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線索
一陣風過後，瀝瀝的細雨漸漸停了，風在安德烈身上吹來吹去，試圖吹掉他頭上的禮帽，喝醉的多里夫悲傷地坐在他那個破沙發上。他極其痛苦地和自己的每一幅作品—一告別，眼含熱淚，慢慢地從牆上摘下～幅幅傑作，把它們放到一旁，在這悲痛欲絕的時刻，只有一件事能使他感到安慰，那就是讓克先生沒死，而且錢也抽出來用於周轉了。儘管現金周轉的情況也很糟。
安德烈面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以後怎麼處理這些風景畫，還得找個機會，使這種緊張的氣氛緩和一下。他一瘸一拐慢慢地走到出租汽車跟前，使勁拍打了一下出租汽車的車窗，手中的一幅風景畫差點兒被風吹跑。茹科夫按了一下聯繫按鈕，通知其他人自己回來了。
“現在就把這些下賤東西從我身上拖下去，”安德烈想。他說的下賤東西指的是淋濕的雨衣和鞋。“然後弄點小菜來瓶小酒，坐在小壁爐旁慢慢欣賞一下藝術大師的作品。真見鬼，這個南叨鬼上哪去了？”
門被小心地拉開了一條縫，透過黑黑的門縫看見一隻眼睛。
“你偷看什麼呢？我要被人送到美洲還是怎麼的！打開門！”
半扇門慢慢地被打開了，但並沒有女人。一隻手把茹科夫拉到大廳里，由於速度快，安德烈腳底一滑，差點摔倒。站穩定睛一看，基里爾微笑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在申明半暗的大廳里，在基里爾面前還有一個人，他穿得很單薄，留着鬍子，白臉。整個過程都是由一個長着麻子的人悄無聲息地完成的。
“我一切都明白了，你這個粗野的傢伙！”那膽怯的目光和那九十多度的鞠躬已表明他是個惟命是從的膽小鬼。
“到牆那邊去！”陌生人用任何一個白痴都能明白的俄語說道，而且不容對方有半點反抗。安德烈猛地往前一探身，企圖把一卷東西藏到某個地方，但最終也沒確定下來，這多餘的舉動是否還值得。
“這是什麼？”
“這，沒什麼，一些破爛兒……”安德烈用僵直的舌頭吐出一句。
“放到地板上！”茹科夫彎下腰，把手支在自己的畫上，停留了片刻。
陌生人拿走了他所有的東西，坐進汽車開走了。
茹科夫目測了一下自己和已駛向另一方的汽車間的距離，就轉過頭來：因為再跑着去追已來不及了，對方早就跑了。
“你怎麼回事，蠢豬！拿着機關槍滿屋瞎溜達！你應當清楚，這裏住的是婦女和孩子！”男人並沒有和他爭論，只是舉起了槍。
不過沒等他扣動扳機，安德烈已打出了快速的勾拳，給了那個男的兩眼以重重一擊。
“你應該好好想想。這些東西對你來說可不是什麼破爛兒，而是二十四克拉。”他擦了擦珠光閃閃的鑽石戒指，微微低下頭，試圖摸一下自己的脈搏。過一會兒，他們向出口走去。那個男人一動不動地躺着，他已經永遠也不能站起來了。
安德烈紮上腰帶快步走到自己的地下室，到那裏好好喘口氣，仔細地思考一下發生過的一切。
男人的頭討厭地“砰砰”地磕着窄窄的走廊那粗糙的牆壁。
茹科夫真想把他扔在半路上，但發現，這個死人開始流尿液，還有其他的什麼東西，一下子把屍體扔到了樓梯下邊。
“真可惜，你不是個胖子。”安德烈抱怨那個順着樓梯慢慢上來的人。茹科夫把屍體拖到地下室，第一件事就是趕快脫下雨衣和西服上衣。
在信號系統控制台上，一個可怕的紅燈在閃爍，安德烈把帶子倒一倒，迅速把記錄器調到復錄狀態。系統工作很好，攝像機攝到了三個人，他們有的藏在雲杉后，有的藏在岩石的縫隙中，還有的向設在對面樓的山牆處的工作人口跑去。
他們花了不大工夫把基里爾設置的鎖打開，一閃，消失在別墅中。“干錯了！應該一開始就把聲音警報系統接上。”安德烈把帶子往回倒，然後按下暫停按鈕，在有點顫動的錄像中可以看到人口處有三個身材魁梧、動作輕盈的男子。這個行動一定很有意思。第一個念頭是叫警察，最後拋棄了這個想法。如果發生了什麼事，基里爾必然對發生的一切負責，讓那個只會順着山坡滑雪的安德烈做警察真是一丁點兒根據也沒有，儘管承認已被茹科夫攬到身上的一切責任不那麼令人愉快。但是他拉開彈匣的卡彈板確認子彈還很滿，於是以他所特有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順着樓梯快速向上跑起來，沿途他查看路經的每一所房子。
空無一人的大廳，入口處堆放着一卷卷割下的草，非常寬敞，把入口處的門栓插上，安德烈有點冷，聳聳肩，然後向那雕滿稀奇古怪圖案的橡樹樓梯走去。這個樓梯通向卧室所在的樓層，奶奶和馮林卡曾住在那裏，那裏還有她們用過的一些小玩意和小飾物，後來設置的廚房也在那裏。無論安德烈怎樣小心，他的腳步聲還是透過高高的天花板傳了出去。那些早已乾枯的蒼蠅屍體因落在掃帚和拖把無法可及的地方而被完好地保存下來，人們不必睜大眼睛就能確定悄悄溜進的人來自何處。
樓梯不太高，一共二十五階，安德烈老想着上去看一看牆上突出部分後面的秘密，看一看那掛滿俠士畫像的、那鋪着地毯的、那在自己的房間門后環繞整個樓的幽長的走廊。
他登上了樓梯的最後一階，在一個並不很寬的柱形欄杆前停下。這是走廊的人口。寂靜的大廳，好像一舉手就能碰着它的天花板，他印象最深的是幾位騎上騎在馬上，馬的前蹄抬起，好像騎士們要跳躍過黑黑的小路奔馳向前。
“衝進這神秘可怕的走廊，進去就打它一梭子子彈，讓它充滿那連續不斷的槍聲，僻僻啪啪的子彈殼聲和濃重的火藥味……”但是，不知什麼東西抑制了他這種倉促的決定，“我的位置不會有影子呀！”他突然異常清醒地推理說，這裏還有人，安德烈摸了摸自己的槍，隱藏在牆的凸起後面。毫無疑問，這裏還有人。
“親愛的，來吧！”安德烈背對着牆，以同樣的間隔時間做了三次布谷鳥的叫聲，黑影踉蹌着遠去了。
“他上去拿什麼呢，是好奇還是某種陰謀？”根據影子的行動，似乎可以看出，他是想知道那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逐漸控制過道里隱藏的人。
陰雨天氣使傷了風的公雞叫聲充滿了憂鬱，他一跳，跳到了樓梯的緩步台上，走過過道。
茹科夫抓到引爆葯筒，面對雕刻精美的欄杆真覺得有點兒可惜，但還是引爆了炸藥，把它扔到了遠處，許多欄杆在轟隆聲中塌陷。人影在轟隆聲中只揮動了幾下四肢，就掉落在晦暗平坦的桌面上。安德烈用手指捂住耳朵，這一次地球引力和那些倒霉想學飛的人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身體完成了被迫降落，腦袋磕在桌角上，安德烈的記憶中永遠保留着旅遊皮鞋那黃色鞋掌的樣子和顱骨無聲的折斷狀。茹科夫精神抖擻地掄起拳頭，沖入走廊。走廊空無一人，必須得找第三種突破辦法，因為類似的勘察辦法會引起許多不愉快的事情。
他向一個掛着盔甲的衣架走去，想着鋼盔帶在頭上總比卡普綸長襪舒服得多。頭盔正好，儘管腦袋在裏面有點晃，就像罐頭瓶里咬剩的半個蘋果。廚房裏一片空虛。
基里爾住在隔壁，房門鑰匙通常總是插在門鎖上，這次也是一樣。用頭偶然撞了一下牆，安德烈發現，頭上戴的這個東西的功能一點也不比聽診器差，這個東西能通過牆捕捉到走廊裏頭放小孩子的那個房間的聲音。基里爾向門走去，又實驗了一下這個頭盔的特異功能，樹葉的沙沙聲，隱隱約約的小孩的啼哭聲，一清二楚，“怎麼，我是傻子怎麼著？”安德烈自己問自己。而後抓住門把手，下定決心似的拉開門，因為戴上頭盔阻擋視線，因此只得不停地轉動頭部，頭盔的邊卡着肩部很不舒報，但還可以忍受。安德烈叉開腿，步子邁得盡量大些，好像很久都沒有從馬上下來了，他一步一步挪着向房間的深處走去。因為安德烈很清楚，此時此刻他就可能被亂槍射成篩子。
他朝那個胳膊支着窗檯的人用力一擊，說了聲“該睡覺了！”
那個男人就重重的向前倒下，瞄準茹科夫的人也被幹掉了。
“你，真行！”
“當然了！”安德烈突然感到危險：一梭子子彈怒射而出，窗玻璃在破窗而入撲向他的人那巨大壓力下粉碎，槍中的最後兩發子彈打光了，偷襲安德烈的人被擊斃，一切又都靜下來。
“呶，這就是一切，古斯佐夫先生。”茹科夫從頭上摘下那頂金屬頭盔，靜靜地等待着雷鳴般的喝彩，但事與願違，老婦人們用無神的眼睛打量了一下他，無人做聲。被繩子和布條綁在圈椅上的讓克林娜痛苦地掙扎着。安德烈突然覺得可怕，揣測着，但願不要當一切都安排好了的時候，再遭到讓克林娜的襲擊。他把那幾個輕飄飄的老婦人安置在椅子上，沙發床上，給一個傻乎乎的小孩一個小山羊玩具。安排好一切后，安德烈朝讓克林娜走過去，走到她跟前停住了，一邊撓後腦勺，一邊下決心。報仇的時候到了。他滿臉堆笑，拽住封嘴的橡皮膏的邊，使勁一拽，把讓克林娜上下嘴唇上的那層密密的汗毛連根拔起。
“混蛋！”這是讓克林娜在她和安德烈使彼此惱火的相處過程中說出的第一個俄語單詞，這個單詞說的是那樣的清晰，那樣的自然，以至於茹科夫的眼中差點湧出感動的淚水。他一邊從讓克林娜那由於憤怒而漲紅的面頰上拽下橡皮膏的殘留物，一邊說：“這很公正。”接著說，“在我們部隊，在司務排，也曾有一個烏茲別克人，很聰明，一年半過去了，他還是不想承認，他俄語說得很好，打仗也很勇敢。但是當部隊偶然得知，他是在塔什干師範學院畢業后參軍的……我的上帝，差點沒把他打成殘廢。”
讓克林娜終於被鬆綁了，她被放到了地上。“現在，我親愛的小牧羊女，你該說出自己的同伴和組織了吧。”安德烈一邊嚴厲地看着讓克林娜，彷彿是在看一堆脂肪，一堆肥肉，一邊繼續說道，彷彿又是在自我責備，“我真是個傻瓜，我怎麼就相信了這個用正常人的語言連兩個體面的詞都說不出來的笨蛋呢！”讓克林挪用同樣的語調重複了一遍，然後以她特有的迅速，順着走廊跑去。
格裡布曼大發雷霆，保證八點鐘我們一定到達目的地。我們剛拐上連接莫斯科和基輔的公路，行程就變得艱難起來，它足以使你聯想到“千湖”汽車拉力賽。到處是水窪，深不見底的大坑。
只是在一個叫奧爾斯克的小村我們才有幸拐上了平坦大道，半小時后我們進了城，繞過加油站那繞來繞去的大軟管和已被破壞的莫斯科電話網，我們不得不停下來了。因為道路分成兩條。
應該往哪裏開，我們不知道，我們找到一個喝得半醉的農夫，他伸着兩隻粗糙的手比劃着，嘴裏嘟囔着含糊不清的話語，給我們比劃出一個大致方位。二十分鐘后我們到了區中心的醫院。
問訊處里很靜，沒睡覺的大概只有蒼蠅了。我們對着關閉的窗戶敲了很長時間，才有一個老太太磨磨蹈蹭從半明半暗的走廊里走出來。
“你們敲什麼？不能讓人歇一會兒呀？”
“我們怎麼才能到索果里斯基。菲德羅維奇那兒？”
“是去那個工程師家嗎？要去那兒，大家向左看，那兒有個大姐，一問就知道了。”我們找到了那個所謂的大姐，大約有七十歲左右，不慌不忙的像個大瓢蟲，她帶領我們去找工程師。
工程師瘦瘦的，黑黑的大眼睛，他的眼神告訴人們，他的心中有很多隱秘。他躺在一個單獨的病房裏，看得出這個工程師並不富有。他周圍的一切很整潔，但很簡陋，在床旁的床頭柜上放着一大摞雜誌和一大堆瓶瓶罐罐。
“您在自己治療啊？”
工程師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坐起來。
“您躺着，尼古拉。菲得羅維奇先生，我們只待一小會兒。”
“您感覺怎麼樣？”
“對不起，請問您們是……”
“我們是民警機關刑事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是從莫斯科來的，請問您是否曾遞交過一份有關尋找失蹤女兒的申請？”
“是的。有消息嗎？”他滿懷希望地問。
“怎麼說呢！這樣吧，您先回答我們幾個問題，然後我們再答覆，可以嗎？”
“請問吧。”
“您的女兒叫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七一年出生，一直和您住在波爾霍夫，是這樣嗎？”
“是的。”
“從出生之時就是這樣嗎？”
“不，她是在莫斯科出生的。”
“她的母親還活着嗎？”
“不，大概三年前去世了。”
格裡布曼在自己的便條本里記下了一些信息。
“她叫什麼？”
“葉琳娜。謝爾蓋耶夫娜。”
“索果里斯基？”
“不，離婚後她用娘家的姓——尼卡諾娃。”
“明白了。叫葉林琳娜。謝爾蓋耶夫娜。尼卡諾娃。”格裡布曼記下，然後抬起頭，專註地看着工程師的眼睛說：“請回答我，您和拉麗薩。尼古拉耶夫娜。尼卡諾娃是什麼關係？”
“她是我女兒。”
“是小女兒嗎？”
“是大女兒，她比因加早出生十五分鐘。”
格裡布曼張着嘴，但沒說出話來。
“您的意思是說，您和尼卡諾娃公民的婚姻結局是你們共生兩個女兒，分別叫因加、拉麗薩？”
“非常正確。她們是雙胞胎。”
“因加和您生活在波爾霍夫，那拉麗薩呢？”
“和她母親在莫斯科。”
“您和您以前的妻子還保持聯繫嗎？”
“不，我們一刀兩斷了。”
“也許，我的問題有的不太合適，但我還是想問一下，為什麼？”
“對不起，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好吧，那我們換個角度提問，您最後一次見到因加是在什麼時候？”
“新年後，過聖誕節，在我第二次到工地上去時。”
“什麼工地？”
“是建築工地。不太遠，五十公里左右，但每天回家時都去……”
“她沒給您留下什麼留言條，或者給您發封電報？”
索果里斯基猶豫了一下，垂下眼帘說：“沒有，什麼也沒有。”
“您最後一次看見您的女兒拉麗薩是什麼時候？”
“在一九七八年，我們約定好的。”
“是和因加一起嗎？”
“是的。我和琳娜一人一個孩子。”
“您參加您妻子的葬禮了嗎？”
“沒有。”
“因加跟自己姐姐和母親保持聯繫嗎？”
“是啊，這我倒是沒有想到。我暗自有點得意。”
“您女兒身上是否有一些個人特徵，比如說，傷疤或胎記？”
“有的特徵我都說了。”
我看着格裡布曼，而他否定地搖了搖頭，說：“把出國護照的照片拿出來看看。”
格裡布曼從文件夾里拿出一張放大的拉麗薩的照片。
“您能認出這個姑娘嗎？”
索果里斯基自信地笑了笑，說：“當然能認出來！這是因加。”
格裡布文把照片翻過來，說：“讀一下。”工程師讀了起來。
“真沒想到。不，這不可能！”
“但事實就是這樣。”謝爾蓋把照片放回公文包，向我走來，問道：“你沒事了？”
“再好好想想吧，索果里斯基！再挖掘一下自己的記憶力。能否再想起點什麼，哪怕是再想個什麼傷口，或腫瘤什麼的……”
“傷口，傷口……”工程師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說道：“是有個傷口。那是很久以前，她在家附近摔了一下把胳膊肘磕傷了。
但是縫合得非常仔細，基本上看不出來，只是在夏天，陽光一照，皮膚被曬得發黑，才能顯出一條細細的白線。“
“請您拿自己的胳膊為例，明示一下大致在什麼部位。”
“就從這兒，”索果里斯基用手指着右胳膊的肘關節部位，“往下來。”
“有六七厘米？”
“是的，差不多。”
“好，您女兒就診的那所醫院在哪兒？”
“在少先隊員村。在距這裏五公里遠的地方。”
“謝謝。”格裡布曼從椅子上站起來，向門口走去。
“怎麼能這樣呢……您答應要回答我的問題的。”
格裡布曼狡黠地笑了一下，走向工程師，嘟嚷了一句：“我騙您呢！”
在距新區不遠的一個學校，找到了那個給因加看病的牙科醫生。他回憶了一些有關因加的事，但怎麼也記不起那個傷疤，格裡布曼做了記錄。
已經是夜裏兩點了。吃飯是個問題，在商店二樓有個小餐館，飯菜也不好。事先我要是知道這頓飯這樣倒胃口，我寧願吃齋兩天，省得回去遭罪。回城時我們的車開得飛快，我的目標是餃子和電話，還抱着一線希望找到彼得，但我的幻想破滅了。格裡布曼根本沒想餃子的事，心灰意冷地“撲通”一聲栽倒在我父母的卧室里，睡著了。而我躺在自己那張珍貴的沙發上，被子暖暖的，給人希望，而深夜預示着新一天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