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兩個結論

所有的旅客都擁入餐車，圍着桌子坐定。他們的臉部表情多少有點相似──一種期待和害怕相混合的心情。那個瑞典女人還在哭哭啼啼，哈伯德太太在一旁安慰她。

“現在，你必須克制住自己，親愛的。一切都會好的。你可要剋制啊。如果那卑鄙的兇手就在我們中間，大家都清楚，那不會是你。哎，只要想到這種事，誰都會發狂的。你就這麼坐着，我就在你身邊。別再擔憂了。”

波洛站起來，她就不作聲了。

列車員在門口徘徊。

“我可以呆在這兒嗎，先生？”

“當然可以，米歇爾。”

波洛清了清嗓子。

“先生們，女士們：我用英語講，因為你們大家都懂一點英語。我們凈研究一下塞繆爾?愛德華?雷切特──凱賽梯的化名──之死。對這一謀殺案的結論，現有兩種可能。我將把這兩種情況都告訴你們，並讓鮑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大夫來裁決，那一個是正確的。”

“你們大家都已了解本案發現的經過。今天早晨，有人發現雷切特先生被刺身死。昨晚十二點三十七分，有人看到他還活着，那時，他在房門口跟列車員講過話。在他的睡衣口袋裏，發現一塊被敲癟的表，錶針指的時間是晚上十二點至凌晨兩點。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晚上十二點半時，列車撞入雪堆之中，十二點半以後，任何人要離開列車，都是不可能的。”

“哈特曼先生，是紐約偵探機關的偵探。（有幾個人轉頭向哈特曼先生望去）他的證詞表明，沒有任何人能以過他的包房（卧車盡頭是十六號鋪），而又不被他發現的。因此，我們只好作出這樣一個結論：兇手可以在一個特定的車廂──伊斯坦布爾──加來車廂里找到。”

“我要說，這就是我們的推論。”

“怎麼？”鮑克先生大吃一驚，突然喊出了聲。

“然而，我將把另一個推論告訴你們，這是很簡單的。雷切特先生有個仇敵。這個人他感到恐懼。他向哈特曼先生講了這個仇敵的模樣，並且告訴他，假如謀殺發生的話，很可能會在列車離開伊斯坦布爾後的第二個晚上。”

“現在，我告訴你們，女士們，先生們，雷切特先生知道的，比他講的要多的多。這個仇敵，正如雷切特想的那樣，在貝爾格萊德，或許在文科夫戚上了車。他是從阿巴思諾特上校和麥克昆先生開的門上車的。他倆剛從這門下車到月台上去。有人給了這個人一套列車員制服。他把它套在自己的衣服外面；他用一把萬能鑰匙打開了鎖着的門，走進了雷切特的包房。此時，雷切特由於安眠藥的作用，已經睡熟了。這個人非常兇狠地戳了雷切特十二刀，然後，穿過通向哈伯德太太包房的門逃了出去──”

“正是這樣。”哈伯德太太點點頭說。

“他在路過哈伯德太太的包房時，把剛用過的匕首順手塞進她的旅行手提包。但無意中，他掉了一顆制服鈕扣。然後，他溜出包房，沿着過道逃走了。此時，他又匆匆把制服塞進一個空着的包房的手提箱裏。幾分種后，又穿着普通衣服，在列車即將開動之前，仍舊從餐車附近的門──他來時的門──下了車。”

所有的人都屏住氣息。

“那表，怎麼解釋呢？”哈特曼問道。

“我會把整個案件全給你們講清楚的。雷切特先生應該在察裡布羅特就把表撥慢一個鐘頭，可他忘了。他的表仍舊是東歐時間，比中歐時間要早一個鐘頭。因此，雷切特先生遇刺的時間是十二點一刻──而不是一點一刻。”

“可這樣的解釋是荒唐的。”鮑克先生喊道，“一點差二十三分，他房裏傳出來的聲音怎麼解釋，那聲音要麼是雷切特的──否則，就是兇手的。”

“未必如此。可能──嗯──是第三者的。這個人走進雷切特的包房，想跟他說話，但發現他已經死了。他立即按鈴叫列車員，於是，就象你所說的那樣，一想苗頭不對──他怕被指控謀殺，就學起雷切特的說話聲音來。”

“這倒有可能。”鮑克先生勉強表示同意。

波洛看了看哈伯德太太。

“啊，夫人，你是想說──？”

“是的，可我不太清楚我要說些什麼。你認為，我也忘了把表撥慢了嗎？”

“不，夫人。我想，你是聽到這個人走過你的房間的──然而，是無意識的。後來，你作了個夢，夢見一個男人在你房裏，你驚醒了，就按鈴叫列車員。”

“呃，我想，這是可能的。”哈伯德太太承認了。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很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

“你怎麼解釋我那女佣人的證詞，先生？”

“很簡單，夫人。你的女佣人認出了我給她看的手帕。她想掩護你，可不那麼高明。她確實碰到過一個男人──但要早些──當列車停靠在文科夫戚站時。她故意說她是那以後的某個時間見到他的，稀里糊塗地想為你提供一個作案時你不在場的證據。”

公爵夫人點了點頭。

“一切你都想到了──先生──我，我佩服你。”

餐車裏一片沉默。

突然，康斯坦丁大夫捶了桌子一拳，所有人都跳了起來。

“可是不對，”他說，“不對，不對，還是不對！這樣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在許多次要方面有漏洞。謀殺的經過，肯定不是這樣──波洛先生完全清楚這一點。”

波洛轉過頭來，詫異地看了他一眼。

“這我知道，”他說，“我還要給你們第二個結論呢。可是別太快地把這一結論忘了。

也許你們以後還會同意這第一個結論的。”

他迴轉身，仍舊面對其他人，說：

“對這個謀殺案，還有另一個可能的結論。我是這樣得出的。”

“聽了所有的證詞后，我就背靠座椅，合上雙眼，開始思考起來。某些東西看來值得注意。我把它們一一列舉給我的兩個同事。有些，我已經解釋過了──比如，護照上的油跡等等。我將簡要地指出剩下的幾點。第一點，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鮑克先生的一句話。那是列車離開伊斯坦布爾的第一天，在餐車裏吃中飯時說的──得到的印象是，聚集在這兒的一伙人很有趣，因為他們是如此的不同，有着各種不同的階級和來自不同的國家。”

“我同意他的看法。然而，一想到這個怪現象，我就設想過，這樣一伙人再任何其它情況下，是否有可能聚集攏來。我自己作的回答是──只有在美國。只有在美國，這個家才可能由來自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所組成──一個意大利司機，一個英國家庭女教師，一個瑞典護士，還有一個法國女佣人等等。我的‘推測’方案就是由此而產生的──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象一個導演選派角色那樣，確定各人在阿姆斯特朗這齣戲中所扮演的特定的角色。就這樣，我取得相當有趣而滿意的結論。”

“同時，我還用一些奇怪的結論來檢驗各人的證詞。比如說，第一個證詞，那是麥克昆先生的。跟他的第一次交談，我感到非常滿意。然而，在第二次時，他說了一句相當奇怪的話，我對他說，我們發現了一封信，這封信上提到了阿姆斯特朗案件。他說：‘但是，可能肯定──’然而，他停了停，接着又說：‘我是說──那老頭兒是相當粗心的。’”

“於是，我就感到這不是他原來打算說的話。假設，他原來打算說的是：‘但是，可以肯定，信已經燒毀了！’這樣的話，麥克昆肯定知道這封信以及信已經被人燒毀了──換句話說，他不是兇手就是兇手的同夥。妙啊。”

“第二個，是那位男佣人。他說，他的主人乘火車旅行時，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服一片安眠藥。這有可能是真的。然而，雷切特昨晚服藥了嗎？他枕下的自動手槍可以證明，他的男佣人再撒謊，昨晚，雷切特打算要加倍提防的。可以肯定，對他實施的任何麻醉都是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誰幹的呢？顯然，是麥克昆或者是他的傭人。”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哈特曼先生的證詞。我完全相信他自己介紹的身份。然而，當說到他用以保護雷切特先生的實際手段時，他的說法恰恰是荒謬的。保護雷切特唯一的有效的辦法，是同他一起在他的包房裏過夜，或者呆在能夠注意到他的房門的某個地方。他的證詞卻能清楚表明的唯一的一點是：列車上，其它車廂的任何人都沒有可能謀殺雷切特。圈子已明顯地縮小到伊斯坦布爾──加萊車廂。這一點在我看來，是相當奇怪而費解的。我就把它擱在一邊，留待以後在思考。”

“我的耳朵曾經碰巧刮到德貝漢小姐和阿巴思諾特上校叫她瑪麗。顯然，這說明，他倆的關係很親密的。然而，上校卻裝得僅僅是在幾天之前才遇見她－－可我了解上校這種類型的英國人。即使他對她一見鍾情，他還是會慢慢地．有禮節地向她求愛－－而不會如此倉促魯莽。因此，我得出如下結論：阿巴思諾特一校和德貝漢小姐，實際上早就互相熟悉了。只是為了某種原因，才假裝陌生的。另外，還有一點，稍微次要些，就是德貝漢小姐很熟悉‘長途電話’這個詞。然而，她卻告訴我，她從來也沒有到過美國。

“再來談談另一個證人。哈伯德太太告訴我們，睡在床上，她是不能看見通向雷切特包房的門是否已經閂上的。因此，她請奧爾遜太太幫她看看。那麼，儘管她所說的完全是事實，假如她的包房號碼是二、四、十二或是任何雙號──插銷正好在拉手的上方。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旅行手提包遮住。我只好作出如下結論：哈伯德太太憑空捏造了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件。”

“這裏，我再就時間問題講幾句。依我看，關於那塊敲癟了的表，真正有趣的是它被發現的地方－－雷切特的睡衣口袋裏，一個非常不舒服和不適宜放表的地方，況且，就在床頭邊，還有個‘鉤’，專門用來掛表。因此，我確信，那塊表是有意放進口袋的，是偽裝的假象。謀殺肯定不是發生在一點一刻。”

“那麼，作案時間比一點一刻早嗎？說確切點兒，是一點差二十三分嗎？我的朋友鮑克先生傾向於這一點。他舉出，我正是被那時的大聲呼喊所驚醒的這一事實，來和我辯論。然而，假如雷切特麻醉得厲害，他不可能喊出聲來。假如他能呼喊，他就有能力搏鬥，進行自衛。但是，沒有任何這種搏鬥的跡象。”

“我記得，麥克昆曾經提醒人們注意，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第二次是相當明顯的），雷切特不會講法語。我得出一個結論，一點差二十三分時所發生的整個事情是個喜劇。專門為我而演出的喜劇！任何人都有可能識破表面所造成的假象，這在偵探故事中是屢見不鮮的手段。他們估計，我應該看這個問題，但由於陶醉在自己的聰明才智上，以致錯誤地會計，既然雷切特不會講法語，那麼，我一點差二十三分時聽到的那個聲音，一定不是他的，因而作出，那時雷切特一定已經死了這樣一個錯誤的結論。然而，我深信，一點差二十三分到一點的段時間裏，雷切特由於麻醉的作用正處於熟睡狀態。”

“可是，這一手段竟然成功了！果真，我打開門，住外看了看。我確實是聽到說的法語，假如我是那麼令人不可置信的愚笨，以致不會意識到那些話的意義，就必然會引起我的關注。必要的話，麥克昆先生現在就可站出來，他會說：‘對不起，波洛先生，那不是雷切特在說話，他不會講法語。’”

“那麼，真正的作案時間是幾點呢？是誰殺了他呢？”

“根據我的看法，僅僅是一種看法，雷切特是在將近兩點時被殺的，也就是大夫所給時間範圍的最後時刻。”

“至於誰殺了他──”

他停頓了一下，看了看他的聽眾。一個個都睜大雙眼，注視着他，專心致志地聽他講話。整個餐車異常安靜，簡直可聽到一根針落在地上的聲音。

接着，他又慢條斯理地說：

“在一個現象，始終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很難把整個謀殺歸罪於車上的某一個人，以用歸結於相當奇怪的巧合，即，那些在我印象中很難湊到一起的人，竟然互相作證，證明對方作案時不在現場。於是，麥克昆先生和阿巴思諾特上校互相提供了作案時對方不在場的證據──而這兩個人看起來，根本不象早就是互相認識的。同樣的情況，還有英國男佣人和意大利人；瑞典女人和英國姑娘。由此我對自己說：‘這是異乎尋常的──他們不會都有嫌疑的！’”

“於是，先生們，我的心忽然亮堂了，他們都是有嫌疑的。因為，這麼多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係的人，同乘一趟車旅行，這種巧合非但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策劃的。我記得阿巴思諾特上校說的，有關陪審團的一句話。一個陪審團由十二個人組成的──車上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於是，一直使我困惑的疑團──一夥不尋常的人，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伊斯坦布爾──加來車旅行──得到了解釋。”

“雷切特逃脫了美國的判決。毫無疑問，他是有罪的。我隱約看到了一個自己任命的十二人的陪審團，他們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然而，由於情況緊急，被迫擔任了行刑隊的角色。根據這一假想，整個案子就豁然明朗了。”

“我把它看作一個完美的拼花藝術，各人都扮演他（或她）所分配到的角色。一切都安排的十分巧妙。任何可能受到懷疑的人，都會有一個或幾個人站出來替他作證。並把事情攪亂。哈特曼的證詞，在懷疑兇手是外來人，而又證實不了作案時機時，是必要的。這樣，伊斯坦布爾──加來車廂的乘客就沒有危險了。所有證詞的每個細節都是事先設計好的。整個設計就象一個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對破案增添了一分困難。正如我朋友鮑克先生說那樣，這個案子就一支幻想曲一樣，簡直不可能！這正好是他們所指望的。”

“有人會問，這個結論可以解釋一切嗎？我說，可以。傷痕的性質──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的。偽造的恐嚇信──因為是假的，寫出來只是為了作個證據。（毫無疑問，一定有真的信，用來警告雷切特注意自己的命運，當然，已經被麥克昆燒毀了，並用其他的信調了包。）然後，是哈特曼說的，被雷切特叫去的故事，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以及對對那個神秘人物的描述：小個子，黑臉膛，說話象女人的男人。這樣描述很恰當，因為，它不會牽連到任何一個真正的列車員，而且，同樣可能是一個男人或是女人。”

“用刀刺，這個主意，最初看來是古怪的。然而，經過一番思考以後，就會感到一切都是十分符合實際情況的。匕首是每個人──無論強壯還是體弱的──都會使用的武器，而且不會弄出聲音。我猜想，儘管我可能是錯誤的，十二個人都輪流通過哈伯德太太的包房，走進熄燈的雷切特的包房──戳了他一刀！他們決不會知道，究竟哪一刀實際殺死了他。”

“那最後一封信，雷切特可能已在枕頭上發現的那封，現在已經被人小心地燒毀了。假如，有關阿姆斯特朗案件的線索一條也沒留下，那麼，就絕對沒有理由懷疑車上的任何一個旅客了。於是，就可認為是外來人乾的，接着，就產生了一個所謂的‘小個子，黑臉膛，說話象女人的男人’，車上的一個或更多的旅客都出來證明看見過這個人，而且還看到他在布羅特下了車。”

“我不很確切地知道，當這些陰謀者發現這一部分計劃，由於列車事故而不可能實施時，他們打算怎麼辦。我想像，他們匆忙商量了一下，決定立即下手。這樣的話，一個或許所有的旅客必然會受到懷疑，但對這一可能性，他們早就預料到了，而且已經有所準備。唯一的補救方法是只需要把事情攪得更加亂七八糟。於是，在死者的房裏故意留下了兩條所謂的線索──這第一是阿巴思諾特上校受到牽連（證明他不在場的證據最足，而且他與阿姆斯特朗家的關係也最難證實）；第二，就是那塊手帕，使得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有了嫌疑，而她的社會地位，她的孱弱的身體，以及她的女佣人和列車員的作證，就不致使她處於不利的地位。為了更進一步地把事情搞亂，他們又捏造了一個身穿鮮紅色睡衣的神秘女人，企圖轉移人們的視線，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我要再次為這個女人的存見作證。當時，有人在我房門上用力敲了一下，我從床上跳起來，朝門外望去──看到一個穿鮮紅色睡衣的人在遠處消失了。他們謹慎地選擇了列車員、德貝漢小姐和麥克昆三人為她作證。當我在餐車與人交談時，有個人，我想，一定是個富有幽默感的人，竟然關切地把那件鮮紅色的睡衣放在我的箱子的最上層。這件睡衣原先是從哪裏來的，我可不知道。我懷疑這是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因為，她的行李里只有一件雪仿綢的長睡衣。這件衣服做得美觀精緻，不象睡衣，倒象是茶服。”

“麥克昆第一個獲悉，那封如此小心燒毀的信，竟然還有一點沒燒完，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這個字。他肯定馬上去和其他人取得聯繫。恰恰是這個時候，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地位才變得危險起來。她的丈夫立即採取措施，塗改護照。這是他們的第二次不幸。”

“他們統一口徑，完全否定和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關係。他們知道，我不可能馬上獲得真情；他們相信，除非我懷疑到一個特殊人物，我是不可能找到案子的癥結的。”“現在，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思考。假如我對末案的推論是正確的──我相信，一定是正確的──列車員顯然也參與了這一陰謀。但是，果真如此的話，兇手是十三個，而不是十二個。跟往常的慣例──‘這麼多人中，有一個人是有罪的。’是不一樣的，我面臨的問題是，這十三個人中，只有一個是無罪的。這個人誰呢？”

“我得出一個非常奇怪的結論，即，沒有參與謀殺的人，一定是被認為最有可能去殺人的人。我指的是安德烈伯爵夫人。我對她丈夫的急切和心情印象很深，他以名譽擔保，莊嚴地向我發誓，那天晚上，他的妻子從來沒有離開過她的包房。我也就確定，安德烈伯爵代他的妻子，可以這麼說，戳了雷切特一刀。”

“假如是這樣的話，皮埃爾?米歇爾肯定是十二人中的一個。然而，怎麼解釋他們的同謀關係呢？他是一個正派人。多年以前，他就被公司僱用了──並不是那種接受賄賂，幫助謀殺的人。再者，皮埃爾?米歇爾必定和阿姆斯特朗案件有牽連。可這看起來，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於是，我記起來，那個死了的保姆是個法國姑娘。假如這位不幸的姑娘是皮埃爾?米歇爾的女兒。這樣，一切都可得到解釋了，這也可用來解釋，謀殺的地段是怎麼選擇的。還有誰，在這齣戲中所扮演的不是那麼清楚呢？我把阿巴思諾特上校當作阿姆斯特朗家的朋友。他們可能一起渡過整個戰時。女佣人，希爾德加德?施密特，我能推測出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地位，也許我過於性急，但我本能地覺得，她是個稱職的廚娘。我給她設了個圈套──她上當了。我說，我知道她是個好廚娘。她回答說：‘是的。所有的女主人都這樣說。’然而，假如你被僱用作女佣人，你的主人將很少有機會知道，你是否是個稱職的廚娘。”

“下面，再來談談哈特曼，他看起來，似乎肯定不是阿姆斯特朗家裏的人。我只能知道，他曾經和法國姑娘戀愛過。我說到外國女人的媚人之處。他的眼淚忽然奪眶而出，他卻假裝被白雪弄得眼睛發花了。”

“最後，剩下哈伯德太太。哈伯德太太，情允許我說，在這齣戲中，扮演了一個最重要的角色。由於住在雷切特的隔壁，她的嫌疑是最大的。理所當然，她不可能求助於任何作案時不在場的借口。若要扮演她所飾的角色──一個完全逼真的，略微可笑的美國慈母──非要一個藝術家不行。然而，確有一個藝術家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係──阿姆斯特朗的太太的母親──琳達?阿登，一個女演員……”

他停住了。

於是，哈伯德太太開了口，她的聲音柔和，深沉，完全不象她在旅行中的聲音。

“我總是設想，我扮演的是喜劇角色。”

她繼續往下說，還是那麼柔和。

“旅行手提包的疏忽是愚蠢的。這表明，一個人應該經常演習演習。我們曾經試驗過──我想，那時我是在雙號包房。我根本沒想到插銷的位置會有不同。”

她略微移了移，眼睛凝視着波洛。

“你知道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波洛先生。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可是，即使是你，也想像不出那天，紐約是多麼的可怕！我簡直傷心得要發狂──傭人們也是這樣──阿巴思諾特上校也在那兒。他是約翰?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

“戰時，他曾救了我的命。”阿巴思諾特上校說。

“當時當地，我們大家就決定──也許我們是瘋了──我不知道──凱賽梯逃脫的死刑，以後必須執行。我們有十二個人──或者說是十一個人──蘇珊的父親當然遠在法國。

起初我們想，最好用抽籤來決定誰去執行。但是，最後，我們決定用現在這個辦法。這是司機安東尼奧建議的。以後，瑪麗和赫克托?麥克昆研究出了詳細的計劃。他始終敬慕索妮亞──我的女兒──是他，給我們確切地說明，凱賽梯的錢是怎麼使他得以逃脫死刑的。”

“我們用了很長的時間，才完善了我們的計劃。我們首先跟蹤雷切特。最後，哈特曼跟上了他。於是，我們不得不設法使馬斯特曼和赫克托受他僱用──或者至少是他們中的一個。結果，我們的目的達到了。然後，我們和蘇珊的父親商量。阿巴思諾特上校對有十二人這一事覺得很敏感。他似乎想到，應該把事情辦得更有條理。他不太喜歡用刀殺，但他同意這樣做確能解大部分困難。再說，蘇珊的父親也願意。蘇珊是他的獨生女。我們從赫克托處獲悉，雷切特遲早要乘東方快車從中東回來。由於皮埃爾?米歇爾實際上已經在那趟車上做事，這個機會真太好了，決不能錯過。此外，這還是個穩妥的辦法，不至於連累外界的任何一個人。”

“我女婿當然也知道了。他堅持要和她同行。赫克托想方設法，使雷切特選了一個啟程的日子。那天，米歇爾一定要當班。我們原想包下伊斯坦布爾──加來車廂上的所有鋪位，可不幸的是有一個鋪早就被人訂購了。它是保留給公司董事的。哈里斯先生，當然是虛構的。但是，任何陌生人和赫克托同住一個包房都是尷尬的。以後，在最後一分鐘時，你來了……”

她稍停了片刻。

“她啦，”她說，“一切你都已經知道了，波洛先生。你將怎麼辦呢？如果整個事情必須公佈出去，你總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算在我，而且只是我一人身上吧？我倒樂意，我一個人就戳了他十二刀。這並非僅僅是因為他要對我的女兒以及我的外孫女兒的慘死負責，而且還要對其他的小孩子負責，也許他們還在還還活着，並且生活得很幸福。這才是更重要的。

黛西之前，可能已經有其他的小孩子負責，也許他們現在還活着，並且生活得很幸福。這才是更重要的。黛西之前，可能已經有其他的小孩慘遭他的毒手──將來，也許還有其他的小孩。社會已經宣判過他死刑；我們只不過是執行判決而已。然而，並沒有必要，宣佈所有這些人都有罪。所有這些善良忠誠的人兒──可憐的米歇爾──瑪麗和阿巴思諾特上校──他們是那麼的相親相愛……”

她那深沉而充滿感情的，震人心弦的聲音──一度使無數紐約觀眾激動不已的聲音奇妙地迴響在擠滿了人的餐車裏。

波洛看了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鮑克先生，”他說，“你有什麼要說的？”

鮑克清了清嗓子。

“依我之見，波洛先生，”他說，“你提出的第一個推論是正確的──肯定是正確的。

我建議，南斯拉夫警察來時，這就是我們能夠提供的結論。大夫，你同意嗎？”

“當然同意。”康斯坦丁大夫說。“至於醫學方面的證據，我想──呃──我可以作一、二處奇妙的修改。”

“那麼，”波洛說，“由於結論都已經擺在你們面前，我可以榮幸地告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