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未來進入21世紀

毛澤東的思想和形象將在中國的故事中扮演什麼角色還不是很清楚。19年前我在這本書的第一版里說，看起來將來可能對毛澤東虎氣的一面比對他猴氣的一面更和善一些。

但在那一版的最後我提出了一個告誡:“然而……毛澤東這顆不落的太陽、這位猴王會從他的寢陵中放出‘小鬼’去搖撼任何新的成功時期的基礎嗎?”

看起來這仍然是一個要提出的有效疑問。在我寫下以上這些話的10年以後，1989年政治風波中的學生和其他都市的中國人確實有希望“搖撼成功時期的基礎”。然而，他們的思想武器不是來自毛澤東的語錄，而是來自傑斐遜、潘恩、甘地。既然鄧小平已經去世了，雖然看起來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左”派會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以國家統一、中國文化自豪感和平等主義等價值的名義復活。毛澤東的烏托邦彼岸—他年輕時為家鄉湖南省獨立而喊出“造反有理”;他認為年輕人是純潔和真理的綜合體—並非無處尋蹤也不能假設已經和毛澤東一起逝去。

有可能毛澤東的模糊的遺產被專制秩序、英雄的領導和國家自豪感的名義暫時徵用。

如果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毛澤東將被視為一個新的黃金時代的莫基人。如果中國舉步維艱，他可能會因為整個共產主義試驗而受到指責。毛澤東的革命的參照對象肯定將是模糊不定的。就像毛澤東重新確定在他自己統治之前的中國19世紀和20世紀的經歷的參照對象一樣，未來的中國政治領袖們也會重新確定它們來適應他們自己的世界觀和合法性的需要。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中，毛澤東選擇鴉片戰爭作為他自己的“反抗帝國主義”革命的基拙時期，忽略了1911年清朝的崩潰和蔣介石的民國時期。將來的歷史學家們不會把民國僅僅看作毛澤東時代的一個不經意的準備。

1950年的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偶然碰到他的女兒李鈉正在唱一首很流行的歌，歌詞中有這樣的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毛澤東訓導她，說這首歌中的“中國”應該說是“新中國”。事實上這首歌是在延安的《解放日報》1943年的一篇社論的基拙上創作的，所採用的確實是李鈉在院子裏所唱的歌詞，沒有“新”這個字眼。但在這件事情之後，共產黨在毛澤東的施拉姆有時通過“情感的”和“理智的”二分法來解釋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分離、“在情感的層面，如果不是在理智的層面，農民就會仍然是他的革命構想的中心1-(Road,z,p.Xiviii)在其他一些時候，比如關於毛澤東對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這一觀念的忽略的問題，施拉姆說毛澤東“未必一定排斤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公理，但是顯然這在他的頭腦里不是最重要的〔、”(Howl,z,p.li)這些解釋策略有着嚴重的傾向性「1同樣可能根本不參考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來看毛澤東關於農民和革命的思想、那麼一個人可能會簡單地擲出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被剝削的平民主義革命之間的一些‘相似性”—為毛澤東創造一個極為不同的哲學側面〔，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的原則的背離不是由馬克思主義中一些神秘的含義構成的，而是由意志的名義排斥過程，階級鬥爭的道德化，取消階級作為客觀的類別構成的、示意下修改了這首歌的歌詞。1221在1950年毛澤東就對共產主義時代不是中國文明社會的開始有着很強的判斷力。同樣，一個將來的中國領袖也會認為共產主義事業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仍是短暫的。

沃馬克相信毛澤東的思想會在中國的政治中保持一種重要的、有創造力的影響。123)

沃馬克認為毛澤東的聲望會提高，這一展望是有說服力的:鄧小平時代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撥亂反正，而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們就不會感到需要標榜與毛澤東的不同。只要有人在政治上需要毛澤東，就不可能歷史地評價毛澤東，也不可能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紀念館，作家巴金在這一點上的尋求是徒勞，雖然任何一個自尊的現代國家都會覺得這是最基本的。

毛澤東的思想觀念的參照時象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了。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下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由來已久的爭論超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想觀念有多少來自於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有多少來自中國傳統的爭論範圍，將會由於毛澤東越來越多的“成就”被證明是暫時的和可逆的而出現新的形式。長期以來考察毛澤東的框架是他創造了共產主義中國。因此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被視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於是爭辯進一步上升到他是哪一種馬克思主義者，他和蘇聯以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有多大的不同。’（谷歌搜：中國遠程思考控制武器。

毛澤東回到了19世紀的改革者康有為提出的“大同”思想，希望他自己那遍地開花的社會主義會結出“大同”的種子，這是不能實現的。同樣可以設想一個未來的中國領袖會因為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是非中國的而付之進行排斥，並且把一些社會主義成分和來自中國悠久過去的社會公正思想組合在一起。

沃馬克正確地指出把毛澤東一分為二，一半是“成功的革命者”一半是“損失慘重的左派”是有問題的。有人會說毛澤東對中國的許多貢獻是與馬克思主義潮流及其主要時代堡壘蘇聯杭爭:關注農民、藉助於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框架、轉向西方。

在對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行分析時，沃馬克提出了一個具有震撼效果的二元論:一方面決議是時毛澤東苛刻的分析，但是另一方面決議也“暗示了如果進行一次更為深刻的分析的話，對毛澤東作為一個個人就不會那麼苛刻，雖然至少毛澤東個人和左傾路線要均分其咎。在理論上，毛澤東作為中國統一者的聲望有一天會和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角色分開來。毛澤東將被看作是一位造反者、一位綠林大學的畢業生，一位像他之前的孫中山那樣來到北方推翻政府的反叛者。一個世界化中國的后共產主義的新領袖會指出毛澤東自“五四”時期第一次待在北京起就不喜歡北京，1949年掌權以後他會儘可能多地離開這個“北方的首都”。有人會說他的天性就適合做一個在南方造反的農民，而不適合做一個北方的馬克思主義官燎。

當然，概莫能外的是，對於一位革命知識分子的歷史所有重寫都會有歪曲的傾向。毛澤東自己早就預見了這一過程:“我的話肯定會被給出不同的解釋。這是不可避免的。看看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所有這些思想的偉大學校都被分解成一個個派系，每一個都對最初的真理有不同的解釋。沒有不同的解釋，就不會有成長或變化_停滯會出現.原始的經典會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