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北伐
蔣介石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面，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國民革命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他們充滿信心，並由於取得了巨大、迅速的勝利而士氣高漲，隨着不斷地向北進軍，隊伍也隨之不斷地狀大。
如果說歷史上一個統一的中國曾在最混亂的變革中出現過的話，那麼，北伐將是必要的。
蔣介石非常自信地認為，不管局勢如何，他都能夠領導新的革命軍走向勝利。
然而，共產主義者，尤其是蘇聯人，卻不象他那麼樂觀。
從理論上講，這種懷疑是有根據的。
在蔣與他的軍事目標之間，存在着五大軍閥，其中三個在上一章中已經提到，他們是吳佩孚、張作霖和馮玉祥。
吳佩孚駐紮在很遠的地方，曾被馮以翻雲覆雨的手段打敗。1926年初，他從湖北根據地捲土重來，並佔領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區有湖南、四川和貴州，軍隊大約是25萬。張作霖當時是北方軍閥中最強大的一個。他控制着山東、滿洲里、熱河、察哈爾和河北，估計他的軍隊大約是30萬至50萬。
孫傳芳以20萬軍隊控制着從上海至江西南昌的華東地區。
他橫跨長江下游，包括江蘇、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兩個是強大而又引人注目的馮玉祥和閻錫山。趕走了吳佩孚以後，馮將自己的部隊增至27．5萬人左右。但是，由於他過分擴張，使自己的側翼暴露在閻的勢力之下，閻當時似乎想跟張聯盟。那時，馮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肅、綏遠(現在的內蒙古)和察哈爾。因此，他有資格被看成是“西北軍閥”(儘管人們無數次地稱他為“東北軍閥”)。
1926年1月1日，馮突然宣佈他將退休，並動身去作長途旅行，最終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裏，他希望能為他那支號稱是國民軍或人民軍的部隊搞到給養。當他走了幾個月之後，他的下屬指揮官撤退了暴露在閻的勢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隊，並將該部隊拉到距北京50英里以內的長城南口。
閻和一般的軍閥不同。一般的軍閥是掠奪性的、破壞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閻則以“現代的”或“社會的”軍閥而聞名於世。他開辦學校，促進衛生事業，禁止鴉片，修建公路和橋樑，並且採用各種方案開墾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平。
巴巴拉-塔奇曼寫道：“他的旁邊坐着在劍橋受過教育的中國秘書。他按照外國的風格宴請賓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銀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摺疊成玫瑰狀，鳥狀和寶塔狀，飯後，由侍從拿着掛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顏六色的燈籠，護衛着客人穿過撒滿月色的花園。”
馮和閻都害怕遭到蔣介石的打擊，他們表示參加國民革命。
軍閥部隊的數目總共不少於75萬，與勢力強大的軍閥相比，1926年初，蔣的軍隊人數不超過8．5萬人，編成6個師。
從理論上說，這是不夠的。但是，要等到他的軍隊數量能敵得過他的對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蔣給了自己6個月時間。在制定計劃與訓練的過程中，有時候軍事問題相對於政治問題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國民黨“二大”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1月1日至19日在廣東召開。會議決定以孫中山的遺囑作為國民黨永久的基礎。
宣佈孫逸仙的在天之靈永遠是該黨的燈塔。
會議從258名代表中選出了36位新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中有7位是共產黨人。
毛澤東是其中之一，他負責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另外，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廣東負責國民黨黨務。蔣介石也被選為執行委員。會上，蔣報告了他的軍事計劃——一個只有8．5萬軍隊的計劃。這支軍隊中，只有6萬人配有槍支。另外，還有6千軍校學生，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動員起來。
1926年2月1日，蔣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大概是從這時開始，蔣認為共產黨正在暗中進行反對他的活動。會上，共產黨對他的軍事計劃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鮑羅廷甚至支持這些計劃。然而，會後鮑羅廷突然被召回。在他離任期間，由他人負責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工作。
大概在此時，廣東出現了把蔣介石描繪成新軍閥和攻擊北伐的傳單。蔣懷疑這是蘇聯人在幕後策劃的。
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待他們以誠，他們卻報之以詐。不可與他們共事。”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縮小目標，蔣介石決定辭去他最初選定而尚未就任的職務。他於2月8日宣佈，他將不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第二天，他拜訪了汪精衛，提出辭去在軍事委員會中的職務和廣東警備司令的職務。汪不露聲色地聽着，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絕。蔣介石感到，不久他將與現任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領袖的這個真正的對手發生衝突。
對於是否北伐，蔣在心裏仍是很矛盾的。汪精衛依然保持着沉默。最後蔣攤了牌，2月27日他對汪說：“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辭呈，那就請俄國人離開。”汪還是沒有反應。
3月8日蔣回到汪的辦公室說：
“領導國民革命的實權不應落入俄國人之手；即使與第三國際進行聯絡也應劃清某種界限。我們決不能喪失自己的決定權。”
以上的談話情形是在事件發生大約30年後，蔣介石記錄下來的。
整個事情的發展令人煩惱不安，蔣常常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記中寫到：他度過了稍微平靜的一天，許多天以來第一次度過了一個心境寧靜的晚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有人兩次企圖殺害蔣，均未成功。
為了當時和將來使用，他開始搜集在廣東的那些潛在的對手和陰謀者的個人檔案，並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秘密機構，監視來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員。
對於蔣辭職的問題，汪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見。但是，他開始隱晦地告訴這個年輕人趁着局勢還好的時候離開廣東，繼續呆下去可能會給自己的生命帶來危險。雖然蔣當時的處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繼續呆下去，他可能會遭暗殺。如果離開，他又要對擅離職守負責。更糟糕的是，他發現蘇聯人了解到他與汪精衛之間的交易，據此，他認為汪正在與蘇聯人勾結。
接着便是“3-20事件”(“中山艦事件”)。
蔣聲稱中山艦開到黃埔，“是共產黨的一個陰謀”，他以廣東警備司令的名義宣佈了戒嚴令。
根據他的命令，25名共產黨員被逮捕或受到嚴密監視，其中包括周恩來。1926年3月20日凌晨3點，在廣東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面事件”后，為支持全面罷工而成立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武裝糾察隊，這一次也被繳械。軍隊進駐總工會和中山艦，蘇聯顧問被軟禁。
由於完全沒有準備，蔣對共產黨的突然襲擊是毀滅性的。中共和俄國人都沒有事先覺察。馮玉祥到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後，有人告訴他，在蔣早些時候訪蘇時，給人的印象是比俄國人所見到的其它中國人還要左，還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國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感到驚訝。馮寫到：“他們無法想像出發生了什麼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承認在這次間接的權力鬥爭中的失敗。作為一個糖尿病患者，他對緊張局勢感到厭倦。
21日，蔣試圖給他寫信，但又不知從何說起。蔣在日記中寫道：
“我既不想對朋友虛情假意，又不能夠向他傾吐肺腑，所以，很難下筆。”22日，由汪主持召開政治委員會，會上他以使蔣感到奇怪的熱情認可了蔣的行動。
第二天，汪失蹤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後來，汪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懷疑和厭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擔政治責任了。”5月份，胡漢民從俄國回來不久，汪精衛便去了法國，他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蔣向他道歉並請他回國，但汪深感傷害、羞辱、不可諒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裏。
這樣一來，蔣成了國民黨中佔壓倒優勢的人物。在他的對手中，一個死了，另一個由於受到懷疑而飄泊海外，還有一個也將受到驅逐。
蔣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
“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面，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蔣對俄國人和中共的打擊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蔣給他的學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們的這種希望，他寫道：“孫先生認為，容納共產黨是我們的革命原則。我也認為，如果不容納共產黨，革命戰線就不能統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認為“西山會議”是個錯誤。
事件的發生表明，蔣自從訪蘇以後，就一直是一個反共者。
但蔣自己在敘述這些事件的時候很謹慎，沒有提到這方面的內容，這樣他就可以不對自己的矛盾行為作出解釋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果蔣要擔任國民革命的領袖，而他的北方對手又依賴其他勢力的活，那麼，他仍然需要蘇聯的幫助。因而蔣當時還不能完全和共產黨與俄國人鬧翻。
另外，右派領袖胡漢民即將從俄國回來，蔣從左派那裏抓到了領導權，也不會把它交給右派。事實上，當胡漢民5月份從俄國回到廣東時，就沒有被安排任何職務，他在廣東呆了幾天就到上海去了。
蔣在採取鎮壓行動以後，又表示要改善“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4月29日，鮑羅廷回到廣東同蔣進行了多次會晤。5月15日，蔣介石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他第一次主持了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通過了一項在黨內限制共產黨的新規則，鮑羅廷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蔣極為老練地擴大了自己的戰果，他甚至通過解散“孫文學會”來表示他的“讓步”。然而，共產黨卻喪失了許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傳部門的職務(允許他繼續保留農講所負責人的職務，在那裏，他繼續培訓農民鼓動者，後來打敗了蔣介石)，另外兩名共產黨員也被解除了重要職務。
4月初，蔣向國民黨提出了一個關於北伐的詳盡計劃。6月5日，他被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在此前後，他還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軍事部部長。
7月1日，軍事委員會發佈了一項動員令。9日，革命軍舉行誓師大會並批准了一項關於北伐目的的宣言，其內容是：“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當所有這些事情都已辦好且北伐已實際上開始的時候，出現了一股反對浪潮。廣東的總罷工失控了。工人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結果造成了警察官員的辭職。蔣採取行動，派軍隊增援警察巡邏，並派秘密人員監視專門進行鼓動的人。
於是，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商總會似乎不再願意交納用於資助北伐的稅款，蔣使商人們相信，他們最大的利益將通過交款來實現。而這筆款總數是50萬元。商人們最後交了款，罷工者們也認識到，他們對北伐所能做的貢獻就是出4000苦力，而且他們這樣做了。
雖然，蔣不在前線，革命軍還是旗開得勝，於1926年7月12日，一舉佔領長沙。蔣最後於7月27日離開廣東，前去指揮他的軍隊。當他的新編軍隊加入戰鬥的時候，其總數已從8．5萬人增加到大約10萬人，廣西和湖南的軍隊也加入了蔣的行列。
根據蘇聯的建議，各級都派了政治委員，以便向每一個士兵宣傳“三民主義”，無疑其中也夾雜着馬列主義。
這些士兵認識到他們是為什麼而戰，這使他們增添了戰勝軍閥軍隊的優勢。如果他的軍隊情緒波動，他可以採取嚴厲的紀律措施。任何臨陣脫逃的軍官，不論其級別如何，都會被立即槍決；如果一個軍團的司令堅守陣地而戰死沙場，而他周圍的人退卻的話，那麼，該軍團所有師長都要被處決。這條紀律同樣也適用於下級部隊。無疑，這種嚴厲的措施，鼓舞了革命鬥志。
然而，一開始就使蔣受到下級愛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開的場合，他也沒有受到普遍的愛戴。他自己直接指揮的部隊按時發軍飽，並且裝備比其他部隊要好。其他部隊對他的歧視很不滿意，但是，勝利來得如此之快，以致於幾乎不需要嚴厲苛刻的紀律。同時，部隊的條件也從總體上得到了改善。
這是一支徹底的用政治武裝起來的部隊，每個軍團都有國民黨機構和黨員，而且都受過軍事訓練，對其他軍官具有絕對的權威。財務帳目也向每一個人公開，以杜絕敲榨勒索和貪污現象。
雖然軍閥的部隊與革命軍在數量上佔10比1的優勢，並且裝備精良，習慣當地水土，但是，他們不團結，舉止粗野，並且容易叛變。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國民革命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他們充滿信心，並由於取得了巨大、迅速的勝利而士氣高漲，隨着不斷地向北進軍，隊伍也隨之不斷地壯大。
同吳佩孚的軍隊之間進行的最艱難的一場戰鬥是攻打武漢三鎮之一的武昌戰役，由於武昌城牆堅固，而敵軍又困獸猶鬥，所以，直到10月7日才攻下來。11月8日攻下南昌。
不久，革命軍的數量增加到26．4萬人。由於紀律嚴明，他們深受愛戴，並且美名遠揚。他們和軍閥的軍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每到一座城市便徵用民房，強迫當地商人為軍隊負擔2至3個月的費用，並擅自徵用當地勞力，而北伐軍則在廟字和公用建築中宿營，交付生活費用，發給士兵軍餉，並且不抓壯丁。
9月16日，信奉基督教的總司令馮玉祥從蒙古和俄國回來，加入了討伐吳佩孚和張作霖的戰鬥。至1926年底，革命軍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北伐的第二次高潮中，北伐軍於1927年2月17日佔領了蔣家鄉的省城浙江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24日攻佔南京。至此，革命軍控制了長江流域，並且控制了華南和華中的10個省份。
然而，那年春天，戰鬥停了下來，間歇了約一年，而其原因在於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