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茲

還在麥科勒姆班上的時候，喬布斯碰巧與一個本校的畢業生成了朋友，此人就是斯蒂芬·沃茲尼亞克（StephenWozniak）①。沃茲尼亞克一直是老師最喜歡的學生，並因為在班上展現出的傑出才能而成為全校的傳奇人物。他的弟弟曾經和喬布斯一起參加過游泳隊，而他本人比喬布斯大了將近5歲，對電子學的了解也遠超喬布斯。但從情商以及社交方面的能力來說，他依然是個高中生極客。

和喬布斯一樣，沃茲尼亞克也從父親那裏學到了很多。但兩人學到的東西是不同的。喬布斯的父親是個高中輟學生，他在修理汽車的過程中學會了如何通過買賣零部件賺取可觀的利潤；而人稱“傑里”的沃茲尼亞克的父親弗朗西斯·沃茲尼亞克（FrancisWozniak），是加州理工學院工程系的傑出畢業生，還是校橄欖球隊的四分衛，他十分崇尚工程學並且瞧不起那些從事商業、市場或銷售的人。他後來成為了洛克希德公司的火箭專家，設計導彈制導系統。“我記得他告訴我，工程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史蒂夫·沃茲尼亞克後來回憶說，“工程學將社會帶入了一個新的層級。”

沃茲尼亞克最早的記憶之一，就是在一個周末去了父親工作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電子部件，父親“把我跟這些部件一起擺在桌上，這樣我就可以拿着玩了”。父親試着讓顯示器上的一條波形保持平直，以證明自己設計的電路能夠正常工作，而沃茲在一旁看得入了迷。“我能看到，爸爸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重要的，而且他做得很棒。”那個時候的沃茲就會問父親各種問題，都是關於屋子裏隨處可見的電阻和電晶體的，父親就會拿出一塊黑板，給他解釋這些部件是幹什麼的。“他會從原子和電子開始講起，給我解釋電阻是幹什麼的。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他就給我解釋電阻是怎麼工作的了，不是用方程式，而是用很具體形象的方式。”

沃茲的父親還教給了他其他一些東西：絕不撒謊，這深深紮根於他那單純、不善社交的個性之中。“我父親信奉誠實，極端的誠實。那是他教我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從沒有撒過謊，到今天也是這樣。”（僅有的例外就是他惡作劇的時候。）除此之外，這位父親還給兒子灌輸了對於極大野心的厭惡，這一點沃茲與喬布斯不同。他們結交40年以後，2010年，在一場蘋果公司的產品發佈活動上，沃茲回顧了他們之間的這種差異。“我爸爸跟我說，你總是想做一個中庸的人。”他說，“我不想成為一個像史蒂夫那樣的高端人物。我爸爸是個工程師，那也是我想做的。我太靦腆了，永遠不可能成為像史蒂夫那樣的商業領袖。”

到了四年級，沃茲尼亞克成為了他自稱為“電子小孩”的一類人。對他來說，盯着一隻電晶體要比跟一個姑娘眉來眼去來得容易，他就以矮矮胖胖、有點兒駝背的形象示眾，大多數時間他都埋頭於電路板中。在喬布斯還在為了一個連他父親都解釋不清的碳精話筒而迷惑的年紀，沃茲尼亞克已經在使用電晶體搭建對講系統了，這個系統帶有放大器、繼電器、燈和蜂鳴器，連接了相鄰的6座房子中孩子們的卧室。喬布斯還在玩希斯工具盒的時候，沃茲尼亞克已經在組裝來自世界上最先進的無線電製造商哈里克拉夫特（Hallicmfters）的發射器和接收器了，他還和父親一起獲得了業餘無線電執照。

沃茲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家閱讀父親的電子學期刊，他着迷於關於新式計算機的那些故事，比如強大的埃尼阿克（ENIAC）。在接觸到布爾代數之後，他驚奇地發現其實計算機系統一點兒也不複雜，而是非常簡單。八年級的時候，他基於二進制理論造出了一台計算器，把100隻電晶體、200隻二極管、200隻電阻裝在了10塊電路板上。在當地一項由空軍舉辦的賽事上，儘管參賽者中還有十二年級的學生，但這台計算器還是贏得了最高獎。

與沃茲同齡的男孩已開始跟女孩約會、參加各種派對，而他覺得這些都比設計電路更為複雜，他顯得更加不合群了。“之前我還挺受歡迎的，但突然間我就被孤立了，”他回憶說，“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沒有人跟我說話。”他找到了一個發泄的辦法：搞些幼稚的惡作劇。高中四年級的時候，他做了一個電子節拍器——音樂教室里用來打拍子的、會發出“滴答”聲的裝置——然後他意識到“滴答”聲聽上去很像是炸彈定時器的聲音。於是他把一些大塊電池的標籤撕掉，把它們綁在一起，然後放進了學校的儲物櫃裏。他設定好裝置，一旦櫃門被打開，“滴答”頻率就會變高。那天晚些時候，他被叫到了校長辦公室。他還以為是因為他又一次獲得了學校的最高數學獎。然而，等待他的是警察。校長布呂德先生（Mr.Bryld）在裝置剛被發現時就被叫到了現場，他一把抓起那個玩意兒，緊貼胸口，抱着它勇敢地跑到了操場，然後把上面的電線拆掉。沃茲強忍着，但還是控制不住笑了出來。那天他真的被送到了青少年拘留中心，在那兒過丁一晚上。沃茲認為那是一段難忘的經歷。他在裏面教其他犯人把通到天花板上風扇的電線接到鐵窗上，這樣一且有人碰到就會被電擊一下。

對沃茲來說，被電擊就好像是獲得榮譽獎章一樣。作為一名硬件工程師讓他很自豪，但這也意味着觸電是家常便飯。他曾經發明過一種輪盤賭遊戲：四個人把拇指按在槽里，球落下之後，其中的一個會被電到。“搞硬件的人才願意玩這個遊戲，搞軟件的都太膽小了。”他這麼強調。

到了高中四年級，他在喜萬年公司（Sylvania）得到了一份兼職工作，人生中第一次有機會在計算機前工作。他從書上自學了FORTRAN語言，並閱讀了當時大多數電子系統的使用說明，從數字設備公司（DigitalEquipment）的：PDP-8開始。之後，他研究了最新的微晶片的規格，開始使用這些最新的元器件重新設計計算機。他為自己定的挑戰是：使用最少的元器件來實現。“我關上房門，在自己的房間裏獨自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回憶說。每天晚上，他都會努力在前一天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自己的設計。到四年級結束時，他已經成為這方面的專家了。“我設計的計算機，使用的晶片數量只有市面上產品中晶片數量的一半，但我的設計還停留在圖紙上。”他從沒有跟他的朋友提到過這些。畢竟，大多數17歲的孩子都在忙着干其他事情。

髙中第四年感恩節的周末，沃茲拜訪了科羅拉多大學。學校放假了，但他找到了一個工程系的學生，那個人帶着他參觀了實驗室。沃茲尼亞克請求父親送他去那裏讀書，儘管州外學生的學費並不是他們輕易拿得出的。他們達成了一個協議：沃茲可以去科羅拉多大學讀一年，但一年之後必須轉回離家較近的迪安扎（DeAnza）社區學院。1969年秋天抵達科羅拉多之後，沃茲把大把的時間用在了惡作劇上（包括印發大量寫着“去你媽的尼克遜”的傳單），以至於未能通過一些課程的考試，被學校留校察看。此外，他編寫了一個程序，不停地計算斐波那契數列，佔用了大量的計算機運行時間，學校威脅要他承擔費用。為了不讓父母知道這些事，他轉學到了迪安扎。

在迪安扎愉快地度過了一年後，沃茲尼亞克決定休學去賺錢。他在一家為交通部門生產計算機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一名同事還給了他豐厚的饋贈：將一些多餘的晶片提供給沃茲，讓他將一直停留在圖紙上的計算機變成現實。沃茲尼亞克決定使用儘可能少的晶片，一方面作為對自己的挑戰，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想利用同事的慷慨。

沃茲的大多數工作都是在附近一個朋友家的車庫中完成的，此人就是當時還在家園高中讀書的比爾·費爾南德斯（BillFernandez）。為了讓工作順利完成，他們喝了很多克雷格蒙特奶油蘇打水，然後騎着自行車去森尼韋爾的西夫韋超市退還瓶子，換到錢后再買更多汽水。“正是因為這個我們才把它叫做奶油蘇打水電腦。”沃茲尼亞克說。這其實是一台可以做乘法的計算器，通過一系列開關將數字輸入，然後用小燈顯示的二進制碼呈現結果。

1970年秋天，奶油蘇打水電腦完工後，費爾南德斯告訴沃茲尼亞克，他應該見見家園高中的一個人。“他叫史蒂夫，跟你一樣喜歡惡作劇，也跟你一樣喜歡電子學。”這應該是繼32年前休利特走進帕卡德的車庫之後，矽谷歷史上意義最重大的一次車庫會面。“史蒂夫和我就在比爾家門前的行人路上坐了很久，分享彼此的故事——大多是關於我們搞的惡作劇，還有各自做過的電子設計，”沃茲回憶說，“我們有如此多的共同點。一般來說，我很難向別人解釋清楚我做的設計，但史蒂夫一下子就聽明白了。我喜歡他。他痩巴巴的，但是充滿了活力。”喬布斯也印象深刻。“沃茲是我見過的第一個比我還懂電子學的人，”他從專業的角度這麼說，“我立刻就喜歡上他了。我比自己的真實年齡要顯得更成熟，而沃茲正相反，我們拉平了。沃茲非常聰明，但情商方面卻像是我這個年齡的人。”

除了對計算機的興趣，兩人還都熱愛音樂。“那時候是音樂的鼎盛時期，”喬布斯回憶說，“就好像貝多芬和莫扎特還活着一樣。真的。人們回顧那個時期時真的會這麼想。沃茲和我深深沉醉其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沃茲讓喬布斯迷上了鮑勃·迪倫（BobDylan）。“我們一直追隨着聖克魯茲一個叫斯蒂芬·皮克林（StephenPickering）的傢伙，他會放出迪倫的行蹤動向，”喬布斯說，“迪倫會錄下自己所有的音樂會，但他身邊的一些人不是很謹慎，所以這些磁帶很快就到處都是了。盜版也到處都是。而這個皮克林收集了他所有的磁帶。”

搜尋迪倫的錄音帶很快就變成了兩人的合作項目。“我們兩個會遊走於聖何塞和伯克利地區，到處尋找迪倫的盜版磁帶並收集它們，”沃茲說，“我們會購買迪倫歌詞的小冊子，然後熬夜解讀這些歌詞。迪倫的話可以觸動我們心中的創造性思維。”喬布斯說：“我有超過100個小時的磁帶，包括他1965年和1966年巡迴演出的每一場演唱會。”也是在這些演唱會上，迪倫嘗試了電子樂。喬布斯和沃茲兩人都購買了髙端的TEAC牌雙卷盤錄音設備。“我把我的調成低速擋，把好幾場演唱會錄到一盤帶子上。”沃茲尼亞克說。喬布斯的痴迷與他不相上下。“我沒有買大的揚聲器，而是買了一副很棒的耳機，我會躺在床上聽上好幾個小時。”

喬布斯在家園高中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一個俱樂部，進行音樂燈光表演，也搞些惡作劇（他們曾經把一個刷了金色漆的馬桶坐墊粘到了一個花盆上）。他們的俱樂部叫做“巴克魚苗”（BuckFryClub）②，藉以取笑校長的名字。當時已經畢業的沃茲尼亞克和朋友艾倫·鮑姆（AllenBaum）也在喬布斯高中三年級結束的時候加入了他的校內圈子，歡送即將畢業的四年級學生。40年後，當喬布斯再一次回到校園時，他在當年那場惡作劇發生的地方停了下來，指給我看：“看見那個陽台了嗎？我們就是在那兒掛的標語，也是在那兒鎖定了我們的友誼。”在鮑姆家的後院裏，他們拿出一張已經扎染成學校標誌性綠白相間顏色的大號床單，在上面畫了一隻巨大的豎起中指的手。鮑姆慈愛的猶太人母親甚至幫他們一起畫，還告訴他們怎麼處理色彩漸變和陰影部分，好讓整個畫面看上去更加真實。“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她竊笑着說。他們設計了一個由繩子和滑輪組成的裝置，這樣一來，在畢業生們行進到陽台下方時，床單會緩緩落下，他們還在上面簽上了巨大的字母“SWABJOB”，這是取自三個人名字中的字母，意思是“沃茲尼亞克-鮑姆-喬布斯聯合出品”。這場惡作劇成了學校的傳奇，也讓喬布斯再一次被停學處分。

在另一場惡作劇中，使用到了沃茲尼亞克發明的一個可以發射電視信號的便攜裝置。他會帶着這個裝置走進一個大家都在看電視的房間，比如說宿舍，然後悄悄按下按鈕，電視屏幕就會受到靜電千擾而變得模糊。有人站起來猛敲電視機的時候，沃茲就鬆開按鈕，於是畫面就會恢復正常。一旦那些毫不懷疑的觀眾們開始順着他的意願不斷起身，他就會提高難度。他會讓畫面一直模糊着，直到有人去碰一下天線。最終他會讓一群觀眾以為扶着天線的同時還必須單腳着地或者手放在電視機頂部。多年以後，在一場主題演講上，喬布斯也遇到了視頻無法播放的麻煩，他放下演講稿，講述了當年和沃茲一起玩這個裝置時的快樂。“沃茲會把它裝在口袋裏，然後走進一間宿舍，那裏會有一群人在看《星際迷航》，他就開始在電視機上搗亂，這時就會有人站起來準備去修，他腳剛抬起來沃茲就會讓電視恢復正常，腳落地之後沃茲又再次讓電視畫面變模糊。”喬布斯站在台上作出扭曲的表情，笑着說：“不出五分鐘，就會有人被氣成我現在這個樣子。”——

註釋：

①即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或沃茲。

②“BuckFry”將兩個單詞第一個字母互換，就成了“FuckBry”，這是英語惡作劇的常用伎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