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項明春

想着自己是“師爺”時的項明春，在豐陽縣委辦公室，已經當了兩年副主任。用另一個副主任侯全倉的話說，項主任在豐陽縣文秘圈子裏，是女同志剛剛用過的“護舒寶”（一種衛生巾品牌）——差不多紅透了。他被公認為佔了“兩個第一”：一是“一等秘書”。因為他直接跟的是縣委書記杜旺民，幾乎每天如影隨形，寸步不離，所以各級各部門的頭頭，即使單獨見到項明春，仍然十分恭敬、恭維，把項明春的話當成杜書記的指示。別說下級是這樣，就連縣委、縣政府其他領導同志，都會讓項明春三分，當然，應當把吳縣長除外。二是全縣“第一支筆”。近兩年縣委的年初工作報告、杜書記在各種大型會議上的講話稿，都是出自項明春之手。這“兩個一”集中在一人身上，在豐陽縣委辦公室的歷史上，還不曾有過。雖然他經常用自己的女朋友鄔慶雲的話：“伴君如伴虎”來告誡自己，時時避開風頭，不事張揚，甘做“套中人”，卻從來沒有感覺到杜書記在自己身上耍過“虎威”，倒是自己這隻狐狸跟着杜書記沾光不少，說話、辦事所向披靡，比起司馬皋當杜書記貼身秘書時，像個窩囊的小童養媳婦，強了不知多少倍。就像物理學上講的，在杜書記形成的電磁場中，項明春處於場強最大的一個點上，想不發揮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項明春這個人，聰明、實在，性格內斂與外向和諧統一。腦子反映敏捷，處事周到得體。在維護領導形象，延伸領導智慧，輔助領導決策，保守領導機密等方面，做得很不錯，所以，深得杜書記喜歡。

項明春能夠到縣委辦公室工作，是他祖祖輩輩都沒有想到的事情。他的老家在縣城東部的深山裏。從他的父親向上追溯，幾代人沒有一個識字的，都是老實八腳的農民。能夠流傳下來的口頭“歷史”，就只有“我爺的爹”那麼長的一段時間。這屈指可數的幾代人，都因為家裏窮，別說讀書，能夠把香火延續下來，就很艱巨。山裏的漢子為人淳樸、梗直，有窮人的志氣，這些硬性的氣質從血脈深處傳給了項明春。項明春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他父親年輕時候，雖然靠扛長工、打短工謀生，一年四季給土坷垃打交道，日子過得十分艱巨，卻從不來干偷雞摸狗、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們教育子女唯一的祖訓是，寧可餓着肚子也不能幹壞事。但項明春的媽媽就要比爺爺、父親好一些，她教育孩子的話，多了一點哲學意味，如“對別人好就是對自己好”，“世界上什麼好吃？只有虧最好吃！”等等，經常在他耳邊聒噪，使他一生受益。

老一代教育他的內容雖然不多，教育的方式卻是農村常見的。項明春一生都會記得，在他十二歲那一年春天裏的一天，他到河灘里去放豬，當幾口豬拱飽了草根，哼哼唧唧地卧在臭青泥溝里以後，他實在沒有事情可干，就用一把小刀在光滑的楓楊樹皮上刻字，把自己的鼎鼎大名刻了上去，還把刻字的時間注了上去。這種惡作劇好比現在旅遊景點上一些“缺德居士”在景物上刻字如出一轍。流着眼淚的樹皮被他不識字的父親看見了，氣呼呼地罵他：“才這麼大的雞巴孩子，就這麼糟害人，長大后不知能夠干多大的壞事！”脫下破鞋，不由分說，按着小小的項明春就是一頓暴打，直打得他在以後幾天時間內，走路一直一瘸一拐的，把他母親心疼得痛哭幾場，罵他父親是個狠心的畜生，不知道心疼孩子，打壞孩子是一輩子的事兒。可他父親竟然沒有一點悔悟的表示，因為他父親自己也是接受這種教育方式長大的。事情過後，這頓暴打確實給項明春了極其深刻記憶，在幼小的心靈上刻下的烙印比他留在樹上的印痕要深刻得多，讓他一生都在損壞物品方面望而卻步。

項明春小時候是個頗有天資的孩子。他的啟蒙老師並不是教書的先生，而是一個瞎眼的老太太。他們是挨門鄰居，不知從何說起，他管老太太叫姥姥娘，也就是長他四輩。老太太是一個大家閨秀出身，年輕時識文斷字，到了老年，眼雖瞎了，心裏卻很亮堂。項明春的奶奶已經去世，爺爺和爹媽每天忙着在生產隊的地里幹活兒，沒有人照顧他，他就整天依偎在這個一生難忘的親人姥姥娘的懷裏，纏着老人教兒歌、講故事。老太太一邊用一個小瓦盆放一盆清水，潤濕着那雙拳頭大小的小腳，用指甲一點一點地往下掐繭子，一邊給他講述一個又一個動聽的故事，教會了他許多有益兒童心靈的兒歌。其中“王小打柴”、“牛二販驢”等，充滿了智慧和幽默，在他幼小的心靈里種下了勤奮好學的種子。然而老人家給他講的故事中，更多的是包公一類的清官故事。他聽不懂的東西太多，就邊聽邊問，老人更是不厭其詳，反覆灌輸。一次他說：“姥姥娘，我長大了也要當一個清官！”老人家聽了喜極，抱着他親了又親，中午對他爹媽說：“你們的小春春兒，長大以後一定能成大氣候！”家裏人聽了這個吉言，就開始縮食節衣，下決心把孩子培養成材。

才五歲多一點，他爹就帶他到小學入學，老師看着一個瘦巴巴的、流着兩筒青龍鼻涕的小傢伙，嫌他太小，說什麼也不收他。他爹好說歹說，央告老師收下他。老師無奈地說，既然這樣，先不交學雜費，讓他入班試試再說吧。誰知沒過幾天，老師就親自上門，要走了一塊五毛錢的學雜費，說這是一個聰慧的孩子，教了這麼多年書，才發現這樣一個又小又瘦，又對知識領悟力很強，一點就破的好學生。從此，他的學習成績一直遙遙領先，到了六年級，三十八個畢業生，只他一個人考上了縣裏的重點初級中學。

不管個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氣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鮮花滿園的學校里，只學了一年多的初中課程，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於1966年的“五·一六”發表了，文化大革命正式載入史冊；隨後，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更加猛烈的風暴。而後數年，雖然也有“複課鬧革命”的時候，然而更多地是學工學農學人民解放軍，向封資修開戰，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樣的環境中，一晃幾年過去，項明春混得了高中文憑。

高中畢業后，教育革命已經把高考廢除了。他懷着對學校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到家裏，無所事事，整天下地幹活兒掙工分。他在這個年齡階段，正是長身體、長知識的時期，在山溝子裏卻找不到書讀。他有一個鄰居叔叔，喜歡在春節期間買些小冊子之類的小本子，他就經常鑽進這個叔叔的家裏，把人家數年積累的《農家歷》讀了又讀，把裏邊在紙縫中、邊角處刊登的那些常識性的東西，如“二十四節氣”、“生活小竅門”等，背誦得滾瓜爛熟。特別是到了夜裏，他睡在生產隊裏的麥場上，仰望星空，對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滿好奇，對知識充滿無限的渴求。

那時，大學並沒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考試，用的是推薦的方式。被推薦上學的人也不叫大學生，而時髦地叫做“工農兵學員”。項明春出身在世代農民之家，沒有過硬的關係，上學指標又極其有限，一個公社每年不過推薦七、八個大中專學生，生產大隊如果能夠爭得一個上大學的名額，不夠大隊幹部的子女消費，他就以為自己此生與大學無緣。

一個農家的孩子要想進步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參軍、上大學根本到不了他，湊巧大隊初中缺一名教師，幾架山、幾道溝找遍，也找不到一個可以勝任的識字人，他才成為了大隊學校里的一名民辦教師。

有道是，“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當民辦教師倒是一個很不錯的差事，教學相長，給項明春了一個自我學習、自我塑造的環境。同時，因為他有一定的文采，經常被公社抽去，參與了公社裏不少典型材料、展覽館詞、大批判文章的撰寫，筆頭子練得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鄉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氣。一九七七年恢復了高考，由於知識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們對高考充滿振奮，萬眾矚目。他因一篇《毛主席紀念堂在我心中》的作文獲得了中原省考區最高分。消息傳來，在豐陽縣成了口頭新聞，街談巷議，揚名遠近。

他去縣城參加體檢時，和帶隊的教革辦領導一道到理髮店理髮。一群風姿綽約的年輕女理髮師們，一邊歡快地忙碌，一邊興奮地議論着，為本縣出了個“高考狀元”而自豪。他聽了覺得好笑，又不敢相信說的是自己。帶隊的老師指指他說，你們說的狀元就在這裏。這些女孩子立刻驚乍乍地歡呼起來，爭相過來一睹“狀元”風采，把他看得滿臉通紅。給他理髮的那個漂亮女孩也興奮地滿面通紅，活兒做得更加細緻認真，理一個人頭髮用了差不多兩個人的時間。

誰知名氣與運氣是兩碼事兒，名氣傳出去了，並不見得運氣好。因為當時的政審十分嚴格，凡是寫過大批判文章的年輕人，都被打入另冊。已經被一所重點大學錄取了的他，也被有關部門扣了下來，落了個竹籃打水一場空。第二年，他又以高考的好成績進了錄取分數線。這一年的政審已經不太嚴格了，但他到了這時，曾經有過的那種“讀書人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信條，已經變得心灰意冷。下決心今後再也不寫什麼“狗屁文章”，對文科毫無興趣。他根據自己理科成績突出的特點，填報了卞州大學物理學專業，竟被錄取了。

畢業后，組織上本來要把他分配到省直一個研究單位工作，他跑去看看，打聽一下，那是個很破敗的單位，連個正經的研究項目都沒有，為數不多的科研人員在那裏半死不活地閑熬着，搞不了事業搞內訌，讓上級和本院領導，甚至周邊群眾都感到頭痛，名聲很臭。他是個喜歡熱鬧的人，對自己的科研能力本來就持懷疑態度，說什麼也不願在那裏修行。但那時屬於硬性分配，組織上有個規矩，允許你事先提出個人志願，但組織上一旦定了，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為自己重新找單位頗費周折。也許自己曾經當過民辦教師，對教育、教書有深厚的感情，也許是急於回鄉和自己日夜想念的老婆孫秀娟結婚，也許是自己那個鐘愛教育的恩師極力勸他，“從長遠看，教育是最好的職業”，也許當時教育上最需要充實教師，當他向組織人事部門提出，要回到本縣當教師的申請時，他們竟然爽快地批准了。同學們對他的選擇大惑不解，但人各有志，也就隨他去了。因為他的未婚妻孫秀娟就在一所普通高中所在地劉集鎮的農行營業所工作，他就留在了這所普通高中當了教師。

教了幾年書，他成了全縣知名度很高的一個好教師。按說，他應當安貧樂道，不再有什麼新的追求，但改革開放時期國家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革，使他對自己的人生選擇產生了懷疑，他對教書這一行當不再那麼痴迷，卻也沒有什麼辦法離開教育戰線。

那時候，“臭老九”一夜之間突然變香。在一段時間內，大批沒有地位的知識分子鴻運當頭：一般教師可以火箭式地當上縣委宣傳部長；一個穿戴土裏土氣的農業技術人員，搖身一變就做了抓農業的副縣長；一個政法大學畢業的辦事員突然就成了法院院長。他們這一批人，躊躇滿志地走上了領導崗位。有了坐轎的，就得有抬轎子的，縣委辦也要充實新的更高學歷的人進去。他的那點小名氣，成為他能夠進入縣級中樞機關的基礎。但是，把他調進縣委辦公室去，卻經歷了一波三折。

當時的縣委王書記，聽說有一個“作文狀元”在高中教書，就親自到他供職的那所學校去了解過他。有一天中午，王書記到劉集鎮視察，中午吃過飯後，只讓司機一個人拉着他去了學校。學校傳達室的老黃，也不知是什麼人，看着他們坐着小包車進了學校，指名點姓要找項明春老師，以為有了什麼大喜事，興沖沖地帶他們找到了他。

正在睡午覺的項明春，迷迷糊糊地起來迎接客人。司機介紹以後，他才知道這是縣委書記來了。項明春長了這麼大，還沒有與這麼樣的高官面對面過，一下子激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大約談了半個鐘頭的話，無非是問了學校的一些情況，項明春一一做了回答。具有“漢官威儀”的王書記，並沒有透露要調走他的意圖。

事後，項明春抱怨老黃，為什麼不把縣委書記帶到學校領導處，卻找了自己這麼一個教師，搞得人心理緊張？老黃說，人家是指名點姓找你的。項明春心裏很納悶，覺得很奇怪。

沒過幾天，就有縣委組織部的人來考核他，他才知道，原來王書記是為了訪賢而來。因為他在教學上很有一套，校長捨不得放他，把組織部的人支走以後，背着項明春跑到教育局去鬧。校長對局長說，我這個普通高中辦不下去了，本來好學生都跑向了縣重點高中，好教師也被抽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才有了這麼個台柱子教師，又要被調走了。這個人若是調走，我這個校長堅決不在這個高中幹了。教育局局長無奈，就親自到縣委去遊說，說什麼也不放他。學校領導攔下了他，也不虧待他，校長親自找劉集公社黨委，辦齊了項明春的入黨手續。教育局黨委立即研究，提拔他當上了教導主任。當時縣委辦公室已經把在縣農機局工作的大筆杆子趙哲調了進去，暫時不太缺人手，這事情只得做罷。後來，趙哲出走下海，縣委辦公室方主任又一次對教育局說，要調他進去，教育局又立即任命他為副校長，再一次攔下了他。

項明春感到教育局和自己校長的做法，親切得有點“惡毒”。在這一過程中，有人認為他撈到了不少好處，多數人卻不這麼認為。誰都知道，縣委辦公室是全縣的中樞機關，在那裏工作是許多人嚮往的事情，對於個人進步與實現人生價值，都是難得的機遇，自己竟然被教育部門捆得死死的，真像李白當年嘆息地說的那樣，“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但一個教師的命運，畢竟操縱在主管領導的手中，你孫悟空本事再大，也打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想轉行到政界工作，我不放你，你就沒有辦法。老婆孫秀娟就跟他商量，要不咱也找人給局長送送禮，興許他們能夠放你，讓你調進縣委辦公室去。這個看透人情世事的好主意，被項明春粗暴地否決了：寧可當一輩子教書匠，也不幹這種丟人現眼的事情。孫秀娟就說，這是啥年代了，你這個人怎麼還這樣迂？但胳膊拗不過大腿，她一個女人家說不服這頭“犟驢”。

就在他對進入縣委辦公室工作不報任何希望的時候，縣委組織部領導通知他去談話，他就從教育界脫穎而出，進了政界。

這一次不同以前，是縣委辦公室的史長運主任和丁卯副主任親自出馬，在一個刮著黃風的下午，來到項明春處，徵求他的意見，問他願意不願意到縣委辦公室工作。此時的項明春已不像當初見到王書記那樣激動，回答兩位主任的話挺乾脆：“從第一次考核到現在兩三年了，如果還不能調進縣委辦，教師們不知啥原因，一定會以為我這個人有大毛病，要不然為什麼不能進縣委辦？自己實在受不了社會輿論的壓力。再說，現在多少教師都想往城裏調，自己不費一點事就進城了，並且到了全縣的最高領導機關工作，豈不是太便宜了？”這樣一說，兩個主任感到這個人非常實在，又挺機靈，顯然是選准了，就對他說，讓他等待消息。誰知他們跟教育局交涉時，又卡了殼。史主任發了火，責問教育局局長：“是你的一個學校事大，還是全縣的事大？”口氣顯得非常強硬，教育局局長抗不過去，最終吐口，讓他調進了縣委辦公室。

一晃數年過去了，他從一個幹事熬起，從外行變成內行，開始搞綜合調研，後來編寫信息快報，近來又當上了一把手的貼身秘書，辦文、辦會、辦事，經歷了秘書們所有應該經歷的過程。同時，側身在這個官場之中，迎送了一批批領導，交往了一批批文秘人員，與大家苦樂與共，遇到了不少事事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