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日本全面侵華
蔣介石依照1812年沙皇俄國戰勝拿破崙入侵的戰略，制定了一個稱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他的戰略卻註定了他在抗戰結束以後的失敗。
斯大林慷慨地向蔣介石傳授秘訣。他召見中國大使楊傑將軍，請他把實現國家團結的秘訣轉達給蔣介石：
“告訴你們委員長，在戰爭過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應該準備殺掉四百五十萬人，否則，我想他不會使抗日戰爭贏得勝利。”……但蔣介石決不是一個嗜血成性的人。
西安事變的結果是複雜的。
其直接結果是讓人感到可以放心了，因為國共兩黨不再處於戰爭狀態，都明確地表示希望把彼此的分歧放在一邊。
但西安事變的後果遠遠不止這些。幾乎可以肯定，西安事變加快了日本對中國進行全面戰爭的步伐。只要蔣介石明顯地把消滅共產黨作為首要戰略任務，日本人就會繼續平心靜氣地慢慢推行他們的高壓和吞併政策。但西安事變以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蔣介石的戰略次序起了變化。1936年11月的一份日本軍方的小冊子曾詳細地敘述了紅軍長征的過程，並預言政府軍隊不久將和紅軍聯合起來。第二年初，日本人還注意到一千名青年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還有大批的北京學生報名參加二十九軍。看到這些情況，日本軍方決定加快他們侵華戰爭的進程。
“我真的相信共產黨已經悔悟了，”很多年以後蔣介石這樣寫道，“他們真誠地表示願意和中國的其他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另外，就是在針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中，我也把他們看作中國人，並希望他們最終能再次忠於我們的國家，”
蔣介石後來對他的決定追悔莫及，因為他認為，他在西安被俘的時候，共產黨已經大傷元氣，只要再發動一次“剿共”戰役，就足以把共產黨解決了。
當然，那時他已不由自主，他不能指望在他拒絕抗日時還會在內戰中獲得廣泛的支持。但當時國民黨佔有很大的軍事優勢倒是真的。
在以後的歲月里，他一直認為西安事變以後和共產黨的重新和解是很大的錯誤，這次和解造成了1949年的失敗。
1937年2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拍電報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下列五項原則：
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全國的力量反對日本的侵略2、保障言論自由，釋放所有政治犯。
3、召開各黨、各界。各軍會議，共同抗日救國。
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電報中說，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觀點，共產黨將遵守下列五項保證：
1、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
2、解散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更名為“特區政府”。
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遍的民主制度。
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5、紅軍接受南京軍事委員會的指導。
按照共產黨的主張接受這些建議，不符合蔣介石的性格。
這樣做意味着委員長丟了面子，因為共產黨公開聲明蔣介石在西安已經答應或多或少地接受這些條件(是在脅迫下答應的)。
共產黨的電報送到國民黨中執委時，他們正在召開全體會議。會議的結果是11天後通過了一個所謂的“根除赤禍案”。下面是蔣介石本人錄的這個決議案的內容：
1、國家武裝力量的組織和領導必須統一，以便加以有效控制和進行有效的行動，不允許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信仰的武裝力量並存。因此，所謂的紅軍和它使用各種不同名稱的部隊應該完全解散。
2、政權的統一是國家統一的先決條件。不允許兩個敵對政府的同時存在。因此，所謂的蘇維埃政權和其他有損於統一的組織應該徹底解散。
3、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完全對立的，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拯救中國。共產主義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違背他們的生存機會和生活道路。因此，必須停止其活動。
4、階級的戰爭是以某個階級的利益為根據的。
它把社會分為很多的階級，使他們互相敵視和傾軋。
它需要為控制其他集團而採取戰爭的手段或者訴諸武裝起義，結果造成社會的混亂和人民的苦難。因此，必須停止進行階級鬥爭。
由於國共兩黨即將合作，而且事實上將組織聯合陣線，斯大林解除了對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回國的長期禁令。
就在幾個月前，蔣經國還把對蘇聯政府的忠誠置於對父母的孝順之上，並用一種很不符合中國人性格的方式聲討蔣介石。
1937年4月，他回到了家裏，並帶來了他的俄國妻子。他離開家有十二年，蔣介石深為自己的兒子長期受斯大林主義的影響而擔心，他開始對蔣經國進行再教育。
蔣經國在他的《我的父親》一書中敘述了他的父親對他的要求：
①我回國之後，父親覺得我應該讀曾國藩將軍的“家書”。……[曾國藩鎮壓過太平天國起義]父親認為曾國藩對兒子的教導同樣也對我們有用。每次我給父親寫信，如果他沒有時間給我一個有意義的答覆，他就要我讀曾國藩的某封家書。
父親也不斷地把他剛剛讀過的書寄給我。書裏面有許多他自己的評註，重要的地方都劃線標明了。
鑒於我出國時還是個孩子，而且在外國居住的時間太長，父親擔心我對中國的道德哲學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特別教導我要讀孫中山博士的書。
在1937年5月12日給我的信中，父親說：“以後，你讀書時應該更重視中國的道德觀、民族精神和哲學。②孫文(孫中山)的政治理論是中國哲學的基礎，在外語譯文中不可能全面詳細地論述，特別是俄文版拋棄了原書的精華。③因此，你應該在着手研究三民主義之前先把孫中山的政治理論讀上兩遍，當然，要全部是中文的。你還應該把你的評語寫在紙上，等我檢查。④在有關民生的章節里，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特別重要的”。⑤除了研究三民主義和類似性質的書之外，③父親還指導我廣泛閱讀古典和歷史書籍以及中國哲學家的著作。
不僅如此，父親還要求我重讀我讀過的書，並牢記許多優秀的部分。
當蔣介石用這些話教育其子時，蔣經國已有二十九歲了，而且已經是結了婚的人了。但這位父親正在補償失去的時間，他覺得有許多很不幸的教育應該掃除。
在1937年初的幾個星期里，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逃跑時背部所受的創傷還在劇烈疼痛。但是，在一個矯正器的幫助下，他開始進行康復鍛煉，不久就可以主持抗日的準備工作了。
1937年春，中國的常規軍總數達1，700，000人，還配備有59艘總噸位達15，288噸的軍艦，以及一支號稱擁有200架第一流飛機的空軍。
大約在這個時候，蔣介石任命了一位退役的美國飛行員陳納德上尉為他的空軍顧問。陳納德有機會看到這些介紹給他的飛機，他馬上宣佈其中只有91架確實是“第一流的”。
陳納德是一個粗魯、剛強、一心奉獻和盲從盲信的人(贊成或反對他的人都如此說)，他曾因耳聾被美國空軍革職。那時正是1936年，他四十六歲。於是他找到一個到中國工作的機會。在一段時期內，陳納德在中國備戰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他並不能在某一時刻創造奇迹，遏制日本侵略者的第一輪進攻。
從這時起，使局勢迅速惡化的關鍵就來自東京了。在東京，軍事集團日益強大。軍方不贊成再等下去，等到中國新的“統一戰線”得到鞏固時才發動進攻。他們的方針是馬上發動攻勢，然後再談判。
日本軍人還記得1905年他們的先輩曾經在軍事上教訓了沙皇俄國：他們相信，日蘇不久將再決雌雄，當蘇聯有時間建立起軍事實力時，它將重新按照傳統在東亞大陸扮演日本的強大敵手的角色，因此，他們認為，儘快地進行對華戰爭是有意義的，這樣就可以在進攻蘇聯時擁有這個戰略基地。
但是，日本軍方還想給政治家和外交家們一個最後的機會，使中國人明白他們的想法。日本駐南京大使川越不厭其煩地提醒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注意“廣田三原則”。
廣田是當時日本的外相，他提出：
(1)徹底取締中國的反日言論和行動；(2)簽定中日反共軍事協定；(3)實行日本、“滿洲”和中國之間的“經濟提攜”。
雖然國共兩黨前些時候還沒有丟掉彼此間的分歧，然而這時卻已經有了密切的來往。國民黨官員到陝北和共產黨會談，周恩來則到廬山去訪問蔣介石。
4月底，川越回國向政府報告。日本內閣聽取了他對1937年5月10日一次重要會議的講述和他本人對此的看法，然後宣佈日本正式派三個師去中國大陸。這很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意圖。
19日，陸相杉山元公開指責中國“過於自信”，採取“輕侮日本”的態度。五天後外相佐藤尚武宣佈，如果日本的聲望和尊嚴受到損害的話，除了戰爭，日本將別光選擇。
面對正在加劇的緊張局勢，蔣介石秘密派遣他的兒子蔣經國去陝西同周恩來就共產黨改組一事進行協商，以便南京政府能給予它合法地位。
6月5日，一個比以往政府更為好戰的內閣在東京開始執政。
廣田宏毅重返外務省，這時他宣佈他本人1935年炮製的“廣田三原則”已不適用。
很明顯，日本在等待一個“意外事件”，或者說正準備製造一個。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有意策劃，7月7日，這天是星期二，出現了一個偶然事件。那天夜裏，日本軍隊以宛平城為假想目標進行軍事演習。宛平是位於盧溝橋附近的一座高牆環繞的小城，在北平東南15英里處。日軍聲稱他們的一名士兵失蹤，想把他找回來。中國守軍的指揮官回答說，他對此事一無所知。
按照中國的說法，日本人隨後開火了；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是中國人先開火的，但這無關緊要。日本軍人現在已經找到了“意外事件”，他們將全面加以利用。六天內，兩萬名日軍被部署在北平地區。
對於蔣介石來說，一切很清楚，第二次中日戰爭開始了。
7月17日，在廬山的一次會議上，委員長指出，和平掌握在日本人手裏，他說：“我們尋求和平，但我們不能不惜上切代價換取和平。我們不想進行戰爭，但我們可以被迫自衛。”
蔣介石把和平條件交給日本政府，帶有反擊的性質。
日本應該承認對華北的戰爭負責，由官方出面道歉，並賠償損失。
7月18日，蔣介石在廬山宣佈，中國以四項原則作為和平的最低條件：
(1)任何解決辦法不得侵害中國主權及領土之完整；(2)冀察地區的行政組織現狀不容非法改變；(3)中央所派官員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在北平地區)。
作為回答，日軍對中國設防城市屢屢發動進攻。7月29日，當中國“保衛和平部隊”在天津進行反擊時，日本用飛機進行狂轟濫炸。接着，他們攻進並佔領這座城市及北平，宣佈他們進城是為了“保護”人民。
既然戰爭已經爆發，蔣介石就要行使國家的領導權。在向全國所做的一份報告中，他宣佈，他的政府將領導全國“苦戰到底”。
在北方，共產黨也一直表示抵抗日本的進攻。共產黨的路線經過反覆探討，並在1937年8月洛川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確定下來。那時，毛澤東還沒有全面控制黨。參加會議的代表在對日本的最後一戰上取得一致意見。
在“洛川聲明”中，共產黨號召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把戰爭進行到底；動員並武裝全國人民；建立游擊隊；剷除漢奸；主張所有政治黨派活動自由；建立一個真正有代表性的全國議會以及剷除腐敗，向地方徵收賦稅，反對投機倒把，簡化稅收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聲明”表示，共產黨將和國民黨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8月21日，蘇聯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南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9月23日，一份國民黨的聲明標誌着國共之間新的聯盟正式形成。
這份重要的文件是雙方各自對意識形態分歧進行一系列更動的結果，雙方作這些讓步是因為他們都是中國人。7月15日，共產黨曾把一份宣言交給國民黨。但國民黨沒有立即發表。19日，根據馮玉祥的說法，蔣介石、周恩來以及一些高級官員在廬山會談，據說委員長承認了共產黨在某些抗日前線地區建立的政權。以後，一直到8月15日“洛川聲明”發表，雙方都保持沉默。到了9月22日，國民黨突然發表了7月15日共產黨的宣言，繼而在第二天的聲明中又肯定了這個宣言。至少在文件中，共產黨是願意做出以前他們曾經拒絕做出的讓步的。宣言列舉了三個目標並承認四項義務。
三個目標是：
1、發動抗日戰爭，收復失地，為獨立、自由和全國解放而鬥爭。
2、建立一個民主政體。
3、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共產黨願意承擔的四項義務是：
1、執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2、停止用暴力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停止沒收地主土地。
3、改組紅軍佔領區的政府，使之成為抗日前線地區的民主政府。
4、紅軍更名為國民革命軍，並接受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領導。
國民黨政府注意到這些承諾。它宣佈：“國家的意志高於一切。”
蔣介石和毛澤東長期以來都在為他們和他們的國家所面臨的局勢冥思苦想。
兩個人都有各自的計劃和戰略，但是毛澤東看得比蔣介石遠。
蔣介石的戰略是一個為中國、為他的政府、為他本人求生存的戰略。而毛澤東則想到要在對日戰爭中求發展，以便戰爭結束時能成為勝利者，他的戰略是一個取得最後的政治勝利的戰略。在這一點上，蔣、毛二人有所不同。
蔣介石對1812年沙皇俄國勝利地粉碎拿破倫入侵一事印象頗深，他制定了一個被稱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當敵人進攻時，中央軍就向後撤退，實行焦土政策，把既沒有食物也無棲身之處的地方丟給侵略者，不求迅速決戰。這樣日本將深深地陷入中國廣闊的內地，到一定時期日軍的戰線就會過度延伸，它的交通線將達到並超過其後勤補給的最大限度。
蔣認為，當全面侵華的日軍被無休止的戰爭弄得筋疲力竭、精神崩潰的時候，決戰的時刻就到了。
從侵略者和反侵略者的力量對比來看，蔣介石的戰略是有意義的——但在軍事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他的戰略卻註定了他在抗戰結束以後的失敗。
就在他進行大踏步的軍事撤退時，共產黨在廣大的淪陷區開展了活動，通過騷擾日軍表現出了他們愛國的英雄主義。通過對他們所控制的甚至是遠離抗日前線地區的卓有見識的改革，共產黨將人民集合到自己的旗幟下，在人民中“如魚得水”
(毛澤東語錄中的話)。
值得懷疑的是蔣介石是否想到過這些。他總是想在對付日本人之前消滅共產黨，到後來他也可以宣佈自己一貫正確。但是，毛澤東所清楚地預見到的社會和戰略時機卻出於他的政治構想之外。
他認為，如果抗戰勝利，他將在光榮和勝利的氣氛中獲得政治上的勝利，而且他的力量將大大超過共產黨。但他幾乎不能預見到日本是在斯大林的軍隊控制東北的情況下投降的。他也沒有預見到由於中國當時的情況，美國人可能出現的不利於他的傾向。他更加預見不到毛澤東將會創建一支不可戰勝的農民軍隊，這支軍隊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渴望國民黨早日垮台。
但這些都是以後的事。這時面對的現實是日軍的殘酷進攻，在抗戰初期，北平和天津迅速陷落。蔣介石決定放棄華化，他的主力將集中在長江一線。除了華北，他決心讓日軍為佔領每一塊土地而付出代價。
為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理由，蔣介石決心不顧一切，決定不僅在上海進行防禦，而且主動地尋求戰機，在軍事上，這種決定毫無意義，而且也遭到德國軍事顧問們的反對。
誰都清楚，武器裝備落後的中國軍隊將遭到武器先進的日軍飛機的轟炸。這確實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失誤：他用一些最精良的部隊去冒險，而不保存實力，以備以後無疑會出現的更為重要的戰役之用。
這是軍事常識，但是蔣介石想向日本人和整個世界表明，他做出的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必須讓日本明白，這次不同於1931年和在此之前的幾次軍事侵略；他們面對的是全中國人民的抵抗。
保衛上海的戰役開始於1937年8月8日，直到11月8日結束——歷經三個月的殘殺，中國軍隊付出傷亡幾十萬人的代價，準確數字不得而知；日本軍隊的損失是傷亡六萬人。戰鬥發生在距離租界區五英里的地方，大部分戰鬥在中國居民區進行。一天，一個中國飛行員準備襲擊停在黃埔江一個碼頭上的日本戰略艦，由於錯誤地判斷了目標，他把炸彈投在擁擠的租界商業區，炸死一千多人。
在淞滬決戰中，有三位要人傷亡。其中之一是英國大使許閣森，他正乘車從南京到上海，一名日本飛行員用機槍打中他的脊推骨，還有一個是蔣夫人宋美齡，當他的司機為躲避敵人的襲擊把汽車開到路邊時，她受了重傷。和她在一起的是w-H-端納，他也傷得不輕。
在上海會戰期間，委員長不斷地和每一位將領保持電話聯繫。他每天晚上平均斷斷續續地睡上三四個小時，他還兩次親臨前線視察。最後，日本人從南面包抄了中國軍隊，使中國軍隊全面潰退，亂鬨哄地撤向南京。
這場戰役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震驚了日本侵略者。它向世界表明，中國人為保衛自己的家園，能夠拚死戰鬥。
在11月9日紐約《時代》記者蒂爾-德丁的一次談話中，蔣介石警告說：“敵人沒有認識到中國領土是不可侵犯的。中國是打不垮的。只要在敵人的侵略下還有一塊自由的中國上地，國民政府將永遠是至高無上的。”
幾天後，一次新聞茶會突然被日本的空襲所打斷，外國記者描寫到蔣介石怎樣走進花園，當炸彈落在他身旁時，他怎樣奇怪地觀望着。生理上的恐懼從來就不是他性格的特點。
日軍在杭州灣登陸，進行迂迴包抄，把中國軍隊趕出上海，在日軍登陸時，他們帶着許多摺疊船，用以通過太湖運輸增援部隊，太湖是位於蘇州的內陸湖——它是上海和南京之間的天然防線。日軍向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迅速挺進震動了全國。蔣介石攜夫人於12月7日離開南京，這是日軍到達的前兩天。臨走之前，按照他比較讚許的象徵性禮節，他祭奠了位於山坡上的中山陵，併發誓為實現孫博士的理想戰鬥到底。後來他在漢口建立了臨時政府。
南京守軍堅持了兩天。兩天之後，面對日軍的不斷空襲，在日軍11日進入外城之後，南京陷落了。日軍懷着瘋狂的殺人慾，在他們的指揮官谷壽夫的放縱下，瘋狂地進行燒、殺、奸、掠，多達10萬名中國軍民慘遭屠殺。世界輿論為之震怒，就連日本內閣也覺得有必要把谷壽夫召回國。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頭五個月出現的不僅是包括中國首都陷落在內的災難性軍事失利，而且還有外交上的大失所望。
蔣介石曾指望西方民主國家的幫助，但沒有一國肯幫助他，這時正是歐洲推行綏靖政策的時代，也是美國實行。“孤立主義”的年代，10月6日，美國國務院聲明，認為日本在中國的行為是對1928年凱洛格一白里安協定和1922年九國公約的踐踏。但是，美國沒有向中國提供援助，屬於私人所有的美國廢鋼繼續運往日本。國際聯盟也譴責日本，但無濟於事。
11月15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列國會議決定在中日爭端中無限期地中止九國公約。日本很清楚西方輿論的和平主義色彩，因而採取不對中國宣戰的辦法，鑽國際法的空子，使各國陷入道德上進退兩難的困境。
英國賣給蔣介石几架飛機，但拒絕同時提供槍支。澳大利亞拒絕使用一架被派往美國的波音飛機同中國進行聯絡，英國人和美國人不捲入中國事件的決心如此之大，以至於面對日本人不尋常的挑釁行為他們也無動於衷。
一艘英國輪船被日軍炸彈擊沉，這艘“瓢蟲”號是被岸上的炮火擊中的。後來又出現了臭名昭著的“帕內事件”，一艘美國炮艇“帕內號”在12月4日被日本空軍擊沉。日本飛機低空飛行，用機關槍掃射企圖乘划艇逃走的倖存者，結果死3人，傷17人。
德國人的態度模稜兩可。1936年11月，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德國軍事教練團仍在蔣介石的部隊裏任職。
1937年11月底、日本人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洽，請他把日本結束戰爭的條件轉交蔣介石。12月3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陶德曼大使。他絲毫也不相信日本的條件，但還是一言不發地聽着。日本要求承認“滿洲國”；建立非軍事化地區；中國同反共產國際集團合作；簽訂中、日和“滿洲國”之間的經濟協議；改變關稅壁壘；中國對日本進行“必要的賠償”等。蔣介石說明他對這些條件不感興趣。
不管怎樣，當日軍逼近南京時，德國人撤走了，那時他們以為不久就能強加給中國一個強制性的和平。
只有一個大國能在中國需要的時候提供幫助，那就是蘇聯。
8月21日的互不侵犯條約事實上和國共之間的第二次合作一樣，為蘇聯援助中國鋪平了道路。
斯大林並不比西方列強的首腦們更願意捲入中國的衝突，但他充分認識到日本有對蘇聯遠東地區進攻的計劃，因而想讓，蔣介石儘可能地損耗日本的兵力。蔣介石通過中國駐莫斯科大使楊傑將軍了解到斯大林的意圖，就派他的密友、前教育部長陳立夫到莫斯科商談一樁武器交易。
1938年初，蘇俄向中國貸款1億美元。此後不久，蘇聯的武器和裝備通過中亞從陸路運往蔣介石的部隊。在規定的期限內，中國相應地把鎢、羊毛和茶葉運往蘇聯作為償還。1939年7月，蘇聯又一次向中國貸款1．5億美元。蘇聯還派出五架蘇聯飛機，並配備駕駛員，以加強中國的防空力量。
德國大使陶德曼調停的努力失敗以後，德國軍事教練團撤走了，也有一些人以個人名義自願留了下來。
大批的蘇聯軍事代表團成員來到中國——大約有500人，其中有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名聲大震的將軍：朱可夫和霍可夫。
那時蘇聯國內的“肅反”正在全面展開。
12月底，斯大林慷慨地向蔣介石傳授他當時的經驗，他召見中國大使楊傑將軍，請他把實現國家團結的秘訣轉達給蔣介石：
“告訴你們委員長，在戰爭過程中，如果他希望人民不背叛他，就應該準備殺掉四百五十萬人，否則，我想他不會使抗日戰爭贏得勝利。”
他解釋到：在蘇聯，任何嫌疑分子都會立即被逮捕，送到內務部。一旦進了內務部，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西伯利亞就是地獄。
儘管蔣介石偶而也表現得毫無憐憫心，但他決不是一個嗜血成性的人。
然而不久，他就對懲罰感興趣了，他發現迅速處決是一種令人生畏的懲治辦法。
山東軍閥韓復榘由於不遵守委員長的命令，率領所部撤出山東，把山東讓給了日本人。委員長下令逮捕他，送交法庭判決，並於1月24日將其處決。同月，還有另外九名軍官被槍斃，三十名軍官因有背叛嫌疑而被革職。
但是其他軍閥卻受到重用，在戰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和白崇禧，白崇禧還擔任了總參謀長。特別是馮玉祥，他從韓復榘的死中撈到好處，把韓的侄女納為妾——後來馮玉祥夫人把她從家裏趕了出來。
南京陷落以後，蔣介石放棄了他所有的行政職務，他辭去行政院長之職，讓孔祥熙繼任。
從那時起，至少在一段時間裏，他曾決定集中精力進行一些軍事戰役。
其中一部分戰役取得勝利。例如，在山東南邊的八庄，日軍在現代意義上的直接戰爭中受到第一次沉重打擊，損失4．2萬人。在鄭州會戰中，國民黨用炸藥炸開黃河大堤，致使河水泛濫，幾干名日軍被淹死，洪水還吞沒了日軍許多大炮和其他裝備。
但很多無辜的百姓也在洪水中喪生——到底死了多少人已無從知道。蔣介石人為地製造的洪災淹沒11個城市和4，000個村莊，共計兩千萬農民被迫離開家園。
正是諸如此類的事件使得千百萬默默無聞的農民不斷地遠離國民黨的統治，轉而熱烈地歡迎中國共產黨。
雖然蔣介石已經辭去了日常行政職務，但他希望他的最高領導地位得到確認。1938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國民黨在漢口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適時地授予他這種權力。他當選為黨的領袖(總裁)，對所有國民黨的決定擁有最後裁決的權力。
他需要一位副總裁，於是毫不猶豫地選中了他的對手汪精衛，汪很有才能，也很不可靠，但是，讓其擔任公職，接受領導比讓其逍遙自在和密謀策劃更為安全。
漢口時期一直到1938年10月告一段落，身臨其境的外國觀察員報道了這個國民黨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面對死亡的危脅和強敵入侵的壓力，在混亂中達到了一致的和諧與統一，一些作家和記者以及有才能的專家來到這個臨時作為首都的工業城市，為抗戰盡他們的一份力。國共兩黨攜手工作，在內政和軍事計劃上進行合作。
蔣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過河到漢口的政府辦公室。
一次對他本人住處的空襲炸死了他的十名警衛，迫使他放棄原來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沒有燈光，身邊有沒有警衛，空襲時正在召開一個不尋常的外國記者招待會，可能是某個記者把這個情況透露給了日本人，這使得蔣介石几個月裏都不願接待任何外國記者。
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混亂。
在此之前，儘管經受了不斷的內戰和自然災害，中國經濟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國資本主義產生了繁榮的紡織和消費品工業，這些工業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但是幾乎不存在什麼重工業，戰爭爆發時，鋼的總產量每年不超過10萬噸。在戰爭開始之前，蔣介石召見他手下很著名、很有能力的經濟事務部部長翁文(氵穎)博士，讓他制定出一個把工廠和工業全面轉移的計劃。
翁文(氵穎)為人和藹，工作賣力，而且非常廉潔，他在某個時候完成了這個計劃，1937年7月，日本一發動進攻，大轉移就開始了。
上海的企業家和商人行動緩慢，他們希望能保護自己的財產，只有14，000噸的設備能在上海陷落前轉移。從現代化的上海機器廠和其他工廠運出來的機器被裝上划艇，用樹葉和樹枝掩蓋起來，然後運往長江上游。日本飛機一出現，就馬上用蘆葦把船偽裝好。在其他地方，設備的轉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在遠離東部地區數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廠和鋼鐵廠重新組裝起來，一些設備廠則隱蔽在山洞裏，中小學和大學也向西部轉移，到1939年秋，在大學註冊的人達4萬——比戰前的最後一學年多8000多人。基本力量和設備的保存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勝利。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以後，日本攻勢暫停，他們希望蔣介石不久就能投降。
當他們發現蔣介石並無放棄抵抗的跡象時，就又發動了新的進攻。當日本人深入中國內地時，千百萬中國老百姓在他們到達之前擁擠在道路上，做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遷移。澳門和蘇州在5月失守。6月，開封和安慶淪陷。
同時，在遙遠的地方，日軍決定試探性地進攻蘇聯遠東軍。1938年12月7日，日本駐蘇大使要求蘇聯軍隊撤出朝鮮及蘇聯和中國的接界地區，宣稱這個地區應歸屬“滿州國”。在隨後的軍事衝突中，日軍先是取得了勝利，接着又在8月11日被擊退了。
對於蔣介石來說，從象徵和心理意義上講，最壞的新聞莫過於廣州這個革命的城市不幸在10月21日失守。在城市陷落之前，敵人無休止的轟炸使3000人喪生。
四天以後。漢口這個臨時首都陷落了。在10月25日這一天，蔣介石發表一篇講話，他說：“儘管敵人暫時佔領了武漢，但他們耗費了十一個月的時間，傷亡數萬人。他們佔領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一座空城……從現在起，我們將全面開展抵抗運動。”
蔣介石曾想在岳陽建立臨時指揮部，岳陽位於武昌和長沙之間，但是他發現這座城市大火衝天，用來製造焦土的火焰正在蔓延。他認為毀城為時過早，因此把兩名高級軍官送交法庭審判，予以槍決(原文如此——譯者)。
依靠微弱的空軍，中國人面對日軍不斷的空襲幾乎無能為力。但是，1938年2月24日，中國空軍在台灣的台北上空擊落四架日機。5月20日，中國的大型單翼飛機向日本撒下很多傳單，表明日本人沒必要躲避中國人的空襲，中國人並不象日本人那樣肆意屠殺和平居民。
這一年不僅對後退的中國人，而且對進攻的日本人來說也是艱苦的一年，霍亂和疾病使日本人損失慘重。
但是，在1938年底，日本就宣佈他們佔領了有1．7億人口的15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
日本還令人難以置信地宣佈，作為死亡5萬日軍的代價，80萬中國人在戰爭中被打死。此後，日本停止了大的攻勢。第二年，日本也沒有進一步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這種形勢出現后不久，國民黨政府在重慶安頓下來。他們的軍隊現在和海上斷絕了聯繫，除了蘇聯的援助物資取道陸路從中亞和緬甸公路運進之外，他們完全處於戰略上的孤立狀態。
對於蔣介石的“大撤退”，日本軍事戰略作家末至磨在他七十年代的著作《日本的血腥戰爭》中有這樣的描寫：
儘管中國軍隊由於武器落後、缺少訓練而遭受重大損失，他們仍然擁有七百萬一線作戰力量，不斷騷擾日軍，使他們疲憊不堪。
實際上，使日軍很頭疼的是中國軍隊“以撤退代替進攻”的戰略。雖然存在着區域性的戰鬥和小規模衝突，但是一般說來，中國軍隊是以撤退(而不是進攻)來達到他們的戰略目的。
中國領土“廣闊而縱深”，中國軍隊行動迅速。
疲乏的日軍迫不上他們，特別是在供應線經常被切斷之後。
正因為如此，中國軍隊的主力一直沒有遭受決定性的打擊。日軍幾乎是順利地佔領了城市、據點和鐵路……但他們要照顧如此之大的地盤，這無疑是一種失敗。
從中國軍隊的角度來講，這當然並不是一種勝利；但從另一方面講，也不是一個失敗。中國人使戰爭向內地發展，從而在那裏展開決戰。
日本軍隊的傳統戰略是突破敵人的前線，把敵人劈成兩半，進行迂迴包抄和各個擊破。但是這種戰略對中國軍隊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在日軍突破之前，他們就會轉移到另外一個陣地。從技術上講，中國軍人很有靈活性。
那時，有人建議日軍應該縮小戰區，主要駐守華北、南京和上海。
但中國軍隊遵守“撤退代替進攻”的原則；一旦日軍撤退，他們就進行追擊……結果，在這個有廣闊土地的國家，一場戰略對峙持續了四年半。
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包括死於戰時疾病的人，日軍人員損失已達115萬人。
這份日本人的敘述有助於糾正這時侵華日軍的聲明，雖然作者錯誤地估計蔣介石想在內地進行“決戰”。
這年年底，日本人又進行進一步的“和平”試探，這一次是由首相近衛在12月22日發表公開講話。他聲稱：中國正在為“新生”
作準備，它現在可以加入新的東亞經濟秩序。
這月初，早已和日本人有秘密接觸的汪精衛企圖說服蔣介石接受日本的條件。他做過兩次努力，一次是在12月9日國民黨中央政務會的一次會議上，另一次看來是16日他和蔣介石之間的一次情緒激動的私人會談。
汪精衛的一個同夥陳公博後來披露，汪精衛曾兩次很信任地對他談了自己的想法，時間是1938年11月月初和月底。
在第一次談話中，汪精衛告訴他：和日本人媾和的機會正在喪失。從談話的內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蔣介石對此一無所知。汪還補充說，一旦時機成熟，他將離開重慶。
第二次，汪精衛通過一份電報要求陳公博從重慶到達成都，他告訴陳：中日之間和平的時機已經成熟。日本首相公佈了下列原則：
1、承認“滿洲國”。
2、在內蒙古簽訂雙邊反共產國際協定。
3、在華北進行經濟合作。
4、廢除外國特權和領事裁判權。
5、雙方互不賠償損失。
如果中國同意這些原則，日本將在兩年內撤軍。1938年12月20日，汪精衛離開重慶，假裝到昆明去，但在燒掉自己的船后，他到了法屬印度支那的河內。
在汪精衛的出走中，有一個讓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根據馮玉祥的說法，汪精衛的妻子兩周前就帶着全家和行李乘飛機離開了。那時，出入重慶的交通全部控制在軍統局戴笠手裏。普通的乘機旅行者要先登記，經過審查和批准，而高級官員則需要蔣介石本人的批准。
既然汪精衛和他的隨員乘機去了昆明，在他離開之前戴笠怎能不向蔣介石報告呢？汪精衛不可能乘飛機“溜出”昆明，如果蔣介石想截住他一定會成功。
因此，後來沒人能接受這種說法，即蔣介石本人對汪精衛要在南京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的最後計劃一無所知。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決定開除汪精衛。
在此前不久，即1938年12月26日，蔣介石拒絕了日本的條件，他反駁道：“日本強加給中國的所謂‘新生’，實際意味着一個獨立主權的中國的滅亡和一個受奴役的中國的出現。所謂的‘新秩序’的前提是中國淪為奴隸國家，並和日本一手炮製的‘滿洲國’拴在一起。”
在對峙中，悲慘的一年過去了，但是，更多的考驗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