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觸摸官員的心靈（代序）

說實話，世上最難的事，莫過於觸摸官員的心靈。世上最不可能的事，也是觸摸官員的心靈。官員是天底下最最複雜的人，也是最最簡單的人。說他複雜，是因為這個社會本身就複雜，處在領導階層的官員，一直是社會觸目的焦點，百姓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又將所有的不滿發泄在他們身上。這就必然地要求他們具有多重性格。在正式場合，在鏡頭下，官員永遠是嚴肅的，他們的臉上千篇一律地寫着莊重，他們的身上總是充滿正義。而關起門來，在自己的辦公室，或者家裏，官員又極想把自己還原成一個普通人。但某種文化在自己身上浸淫久了，自然而然地，就會留下烙印。官員更是如此，當他們在一種遊戲規則下活動久了，他們就再也回不到自然狀態，無論何種場合，本能地，都會流露出只有官員才有的那種氣息。我們把它稱之為官氣，或者官派。官派本身就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它讓一個人失掉了本我，而虛幻或者放大成另一種“非我”。這個“非我”既成為一種距離，讓他跟庶民百姓有了鮮明的對照，又成為一種偽裝，讓他跟本真的自我發生脫節。這是官員外貌上的複雜。內心裏，官員要遵從的東西太多，要屈服的東西也太多，這就讓他們的心理在強大的重壓下發生變形，扭曲或是變異。壓抑和剋制是所有官員必有的一種心態，偽裝或藏頭藏尾更是官員普遍具有的一種常態。抑制自我，歸於大流，這是官員無可奈何而又心甘情願的選擇，不這樣選擇，你就很難在那個圈子裏生存下來。說官員簡單，理由只有一個，官員也是人，有着人的七情六慾，有着人的喜怒哀樂，他跟我們每個人一樣，也渴望渲瀉，渴望張揚。

我向來反對文學作品特別是所謂的官場小說把官員妖魔化，或者無原則地醜化。而且我承認，中國的大批精英，就活躍在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場裏，是他們幫我們治理着這個國家，也治理着這個社會。社會不可能無官，就跟不可能無民一樣簡單，官是相對於民存在的，官更是國家這個龐大機器的必需。正因為有了一大批精英式的官員，有了他們辛勤的努力，我們的社會才能按法制和文明的軌道，一步步地前進，我們的國家，才能在各種危難面前，一次次地挺胸闊步，昂首向前。這個意義上，官場小說中越來越多陰暗面的出現，越來越灰甚至見暗的描寫，是有失偏頗的。它給讀者一個誤區，好像官場小說就是揭黑小說，就是鞭笞。

我在這些年的創作中，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想拋開世俗的官場寫實，憤青式的激揚或批判，想以溫暖的方式，進入到某個官員的心靈深處，跟他做一次徹夜的長談。文學作品在關注這個時代的同時，更應該關注這個時代的人，關注他們的心靈，這是文學作品永遠的主題。官員做為人類中特殊的一群，他們有着怎樣的喜怒哀樂，有着怎樣不為人知的隱秘，或者他們的痛來自何處？除了對權力的迷戀與追逐外，他們內心還渴求着什麼？他們是否也像我們一樣，還存在着迷茫、傷感或是頹廢，等等。當蘇曉敏這位女市長第一次出現在我腦子裏時，我是把她當作一個普通女人來想像的，她有女人的苦與樂，她有女人的欲與求。作為女人的欲求滿足之後，她才是社會意義上的市長。蘇曉敏漂亮，潑辣，我們的身邊不乏這樣漂亮而且能幹的女人，但她絕不是形而上的女強人，她普通，心中既有理想又有目標，她像任何一個女人一樣，渴望愛，也渴望被愛。當做教授的丈夫漸漸跟她遠離風花雪月時，她也有痛苦，女人的痛苦。當她遇到自己心儀的男人羅維平時，忍不住也會怦然動情，並渴望能來一場風花雪月，以彌補感情上的缺憾。作為女人，這些都無可厚非，而且讓她顯得更可愛，更可親。但是蘇曉敏是市長，是符號化的社會人物。於是她的麻煩就有了，她跟丈夫感情發生危機，但她不能表現出危機，必須裝作家庭很完美的樣子。她對羅維平有情，卻又不能表現得有情，因為她是市長。紅杏出牆本來是一個極有誘惑力的文學故事，但這個故事要是發生在女市長身上，那就一點也不可愛，甚至有幾分危險。於是她就得壓抑，就得拚命克制。糟糕的是，給她帶來朦朦朧朧情感的羅維平，也是官場中人，而且官比她大，是省政府領導，麻煩因此就更大。恰恰羅維平對潛規則的遵從或是屈服，又勝於她，這場感情戲註定就不可能發展下去。小說的遺憾便也有了，我不能放開手腳讓他們愛下去，更不能讓他們不顧一切地撞出愛情火花，甚至開花結果。或者按蘇曉敏暗想的那樣，出一次軌。不能。沒有別的緣由，只是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官員。

困境便因此而生。有太多的官場小說，只要一寫到官員，特別是那些反面角色，都在極力渲染着他們情感上的放縱，似乎他們見不得女人，一遇到漂亮女人，就想佔為己有，就想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她牢牢地俘獲在自己手中。這同樣是一種偏頗，而且偏頗得有些厲害。色慾也好，貪慾也好，都是人的本欲之一，它像惡魔一樣存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能扼制住它的，除了我們個人的修鍊，還有社會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我們身上潛伏的這些惡魔所以不能張牙舞爪地活躍，不是我們修鍊的好，也不是我們道德水準有多高，事實上，是我們缺少讓它活躍的機會。官員和企業家卻有了這個機會，於是惡魔活躍的可能性就遠遠大於我們。但這並不是說，官員就全是某些小說中描寫的那樣，見不得女人。事實上，那些步入政治舞台的官員，在這點上是極為敏感的，也極為謹慎。儘管曝出的腐敗官員中，十個有九，都養着情人，包着小蜜，但我想這跟他們的官員這個社會身分無關，或者關聯意義不是太大。說到底還是人的本性在作怪，是人的原罪在起作用，官員身份只是給了他們方便，給了他們更多的可能性。但你如果非要把官員描寫成十惡不赦的色魔，那就是你的道德有問題了。中國人有個不好的習慣，仇富，發展到現在，國人又多了樣東西，仇官。無論仇富還是仇官，都是不健康的，作家尤其如此。

說到這本書上，我是想極力寫出一個好女人，好女人的評判標準在我心裏，落實到紙上，她就成了蘇曉敏。她在家裏盡職盡責，對婆婆孝順，對丈夫尊重，對小叔子和小嬸子，也有着大姐姐一般的親昵。而且她還能撐得住一個家，是婆婆心中的頂樑柱。儘管罵起仗來，十分的凶，甚至敢先下手為強動手打瞿書楊，但我還是十分喜歡她的個性，甚至喜歡她跟丈夫吵架時的那種“本市長”長“本市長”短的腔調。女人的可愛不只是溫順或乖巧，有時候女人適當淘一下，還能多幾分顏色。單從對角色的喜歡而言，我是不想讓蘇曉敏當這個市長的，我寧願她是一個普通女人，愛敢愛，恨敢恨。愛也驚心動魄，恨也驚心動魄。所以讓她擔任這個市長，就是想透過她，看到官員身上的二難境地，多難境地。

老百姓的眼中，官員是威風八面的，似乎無所不能，無所不為。其實恰恰相反，身為官員，身上的約束太多，有明的，有暗的，還有不明不暗的。心靈上的禁忌也太多，有必須遵守的，也有逼迫遵從的，還有別人強加於他心靈上的。潛規則也好，顯規則也好，總是有規則約束或束縛着他們。潛文化也罷，顯文化也罷，總是有文化浸淫着他們的心。表面的風光掩蓋不了他們內心的孤獨。官場無朋友，這是我一個官員朋友發自肺腑的真言。官場無利器，這又是我另一個官場朋友說的傷感話，投向你的，永遠是含笑的軟器，卻有着驚人的殺傷力。如果你跟官員接觸久了，就發現他們臉上永無開心的笑，他們的話永遠不會從心裏說出來，他們總是端着一個架子，不是他們不想放，而是他們放不下，也不能放。我有個秘書朋友，跟了領導差不多十年，他說，領導對他從來沒說過一句完整話，每次都是說半句，或更少，剩下的，要靠他揣摩。這多可怕啊，想想我都毛骨悚然。可是官員們要在這樣的環境裏打拚一輩子，他們的心裏如果沒痛苦，沒悲哀，那絕對是假話。

剝去官員表層的光環，深入到內心深處，去撫摸，去感知，去理解，這是我寫這部小說的初衷。寫作的過程中，我一次次為蘇曉敏鳴不平，她忍受的不公或不平實在是太多了，她所處的境地實在是太難了，她要承受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她要平衡各種各樣的關係，她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重要的是，這些人都手握重權，有些，甚至左右着她的前程。她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左突右沖，最後卻又不得不對現實妥協。她在權力的刀鋒中左避右躲，最後還是未能逃開暗箭的追殺。況且她還要忍受丈夫跟別的女人的謠言，儘管只是謠言，但對女人而言，這種謠言跟真實有一樣的殺傷力。她一面受着傷害，一面又為丈夫製造着傷害，到頭來，驚訝地發現，她寄情的地方，居然是一片空茫。那個打動過她心的男人，給她的傷害遠比丈夫深重，而這一切，都因為他們是官。

男人在權力場，往往都是精疲力竭，身心具瘁，何況女人！

蘇曉敏最終是妥協了，她找不到別的出路，我也找不到，但我相信，妥協不會是這個時代的主題。我期待着更多的蘇曉敏們，能在未來的政治場中，一身輕裝上陣，能很透明地微笑，很陽光地生活。當然，也能很陽光地使用手中的權力。這不是空想，也絕不是烏托邦。不管是作家也好，讀者也好，我們要有這個信心，否則，我們的心靈就會多蒙上一層陰影。

2009-9-22於甘肅涼州女市長的非常關係

許開禎著

我們總是處在亂麻一樣的關係中，同事也好，朋友也罷，這兩個字總是那麼難以處理，就算是夫妻，或者親人，也會時不時跳將出來，給我們薑湯一樣的生活調點辣椒。我們得做好準備，得用一生的精力去對付它，就跟我們企圖用一生的搏鬥來戰勝自己一樣。

——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