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屍體
在康斯坦丁大夫的陪同下,波洛走向隔壁的車廂,前往被害人住的包房。列車員過來用自己的鑰匙為他們打開了門。
兩人走到裏面。波洛轉向自己的同伴,問道:“這包房原來就這樣亂么?”
“什麼都沒動過。我十分當心,驗屍時,屍體都沒移動過。”
波洛點點頭。他朝四周打量着。
他的第一個感覺是冷得厲害。車窗已被推開,而且一直就這麼開着,窗帘也被拉去了。
“嗬嗬”,波洛注意到了,嘴裏直哈氣。
另一個欣賞似的笑了:“當時我不想把它關上。”
波洛仔細地檢查了窗口。
“你說的對,”他宣佈說,“沒有人從這條路離開過車廂。可能,打開車窗是想要引人作這樣的推測,但是,要是那樣,這雪已經使兇手的達不到目的了。”
他仔細地檢查了窗框。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盒子,往窗框上吹上一點份末。“根本沒有指紋,”他說,“這是說窗框被擦過了。是啊,即使有指紋的話也只能告訴我們很少的一點情況。那可能地雷切特先生,他的傭人,或者是列車員的。如今的罪犯是不會犯這類錯誤的了。”
“既然是這樣,”他高興地接著說,“我們還是把窗關上吧。這兒簡直成了冷藏庫了!”
他關上窗,然後第一次把注意力轉向躺在鋪位上的一動不動的屍體。
雷切特仰卧着。他那血跡斑斑的睡就,鈕扣解開,被扔向背後。
“我得看看傷口的性質,你瞧。”大夫解釋說。
波洛點點頭。他俯身到屍體的上面好一陣子。最後,帶着稍感痛苦的表情,伸直了身子。
“這買賣可不輕鬆,”他說,“那傢伙得站在這兒,一刀又一刀地朝他身上戳。到底有多少處傷口?”
“我認為是十二處。有一、兩處很輕,實際上只是劃破一點皮。另一方面,至少有三處可能是致命的。”
大夫的語氣中,有什麼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目光銳利地朝他看看。矮小的希臘人正站在那兒,迷惑解地皺起眉頭,朝屍體凝視着。
“有什麼東西使你感到奇怪,是嗎?”他有禮貌的問道,“說吧,我的朋友。這兒有什麼弄得你大傷腦筋了吧?”
“你說得對。”另一個承認。
“是什麼呀?”
“你瞧這兩處傷口──這兒,還有這兒,”──他指點着。“它們都很深,每一處都被戳斷了血管──然而──口子都沒有裂開。應該出血而沒有出血。”
“這意味着什麼呢?”
“這意味着,戳這幾刀時,人已經死了──死了一些時候了。可是這無疑是荒謬的。”
“看來是如此,”波洛若有所思地說,“除非我們的兇手估計自己還沒有很好完成任務,再回來徹底的核實一下;可是這顯然是荒謬的!還有別的什麼嗎?”
“哦,還有一點點。”
“還有?”
“你瞧這傷口──在右臂根──靠近右肩。拿我的鋼筆試試。你能不能戳這麼一刀?”
波洛舉起自己的一隻手。
“對,”他說,“我懂了。這用右手是非常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就得在相反的方向戳。可是,假如這一刀是用左手戳──”
“正是這樣,波洛先生。這一刀幾乎可以肯定是用左手戳的。”
“這麼說,我們的兇手是慣用左手的了?不這還很難說,不是嗎?”
“你說的對,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恰恰明顯地象是用的右手。”
“兩個人,我們又回到兩個人上面來了。”偵探喃喃地說。他突然問道:“電燈原來是開着的嗎?”
“這就很難說了。你知道,每天早上十點鐘左右,列車員都要關燈。”
“開關會告訴我的。”波洛說。
他檢查了頂燈的開關,也檢查了活動的訂頭燈的開關。他把前一盞燈關掉,打開了后一盞燈。
“好,”他若有所思地說。“現在我們假設這兒有兩個兇手:第一個兇手和第二兇手,就象偉大的莎士比亞所寫的那樣。第一兇手戳了被害者,就關了燈,離開了包房。第二兇手在黑暗中進來,沒有看到他或她的任務已經完成,於是就在死者的屍體上至少戳了兩次。你對此有什麼想法?”
“動人極了。”矮小的大夫熱情地說。
對方的眼睛中閃爍着喜悅的光芒。
“你是這樣想的嗎?我很高興。可我聽起來,這有點像胡說八道。”
“能在別的解釋嗎?”
“這正是我在問我自己的。我們這兒是不是有個巧合或者是什麼呢?是不是有什麼其它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會不會受認定兩個人作案這種觀點的影響?”
“我認為可以說是的。正如我所說過的那樣,這當中有些刀說明是很軟弱無力的──缺乏力氣,或者是缺乏決心。它們是無力的,一擦而過的幾刀。但是,這兒的一刀──還有這兒一刀──”他再次指點說,“這兩刀可需要很大的力乞。它們把肌肉都給戳穿了。”
“這幾刀,按你的看法,是男人戳的吧。”
“非常肯定。”
“不可能是一個女人戳的嗎?”
“一年輕力壯的女運動員,也許能戳這兒刀,特別是在她處於強烈感情的支配之下時。
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不太可能的。”
波洛沉默了一、兩分鐘。
對方急切地說:“你能理解我的觀點么?”
“完全理解,”波洛說,“事情開始變得一清二楚了!兇手是個力氣很大的男人,她是軟弱無力的,這是個女人,這是個慣用右手的人,而這是個卻是個慣用左手的人──嘿!這完全就是在開玩笑!”
他突然氣沖沖地說:“那麼這個被害者──在這整個過程中做點什麼呢?他叫喊了嗎?他掙扎了嗎?他自衛了嗎?”
他伸手到枕頭底下,抽出一支連發手槍,就是雷切特前天給他看過的那支。
“你瞧,子彈滿滿的。”他說。
他們朝四周打量了一番。雷切特白天空的衣服掛在牆上的衣鉤上。由盥洗盆蓋架成的小桌子上放着各種東西──浸在一杯水裏的假牙,另外一隻空杯子,一瓶礦泉水,一隻很大的長頸瓶,一隻煙灰缸,裏面有一個雪茄煙的煙蒂和些燒焦的紙片;還有兩根燃過的火柴。
大夫拿起空杯子嗅了嗅。
“被害者的沒有反應,這兒有了解釋了。”他從容不迫地說。
“麻倒的?”
“是的。”
波洛點點頭。他撿起兩根火柴,仔細作了檢查。
“你也找到線索了?”矮個子大夫熱切地問道。
“這兩根火柴樣子不同,”波洛說,“這一根比那一根扁。你看得出嗎?”
“這是列車上的那種,”大夫說。“紙殼裝的。”
波洛在雷切特的一個個衣袋裏摸着。一會兒,掏出了一盒火柴。他拿它們作了仔細比較。
“比較圓的一根是雷切特先生擦過的。”他說,“讓我們看看他是否還有比較扁的這種。”
但是,經過進一步搜尋,沒有尋到別的火柴。
波洛的眼睛朝包房裏四處打量着。他的眼睛閃閃放光,象鳥一般敏銳。使人感到沒有什麼能夠逃過他們的搜查。
他輕輕地驚叫了一聲,俯身從地板上撿起了一樣東西。
這是一小方細棉布,很精緻。角落裏綉着一個起首字母──H。
“一塊女人的手帕,”大夫說,“我們的朋友列車長是對的。有個女人與這個案子在牽連。”
“而且還十分適合地留下了她的手帕!”波洛說,“完全象書上和電影裏說的一樣──而且對我們來說,事情甚至還要容易,上面還有一個起首字母哩。”
“我們真走運!”大夫大聲叫了起來。
“是么?”波洛說。
他的語氣中,有點什麼使他感到意外。
可是沒等他問明,波洛又一次俯身向地板。
這一次,他手裏拿的是──一根煙斗通條。
“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財產吧?”大夫提也說。
“他的任何一隻衣袋裏都沒有通條,而且也沒有煙絲或者煙絲袋。”
“那麼這是一條線索了。”
“是啊!很明顯。而且又丟得很合時宜。不過注意,這是一條男性的線索!不能抱怨這件案子沒有線索了。現在已有了充裕的線索了。順便問一聲,那兇器你是怎麼處置的?”
“兇器的影子都沒有。兇手一定隨身把它帶走了。”
“我想知道為什麼。”波洛沉思着。
“嗨!”大夫正靈巧地在探索死者睡衣的口袋。
“我把這個給疏忽掉了,”他說,“當時我解天上衣的鈕扣,就徑直把它扔到後面去了。”
他從胸袋裏掏出一隻金錶。錶殼癟進,時針正指在一點一刻上。
“你瞧!”康斯坦丁熱切地叫了起來,“這給我們指明了作案時間。同我的推測一致。
我說的是半夜十二點到凌晨兩點之間,大概在一點鐘左右,雖然在這種問題上,很難說得很確切。好了!有了證據啦。一點一刻。這就是作案時間。”
“是啊,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大夫迷惑不解地朝他瞧着。
“請你原諒,波洛先生。我可不太明白你的話。”
“我不明白自己的話,”波洛說,“我會都不明白,而且,正如你所覺察的,這使我也感到苦惱。”
他嘆了一口氣,俯身在小桌子上,仔細檢查燒焦的紙片。他自言自語地咕噥着。
“現在需要一隻老式的女人帽盒。”
康斯坦丁大夫一下子不知道怎麼來對待他這句古怪的話才好。然而,波洛沒有時間讓他發問了。他打開通往過道的門,叫喚列車員。
那人跑步趕到。
“這節車廂有多少婦女?”
列車員扳着手指計算。
“一、二、三……六個,先生。一位美國老太太,一位瑞典太太,年輕的英國小姐,安德烈伯爵夫人,還有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和她的女佣人。”
波洛考慮了一下。
“她們都有帽盒嗎?”
“有,先生。”
“給我去拿來──讓我看看──,瑞典太太和那個女佣人的。我只打算要這兩隻。你可以告訴她們,這是一種海關規則──到底怎麼說,由你考慮吧。”
“不成問題,先生。現在她們都不在自己的包房裏。”
“那就快。”
列車員走了。他回來時,帶來了兩個帽盒。波洛打開女佣人的那隻,把它扔到一旁。接着,他又打開了瑞典太太的,是時發出一聲滿意的驚叫。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帽子,揭開幾隻隆起的圓形金屬網。
“嗨,這就是我所需要的。大約十五年前,帽盒是做成這樣的。可以用一根帽針把帽子串在這種隆起的金屬網上。”
說著,他熟練地取下兩隻這樣的東西。然後重以裝好帽盒,吩咐列車員把它們都送還給本人。
當門再次關上時,他轉向自己的同伴。
“我親愛的大夫,你瞧我,我並不是一個依賴專門手段的人。這是我所探索的一種心理學,不是指紋或者煙灰。但在這個案子中,我得接受一點科學的幫助。這間房裏滿是線索,但是我能相信這些線索真的如它們所表明的那樣嗎?”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好吧,我給你舉個例子──你發現了一塊女人的手帕。這是一個女人丟的嗎?可是,也許是一個男人作的案,他心裏想:‘我要幹得讓人看起來象是個女人乾的。我要給我的敵手不必要地戳上幾刀,有幾刀要戳得軟弱夫力,毫夫作用,我還要把這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發現的地方。’這是一種可能。還有另一種可能。要是一個女人殺了他,而故意扔下一根煙斗通條,讓人看起來象是個男人乾的呢?那末,我們是不是應該認真地推測一下,這兩個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毫不相關的呢?還是每人都因粗心掉下他們的身份線索的?是啊,巧合太多了!”
“可是這帽盒起什麼作用呢?”大夫問道,仍舊迷惑不解。
“啊,這我來講。正如我所說的,這些線索,這停在一點一刻的表,這手帕,這煙斗通條,它們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這我還沒法說。但是,這兒有一個線索,我相信──雖然我可能又錯了──不是假的。我指的是這根扁平的火柴,大夫先生。我相信,這根火柴是兇手用的,不是雷切特先生用的。它用來燒毀某種會使罪行暴露的的文件。也許是一本筆記本。要是這樣,那本子裏一定有什麼東西,某種錯誤,某種罪行,它可能會給對手留下一個線索。現在我要設法使它復原,以便弄清這東西是什麼。”
他走出包房,過一會回來了,帶着一隻小酒精爐和一把燙髮鉗。
“我要用它來燙鬍子。”他指指鉗子說。
大夫懷着極大地興趣注視着他。他把兩隻隆起的金屬網壓平,接着小心翼翼地設法把燒焦的紙片放到其中的一隻上,又用另一個朝它上面輕輕拍打,然後發鉗把兩隻網罩鉗在一起,放到酒精燈的火苗上。
“這完全是一個臨時湊合的代用品,”他扭過頭來說,“但願它能符合要求。”
大夫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這些過和。金屬網開始發紅。突然,他看到了一些隱隱約約的字跡。慢慢地自己組成幾個單詞──發光的單詞。這是一塊極小的紙片。只顯出幾個字:
“……小黛西?阿姆斯特朗。”
“啊!”波洛發出一聲尖叫。
“它告訴你什麼嗎?”大夫問道。
波洛的兩眼閃閃發光。他小心翼翼地放下鉗子。
“是的,”他說,“我知道死者的真名實姓了。知道他為什麼不得不離開美國了。”
“他叫什麼?”
“凱賽梯。”
“凱賽梯。”康斯坦丁皺起了眉頭。“這使我想起了什麼。好些年以前的事吧。我想不起……這是美國的一個案件,是吧?”
“是的,”波洛說,“美國的一個案件。”
波洛就無意就此多說了。他朝四周打量着繼續說:“等會兒我們再詳細談那個吧。現在讓我們先來弄清楚,這兒凡是應該看的,我們是否都已經看了。”
他迅速、熟練地再一次仔細檢查了死者的衣袋,但沒有找出什麼感舉興趣的東西。他試圖打開和隔壁房間相通的那扇門,可是它在另一面被閂上了。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康斯坦丁大夫說,“要是兇手不是越窗逃的,要是這扇通隔壁的門另一面是閂上的,要是通往過道的門不僅裏面鎖住,而且還搭上了鏈條,那麼兇手是怎麼離開這個包房的呢?”
“這是當一個捆住手腳的人被關進柜子──不見時,觀眾說的話。”
“你的意思是──?”
“我人意思是,”波洛解釋說,“要是兇手想要我們相信,他是經由窗口逃跑的,他自然就得使人看起來加外兩個出口是不可能的了。象柜子裏的‘隱身人’一模一樣──這是一種騙局。而揭穿這種騙局,是我們的職責。”
他把隔壁相通的門在他們這邊給鎖上。
“萬一,”他說,“那位傑出的哈伯德太太突然心血來潮,想到要收集第一手的罪行材料,寫信去告訴她的女兒。”
他再次朝四周打量了一下。
“我想,這兒沒什麼更多的事情要做了。讓我們還是重新上鮑克先生那兒去碰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