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凱勒教授

午後的天空晴朗無雲，香格里拉的院外長廊中，一個中年男子穿着熱帶風情的運動衫、褐色的寬鬆褲，腳趿涼鞋，跪在一個差不多人頭大的毛茸茸的椰子邊，一隻手握着一根白色的圍欄木樁。這是個非常英俊的男人，長着黑黑的頭髮、高高的前額，戴着金絲邊兒眼鏡。他好像正在主持一個奇怪的宗教儀式，那木樁則像是刺擊的長矛，不斷地要扎破椰子。過了一會兒，我果然聽到了一聲碎裂的響聲，是木樁裂開了，椰子卻完好無損。

“都看到了吧，”萊昂納多·凱勒教授的臉上現出一絲勝利的微笑。他把鼻子上的眼鏡向上推了推，“我保證突起的骨頭比椰子殼更硬。”

“是什麼鈍器可能導致哈利先生耳後的四處傷呢？”我問，“如果那個老淘金者哈利打盹時，有人偷偷溜進來用鎬刨了他四下，那會怎麼樣呢？”

凱勒搖頭表示否定，說：“如果那樣，他那倒霉的頭骨便會被擊碎。”他手中拿着椰子，挨着厄爾·加登在鍛鐵桌子旁坐下，看着大象噴水池及周圍的繁花競艷的熱帶花園，鳥兒輕快地唱着歌，一股潮濕的微風輕輕吹過。

我是在黑鬍子酒吧里遇到加登的，在那兒，我整個早晨都同幾個目擊證人談話。他們是克拉克夫人、愛斯麗夫人以及弗來迪的美國朋友，他們都對遇害者深表同情。這幾位證人都堅持說曾於七月九日被帶到西苑審問，同時，他們對於德·瑪瑞尼所說的曾於上午十一點半被麥爾岑帶上樓的說法加以肯定，這與警察所掌握的下午三點的證據相矛盾。

不管怎麼說，這樣很好，我現在所需做的就是同林道普上校談一談此事，如果林道普確認弗來迪所說的時間，我們就不僅要懷疑那中國屏風上的指紋，還要懷疑貝克及麥爾岑他們倆。

我只獨享了片刻寧靜，身着西式襯衫，打着領帶的加登就邁着自信的步伐走向我。他被三名漂亮健美的女秘書圍着，就像一名矮胖的狙擊手。他在維多利亞皇家賓館的一個套房中向三個秘書口述日常創作內容、播音稿及正着手寫作的小說章節。現在是他們休息用午餐的時間。

“女孩兒們，這位就是我常向你們提起的廉價偵探。”他善意地開着玩笑，“黑勒，你還在躲我嗎？你不知道一個好的夏洛克需要一個華生嗎？”

“你認為自己扮演的是哪一個角色？”

他在喉嚨里咕嚕着笑了起來。我邀請他們同我共進午餐——我已品嘗了酒吧的獨特風味——威爾斯酒。

“謝謝你，孩子。”加登說著，挨着我坐下，那三位頭髮鬈曲、笑聲動聽的女孩也坐下了，卻一句話也不說，就像幾個安靜的修女。

吃過一點兒東西，閑聊了幾句，最後加登說：“好吧，黑勒——讓我這樣一個老傢伙休息一下吧。”他大概只比我大七歲。他又接著說：“就像二手車銷售員所說，你可以信任我……你不想讓我寫到文章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我都會遵命的。”

“好吧，”我說，把吃光的食物盤子推到一邊，對他說：“你是否願意進行說謊測試？”

他瞪眼咧嘴笑了，表情就像一個小孩躲在窗帘後向外偷看。

現在，加登擺脫了他的女秘書，與我在香格里拉共度了一個下午，一起聽凱勒教授對案件的分析。凱勒的研究確有獨到之處。

儘管年輕，可凱勒發明了測謊器，那是在一種能測量疑犯血壓變化的德國儀器基礎上所做的改進。凱勒的儀器對疑犯受審時的呼吸頻率、脈博、皮膚電傳導性等也進行了監測，更提高了測謊的準確性。

“你們知道乳突炎是什麼病嗎？”凱勒問我們。

我和加登坐在鍛鐵桌子旁，桌子上擺着幾瓶酒、那個裂開的木樁、椰子以及一些案發現場的照片，照片呈扇形排開，就像一把撲克牌。

凱勒——這位西北法學院畢業的芝加哥犯罪偵察組組長，可以和我的老朋友文略特相媲美，稱得上是這個國家中經驗最豐富的測謊師；也是一名科技犯罪研究方面的權威。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對象是四處傷口，檢察當局聲稱是為一鈍器所致。

“要治療乳突炎，醫生必須用一把鑿子擊穿骨質疏鬆之處，”凱勒告訴我們，“甚至包括乳突附近一些有可能感染斷裂的較硬的骨頭。可那需要極高的技術，而且不可能所鑿的每個洞都大小相同。”

“那麼像哈利頭上的那幾個洞是什麼所致呢？”

他又向上推了一下眼鏡，“一個小口徑手槍，最大不超過三八型，但很有可能不是三八型的，更像三二型。”

“那幾個洞是槍傷嗎？”加登問。

“有人用噴霧槍在屍體上做了手腳，”我說，“以致掩蓋了證據。”

“好讓我們無法從這些照片中得出正確的判斷，”凱勒說著，又展開一些照片，“即便如此，無煙火藥也不會留下灰跡。至於這些三角形傷口，是由於子彈在近距離範圍內射出造成的。”

我敲着照片上哈利先生頭部的四個洞說：“這些是槍傷？”

“毫無疑問。”凱勒斷然地說。

巴哈馬強烈的太陽光及深思冥想使加登的雙眼眯了起來，說：“或許這個老傢伙是在正當防衛？”

“很可能。”我說，“我會把這一切都告訴黑格斯的。”

“還是別提這個了，”加登悶悶地說，“如果那樣，當局就會有借口對這個案子置之不理。”

“你覺得怎麼辦好？”凱勒問道。

加登聳聳肩，“讓他們說服你的委託人別去威脅死人，如果他們被判有罪，你就把這個證據隱藏起來，以便日後再審。”

凱勒笑着點點頭，“那是佩里·梅森的絕招。好吧，我同意你的說法，一味反駁他們荒唐的謊言——四個洞都在頭骨最硬處，距離一英寸，屬刀傷——這樣做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你可以趁這個機會仔細研究一下那個指紋證據。”我說，“你怎麼看？”

凱勒擠出了一個笑容，“我想貝克上尉這個指紋專家一定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警，還沒搜遍整個房間就找到了指紋。那三個警察把那個中國屏風抬進大廳時，上面的痕迹還未被抹掉呢！誰知道貝克一天後檢查時，上面多了那麼多黑爪子印。”

“不用考慮牆上那些帶血的手印了，”我說，“因為它們太小了，不會是德·瑪瑞尼的——這不能擾亂整宗案件。”

凱勒搖搖頭，“讓人難以置信，貝克找到了一些帶血的手印，卻想趁血跡變干前擦掉它。”他看了看加登，說，“你這位新聞記者意識到了嗎？這兩個邁阿密天才沒有化驗血型來證實那血是否是屬於歐克斯的？”

加登不解地搖頭低語，“該死的畫蛇添足。”

“不，”我說，“是該死的存心設計。”

加登疑惑地看着我。

“想一想，”凱勒說，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貝克作為指紋專家被召來，但他攜帶的只是一個輕便的小手提箱——他沒帶指紋照相機。”

拍指紋需要特殊的照相機，需要一個可以隨着灰印表面移動的透鏡，可以緊貼着指紋拍攝。

“沒有指紋照相機？”加登說，“當地沒有人有這種照相機嗎？”

“沒有。”我說。“當然，他可以從皇家海軍那兒借到……”

“但他沒有。”凱勒預感不妙，“他只印出灰跡，拿起來將之挫平……”

“該死的傢伙。”加登罵道，怒目圓睜。

凱勒聳聳肩，“在有些情況下，用薄而易粘的膠帶也能取樣拍照——但貝克身邊沒有膠帶。”

“什麼？”加登說。

“他用的是橡膠，”我解釋說，“那的確能從原始表面取出印跡樣本。”

但在取樣的過程中卻會對原型產生破壞。

“不管怎樣，無論貝克說指紋來自何處，都不重要。”凱勒說著，順手拿起放大指紋照片。

“指紋不是從屏風上取下來的，我可以按着一摞《聖經》發誓。”

“一本《聖經》就夠了。”我說。

“你怎麼這樣肯定？”加登問他。

凱勒站起來，“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他把我們帶到舞廳，上周末，公爵夫婦曾在這兒跳過華爾茲，一個六折的奶白色中式屏風立在哪裏。

“但是，那不是……”加登說，“它不是被烤焦的……”

“我查到歐克斯夫人購買屏風的那家商店，”我說，“也買了一塊，圖案雖不一樣，但其它地方完全相同。”

凱勒用一隻手摸着屏風，研究着它表面的紋理，另一隻手裏拿着指紋照片。

“我從這個該死的東西的每個角落都取了樣本，每次我都能碰到帶木質螺紋背景的印跡。”

我點點頭，“假使那放大的指紋是從屏風上取下來的，背景上的圓圈不應是那個樣子。”

“花紋不相符。”凱勒邊說邊輕輕拍着那個中國屏風，就像愛撫一個嬰兒。

“那是完全不同於此的物體表面。”．

“他們的指紋是偽造的？”加登問道。

“不，”我回答說，“那只是個替代品。”

作家抱着雙臂站立着，就像一個農場主在注視他的農場，“怎麼會是這樣？”

我從凱勒手中拿過指紋照片，“那是弗來迪的右手指紋，是他們從別處扒下來的絕好樣本，昨天我同弗來迪談及此事

在弗來迪的小牢房裏，當我問及他是否在調查時被掌握了什麼證據時，他聳肩表示沒有。

“噢，我為麥爾岑倒過一杯水，”德·瑪瑞尼說，“從一個玻璃罐里倒的。”

“他要你替他倒的水嗎？”

“是的。”德·瑪瑞尼說，不情願地點點頭，而後皺眉深思。“很有趣，在我倒完水后，那個高個子貝克正遠遠地站着注視着我，他問：‘一切正常嗎？’麥爾岑回應：‘沒什麼，一切都很好。’”

而一天後，凱勒指出指紋背景中的圓圈可能是壓平的水珠……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加登目瞪口呆地問道，“你的委託人被警方騙了，也被溫莎公爵的私人偵探騙了。”

我聳聳肩，“這對我來說不是新聞，大約一周前，我在他們威脅目擊證人時抓住過他們。”

加登被搞糊塗了，轉向凱勒，問道：“教授，你為德·瑪瑞尼做過測謊實驗嗎？”

凱勒看着我，毫無表情地一笑，搖搖頭。

“法庭不允許這樣做，”我說，“即使我們的目的是考察證據，法律也不允許我們在任何目擊者身上使用。”

凱勒露齒一笑，“我多想抓住克里斯蒂的罪證呀！”

“你在浪費自己的才智。”加登幾近悲觀地說。

我把手放在作家肩上，“凱勒還有很多花樣，你已見識到了，他對殘留的睡衣碎屑進行過燃燒實驗，證實了我們的結論，兇手在現場逗留了大約一個小時。”

“可我做實驗時卻損壞了一件昂貴的傢具，”凱勒懊惱地說，“我不懂為什麼迪安娜女士沒有將我攆走，我給你們看看最近的新發現……”

他走到桌邊，就是這張桌子，不久前還擺放着炸蟹、魚子醬。現在，白色的桌布上卻散佈着一些奇怪但又很眼熟的燒焦的小洞，桌子上放着殺蟲用的噴霧槍，一個瓶蓋沒有擰緊、裝着透明液體的玻璃罐，還有一盒做飯用的火柴，有幾根已燃盡，丟在一邊。

“我找到了你一直在尋找的東西。”凱勒有些沾沾自喜地說。

“你指什麼？”我問。

“這個噴霧槍同在哈利先生房間裏找到的一樣。”

“分毫不差。”我說。

“黑格斯說噴霧槍里裝着一半的‘滅蠅靈’，就是女傭留下的那瓶。”加登說。

凱勒微笑着拿起噴霧槍，將下面的殺蟲劑管擰開，把它放在桌上，然後他做了一個祝酒的姿勢舉起玻璃罐。

“內特，你的預感對，”他說，“可燃物噴射到地板上，不用說哈利先生，什麼都會燃燒……可燃物正如你所料的那樣，並不是汽油，而是酒精。”

“是的。”我說，“汽油燃燒會把天花板燒得一塌糊塗。”

“而且還會留下一股很刺鼻的氣味。”加登補充說。

“在熱帶地區，酒精有許多用途，”凱勒不經意地說，擰開玻璃罐安到噴霧槍上，“除了不能飲用外，替自己或朋友塗擦傷處，做燈油，在船上做飯，或者刷油漆……你可以在任何簡陋的民居找到裝酒精的瓶瓶罐罐。內特，點一根火柴，扔到桌子那邊。”

他將噴霧槍一端用手指按住，我手裏拿着已點燃的火柴放到酒精中。酒精燃燒起來，火苗呈淡藍色。

“看着。”凱勒說著，像孩子一樣格格笑起來。

他越用力抽，火苗就越大，燃燒的時間也越長。

“你想讓火苗到哪兒火苗就到哪兒，”他說，“只要你不停地抽壓。”

他停下來時，酒精燃燒后的小顆粒掉了下來，落到桌子上，將桌子燒出了一些圓形小洞，火苗着了一會兒就熄滅了。

“見鬼！”我說。

“看看你的噴霧槍吧。”凱勒說著，把噴霧槍放在桌子上。

我瞥了一眼，噴霧槍的頂端有點兒變黑。我取出一塊手絹將它擦乾淨，現在，誰也看不出，它剛才噴過火了。

“厄爾，”我說，“在你的專欄中不要提及此事……”

他點點頭，繼而舉起一個手指以示警戒，說：“別把此事張揚出去……”

凱勒看着我點點頭，我們應該把這告訴黑格斯。加登是對的，當局對謀殺案中的細節誤差越多，黑格斯就越容易提出上訴。另一方面，糾正審問中的細節錯誤對德·瑪瑞尼毫無幫助

“先生，我得走了。”我說，“凱勒，迪和南希從天堂海灘回來時，告訴她們我大約七點半回來。厄爾，你想和我散散步嗎？”

“我想留下來同凱勒先生閑談一會兒，黑勒，你呢？”

我說：“我需要在六點鐘政府機關下班前拜訪一下林道普上校，跟他探討一下你們所懷疑的指紋問題；我們還需要林道普證實是在上午十一點半，而不是在下午三點半看到弗來迪被問訊。”

我到了林道普的辦公室門口，在二樓的走廊里看見了一位當地畫家，正戴着帽子，穿着連褲工作服，在林道普上校辦公室門上的玻璃上潤色“赫伯特·潘波頓少校”這個名字。

“打擾一下，”我說，“這裏不是林道普上校的辦公室嗎？”

“不再是了，先生。”他說，“他搬走了。”

“什麼？”

那個人聳聳肩，繼續專註於他的作品。

我在希爾斯上尉的辦公室門口停了下來，他也不在辦公室。我向上尉的秘書詢問起林道普的去向，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

“林道普上校已調到特立尼達了。”那個秘書說，他是一個瘦小的白人，留着撮小黑鬍子，神態高傲、目空一切。

“嘴立尼達？什麼時候？”

“大概這個星期之初。”

“噢，要多長時間呢？”

“從現在直到永遠，”他暗帶諷刺地答道，“據我所知。”

幾分鐘后，我順着長長的石板路走到喬治大街一頭，石階上的政府大樓就像一大塊粉白相間的婚禮蛋糕，石階一半處，佇立着哥倫布的雕像，他一手按劍，一手叉腰，目視着前方。

台階頂端，穿過一個水泥平台，一個穿白制服的黑人哨兵站在前門拱道，盤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同殖民部長事先約好了，矇混過關。

我推開印有精美的“E”字母以及漂亮的紋飾鑲邊的玻璃門，走到了一大堆皮箱、口袋中間。

貼着大理石花紋壁紙、掛着淺色窗帘（毫無疑問是伯爵夫人的品味）的高棚門廳處，傳來了腳步聲，那個我謊稱與之有約的殖民部長萊斯里向我大步走來。他的一條腿有些瘸，曾有人告訴我說這是一戰中受的傷。

“黑勒，你是怎麼過門崗的？”萊斯里雙眉緊鎖大聲質問道。

“他問我萊斯里是誰，我說我和他很熟。”

對一個四十五、六歲的職業兵來說，這個玩笑毫無意義，那件白色的制服是他身上唯一生動、純潔的地方。

“如果你仍抱着幻想想見到公爵，”萊斯里說，“那麼你不僅是在浪費你的時間，也在浪費我的。”

“這事我一會兒和你談。現在，告訴我，林道普上校到底怎麼了？”

“什麼事也沒發生，他被調開一段時間。這是政府的命令。”

“但他在審判德·瑪瑞尼時會回來，對嗎？”

“我不能確定——戰時交通是那麼糟糕，而林道普又剛剛擔任特立尼達警局專員。”

我輕蔑地一笑，“這真有趣兒——在審判即將開始時，一位重要的目擊證人卻突然從這個小島搬到月亮上去了。”

萊斯里的下頦同他的腿一樣僵硬，“林道普上校確是一名目擊證人，他已對此案件所知曉的事做了筆錄，他的接替者潘波頓少校可以代他出庭。”

我並不認識潘波頓，他的名字還在林道普上校的門上字跡未乾。如果他參加調查，再努力、正直也只是知之皮毛而已。

“誰要走？”我用大姆指指着一堆行李，問道。

他的嘴角擠出一絲笑容：“不是你，是公爵同其夫人。”“什麼？別告訴我他們也要遷到特立尼達。”

“他們要去美國旅行。”

我墓地想起，公爵夫人在香格里拉的舞會上曾明確表示，紐約是她青睞的休憩之所。我茫然地問：“那麼公爵不會參加德·瑪瑞尼的審判了？”

“是的。”萊斯里說，“他為什麼要去？”

他把我送到了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