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
保羅和克拉拉夫婦為他們的兒子創造的童年,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典型模式。喬布斯兩歲那年,他們領養了一個女兒,取名為帕蒂,3年後他們搬到了郊區的一棟房子裏。保羅擔任“回收人”的CIT信貸公司將他調到了帕洛奧圖的辦事處,但他承受不起那裏高昂的生活費用,所以他們選擇了在南邊的山景城落腳,那裏的生活開銷相對低廉。
保羅·喬布斯想把自己對機械和汽車的熱愛傳遞給兒子。“史蒂夫,從現在開始這就是你的工作枱了。”他邊說邊在車庫裏的桌子上劃出一塊。喬布斯還記得父親對手工技藝的專註曾讓自己印象深刻。“我覺得爸爸的設計感很好,”他說,“因為他什麼都會做。要是家裏缺個柜子,他就會做一個。給家裏搭柵欄的時候,他給我一把鎚子,這樣我就能跟他一起幹活兒了。”
50年後,當年的柵欄依然包圍着山景城那處房子與院落。喬布斯向我展示的時候,輕撫着柵欄的木板,回想起了父親深深植入他腦中的一課。老喬布斯說,把柜子和柵欄的背面製作好也十分重要,儘管這些地方人們是看不到的。“他喜歡追求完美,即使別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也會很關心。”
父親繼續着翻新、出售二手車的事業,並在車庫裏貼滿了他喜愛的汽車的圖片。他會向兒子介紹車輛設計的細節——線條、排氣孔、鉻合金以及座椅的裝飾。每天下班后,他就換上工作服,窩在車庫裏,史蒂夫也常常跟着他。“我原本想讓他掌握一點兒機械方面的技能,但他不願意把手弄髒,”保羅後來回憶說,“他從沒有真正喜歡過機械方面的東西。”
在引擎蓋下修修補補根本吸引不了喬布斯。“我對修汽車沒什麼興趣。但我特別喜歡跟爸爸待在一起。”即使隨着年齡的增長,他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被領養的,他還是越來越喜歡跟爸爸黏在一起。喬布斯差不多8歲的時候,有一天他發現了一張父親在海岸警衛隊時的照片。“他在輪機艙里,上身赤裸,看上去很像詹姆斯·迪恩。對一個孩子來說,那一刻只能用‘哇,天哪’來形容了。哇,天哪!我的父母也曾經年輕過,而且長相也很不錯。”
通過汽車,父親讓史蒂夫第一次接觸到了電子設備。“他對電子設備並沒有很深的了解,但他經常在汽車以及其他修理對象上跟電子設備打交道。他為我展示了電子設備的基本原理,我覺得很有趣。”更有趣的是去廢品堆里尋找零部件的過程。“每個周末,我們都會進行一次廢品站之旅。我們會尋找發電機,或者化油器,還有各種各樣的元件。”他還記得看着父親在櫃枱前談價格。“他很揸長討價還價,因為他比賣家更清楚零件的合理價格。”這一點對於實現他父母當初領養他時許下的承諾很有幫助。“我上大學的錢是這麼來的:我父親會花50美元買下一輛已經開不動的福特獵鷹(FordFalcon)或者其他什麼破車,花幾個星期修好它,然後以250美元的價格賣出去——而且他不會去報稅。”
喬布斯家的房子位於迪亞布洛大道286號,和他們周圍的房子一樣,都是由房地產開發商約瑟夫·埃奇勒(JosephEichler)建造的,他的公司於19501974年間,在加州的各個地區興建了超過11000座房屋。受到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LloydWright)“適合美國普通百姓的簡單現代之家”這一設想的啟發,埃奇勒建造了廉價房屋,這些房屋的特點是:落地的玻璃牆、開放式的平面設計、無遮蔽的樑柱構造、混凝土地面以及大量的滑動玻璃門。“埃奇勒做得很好,”喬布斯有一次和我在附近散步時說,“他造的房子整潔漂亮,價格低廉,質量優秀。他們把乾淨的設計和簡潔的品位帯給了低收入人群。房子本身有很棒的小特色,比如地板下安裝了熱輻射供曖設施。我們小的時候,鋪上地毯,躺在上面,溫曖舒適。”
喬布斯說,他對埃奇勒建造的房屋的欣賞,激發了他為大眾製造設計精良的產品的熱情。“我喜歡把很棒的設計和簡便的功能融入產品中,而且不會太貴,”他一邊向我指出這些房屋的乾淨典雅之處,一邊說道,“這是蘋果公司最初的設想,我們在製造第一台Mac電腦時就嘗試這麼做,並在iPod上實現了這個設想。”
喬布斯家的對面曾經住着一個成功的房地產經紀人。“他也不是很聰明,”喬布斯回憶說,“但看起來他好像賺了不少錢。於是我爸爸就想:‘我也能幹這一行啊。’我記得他拚命努力,去上夜校,通過了執照考試,進入了房地產業。緊接着,房地產市場崩潰了。”結果,喬布斯一家經濟拮据了差不多一年時間,當時史蒂夫還在上小學。他媽媽在生產科學儀器的瓦里安聯合公司(VarianAssociates)找到了一份記賬員的工作,他們家也給房子辦理了第二份抵押貸款。有一天,他的四年級老師問他:“關於這個世界,你有什麼不明白的?”喬布斯回答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爸爸一夜之間就破產了。”雖然如此,喬布斯還是很為父親感到驕傲,因為他從來沒有學會那種卑躬屈膝的態度和圓滑詭詐的作風,儘管這些特質能讓他成為一個業績更好的經紀人。“想賣出房子,你就必須巴結別人,爸爸不擅長這個,他本性也不是這樣的人。這一點我很欽佩他。”保羅·喬布斯做回了老本行——機械師。
他的父親寧靜又溫和,這些特質後來得到了喬布斯的讚揚而不是仿效。他還是一個堅決果斷的人。
住在我們隔壁的是一個在西屋電氣公司研究光伏電池的工程師。他還沒有結婚,屬於掉的一代”那種類型的人。他有一個女朋友,她有時候會給我做保姆。我的父母都要工作,所以放學后我就去他們家待幾個小時。他會喝醉酒,然後還會打她。有天晚上她嚇得魂不附體地跑到我們家來,那男人也醉醺醺地跟過來了,我爸爸攔住他說:“她是在這兒,但你不準進來。”他就站在那兒。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我們以為萬事都是平靜祥和的,但這個傢伙就屬於那種生活一團糟的工程師。
這個地區與遍佈美國的千千萬萬個綠樹濃蔭的地區不同的一點是,即便是個一無所長的人也想成為工程師。“我們搬到這裏時,每個角落都能看到杏子和李子果園喬布斯回憶說,“但因為軍事投資的關係,整個地區開始急速發展起來。”喬布斯受到眭谷歷史的浸淫,渴望自己也能施展拳腳。寶麗來的埃德溫·蘭德後來告訴他,艾森豪威爾曾要求自己幫助製造U-2偵察機上的照相機,來監視蘇聯的威脅。膠捲被裝在小罐子裏,然後送到森尼韋爾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NASAAmesResearchCenter),這裏離喬布斯家不遠。“我第一次見到計算機終端,就是我爸爸帶我去埃姆斯中心的時候他說,“我覺得自己徹底爰上它了。”
其他的國防項目承包商也於20世紀50年代陸續在周邊地區落地生根。1956年,生產潛射彈道導彈的洛克希德公司導彈與空間部門(TheLockheedMissilesandSpaceDivision)在NASA中心隔壁成立;4年後喬布斯一家搬到這裏時,該部門已經僱用了20000名員工。幾百米之外就是西屋電氣公司,其生產的設備是用來為導彈系統製造電子管和變壓器的。“擁有尖端科技的軍事公司雲集於此,”他回憶道,“這太不可思議、太髙科技了,生活在這裏真讓人覺得興奮。”
國防工業的復蘇,引發了一場依託科技的經濟急速發展。這場發展的根基還要回溯到1938年,當時戴維·帕卡德和他的新婚妻子搬進了帕洛奧圖的一座公寓,很快他的朋友比爾·休利特也在這座公寓的一個小屋裏安頓了下來。房子有一間車庫——這間車庫後來成為了矽谷的標誌之一——在這裏,他們敲敲打打,製造出了自己的第一件產品:一台音頻振蕩器。到20世紀50年代,惠普已經成為一家製造技術儀器的快速成長的公司。
幸運的是,附近有一個地方為那些企業規模已經超出車庫的創業者們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史丹福大學的工程系主任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Terman)在學校擁有的土地上開闢了一座佔地700英畝的工業園區,提供給可以將學生們的創意商業化的私人企業。第一家租戶便是瓦里安聯合公司,也就是克拉拉·喬布斯工作的地方。“特曼的偉大計劃對技術產業在此地發展壯大的推動作用,是其他任何事情都無法比擬的。”喬布斯說。在喬布斯10歲那年,惠普公司已經擁有9000名僱員,並且成為每一個渴望穩定收入的工程師都夢寐以求的一流企業。
在矽谷的發展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顯然是半導體。在新澤西的貝爾實驗室期間與人共同發明了電晶體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Shockley),也搬到了山景城,他在1956年創辦了一家公司,用矽代替當時普遍使用的也較為昂貴的鍺來製造電晶體。但隨後肖克利變得越來越乖僻,他放棄了矽電晶體項目,這也導致了他麾下的8名工程師——最著名的有羅伯特·諾伊斯(RobertNoyce)和戈登·摩爾(GordonMoore)——離他而去並創辦了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Semiconductor)。該公司發展到了12000人的規模,但是1968年,諾伊斯在一場爭奪CEO(行政總裁)寶座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后,公司分裂了。諾伊斯帶走了戈登·摩爾,創辦了集成電路公司(IntegratedElectronicsCorporation),他們巧妙地將公司簡稱為“英特爾”(Intel)。他們的第三名員工是安德魯·格魯夫(AndrewGrove),他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將業務重心從存儲器晶片轉移到微處理器上而使公司發展壯大。僅僅幾年的時間,這一地區就出現了超過50家生產半導體的公司。
半導體產業的爆炸式發展與摩爾發現的著名現象有關,他在1965年繪製的一張圖表顯示,集成電路每個晶片所能容納的電晶體數目大約每兩年就會翻一番,性能也會提升一倍,而且這一趨勢還會繼續。這一發現在1971年得到了再一次證實,當時英特爾公司成功地將一個完整的中央處理器蝕刻到了一塊晶片上——製成了英特爾4004——他們稱之為“微處理器”。摩爾定律直至今日依然基本準確,它對產品性價比的可靠預測讓包括史蒂夫·喬布斯和比爾·蓋茨在內的兩代年輕企業家可以對自己的未來產品作出成本推測。
晶片產業賦予該地區一個全新的名字。從1971年1月起,每周發行的專業類報紙《電子新聞》(ElectronicNews)的專欄作家唐·赫夫勒(DonHoefler),開始了一組系列報道,標題為“美國眭谷”。這一綿延40英里的聖克拉拉谷,從南三藩市穿過帕洛奧圖,一直延伸到聖何塞,貫穿其中的是該地區的商業主幹道國王大道”(ElCaminoReal),這條道路曾經連接着加州的21所教會,而現在,這條繁忙的道路所連接的企業和新興公司每年吸引着全美1/3的風險投資。“成長於此,我受到了這裏獨特歷史的啟發,”喬布斯說,“這讓我很想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像大多數孩子一樣,他開始受身邊大人們的熱情影響。“住在我周圍的父親們大都研究的是很酷的東西,比如太陽能光伏電池和雷達,”喬布斯回憶道,“我對這些東西充滿了驚奇,經常向他們問這問那。”這些鄰居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拉里·朗(LarryLang),跟喬布斯家隔了7戶人家。“他是我心中惠普工程師的標準形象:超級無線電愛好者、鐵杆電子迷,他會帶東西給我玩。”當我們走到朗的老房子時,喬布斯指着車道說:“他把一個碳精話筒、一塊蓄電池和一個揚聲器放在車道上。他讓我對着話筒說話,聲音就通過揚聲器放大出來了。”喬布斯的父親曾經告訴過他,話筒一定要有電子放大器才能工作。所以我跑回家,告訴父親他錯了。”
“不對,肯定需要放大器。”父親的口氣很肯定。當史蒂夫提出異議時,父親說他瘋了。“沒有放大器是不可能工作的,這其中是有訣竅的。”
“我不停地對我父親說不是那樣的,讓他親眼去看看,最終他跟我一起走到鄰居家,看到了。他說:‘我還是趕緊走人吧。’”
這件事在喬布斯的心中印象深刻,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父親不是萬事通。然後,他發現了一件讓他更加不安的事情:自己比父母還要聰明。他一直很仰慕父親的智慧和才能。“他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我以前一直認為他特別聰明。他不怎麼看書,卻會做很多事情。機械方面的東西他幾乎樣樣精通。”然而碳精話筒這件事,喬布斯說,讓他的想法開始動搖,他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比父母更聰明、更敏捷。“這種想法出現在腦海中,對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時刻。當我意識到自己比父母更聰明時,我為自己有這樣的念頭而感到異常羞愧。我永遠忘不了那一瞬間。”他後來告訴朋友,這個發現,再加上自己是被領養的這個事實,讓他覺得自己有些孤立——與世隔絕一般——脫離了父母,也脫離了世界。
此後不久,他又意識到了另一件事情。他不僅發現自己比父母聰明,還發現其實父母是知道這一點的。保羅和克拉拉是一對很慈愛的父母,他們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來適應這個非常聰明也非常任性的兒子。他們願意竭盡全力去適應他,給他特別的對待。很快,史蒂夫也發現了這點。“父母都很了解我。他們意識到我的不同尋常之後就有了很強的責任感。他們想盡辦法讓我學到更多東西,送我去好學校。他們願意滿足我的需求。”
所以在他長大的過程中,伴隨他的不僅僅是曾經被遺棄的感覺,還有一種自己不同於常人的感覺。在他心中,後者在他的個性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