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到西圖艾特的旅行

引言 到西圖艾特的旅行

從一開始,神秘與爭執就伴隨着鐵達尼號的沉沒走入歷史。這艘世界上最碩大、最奢華的蒸汽船——船上一等艙的乘客都是當對世界上的名人——英國郵船鐵達尼號,於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的白天開始它的處女航。在撞上了被上帝或者命運之手安排的,用以向天真地認為它永遠不會沉沒的人們挑戰的冰山之後,於四月十四日夜晚與十五日凌晨永遠地結束了它的航行。

沒有人能確切地統計出到底有多少人在那個星光清朗的夜晚死於寒冷的大西洋海水中。調查這起災難的美國人估計有一千五百一十七名死者,英國的死亡人數記錄只有一千四百九十人,而英國貿易委員會則宣稱死者有一千五百零三人。今天,各種各樣的權威機構一致認定死亡人數最低不少於一千五百零二人,最高不超過一千五百二十三人,但是沒有一個機構,不論是現在的還是過去的,提到過在鐵達尼號沉沒之前的兩個死者。

兩個被謀殺者。

在這個故事以適當的方式開始,而我也在這個神秘的古國里找到適合我的位置之前,我想告訴我的讀者們,我是如何知道鐵達尼號上的那兩個死者的事情。還有這個撲朔迷離的歷史註腳是如何難倒那些比我更有發言權的學識淵博的泰坦尼克專家的!

同現代生活中的大多數情形一樣,它始於一個電話。

就像絕大多數作家一樣,我經常被一些陌生人,一些自詡為我的合作者的人們打擾,他們聲稱頭腦中有精彩的構思,或者有不同尋常的生活經歷,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記錄下來。那些曾卷人到犯罪中(作為受害人,或者罪犯),或者曾在一場戰爭中(通常是二次大戰,或者是越南戰爭)死裏逃生的人們,都確信他們的經歷是獨一無二的,紐約的出版商與荷里活的電影公司會蜂擁而來,為了把他們的故事同那個翹首以待的世界分享而扔給他們大把的錢。

當然,這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那些傢伙們為了追名逐利,一邊刮著即開即獎的彩票,一邊把他們沒有時間界限的故事無數次地講給便利商店的售貨員聽;此外,作家們通常喜歡自己構思情節,而我,作為一名偵探小說家,也不喜歡成為捉刀人而代某個傢伙撰寫他的戰爭回憶錄,或者把他在北美大草原上的傳奇經歷變成圖書市場上的作品。

因此,在那個星期天的傍晚,當我在依阿華州的穆斯卡地家中接到那個電話之後,我感到有些疑惑,那個打電話來的傢伙甚至拒絕透露出他的名字。

“有人向我推薦了你。”那個男人說,聲音如同笛盧般低沉,略帶一絲別的地方的口音,哪裏的呢——法國?加拿大?

“推薦什麼了?誰推薦的?”

電話顯然是從遙遠的地方打來的;裏面有嘶嘶的噪音,讓人心裏發癢。

“一個共同的朋友。”

“什麼樣共同的朋友?”

“我有一個好的構思要送給你,它會寫成一本了不起的書,拍成一部了不起的電影。”

我揉了揉眼睛。“真的?”

“我讀過你的小說。”

“哪一本?”

“關於林德伯格的那一本,很不錯。”

這麼說來,他至少為我花了一些時間,他也打算在那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裏佔有一席之地嗎?

但是恭維,就像忠誠一樣,會立刻被所有的作家接受。

“謝謝。”我說,“那本書我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是一個有趣的案子,你認為你解決了那個綁架案?”

“我認為我的答案比得上任何人提出的假設。”

他停頓了一下,靜電聲在空蕩蕩的空氣中嘶嘶作響,我根據那個聲音想像着那張臉孔:三十歲左右的年紀,粗獷的面容,沾沾自喜的微笑……

“你喜歡歷史,你喜歡尋找歷史上的謎團,是不是?”

“是的,這也是某種專業……好了,聽着,謝謝你打來電話,我在研究艾米莉·埃爾哈特時也接到過一個電話,你也許同他一樣——想要了解一些內幕。”

一些書迷打電話來通常都是想問一問最新一本書的書名,什麼時候出版。但是我那位口音含糊的通話者顯然對我沒有這方面的興趣。

“泰坦尼克怎麼樣?”他問。

“什麼怎麼樣?”

“人們對它很感興趣,出了許多書,拍了許多電視。巴拉德的潛水紀錄片播得很火。”

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了他在談些什麼,不久以前,羅伯特·巴拉德先生在海底發現了鐵達尼號的殘骸,這已成為特大新聞,他為此大賺了一筆錢。即使在巴拉德之前,人們對鐵達尼號的興趣也從未減弱過,從孩提時代起,我就知道了那艘沉在海底的著名的船隻。我們這一代的孩子都看過沃特·洛德的那本《記憶中的一夜》,在那家富麗堂皇的大劇院拆毀之前,我還在那裏看過關於鐵達尼號的電影。

那位匿名的通話者觸動了我久遠的記憶,然而我對鐵達尼號沒有什麼興趣,我只對船上那些著名的乘客有着職業上的興趣……

於是我說:“泰坦尼克,是的,是的……這就是你的構思嗎?有關泰坦尼克的一些事情?關於它為什麼沉沒和如何沉沒的新理論還是別的什麼?”

“你知道,巴拉德,他稱我們為墳墓掠奪者。”

“稱誰是墳墓掠奪者?”

“巴拉德認為船的殘骸是海底公墓。”

“是某類墓地吧。”

“不止如此。”

“看,”我說,既感興趣,又覺得惱怒,“你在說些什麼?你也是巴拉德探險隊的成員之一嗎?”

“不是巴拉德的。”

“那麼是誰的?”

我早已注意到法國海洋調查局忽略了巴拉德先生讓鐵達尼號原封不動地留在海底的意願,他希望這艘船不要被打撈,船上的器皿不要被移動,但法國海洋調查局進行了幾次探險活動,目的恰恰就是為了違背巴拉德先生的意願。許多器皿重見天日,絕大多數是從沉在海底的斷為兩截的船體之間的垃圾場中打撈上來的,這些器皿曾在泰勒·薩瓦爾斯主持的電視節目中做過大張旗鼓的宣傳,然後,它們被鄭重其事地陳列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中。

他繼續說:“你知道,他們,還有巴拉德,之所以沒有受到懲罰,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到任何屍體。”

儘管不是專家,我仍然記得看過的文件中提到許多科學家與探險家都期望在那樣深的海底,在缺少氧氣的情形下,鐵達尼號能或多或少地完整保存下來一些愛德華時代的東西——不被腐蝕的傢具,衣服,甚至人類的屍體。

這個理論,像大多數有關鐵達尼號的理論一樣,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深海生物吃掉了纖維與木頭——還有肉與骨頭。一雙鞋子,腳外面的部分都被吃掉了,這是任何企圖尋找鐵達尼號遺物的人面對的現實。

正如我那位匿名的通話者指出的,鐵達尼號的各類訪問者,不論是為了拍攝一些資料照片的攝影師,還是為了打撈器皿的探險家,都得到了杜會的認可,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到人類的遺骸。

那艘銹跡斑斑的幽靈一樣的船骸如果把人類的遺骨與瓶子、彈簧床墊、碟子與玩具一同拋擲在那片垃圾場中,該會是一幅多麼恐怖的景象。

“聽着,”我說,幾乎要掛斷電話,“你必須告訴我你的名字。”

“我還不認識你,也還不相信你。事關一大筆錢,而且很危險。”

“為什麼危險?”

“我簽了一份協議要守口如瓶。我拿了錢。”

“為什麼事?和誰簽的?見鬼!”

“……我不能說。”

我把電話從臉旁拿開,凝視着它;然後我又把它貼近耳邊,厲聲問:“那麼,你為什麼要來打擾我?”

電話那一端沉默着,只有靜電的干擾聲。

“……他們認大船上的廚房是值得一看的好地方,各類東西都毫髮無損地擺在那裏……碟子,銀器,罐子,鍋……你知道鐵達尼號上白星航運公司的碟子值多少錢嗎?”

這個匿名通話者曾經駕駛着現代海盜船到鐵達尼號上進行過打撈探險嗎?

“我想會很多吧。”我說。

“他們在船上有一個巨大的冷藏室,安裝着當時非常先進的致冷系統,各個獨立的冷藏間裏貯存着各種不同的食品,你知道,像肉類、蔬菜、葡萄酒與香檳……在Orlop甲板上,有一個冷凍艙。裏面存放着別的東西……不是食物。”

我不知道Orlop甲板是什麼〔它是船土最下層的甲板,在鐵達尼號上,它的位置就在三個巨大的螺旋推進器的上方)。但是我有一個疑問,這是任何一個偵探小說作家都會問的問題。

“那個冷凍艙——是他們放死者遺體的地方嗎?”

聽他的聲音,他似乎點獷一下頭,“那隻船上擁有一切設備——游泳池、網球場、理髮屋、土爾其浴室,手術室,應有盡有——除了停屍房。”

他又停頓下來,靜電聲嘶嘶作響,似乎等着我說些什麼。於是我說:“我知道。”

“你說得對——冷凍艙,穿過第五號艙……我們在那裏發現了它們。”

“……屍體?”

“起初,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它們被裝在帆布袋子裏,袋口被密密地縫上了……保存得很完整。潛水船把袋子拖上來,我們把它們拖到甲板上,拆開了一隻……那股惡臭如同下水道……”

“我不想聽細節。”

“你讀過愛倫·坡的東西嗎?”

“當然讀過。”

“你讀過那篇關於被催眠的病人的小說嗎?”

“是的,我還看過電影。”他指的是《威爾德馬案件中的事實》一書。

“那麼,你記得那個被催眠的男人,他癱倒在那堆滲出了液體的腐爛物當中,裏面混有骨頭——”

“好了,好了,”我說,“今天我還想再吃一頓飯呢。”

“這不是《國家地理》雜誌想為探索頻道提供的內容,我可以告訴你這些。我們從來沒有打來另一隻袋子,但是那裏面也有一具屍體。”

沉默的靜電聲,似乎有一些遠距離的電報信號正在傳送。

我問:“沒有人知道這些事嗎?”

“除了當天在甲板上的那些人。”

“在哪只船的甲板上?你們是一支什麼樣的探險隊?你的口音聽起來像法國人。”

“哦?我還以為我的英語講得很地道呢。”

“那些屍體怎麼樣了?”

“我們把它們扔進海里了,我們發誓永不提起這件事,有人給了我們一大筆錢……我會告訴你一件有關袋子裏的屍體的事,那隻打開的袋子。”

“是什麼?”

“他的腦殼被打碎了,塌陷了下去。”

“會不會是在沉船時碰巧撞碎的?”

“我不這徉看,我認為這個男人是由於暴力致死的,人類的暴力,不是自然界的暴力。這是一起謀殺,這不是你涉獵的創作題材嗎?”

“的確是,但我不是傳記作家,我的意思是,我調查一些真實的、未曾破獲的犯罪案,然後圍繞着發現的事實進行藝術加工。”

“這就是我為什麼打電話給你的原因。我無法揭開事情的真相,但是如果你能圍繞着這個故事構思出一篇小說的情節……”

“我不知道,你並沒有給我提供很多線索……也許傳記作家會感興趣。嗨,來吧,夥計——你叫什麼名字?”

“你對我的故事感興趣嗎?”

“是的,我感興趣,儘管興趣不大,但我感興趣。”

他掛斷了電話。

也許我沒有顯示出足夠多的熱情,如果你接到過那麼多同你的工作有關的奇怪的電話,就像我一樣,你至少也會像我一樣猶豫不定的。當然,關於一場謀殺的提及——還有兩個被害人——在泰坦龍克沉沒之前……會引起公眾的興趣的。

這件事的確引起了我對鐵達尼號的興趣,而這個興趣早在我童年時代就已產生了……

在鐵達尼號那些著名的乘客當中,熟悉的有約翰·傑克勃·艾斯特,摩莉·布朗,本·古根漢姆,還有一位那個時代最著名也最受人歡迎的美國偵探小說作家,傑奎斯·福特爾——萬·杜森教授的創造者。

被人稱為“思想機器”的福特爾,在他的小說中塑造了一位富有理智的偵探,在他那誇張的腦袋裏面蘊藏着令人肅然起敬的智慧,他在偵探領域裏只是憑興趣隨意搞搞。他拒絕接受由於破獲了案件而得到的獎賞,總是一副冷漠的、傲慢的態度(他的興趣只是純粹的推理)。這使得舍盧克·赫邁斯這個人看起來既親切又可愛。

儘管法國境內響徹着他的名字,福特爾其實是一位美國記者,後來轉向小說創作。他的所謂“難以置信的神秘”小說對阿加莎·克里斯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後者的波洛系列小說里處處留有萬·杜森教授的影子。

“思想機器”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小說是《十三號囚室的難題》,在這個故事裏,那名偵探同別人打賭,能從壁壘森嚴的死囚室里逃脫出來。這個故事仍然是偵探小說領域裏那兩、三篇一版再版的短篇小說之一,也是我記憶中讀到的第一個偵探故事。

福特爾的簡短傳記包含在《教科書》中同《思想機器》故事有關的前言裏,我在那裏第一次聽說鐵達尼號和福特爾悲慘的結局——他心中裝滿了數不清的萬·杜森教授的故事——同着那艘船一同沉沒在海底。

我一直對福特爾懷有興趣,我喜歡他的小說,但是他為數不多的小說幾乎很少再版,這也是我將近二十年來很少想到他的原因,直到羅伯特·巴拉德重新燃起人們對鐵達尼號的興趣,並有大批記者星夜奔馳去採訪那場災難的倖存者,甚至是倖存者的親屬。

通過對福特爾的女兒維吉尼亞進行過一番電話採訪之後,讓我重新回憶起,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對傑奎斯·福特爾的小說是多麼的喜愛。

現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通過一個電話採訪,我對福特爾的女兒維吉尼亞的了解比對福特爾本人的還要多。她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生活。

維吉尼亞出生於一八九七年。曾經是時事諷刺歌舞劇的領銜芭蕾舞女主角,她經常把賺來的錢分給紐約雜技場的一位年輕的雜技演員。她到歐洲旅行過,陪同的人員是電影公司的代表(她做過芭芭拉·斯坦亞克的伴娘),後來她嫁給了查爾斯·F·羅曼德,氣派非凡的紐約劇院經理,同他一起定居在倫敦。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遷到了南非的喬漢尼斯伯格。晚年,她搞過廣播,搞過創作,後來又輾轉間到了馬薩諸塞州她成長的地方。

維吉尼亞·福特爾·羅曼德,在電話採訪中談起了她的父親和他在鐵達尼號上的死亡;她還談起了很多她的母親,梅爾,告訴她的不可思議的故事,梅爾在那場災難中死裏逃生。

我打聽到羅曼德夫人,現在她已是一個寡婦了,正居住在馬薩諸塞州的西圖艾特。

由於一本書,我要做一次到波士頓的旅行——波士頓距離西圖艾特只有二十五英里——一時衝動之下,我給傑奎斯·福特爾的女兒打了一個電話。

“我是您父親的小說迷,”我對她說,“如果您肯降貴屈尊接見我,我會感到非常榮幸!”

那時她已經九十歲了,但是她的聲音聽起來仍然像一位精明強幹的女商人,而前職業歌唱家的音樂般的嗓音又將她聲音中的稜角磨得圓潤。

“我很樂意,”她說,“我崇拜我的父親,他本人與他的作品遭到如此忽略真是讓我感到遺憾。”

“我也有同感。”

接下來,她把談話的重點放在了我們即將來臨的會面上,“同某個對我父親感興趣,而不是對那場奪去了他生命的災難感興趣的人談淡話會很有趣。”

我一邊詢問她我們在哪裏會面,一邊思忖着她是否住在某座養老院裏。儘管她列在電話簿上的號碼提醒我她應該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公寓。

“每年的這個季節,這裏的景色都很美。”她說。

那時是四月。

“而且,”她繼續說,“你應該過來享受一下我們美麗的海港景色。我想我會讓你帶我出去吃午餐的,年輕人。”

被人稱為“年輕人”總歸是一件好事,即使在這種情祝下,我要同一位年界九十的老太太打交道。

我的妻子陪我驅車來到馬薩諸塞州,那裏的地形多數是陸地,景色也不壞。

但是西圖艾特向我們這些中西部居民展示了一種如夢如幻般的美麗,儘管我們到達時已是下午時分。春寒料峭,陰雲密佈,西圖艾特鎮逶迤在四座懸崖的頂端,俯瞰着下面曲折蜿蜒的海岸線。這是一座幽靜的小鎮,鎮上科德式小屋與殖民地時期的建築立刻讓我同我妻子為了在哪裏定居而爭論起來。

維吉尼亞(在電話里她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她是“維吉尼亞”,不是“羅曼德夫人”)向我們推薦了一家餐館——在梅爾沃夫的切斯特飯店—一它坐落在前街上,下面就是風景如畫的海港,十九世紀的燈塔和我們遙遙相望。

我們來得比約定的時間早一些,坐在這座具有鄉村情調的海濱飯店桌子前,透過玻璃窗注視着熙來攘往的海港——港口中擠滿了遊艇與漁船——風平浪靜的大海,鉛灰色的海面幾乎與遠處陰雲密佈的鉛灰色天空融為一體。

當傑奎斯·福特爾的女兒走進飯店時,我們立刻認出了她。我見過福特爾的相片——他長得與約翰·甘迺迪很相像,圓圓的、孩子氣的臉孔;黑色的大睜着的眼睛隱藏在鏡片後面,顯得既警覺又天真,既深沉義單純;他看起來很結實,但絕不臃腫。

那是一幅福特爾在鐵達尼號上拍下的著名的照片,是一張全身像,他站在甲板上,穿着二件套的西裝,風吹起他的頭髮,使這位作家看起來相當敦實,甚至矮小。

但是維吉尼亞·羅曼德卻有着高挑的身材,幾乎將近六英尺,她寬大的骨架遺傳自她的父親,她那漂亮的臉孔也是他的翻版。在九十歲上,她仍然有着威嚴的儀態,她裝束高貴——淡紫色圖案的上衣與同樣花紋的淡紫色長裙(我妻子後來形容它們“非常時尚”)——手中拿着拐杖。然而她大步穿過幾乎空蕩蕩的飯店,根本不使用它。(我們選擇下午時間來聚餐,只是為了這時候食客稀少,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

我們站起來,我向她介紹了我妻子,也做了自我介紹,我提到我們兩人都是作家。

“啊,就像我的父母一樣。”維吉尼亞說,允許我扶着她坐下來,“你不知道我母親也是一位作家嗎?她同我父親只合作過一次,寫了一部短篇小說。坦率地說,他們合作得並不成功。哦,當然,他們合作生下了我弟弟,還有我。”

我們一起大笑起來,我也坐下來,坐在維吉尼亞對面。很快,我們點了軟飲料,並聊了聊旅途中的情形和這座可愛的風景秀麗的小城。我告訴她我們到波士頓是為我最新出版的一本歷史探案小說和我妻子的一部選集做一些宣傳活動。

“看看今天天氣多麼平和,”維吉尼亞說,凝視着波斕不驚的鉛灰色的大海,“他們就是這麼說的,你知道,我母親說在那個星期天之夜,大海就像磨坊用的蓄水池。”

我沒有說話,只是同我妻子緊張地交換了一個眼神,我們一致同意在談話中避免提到鐵達尼號,維吉尼亞在電話中已經說得很明自了,她願意花時間同福特爾的書迷待在一起,而不願意同鐵達尼號的愛好者們待在一起。

“你知道。已經快到那年的那個時間了,是不是?”維吉尼亞問。

我再一次無話可說,只是微微一笑——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幾天以後就是鐵達尼號沉船紀念日。

“每一年,在四月十四日這天,只要有可能,我母親都要給我父親,還有其他在那一夜喪生的人舉辦一個私人紀念活動。她獨自站在西圖艾持的第三座懸崖之巔,眺望着煙波浩緲的大海,手中捧着一束鮮花……她的眼淚灑在了花瓣上,然後她把花束扔進海中。”

“多麼動人。”我妻子說。

這位老人優雅的皺紋縱橫的臉上浮現出一個難為情的笑容來。“恐怕我的母親的確在記憶里有揮之不去的陰霾,但她愛我的父親,我認為她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我父親己經死去這一事實。她和我相處得並不融洽,你知道……””

有關私人的話題這麼早就出現在談話里是一件令人驚悚的事情,但是我極力表現出輕鬆的樣子,問了一句:“真的?”

維吉尼亞啜了一口吻啡,她喝的是黑咖啡,然後點了一下頭,說:“她愛傑克,我弟弟……她非常自我中心,當她失去我父親時,她失去了世界上她深愛的那個人,她愛他的程度遠遠超過愛她自己。”

一位侍者走過來,我們點了午餐:各種各樣的木頭烤魚——這同中西部的吃法不一樣。然後,當侍者離開之後,維吉尼亞把目光轉向鉛灰色的起着細細漣漪的海面,再一次開口了。

“我當時沒有在那艘船上,”她說,“我在學校里——我上的是北方的一所私立學校——然而,對鐵達尼號的回憶貫穿了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我母親時常陷入到恍惚的回憶里,尤其是在夢魘中,鮮明的場景讓她重新經歷那種撕心裂肺的恐懼。她活到九十一歲……我決心在這一點上超過她。”

想到我那位匿名的通話者,我說:“看起來,您對巴拉德先生的探險持肯定態度……當您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但是您認為後來那些探險與發掘——”

她斷然地打斷了我的話,“令人噁心的行為。都是些令人噁心的行為。我一直把鐵達尼號看做是我父親的墳墓,我希望他們會讓它安息在那裏——不受人打擾,成為紀念碑。”

“哦,我同意您的觀點,”我妻子說,“現在還流傳着一種可怕的言論,說是要讓這艘船‘重見天日’……”

維吉尼亞的棕色眼睛眯了起來,顯得很可愛。“我夜夜祈禱那艘船會被保留在它沉沒的地方。任何別的探險活動都是對它的掠奪。讓那艘船和船上的祭品們按照上帝的旨意安息在他們最後的目的地,看起來是……一種榮譽和敬仰。”

我想起了那兩個帆布袋子,密密地縫住了袋口,放在冷凍艙里。

然後我們談起了她的父親。她告訴了我們很多關於他的軼事,都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她說有一次,她母親為了參加一個聚會已經‘“美化完了自己”,而她的父親卻不想參加。梅爾·福特爾走近她的丈夫,他正在後園裏給草坪澆水。她把他推進屋子裏,為他換上晚禮服——而他卻用水龍頭澆了她一身水,她身上正穿着華麗的服裝。當她的怒氣平息下來以後,她開始大笑起來,那個晚上,他們一起度過了一個平靜而浪漫的時刻。

“他們譜寫了一曲愛情故事,我母親與我父親,”她非常神往地說,“一個現實生活中的愛情故事。”

“您知道,我真的非常想看到您父親的作品能夠重新出版,”我說,“也許,讓我對您做些採訪,更深層次的,我可以把一些零星的片斷撰寫成一部傳記,這也許會讓公眾感興趣。”

我已經把一隻腳踩進水裏了,因為我真實的意圖是尋求她的合作,為她父親寫一部傳記。

“恐怕這是不可能的,”她說,似乎讀懂了我的思想,“我已經開始與兩個朋友着手這方面的工作了,是兩個女朋友,我在搞廣播時一起工作的同事,我們正在寫一部關於我父親的書。”

我盡量掩飾起我的失望,這樣一本書——即使不是由我來寫作的——對福特爾的書迷來說會是一個好消息。

我一時無話可說,也沒有問題可問,於是我把話題笨拙地轉移到泰坦尼克上。

“您知道,說那些人是墳墓掠奪者,這很形象。”我說,“總而言之,他們就是這樣做的,如果最近我接到的那個電話不是一個惡作劇的話。”

“什麼樣的電話?”維吉尼亞問。

我告訴了傑奎斯·福特爾的女兒關於冷凍艙和那裏貯存的兩具屍體的事,這是許多年以前的往事了,但是最近才被發現。

‘是這樣嗎?”她問,微微地笑了起來,一個奇特的微笑,飽經滄桑的臉上一朵年輕人的笑靨,“說到這裏,我想我母親是很有膽量的。”

“您說什麼?”

“好了,你要理解,我母親有她自己的寫作事業,她出版了幾本小說,在我父親死前與死後……她為他的一本書寫了一部續篇。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遷,她的寫作風格卻沒有改變,這就是她事業的終結。”

“我明白。”我說,其實並不十分明白,並沒有十分領會她的意思。

維吉尼亞繼續說:“在她去世前不久,大約是一九六七年,她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一個構思精巧、情節逼真的故事……她說這是真的,但我卻半信半疑,她以前為什麼不告訴我?她沒有對此做出解釋。”

“什麼樣的故事?”

維吉尼亞沒有回答,沒有直接回答。“當泰切尼克號沉沒時,我母親已是一個成年人。那時她二十多歲。大多數提供目擊報告的倖存者在當時都還只是個孩子——有一些甚至是懷抱中的嬰兒!”

“而她是位作家,”我說,點了點頭,“因此她的記憶是鮮明生動又而真實可信的,這是平常人達不到的。”

“你是這麼想的,但是有時候,我根本不把她的話當回事兒。她是一位作家,她有很出色的想像力,一個作家的想像力,她對鐵達尼號的回憶與其他人的回憶不一致。”

“真的?舉個例子?”

“好吧,就舉一個例子,她堅持說樂隊當時並沒有在甲板上演奏——她說那天天氣寒冷,小提琴的弦在那樣的天氣里會崩斷,他們是在室內演奏的。所有的目擊者提供的相反證詞都不能動搖她的看法.她還說樂隊成員都是德國人,而眾所周知,那些人都是英國音樂家。”

“也許他們演奏的是德國樂曲,她因此而弄混了。”

“也許。她還堅持說冰山就像‘小酒桶’一樣大,根本不是其他人所描繪的那種高塔般的龐然大物。她說的都是這樣一些事情。因此我根本沒在意她告訴我的那個故事,儘管它很令人着迷;但是現在……你所說的一切看來證實了這個故事。”

“維吉尼亞,那個故事……”

“我們的食物來了。”維六尼亞說,我回過頭去,看到侍者正端着食物向我們走來。“當我們進餐時,讓我們談一些輕鬆的話題好嗎?吃過飯以後,如果你們喜歡,如果你們有時間,我會跟你們講一講那樁謀殺案。”

在那個下午接下來的三個小時裏,維吉尼亞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她看起來毫無倦意,也沒有錯過任何一個細節。

你即將看到的故事就是維吉尼亞·福特爾·羅曼德從她母親那裏聽來的,記憶中遺漏的地方由想像與調查補充完整。

一路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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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謀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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