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16章

佩里-梅森會見記者引起了一連串的反應。

本傑明-埃迪科斯生前的律師西德尼-哈德威克以及遺產執行人西德尼-哈德威克,立刻對此發表了看法,說這是“一個完全一廂情願的想法,企圖把水攪混,這是一個狂熱的幻想,妄圖為他的委託人尋找開脫的方法”。

地方檢查官漢米爾頓-伯格則更尖銳地說:“這種推脫的企圖是通過敗壞一個死去的姑娘的名譽來實現的,而這個姑娘已經不能再為自己辯護了。這是一種卑怯的、可鄙的、在絕望中企圖以欺騙的方式來渡過危機的辦法。這也立即把她的委託釘在了十字架上。”

梅森胳膊下夾着報紙走進法庭,參加公訴人訴約瑟芬-凱姆波頓一案的預審。

詹姆斯-埃特納和他並排走着,他低聲說:“我想我們要讓訴訟延期並不是太麻煩的,梅森先生。”

“誰想讓訴訟延期?”梅森問。

“天呀,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想開庭,對嗎?”

“我們是不想開庭,”梅森說,“但是,我非常想聽聽他們在預審中能拿出什麼證據來。”

“好吧,你是老闆,”埃特納對他說,“我知道地方檢察官的確想訴訟延期,但是,他當然想讓被告提出來。”

法官馬迪坐在了他的位子上。開庭了。

“公訴人起訴凱姆波頓。”馬迪法官宣佈。

“被告方準備好了。”

地方檢察官伯格的臉上呈現出又吃驚又憤怒的神色。“我得知被告方要求訴訟延期,原告決定同意訴訟延期。”

“我不知道你這是怎麼理解的。”

“這是一個和你的副律師詹姆斯-埃特納談過話的人告訴我的。”

“你能肯定嗎?”梅森問,“這個人是誰?他說了些什麼?”

“我不想泄露消息的來源。”

梅森說:“我沒有請求過訴訟延期,我肯定埃特納先生也沒有請求過。”

“我沒有說他請求過訴訟延期。”

“如果被告方希望繼續審理,就繼續進行。”馬迪法官裁定說。

“我們準備繼續進行。”漢米爾頓沉悶地說。

“好的,繼續進行。”

伯格讓接到指令後去斯通亨格的一個警官作第一證人。警官描述了到達現場時的情形。他說,那天晚上守門人拿着槍在巡視,狗把一隻大猩猩趕上了樹,還有兩隻大猩猩在屋子裏亂逛。還說了關於大猩猩的籠子的事以及為了控制那些大塊頭的大猩猩所遇到的麻煩。

最後,在動物園的專家的幫助下,警察和消防隊通力合作,用摻了麻醉劑的水果,在天快亮了時候,大猩猩才返回了籠子。

“提問。”地方檢查官說。

梅森微微一笑。

伯格叫出了發現梅森和凱姆波頓夫人的警官中的一個。他說,他看見他們“在露絲街上逃跑。”後來,德拉-斯特里特也來了。他說,他要求他們去總部接受訊問。

“提問。”伯格說。

梅森說:“我相信我明白你的話,你是說我和被告人沿着露絲街逃跑。”

“是的,先生,我是這麼說的。”

“你讓我們進了警車?”

“是的,先生。”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逃跑?”

“從你們的舉動中可以看得出來,你們走得非常快,還有,你還回頭往後看。”

“我明白了,”梅森說,“那麼,你讓我們坐進警車后不久,你就逃到總部去了,不對嗎?”

“我幹什麼了?”

“你逃到了警察總部。”

“我把他們帶到了警察總部。”

“你把魔窟和各種危險留了下來,大猩猩在房子裏亂跑,狗在叫,警報在響,這些你都拋在了身後。”

“我是按照命令去做的。”

“但是你逃跑了,不是嗎?”

“我沒逃跑。”

“你把混亂的場面留下了嗎?”

“為了把你們送到警察總部,我不得不這樣做。”

“還有,即使你不是逃跑,你回了好幾次頭,不是嗎?”

“嗯,我看了兩三次反光鏡。”

“你回頭看了嗎?”

“我想我可能這樣看了……非常短暫。”

“當然了,”梅森說,“是得很短,因為你開着車。但是,你回頭看了好幾次。”

“啊,可能我回頭了,我是說我回頭了。”

“你記不清了?”

“我不是記得十分清楚。”

“你還會那樣說,用你剛才的話是,‘我是說我回頭。’”

“是的,我承認你說的。”

“你現在準備發誓說你回過頭?你現在證實你回過頭?”

“是的。”證人大聲說。

“法官閣下,”漢米爾頓-伯格向馬迪法官提出抗議,“我認為這個問題已問過、回答過好多遍了。”

“抗議有效。”法官說。

“我只是想搞清楚,”梅森說,“我想讓法官閣下明白證人的態度。他記不起曾經轉過身回頭向後看過,但是,他願意說他回過頭,只是因為他可能做過。他現在已經明確地發誓做過記不清楚的事。這就是證人的態度。”

“我告訴你,我是轉過身回頭看過。”

“可是,你想不起來這樣干過。”

“好吧,”警官挑戰地說,“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回過頭。”

“你什麼時候真正想起來的?”

“剛才。”

“那麼,你發誓說你記不起回頭看過時,你沒想起來?”

“是的。”

“那麼,你想都沒想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是的。”

“換句話說,你說的比想的快?”

“我不知道。”

“那麼,如果你不是逃跑,你為什麼回頭向後看?”梅森問。

“只是有點好奇。當你聽見那混亂的聲音,並且知道猩猩在亂跑,當你要離開這裏時,回頭看看是很自然的事。”

“那麼,我現在按照你的證言理解,”梅森說,“誰也不能證明我和被告人是逃離那個地方的。”

“我說過是的。”

“什麼?”

“你們轉過身,回頭看看……等一下,你們和我做的不一樣。”

“你怎麼知道?”

“那當然了,你的動作不對。”

“你一聽見警報聲,你也可以說有什麼事不對,不是嗎?”

“是的。”

“那麼,”梅森說,“你是想讓法庭這樣理解,你離開現場時,回頭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對你來說是極其自然的;而被告人和我這樣做,就成了逃跑的證據。”

“這是你的看法。”

“什麼?”

“我已經描述過了。”

梅森舉起左手,伸出一個指頭:“第一,”他說,“你說我們走得很快;第二,你說我們不停地回頭看。那麼,我們還幹了些什麼?”

“就這些。”

“好的。當你離開那裏時,”梅森說,“你的車也開得很快,不是嗎?”

“這是不一樣的。”

“你說‘是’還是‘不是’?”

“是的。”

“還有,”梅森說,“你不停地回頭看,你沒回頭看嗎?”

“看了。”

“你知道你回頭了?”

“是的。”

“現在是你自己想起來的?”

“是的。”

“但是,你第一次作證時,你沒有想起來。”

“我當然想起來了。”

“那麼,”梅森說,“你想不承認了?”

“我發現了你設的陷阱,我還不至於那麼蠢。”

“謝謝。”梅森說,“我只是想讓法庭知道你的想法。就這些。”

漢米爾頓-伯格和他的副手金斯伯格簡單地商量了一下,這是一位十分年輕的律師,在過去幾個月裏,在審理案件中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的成就。因此,他今天被任命為預審的助理。

漢米爾頓-伯格之所以今天在場做他的顧問,是因為把梅森當作了一個危險的對手。

在經過低聲商量之後,金斯伯格傳喚了監獄的那個女看守。

女看守證明說,是由她在女監里監管被告人約瑟芬-凱姆波頓的。她讓凱姆波頓夫人脫下衣服,臨時又給了她一套衣服,並把她的衣服交給了菲力普-格勞頓,他是警方的毒物學家和技術專家。

“那麼,”金斯伯格問,“你對被告人的身體進行檢查了嗎?”

“檢查了,先生。”

“怎麼檢查的?”

“讓她脫了衣,光着身子,洗了個淋浴,我對她身體的每一部分都進行了查看。”

“你看到了什麼?”

“你發現了抓痕、刀痕以及暴力造成的紅腫等標記了嗎?”

“金斯伯格先生,她的身體沒有受到任何傷害,連皮都沒破。”

“我能問一下為什麼要作這種檢查嗎?”詹姆斯-埃特納問。

“你只管聽着,你就會知道原因何在了。”金斯伯格富有挑戰性地說。

“先生們,先生們,”馬迪法官說,“大家都禮貌一些。辯護人有異議嗎?”

“我只是想節省時間,”埃特納氣憤地說,“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堅決反對。這個提問是不相干的、不合適的、不重要的。”

金斯伯格說:“我們的下一個證人會把它聯繫起來的,法官閣下。”

“好,繼續進行。”

“就這些。提問。”

梅森對埃特納說:“你提問她,吉姆。”

埃特納說,“你為什麼拿走了她的衣服?”

“我是執行命令的。”

“你知道,在正式起訴之前,你只能把她當作……”

“我是按命令做的,”女看守說,“所以我才會這樣做。如你想討論法律問題,就和地方檢查官討論吧。”

“你是說你從地方檢查官那裏得到的指示?”

“是的,是他的辦公室下的指示。”

“你拿走她的衣服,並交給了菲力普-格勞頓,那衣服怎樣理的呢?”

“如果你等着我們傳喚下一個證人,你會得到答案的。”金伯格說。

“很好。”埃特納說,“完畢。”

“傳菲力普-格勞頓。”金斯伯格說。

菲力普-格勞頓是個瘦高個,顴骨很高,一副認真的樣子。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鏡,鏡片的反光有時在沒有表情的臉上應是眼睛的位置,你只能看到兩個反光的橢圓形。他站在證人上,把自己當作一個毒物專家、化學家和技術專家。

“這個女看守證明你收到了某些衣服,是嗎?”金斯伯格問

“收到了,先生。”

“你對這些衣服進行檢驗了嗎?”

“是的,先生。”

“在這些衣服上你發現了什麼不尋常的東西了嗎?”

“發現了。”

“發現了什麼?”

“人的血。”

“你保留着那些衣服了嗎?”

“保留着呢,先生。”

“我要求把它們當作物證。”

“同意。”梅森說。

衣服拿出來作了物證。

“提問。”漢米爾頓-伯格說。

“你說衣服上是人的血?”梅森問。

“是的,先生。”

“你怎麼知道的。”

“我作了沉澱素試驗。”

“當你作這個試驗時,你不是為了發現這血是某種特殊的動物的血,是嗎?我對此的理解是,你有一種試驗方法,它只對人血進行反應,而不會對動物的血發生反應。因此,你只需簡單的試驗確定血跡是人的血,還是動物的血。如果是動物的血,你一般就不費事地把它們劃分了。如果你得到了正確的反應,那麼,你就知道它是人的血了,對嗎?”

“是的,先生。”

“這種方法確實可靠嗎?”

“確實可靠。”

梅森說:“我想就克勞頓先生作為專家證人的情況再提問一個問題,但是,我要向法庭說明的是,我現在要問的事情不是我想問的,我只是核實一個小小的信息。”

“對於延長提問辯方反對嗎?”馬迪法官問起訴人。

“沒有什麼意見。”漢米爾頓-伯格自信地揮舞着手說,“對於梅森先生或者任何人,如果他那麼想,不管在什麼時候想就格勞頓先生的資格問題問上一天,我也沒意見。”

“好的,格勞頓先生,你可以下去了,過一會兒再問你。你的下一個證人是誰?”

伯格用洋洋得意的聲調傳喚下一個證人,就是送梅森、被告人約瑟芬-凱姆波頓、德拉-斯特里特去警察局的另一個警官。他描述了這三個人當時是如何坐在警察的後座上,他坐在前排座上,大部分時間都是擰着身子盯着他們。

“到了警察局后,警車是如何處置的呢?”

“又開出去巡邏了。”

“誰使用的那輛車?”

“我和我的搭檔。”

“你們幾點下的班?”

“凌晨4點鐘。”

“下班后又幹了什麼呢?”

“我……呃,我想起來沒有檢查的車座的座墊,當我們用車送沒有戴手銬的嫌疑人時,一般都要檢查一下。因此,我和我的搭檔掀起了後座墊,掀起后在座墊下面發現了一張證券。”

“說說是什麼證券?”

“是一張支付給本傑明-埃迪科斯的25000美元的銀行本票,支票的後面還有一個背書,寫的是‘即付約瑟芬-凱姆波頓’,下面是一個大概由本傑明-埃迪科斯簽的字。”

“你在那張支票上做了什麼標記了嗎?”

“是的,先生,做了記號。”

“你怎麼做的?”

“我在支票的左上角用鉛筆寫上了我的名字的開頭字母。”

“如果再見到那張銀行本票你還能認的出來嗎?”

“認得出來,先生。”“我給你出示一下,你看是否就是那張支票。”

“沒錯,就是它。”

“我要求把這張支票作為物證。”伯格說。

“同意。”梅森馬上說,他不讓埃特納有時間提出技術上的異議。

伯格然後叫了一位字跡專家,他說支票背後本傑明-埃迪科斯的簽名明顯是偽造的。雖然它試圖模仿埃迪科斯簽名的特點,但是,很明顯是偽造的。

“提問。”伯格說。

梅森說:“那張銀行本票是地區檢查官給你的?”

“是的,先生。”

“地區檢查官還給了你一些埃迪科斯寫的字作為樣品,而這些樣品絕對是他手寫的,對嗎?”

“是的,先生”。

“地區檢查官還給了你什麼?”

“你這是什麼意思?”

“他給了你一些被告人手寫的字,不是嗎?”

“噢,是的。”

“他告訴你,他想讓你鑒別一下籤名的特點,因為你發現是偽造的。那麼,就看看是不是被告人偽造的,對嗎?”

“呃,原話不是這樣說的。但是,他的確給了我一些被告人寫的字的範例。”

“他告訴你這是幹什麼用的了嗎?”

“我記得他大概地說了一下。”

“目的是什麼?”

“就是你剛才說過的,梅森先生。”

“那麼,”梅森說,“你不得不向地方檢察官報告說被告人沒有偽造簽名,她不是偽造本傑明-埃迪科斯簽名的人,不是嗎?”

“噢,不,先生。我對地方檢察官說,這樣講還缺乏足夠的證據,我只能肯定本傑明-埃迪科斯的簽名是假的。但是,我肯定簽名是個窗花格。”

“你說的窗花格是什麼意思?”

“有人拿一個本傑明-埃迪科斯的真的簽名,對着一個強光源,比如在平玻璃的後面放一個人功率的燈泡;或者就在日常的普通窗子的玻璃,把本傑明-埃迪科斯的簽名放上去,再放上紙,那麼紙上就可以顯出簽名了,偽造者就可以按着簽名描了。”

“這個簽名你怎麼能說是描的呢?”

“要想區別真假是很容易的梅森先生。一個人簽名的時,筆劃迅速有力,任何輕微的顫動都會使筆劃變長。”

“而偽造簽名時,手移動的很慢,在放大鏡下面就可以看見手顫抖留的痕迹。這張支票的簽名就是如此。”

“但是,你說不出是誰偽造的簽名,對嗎?”

“是的,先生。”

“你無法把偽造簽名者與被告人聯繫在一起,對嗎?”

“我想下一個證人會證明這一點。”這位筆跡鑒定專家尷尬地說。

漢米爾頓-伯格向後一仰頭,大笑起來。很明顯,這是他為梅森事先設好的圈套,現在,他的興緻好極了。

“沒有問題了。”梅森說。

漢米爾頓-伯格知道他使辯護人感到了驚奇,因此,臉上露出了自信的神色。

“哈沃德-丹尼,請你出庭作證。”他用愉快的聲音說。

哈沃德-丹尼走上庭,宣了誓。

“你的職業?”

“我是指紋專家,司法局局長助理。”

“是專業的助理嗎?”

“是的,先生。”

“現在,我要你注意一下剛才公訴人要求作為物證的銀行本票,你以前是否見過這張特別的支票?”

“見過,先生。”

“什麼地點?什麼時間?”

“那天早上4點30分警察局的一個代表要我看過。”

“哪天早上?”

“上星期四,就是埃迪科斯先生被謀殺的那天晚上……噢,等一下,其實他是星期三晚上被謀殺的。我是星期四一大早見到的。”

“當警官要求你注意這張銀行本票時,他讓你想法兒和這個案子聯繫在一起了嗎?”

“是的,先生。”

“怎麼聯繫?”

“找出支票上看不清的指紋。”

“你能告訴我們這個看不見的指紋在哪兒嗎?”

“是的,先生。它非常非常的淡,但是,它是一個指紋。我查清楚了,這是被告人約瑟芬-凱姆波頓右手中指的指紋。”

“這個指紋和你平時通過灑乾粉而使潛在的指紋顯出的不同,是嗎?”

“是的,先生。這個指紋我可以說上面沾着血。”

“那麼,你把這張支票怎麼樣了呢?”

“我檢查完支票,確認了指紋后,支票又被放回警車的後座墊下面了,大概就是發現支票的地方,我想。”

“那麼,以後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被告人解除監禁被釋放了。”

“什麼時間?”

“大概8點鐘,我是說星期四早上。”

“你在哪裏?”

“和其他五個證人一起,我藏在了一個陽台上,那裏可以看見發生的一切。”

“發生了什麼?”

“根據被告人的要求,她……”

埃特納說:“哎,我反對證人證實這些傳聞。”

梅森輕輕地拉了一下埃特納的衣角,示意他坐下。

“我們不談技術性問題,”梅森提出,“我認為,被告人要求在停車場被釋放,而埃特納先生可以去那裏接她,這點絕對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根本不想做什麼可以拿上法庭作為證據的事情。”

馬迪法官首肯地點了點頭。

埃特納慢慢坐下。

梅森低聲對他說:“這是他們的炸彈,他們以為我們被炸倒了。不要讓起訴人把它當作是有什麼含意的。如果我們不在乎,他們就會着急,會認為我們有對付的手段,他們就會使出所有的手段。總之,這是我們想在預審中達到的目的……讓他們把知道的東西都抖落出來,當陪審團參加審判時,他們就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驚奇了。”

“接著說。”漢米爾頓-伯格對證人說。

“好的。當她發現周圍就她一人時,她就在停着的那些警車中搜尋,尋找把她帶到警察局來的那輛車。那些車上都印着號碼……嗯,她在找7號車。”

馬迪法官打斷他的話說:“我很欣賞被告方的態度,但是,丹尼先生,你已經證明了結果了。就說說你看到的情況吧。”

“好的,”丹尼說,“根據安排,兩個人離開了可能被她看到的地方。然後,把他們安排到停車場的另一邊。這樣,被告人就看不見有任何人在監視她了。”

“那麼,發生了什麼事?”伯格問。

“她向兩輛警車走去,找着號碼。當她走到第三輛車前時,正好是7號車,就是把她帶到警察局的那輛車。她打開車門,掀起座墊,拿出了這張支票。”

“你如何知道她拿出的就是這張支票?你看到了?”

“支票是疊着的。我能看見是一張紙。”

“你如何知道是一張支票的?”

“在釋放她的10分鐘前,我檢查了這輛車。那時,這張支票是放在車後排座的座墊下面的。被告人一離開,我和其他五位證人一起返回車旁,經檢查,發現支票不見了。”

“有沒有看不見那輛車的時間?”

“沒有,先生。那時,我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輛車。”

“你可以提問了。”伯格說。

梅森打了個呵欠,瞥了一眼鐘錶,說:“沒有疑問。”

“啊!”伯格吃驚地叫道。

“好的。”馬迪法官說,“你還有別的證人嗎,伯格先生?”

伯格若有所思,迷惑地看了梅森一眼。

埃特納向前彎着身子向他低聲說話,但是,梅森在桌子底下輕輕地踢了他一下,讓他直起腰來。

梅森的想法很明顯,他認為這些證據都無關宏旨。

馬迪法官看了看泰然自若的這位辯護律師,又看了看漢米爾頓-伯格,他正和金斯伯格激動地小聲商量着。

“傳你的下一個證人,地方檢查官先生。”馬迪法官說。

“傳弗蘭克-卡明斯。”

卡明斯證明說,他是那位女看守的弟弟,是司法長官助理。星期四早上,他陪同女看守一起去約瑟芬-凱姆波頓的公寓。女看守自己進了房間,她有凱姆波頓夫人的房間鑰匙。女看守取了幾件衣服帶回給了被告人。證人卡明斯在門上的氣窗上鑽了個小洞,他穿着衣褲相連的工作服,在外面的走廊里放了一個梯子。當被告人釋放后回到公寓時,證人開始在梯子上工作,裝作修理走廊里的電線。當被告人一進了房間,關上門,從裏面鎖上,證人馬上就把梯子移到門口,爬上梯子,透過氣窗上的小洞往裏窺視。他看見被告人撩起裙子,從長筒襪的最上端拿出一張摺疊着的紙,走到書架旁,打開一本書,並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她用蘇格蘭膠帶把支票粘在了書裏面的一頁上,然後把書又放回了書櫥。

證人說,他馬上移開梯子,把梯子搬到了走廊的最頂頭,等着被告從房間裏出來后,他就進了房間,翻開書中的有問題的那一頁,取出那張紙。

“那張紙是什麼東西?”漢米爾頓-伯格問。

證人笑了笑。“是一張25000美元的銀行本票,就是作為物證的這張。”

“提問。”伯格說。

梅森帶着寬恕的微笑打量着這個人。

“不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你都沒有權利進入房間,對嗎?”

“是的,先生。”

“你第二次進房間時鑰匙是從哪兒來的?”

“我複製了一把。”

“沒有逮捕令或主人的允許,你無權搜查房間,難道你不知道嗎?”

證人掃了漢米爾頓-伯格一眼。“那時,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你現在想到了,不是嗎?”

“是的,先生。”

“在成為司法助理之前,你應該研究過有關搜查方面的法律條文,不是嗎?”

“是的,先生。”

“你的所作所為是違法的,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這麼認為,那就算是吧。”

“我就是這麼認為的。”梅森說,“就這些,對這個證人我沒什麼問題可問了。”

下一個證人是動物園的一個官員,他說是被電話叫到斯通亨格的。謀殺發生的那天晚上他到達時,發現大猩猩都是自由的,為了檢查本傑明-埃迪科斯的大猩猩試驗情況,他以前曾經到這個地方來過幾次。他對大猩猩的數目及其習性都很熟悉,在他的監督下,大猩猩回到了籠子。他又檢查了一下看它們身上是否濺上了血,結果發現一隻也沒濺上。

“提問。”伯格說。

“你說檢查‘濺上了血’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它們的皮毛都被仔細檢查過了,看看是否能夠發現血滴。”

“為什麼要那樣做呢?”

“是地方檢察官要求這樣做的。”

“為了節約時間,”漢米爾頓-伯格說,“我向法庭和辯護人傳喚我的下一個證人,一位病理學家,他將會告訴你,使本傑明-埃迪科斯致死的傷口,可能是頸部的傷口流血過多,這是一個致命的傷口。那麼,造成這個傷口的人的身上一定會濺上血。”

“噢,我明白了。”梅森說,“接着講。”

“我說完了。”伯格說,“你可以提問了。”

“這些大猩猩身上連一點血跡也沒有嗎?”

“沒有,身上一點也沒有……噢,等一下,一隻大猩猩的身上有一片血污,不是血點,而是一片。這片血來自它腳上的傷口,很明顯,它踩在尖玻璃上扎破了腳。”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在大猩猩的腳上還插着一塊扇形的玻璃碎片。”

“那玻璃是什麼製成的?”

“啊,就是普遍的玻璃。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製成的。”

“誰把它撥出來的?”

“我撥的。”

“你把它從大猩猩的腳里撥出來的?”

“是的。”

“大猩猩感到痛苦了嗎?”

“當時,它睡著了。為了制服它們,給它吃了摻有強效安眠藥的水果。我發現大猩猩們處於高度興奮狀態,連極其兇猛的警犬都亂做一團,大猩猩們太興奮了。警報聲、狗叫聲和異常的嘈雜聲伴隨而來的環境變化,它們知道它們打亂了這裏的秩序。”

“它們怎麼知道的?”

“因為它們已經被從籠子裏放出來了。大猩猩的智商很高,它知道什麼時候該在籠子裏,什麼時候出來是違犯紀律的。”

“完了。”梅森說。

伯格說:“我們現在傳喚莫提默-赫謝作我們的證人。”

“赫謝站在證人席上,宣了誓。他證實說,大約在發生謀殺前的兩個星期,本傑明-埃迪科斯正在謀劃一筆大生意的合同,但是,合同的細節只有他自己心裏有數,證人只知道一點兒細節,對報酬卻一無所知。埃迪科斯總是掌握着報酬,而且完全是由他定價。”

發生謀殺的那個星期四晚間的晚些時候,埃迪科斯召集內森-福朗和莫提默-赫謝開了個會,他告訴他們,他想制定一份新的遺囑,他想用法律的形式使它更莊嚴,正如他所說的以後更‘具備法律色彩’。自從他打定主意要讓家務井然有序后,他就想立一個新遺囑。

“他告訴你遺囑的條款了嗎?”

“沒有,先生。他沒講,他只是說對約瑟芬-凱姆波頓的誤解是他的錯誤,丟失的東西被戲劇性地找到了,這說明她是清白的。他想對她作出補償。”

“對這個補償,你們談過了嗎?”

“他只是說想作補償。”

“除此之外,他還給你說過遺囑的其他內容了嗎?”

“沒有,先生,他沒說。他只是告訴我們讓我們注意他又立了個遺囑,而且是他親筆寫的。他讓我把遺囑和其他文件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他把遺囑放在了一個信封里,封了口,他讓我和福朗先生在信封上籤了名。”

“你簽了?”

“是的,先生。”

“你們倆都簽了?”

“是的,先生。”

“星期三我們開始出去巡視……嗯,這不是一般的巡視,是出去收款。”

“你這是什麼意思?”

“有些支票是簽發給埃迪科斯先生的,有些是給我的,還有些是給內森-福朗的。我們把支票送到一些與我們無經濟往來的團體,把支票換成現金。”

“你星期三晚上返回時帶了多少錢?”

“那天晚上我沒有返回,我和我朋友們在聖巴巴拉。星期四早上大概7點鐘我得到了埃迪科斯先生死亡的消息,我馬上驅車趕到了斯通亨格,並和當局取得了聯繫,然後又和埃迪科斯先生的律師哈德威克取得了聯繫,他是卡爾森和利汀事務所的。”

“你收的支票款有多少?”

“大概有85000多美元。”

“是現金?”

“是的,先生。”

“你把錢交給了哈德威克先生?”

“是的,先生。”

“我認為你可以提問。”漢米爾頓-伯格說,然後,又順便向法庭解釋說,“法官閣下,我傳喚這些證人,只是讓法庭對事件的背景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很好。”馬迪法官說。

梅森微笑着對赫謝說:“赫謝先生,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你為收款而作的旅行是完全不正常的嗎?”

“很對。”

“埃迪科斯先生活着的時候經常派你做這種旅行嗎?”

“是的,先生。”

“現金是怎麼回事?”

“我想,幾乎埃迪科斯的每一次商業往來,我指的是主要的那些,寫在合同里的報酬都不是確切的數字。”

“怎麼個不確切法?”

“我認為,報酬的數額還要大。”

“那又怎麼樣呢?”

“嗯,我認為埃迪科斯先生能得到現金回扣,但是,我不能肯定。”

“我們可以認為,”漢米爾頓-伯格說,“埃迪科斯先生操縱着相當複雜的生意,而這生意正如它表現的那樣,是非常不合規定的。”

“你能把你的話再解釋清楚點嗎?”梅森問證人。

“好的。如果埃迪科斯先生要買100,000美元的石油產品,他就會要求要50,000美元的報酬后付,其中25,000美元要現金,或者30,000美元的現金。”

“但是,這30,000美元是不會付的。”

“是的,當然了,我這純粹是做一個假設。”

“我明白了,接著說。”

“按慣例在這樣的交易中,先付50,000美元的現金,其他的50,000美元后付,這樣就掙了數以萬計的美元。”

“但合同上顯示只有30,000美元的報酬,對嗎?”

“是的,先生。”

“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先生,除非在做生意時他能另定一份協議,顯示出所得報酬比他付出的多。”

“但是,合同中另一部分的所得稅怎麼辦?”

“我想,先生,他們的帳本中只顯示100,000美元,儘管簽訂的合同並不是這個數字。由於這些數字不統一,所以經常有麻煩。”

“換句話說,說白了吧,本傑明-埃迪科斯是想逃所得稅嗎?”

赫謝猶豫了一下說,“我想不是的,梅森先生。我本人起初也這麼想,後來,我明白了,這是另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我認為,埃迪科斯先生一度結了婚,而且那個妻子還活着,沒有離婚。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法律規定,如果這個做過他的妻子的女人願意的話,那麼,所有這些巨額財產就歸他們共有。”

“因此,埃迪科斯先生的帳目中顯示的利潤相對要少一些,這樣,與他個人單獨的財產相比,他就可以對共同財產的數目提出疑問。”

“完畢。”梅森說。

“我的下一個證人是內森-福朗。”伯格說。

內森-福朗的證詞與赫謝的相似,只是他明顯地對他的前僱主有一種憎恨之情。

“發生謀殺的那天晚上,你在什麼地方?”

“內華達的拉斯維加斯。”

“你在那裏幹什麼?”

“按排耍弄銀行的錢,以便使埃迪科斯先生渾水摸魚,逃避所得稅。”

“根據你的了解,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逃避所得稅嗎?”

證人猶豫起來。

“你說呀?”

“不是,先生。”

“那麼,你剛才說的話只是一種推測?”

“是的,當一個人像他那樣把現金倒來倒去,其中肯定是有緣故的。”

“一點不錯。”漢米爾頓-伯格說,“因此,如果要是你這樣做的話,你的目的一定是把事情搞亂以逃避所得稅,你推測說這就是埃迪科斯先生這樣做的原因,對嗎?”

梅森問:“你在提問你自己的證人?”

“啊,”漢米爾頓-伯格說,“可能這種評論無關緊要,總之,埃迪科斯先生不能在這裏為自己辯護了。”

“那麼,”內森-福朗對漢米爾頓-伯格說,“可能你會給我一個更好的解釋。”

這引起了法庭里人的哄堂大笑,連馬迪法官也微笑了一下。

“埃迪科斯先生不信任你?”

“埃迪科斯先生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埃迪科斯先生,我知道,即使埃迪科斯先生不死,我的差事也幹不了多久了。”

“你是發生謀殺的那個星期三離開的?”

“是的,先生。”

“大約幾點?”

“我要趕下午2點鐘飛往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的航班。”

“到內華達的拉斯維加斯幹什麼是有指示的嗎?”

“是的,先生。我要帶回150,000美元的現金。”

“你帶回了嗎?”

“沒有,先生,我沒帶回。”

“為什麼?”

“因為除非我得到特別的授權,我不想帶那麼多的現金。當我聽說埃迪科斯先生死了的消息后,我就把現金存到了銀行,用本傑明-埃迪科斯的名字辦了個存摺。我把這一切電話通知了埃迪科斯先生的律師。”

“赫謝先生是在你之前離開的斯通亨格?”

“不是,先生。我們一起離開的。赫謝先生先開車送我去飛機場,然後他再開車去聖巴巴拉。”

“你離開時,誰在斯通亨格?”

“本傑明-埃迪科斯。”

“還有別人嗎?”

“沒有別人了。”

“這是不是有點很不正常?”

“是的,先生,這很不正常。”

“提問。”漢米爾頓-伯格對佩里-梅森說。

“為什麼不正常,福朗先生?”

“因為通常動物需要有人照看,房子需要有人管理,還有幾個僕人白天要來。”

“但是,當你離開時,房子裏除了埃迪科斯先生就沒別人了?”

“是的。幾天前,埃迪科斯先生就對動物的管理很不滿意,他把所有照看動物的人全解僱了。”

“這些人被解僱后,誰來給動物餵食,以及干打掃籠子等類的事呢?”

“我們干。”福朗表現出厭惡的表情,“這是我和我的僱主之間產生摩擦的原因之一,我雇來不是干這種活的。”

“赫謝先生幫你幹嗎?”

“赫謝先生、本傑明-埃迪科斯,我們三個人都干。”

“那收拾房間的僕人呢?”

“沒有僕人,沒有人收拾房間。”

“在這種情況下,發生過意外嗎?”

“有的,先生。”

“什麼意外?”

“埃迪科斯先生受到了一隻大猩猩的攻擊,它從鐵籠里伸出手臂,抓住了埃迪科斯的上衣,使勁把他往籠子邊上拉。我大聲喊叫着,用一把打掃籠子衛生的掃帚敲打籠子,埃迪科斯先生使勁向外掙脫,終於讓它鬆開了手。”

“受傷了嗎?”

“是的,先生。他的腿嚴重扭傷,臉上也被抓破了幾處。”

“這是發生在什麼時間?”

“星期一早上。”

“完畢。”梅森說,“沒有問題了。”

漢米爾頓-伯格傳一個攝影師作證,他出示了躺在床上的屍體的照片,從照片上可以看到頸部的傷口噴出的血濺到了牆上和地毯上。還有埃迪科斯先生面部的特寫,可以看到大猩猩在他面部的抓傷。

“提問。”漢米爾頓-伯格說。

“我注意到死者的面部照片有兩種,”梅森說,“一種是留着短髭的,另一種是刮乾淨了的。”

“前一種是移屍停屍間之前拍的,另一種是屍體剖檢后不久拍的。殯儀員為了舉行葬禮而把屍體的臉部刮乾淨了。”

“因此,你先拍了屍體的原貌,然後又回去拍了一些照片?對嗎?”

“是的,先生。”

“為什麼要再派你去?”

“我不知道。”

“但是,你被派到了停屍間,又拍了一些屍體的照片,對嗎?”

“是的。”

“臉已經刮乾淨了。”

“是的。”

“這樣是為了確定死者?”

“我不知道目的是什麼。派我去,我就去拍了照片。”

“謝謝。”梅森微笑着說,“完畢。”

“法官閣下,整個情況就是這樣的。”漢米爾頓-伯格說。

梅森說:“我提請法庭注意這樣一個事實,有一點情況我還要核查一下,還要多問幾個問題,我需要點時間查一個技術方面的問題,我還要和我的助手商量一下。現在已快到了下午休庭的時間了,法庭是否可以明天早上繼續審理本案?”

馬迪法官搖了搖頭。“梅森先生,你準備此案的時間夠充分了。當開庭的時候,地方檢察官就提出問延期審理,但是,你不同意,你堅持審理下去。法庭不允許你出爾反爾。我現在休庭15分鐘,這樣你就可以商量一下了。”

“法庭現在休庭15分鐘。”

馬迪法官向他的房間走去。

梅森走到凱姆波頓夫人坐的地方。女看守在幾步遠的地方。

“很抱歉,”凱姆波頓夫人低聲對他說,“我想做得巧妙一點,結果事與願違。讓我站在證人席上,我把真實情況說了,澄清事實。”

“現在在這裏澄清事實,你對我說謊了?”

“只是有關銀行本票的事,我真的沒說謊,我是給你拿出來的。”

“好吧,支票是從哪裏來的?”

“埃迪科斯先生床邊的小桌上,他睡著了,他喝了酒。支票就在那兒放着,簽好了名給我的。我馬上就明白了他想把它給我……”

“等一下,你說支票是簽給你的?”

“是,在背後寫着呢。”

“你是說背書的簽名不是你偽造的?”

“當然不是。我看見它的時候,名字就簽好了,我看到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我知道這就是他為什麼讓我去那兒的原因。”

“你不想讓任何人相信這點嗎?”

“為什麼不?這是事實。”

“好吧,在我們查清這事之前,不要對任何人講。”

“梅森先生,我想讓你把我當作證人,我想把發生的一切真實地告訴他們。”

梅森搖了搖頭。“以後再談吧。”

“你認為我說了謊,不是嗎?”

“未必。”

“你是這樣認為的。”

“好吧。你對我們說你不想因支票的事而使我們遭到突然的責備。”

“我只是遺漏了,我沒有對你說謊,有些事我沒告訴你。就這樣。”

梅森說:“如果現在我讓你站在證人席上,他們就會把你釘死在十字架上。”

他對埃特納說:“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我們得干點什麼。”

“我們再爭取一下審理延期到明天上午。”

“法官不會同意的,他想今天就把事情了結。他認為這是預審,在法庭正式審理之前,已經有了足夠的證據。”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我們不能讓她站在證人席上。”

梅森說:“每個律師都會遇到眼前這種情況,吉姆,我們得想辦法拖下去,一直拖到法官不得不晚上閉庭。”

“沒有什麼辦法。”埃特納說,“他們把球拋給了我們,我們又無能為力。銀行本票、那個笨拙的簽名我們都解釋不清,梅森。如果我們解釋不清,我們就得挨打。我真希望我從來就沒見過這個女人……儘管我得為此收費……”。

梅森搖了搖頭。“你得順其自然,吉姆,你不能總是撈油水。命運時刻都在掌握着你。”

“約瑟芬-凱姆波頓得到了我們真心的支持,她沒有權利欺騙我們。”埃特納說。

梅森笑了笑說:“你在開玩笑?”

埃特納敷衍地笑了笑。“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但是,大猩猩的故事……我們後來又聽到的有關支票的瘋狂的故事,她竟想掩蓋這事!”

“好吧,”梅森說,“我們盡量拖延時間,爭取把事情搞清一點。”

“你如何拖延呢?”

“在提問與技術問題有關的證人時,”梅森說,“我給自己留了條通道。有一點他們可能並不明白,聽說過聖路易斯的格拉德霍爾博士嗎?”

埃特納搖了搖頭。

“你應該聽說過,”梅森說,“他是美國法學研究院的重要建立者,他做的研究,一定會使這些傢伙們感到頭痛的。在有機會提到技術問題時,我就會指出這個問題。但是……我們走吧!”

梅森指着通向馬迪法官房間的門,門是開着的,以便馬迪法官重新返回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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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猩猩殺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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