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層層相疊的殺機
第一節
昭和六十二年二月十日早上七點十分，在新宿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在新宿西口K商場前的巴士總站，開往中野車庫的K帝都巴士正在等待發車。而就在這輛巴士上，發生了一起縱火事件。
嚴格的說，是縱火未遂。當時巴士的前後門都敞開着，等待發車。一個流浪漢模樣的男子拿着一個塑料瓶上了車。正在他開始往車廂地板上倒塑料罐里的汽油時，乘客們一起上前，將他制伏。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的縱火未遂犯被他逃掉了。這是有原因的。因為從後門上車的這名男子不緊不慢地把事先準備好的汽油往地上撒，所以有幾名受驚的乘客爭先從前門逃出。而其中一人被出租車撞倒了。
雖然出租車行駛的速度並不是很快，但是從巴士逃下來的這個人被出租車撞倒后，頭部狠狠地摔倒了地上，立即昏迷了。聞訊趕來的救護車將他送到醫院后，他因搶救無效死亡。但其實他在現場時就已經沒救了。
因為發生了這樣的連環事件，所以縱火未遂犯趁着混亂，擺脫了乘客們的控制，逃之夭夭了。
但是，就在被出租車撞倒的男子躺在馬路上，而大家都在等待救護車到來的時候，巴士突然着火了。
一名乘客說，巴士着火的樣子完全可以用爆炸來形容。或許是因為高溫，巴士的車窗玻璃一塊接一塊的變成白色粉末，四處飛散，火焰從車窗噴涌而出，形成火柱。在都市清晨寒冷的空氣中，黑煙滾滾上升，轟響震驚四周。
着火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把煙頭掉在了巴士附近。巴士的乘客和聚集在周圍看熱鬧的人一下子逃竄開來，鎮定下來后，他們就再也沒有靠近着火的巴士，而是離得遠遠的了。
幸運的是，從縱火犯侵襲巴士到巴士着火，之間相隔了較長的時間，所以巴士里沒有乘客滯留，也沒有其他人員傷亡。犧牲者只有那名因縱火犯的闖入而驚慌失措逃出巴士、被路過的出租車撞倒致死的男子。
死者上衣口袋裏的名片表明了他的身份：九州鹿兒島N證券株式會社營業科長佐佐木德郎。他看起來五十齣頭。
很明顯，這起案件不是單純的縱火案，而是殺人未遂案。案件造成一人死亡，這或許不是縱火犯的意圖所在。但是，在載有乘客的待發巴士上倒汽油，這隻能說明犯人有殺害乘客的企圖。
這個事件由警署一科的重案組負責。
吉敷竹史向十幾名乘客、巴士司機和過路者等當事人詢問事件的經過，展開了調查。調查過程中，這件貌似單純的西口巴士縱火案漸漸帶上了奇怪的色調。
首先，最奇怪的一點是——這起案件讓人馬上聯想到幾年前的另一個事件。
除了不可思議，再沒有詞語可以形容了。這次的事件就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晚上發生的巴士縱火的真實再現。
無論是地點還是手法，這次的縱火案都與七年前夏日夜晚的那個事件一模一樣。那時，縱火犯也是從後門上車。巴士公司、巴士停放的位置，就連巴士要開往的目的地都一樣。不同的是這次發生在早晨，而上次是夜晚。此外，七年前的那個事件中，犯人在縱火前事先把汽油從塑料罐移入塑料水桶中，以致縱火得逞，導致三人死亡（最終為六人死亡）、四人重傷、十六人輕傷。而這一次雖然巴士被放了火，但由於有時間間隔，沒有死傷者。這也是兩次事件的不同之處吧。
吉敷首先考慮的就是，這兩次事件有什麼聯繫呢。
在乘客的證詞中，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有位乘客當時坐在巴士最後一排的沙發座位上，當他看到犯人要在車廂里撒汽油，便第一個衝上前去制止他。據他所言，衝出巴士而被出租車撞倒的人坐在他右前方的沙發座位上。按巴士行駛方向來說，他坐在巴士右邊的座位。在右前方那個橫排的沙發上，除了他還坐了三個人。被出租車撞倒的人——也就是佐佐木德郎——戴着銀邊眼睛，他的淺棕色帆布包一直放在地上。
奇怪的是那之後的事情。手拿塑料瓶的縱火犯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德郎就立馬沖向前門逃了出去。據說那樣子可謂動如脫兔。其他大部分乘客都是在犯人從塑料瓶里往外倒汽油后才開始有所行動的。
佐佐木德郎好像認識犯人似的，一看到縱火犯就立即向前跑去，衝出了巴士。但是，他的帆布包就那麼放在車廂地板上了。此後讓人費解的是，縱火犯並不是隨意地往地板上倒汽油，而是衝著佐佐木忘在地上的包倒汽油。
犯人倒汽油倒得很仔細，這給乘客提供了制伏他的時間。
這段證言自然引起了吉敷的興趣。於是他調查了那個關鍵的帆布包，巴士里的包已經無情地化作了一團灰。雖然帆布包從裏到外都已燒成炭黑，但鑒識科人員還是根據殘骸鑒定出包內的物品。
可是，包里的東西毫無特別之處，只有毛衣、書、裝在鉛筆盒裏的文具等東西。
大家都覺得這有些蹊蹺——一名年過五十的骨幹職員怎麼會隨身帶着這些東西呢。正在這時，答案揭曉了。那天傍晚，死者佐佐木德郎的兒子找到警察，說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叫佐佐木浩一，是鹿兒島的高中生，為了參加高考來到東京。二月十日是J大學的考試日，所以案發那天早上，他自己先去了四谷的J大學。
他說他和陪他來東京考試的父親約好，父親隨後把考試用具給他捎去。
但是仔細一聽，這話也很是奇怪。為什麼考生不帶考試用具就自己先去了考場呢。
聽了吉敷的這個問題，浩一回答說因為他和父親走散了。佐佐木父子為了兒子高考來到東京，從二月七日開始住在新宿K賓館。十日早晨，浩一要去J大的考場，當他走出房間時，父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急事，他從屋裏對浩一說讓他先到一樓預約一輛出租車，自己隨後就下去。看樣子，父親好像是要打個電話。因為父親拿着自己的包，浩一覺得還是自己拿包比較好，父親卻說“我幫你拿去”，於是浩一就空着手去坐電梯了。
但左等右等父親也沒下來。眼看自己叫的出租車就要來了，佐佐木浩一萬分着急。大廳里還有很多考生在等出租車。浩一先用賓館的內線電話給房間打了個電話，但沒有人接；他又急忙坐上電梯跑回房間，但房間門已經被鎖上了。
兒子想父親應該會隨後趕到，迫不得已只能自己坐上出租車，先去了大學考場。當時他身上只帶准考證。但是到了考場，等了半天，父親還是沒有來，於是他不得不向大學工作人員說明情況，借了文具參加考試。
中午他在大學附近的小酒吧吃飯時，看到電視上說新宿西口發生了巴士縱火案，而父親出了交通事故。考試一結束，他就緊急聯繫了警方。
佐佐木浩一的證言是說得通的。但是這樣一來，又產生了一個疑點，那就是父親的行動。
按浩一所說，父親應該刻不容緩的追隨兒子的腳步趕去在四谷的J大學，但他卻不緊不慢的坐上了在新宿西口發車的巴士。
如果因為怕堵車所以不打出租車而選擇坐城鐵，這還說得過去。但他坐的是巴士，而且那輛巴士是開往中野車庫的車——中野車庫與四谷在城市對角線的兩端。父親到底為什麼做出如此奇怪的舉動呢。
首先能想到的是——是不是父親不在意兒子的高考？可是，根據兒子所言，事實完全相反。佐佐木德郎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優秀證券師，對自己的學歷非常驕傲。他經常嘮叨兒子的學業，甚至把“進不了一流大學就要斷絕父子關係”這樣的話當做口頭禪，總是掛在嘴上。所以兒子說這次父親的舉動真是讓人摸不着頭腦。
在兒子高考的重要日子，對兒子升學格外關心的白領精英到底要帶著兒子的文具去哪裏呢？
不過，仔細想一想，高考只需要鉛筆和橡皮就可以了。到了考場，再翻參考書也沒有用了。大學的教室一般沒有暖氣，比較冷，所以考生常常會帶着懷爐或毛衣。佐佐木浩一也在包里放了件毛衣，不過這種東西即使沒有，對考試也無大礙。這樣看來，這位父親的舉動或許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對於一個特意陪兒子來東京考試的父親來說，他的舉動無疑是很古怪的。
那麼中野車庫那邊有什麼呢？是有熟人嗎？要是去見熟人的話，不能等到兒子考試結束再去嗎？
揭開這個謎題的關鍵，是不是在於兒子說的“父親好像打過一通電話”？難道電話里發生了什麼，導致父親忘了自己的事情、在兒子高考的日子裏要跑到和J大學反方向的四谷去？
但是，這裏出現了不可思議的事情。吉敷問了賓館的人，他們說父親並沒有打過電話。不是，這麼說多少有些欠妥。應該說，在K賓館的電腦上，沒有佐佐木父子住的1108號房間在二月十日早上的通話記錄。
聽到這個情況，吉敷陷入了思考。那麼是不是有訪客呢？不過，即使有訪客，難道不能到晚上再說？要知道，這可是兒子高考的大日子，而且父親還拿著兒子的文具。
賓館的前台接待說，二月七到十日，至少前台沒有接待過找佐佐木德郎的人。兒子也說沒有訪客之類的人。到十日早上為止，父親在晚上會外出一會兒，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奇怪舉動。
看來這條線暫時走不下去了。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那輛巴士上其他乘客的證言。
佐佐木德郎坐在靠近後門的長沙發座上，面朝開車的方向。好幾位乘客都說他左右的座位是空的，看起來沒有人和他同行。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焦慮的神情，而是一個人優哉游哉的坐在那裏。
這樣看來他是在等待巴士發車。但手拿塑料瓶的縱火犯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德郎就像條件反射似的立馬奔向前門跑出去了。大多數乘客是在那人擰開瓶蓋、往車上倒汽油時，才知道這個從後門上來的流浪漢是縱火犯。因此有個乘客諷刺佐佐木德郎的直覺很敏銳。不過大部分乘客都覺得佐佐木好像認識那個縱火犯。
但奇怪的是，這次的縱火犯和七年前的巴士縱火犯一樣，不是把汽油在板地上灑開，而是集中倒在一個地方。而且，這個地方竟是佐佐木德郎忘在地板上的包，那個裝有兒子考試文具的包。
把包忘在地板上就倉皇逃走，這也難以理解。雖然有可能是因為著急而忘了拿，但如此重要的東西會這麼輕易忘記嗎？
或許是他忘了拿，但為什麼縱火犯對別的地方看都不看，直接朝着佐佐木德郎的包倒汽油呢？這個包明明沒有什麼特殊價值。
這馬上讓人產生一個聯想——這個流浪漢和佐佐木有仇。這次的巴士縱火案和七年前的案子有所不同，是具有一定計劃性的。所以吉敷推測，犯人可能是看到佐佐木這個特定目標上車后才想到要縱火的。是這麼一回事嗎？
那麼，這次的案件和七年前的案件驚人的相似，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緣由呢。吉敷考慮調查一下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件。
但是，如果把這次的案件看做是流浪漢男子對佐佐木的復仇，那麼仍在存在很多疑問。——首先，如果流浪漢是看到佐佐木上車后才產生了縱火的念頭，他能這麼容易的找到汽油嗎？
此外，如果這是針對佐佐木的報仇，佐佐木逃跑時，犯人完全可以對着他的後背潑汽油啊。把裝有兒子考試文具的包燒掉，又有什麼用呢。
不管怎樣，吉敷考慮還是先調查一下七年前夏天發生的那起案件。
第二節
一經調查，吉敷發現七年前的案件和這次的案件一樣，包含着這樣那樣的疑點。
犯人丸山博文（當時三十八歲）和現在“深川街頭殺人犯”的川俁軍司一樣，被判無期徒刑，現在處在服刑期中。但是從案件發生到昭和五十五年夏天案件偵破，這之間的過程尚有很多不明之處。
當晚逮住犯人的是在案發現場附近的福崎久司氏（化名?當時二十八歲）和他的一個朋友。但是他們並不是直接目擊者，沒有親眼看到丸山縱火。當時旁邊一個叫谷川文吾（化名?土木建築職業，當時三十五歲）的人指着丸山叫道“他是犯人”，福崎兩人只不過是追上去捉住了丸山。福崎氏說，那時候谷川並沒有和他們一起追犯人，而是一動不動的站在馬路上吃飯糰。
在之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谷川氏解釋說是因為當時忙着滅火，所以沒有去追犯人。但福崎氏說，谷川即使在記者見面會時也是壓低帽子、躲避人們的目光。
此外，丸山在作案后的逃跑路線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一般來說，應該跑去新宿西口或混入地下街的人群，但犯人故意穿過馬路、往行人稀少的安田生命大樓方向走去，最後居然在地下街的入口處蹲了下來。
案件相關物證也很匱乏。作案用的塑料桶上沒有檢測出指紋。只有目擊者的證言和犯人的自供。
而這個自供可以說沒有什麼說服力。丸山在八月二十二日就交代了犯罪事實，但直到九月六日才交代了犯罪動機。而且所謂動機也只是很通俗、很形式化的說辭——“世上的人都覺得生活很幸福，我就想做件讓他們吃驚、讓他們感到不幸的事。”這自然讓人懷疑丸山是在調查隊的引導下才這麼交代的。
案發後警察在現場豎起標牌，以徵集目擊者。這說明警察也覺得現有的目擊者證言缺乏說服力。
目擊者谷川氏居無定所，這也使其證言的可信度有所下降。本以為谷川的住處是東京田端的姐姐家，但和谷川的姐夫聯繫后，姐夫說：“我三四年都沒見過他了，這次出了事才知道原來他還活着啊”。谷川就是這樣一個人。
當時，警察對媒體宣稱谷川氏和福崎氏一起逮住丸山、並目擊了整個事件的經過。但福崎氏說事實並非如此。
而關於指紋，警方認為因為犯人在滿手是油的情況下作案，所以沒有留下指紋。這的確是事實。
另一個事實是——不管怎麼說，發生在七年前夏夜的慘案留下了許多疑點。吉敷考慮，在七年後的二月發生的這起案件，如果是有人為了七年前的事情而報復佐佐木，那麼佐佐木必然和昭和五十五年的案件有直接關係。於是吉敷托鹿兒島警署調查此事。
五十五年那起案件的縱火犯不一樣，昭和六十二年的縱火犯混入了新宿的人群，至今仍逍遙法外。吉敷想——如果能逮到縱火的流浪漢，也許能多了解一些這起奇怪案件的內幕。
這次的縱火犯和上次的不一樣，不是衝動性的無差別殺人，而是有計劃的實施縱火。他的目的是什麼？想來想去，其目標還是從鹿兒島來到東京的佐佐木。縱火犯的舉動和更難解釋的佐佐木的行動之間可能有什麼因果關係。那麼這是縱火犯對佐佐木的報復嗎？真是這樣的話，就必須考慮相隔七年的兩個案件之間有什麼相似性。說是相似性，其實用“雙胞胎案件”加以描述更為貼切。如此想來，被縱火犯盯上的佐佐木應該經歷過昭和五十五年的縱火案。即使不是現場經歷，也應該和案子有很強的關聯。到此為止，推理進行得很自然。
吉敷打算先聯繫鹿兒島警署。此外，流浪漢模樣的縱火犯也是重點。幸運的是，這次有很多目擊者。
而且，因為有一陣兒犯人被大家捉住了，所以很多人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臉。這樣一來，犯人的畫像就好做了。
此外，還有犯罪遺留物品——裝着汽油的塑料瓶。這是追蹤犯人去向的重要線索。但是現在除了知道犯人是四十歲左右的流浪漢模樣的男性，其他的情況一概不知。
新宿地下是流浪漢的聚集地。有的人生來就居無定所，像乞丐一樣在這裏生活。更多的人是來東京打工卻在返鄉前賭光了所有的錢，以至於回不可家，只能住在新宿地下。聽說流浪漢中還有大學畢業生。總的人數大概有一百多人，但由於他們的流動性強，所以新宿警署也無法統計出一個確切數字。新宿地下有這麼多人，即使犯人藏在那裏，也很難展開搜查。
第三節
“請問是搜查一科的吉敷警官嗎？我們之前接到了您的電話。”一個雷鳴般的聲音從電話里傳來。即使耳朵離話筒很遠，還是聽得很清楚。
“我是吉敷。”
一聽到吉敷的回答，對方的聲音變得更大了：“在下是鹿兒島警署刑事科的留井。您托我們調查佐佐木德郎，我想在電話里向您彙報一下調查的情況。”
吉敷在椅子一下子上坐直了：“我們一直在等候您的回復。不好意思，給您添麻煩了。”
“哪有哪有，都是工作嘛。”
“那麼，調查怎麼樣？”吉敷把身子向前倚去，一隻胳膊支在桌子上。
“佐佐木德郎是東大畢業的白領精英，在我們這裏可以算是名流了。昭和七十年生，四十五歲，有一個叫浩一的兒子。”
“嗯……”吉敷靜靜的聽着。但是以上的情況他已經大體了解了。
“他住在鹿兒島市一個叫池上町的地方，房子很氣派，最近一部分在翻新。因為昭和六十年的大降灰，原本比較舊的二樓，有一部分房頂掉下來了。”
“嗯？您剛才說……什麼？”吉敷問道，“大降灰？”
“是的。咦？您不知道嗎？”
“是啊，不知道。”
吉敷常常遇到這種情況。委託地方警署進行調查時，在地方上發生的著名事件，吉敷一點也不了解。但地方上的人想當然的認為大家都應該知道，所以交流中經常產生障礙，讓他們感到很驚訝。這可能是因為吉敷工作太忙了。一有案子，就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幾乎沒有看電視的時間。周刊的話，若不是對偵查有用的，吉敷這些年也沒看過。有時很多天連報紙也沒空讀。
“鹿兒島這邊啊，每年櫻島的火山灰都落得很厲害，東京那邊的霧啊環境污染啊什麼的，和這個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昭和六十年的夏天，就是前年了，前年的春天到夏天期間，那降灰量真是破天荒得多啊，有可能是建國以來最多的一次。嚴重的時候，走在街上，能見度只有十米。很多人都患上了哮喘病，交通水泄不通，樹都枯死了，收成也大減啊。那時候真的很慘。”
“唔……”吉敷對此一無所知。
“鹿兒島整個城市被火山灰籠罩着，到處都是白色的，成了一座鬼城。六十年八月一個月的降灰就相當於之前好幾年的降灰量呢。”
“啊，這樣……”
“列車鐵軌上的自動鐵道口因為火山灰導致運行錯誤，發生了交通事故。因為火山灰會把店裏弄髒，所以店主都拉下捲簾門，遊客也不來了。鹿兒島的商業跌倒谷底，非常慘淡。‘既然沒有客人來，就把店關了吧’，正當人們這麼想的時候，又從櫻島[1]落下巨大的飛石，有的旅館屋頂都被砸爛了。真是禍不單行啊。”
“哦，是這樣啊。那麼，佐佐木家的屋頂……”
“啊對！鹿兒島很多家的屋頂都積了好多的灰，舊一點的房子甚至屋頂都掉下來了。佐佐木家就是其中之一。為了給屋頂除灰，全九州的家政服務公司都集中到鹿兒島來了。這次降灰，獲利的只有家政服務公司和除灰機的生產商。”
“啊是嗎，真是不得了啊。”
“的確啊。直到現在，在鹿兒島這邊，那次降灰仍然是人們談論的話題。大家都說，怎麼就住在這麼糟糕的地方了呢。”
“那個，關於佐佐木德郎……”
“啊，對對，佐佐木德郎。他從東大畢業……，這點已經彙報過了是吧。嗯，那個，您拜託我們調查的是什麼事情啊？”
“昭和五十五年，在新宿發生過一起和這次案件很相似的巴士縱火案。我們有理由推測，佐佐木德郎和五十五年八月的那起案子有關。那是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九日晚上九點過後發生的案子。那麼，昭和五十五年八月，佐佐木有沒有來過東京呢？”
吉敷這麼一問，鹿兒島警署的留井立馬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沒有。關於這個啊，百分之百沒有。我們仔細調查了他昭和五十五的出勤表，佐佐木一直、一直在鹿兒島。沒出過一次差。一直在鹿兒島待着吶。那年春天有公司職員春遊，但去的地方是山陰道，和東京沒關係。還有，我們也了解到了那年八月佐佐木每周周末都幹了什麼。”
“周末他都幹什麼？”
“在家待着啊。他妻子全都記得。”
“唔。”
“佐佐木就是這麼一個沒有什麼愛好的男人。周日就在家看書，好像也打打高爾夫，但也就是這些。嗯，其實我們這些人都一樣啦。”
“哎。”吉敷嘆了一口氣。這樣一來，東京警署就沒辦法了。佐佐木一直待在鹿兒島的話，就不會牽扯進五十五年的巴士縱火案，也不會得罪流浪漢男子了。
“我明白了。真是麻煩您了。如果再想起什麼線索可能還要給您打電話。”
“沒事沒事，隨時都可以。這次的調查結果能滿足您的需要嗎，是不是沒什麼價值啊？”留井終於把粗嗓門放低了，他很擔心地說。
“啊，老實說，的確是這樣……”
“啊，這樣啊……”
“我再重新想一想。您那邊還有什麼其他線索嗎？”
“哦，這條消息不知道有沒有用。佐佐木德郎的妻子說，他書房的抽屜里放着剪報。”
“剪報？”
“是的。”
“什麼樣的剪報？”
“剪報內容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他的妻子說，佐佐木有個癖好——他覺得重要的報紙內容、一下子把他吸住的的那些報道，他都放在書桌左面的抽屜里。他坐在書桌前的時候會打開抽屜，拿出來一邊看一邊想。雖然佐佐木把抽屜上了鎖，但妻子知道鑰匙放在哪裏。哎，世上的妻子都是這樣……”
“是什麼剪報？”吉敷的語氣變強了一點。
“是賽馬騎手的事情。現在我拿在手上，需要讀一下嗎？”
“好的，麻煩了。”
“標題是《騎手泄露馬匹狀況》，‘中央賽馬的主力騎手鬆永榮吉（三十五歲）多次泄露自己賽馬的情況，將其透露給黑社會團伙。警察觀察到，松永喜歡浮華的生活，比如開着進口車四處兜風，因為沒有錢來遊樂，而被黑社會的人抓住了把柄。松永每周都會安排一天，在他家所在的大田區森林附近的咖啡館和黑社會成員見面……’”
吉敷不由自主的發出“啊……”的聲音。這條新聞勾起了他的回憶。由於這則報道，這次的縱火案和兩年前吉敷負責的一個未能偵破的案件好像有了聯繫。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吉敷思考着。但是居無定做的流浪漢和東大畢業的地方名流怎麼看都聯繫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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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櫻島——位於鹿兒島市對岸的一座活火山。（譯者注）
第四節
吉敷想起來了。那起案件發生在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清晨，在東京芝區TP賓館內側的安全樓梯下面發現一具墜樓而死的男屍。
男子大約五十歲，身着茶綠色的麻質高級薄夾克。一頂同色鴨舌帽掉在附近，應該是男子戴的帽子。棉質褲子又臟又舊，但夾克和帽子都是新的。他沒戴眼睛。身上也沒有手錶。
關於男子的墜死，調查隊內部產生了分歧，有人認為這是過失造成的事故，有人認為是謀殺。還有人認為是自殺，但並沒有發現遺書之類的東西。
不僅沒有遺書，男子身上沒有一樣東西能說明其身份。茶綠色薄夾克的內兜和兩側的口袋都是空的，甚至連毛絮之類的東西都沒有，可見剛剛買來的新衣服。右側褲子口袋裏有三枚一百日元的硬幣和四枚十日元的硬幣，但是沒有能表明其身份的物品。
認為他是自殺的警察列舉出以下理由：周六晚上，賓館內並沒有人聽到死者的慘叫。但是東京的市中心，深夜裏也會充斥着附近道路上往來車輛的噪音。即使死者發出慘叫，也無法引起人的注意。
而關於死者是從哪層樓墜下的，大家也有分歧。鑒別科的船田認為，男子全身嚴重摔傷，肯定是從五樓或五樓以上墜落的。
站在五樓安全樓梯中間的平台看去，眼前是東京鐵塔。往下看，身份不明的男子已經被搬走，混凝土地面上只留下白色粉筆畫出的輪廓。
吉敷則認為這是一宗謀殺案，而且他對自己的推理比較有自信。第一個理由是死者的衣着很不協調。淺茶綠色的麻質夾克配黑色棉質褲子，這個搭配怎麼看都很奇怪。但是在警察內部，很少有人同意吉敷的這個想法。
可以這樣推測：犯人先把死者引到這裏，給他新的上衣和帽子，拿走他的舊上衣，待他換好后再把他推下去。也就是說，這樣可以很乾凈的拿走死者身上所有能表明身份的物品。若是引誘從地方來東京的人，眼前矗立的東京鐵塔是很好的借口，可以借欣賞東京鐵塔的夜景將他引到安全樓梯。
這樣的話，死者本來的衣着打扮應該是很樸素的。那麼他就不太可能是TP這座高級賓館的住客，但犯人有可能是住客。警方立刻儘可能的調查了所有住客，但沒有人遇到過可疑人物。
賓館裏沒有住客消失。而且，住在賓館的人里也沒有發現可疑的人。當然，犯人有可能在殺人後偽裝的好，從而沒有被發現。但不住在賓館的人也可以選擇這裏的安全樓梯作為謀殺地點。吉敷推測，有沒有可能是住在附近其他賓館的人呢。
如果是在TP賓館住在房間，又在此將死者殺害，有些說不通。若是犯人住在其他賓館，而謊稱自己住在TP賓館，把死者引到賓館大廳之類的地方，在酒吧喝點酒後一起乘坐電梯去房間，“啊對了，這裏有個很涼快的地方可以看到東京塔，咱們去看看吧”，裝作是即興提出建議，就可以把死者引誘到犯罪地點。
走到安全樓梯之間的平台時，犯人把準備好的上衣和帽子拿給死者看，說要送給他，讓他穿上試試。或者是犯人自己穿着夾克和帽子，然後說尺寸不適合自己什麼的。就在死者把胳膊穿過袖子、戴上帽子的那一瞬間，犯人把他推了下去。也可以最後再把帽子扔下去。
為了查明死者的身份，吉敷立刻行動了起來。但是，調查比想像的還要困難。名片、身份證、駕照等東西死者身上一概沒有。這一點已經說過了。但死者的外表也沒有什麼特徵。身材中等，頭髮三七分，不算好看也不算難看。如果非要算的話，可能能歸入好看的一類。看起來不像工薪一族。如果是上班族，那麼死者連續缺勤的話，公司應該會聯繫警方。除去新的夾克和帽子，死者看起來像是一名體力勞動者，但穿着比較隨意，所以也不排除是遊手好閒之人。
要說特徵也只有以上這些了。中等身材、不是上班族、略有遊手好閒樣子的——靠這種程度的“特徵”去找，也難怪社會上沒有給出任何反饋。而且，把死者的遺容登在報紙上也不合適。
連續四天，吉敷沒有收到任何聯絡。也就是說，這個五十歲左右的男子無依無靠，沒有妻兒朋友。
吉敷想，生活在東京這個城市裏，因為遊手好閒而沒有依靠的人可能算是一種典型。但是也不排除他是從地方來到東京的人。身份不明的男子，嶄新的上衣裏面是稍微有點舊的、帶着汗漬的白色短袖襯衫，最裏面穿着運動背心。下身穿黑色褲子。這身打扮沒有一點色彩，說是樸素，不如說是外鄉人的土氣。
鑒別科的船田還發現了另一個特徵：死者的衣服上附着了很多煤煙狀的白色顆粒。
死者如果能開口說話，肯定能從中聽到地方口音。但詢問過TP賓館后，不僅沒有人聽過這個身份不明的男子講話，連見過他的人都沒有。死者若有同伴，同伴很可能是把他推下樓的犯人。但是，自然也沒人見過死者的同伴。出乎吉敷的預料，TP賓館一樓和地下的酒吧、咖啡館、餐廳的人都說沒有見過死者。
不過，通過屍體解剖，可以確定死者生前吃的是日式料理，而且喝了很多酒。犯人果然是先把死者灌醉、然後將其帶走的。但是吃飯喝酒的地方不是TP賓館。那麼是不是賓館附近的地方呢。於是吉敷和同事分頭行動，開始調查賓館附件的餐館。但是三、四天過去了，沒有任何發現。
於是吉敷轉而開始調查高級麻質夾克和鴨舌帽，他把東京都管轄地區或上野等地賣西裝的店逐一調查了一番。但是也沒有引人注目的成果。最近，麻質的夾克大量上市，調查猶如大海撈針。本以為鴨舌帽比較少見，可能能調查出什麼來，但這條線也沒有結果。
正當關於男子身份的調查處在觸礁狀態時，案發第四天的下午，吉敷接到了一個電話。打來的人叫旗田，在江東區高砂四丁目經營一家旅館，聽起來是位年邁的老人。他說，在芝區TP賓館墜樓而死的人可能是一周前住在自己旅館的人。旗田自從星期六晚上就沒見過他，看了報紙和電視，立馬就聯想到他，但是沒有能證據能證明。旗田想或許過幾天他就回來了，於是打算等等看。但四天過去了，他還沒有回來，旗田就給警察局打了電話。
吉敷聽后立刻趕往旗田旅館。失蹤男子住的房間還按照原樣保留着。走上這家古老旅館的二樓，走廊非常陳舊，吱吱作響，打開窗帘往窗下看，眼前是一條污濁的黑色河流。因為當時下着小雨，所有的窗子都關着，屋裏潮得讓人喘不過氣。打開窗子可以看到黑色的河面上飄着彩虹色的油漬。因為下雨的關係，河面上有無數個小水圈正在漸漸變大。
男子的行李還留在屋裏。說是行李，其實也只是一隻旅行包，裏面放着上衣和換洗衣物，以及周刊、賽馬報道等東西。還有附近當鋪的當票。行李里同樣沒有能證明其身份的物品。
男子在旅館登記簿上登記的姓名是“壺井合三”，住所一欄只寫了山口縣山口市。字寫得很漂亮。
旅館店主說，壺井在登記的時候曾問過住處是不是必須要寫。店主回答說這是規定，但只需簡單填一下就行。所以壺井只寫了山口縣山口市。吉敷立刻拜託山口縣警署調查“壺井”的身份和照片，但這條線也無果而終。旗田旅館的店主看了墜樓身亡者的照片，斷定死者就是壺井。“壺井”在東京的居住地和姓名終於搞清楚了，但此外沒有任何進展。而且也不敢保證“壺井合三”就是他的真名。
他的來處也無從知曉。他在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突然來到賓館，問有沒有房間，那時候他曾提過自己是當天坐新幹線到東京的。當時是傍晚六點左右。之後他好像還說以前來過這一片。
他說話雖然有些地方音，但口音不是很重。吉敷問是哪個地方的口音，店主沒能答上來。店主說既然填的住址是山口縣，有可能是山口口音。
雖然說山口縣可能是死者編造的，但可以確定的是，死者不是東京人。因為一個東京人絕對不可能跑到江東區的賓館住宿。
此外，壺井多在外面，幾乎沒有機會和賓館裏的人交談。他只在賓館吃早飯，午飯和晚飯都在外面吃。
但壺井並非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看起來是個喜愛交談、開朗的人。但是關於自己的身份和職業，他隻字未提。或許因為他覺得沒什麼可炫耀的吧。
壺井就是這樣一個人，沒什麼特別之處。但由於他屬於喜愛交際的性格，所以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魅力。當吉敷說壺井是孤單一人時，旅館店主感到非常驚訝，他嘟囔着“他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啊。”
關於着裝，壺井好像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白襯衫、黑褲子、一直披在肩上或拿在手裏的一件灰色發白的日式外套。旅館店主說，報紙上所描述的死者的穿着和壺井的穿着不一樣，這也是讓他們猶豫不決、不知是否該報警的一個原因。店主還說，從沒見壺井穿過淺茶綠色的薄夾克和鴨舌帽。這大大提升了吉敷推測的準確度。
吉敷注意到，當時新聞報道了“淺茶綠色的薄夾克和鴨舌帽”，這個形象和壺井本人並不相符，卻嚴重誤導了人們。新聞所描述的服裝讓聽眾覺得死者是個時髦、愛打扮的人。但聽了旅館店主的描述才知道，事實與此大相逕庭。
或者這正是犯人的意圖，而且這個詭計的確奏效了。因為在那之後的兩年時間裏，死者的身份仍杳然不明。
吉敷拿着從壺井旅行包里找到的當票去了附近的當鋪，得知壺井當的是手錶。而且這塊手錶還是高級的浪琴錶。吉敷猜想，壺井以前或許很有地位。
雖然線索很少，但調查仍慢慢地進展着。吉敷知道了死者的名字和出身地——至少是死者自報的名字和出身地。
還有一件事讓吉敷很在意。壺井和將他從TP賓館安全樓梯推下去的犯人，是在哪裏、以怎樣的方式和契機接觸的呢。是偶然相遇，還是犯人聯繫的壺井呢。也許壺井就是為了和犯人見面才到東京來的。這樣的話，犯人有可能是住在東京的人。如果是犯人聯繫的壺井，那麼應該會有打到旗田旅館的電話吧。
“唔，沒有這樣的電話……”面對吉敷的詢問，旗田旅館的老店主邊回想邊緩緩地回答
“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沒有找壺井的電話嗎？”
“對，沒有。”這次店主回答得很堅決，“外面打來找壺井的電話，一通也沒有。我沒有替他轉接過電話。”
“那，壺井有沒有從旅館往外打過電話？”
“也沒有。”
也是，反正外面都有公用電話。既然沒有找他的電話，難道他真的是約好和犯人見面才到東京來的嗎？吉敷開始朝這個方向思考。
“壺井是上周五的傍晚來到這裏的吧？”
“對，傍晚六點左右。啊，請稍等一下。”說完，老人走到走廊裏面，打開了日光燈，又走了出來。吉敷和小谷在旗田旅館二樓的走廊和老人面對着面。即使是白天，走廊也很昏暗，而且由於太陽落山了，旅館裏的光線越來越暗。日光燈閃了幾下后，亮了起來。
“星期五他就待在旅館、沒有外出嗎？”
“對，一直在旅館休息。”
“吃飯呢？”
“吃的是我們做的飯。”
“第二天星期六呢？”
“星期六他在旅館吃完早飯，過了一會兒就出去了。對，他說‘今天午飯和晚飯都不用準備’。”
“‘午飯和晚飯都不用準備’？”
“是的，他是這麼說的。”
這是不是能說明他已經約了人吃飯。
“他說沒說過要去哪裏？”
“沒有，什麼都沒說……”
“他本來打算住幾天?”
“說是先住到星期一。因為要去看個朋友，所以要看訪友的安排，或許會往後延幾天。”
“朋友啊……”吉敷抱着胳膊想，如果知道這個朋友是誰，就能了解壺井的去向了。
“他有沒有說過是什麼樣的朋友？朋友住在哪裏？”
“這方面的話一句沒提過。”
“這樣啊。”正當吉敷說完這句話，走廊盡頭走來一個十幾歲的女服務員，手上抱着一摞報紙。她走到吉敷他們面前，想從他們中間橫穿過去。
“那個，請稍等一下。”吉敷說。
“是的，有什麼事嗎？”服務員停下了腳步，把報紙理了理，重新抱好。
“這捆報紙是上周的嗎？”
“是的。”
吉敷感到很不好意思，於是伸出手幫她托着報紙：“是給客人看的嗎？”
“是的。”服務員回答說。
“那麼壺井的屋裏也放了報紙？”
“是的，放了。”老店主在旁回答道。
“知道是什麼樣的報紙嗎？”
老人聽后皺了皺眉，露出有點不耐煩的表情，嘟囔着說：“知道吧。因為就是周五的晚報和周六的早報。”
“好像沒放周五的晚報。”女服務員說道。
“哦，這樣啊，那就只有周六的早報了。”
吉敷幫服務員把那捆報紙放在地上，開始分類。還沒等老人伸手，服務員就抽出兩份報紙來。服務員做得乾淨利落，老店主卻一臉迷惑，不知道吉敷為什麼要查舊報紙。其實吉敷並沒有期待一個具體的結果，只是因為線索實在太少了，所以保險起見，查看一下。
“是這兩份嗎？”
“對。上周二樓只有兩位客人。”服務員回答說。這是兩份一樣的A報紙。
“這裏面，哪一份是壺井房間的呢……”
吉敷一問，服務員馬上就接着他的話說：“這份是壺井先生房間的。”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這裏破了。”她邊說邊指着報紙某一面的下邊。果然，那裏有一個很大的洞。
吉敷把報紙平鋪在地上，一面一面地看。雖然他並沒有抱什麼期望，但看到第三面時，他的手停住了。因為左下的一塊兒被撕掉了。
“這是什麼？”吉敷指着缺掉的那部分問，“這是你撕的嗎？”
“不是！我不知道！”服務員大聲否認道，“不是我撕的。”
那麼就應該是壺井撕掉的了。這裏原來印的是什麼新聞呢。吉敷急忙翻開另一份一樣的A報紙，找到同一版面，希望在另一份報紙上看到被撕掉的那則報道。
沒有被撕的報紙上寫着一個小標題——《騎手泄露馬匹情況》，正文報道了中央賽馬的主力騎手多次將自己的馬匹的狀況泄露給黑社會團伙。
“這份報紙能給我嗎？”吉敷問道。店主說沒有關係，吉敷就學着壺井把那則報道撕了下來，對摺后夾在了記事本里。
後來，吉敷和報紙報道的騎手鬆永榮吉見了一面，但他松永說沒有叫壺井的人和他聯繫過。而且當時松永正在被調查，壺井即使想和松永聯繫，也很難聯繫到。
就這樣，好不容易得到的線索又斷了。剪報和其他的文件一起躺在吉敷抽屜裏面。吉敷無法推斷這個身份不明的男子從哪裏來。就這樣過了兩年。
殊不知在九州鹿兒島，有一則同樣的剪報被遺忘在抽屜里。
第五節
“那個的確是剪報嗎？是用刀子裁下來的還是用手撕下來的？”吉敷邊問留井，邊打開抽屜，很快就找到了那則剪報。
“不是，不是剪下來的，是撕下來的。”鹿兒島警署的留井並不知道事情原委，不急不慢的回答着吉敷的問題。
吉敷想，同樣是手撕下來的啊。這真是一個出乎意料的進展。“對不起，能麻煩您再從頭讀一下那條新聞嗎？”吉敷說著，用右手拿起剪報放在眼前，等着留井回話。
留井感到莫名其妙，但還是粗聲粗氣的念起了新聞。從標題到最後一句，兩條新聞隻字不差——這兩份剪報出自同一報紙的同一則報道。
“怎麼樣？”
既然留井問了，吉敷就簡要的地介紹了兩年前的案子。留井聽后很是驚訝：“哎，又是一起和過去糾纏不清的案子啊。”那口氣好像在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
不過的確如留井所言。剛發現這宗縱火案和七年前的案件極其相似，這下又牽扯到兩年前的另一起案子。
“關於佐佐木的這則剪報，還有什麼其他線索嗎？”吉敷繼續問道。這則剪報事關重大。這樣一來，佐佐木很可能是殺害壺井的兇手。
如果是這樣，那兩人是什麼關係？動機又是什麼呢？難道壺井也是九州鹿兒島出身的人？關於壺井的身份，需要知道的問題堆積如山。
“您要問的是？”留井反問道。
“比如是什麼時候剪下來的、佐佐木夫人有沒有提過佐佐木對這個新聞的評價？”
“這個嘛，不知道啊。佐佐木的妻子貌似也是打開抽屜時才第一次看到這則剪報。”
“就是說妻子不知道抽屜有這則剪報？”
“是的。她是在佐佐木死後才把抽屜打開的。”
“這樣啊。那麼這則剪報有什麼特徵嗎？有沒有紅筆劃出的地方，或是筆記什麼的？”
“沒有，什麼都沒有。”
“污漬也算。”
“唔，還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是不是皺巴巴的，或者有破損呢？”
“也沒有。是經過仔細對摺的。”
吉敷想，這就是說剪報一直放在抽屜里，佐佐木應該並不常帶着剪報出門。
等一下！——吉敷突然想到。兩年前的那個案件，也就是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壺井合三被人殺害。雖然現在還沒足夠的證據，但那是絕對是謀殺。昭和六十年的八月，不是鹿兒島歷史性大降灰最嚴重的時候嗎？——剛才留井是這麼說的吧。
“昭和六十年的八月份，是不是櫻島降灰降得最厲害的時候？”
聽吉敷這麼一說，留井“唔”了一聲。這好像是留井琢磨事情時的習慣。“昭和六十年的八月，是的。那個月的降灰非常嚴重，我們都沒法上街，街上一片灰白。”
果然是這樣啊。那麼——
“也是那時候，佐佐木家二樓的屋頂掉下來了？”
“對，那是八月的事情。”
“八月幾日？”
“這個……請稍等，我看看詢問筆記……”
從電話里隱約傳來留井快速翻查筆記的聲音。
“找到了，是八月十九日的傍晚。”
“十九日嗎。”吉敷雖然冷靜的回答着，但他心裏很不平靜——他感到，自己抓住了一個大線索。龐大建築物的碎片一塊塊的找到了。再經過推理，或許就可以用這些材料復原事件的前因後果。
若是十九日，那就是壺井死忘的前一天。或許就在佐佐木家屋頂掉下來之後，緊接着壺井就被佐佐木殺害了。
現在終於可以做出一些推斷了。遭到殺害的壺井的衣服上附着着細灰狀的顆粒，麻質夾克和鴨舌帽、以及在旗田旅館發現的旅行包里的衣服上，也都有一些顆粒。那是當時在鹿兒島市落下的櫻島火山灰。那麼，壺井有可能是從鹿兒島來到東京的。登記時把出身地寫成山口縣，應該只是他來東京的路上途經山口縣，於是隨手寫上去了。
那麼事情是不是這樣呢——佐佐木家的屋頂掉落，緊接着壺井離開鹿兒島來到東京，而佐佐木也追到東京將壺井殺害？
佐佐木家屋頂掉落和壺井的死之間或許有什麼關聯。如果有，是怎樣的關聯？或者佐佐木家屋頂因為大量存灰而掉落一事和壺井來到東京並被殺一事，只是兩起偶然的事件？
佐佐木和壺井這兩人在鹿兒島有什麼關係？殺人動機的關鍵是什麼？
還有，是不是兩年前的墜樓和那兩起極為相似的縱火案有什麼聯繫呢？
也有可能是昭和五十五年縱火案發生的五年後，佐佐木和壺井在鹿兒島認識了，而縱火案對兩人的交往產生了某些影響。
吉敷面前一下子湧現出來許多值得調查的事情，而且材料已具備，足夠展開推理了。
“留井先生，聽了剛才您的話我發現又有很多事情要麻煩您調查，真不好意思，不知方便嗎？”
“哦，請儘管說。”留井依舊扯着大嗓門。
“首先是壺井合三。這個男人沒有親朋好友，也不是上班族。關於他的出身和職業一概不知。但是我推測，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之間，壺井在鹿兒島和N證券職員佐佐木德郎有過接觸。隨後我馬上把照片和資料給您寄去，不知您是否放方便協助調查。”
“明白了。既不是上班族也沒有親友，可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啊。”
“很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飯館、扒金庫的店員或做短工的，我去這些地方查查看。”
“然後是佐佐木。這種精英白領、地方上的名流怎麼會和一個遊手好閒的人有關係呢？這一點還很模糊。此外，我們推測這個精英白領追着壺井來到東京，並在八月二十四日深夜將其殺害。如果是這樣，他的動機又是什麼？這一點也想拜託您一併調查一下。”
“調查他的動機，好的，明白了。”留井好像在邊聽邊寫，“還有嗎？”
“暫時就這些了。我也再好好想想。可能還有要拜託您的事情，到時再聯繫您吧。”
“好的，您儘管找我好了。隨時待命。”
“多虧您的幫助，案子有了很大進展。謝謝！”
“不客氣不客氣。那我們再聯繫。”
說完留井掛了電話。吉敷也放下了話筒。
第六節
吉敷猜測，殺害壺井的兇手（有可能就是佐佐木德郎）制定了一個殺人計劃——壺井無依無靠，所以只要拿走能表明其身份的名片、駕照等證件再將其殺害，屍體就會成為無名屍。壺井應該是把那些證件裝在上衣裏面，所以兇手就計劃把壺井的上衣拿走。
兇手用嶄新的薄夾克換下壺井原來的上衣，計劃順利實現了。壺井就這樣身無一物的被殺害了。
事後，佐佐木逐一檢查壺井的上衣口袋。也許和錢包、名片、駕照放在一起的，還有那則“剪報”。
佐佐木把能表明壺井身份的東西和上衣一併處理掉了，可能只有這則剪報引起了他的興趣。而他覺得一則剪報不會帶來什麼危險，於是把剪報帶回家，藏在自己的抽屜里。
難道，佐佐木手上的這則剪報就是他於前年殺害壺井的證據？
那今年的縱火未遂案是不是壺井的親人或朋友企圖報復佐佐木呢。但壺井不是沒有什麼親友嗎。
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縱火犯不針對佐佐木本人、而是只往他的手提包上倒汽油呢。裏面明明只有佐佐木兒子的考試用具。
不過，僅憑佐佐木手上有來自旗田旅館的A報紙剪報就斷定佐佐木是殺害壺井的兇手，未免為時過早。那麼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現在還無從判斷。必須要等留井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壺井真的是九州鹿兒島人嗎。即使是鹿兒島的人，那麼他和佐佐木是在鹿兒島認識的嗎。如果不能確定這個問題，就無法繼續展開推理。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是佐佐木殺害了壺井，那麼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個星期五，他肯定沒去上班。
佐佐木作為工薪一族，如果星期五沒有請假，他能完成殺人計劃嗎？不過，也不是沒有可能。壺井被殺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的深夜。從這點來看，犯人仍有可能是上班一族。用星期六一上午的時間來東京、再用星期天的時間返回九州就可以了。佐佐木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真是這樣的話，佐佐木應該事先知道壺井來東京的時間。那麼，他們在鹿兒島應該是很熟的朋友了——
壺井這邊，可以確定他用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一天的時間來到東京。如果佐佐木要緊跟壺井來東京的話，星期五他就必須請假。無論怎麼說，如果可以確定佐佐木在那個星期五請了假，他殺害壺井的嫌疑就更大了。
等等。吉敷又想到——佐佐木為了拿走壺井的上衣，需要事先準備好麻質夾克和鴨舌帽。這兩件都是新買的。如果用自己的衣服，會比較危險，所以佐佐木應該是為了實施殺人計劃現買的。如果佐佐木有買衣服的時間，那麼他必須事先知道壺井來東京的時間。他並沒有給壺井住的旅館打過電話，但兩個人卻能見面。難道這兩個人真的是約好了在東京見面，才分別來到東京的？
一個是東大畢業的精英，一個是遊手好閒之徒，這兩個人怎麼會這麼熟呢？真是怎麼想也想不通。
除此之外，剪報也是個問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A報紙的剪報是從壺井手上轉到佐佐木手上的。如果那時候的A報紙還在，就可以給留井寄去，讓他看看佐佐木抽屜里的剪報是不是從旗田旅館的報紙上撕下來的。但那份報紙肯定已經被旅館扔掉處理了。但可以肯定，壺井是在旗田旅館把這則剪報撕下來的。
而這則剪報被佐佐木煞有介事地藏在自己房間的桌子裏。這是為什麼？這個剪報哪裏吸引了佐佐木？難道這則剪報和兩年前的謀殺案有關？
再有就是佐佐木家房頂掉落一事。這個昭和六十年兩人來到東京（雖然尚不能確定佐佐木那時來過東京）有什麼關係呢？
兩天後的上午，留井從鹿兒島打來了電話。
“關於您讓我調查的事情，”他還是那副沙啞的聲音，“壺井合三果然住在鹿兒島。”
“是嗎？”
“他住在一個很廉價的公寓裏——鹿兒島市裏的東千石町日高公寓六號。那個公寓是用木頭和泥漿建的，環境很差。房東和其他住戶確認了壺井的照片。”
“原來如此，他在日高公寓住到什麼時候？”
“住到昭和六十年八月。”
“果然是這樣。”吉敷冷靜地回答道。終於知道兩年前那個身份不明的死者的住處了。
“那個叫東千石町的地方，和佐佐木住的池上町離得近嗎？”
“不近，隔得很遠吶。徒步走的話，也不是走不到，但還是有相當的距離的。”
“哦，這樣啊。那麼壺井之前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是的。”
“那他靠什麼生活？”
“一直到死前的半年，他一直在鹿兒島市裏的一個小印刷廠上班，估計是指着失業保險金活過吧。還有就是，有傳言說他是靠女人養活。”
“靠女人？”
“是啊。有人說他和市裡俱樂部的一個女子來往密切。”
“那找到這個女的了嗎？”
“還沒有。”
“哦。”吉敷腦子裏浮現出兩年前見到的壺井——雖然上了年紀但仍存一些風貌。
“我們這邊有壺井合三的戶籍，所以他的出生年月和詳細的背景都查到了。”
“哦是嗎。請稍等一下。”吉敷準備好記事本。
“可以了嗎？他於昭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大連，父母雙亡，沒有兄弟姐妹。昭和四十一年在大分縣結過一次婚，但妻子也死了，沒有孩子。昭和四十七年開始在鹿兒島市內的福岡印刷廠工作，昭和六十年年辭職。就是這些了。”
看來壺井還是個比較老實的人，不是一個痞子或完全遊手好閒的人。
“那麼壺井和佐佐木德郎……”吉敷接着問道。他們兩人的關係很關鍵。
“這個，完全沒有跡象說明兩人有密切的來往。”
吉敷聽后心裏很苦惱。
“除了兩人是否交往密切，有沒有證據證明兩個人一起吃過飯喝過酒什麼的？”
“哦，這個啊，”
這樣看來，猜測佐佐木德郎是殺害壺井的兇手，完全是無稽之談了。
“我們調查了昭和六十年壺井常去的酒吧、飯館一類的地方，不僅沒發現他曾在這些地方和N證券的佐佐木見過面，而且根本沒人聽他提過佐佐木這個人，沒人在那些地方見過佐佐木。佐佐木好像是個精英意識很強的人，不會去那些地方的。”
留井的這句話引起了吉敷的注意：“您說他是精英意識很強的人？”
“是的，我聽別人這麼說的。”留井回答道，“我們打聽到，佐佐木這個人啊，只去自己指定的酒吧，就連午飯時站着喝一杯酒的小酒屋都只去固定的一家。‘這裏可以’，或者‘這裏不行’，他是這樣風格的人。”
“哦。”
這是預料之中的。但是這樣一來就徹底顛覆了吉敷的推理。吉敷想，如果兩個人彼此不熟，那關於昭和六十年八月那起案件的推測就不能成立。
還有一件事也是和預想一樣的——壺井的確是孤家寡人，他的父母和妻子都死去了，也沒有孩子。那昭和六十二年的這次縱火案，也不可能是壺井親人對佐佐木的報復了。
那麼昭和五十五年的時候呢？那時壺井應該在鹿兒島的福岡印刷廠工作。但八月那次巴士縱火案發生時，他是不是在東京呢？
吉敷問留井，留井回答說馬上去調查。
“佐佐木固定去的酒吧，還有與壺井生前關係密切的酒吧女子這方面，還有其他信息嗎？”
“現在沒有，如果您需要我們調查，我們馬上去查。”留井畢恭畢敬地說。
“啊，這個，如果方便調查的話，當然最好了……”吉敷的語氣變得吞吞吐吐的。因為即使去調查，也可能毫無所獲。再說留井也有自己的工作。吉敷在想是不是自己去鹿兒島比較好。
“壺井生前是不是人緣不好？”吉敷問道。
“好像不是吧。他比較健談，在酒吧也很受女招待的歡迎。他甚至可以向女人開口要錢。好像挺有女人緣的。實際上，他好像為了討女人歡心什麼都願意做，是很會耍寶的一個人。比如他有一次在某酒吧的吧枱吹噓說自己正為錢太多而發愁，然後當場燒了一張一萬日元的鈔票給別人看。”
“喔……”
“真是個傻瓜，口上說自己很有錢，但實際上都是靠保險金過活，還向女人伸手要零花錢，孤零零地住在廉價公寓裏。我對這種男人最反感了！”留井的語氣變得粗暴起來，“昭和十一前後出生的人里的確有壺井這種人。我自己也是那時候出生的，所以我知道。但看到他們心裏真難受啊。”
“這樣啊……”吉敷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以前他和本地的一些黑社會團伙有來往，一度口袋裏也有些錢。”
“那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昭和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吧，因為不可能是昭和六十年。”
“為什麼這麼說呢？”吉敷追問道。
“這個嘛，因為5五十九年年底那個暴力團伙被消滅了。”
“哦，因為警方的介入？”
“不是，不是因為警方，而是因為和關西的黑社會之間起了戰爭。”
“戰爭？”
“是啊，作為鹿兒島的人我感到很羞愧，但昭和五十九年十二月，鹿兒島曾發生過槍戰。”
“原來如此。”
“當時幾乎所有的黑社會成員都在市中心的一棟公寓裏，槍戰就發生在那裏。那次死了很多人，但還好沒有普通市民受傷。”
“起因是什麼呢？”
“還不清楚。這也是因為鹿兒島的黑社會成員幾乎都被殺死了。不過估計是因為地方權力的爭奪吧。”
是這樣嗎，吉敷暗想。雖然有可能是因為利益爭奪，但這麼大規模的黑社會戰爭不是經常發生的。是不是為了爭奪一大筆利潤而造成了對立呢？應該是因為這樣的事情才爆發槍戰吧。
吉敷一說，留井馬上表示同意：“您說的沒錯，但其實那時候的情況完全相反——當時因為經濟虧損，雙方是為了爭奪僅剩的一點利益而發生爭鬥。昭和五十九年雖然不是櫻島火山落灰最嚴重的時期，但也降了很多灰，商店什麼的根本沒有盈利。因為經濟跌入谷底，所以搜刮商家利潤的黑社會也吃不上飯了。”
“原來如此。”
“就是這樣。總之，死傷的六十個人都是鹿兒島M幫會的人。所以M幫會已經名存實亡了。市民們當然很高興，但和壺井偶爾有來往的幫會成員也死了。所以昭和五十九年年底，壺井曾說覺得身邊有點孤單。”
原來是這樣。難怪性格外向的壺井卻沒有什麼朋友。如果壺井的朋友都是黑社會成員，那一般的人肯定會避免和壺井交往，這也是人之常情。再加上他黑社會的朋友也都死了。
“不過壺井也不傻，他和黑社會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離。黑社會的人請他喝酒，他也極力避開。是一個酒保告訴我們壺井和黑社會的人有來往，壺井本人並不和黑社會的人公開來往。”
“哦，這樣。”
“那麼，除此之外還有需要我們調查的事情嗎？”
“不好意思，又要麻煩您了。我們想確認一下，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佐佐木是不是缺勤沒去上班？”
“缺勤？哦，為什麼要查這個呢？”
“那天，壺井坐新幹線來到東京，佐佐木有可能緊跟着他來到東京。當然，佐佐木有可能是二十四號坐飛機來到東京的。不過，那樣的話他應該清楚的知道壺井的行動，也就是說兩個人應該關係很好才對。但剛才從您的話看來，他們似乎根本不可能認識。”
“唔，是啊。”
“如果佐佐木在二十三日請了一天假，那麼他殺害壺井的嫌疑就大了。”
“哦，不過依您所見，佐佐木是兇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看來留井還是對吉敷的想法抱有懷疑，這也可以理解。
“這個很難說。或許這只是我憑空的猜測。但兩年前壺被殺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不過，剛才聽了您的介紹，我還沒有發現比佐佐木更有嫌疑的人。”
“但是佐佐木和壺井沒有來往，這也是事實啊。您是靠什麼來判斷佐佐木就是殺害壺井的兇手呢？”
“是報紙的剪報。”
“啊，原來是剪報啊。”
“如果沒有剪報，我的推測完全不能成立。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那則剪報是從壺井手裏轉到佐佐木手裏的。如果佐佐木抽屜里A報紙的剪報是用刀子或剪子裁下來的，那麼必須考慮他們只是偶然從報紙上取下了相同的報道。但兩邊的剪報都是用手撕下來的。”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此外什麼需要調查的嗎？”
“有沒有讓佐佐木的妻子看過壺井的照片呢？”
“給她看過了。”
“她說什麼？”
“她說不記得見過這個人。”
“哦……之前我在想，昭和六十年八月十九日佐佐木家房頂掉落這件事，是不是恰好和壺井有關呢。這樣看來也沒有關係了。”
“好像沒什麼關係……”
“還有，六十年八月，佐佐木為了殺壺井來到東京，當時他提前準備了淺灰綠色的薄夾克和同色的鴨舌帽。他可能是讓壺井穿上他準備的衣服然後將其殺害的。不知佐佐木的妻子有沒有見過這樣的衣帽，能麻煩您確認一下嗎？”
“淺灰綠色的麻質夾克和鴨舌帽，明白了。除此之外呢？”
“之外就是剛才說的女子。曾給壺井錢的這名女子現在是不是還在鹿兒島、她的身份背景等等。”
“女子……好的，我記下了。”
“總之需要知道佐佐木針對壺井的動機。如果不知道他的動機，就沒法理清整個事件的脈絡。”
“好的，我知道了。我會儘快去辦，一有消息馬上聯繫您。”
“拜託了。”吉敷說道。
第七節
吉敷又去K賓館見了還留在那裏的佐佐木的兒子——佐佐木浩一。
浩一說J大考試之後他還要參加W大的考試。而母親因為要準備葬禮、接受警察調查等事情，暫時不能離開鹿兒島，所以母親後天才到東京。吉敷想，佐佐木是地方上的名流，他一死，肯定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事情吧。
這是吉敷第二次見佐佐木浩一了。浩一是個瘦弱白凈的少年。看起來比較內向，話也不多。
吉敷去了他住的房間，但他說在學習。於是吉敷邀請他去樓下的咖啡廳。吉敷覺得如果和小谷一起來，浩一可能會緊張，所以他一個人來到賓館。
坐在一樓的咖啡廳，大廳中央有人在彈奏鋼琴。這對命案組的警察來說多少算是精神上的放鬆。
“考試考的怎麼樣？”吉敷問道。
“還行吧。”浩一鼻音很重，好像是感冒了。
“覺得能考上J大嗎？”吉敷問了個不太禮貌的問題。
“勉勉強強吧。”浩一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最初在櫻田門[1]見面時，因為父親剛剛去世，浩一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你的成績夠J大的錄取線嗎？”
“現在來看成績夠了。但只看成績還拿不準。”
“嗯。關於你的父親，他是個精英意識很強的人嗎？”
“是的。”
這就是浩一全部的回答，他好像不想再多說什麼了。吉敷不知怎麼辦好。他從包里拿出壺井的照片。那是兩年前的資料了，照片上市壺井的遺容。
給一個參加高考的學生看死人的照片的確有點說不過去。但現在除了這張也沒有其他照片了。況且照片上壺井的樣子就像是睡著了一樣，看起來是張不錯的照片。
“你知道這個人嗎？”
浩一仔細的看了照片，臉上瞬間掠過一絲詫異的神情，但接着馬上搖頭說道：“不認識。”
“他看起來像不像你父親的某個朋友？”
“我不知道。爸爸的朋友，我一個也不認識。”
“這樣啊。那他有沒有去過你家呢？”
“我不知道，我媽媽可能知道。”
是啊，佐佐木的妻子都說不知道，兒子就更不知道了。
吉敷原本還想問問佐佐木德郎在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和六十年八月的情況。但總是拿死去的父親的事情問浩一，容易讓他分心，再影響了考試就不好了。更何況吉敷在懷疑他父親是殺人犯。再說，浩一對這麼久以前的事情可能也記不清楚了。看來他們父子的關係並不是很親密。
“你和父親，感情不親嗎？”
“完全不親。幾乎沒怎麼說過話。”
“你沒有兄弟姐妹是吧？”
“是的。”
“你喜歡你父親嗎？”
浩一聽后低下了頭，默默想着，看起來有些為難。吉敷覺得自己好像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過了一會兒，浩一嘟囔着說了一句：“不怎麼喜歡……”
“浩一，其實我想知道的是你父親去世當天早上他的舉動。他帶着裝有你考試用具的包，卻沒去J大考場給你送文具，反而坐上了開往中野的巴士。這讓人很難理解。他是不是在中野有什麼朋友？”
吉敷說完，浩一又低下了頭：“這個……”
“有沒有想到什麼？”
“爸爸的朋友我都不認識。”
“那你母親認識嗎？”
“嗯，她有可能認識。”
“你父親是在東京上的大學吧？”
“對。”
“畢業后馬上回了九州？”
“據說是這樣。”
“他有東京的朋友嗎？”
“我不清楚。”
“哦……”
看來兒子對父親的事情一概不知。
“那出事當天早上，你父親的行為舉止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沒什麼特別的……”
“你們是住在一間房間吧？”
“是的。”
“有沒有找他的電話，或者有什麼人來找過他嗎？”
“沒有。”
“一次也沒有？”
“沒有。”
“如果有人留口訊，屋子裏的紅色煤油燈會亮，燈亮過嗎？”
“這麼……”
“沒注意過？”
“嗯。”
總之，佐佐木德郎並沒有什麼異常。
“至於你父親是要坐巴士去哪裏，你也沒什麼頭緒吧。”
“是的，沒有。”
“嗯……”
吉敷抱着胳膊思考着。浩一不像是在撒謊。
“但上次你說每到晚上他都會外出？”
“是的。”
“從到東京的第一天開始？”
“對。他讓我在房間學習，說為了不打擾我複習，他出去一下。”
“他說沒說去哪裏？”
“沒說。”
“父親有沒有和平時不一樣的表現？”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不過回來時好像喝過酒一樣，臉是紅的。”
“喝過酒？”
“是的。”
“每天都這樣嗎？”
“好像是的。”
“可能是去見誰了吧……”
“這種事他從不對我說。只是……”
“只是什麼？”
“他總是一邊說‘太髒了、太髒了’，一邊撣衣服。然後馬上去洗澡。”
“哦？一直是這樣嗎？”
“對，每天晚上都是這樣。”
之後吉敷開始尋找昭和五十五年巴士縱火案的相關人物——做土木建築的谷川的下落。吉敷不久就找到了他，但可以確定這次巴士縱火案發生時他在別的地方，因此和此案無關。
吉敷把這次縱火案嫌疑犯的模擬畫像拿給谷川看，谷川說完全不認識。
之後，吉敷和小谷在新宿地下街走了一天，把模擬畫像一個個拿給睡在地上的流浪漢看。
過了兩天，沒有任何成果。蓬頭垢面的流浪漢都搖頭說沒見過。其實其中很多人喝劣等酒都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沒仔細看。
深夜他們返回警察局一科，吉敷發現自己的西裝髒得不行了。他不自主的撣起了西裝。突然，他的手停下了，因為他想到了佐佐木德郎的話——
“太髒了，太髒了”。
這和自己現在的樣子是一樣的。
再看桌子上，有一條留言——“鹿兒島警署的人來過電話，請你給他回電話，他今天值夜班。”
吉敷立刻撥通了電話，留井馬上來接了。
“我是東京警署的吉敷。”
留井好像分外想念吉敷，他大聲說：“哦哦，我一直在等您的電話呢。您現在還在工作吶？”
“是的，剛去新宿地下街問了一圈。”
“您辛苦了。那麼，有什麼收穫嗎？”
“很遺憾，毫無所獲啊。我們在找這次縱火案的嫌疑犯。當然，他在新宿的可能性很小，但我們以為，說不定那些流浪漢里會有人認識他。”
“您是帶着模擬畫像去的嗎？”
“是的。”
“哦，這樣啊，您辛苦了。我們這邊的話，要說流浪漢具體有多少人，也說不清，但人數和東京那邊差不多，所以也是相當可觀啊。”
“的確很多。那您那邊有什麼進展嗎？”
“哦，您吩咐我們調查的事，首先是關於兩年前的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那一天。”
“對對，有什麼發現嗎？”吉敷不由自主得探出身子問道。
“佐佐木請假了，沒去上班。”
“請假了是嗎？！”
“對，佐佐木只請過這一次假，他母親去世時他都沒請假。所以他的同事回想起來，都說覺得不可思議。”
“是嗎。”
佐佐木在壺井死的前一天請了假，這樣一來他的嫌疑就更大了。——
即使星期五不請假，佐佐木也可以完成殺人，因為有周末兩天時間就夠了。因此，之前吉敷已經放棄了這種思路，卻沒想到那天佐佐木真的請了假
留井也說道：“這樣的話，懷疑佐佐木殺害壺井的這條線，就更清楚了吧。”
吉敷回答說：“還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吶。”
“還有，關於那名女子。據說壺井生前，兩人是情人關係。”
“嗯。”
“那名女子現在還在鹿兒島，叫茂野惠美。她住在市裡山下町的一棟公寓裏，今年二十四歲，還在做女招待，在一家叫‘城堡’的俱樂部。”
“她和壺井交往時，也在這傢俱樂部嗎？”
“據說是的。傳言說她的父親原來是M幫會的一個頭兒，在那次槍戰中死了。”
“哦，這樣啊。那她承認和壺井的關係嗎？”
“沒有，這個女的很奇怪，一直不說話。既不承認他們的關係，也不回答我們問的問題。真拿她沒辦法。”
“是嗎。”
“哎，我們會繼續調查，但您不要抱太大希望啊。我不懂怎麼和女人打交道。”
“嗯，好的。”
“另外還有淺灰綠色的麻質夾克，這個也有點難辦。我們找到了一家店，那裏兩年前夏天賣過類似的衣服，但畢竟過去兩年了，店裏根本記不得當時賣給了什麼人。”
“那麼那家店賣過鴨舌帽嗎？”
“沒有，他們不賣帽子。只賣西裝。”
“這樣啊。那就這樣吧，看來這條線也很難往下走。”
“這樣可以嗎？”
“可以。但是茂野惠美那邊，還要麻煩您繼續調查一下。”
“啊，讓我調查啊，好吧……”留井好像想說“我還是繼續調查麻質夾克這條線比較好。”
“因為這個女子至關重要。她應該知道很多關鍵線索。比如壺井為什麼要來東京。調查的時候，她有沒有說過來東京的事？”
“沒有，她什麼也沒說。”
“麻煩您問問她。她可能沒和壺井一起來，但或許她知道壺井來東京的理由。”
“嗯。”
“壺井可能和她談過自己來東京的事情。說不定壺井來東京的錢還是她給的。”
“唔。”
“如果壺井和佐佐木私下有交情的話，這個女的可能也知道。”
“哦哦，是啊。”
“那個叫‘城堡’的俱樂部，大嗎？”
“很大呢，在鹿兒島是數一數二的。”
“那N證券的精英科長也有可能會去啰。”
“不會不會，佐佐木對這種事情一概不感冒。”
“一概不感冒？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是個很刻板的人。不抽煙不喝酒，也不沾染女人啊賭博啊之類的事情，從不去有女人做陪的店。”
“啊，原來如此。那麼也沒法通過茂野來了解壺井和佐佐木是不是朋友了吧，看來這條線也斷了。”
“看來是這樣啊。”
“茂野在山下町的公寓是很高級的地方嗎？”
“很高級。”
“不是當時發生槍戰的那棟公寓吧？”
“不是那棟。但是茂野在那棟千石公寓也住過。據說是因為千石公寓發生槍戰那麼大的事情，才在匆忙之下搬到現在的公寓。”
“這樣啊。那從搬來之後就一直在這個公寓住？”
“是的。”
“那壺井應該也去過這個公寓吧。”
“有可能。但她好像和很多男人有關係。”
“她這麼一個不愛說話的怪人，身邊還有這麼多男人啊。”
“不是，這只是我的猜想。不過即使真是這樣，也不足為怪吧。”
“是嗎。”
“不過他們真是不配啊，一個是五十五歲的遊手好閒之徒，一個是當時只有二十二歲的活潑年輕的女孩。”
“總之還是拜託您協助調查一下剛才我說的事情。這個女的很關鍵。”
“好的，我會試試看……”留井聽起來沒什麼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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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櫻田門——東京警署所在地。（譯者注）
第八節
吉敷和小谷連續幾天在新宿的地下街和地街攤販那裏打聽。有意思的是，連日去調查才發現，一天之中，一個攤位會有不同的成員。流浪漢的交替輪換比想像中還要快。在新宿地下街的調查已經持續了四天，但或許即使繼續調查下去也沒什麼用。
但那天傍晚，這兩名刑警終於得到了一些情報。連接新宿東口和西口的地下道里，有個睡在鋸屑堆上的流浪漢，看起來三十齣頭，他說在森下町的客棧見過一個人，那個人和畫像上的男人很像。
“森下町？”
“是啊……”這個年紀尚輕的流浪漢，喝酒喝的臉上發紅，外貌看起來像北方人，兩頰的皮膚髮紅又粗糙。
“你說的森下町，是哪兒的森下町？”小谷問道。
“兩國的……”流浪漢回答道。這種帶着醉意的小小的聲音是流浪漢特有的。
“啊，是江東區的森下町啊。”吉敷嘀咕着。那一片是川俁軍司街頭行兇案的案發地，擠滿了簡陋的小旅館，都是木製的三層樓結構。山谷地區的旅館群很出名，但森下町也不亞於山谷地區。
“那個男的和畫像上的人像嗎？”小姑問道。
“像倒是像……”流浪漢欲言又止。
“像倒是像？還有別的什麼嗎？”吉敷追問道。流浪漢的身上發出那種特有的惡臭，但他們自己好像還可以忍受。或許到昨天為止，他還一直花錢住在小旅館裏吧。
“那個男的身上有錢。”
“嗯，身上有錢。還有呢？”
“還有就是，他說因為放火，給燒傷了。”
“什麼？！”吉敷和小谷同時大叫起來，“你是什麼時候見的他？什麼時候？”
“昨晚。”流浪漢回答說。
“昨晚之前你都住在森下町的旅館嗎？”
“對。”
“那個傢伙也在那裏？”
“對。”
“他大約多大歲數？
“四十左右吧……”
“四十左右啊。”這和巴士乘客的證言是一致的。
“你問過他叫什麼嗎？”
“……沒有。”
“他還在森下的旅館嗎？”
“這種事很難說啊，可能還在吧。”
“好！跟我們走！”吉敷和小谷架着流浪漢站了起來。雖然流浪漢很不情願地試圖抵抗，但吉敷和小谷還是拖着他往西口的停車場方向走去。
“放開我！我正在等我朋友呢，我不能走！”流浪漢一邊被拖着一邊說。
流浪漢在兩名刑警的手下拚命掙扎，他們三人成了周圍路人注目的焦點。流浪漢腿腳不聽使喚，正好使得吉敷和小谷可以拽着他走。
“我做了什麼壞事了？又不是只有我自己在那睡覺？為什麼不明不白的就要抓我？”
“不是抓你，只是讓你幫我們找出那個縱火未遂犯。一逮到犯人，我們馬上就放你走。”
“可我還在等我朋友！”流浪漢越說越火大。
“你朋友的日程就這麼緊湊、這麼爭分奪秒啊？”吉敷說道。流浪漢一下子愣住了，好像沒聽懂吉敷的話。
“他要是來了，見你不在，肯定會睡在那裏等你回去的。旁邊的人也會把你的事情告訴他。你要是今天想早點兒見到你朋友，就快點走！”
他們在西口打了一輛出租車。比起從警署調車，還是打車更快一點。
“去江東區森下町。”小谷說。
“您說的森下町，是那個旅館很多的地方？”
“是的。”
看來司機也知道森下那裏旅館很多。
“你昨天見到的那個男的，穿的什麼衣服？”小谷在車裏問道。
“記不清了。”流浪漢戰戰兢兢的坐在兩名刑警中間，東張西望，眼神渙散。
“好好想！”小谷嚴厲的說，“想不出來今天你就別回去。”
聽小谷這麼一說，流浪漢做出了仔細回想的樣子。他的表情清清楚楚的寫着：“真後悔剛才沒老實回答。”吉敷像往常一樣，心裏有點過意不去。流浪漢若能誠實的回答，真的是幫了警方的大忙。將流浪漢捲入這場麻煩也是出於無奈。他在眾人的目光中被警察拖走、又不明不白的被拉進出租車。吉敷覺得一定得請這個流浪漢喝杯酒，或者吃碗拉麵。但大多數情況下，還沒來得及請，調查就結束了。
正是東京下班時間的高峰期，路上很擁擠。他們路過了K帝都巴士站。吉敷一直斜着眼看着那裏，今天那裏看起來平安無事。
快到甲州街的時候，車子遇上了堵車，開不動了。
“上高速行嗎？”司機問道。
“可以。”小谷回答說。小谷是個很有警察樣子的警察。他符合一般日本人對警察的印象。吉敷有時很羨慕小谷這一點。
吉敷把視線轉向車內。流浪漢好像要開口說話了。
“他穿着藏藍色的外套。”
“藏藍外套？”小谷飛快的做着筆錄。
“什麼樣的外套？”
“嗯，厚厚的、蓬鬆松的。”
“羽絨服？”小谷停下了手中的筆，“那不是你現在穿的衣服嗎？”
流浪漢身上也穿着一件藏藍色的臟乎乎的羽絨服。
“不是，不是我，是他穿。”
“和你穿着一樣的衣服？”
流浪漢點了點頭。
“褲子呢？”
“記不太清楚了……”
“裏面呢？羽絨服里穿着毛衣什麼的嗎？”
“啊。”流浪漢點頭說。
“‘啊’是什麼意思？穿着毛衣？”
“是。”
“喂！你說的是不是真話啊？你可不能胡亂回答應付了事！”
“是真話。”
“毛衣什麼顏色？”
“介於紅色和棕色之間……”
“到底什麼顏色？”
“棕色。”
“那錢呢？他手上有多少錢？”
“不知道……”
“看起來帶着很多錢嗎？”
“嗯。”
“你怎麼看出來的？”
“他請我喝酒來着。”
“看過他錢包裏面嗎？”
“稍微看到一點。”
“大概有多少？”
流浪漢不出聲了。
“十萬左右？”
他點了點頭。
“那個人戴眼鏡嗎？”
“不戴。”
“還有什麼其他的嗎？關於那個男的，什麼都行，凡是記得的都講出來。”
“沒什麼了。”
“你們說過話嗎？”
“說過……”
“說了什麼？”
“麻將啊、喝酒啊、賽馬什麼的。”
“唔。”
小谷好像覺得沒什麼希望了，於是向後倚在座位上。這種人壓根不會提供什麼有用的線索，他只是硬着頭皮講一些無關痛癢的東西罷了。
首都高速公路上也在堵車。吉敷正後悔沒坐電車，這時出租車從跨過江戶橋，終於開起來了。
出租車從“錦絲町”的口開下高速公路，馬上就到森下町了。
“去哪邊？”出租車開進了一個小區。
“喂，是哪邊？”小谷催問道。
流浪漢不說話。
“可能不下去走走，他也不知道吧。”吉敷說道。
流浪漢點了點頭。
“好，下車。司機師傅，您在這一塊兒停下就行。”
走下出租車，他們才發現流浪漢好像腿腳不好，他在拖着一條腿走。因為剛才吉敷他們一直架着他走，所以沒有注意。
“你的腿不好？”吉敷問道。
流浪漢沉默的點了點頭。
“怎麼弄得？打架打的？”小谷問道。
流浪漢沒有回答。
“喂，到底怎麼弄得？快回答！”小谷戳着流浪漢的背問道。
“以前從腳手架上摔下來了。”流浪漢回答。
聽了這句話，吉敷隱約可以看到這個落魄到新宿地下街的男子前半輩子是怎麼度過的。
小谷在前面走着，邊走邊問道：“是這兒嗎？”男子點頭。他們鑽進小巷。時至傍晚，周圍都暗了下來。
“還沒問你叫什麼名字呢。”小谷說。
“名字什麼的，不記得了。”流浪漢小聲說，暗帶一些反抗的語氣。小谷條件反射似的回過頭來，想說些什麼回擊他。
這時流浪漢說：“就是這兒。”
那是一棟木頭和泥灰建的公寓，但猛地一看，覺得當公寓的話房子有點太高了。退後幾步向上看，好像也只有三層樓。按三層樓來說，這棟樓就不算高了。
“對不起，打擾一下。”即使是普通的禮貌用語，從小谷口中說出來也有一絲威嚴。這是刑警才有的聲調。
一位略微發福的婦女不緊不慢的走出來，然後她看到了和吉敷他們一起來的流浪漢，好像吃了一驚：“哎呀呀。”
小谷立馬拿出記事本，打開，舉到眼睛的高度。看到婦人朝記事本瞥了一眼，小谷又刷地收了回來。剛才他打開的是嫌疑犯的模擬畫像。
“這個男的在這裏住過是吧？”
中年婦女皺着眉、紅着臉，把臉湊近，仔細看着畫像：
“哦，這是光岡先生嗎。”她轉向腿腳不好的流浪漢，好像在想他確認。
“光岡？是叫這個名嗎？”小谷急忙轉向流浪漢詢問道。
“現在他在屋裏嗎？”小谷又轉回來，面朝婦女問道。
“他好像剛才出去了。”
“他結賬了嗎？”
“沒有，好像還有行李在。他可能在拐角那家酒吧，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吧。”
“拐角？哪邊?”
“從這裏出去……”婦女從門廳走下一階，伸出手指着馬路說：“一直往那邊走，在拐角有一家叫‘一江屋’的酒吧。”
“大概一百米？”
“不，大約五十米就到了。”
山谷地區也是這樣。在這種街上，很多酒館在門前的空地上擺張桌子，把廉價酒裝在玻璃杯里，論杯賣酒。
天氣又陰又冷，拖着腿腳不好的流浪漢走了五十米米，就覺得寒風刺骨。很快他們就看到了“一江屋”。瓦砌的屋頂下掛着臟乎乎的招牌。看樣子，平時店頭應該裝有玻璃窗，但不知為什麼，這麼冷的天，窗戶上卻沒有玻璃。店裏面，拆下來的玻璃豎著放在牆邊。店門口有個小瓦斯爐在燒着，一群髒兮兮的男人一邊把胳膊肘靠到桌子上一邊站着喝酒。
吉敷和小谷沒有直接走上去，而是藏到了拐角的電線杆後面。
“怎麼樣？裏面有那個叫光岡的傢伙嗎？”吉敷問完后，仔細觀察着流浪漢的表情，看他是不是實話實說。
流浪漢很久都沒回答，一直盯着酒吧看。
小谷看着吉敷，意在看吉敷怎麼判斷。吉敷覺得流浪漢已經認出了光岡，但因為不願協助警方，所以沒說出來。
吉敷看着酒館，注意到一個矮個子男人。他看起來四十歲左右，而且只有他穿着藏藍色的短款羽絨服，其他人都穿着說不上是工裝還是夾克的外套。他們都縮着肩，看起來很冷。小個子男人穿着一條類似嗶嘰料的褲子，他轉身的時候可以清楚的看到胸口露出棕色的毛衣。
“是那個吧？穿藏藍羽絨服的那個。”吉敷好像已經確認了。
“我不知道……我，眼睛不太好……”流浪漢說。
小谷好像真的以為流浪漢是眼睛不好才拖了這麼久沒認出來。
“那你先自己過去，如果那人是光岡，就給我們打個暗示。我們在這兒等着。”
流浪漢聽后，以前所未有的利落回答道：“我不幹。”
“你說什麼？”小谷有點不耐煩：“你剛剛說什麼？”
“我說我不幹。”流浪漢流露出東北口音。再一看，他的嘴在打哆嗦，好像要哭了一樣。
“你這種態度對你自己可沒好處！”小谷嚇唬他說。
“不管怎麼說，我都不幹。自己被抓了也就罷了，我不能出賣我的朋友。”
“真沒辦法。那你在這兒等着，我們自己去。”
吉敷話音剛落，流浪漢就從後面發出慘叫般的聲音——
“光岡，快跑！快！”
倚着桌子喝酒的男子立刻抬起頭來，往大路跑去。有一瞬間他猶豫了一下，不知該往哪邊跑，最後向左邊飛快跑去。
小谷也猛衝上去，旁邊立刻傳來汽車的剎車聲。在小谷的右手邊，一輛車的引擎在急剎車后轟轟作響。小谷顧不上有車，繼續追趕光岡。吉敷緊隨其後。三個男人的腳步聲在森下町的柏油馬路上作響。那些喝酒的男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都跑到馬路上去。
腿腳不好的流浪漢這麼一喊，最後反倒幫了吉敷他們。如果光岡不逃跑、而是一直在那裏裝蒜，吉敷手上也沒有確鑿的證據，那肯定要費很大功夫。但是，他聽到一聲“快跑”就倉皇而逃，其實是自掘墳墓，泄露了自己是縱火未遂犯的身份。
而且光岡因為喝了酒，跑不了多遠，還沒到一百米就蹲了下來。小谷緊跟在後面。光岡硬撐着站起身來，卻突然一抖一抖的吐了起來。
吉敷攔下一輛路過的出租車，等光岡吐完了，就把他帶上了車。
出租車慢慢開起來，開過一江屋門前。那些衣着骯髒的男人在廉價酒館前面築起了一道人牆。他們的目光都很恍惚，在冷風中一個個呼着白氣。
“稍停一下。”吉敷對司機說。
小谷不解的看着吉敷，好像在問“怎麼了？”。
吉敷打開窗戶，在人群中找到那個腿腳不好的流浪漢，對他說：“喂，你，把你捎回新宿？”
流浪漢立刻搖頭。
“好吧。”吉敷小聲嘟囔着，並告訴司機去櫻田門。
光岡被帶到一科的審訊室后，開始打起沉默戰。
吉敷仔細觀察着這個坐在椅子上的男子。看起來果然是四十齣頭。個子不高，也就一米六五的樣子。身材偏瘦，看起來他的動作應該很敏捷。
因為剛剛吐過，他臉色蒼白，平時可能會有點血色吧。他眼睛很大，眼睛下面有黑眼圈，皮膚感覺皺皺巴巴的。左臉上有顆黑痣。
光岡的相貌很有特點。如果讓巴士上的目擊者來辨認的話，大部分人應該都能認出他來。
“二月十日早上，你在新宿嗎？”小谷在光岡的耳邊問道，“你藏起來也沒用，告訴你！有很多目擊者都能認出你來，你遲早是要暴露的。你早點交代的話，咱們不都省點事嘛。”
說完小谷走到吉敷旁邊小聲說：“我已經叫巴士司機過來了。”
“光叫司機，不夠吧？”吉敷小聲回答：“車的最前面和後面隔得很遠，司機可能看不清。”
“不是，那時候，乘客們把這傢伙按倒在地的時候，司機清楚的看到了他的臉，說絕對能認出他來。”
“哦，那就好。”
一個小時后，司機到了警署。
小谷在光岡身邊看守，吉敷帶着司機走進隔壁房間。在那裏，透過單向玻璃可以看到嫌疑犯。
巴士司機把額頭頂在玻璃上，仔細盯着光岡看，卻沒開口說話。看來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一句話，就能定一個人的罪。
“怎麼樣？”吉敷有點着急了。
巴士司機嘀咕着說“嗯，然後轉向吉敷說：“我想應該沒錯。”
“沒錯是嗎？那麼就是這個男的在二月二十日早上帶着汽油上了巴士？”
“對，是他。”司機做出了果斷的回答。
“好的。麻煩你了。”說到這，吉敷也難以掩飾興奮的心情。到此為止，二月二十日早上在K帝都巴士站縱火未遂的犯人終於被緝拿歸案了。
為了避免出差錯，警方又叫來好幾位巴士乘客。他們都給出了一樣的回答——光岡就是那個縱火未遂犯。
雖然已經認定光岡就是犯人，但事情還是很難辦。從那開始的整整四天裏，光岡不知是在威脅警方，還是在擺架子，總之他一言不發，連名字也不說。他在森下町那家客棧的登記簿上寫了“光岡”這個名字，但住址一欄什麼也沒填。
在這期間，佐佐木的妻子來到了東京，和兒子一起住在K賓館。吉敷知道后，馬上趕了過去。
在賓館一樓的咖啡廳，吉敷見到了她——佐佐木佳子。小谷也一起去了。
丈夫去世，要準備葬禮等事情，兒子又在高考。她現在正在面對巨大的考驗。果然，佐佐木夫人面色疲憊，非常憔悴。
寒暄過後，吉敷問道：“事情都安頓下來了嗎？”
她剛要點頭，又說道：“沒有，還差一點。”
“浩一在房間學習嗎？”
“是的，因為還要參加一個學校的考試。”她說話時聲調很特別，句尾都是上揚的。
“很抱歉，我們想問您些事情。”吉敷直入主題，畢竟用太多時間來寒暄也不合適：“佐佐木德郎先生在中野那邊有什麼朋友嗎？”
“沒有。”
“您可能也知道，二月十日早上，您先生的包里裝著兒子的考試文具，可是他的人卻去了巴士站，並坐上了開往中野的車。看來他是要去中野那邊。您知道他是要去哪兒嗎？”
佐佐木夫人搖了搖頭，好像帶着指責的口氣說道：“他在東京應該沒有朋友。我們家親戚都在九州或者關西，關係好的朋友都在鹿兒島。他離開東京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從沒聽說他在東京有什麼朋友……”
“但這樣一來就很奇怪了。您先生帶著兒子考試用的文具，卻沒去大學的考場送文具，反而要往中野那邊走。”吉敷說道。
但凡和嫌疑犯以外的人交談，小谷一般都不說話。
佐佐木夫人睜大了帶着黑眼圈的眼睛，口氣變得厲害了：“這個我不知道。”
“不知道？”
“對，我想是您弄錯了。”
“弄錯了？……”
“對。”夫人的口氣突然變得很乾脆。
“您的意思是說？”
“這絕對不可能。他怎麼可能帶著兒子考試用的東西卻不去考場，而去別的地方……”
“但是夫人啊……”小谷插話說，“不管您怎麼說，這都是事實。而且也有目擊者。”
“所以我說是你們弄錯了。這絕不可能。他那種人……”
“為什麼您這麼肯定呢？”
“因為最關心兒子高考的人就是他了，比我這個當媽的還要關心。他總是給兒子施加壓力，所以我很擔心。每次他說完，我就趕快安慰兒子。”
“這麼關心啊？”
“是的。他曾說無論怎麼樣都要上一流大學，不然就斷絕父子關係。當然，也不全是這麼嚴厲的話。他也曾說，為了兒子高考，他願做一切努力。而且還向兒子許諾，只要能考上大學，兒子想要什麼都行。這樣的一個父親，怎麼會拿著兒子考試要用的文具去別的地方呢？我絕對不相信。”
“嗯……”吉敷好像陷入了沉思。
“肯定是什麼地方弄錯了。”佐佐木佳子又說道。
遭到如此堅決的否定，吉敷也只能靜靜沉思了。
“這一次陪兒子來東京考試，是您先生提出的嗎？”
“當然了。”
“這個，怎麼說好呢，您先生有沒有和誰結仇啊？”
“結仇？什麼意思？”
吉敷講述了二月十日早上發生的事——一個流浪漢模樣的男子拿着裝有汽油的塑料瓶從巴士後門上車，對其他人連看都不看，直接往佐佐木德郎的包上倒汽油。從森下町客棧的登記薄等線索來看，這個男的可能叫光岡。而佐佐木看到光岡的臉，就條件反射似的往外跑。
吉敷話音剛落，夫人就說：“啊……我覺得他不會和別人結仇。他辦事很周到，很注意人際關係。既不喝酒，也不賭博。最重要的是，他好像特意控制自己的交際範圍。因為他的工作和錢的關係太大了。”
“他的工作和錢關係很大？”
“對，他自稱是專業人員。”
“專業人員？”
“是的。他的工作多是把大額現金帶去某地，或者開車送去。雖然有專門做這種工作的人，但因為他是科長，比較有信譽，所以也經常做現金運輸的活兒。因為這樣，他會注意不和危險人物打交道。”
“哦……”兩名刑警都陷入了沉思。但是，二月十日早上佐佐木的舉動和他所遭遇的災難仍然是個謎。
不過，吉敷聽了佐佐木夫人的話，好像看到了希望。現金運輸就是把錢裝在包里，手提着把錢帶去。那一天佐佐木也提着包，而且那個包被澆了汽油。
是不是犯人誤以為那個包里裝着現金呢。佐佐木來東京，是不是為了運輸現金呢。
但即使是這樣，為什麼非要在包上澆汽油呢。
“那現金運輸是從哪裏送到哪裏？”
“這個，一般是從公司送到銀行，或者從銀行到送公司。有時候有的酒店或按摩房的老闆急需用現金，他也會去送。”
“是用現金運輸車嗎？”
“原則上是這樣，但習慣了之後也會打車或走路去。”
“是放在鉛做的箱子裏還是什麼東西里？”
“現金嗎？他說就放在普通的黑色提包里。”
“這樣啊。”
這樣的話，別人就有可能認為佐佐木當時提的包里是放的現金了。
“佐佐木先生，有沒有可能到東京來送錢?”吉敷問道。
夫人聽后，立刻在臉前擺着手說：“這絕對不可能。我想他都沒在東京總部露過面，也沒有認識的人。再說現金運輸這種事情在鹿兒島也不多見。偶爾，對方身邊沒有信得過的人的時候，他才會直接去送。所以……”
“唔，說的也是。”
常識上也當如此。既然是為了陪兒子到東京參加高考，怎麼會願意承擔現金運輸這麼重大的責任呢。
“那二月十號早上，或者九號晚上，您先生有沒有給您打過電話呢？”
“沒有。”
“您兒子說，十號早上，您先生好像給哪裏打過電話。您有什麼線索嗎？”
“沒有，就像我剛才說的，他在東京沒有私人的交情。”
“嗯……”
當天對佐佐木夫人的問詢就到此結束了。之後吉敷索性給N證券公司東京本部打了個電話。正如夫人所說，佐佐木根本沒在總部露過面，自然總部也不會托佐佐木運輸現金了。
吉敷又給九州分公司打了個電話，得到的答覆是一樣的。公司不可能把現金運輸的任務交給因私事去東京的營業科長。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整個案件還是一個謎。佐佐木的行為是謎，縱火犯光岡的行為也是個謎。那傢伙為什麼偏偏要往佐佐木的提包上澆汽油呢？而且那個提包里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吉敷感到束手無策。沒想到，第二天，審問就取得重大進展。光岡在連續沉默了五天後終於開口說話了，而且道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實。
第九節
光岡好像沒怎麼睡覺，顯得非常疲憊。一雙大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嚴重了。
“如果我交代了，是不是可以放我走？”光岡用苦澀的聲音有氣無力地問道。說完他就低頭看着桌子，發出了一聲不知是嘆氣還是呻吟的聲音。
“得看你交代什麼。”吉敷冷冷地說。
“和我沒關係！”光岡突然歇斯底里起來。他好像有些神志模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什麼叫和你沒關係？”小谷也冷冷地說，“在巴士上放火的不就是你嗎？”
光岡聽后沉默了好一會兒，嘟囔出一句：“你要這麼說的話……”
“你承認嗎？承認縱火？目擊者有很多吶，我們早就知道是你了。”
“雖然是這樣，但……”
“既然你承認了，我們有很多事要問你。你說，為什麼做和七年前一樣的事情？”吉敷出聲了。
“七年前？”光岡抬起頭，眼睛充着血。
“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號的案子。”
“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光岡一頭霧水。
“對，五十五年八月，同樣是新宿，同樣是K帝都巴士，同樣的車站。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光岡搖了搖頭。
“什麼？不知道？”小谷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
光岡猛的縮起瘦弱的肩膀。
“就是說完全是偶然了？一樣的地方、一樣的巴士、一樣的手段？你敢說不知道五十五年的那個案子？”
“不知道……”
光岡用細弱的聲音回答。這時，小谷踢了一下椅子腿，光岡慢慢的癱倒在地上，就好像西裝從衣架上掉下來一樣。小谷抓住他的上臂，把他拉起來。然後用手穿過光岡的右手和腰窩，抓住他脖子後面。光岡什麼也不說，任小谷擺弄。
“你這是幹嗎？”吉敷問道。
“稍微練練逮捕技術。”小谷說。
“停手。”
小谷放開他，光岡咚的一聲從椅子摔到地上。
“你真的不知道五十五年的那個案件？”
“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不騙你。”光岡回答。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小谷問道。吉敷也不說話，等着光岡回答。
“所以，我說，和我沒關係……”光岡又流露出苦澀的語調。
“怎麼沒關係了？！你給我好好說清楚！”小谷怒喝道，“你最好搞清自己的處境！五天都不說話，把我們害得不輕。我們就要打算放棄你了。到了第五天，你像個大爺似的開口了，你是不是想說什麼‘我那天早上並沒想殺那車上的人’之類的啊？真是胡扯！”小谷大聲訓斥道。
光岡聽了立馬條件反射似的叫起來：“所以我說，那個，警官啊，因為那個太恐怖了，所以不敢說。我當時真的沒想殺那些乘客……”
“什麼?!你還真是……”
“小谷，等一下，讓他說。”
“警官你聽我說，事情不是那樣的。我根本沒想要殺人。我只是，只是按別人的吩咐辦事而已……”
“吩咐？！”吉敷和小谷一起高聲反問道。
“怎麼回事？受誰的吩咐？”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當時我正在新宿睡覺，他走過來，給了我一千日元，還請我喝了杯酒。之後……”光岡痛苦得說不下去了。
“然後？”
“太難受了……我現在很渴，有沒有啤酒什麼的……”
“你別做夢了！”
“那麼，茶水也行……”
“你說完就讓你喝，快說！”
“這不是侵犯人權嗎……”
“什麼？！你還知道這麼先進的詞兒吶？你不是想喝茶嗎，那就快點交代。”
“然後，他請我喝酒……然後他說，二月十日早上七點十分，到K商場前的K帝都車站去，往開往中野車庫的巴士上倒汽油、再放把火。他說做完事給我錢……”
“他說要給你錢？給你多少錢？”
“五十萬。”
“哦？五十萬啊。那你就照做了？”
“嗯。”
“找你的那傢伙什麼樣？”
“戴着銀邊眼睛，看起來是個白領……”
雖然有磁帶在錄音，吉敷還是記下了每個要點。
“嗯，還有呢？”
“那男的挺瘦的……”
“年齡呢？”
“五十左右吧。”
“你對他有印象嗎？”
“印象？”
“在那之前見過他嗎？”
“完全沒見過。”
“要是再見到他，能認出來嗎？”
“能是能……”光岡欲言又止。
小谷正好插話問道：“他只說讓你放火？沒有什麼特殊要求？”
“不是，他說了。”
“什麼要求？”
“他讓我一定要把他的手提包燒掉，讓我一上車就往他的包上倒汽油……”
“什麼？！”吉敷和小谷又一起高聲問道。
“那麼，吩咐你辦事的那個人也在巴士上了？”
“是的，他在。雖然那天他沒戴眼睛，但我一眼就認出他了。”
“就是說，他讓你去燒他自己坐的那輛巴士？”
“嗯。”
“那你說的這個男的，就是被出租車撞死的那個證券師？”
“對。”
吉敷和小谷啞口無言。這樣一來，光岡也不可能再見到他了。
“那你是說，”小谷開始說話了，“那個證券師——佐佐木德郎——找到你、又請你喝酒，然後讓你在二月十號早晨去他乘坐的巴士放火燒車，是不是？”
“對。”光岡回答的很乾脆。
“他為了什麼？”
“這種事我不知道。”
“你不是在撒謊胡說吧？!”
“我沒有撒謊！絕對是實話！”光岡叫起來。
“那你為什麼之前一直不說？”
“那是因為，我怕你們不信……”
“顯然啊，這種鬼話誰信啊！怎麼可能有人讓別人放火燒自己坐的巴士呢！”
“你看！我就說你們不會信。我們這種人說的話，你們一概不信！那你為什麼要問我呢？！”
“你還敢胡說八道！快說實話！”小谷把光岡的頭按到桌子上。光岡又一言不發了。
“小谷你等等，他說的也不是沒有可能。”
小谷一下子轉過頭來看着吉敷，眼神里還有幾分怒氣。
“至少我們要試着想一下，或許佐佐木德郎有什麼目的，所以要坐上會被放火的巴士。”
小谷湊向吉敷，為了不讓光岡聽到，他小聲說：“但佐佐木是個刻板的傢伙，還是東大畢業的精英證券師啊。”
“啊，我知道了。越是這種人越是貪財。”
“貪財？”
“對，精英人物一般都覺得，自己這麼高學歷的人，應該更有錢才對。所以為了錢，他們什麼都幹得出來。”
“您是說他是為了錢？”
“這個，我只是舉個例子。”
“但放火燒巴士車，怎麼能弄到錢呢？”
“這個就不明白了。”吉敷仔細思考着，“按光岡的話來說，佐佐木讓他先往自己的包上倒汽油，一定要把寶包燒着……”
“但那個包里什麼也沒有啊。只有他兒子考試用的文具。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是啊。”吉敷又陷入了沉思，“這一點真是想破腦袋也想不明白……”
光岡剛才交代的內容提供了很多信息。之後，他又一股腦地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他叫光岡二郎，四十二歲，出生在福島縣。
此外，由於佐佐木德郎意外死亡，光岡只拿到了二十五萬預付款。本來他們說好，事成后佐佐木再付給他剩下的二十五萬，並約好二月二十一日在東京站銀鈴[1]那裏付款。
案件還有一部分尚未明了。通過光岡的交代，事件的主線已經顯露出來，但又有多了一個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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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銀鈴——東京站八重洲出口地下通道處有一個銀色的金屬鈴鐺，常被作為聚會碰頭地點標誌。（譯者注）
第十節
之後，吉敷馬上給K賓館打了電話。吉敷想見一下佐佐木的妻子，看她覺得光岡的證言有多大的可信度。
接電話的是佐佐木的兒子，他說他母親為了準備葬禮，已經在返回鹿兒島的路上了，大概當晚能到。
這下可麻煩了，現在正有許多事情要問他的妻子……吉敷在想是不是要去一趟鹿兒島。
他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面色凝重，雙臂相抱。他在仔細思量光岡的證言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或者說有多大的真實性。
一番考慮后，吉敷覺得光岡沒應該有撒謊，如果他要撒謊的話，至少會撒一個正常一點的謊吧。光岡可以撒謊說自己是受人所託，但委託人自己也坐上目標巴士、並要求光岡點着他的提包，這種事情恐怕他編造不出來吧。也許光岡證言的離奇性正說明了它的真實性。
那麼為什麼這起案件和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的案件如出一轍呢？按光岡的話來說，他並不知道七年前的案件。如果光岡的縱火行為是受人指示的，他不知道之前的案子倒也說得通。可能是委託人知道那起事件吧——也就是說委託人想再現七年前的那起縱火案。
為什麼委託人佐佐木德郎要再現那起事件呢？是不是因為他自己曾經歷過那場縱火案？而且，如果他想讓自己導演的這場事件被認作是偶然事件的話，就必須製造一些不合乎常理的事情，而且不能製造成普通縱火案的樣子。於是，他決定利用七年前的那起案件。這類犯罪是不存在倫理性動機的，而是所謂的“變態者的衝動犯罪”。這種犯罪常常是類似案件的重演。比如，有犯人在鐵路上放石頭來阻礙列車運行，那麼就會有人模仿這種犯罪。佐佐木是不是想把這次縱火案偽裝成模仿式的犯罪，所以他才選擇了同樣的地點、同樣的車站？可能他覺得這樣可以讓兩起案件看起來相互關聯。
這樣一來，就出現很多前後矛盾的地方。佐佐木的兒子說他每晚都離開K賓館去外面，回來時總是喝過酒，並抱怨身上臟，還會撣西服。這應該是因為他每晚都在物色合適的人選替他放火。
就算是流浪漢，也不一定每個人都會答應。要是付了定金，對方卻逃之夭夭，那就慘了。而且即使仔細解釋、交代，糊塗的人也容易弄錯放火時間和巴士車次。所以要找一個老實人，還不能告訴他整個犯罪計劃。
這就需要在很多人里挑出合適的人選。這很費時間，因為佐佐木需要每晚選中一個流浪漢，請他喝酒、和他商量、觀察他的性格。
應該就是因為這樣，佐佐木才會每晚都是喝過酒的模樣，而且抱怨“太髒了太髒了”。吉敷也連日在新宿地下調研，每次回來后他也覺得西服很臟，想好好撣撣。
還有，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光岡拿着汽油瓶從後門一上車，佐佐木馬上就往外逃跑。
目擊乘客說佐佐木“好像認識縱火犯一樣”。原來何止是認識。因為是他自己花錢雇光岡來放火，所以他看到光岡肯定立馬就跑。光岡開始倒汽油時手一直哆嗦。佐佐木肯定也預測到光岡會緊張，很難說不會把汽油弄到自己身上。
還有，無論是佐佐木的妻子還是兒子，都說他在中野那邊沒有認識的人。這一點也可以理解了。佐佐木一開始就沒想去中野，他選擇那趟巴士，只是想模仿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子。所以即使在中野沒有親戚或朋友也沒什麼關係。
以上這些疑問暫時得到了解答。總而言之，按光岡的交代，佐佐木支付五十萬的高額報酬——原本應該是五十萬，但最終光岡只拿到一半的錢——讓光岡放火去燒自己坐的巴士。
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關於他的動機，吉敷百思不得其解。包里裝著兒子考試要用的文具——好像要完成這個計劃就必須裝上兒子的文具似的——不但不去陪兒子考試，反而花五十萬導演一場K商場前的縱火事件。
為什麼？！
為了錢？這樣可以拿到錢嗎？
他讓光岡一定要點着自己的手提包，但包里只有兒子的文具，燒掉這樣的一個包和拿錢有什麼關係呢。這其中肯定有什麼理由。若是為了某個理由，這樣的情況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不對，不是這樣。不能被提包所迷惑，佐佐木不是為了燒提包。他之所以一定要確保自己的包被燒掉，是為了製造一個確實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財產被燒毀，自己是這起縱火案的受害者。
那麼佐佐木為什麼要讓把自己偽裝成新宿縱火案的受害者呢？恐怕是為了錢吧。可能在東京遇到縱火案的話，他就可以拿到錢。
現在手上資料不全，再怎麼想也想不出頭緒，只能是空想。只有他的親人才能做出推測吧，或者他的同事可能也知道一些情況。這些相關資料都要在鹿兒島收集，這下又要麻煩鹿兒島警署的留井了。——
現在吉敷手上的材料基本上只有A報紙的剪報，報道主力賽馬選手向黑社會團伙泄露自己馬匹的狀況。
另外還有鹿兒島出身、昭和六十年在東京被殺的壺井合三。他的死、他死時穿着的淺灰綠色薄夾克和鴨舌帽、以及在鹿兒島時給他錢花的俱樂部女招待。
此外吉敷還掌握一個情況——壺井離開鹿兒島的前幾天，佐佐木家二樓的屋頂掉了下來。那天好像是八月十九號。
八月十九號？吉敷的思緒停留在這個日子上。現在才注意到啊！八月十九號——昭和五十五年的新宿巴士縱火案不也是八月十九號嗎？！
吉敷急忙翻開筆記本確認那天的日期。沒錯，兩件事都發生在八月十九號。難道是偶然？
吉敷想了想，覺得可能的確是偶然。因為很難將這兩件事聯想到一起。用同樣的日子把兩件事聯繫在一起未免太過牽強。
不管怎麼說，佐佐木家房頂掉落一事和這次的案件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除此之外已經了解的情況還有——佐佐木德郎是東大畢業的精英人物，性格刻板；而壺井合三認識黑社會團伙的成員，還和俱樂部女招待同居過一段時間。所以很難想像佐佐木和壺井在鹿兒島會有來往。雖然留井是這麼介紹的，但佐佐木在兩年前殺害壺井的嫌疑還是很大。
將這兩人聯繫起來的關鍵就是A報紙的剪報。因為這則剪報很有可能是從壺井手上轉移到佐佐木手上的。
吉敷想不明白。已經知道的這些情況能解釋光岡交代的事情嗎。這些支離破碎的事情能能不能順利的結合到一起呢。
最好的線索就是那則A報紙的剪報。但是事件當事人——騎手鬆永榮吉卻說沒有叫壺井合三或佐佐木德郎的人聯繫過他。
現在還有幾件事沒能落實。首先——佐佐木真的殺害了壺井嗎？兩人根本不可能認識啊。就算認識，佐佐木應該也沒有理由非要至壺井於死地。
但就現有的物證來看，佐佐木的確有可能是殺害壺井的兇手。若佐佐木不是兇手，又如何解釋他手上有那則剪報呢。這是其一。其二就是壺井是在昭和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那個星期六的晚上被殺的，前一天的星期五，佐佐木破天荒向公司請了假。在那之前和之後，佐佐木沒請過第二次假。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他肯定是有什麼大事才請假的，難道有比殺人更重大的事嗎？
從現在的情況看，尚未發現其他人有殺害壺井的嫌疑，但這可能是調查不足所導致的。說不定還存在其他嫌疑犯。而掌握着這個線索的就是在鹿兒島時曾拿錢給壺井的那個女招待——“城堡”俱樂部的茂野惠美。她可能知道一些有助於破案的信息。
看來關鍵還是這個女招待。如果她知道壺井和佐佐木的交往情況以及昭和六十年壺井來東京的理由，那麼找到她，就可能會發現佐佐木殺害壺井的動機。或許還能解釋這次離奇的縱火案。不管怎麼樣，都要讓她開口。
這時，留井打來了電話。吉敷一上來就詢問了女招待的情況。但留井回答說：
“沒有用啊，吉敷先生。完全沒有進展，簡直成了瓜達康納爾島持久戰[1]了。她一句有用的話都沒說。我也不能強迫他，真是束手無策啊。”
“可是……”吉敷正要強調女招待的證言有多麼重要時，留井先開口了：
“不行啊，我真的幹不了這活兒。您能不能過來一趟試試看啊？哎呀，一般招數對這個女的都沒有用。”
“她這麼不愛說話啊。”
“不是，她不是不愛說話，沒用的事情滔滔不絕的說了好多，但不論什麼時候見她，她總是喝的酩酊大醉。”
“是酒精中毒嗎？”
“而且很嚴重，就差點送醫院了。我都喝不過她。吉敷先生，您酒量大嗎？”
“這個，我不怎麼喝酒。”
“這樣啊，哎，真愁人，看來是沒戲了。”
“你不是去問她話嗎？也不用非得邊喝邊說吧?”
“哎，要是誰能和她說話卻不用喝酒，我就服了他了。”
吉敷把話筒從嘴邊拿開，輕輕嘆了一口氣——他決定要去趟鹿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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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瓜達康納爾島戰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對日本發動的戰役。戰役由1942年8月展開，1943年2月以日本全面潰退而結束。（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