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叛逆者

難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澤東已是羽翼豐滿的叛逆者了嗎？

由於他的道德觀念(主要是來自母親)以及書本給他帶來的社會意識，澤東在刻板的學校和專制的家庭的環境裏變成了一個向舊習挑戰的人。

毛順生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他經常打罵澤東，在別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慾；宣稱澤東“懶惰”而且“無用”，並用盡心思讓澤東為此感到羞愧。

按傳統觀念，即使父親是惡棍，兒子也只有服從。澤東對此表示輕蔑。然而，兒子與父親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驚人的。與當時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澤東沒有忘記他的家庭，他與家裏的人保持着聯繫，並得到他們的多方幫助。他說他的家裏人是“普通的人”，他們和他一樣面對着總的不公平。［23］

澤東在家時的作為也沒有走極端。他常常向父親妥協，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禮”，他沒有丟下農活去參加哥老會，他在韶山的大部分歲月都是信佛的，當他離開韶山時，他仍然忠順朝廷。

在韶山東邊不遠的地方有另外一個少年張國燾［24］，他和毛澤東是同時成長起來的，後來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上層人物。年輕的張國燾與他那位富有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父親相處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澤東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讓人壓抑的牢籠，它們只是更為龐大的中國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的縮影。

是的，澤東從8歲就開始厭惡儒學。他曾回憶說：“我的‘大部分同學’都討厭這些經典。”［26］

這位16歲的青年在歷史變遷的特殊時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國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經病患者，他對於他父親所代表的社會制度的猛烈抨擊要多於對他父親本人的指責。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經過權衡的。

就那個時代的中國習俗而言，毛順生對兒子的要求並不都過分。澤東之所以反抗是因為他感到父親所代表的權威是可惡的，且正在走向沒落。如果中國的家庭和村莊都像這個樣子，中國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這種父權家長制是中國的正統規範，那麼，婦女將有什麼樣的命運呢？

澤東作為反叛者的“個人性格”迎合了當時反抗浪潮在整個國家興起的“時代特徵”。他自己也把個人的鬥爭納入整個社會鬥爭之中。［27］他說：“我鬥爭的第一個資本家是我父親。”

澤東與父親之間關係的緊張既有社會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親對他的壓制不能完全歸結為社會的“壓迫”。澤東的弟弟們沒有一個像他那樣與父親不睦，據說，他們倆都因為父親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這個許可澤東沒能得到。

出於內心深深的驕傲，澤東誇大了父親的自私和專橫。*

*有些作者說，“我學會了恨他”———這句出自20世紀初一個中國男孩之口的話有些不可思議———在斯諾寫的毛澤東的傳記的中文版中被刪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的各種中文材料中均有這句話。

正像他母親的溫和善良一樣，父親的粗暴管教方式———雖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響着毛澤東的一生。雖然從心理上講，澤東和母親更為接近，但他並沒有多少母親的性格特徵。另外的三個孩子出生分散了母親的注意力，同時母親也認為澤東學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頭，此後母子間的關係開始疏遠了。

離開韶山時澤東暗暗發誓，他要在父親的眼裏、在實現一個更有價值的目標的過程中證明自己。他要比父親活得更充實、更好。

在澤東憎恨父親的背後，父子間有一種沒認識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親一樣的專斷者，不過他統治的範圍更大。

毛順生並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兒子。澤東瞧不起自己的父親，他用策略而不是過激的方法來對付父親，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順生試圖以粗暴的方式培養的“美德”確實深深地植入澤東的心靈深處。他不久就向別人說：“怠惰者，生之墳墓。”儼然是他父親的再現。［28］

母親對他的影響是更為簡單和直接的：信佛的母親的善良和耐性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後重回韶山的時候，他還能向隨行人員指出哪裏曾經有過一座佛殿，並說他的母親常常在那裏燒香，當他病了時母親還會用香灰給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個警衛閑談，發現這個年輕人更喜歡他善良的母親而不喜歡脾氣很壞的父親。毛澤東對他說：“你越是告訴我你們家裏的事我就覺得和你越親近”，“你母親一定是個信佛的人”。警衛問毛澤東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你說她是個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熱心腸。”［29］當然，毛澤東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親。

父母都沒有引導澤東接觸社會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過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識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後革命的成功和他成為那一類型的革命領袖，都可溯源於他在韶山的少年時代。新思潮和舊中國的社會狀況使澤東成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鍊則使他比其他人更為堅定不移。

1919年春，毛澤東同母親文七妹、弟弟毛澤民(左二)、毛澤覃(左一)在長沙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