常那樣與她分享一切秘密。
“我確信，”埃爾哈特夫人說，“她在執行政府公務，很可能是口頭上的命令。”
一九四四年，在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陸軍情報局陷入了艾米莉·埃爾哈特有可．能使他們處境尷尬的恐慌中，為此，他們派G·P去凋查那些廣播。因為在我當年的報告中——一九四○年六月，向威利姆·米勒所做的報告——我曾提到過塞班島的島民為艾米莉起了一個“東京羅絲”的綽號，也許他們把兩者混為一談，並為此憂慮了。
但是，日本人不會這樣隱姓埋名地利用艾米莉，如果他們手中真的握有這張王牌，真的使她轉變了立場，他們會利用她的名氣大造輿論的。不，阿美在那個風雨之夜就死了，在我們眼看就要得到自由的時候，如果蘇朱克局長與傑蘇斯·薩伯蘭不在那個節骨眼上走出那家妓院，我們早已遠走高飛了。
我沒有聽到過蘇朱克的死訊，直到多年以後，J·T·布迪·布殊，來自達拉斯的那個德克薩斯佬，告訴我米扣·蘇姬塔夫人——米扣·蘇朱克的女兒——提供了艾米莉·埃爾哈特曾在塞班島的第一份證明。蘇姬塔夫人對布殊說，她曾聽到過她父親與其他戈瑞潘警察局的官員們討論是否對那個女飛行員處以死刑的問題，蘇姬塔夫人很為她父親同意執行死刑而感到尷尬。
那位塞班島前任警察局長並沒有隨同那些日本人從捨身崖上跳下來，在山裏躲藏了一段時間后，蘇朱克投降了，並同佔領軍合作了。由於疲勞，他被轉送到醫院帳棚里，在那裏，一個目擊者看到一個島民和一個身份不明的美國人給他灌下了毒藥。這個案子由一個名叫傑蘇斯·薩伯蘭的土著警察來調查，由於他的“警察背景”，他被任命為蘇蘇皮集中營的“司法長官”，但那樁謀殺案沒有被破獲。
女飛行員傑奎琳·考克瑞·奧德姆，艾米莉的好朋友，成為戰後第一個踏上日本國土的美國女人，她的任務是調查戰爭中“扮演日本女人”的播音員。傑奎琳報告說在帝國空軍司令部里看到了幾份關於艾米莉的卷宗。在我與艾米莉過從甚密的那幾年裏，我沒有見到過奧德姆夫人，我與她的會面是在後來她有錢的丈夫福勞德·奧德姆僱用我調查與他們的化妝品生意有關的間諜案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過任何能讓我認為艾米莉曾在日本待過的證據，”在加利福尼亞州因德爾的奧德姆牧場裏，在晚餐桌上，傑奎琳對我說。她是一個可愛的金髮美人，就像失蹤的阿美的姐妹，“當然，也沒有任何證據向你證明她就是東京羅絲。”
她還給我看了一件阿美在最後一次飛行之前送給她的紀念品：一面小小的絲綢國旗。
不知什麼原因，從軍隊中服役回來的G·P·普圖南好像變了一個人，雖然他仍在撰寫並出版新書。由於生病，他遷居到塞瑞斯的山林小屋中，后又搬到戴斯山谷的休養地，同他第四任妻子在一起。戰後的普圖南顯然溫和多了，那些無恥的宣傳伎倆已被他置諸腦後。一九五○年一月，他由於腎病死亡。
保羅·門茲的軍旅生涯是明星式的，不僅因為有眾多的男演員在他手下服役，像克拉克·蓋博，羅納達·瑞根和阿蘭·拉弟；還因為他的小隊拍攝了三萬英尺長的膠片與上百部軍訓電影；此外，門茲中校還在北大西洋與非洲拍攝了一些戰爭鏡頭。
戰爭結束后，保羅重操舊業，又干起了飛機租賃行當。他與泰瑞的婚姻既幸福又長久。電台評論員，有着普圖南風格的世界探險家勞威爾·托馬斯僱用門茲為著名的辛那瑞馬工程攝影。作為攝影師，門茲經常坐在改裝后的B——25轟炸機機首的椅子上，拍攝影片《這就是辛那瑞馬》。荷里活黃金時期絕大多數人著名的飛行照片與膠片都是由門茲與他的飛行小組拍攝的，門茲死於一九六五年，在拍攝《鳳凰的飛翔》一片中由於飛行事故在空中遇難。
詹姆斯·福瑞斯特在二戰中從白宮的行政助理一職升任為海軍部副部長，一九四四年，當海軍部長死於心臟病後，福瑞斯特擔任了部長；一九四七年，他成為美國國防部第一屆部長。他的信條是“建設”海軍，把戰艦從不足四百艘增加到一千五百艘以上；他精力充沛，經常到一線去作調查，這在內閣成員中是不多見的；他同時也是一個惡毒的反共分子，對猶太人充滿歧視。
自從杜魯門總統強迫福瑞斯特辭職以後——新聞界攻擊他為戰爭投機商——他明顯地陷入到沮喪之中。兩個月之後，他跳下——可能是被推下——馬利蘭州貝塞斯達市海軍醫院的十六層高樓，據推測，他曾想把浴袍的帶子系在衛生間的水箱上弔死自己，跳樓看來是比上吊更成功的辦法。
在我過去與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中，叵尼爾·提索在將近六十歲的時候還在為保羅·門茲做事，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唐妮·雷克在五次墜機事件中死裏逃生，卻在一九四三年死於一場摩托車事故；厄爾·卡洛爾與他的歌舞女郎兼女友貝瑞·威利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的飛機失事中雙雙遇難；狄賽·迪恩，那個棒球明星，在投球的手臂受傷後退役，開始教練一些初學者；我沒有再見過瑪特爾·門茲；瑪戈在幾年前過世了——她終身未嫁，可能是在等我——也可能是在等阿美。
弗萊德·努南的遺嫣，瑪麗·碧——我為她帶去了努南的消息——嫁給了一位鰥夫，生活很幸福；儘管阿美抱怨過她的家庭，事實卻證明阿美有一位非常忠誠的母親和姐姐，她們兩個人在任何場合里都非常維護她的榮譽。阿美·奧蒂絲·埃爾哈特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她的女兒總有一天會回來的信念，一九六二年十月，她在九十五歲的高齡上謝世。
從波士頓到火奴魯魯，橫穿美國的十多個城市都把艾米莉·埃爾哈特的形象做成徽章與標誌，以表示紀念；街道與學校以她的名字來命名；紀念郵票上印有她的頭像；圖書館與博物館收藏她的遺物；關於她一生事迹的電視片與紀錄片反覆播映，她設計的行李仍在生產並出售。
與此同時，解答她失蹤之謎的調查與探險叢書也一部接一部問世，很少有調查者能追逐到我的行蹤，我更絕少與他們合作；而且，我也不看他們出版的書籍。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訴我在艾米莉·埃爾哈特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此外，我同山姆大叔簽訂的合同讓我守口如瓶，這就像同魔鬼做了交易——沒有逃脫的餘地。
政府部門對艾米莉在塞班島的故事一笑置之，雖然由於信息自由的法案使一些文件偶爾公諸於世，使這個“理論”得到支持，但大多數有關的信件與文件卻仍堆在角落裏或者已被銷毀。但海軍上將查斯特·W·尼米提茲，戰時太平洋艦隊的總司令，後來海軍地面指揮部的部長，承認艾米莉·埃爾哈特事件的真相，將會“動搖一些人的想像”。
一九六九年，事隔這麼多年以後，我接到了羅伯特·麥爾斯——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在加利福尼亞州塞林納斯市的一家糖廠工作——打來的電話，這讓我回想起當年我們在他父母的家中通過一台家用收音機收聽令人興奮的實況節目的情形。他仍是一副生氣勃勃的老樣子，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關於艾米莉的回憶錄，在周末與假期，常就這個主題發表演講。
他的話在我心裏產生了古怪的反響，糖業大王馬特修·哈瑞吉男爵的雕像隱約出現在艾米莉·埃爾哈特這位忘年小友的身後。他現在在糖廠工作，通過巡迴演講以增加收人，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得梅因市的那座圓形劇場裏講演過，我也不知道那座圓形劇場還在不在。
“她還活着，”他在電話里興緻勃勃地告訴我，儘管他的聲音低沉，聽起來還是像個孩子，“她現在改名叫伊蓮娜·伯拉姆，住在新澤西；弗萊德·努南也活着！”
“如果他還活着，他的頭一定很疼。”我說。
“什麼？”
“沒什麼。聽着，羅伯特，很高興接到你的電話——”
“弗萊德·努南是那個名叫威利姆·萬·杜森的傢伙，那個前空軍少校和那本書的作者調查了他們兩個人：萬·杜森與伯拉姆，發現他們兩個人的背景材料都是偽造的，這看起來好像是根據目擊者保護法案在保護他們。”
“我不認為他們是受到目擊者保護法案保護的人。”
“你怎麼知道？如果艾米莉變成了東京羅絲，也許當局會想方設法……‘隱藏’她。”
“羅伯特，接到你的電話真是太好了。”
“你不想為我調查這件事？”
“你打算雇我？”
“我雇不起，我只是個工人。”
“我工作也是為了謀生，羅伯特，謝謝你打來的電話，祝你好運。”
事情就是這樣，我不知道應該為羅伯特·麥爾斯感到高興還是感到悲哀，他與艾米莉的友誼讓他的一生都富有意義；然而，他也生活在苦惱之中，這麼多沒有答案的問題穿插在他的生命里，讓他的思想變得沉重。
我當時也在場，我與他坐在起居室里，我了解他所知道的一切；只是；他不知道我了解的事情罷了。
那本聲稱伊蓮娜·伯拉姆即是艾米莉·埃爾哈特的書的作者遭到起訴，書也被從書架上撤下來。這件事一直索繞在我心中，一九七○年的某一天，當我訪問曼哈頓A—I偵探事務所時，我順路去了紐約貝德福希爾斯。我在福斯吉特鄉村俱樂部活動室的酒吧里找到了伊蓮娜·伯拉姆，她正同另外三個女人在一起。這些女人看起來都快七十歲了，她們似乎很高興有一個相貌英俊的年輕傢伙來拜訪，儘管他已六十中旬了。
我立刻認出來誰是伊蓮娜，她的確與阿美長得很像，雖然她的鼻子與阿美略有不同，更寬，更大；而那雙眼睛卻與我夢繞魂牽的眼睛一樣，是熟悉的灰藍色。
她站在那些女人身邊，穿着高爾夫襯衫與短褲，看起來非常性感。我對伊蓮娜說：“我叫內特·黑勒，我們有一位共同的朋友。”
“哦？”她向我微微一笑，“是誰？”
“艾米莉·埃爾哈特。我知道你曾經是一名飛行員，你同她一起飛過嗎？”
“當然，我曾在九十九飛行大隊……哦，我的上帝，我希望你不要相信那本書上所說的鬼話。”
那句“哦，我的上帝”讓我驚然一驚，這是阿美最喜歡說的口頭禪。
但她不是阿美，阿美不會在望着我時對我們曾經擁有的感情無動於衷。如果由於某些異乎尋常的因素，她果真是阿美：她在那夜的槍林彈雨中死裏逃生，被送到東京，在那裏被日本人洗了腦，然後返回家鄉，又再次被山姆大叔洗了腦……這些匪夷所思的情節是真實的，還只是一種可笑的推測，我已不想知道。
不論這個女人是伊蓮娜·伯拉姆，還是艾米莉·埃爾哈特，我只確定了一件事：我的阿美已不在那個老婦人的眼睛裏了。
我同那些女人們坐在一起，她們喝一種熱帶飲料，而我喝朗姆酒。有一個女人是個寡婦，有一個可愛的男孩和一張優雅的臉孔，我猜我可以得到她的青睞。但是，我已經是一個結了婚的老男人了，我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改變了。
伊蓮娜·伯拉姆死於一九八二年七月，她把遺體捐獻給了科學，她的家人遵照她的遺囑，沒有讓那些追逐在她身後想確認她的真實身份的獵奇者得到她的指紋。
大陸DC——10飛機懶洋洋地盤旋在塞班島上空，透過雲層，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島的輪廓。飛離關島四十五分鐘了，布迪·布殊，他的二人攝影小組，還有我坐在飛機上。第一眼瞥見塞班島，感覺這座狹長的小島到處覆蓋著叢林，一座大山從島的中部隆起；當飛機飛得低一些時，嵌着貝殼的懸崖，白色的沙灘次第顯露出來，還有公路、樓群與耕耘過的莊稼。
從空中俯瞰的塞班島與我在“美國人”號縱帆船或它的救生艇上看到的略有不同，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每個到過塞班島的人都會對它念念不忘：環繞着小島的海水藍得耀眼，綠得眩目，如同一塊巨大的祖母綠寶石，呈半透明狀態。
“總有一天，我要帶我妻子來看一看，”布迪說，“她不相信我所說的海水是多麼美麗的話。你以前來過這裏，內特——在別的地方看到過這樣的海水嗎？”
“你越喜歡這裏，布迪，”我說，“你從我身上得到的東西就會越少。”
布迪因為沒能讓我向他透露我過去在塞班島的經歷而感到沮喪。
“夜晚的星星……”他又開始了。
“又大又亮？宛如鑽石？”
“回想一九四五年，那時每個晚上我們都躺在帳篷里的帆布床上，聽揚聲器里傳來的胡根·卡米歇爾的《星塵》……他的這首歌似乎是專門為塞班島而唱的。”
“我表示懷疑。”
“好了，”他防範似的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它這樣的小島，成群的星星散落在夜空……是我那時太年輕的緣故，還是記憶在同我開玩笑？”
“我也經常問自己這個問題。”我說。
即使從空中俯瞰，第二次大戰留在小島上的創痕也是顯而易見的，戰爭的陰影仍不時浮現在小島和平的氛圍里：離海濱幾百碼遠處有一輛沉沒在海中的坦克半露出水面，一艘駁船的殘體擱淺在珊瑚礁上，一架失事飛機的殘骸一半沒在水中，一半橫卧在岸上——水晶般藍色的海水裏閃耀着金屬銀色的光芒。
DC——10降落在考伯勒機場，靠近以前的艾斯里特·海納達機場——又叫伊斯雷機場。我們在跑道上滑翔時經過一座有着木屋頂的混凝土結構的機庫，上面白色的“塞班島”幾個字發出刺目的光芒，這個機庫同另外兩個半圓形的活動機庫就是塞班島飛機場的全部設施了。
“這是我第四次來這兒了，”布迪一邊走下飛機，一邊說，“我一直不習慣戰後的這些改變——沒有吉普車，沒有軍用卡車，沒有士兵、水兵與海軍陸戰隊員。”
這座由查莫羅人經營的小飛機場是一個熙來攘往的熱鬧地方，充斥着各種語言與聲音——世界各地的旅遊者趕往這個度假天堂：歐洲人，阿拉伯人，但絕大多數是日本人。布迪曾經告訴過我，日本人把塞班島當做戰爭紀念館與蜜月旅行勝地的混合體。
“是啊，他們正在買回在戰爭中失去的這片樂園小島，”他在飛機上曾對我說，“每次一小塊。”
事先安排好的福特篷車在等候着我們，我們把手提箱、攝影器材與錄音設備——它們放在輕便耐用的飛行用箱子裏——裝到車后。那兩個攝影師也來自達拉斯，菲爾是一個相貌清秀的傢伙，有自己的影視製造公司，通過給我們的這次訪問弄來了證件而成為布迪的合伙人；斯蒂夫是一個瘦弱的留着鬍子的長頭髮男孩，起初我把他當成障皮士，後來才知道他是越戰中的老兵——他們兩個都對攝影技術很在行。
從機場出來的公路兩側，還看得到日本人修建的機關槍混凝土掩體；鮮紅的械葉瓶術盛開在碎石鋪設的海濱大路旁，在“西丑坎”當年驅車領我參觀這個小島時，這條路還只是一條塵土飛揚的土路。現在，汽車的數量已經超過了自行車，但仍有很多人乘坐着后一種交通工具，上面還經常載着日本遊客。
我們經過了幾個當年的土著村落，現在它們已變成了一座現代化小鎮——查蘭·卡諾，銀行、郵局、商業區，木結構的房屋與帶鐵皮屋頂的小房子，這一切都非常像舊日的戈瑞潘城—一還有蘇蘇皮，這座小城裏駐有陸軍。我們在一座名叫陽光酒館的汽車旅館前停下車，旅館後面是一座高中棒球場。
“現在，我猜你可能會認為我是一個吝嗇鬼，”布迪說。我們正在把行李從車上卸下來，搬進那座看起來像是阿肯色州的脫衣舞俱樂部的汽車旅館，“但是如果我們住進戈瑞潘市中的那些新建的旅遊大廈里，我們也許會在同當地人說話時惹麻煩。”
陽光酒館有一個獨立的飯店，我們可以在那裏坐下來，一邊喝咖啡，一邊就查莫羅人的話題無所顧忌地交談。
“我不喜歡住在這裏，”我說，“但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兵，我同意你的看法。在我們住在島上的這段日子裏，你介意我到戈瑞潘市裡兜一圈嗎？”
“一點兒也不，”布迪輕輕地笑起來，“急着去重遊舊地？”
“我想是‘重遊故地’。”
“在德克薩斯州人們不這麼說。”
戈瑞潘市沒有改變，它是完全隨風而逝了。這座新城，這座也叫做戈瑞潘的新城，甚至與舊城不在同一位置，它的位置更靠南些。密克羅海濱沿岸矗立起許多觀光旅館。布迪帶我去糖業大王公園，馬特修·哈瑞吉男爵雕像所在的那個公園現在已變成了一座小植物園。但是，陳列在棕櫚樹與械葉瓶木之間的——深受日本孩子喜愛的——卻是一個紅白相間的火車頭，靜靜地卧在曾經環繞塞班島的鐵軌的殘段上。這個火車頭可能就是很久以前我在坦那帕哥港口看見的那個。
“這座雕像是歷經戰火卻得以保存下來的早先戈瑞潘城的遺物之一。”布迪對我說，他的攝影小組正在附近拍攝着公園的景色。
“這個男爵的左側太陽穴上好像有個彈孔。”我一邊說，一邊又走近看了一眼。
“是的，在我們駐軍島上時，我們曾用它當靶子練射擊……只有兩座屬於舊戈瑞潘城的建築物依然挺立——如果‘挺立’一詞用的沒錯。”他用下巴向街道另一側一點，在茂密的草場上透迤着一道舊醫院的圍牆，“那是老帝國醫院……離那兒不遠，是老戈瑞潘監獄，都被野草覆蓋住了。我們應該到那裏拍些照片。”
“我就不去了。”我說。
他驚訝地皺起了眉頭，“你不想同我們一起到監獄去看看？”
“如果你不介意，是的。”
“好吧，那麼我們改天再去，反正我們要同薩美·慕尼茲見上一面。”
薩美·慕尼茲在陽光酒館的咖啡室里同我們會了面，他是社區的成員之一，也是密克羅尼西亞議會代表成員，此前很多次，他阻止了那些來島上調查埃爾哈特之謎的探險者。
但布迪·布殊是一個善於鑽營的傢伙，到塞班島來了三次之後，他交了一大群朋友，當地汽車經銷商的頭領——他為我們提供的篷車——為我們安排了與慕尼茲的會面。慕尼茲是一個結實但並不強壯的查莫羅人，三十中旬，雞蛋形狀的腦袋上有一張略顯憂鬱的臉。
“你曾在這兒的軍隊裏服過役？”慕尼茲問布迪，他戴着一副太陽鏡，穿着黃綠色相間的熱帶風格運動衫和一條藍色短褲，“在戰爭時期嗎？”
只有布迪、慕尼茲和我坐在咖啡室里，兩名攝影師沒有來。布迪與慕尼茲喝着咖啡，但天氣———八十度左右，如果不這麼悶熱，簡直可算是天堂——使我只能喝可樂。
“是的，”布迪說，“在海軍陸戰隊。”
“你也是嗎？”慕尼茲問我。
“我也在海軍陸戰隊服過役，”我說，“不過不在這裏，在瓜達爾卡納爾島。”
“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傢伙給我留了一個紀念品。”慕尼茲說，笑容很詭秘。他的英語發音近乎完美，除了一點兒顯得呆板的西班牙式輕快的節奏。
“島上這樣的紀念品會有很多。”布迪溫和地說。
慕尼茲拍了拍大腿，“我身上的是一塊手榴彈碎片，還在我身上。它叫什麼名字？”
“榴霰彈。”我說。
慕尼茲微笑着，點了點頭，“那個扔榴霰彈的海軍陸戰隊員顯得非常不安，他向我們道歉，並親自為我包紮傷口。他原以為我們是日本人……你們美國人對待我們要比日本人好一些。”
“慕尼茲先生……”布迪說。
“薩美，我所有的朋友都叫我薩美。”
“好的，薩美，我想你知道，我們到這裏是來調查艾米莉·埃爾哈特與她的領航員弗萊德·努南的下落的。很多像我這樣的人來過這裏，你們的很多島民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是，每一個看起來都像是……二手貨，我們需要目擊者。”
慕尼茲嘆了口氣，沉思了半天時間，然後說：“布殊先生……”
“布迪。”
“布迪，我能夠找到這樣的人同你們交談，但只是怕有些人不願意談，你攪起了塞班島人對可怕的往事的回憶，島上的每一個家庭幾乎都在日本人佔領期間失去過親人。上百年來我們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以求逃脫懲罰，逃避報復。挺身而出，在公眾面前做證，即使是現在，也是一件自找麻煩的事。”
“來自日本人的麻煩？”
他點了點頭，“他們開始再次統治我們這座島了——用另一種方式，那些衝撞他們的人會倒霉。而且，在戰爭期間，本地還有一個由查莫羅人組成的土著警察勢力，專門為日本人效力，那些惡棍們折磨、拷打他們自己的同胞，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還活着。”
“像傑蘇斯·薩伯蘭？”我問。
慕尼茲很驚訝我居然知道這個名字，他眨了一下眼睛，說：“是的。”
“我聽說很久以前他被人開槍打死了。”我說。
布迪瞪大了眼睛盯着我。
“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可怕的原因之一，”慕尼茲說，“那些槍並沒有要他的命……是的，他仍然活着，並且比十條毒蛇更邪惡。”
“他現在做什麼？”我問。
“在廢品收購公司。”
“沿街收購廢品？”
“不！他在原水上飛機基地的舊址上開了一家舊貨堆放、分類與出售的公司，他僱用查莫羅人收集廢金屬——叢林裏到處都是戰爭的遺骸——把它們賣給日本人。”
那麼說，這個“占哥凱丑”是一個破爛王了。
“他住在查蘭·卡諾城外的一幢漂亮的小房子裏，”慕尼茲說，“他喜歡獨居。”
“他喜歡錢嗎？”
“那是他最大的愛好，你對這個男人感興趣嗎，黑勒先生？”
“叫我內特，薩美。我只是聽說他知道很多關於艾米莉·埃爾哈特與弗萊德·努南的事。”
慕尼茲興緻勃勃地點點頭，“他們說他比島上任何一個人知道得都要多，以前，他曾主動提出要談論這些事。”
這對布迪顯然是個新聞，“我從未與他交談過。”
“其他人同他談過，弗萊德·高爾納，葛維斯少校，但沒有人付過傑蘇斯索要的價錢”
我喝了一口可樂，“你能給我們安排一次會見嗎？”
“他不會同時會見一個以上的人，曾經有一次，幾個男人襲擊了他——一個在二戰期間居住在戈瑞潘城的調查者同幾個關島警察。”
“啊，他害怕了。”
“是的。”
“好吧，”我輕快地說，“布殊先生想去看看那座監獄，而我沒有興趣。也許你可以安排我同薩伯蘭先生見一面，當你與布迪還有他的攝影師參觀舊監獄的時候。”
看起來大家都同意了這個建議。我們還需要另外一輛汽車，但布迪說那不成問題，他可以給他汽車經銷商朋友打電話。
接下來的三天時間裏，我們同慕尼茲提供給我們的查莫羅人逐一會面，我們同他們在陽光酒吧的咖啡室里做非正式的交談，談得好的就被邀請到攝影機前。我們花了兩天的時間做採訪前的準備工作，並在糖業大王公園裏拍攝了一些鏡頭作為背景。
兩個來自聖洛村的農民給我們講述了同一個故事，他們曾在坦那帕哥港口看見過一男一女兩名飛行員，後來又在戈瑞潘城見到了他們；一位退休的牙醫沒有見過那兩個白人飛行員，但他在給日本軍官出診的時候，聽他們談論過被當作間諜逮捕起來的那兩個美國飛行員，那些軍官還就美國人使用女人當間諜一事開起了玩笑。
慕尼茲的姐姐，現在已經六十中旬了，曾在那家旅館，“空拜亞士·羅坎”，做洗衣女工，她說那個美國女人很善良，並舉出了幾個事例；她甚至認出了阿美的照片。
一個曾在伊士·紹頓商店——空拜亞士·羅坎旅館旁邊的那家商店——作過店員的男人；說他經常在二樓的窗戶里看到阿美。
一個舉止文雅的中年婦女說她叫瑪蒂達·福斯特·阿瑞拉，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查莫羅人，他們一家曾住在空拜亞士·羅坎旅館的對面。她的英語說得不好，於是她用查莫羅語同我們交談（這種語言在我聽起來如同西班牙語、法語與鳥叫的混合體），慕尼茲來翻譯。當她說到阿美幫助她複習功課，並送給她一枚鑲着珍珠的金戒指時，我知道她所說的是實情。那枚戒指在戰亂中丟失了。她還說無論那個女人走到哪裏，身後都有查莫羅保安警察跟隨着。
她還注意到了那個白種女人脖子上的灼痕，她認為是油燙的。
我沒有糾正她。
唯一一張熟悉的臉孔出現了，空拜亞士·羅坎旅館的辦事員，現在他已經成了那家旅館的主人。看起來他似乎沒有認出我，這有點傷害我的自尊心——難道不是我饒了他一命嗎？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也許他認出了我，這就是他為什麼沒有提起那個教士和被打死在旅館門廳里的那個查莫羅人的原因。
這些人還有另外八個證人所講述的內容拼湊成如下的故事：兩個美國飛行員，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在坦那帕哥港口被帶上岸；那個女人梳着短髮，衣着打扮像個男人，而那個男人的頭部受了傷。他們被帶到當地警察局，然後被送進監獄。那個女人在監獄裏只待了幾天，之後被轉送到軍方關押政治犯的旅館。看起來似乎沒人知道在這些神秘的白人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他們被判了刑。
布迪很高興，他為他的記錄片找到了幾個好證人——幾個會說英語的查莫羅人，這非常有幫助。但採訪沒有什麼新發現，這又令他非常苦惱。我說這也許是因為一度來塞班島獵奇的人太多了。
這個德克薩斯倫噘起了嘴。
慕尼茲說：“你們也許會發現同布萊絲夫人談一談是值得的，我姐姐說這個農婦知道一些關於艾米莉的事情，但她不願到鎮上來，她並不經常進城，你們也許應該去拜訪她。”
事情依然沒有什麼進展，到了第四天，再沒有其他的採訪者了，於是我們開車沿着一條曲曲折折的小土路，去了鄉下。路兩邊樹葉茂密，亭亭如蓋，我們的篷車如同行駛在綠色的隧道里。然後，土路斜插進大片的莊稼之中，慕尼茲指着一座中型的鐵皮頂木屋說：“到了。”
布萊絲夫人是一個小巧玲瓏而又顯得高貴的女人，大約六十歲左右的年紀，皮膚光潔而微黑，這樣的皮膚甚至會引起年輕一些的女人的嫉妒。她穿了一件黑色、白色與黃綠色圖案相間的連衣裙，看起來年輕而活潑。在一片隨風搖曳的甘蔗園前面，由慕尼茲充當翻譯，她給我們講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故事。
她的開場白同其他許多人一樣，在坦那帕哥港口看到了兩個美國人，一男一女，他們被押往位於小鎮廣場的警察局。但幾年以後，她又一次見到了那個美國女人。
“她說當日本士兵駕駛的摩托車載着那個蜷縮在座位上的白種女人經過時，她正在地里幹活兒，”慕尼茲說，“那個女人被矇著雙眼，另一輛上面坐着兩個日本土兵的摩托車跟在後面。布萊絲夫人說她悄悄地尾隨在這一行人的後面，沒有被日本兵發現。他們把那個女人帶到了一個早就挖好了的土坑前，他們讓那個女人跪在坑邊上，從她的臉上扯下蒙眼布扔進了坑裏。然後，他們向她開了槍，打在她的胸前，她向後仰跌進墳墓里。”
“出事地點是在這個農莊附近嗎？”震驚的布迪問。
慕尼茲轉譯了布萊絲夫人的回答，是在另一個農莊，靠近戈瑞潘。她從那個地方很快跑開了，害怕日本士兵發現她；但過後她又返回到那裏，看到墳墓已被填平了。
“布萊絲夫人，”布迪說，句子幾乎不連貫，“你還能再找到那個地方嗎？”
她說那座墳墓就在島上最大一棵麵包樹下，她曾到那樹下去過許多次。日本人奪走了莊稼地里長出來的所有糧食，她和她的一家人只能靠這棵樹上結的野果裹腹。
很快，我們回到篷車裏，布萊絲夫人坐在駕駛員旁邊的座位上，布迪坐在方向盤前，他全身都由於期望而顫抖。我不知道應該想些什麼，老問題又浮上來了，那一夜日本人把阿美從海里撈出來，只是為了稍後再處死她嗎？他們放在摩托車座位上的是阿美的屍體嗎？布萊絲夫人在那座無名的墳墓前所見到的一幕是日本兵對阿美遺體的再次褻讀嗎？
布萊絲夫人指點布迪開車到達的地方是一片開闊的停車場，像恐龍一樣停放在那裏的推土鏟、拖拉機與其他重型設備堆放在那裏，它們不應該放在那裏的，所有這些設備都被一道七英尺高的保安圍牆圍了起來，圍牆上頭拉着帶倒鉤的鐵絲網。
圍牆內似乎並沒有麵包樹的影子。
然而，布萊絲夫人一口咬定，她不會認錯地方。
“這地方看起來好像是公路維修保管站，”我說，“這就意味着要同官方打交道了。”
布迪點了點頭，“我們有一堆繁文褥節要對付了。”
她的嘴唇抿成了一個冷笑，說：“你不是他的朋友，對嗎？”
“我是他的孿生兄弟，在出生時就同他分開了。”
她大笑起來，她並不笨，“他在飯館裏，他是你的了。”
我又穿過了一條掛在門口的珠簾，走進了一間低矮的沒有裝修過的餐廳，餐廳內有十來張桌子。現在距離吃晚飯的時間還早，因此餐廳里幾乎沒有人，除了一個戴着海軍工程營帽，穿着肥大而破舊的士兵工作服的脖子粗壯的胖男人，他正在埋頭對付一盤粘乎乎滑溜溜的海苔，像孩子吃通心粉一樣吃着它們。
我穿着黑色T恤衫和卡其布褲子，外面套了一件卡其布夾克，在這樣的天氣里根本不需要穿這件夾克，但我需要把點三八口徑的左輪手槍放在右邊的夾克口袋裏，以免他萬一認出了我。
我當然給了他每個機會，當他吃海苦時，我就站在他桌子前，面對着他。他抬起那張佈滿麻子與刀疤的鬍子拉碴的臉，用輕蔑的眼光瞟了我一眼，這種眼光並不是針對一個曾在他小腹上打了一槍的牧師的，對任何人他都這樣。
“你就是那個美國人？”他一邊咀嚼着一邊問。
他大約六十歲左右了，除了頭髮有些花白，留起了絡腮鬍子，臉上多了些皺紋外，並沒有什麼大大的變化。
“是的，我就是那個美國人。”
他從一個沒有標籤的酒瓶里給自己倒了一杯紅葡萄酒，“坐下，我從不仰視任何人。”
我坐了下來，一隻手放在裝左輪手槍的口袋裏，“艾米莉·埃爾哈特的故事你要多少錢？”
“那可是一個好故事，是真的。”
“多少錢？”
他輕輕地笑起來，他的嘴裏有一顆金牙。
那天下午，我駕駛着布迪的汽車經銷商朋友借給我的吉普車，開往查蘭·卡諾鎮赴一個老朋友的約會。布迪與他的攝像小組要拍一些布萊絲夫人在她的農舍里的鏡頭，之後，他們打算拍攝戈瑞潘監獄的情景。我在一家五金店前停下車，買了一把大砍刀，然後我繼續又開了一段路，把車停在塞班風格中心區前面。
位於查蘭·卡諾鎮北郊的塞班風格中心區是一座有着鐵皮屋頂的搖搖欲墜的大廳，前面是飯館與裝飾品店，沾滿了蠅糞的裝飾品店的櫥窗里擺着兩個時裝模特。穿過裝飾品店——廉價的日本玩意兒：紙扇、上弦玩具、草裙娃娃觸目皆是——我拂開垂到地上的珠子門帘，進入到後面的酒吧里，嘎嘎作響的空調吹出來的冷氣迎面撲來。
陰冷的空氣與酒吧內幽暗的光線倒很協調，我摘下太陽鏡，感覺到與戴着時並無太大的分別。唯一的光亮是由釘在牆壁上的聖誕樹上的小燈泡發出來的，外表花哨俗氣的投幣電唱機正播放着威爾森·皮凱特的歌曲《午夜時分》，儘管現在才下午兩點鐘。
五、六個聚在酒吧里的查莫羅男人回過頭來略顯吃驚地看了一眼我這個剛剛走進酒吧的白人，然後回過頭去繼續喝酒。女招待們——妖燒的查莫羅女郎穿着不相配的比基尼胸罩與熱褲——見到我很高興，其中有三個女人已經像鯊魚追逐着血腥一樣擁到了我的身邊。
第一個走到我身邊的女人取得了對我的擁有權，她有着令人心跳的身材和一頭可笑的淡金黃色的頭髮。
“你想做什麼，先生？”
“確切地說，不是我想做什麼，”我說，“但是我想知道傑蘇斯·薩伯蘭是否在這裏。”記憶中的要白，這個破爛王當然看得起牙醫了。
“兩千美元。”他說。
“我可以出到十。”
他的黑眼睛亮了起來，“一萬？”
“不，十美元。你認為這麼做怎麼樣？我們一起從那些有錢的德克薩斯倫身上弄他個二萬美元？”
他皺起了眉頭，“五五分帳？”
“對，這樣你就可以得到一萬。”時間讓他變得遲鈍了，或～許是廉價葡萄酒的關係。
那雙眼睛曾經讓我驚然過，因為眼神中透露出來的機敏，現在，它們眯了起來，似乎他腦殼中正有什麼東西試圖往外沖。
“我認識你嗎？”他問。
“我以前從未來過塞班島。想幹嗎？”
“讓我先聽聽你的計劃。”
我向前傾了一下身體，“他們想找到艾米莉·埃爾哈特的墳墓，讓我們指給他們看。”
“……我不知道它在哪兒。”
“這沒關係，”我聳聳肩，“我在吉普車裏有一口袋骨頭——我是從美國把它們帶來的。”
“什麼樣的骨頭？”
“女人的，四十多歲的年紀，死了三十多年。”
“你怎麼做的？掘了別人的墓？”
“說對了。現在，如果一個塞班島民……與過去發生的事有些牽連……能領着那幾個德克薩斯佬到叢林中的一座墳墓……”
聽到一半，他開始微笑起來，他的確仍舊聰明，然而，還沒有聰明到能救自己的命的程度。
“但首先，我們要去埋那些骨頭，”我說，“今夜我們在老戈瑞潘監獄見面，我們把骨頭埋在那附近……帶把鐵鍬來。”
他仍在笑，點着頭，很喜歡這個主意，“什麼時候？”
“還能在什麼時候？午夜。”
我們沒有握手，只是彼此點了一下頭，然後我離開了那裏，留下他一個人繼續吃海苔。
那天晚上，在我們住宿的陽光酒館的房間裏，布迪·布殊顯得很興奮。
“他們讓我們挖掘了，”他說，“問題是，他們只給我們明天一天的時間……星期天……當那些設備閑置不用的時候，否則我們會妨礙他們施工。”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我們帶着從公墓管理人那裏借來的推土機（和他的一個僱員）來到布萊絲夫人確定埋葬艾米莉的那片停車場。碎珊瑚路面和兩英尺深的表土層被挖開了，然後，慕尼茲雇來的兩個查莫羅男孩開始在那個地點挖起來，菲爾與斯蒂夫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拍攝下挖掘工作的全過程。到了下午三點鐘，我們挖出了一個四英尺寬，十二英尺長，三英尺深的壕溝來，是空的。
“你認為那些日本兵會把她埋在多深的地方？”布迪問我。
“嗯，”我撫摸着有些僵硬的左臂，“可能會很深。”
“你知道，如果我們稍有偏差，我們就會距墳墓的位置三英尺遠，而且自己還他媽不知道！”
這時斯蒂夫大喊了起來：“嗨，那是什麼見鬼的東西？”
那個東西被證明是這次探險活動的發現，並成為布迪紀錄片：《墳墓的遺迹：艾米莉·埃爾哈特的死刑》的主要內容。那是一條破爛不堪的黑色布條，看起來像是用來蒙眼睛的，它的兩端被裁得很細，可以在犯人的腦袋後面打結。
布萊絲夫人確認這塊布條就是當日本兵處決艾米莉時，蒙在艾米莉眼睛上的那一塊。
由於珊瑚土壤的基本成份是石灰，人類的屍體經過這麼多年以後極可能被侵蝕，化成灰，化成土，因此那塊蒙眼布也就成了艾米莉·埃爾哈特留在世上的最後的東西，如果她的確被埋在那棵麵包樹下的話。
即使到了現在，上了年紀的布迪·布殊仍在計劃着最後去一次塞班島（第六次），一次心臟病發作也沒能讓他打消這個念頭；與此同時，新一代的埃爾哈特崇拜者們還計劃着要去馬里亞納群島及其他南太平洋的小島上去探險。
當然，如果艾米莉隱藏在伊蓮娜·伯拉姆的被洗過腦的軀殼下面，那麼，這些崇拜者們苦苦尋找的艾米莉的遺體則早已捐獻給了醫療科學事業並在很久以前就被丟棄、焚化掉了。
我最後終於決定寫出我的故事，是因為我認為無論如何不會有人相信我；如果當局不喜歡這個故事，他們可以起訴我，或者見他們的鬼去吧。
我相信阿美在那個風雨之夜死在坦那帕哥港的海水裏了，當她同我一起游向自由的時候；也許，蘇朱克局長的手下人的確打撈出了她的屍體，而日本士兵的確用摩托車把矇著眼睛的她拉到了靠近戈瑞潘城的那座無名的墳墓前。也許，當你讀到這本書的時候，布迪或者其他的後來探險者已發現了更多的證據，能確切地指出艾米莉·埃爾哈特到底埋在了哪裏。
總而言之，我只確信一件事。
找到艾米莉·埃爾哈特的屍體可能要比找到傑蘇斯·薩伯蘭那個畜生的屍體容易些。
新聞界稱她為“琳蒂小姐”，她的家人們叫她梅爾，少女時代的夥伴喜歡喊她米莉，某些朋友則稱呼她為瑪麗（弗萊德·努南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保羅·門茲嘴裏的“安琪兒”，她丈夫口中的“A·E”。對世界而言，她是艾米莉·埃爾哈特，但對我來說，僅僅是對我，她是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