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芬吉把冰袋敷在腳上，然後用紗布包裹起來，吉多一會兒就要送她去醫院檢查。伯瑞-洛治威走過去和莫尼卡搭話，我本想在他離開之前進行一次採訪，但這時那個從“滾石”來的名叫傑克-紐克斯特的人朝我走了過來。
“我想在這段時間寸步不離地跟着你一起工作，不知你是否同意？”
“只要你別跟着我回家，我就同意。”我說，“你知道我們正在拍什麼嗎？”
“蘭娜-霍華德告訴我一些情況，剛才吉多又跟我詳細講了一下。”
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看起來沒什麼惡意，臉上鬍子拉碴，衣服似乎已經幾天沒換了，腳上穿一雙牛仔靴——是路易斯牌的，曾經很流行。他上身穿了一件藍色工作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身後還背着個破爛的背包。當蘭娜告訴我他準備來這兒時，我第一個想法就是：他一定很招人煩；第二個想法是：把他推給吉多。但是現在芬吉受了傷，我得考慮重新安排這個人了。今天下午，我需要完成芬吉記錄“在案”的好幾件事情，也就是說，我必須單槍匹馬去做好些自己從沒做過的事。而且更為麻煩的是，我還要到好幾個繁雜的娛樂場所去，而吉多又是一個很討女人歡心的人，所以，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會帶吉多去的。
考慮到傑克-紐克斯特可以陪我一起去，於是，我拉開吉多的吉普車車門，並邀請傑克和我一起坐到後座上。吉多開車把我們送到我停車的雜貨鋪門前，然後帶着芬吉向醫院駛去。
從吉多的車上下來時，我心情挺不錯。吉多在車上不停地抱怨布蘭迪沒安排好電力供應，以致錯過了最佳拍攝時問。“拍攝黑白片時，一定要抓住時機，光線是至關重要的。”他說。
芬吉好像並不介意他說什麼，對她來講，吉多的話似乎總是正確的。
我請傑克上了我的車，他邊系安全帶邊說：“芬吉的腳好像痛得不厲害。”
“她去醫院檢查就用不着參加接下來的那個煩人的採訪了，採訪對象是一個名叫薩爾-伊波里托的小老闆，他開了一家名叫‘熱舞’的俱樂部。”我邊說邊發動了汽車，“你會喜歡那兒的。”
“‘熱舞’俱樂部？”傑克有些茫然地問。
我學着那傢俱樂部廣告牌上的話說：“這兒有好多一流的漂亮姑娘，她們全都是國色天香。”
傑克笑了：“恐怕這些廣告詞只對一部分人起作用。”
“可能是吧。”我看到綠燈亮了，便開車駛過路口，“在我們採訪前還有一些時間，你想四處逛逛嗎？”
“隨你的便，我跟着你好了。”他把一盒空白磁帶插入錄音機。
我把車拐入曼徹斯特大街，對傑克介紹說：“如果從這個雜貨店開始以半英里為半徑統一圈的話，就能路過第七十七街警局和發現弗蘭迪屍體，也就是共和軍被消滅的那間房子，以及弗蘭迪最喜歡去的酒吧。我希望我的影片能把這四個地方聯繫起來，這種拍攝技巧並不容易，如果想把這樣的節目搬上螢屏，簡直跟發現弗蘭迪的死因一樣難。我打算用直升飛機來試拍，看看航拍能否達到這種效果。”
“你在這兒說了算，是嗎？”傑克笑着問。
“當我工作時如此。”
“我們現在去哪兒？”
我說：“我想看看共和軍搬到郊區前藉以藏身的那所房子。”
傑克拍了拍襯衣口袋說：“抽支煙可以嗎？”
“最好別抽，這個城市的空氣已經夠差了。”
傑克什麼也沒說，把手從口袋上放下來，看着窗外。
我從曼徹斯特大街街角駛過四個街區，來到八十四大街，在西833號門前停下車子。
在共和軍搬到這裏並被消滅在另一間房子后，也就是聯邦調查局派人包圍並襲擊他們之後不久，八十四大街的這所房子就換了主人。屋子原來的木板外被塗上了白水泥，所以現在這間屋子看起來就像一個被凍壞的檸檬蛋糕——沒有一個拐角是垂直的，矮小的門廊也破爛不堪，好像天一熱，它就會化掉一樣。
我把車門玻璃搖下來，說：“這就是共和軍用來藏身的地方，弗蘭迪也是在這兒被殺的。”
他仔細觀察着這間屋子，然後問道：“是共和軍殺了弗蘭迪嗎？你認為這種可能性大嗎？”
“有這種可能。”我說，“從我一開始調查這件事起，共和軍和弗蘭迪的死因之間的聯繫就讓我感興趣，這很有可能是他們乾的，這種可能性比其他的——比如情殺、仇殺或他妻子為了保險金而殺他等原因更讓人相信。對我來講，共和軍是一個比較熟悉的話題。據我所知，芭蒂-海斯特也是在1974年1月被他們綁架的。”
“我對警察被殺的事沒什麼興趣。”傑克聳了聳肩，毫不在意地說，“我一般只關心比較重大的事情。”
“不是我讓你到這兒來的，傑克，是你來找我的，你的車在哪兒？如果你能馬上下去的話，我不勝感激。需要我給你的上司寫個便條嗎？跟他說明是藝術觀點不同才讓你回去的，免得你挨上司的罵。”
“哦，不，”他趕忙道歉，“對不起，我剛才說錯了，我很願意聽聽這個故事。”
傑克打開他的背包，拿出一架尼康相機，說：“我想拍幾張這房子的照片，我們還有時間嗎？”
“有。”他們會因照片而付給他更多的錢嗎？我這樣想，同時告訴他，“我們還有5到10分鐘時間，拍吧！”
我們下了車，傑克從不同角度進行拍攝。我靠在車上，很想進去看看屋子裏到底是什麼樣子。雖然我根本不可能進這屋子裏拍攝我的劇本，但是我可以重新製造出這樣一個場面：芭蒂-海斯特和另外兩個生存者——威廉姆和艾米莉-海瑞斯一起走出那黃色的屋子，然後告訴我那天晚上羅伊-弗蘭迪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我開始覺得整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太個人化了，甚至有些失去了客觀性。
1974年，芭蒂-海斯特還是一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我的父親巴克利是那所大學的一名教師。那時，我經常在校園裏的一片小樹林裏玩，那片樹林是以芭蒂的曾祖母——弗比-艾伯森-海斯特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娜-羅德菲是她的女兒，也是這所大學的奠基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海斯特家，但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聽說過芭蒂，直到那次她毫無防備地被共和軍綁架。
那些所謂的共和軍成員只不過是幾個中產階級的孩子，他們的頭兒是個十足的騙子，名叫多納德-德夫里茲，在一次工人造反活動后，他稱自己為“辛基”。他教新成員們如何宣誓，如何用槍，還帶領他們從事叛亂活動。
雖然那些共和軍成員都是大學畢業生，而且家庭情況都不錯——他們的父母都是醫生、教師、富商、經理或工程師之類的，但是他們卻都一事無成，最後還被壞人所利用。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缺少家人的關心，得不到家庭溫暖，甚至沒人教他們做人的道理。
比如說南茜-琳-帕瑞，她家境原本不錯，但她自己卻不爭氣——先是嫁給一個沒什麼成就的音樂家，後來兩人一起染上了毒癮。為了弄到買毒品的錢，她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還學會了小偷小摸。後來共和軍幫她戒除了毒癮，但是卻把她引上了另一條犯罪的道路。上高中時，南茜曾當過啦啦隊的隊長，此後，她又成了共和軍的領導成員之一。
據說南茜在加入共和軍后總是十分興奮。在殺害奧克蘭公立學校的校長馬庫斯-福斯特時，她竟然大笑不止；在芭蒂的綁架案中，她殺死了芭蒂-海斯特的情人，當時同樣也是開懷大笑。
弗蘭迪被殺那天，附近的人們曾聽到六聲槍響，隨後看見一輛1968年或1969年生產的里維埃拉牌轎車從弗蘭迪被發現的房子那兒揚長而去。有人還看見車內坐了大約三四個人，當車開走時，車內有人正開心地大笑。
芭蒂-海斯特只比我大幾歲，當她被綁架時，她正跟情人住在一起。我家離他們住的地方很近，我當時很害怕，不知道她遇上了什麼事。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無辜的女孩被恐怖分子綁架了，她的父母幾乎痛不欲生。幾個月後，當我聽說芭蒂參與一起銀行搶劫案時，我幾乎難以相信這一事實。
綁架案發生的時候，我正熱衷於青年人狂熱的革命活動，雖然那時沒有認真考慮過參加什麼革命軍一類的組織——當時那些異常危險的激進分子，至今仍令我記憶猶新。我姐姐當時也是一個頗有能力的激進主義領袖，他們四處進行地下活動，希望以此來改造世界。這些做法都充滿了羅曼蒂克的色彩。芭蒂當時很漂亮，她也參加了這個組織。在我當時那單純幼稚的頭腦里留下的全是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另外，那時我父母對我看管很嚴，而芭蒂的父母則對她完全放任自流。
到1974年5月為止，共和軍所犯下的罪行包括：殺人放火、搶劫銀行、綁架撕票以及非法持有大量武器等等。在西伯尼亞銀行搶劫案發生后，警方對共和軍的搜捕工作達到緊鑼密鼓的白熱化程度。當我的名字出現在學校優等生名單中時，芭蒂也同時上了被警方通緝的名單目錄。
曾經有一段時間，共和軍的九個主要成員聚集在聖弗朗西斯科的一間滿是蟑螂的破屋裏——那裏悶熱異常，住在裏面讓人覺得透不過氣來。他們沒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又臟又破，加之周圍的鄰居愛多管閑事，所以他們就從那兒搬到了洛杉磯。到達洛杉磯后，“辛基”繼續指揮他手下的嘍羅們進行犯罪活動。
他們開着車四處招搖，後來在1974年5月9日，南茜發現了這間破屋子，不久，他們就搬了進來。屋子一共有兩個房間，每月租金七十美元，而且沒有電，但對於他們來說那算不上什麼問題。當他們搬進去的時候，一共帶了二十多支槍、六千多發子彈和幾副手銬。他們發誓要同生死、共患難。
我倚在車上，想像着這幫中產階級的年輕人剛搬進來時的樣子。他們迫於壓力搬出原來的住所，這還是他們一個月來第一次走出那所房子。如果是我，恐怕就做不到，我寧願抽空逛逛超市什麼的。
這時一個老婦人站在路邊，盯着我和傑克，她的眼神很奇怪，好像在盯着兩個垂死的人。“白人從來不到這兒來。”她說。
我抬起頭向她走過去。“您在這兒住了很長時間嗎？”我問道。
她兩手環抱在胸前反問：“你來這兒想幹什麼？”
“只是看看那房子。”我說，“曾經有幾個白人住在那裏面，您還記得他們嗎？”
“他們都死了。”她說，“你們最好離開這兒！”
“看來您還記得他們。”我接着問道，“您就住在這附近吧？您以前見過他們嗎？”
她皺着眉回頭瞥了一眼那所房子，然後說：“他們招來了警察，警察來到這兒，盤問了很多問題，包括一些私人問題。”
“警察來這兒以前，你知道他們的身份嗎？你見到過他們嗎？”
“你是誰，為什麼問我這麼多問題？”
我拿出一張名片遞了過去。她小心翼翼地用兩個手指夾過去，好像生怕名片有毒似的。她仔細看了一會兒，然後搖頭說：“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沒看見過。”她把名片扔進手提包里，眼中又露出那種看死人般的眼神，“我說過，你們最好離開這兒！”
我謝過她后，目送着她慢慢走進一所粉紅色的小房子裏。這時傑克紅着臉走過來，顯得惱火而焦慮，他說：“我們走吧！”
“她說的話算不了什麼。”我說，“那隻不過是她個人的看法罷了。”
“我看到她臉上滿是怨恨，好像我就是警察似的。”
“警察？”我學着那女人的腔調說，“沒有人說什麼警察，傑克，你要在這條街上待很久，你要到哪兒去呀？”
這時他的臉更紅了。
“我很想走上前去敲那扇門，但是現在沒有時間了，就像那女士說的，我們現在最好離開！”他邊走邊說。
從外面看，地處佛羅倫斯大街上的“熱舞”俱樂部很是顯眼——臨街的窗戶上有一幅很誇張的奶油蛋糕的廣告畫，畫上的蛋糕被做成一個裸體女人的樣子。在敞開的大門上，掛着一條褪色的紅色緞子門帘，這兒的裝飾帶有很明顯的色情味道。
我把車停在路邊，然後下了車。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傑克問。
“我想跟這兒的主人談一談。”
他拍了拍襯衣口袋裏的煙說：“我馬上就來。”
我邊走邊想：如果四周是槍林彈雨，傑克這種人絕對不會走上前去敲屋子門的；他甚至不會跟着我到“無上裝”酒吧里去——他是個廢物！
我獨自一人走了進去。
在“熱舞”的屋檐上掛着一條橫幅——上面有一幅經濟餐的圖案和女式內衣的模型。當時是中午，屋子裏擠滿了貌似建築工人和售貨員一類的傢伙。坦率地說，他們並不粗野。他們好像十分喜歡在屋子中間凸出的舞台上跳舞，而且是互相碰撞、旋轉着跳，就像他們喜歡吃雞翅和比薩餅一樣。
屋裏的氣氛因煙霧而顯得猥褻，音樂聲震耳欲聾。但總的來說，這地方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低檔。台上的四個舞女穿着古怪的內衣，但是都很年輕、漂亮。
這時，一個上身穿襯衣、下身卻圍了一塊白圍裙的男人在門口擋住了我。
“我能幫你做些什麼嗎？”他上下打量着我，然後圍着我繞來繞去，眼睛不懷好意地往我屁股上瞅。
“我想見一下薩爾-伊波里托。”我說。
他轉過身去，衝著一個正在把比薩餅往櫃枱放的人喊道：“薩爾，這位女士要見你！”
薩爾抬起頭看了我一眼說：“我們並不認識。”
我走過去，取出一張名片遞給他說：“我是瑪吉-麥戈溫，好像我們之間有些誤會。”
“你可能有，但我沒有。”他用刀把比薩餅切成幾片，“我不想讓你們這些傢伙在這兒拍攝，這會影響我的生意。”
芬吉曾告訴過我：薩爾長得很醜，又矮又胖，而且禿頂，說話時有濃重的新澤西口音，嘴邊還總叼着一支快吸完的雪茄煙。芬吉是個很軟弱的人——薩爾騙了她，還佔了她不少便宜，薩爾曾向她許諾讓我們到這裏來拍攝，並預收了我們的押金，而現在他卻裝得若無其事一般。但我必須讓他明白，我並不像芬吉那麼好欺負。
我說：“當我們達成協議后，我希望雙方都能信守諾言。你曾答應過我的員工在開張前讓我們在這兒拍攝，可現在你卻打算食言了！”
“食言？”他說，“你說得太嚴重了吧？”
“你收了我們給你的錢，伊波里托先生，要麼你現在好好跟我談，要麼，你就等着和電視網的律師打官司吧！”
“他們和你一樣漂亮嗎，甜心？”
“不！而且他們絕不會對你手下留情！”
“哦，真見鬼！這條街上有很多跟‘熱舞’差不多的地方，雖然都不如這兒，但我想你也同樣可以利用那些地方來拍攝。我們這兒正在裝修，我看你還不如到別的地方去。”
“我不想到別的地方拍，我只想在‘熱舞’拍！我要在這兒搞一個採訪，被採訪的人以前常來這兒跳舞，所以我想在這裏拍——你在協約上已經簽了字的！”
他把雪茄從嘴角拿下來，然後調轉話題說：“米雪，她長得倒不壞，而且一直在這兒干。”說話時，他的下巴不停地抖動着，“她舞跳得不怎麼樣，但卻給這幾招來了不少的顧客。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給她拍攝，她並不是非常漂亮。”
“我沒見過她，而且長得是否漂亮並不重要。”我四處尋視着那個叫米雪的人，並幾乎肯定地認出了她。她正坐在台邊上和一個跳舞的人調情，粉紅色的彩燈在她後面旋轉着。我想到了拍攝：或許我可以用一下薩爾的音響設備以營造出一種低深的背景音樂來。
“我泡過這妞，”薩爾說著，聳了聳肩膀，“她是人盡可夫。”
說著他笑了。我問他：“你還記得羅伊-弗蘭迪嗎？”
“當然，”他抽了口雪茄說，“他來過這兒，他長得很有型，他們這些人常到這兒來尋找刺激。”他用胳膊肘輕輕戳了我一下，並且淫猥地沖我眨了眨眼睛，“來尋找一種特殊的刺激。”
“他經常來這兒嗎？”
“一星期兩三次吧。我經常給他們打折扣，這對我的生意有好處——他們可以幫我維持這兒的秩序，甚至會幫我幹掉那些搗蛋鬼。”
“弗蘭迪也曾經幫你干過嗎？”
“他經常這麼做。”薩爾滿不在乎地說，好像弗蘭迪幫他殺人與他毫不相干一樣，“很多警察都到這兒來，他只是其中的一個，我記住了他，是因為他出事了。”他停了一下，“而且後來總有警探來詢問他的事，弄得我都想關門回家了。”
“現在警察還來嗎？”
“我給911打電話后，他們就不來了。”
當他再次向我淫猥地眨眼時，我問道：“我們的協議怎麼辦？”
“我想，我還是找你們的頭兒談談吧。”
“我就是頭兒，伊波里托先生。”
“就憑你這小婦人？”
可我身高5尺7寸，比他還要高出3英寸。“不是我，就是F-李-貝利跟你談。”
“你還想要什麼？”
“我想和米雪-塔貝特在她經常工作的舞台那兒談一談，而且還要實拍。我們打算明天早晨9點開始，那時這裏還沒開門營業，對吧？如果有什麼異議，你可以看看協議書。”隨後我又加了一句，“請想一想你的公眾形象。”
他轉過身面對着舞台。台上有兩個女人正在跳脫衣舞，他說：“好吧！誰讓我已經收下了你的錢！”
“明智的決定，薩爾。”我四處看了看，然後走出了俱樂部。
從滿是煙霧的屋子裏走出來后，我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希望煙霧能徹底從我身上除去。
傑克正坐在車裏，當我打開車門時，他問道：“事情進展如何？”
“還可以。”我記得我是把車門鎖上了，不過也可能是我記錯了。“你想在什麼地方下車？”我問他。
“我想多陪你一會兒。”他說。
“可剛才你卻沒有陪我一起進去。”我說著把車開出弗羅倫斯街，“明天我們就要在那裏進行拍攝，所以你最好去製片廠和蘭娜-霍華德聯繫一下，在那兒你會見着吉多，他會告訴你一些獨家新聞的。”
如果我是傑克，我就會死纏着別人，直到他同意讓我繼續跟着他，但是傑克卻告訴我，他要在八十九大街下車。到了那兒后，我把車停下，讓他下去，並告訴他以後我會和他聯繫。
5分鐘后，我已經在返回高速公路的路上了，我約了聯邦調查局的偵探在威斯特伍德街談論有關共和軍的事。
在高速公路的北角，我給前夫斯科蒂回了個電話，他用留言告訴我，他已經到休斯頓機場去接凱茜了。
我又給母親打了個電話，她還在姐姐的病房裏。
“艾米莉的病又發作了。”媽媽想顯得鎮靜些，但我仍聽得出她很緊張，“剛才已經控制住，現在她基本穩定下來了。”
“需要我馬上坐飛機過去嗎？”
她回答之前停頓了一下：“不用了，你叔叔麥克斯今天晚上會開車過來。如果你也回來的話，會驚動你父親的。”
“我盡量在周末時趕回去。”我說。
“真的嗎？不過，還是不用了，你不如和麥克多待一會兒，你來了艾米莉也不知道。”說最後一句話時，我聽到她的聲音有點發顫。艾米莉得這種病已經兩年了，每當提起這事，母親總是傷心不已。
我姐姐兩年前在洛杉磯的一條街道上被槍打傷。在那之前，她一直精力充沛，思維敏捷。但是，在昏迷兩年之後，她就像索馬里忍飢挨餓的嬰兒一樣，成了一個僅剩血肉和骨骼的空殼，即使她偶爾睜開眼睛，眼神也十分獃滯。
自從被槍打傷之後，艾米莉的心跳、呼吸一直都很正常。直到一個月之前，她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而且不時地伴有各種併發症。我們不知道這些病是怎麼得的，也不知道這預示着什麼，更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措施才能挽救她。
在電話里，我和母親又談了一會兒凱茜。提起凱茜，媽媽的情緒就好多了，而我也感覺放鬆了一些——就好像躺在母親的懷抱里接受她的撫愛。
我又給斯科蒂在休斯頓的家打了電話，通過留言機告訴他，讓凱茜到那兒之後馬上給我打電話，我真想現在就能聽到她的聲音。
我走入聯邦調查局大樓，在這迷宮一樣的大樓里，我好不容易地找到了查克-凱倫伯格的辦公室，他是聯邦調查局裏研究共和軍問題的專家。
凱倫伯格五十多歲，頭髮灰白，穿了一身灰色的西裝。可能是因為長年坐辦公室的緣故，他的“將軍肚”也出來了。他的任務是收集整理信息，但若想從他那裏得到什麼卻比登天還難。麥克-弗林特幫我疏通了一下，讓我獲得了這次採訪的機會，但我清楚，這肯定是一次非常艱難的採訪。
“我們來聽聽您都打算了解些什麼情況。”凱倫伯格戴上眼鏡盯着我說，“不過您想要知道的內容我有可能無法提供給您。”
“您還記得共和軍的事嗎？”我問道。
他會意地笑了，多少顯得有些居心叵測：“我的工作就是調查共和軍，所以當然記得。”
“就在襲擊發生的那天早晨，共和軍從八十四大街的房子裏搬了出來，後來又搬進了五十四大街。他們前腳剛走，聯邦調查局就襲擊了八十四大街。我只想看一看關於那房子物品的清單目錄。”
凱倫伯格把手放到一個文件夾上，好像生怕我把它拿走似的：“這個要求倒是不過分——如果你說的文件確實在這兒，而且可以隨便讓人翻閱的話，我會讓你看的。”
“我相信您的話。不過，不知道弗林特偵探是否跟您說過，我們的時間很緊。”
“哦，是的。”他坐直了身子說。我知道我想要的文件就在他手底下壓着，等他打完了官腔之後，我就可以看到那份文件了。只是現在我們必須演完這齣戲。
我笑着問：“你能告訴我共和軍的人穿什麼樣的內衣嗎？”
他故意緊繃著臉，以免露出笑容，同時間我：“弗林特偵探跟我提過一部影片，那是一部什麼樣的片子？”
“紀錄片。”我從包里拿出一個筆記本，並把它翻開，“是關於本地一名警察的被殺案，羅伊-弗蘭迪警官，你熟悉這個名字嗎？”
他點了點頭。
我說：“我想這凶殺案一定與共和軍有關。弗蘭迪是在5月10日午夜被殺的，你負責關於共和軍的案子，所以你應該知道那天發生的事。”當我告訴他弗蘭迪被殺的地點時，我看到他有所反應地點了點頭，於是我繼續說，“當羅伊-弗蘭迪的屍體被發現時，他的頭上裹着一條剛乾洗過的36號藍色拳王短褲，外面用他自己的法蘭絨襯衣包着。”
聽到這兒，他打開了文件。
我說；“根據他在七十七街警局共用一個更衣室的同事以及許多跟他有染的女人的說法，羅伊-弗蘭迪從不穿藍色拳王短褲，他只穿白色的32號短褲。”
凱倫伯格又翻了翻文件中的記錄。
我接著說下去：“除了9毫米伯朗寧手槍以外，那條藍色的拳王短褲就是惟一可以尋找的線索了，所以我想知道的是，當時那個屋裏的三個人當中，有沒有人穿36號拳王短褲。”
他摘掉眼鏡說：“共和軍本來已經惹了夠多的麻煩，他們為什麼還要殺警察呢？”
“在一次銀行搶劫案的審訊中，芭蒂-海斯特供認，當共和軍搬到洛杉磯以後，‘辛基’不斷地訓練他們從事各種破壞活動——每天晚上他們都出去偷汽車或殺警察。在對死去的同夥的悼詞中，她說南茜-琳-帕瑞曾告誡她：先把豬殺掉，直到確認它死了以後再去解剖。我想這是他們對殺死弗蘭迪再恰當不過的描述。”
“真的嗎？”他笑了一下說，“有什麼證據呢？”
“除了動機和機會以外，他們還進行了周密的策劃。”我在他面前坐下，看着他的眼睛說，“殺人犯把弗蘭迪的手槍拿走了，那支槍後來再也沒有找到；他的車被扔在貝爾大街南端，車子上的痕迹被處理得乾乾淨淨。”
他從文件里抽出一張紙遞給我。我的手心開始出汗，心臟由於緊張而怦怦直跳。我想：這對於麥克來講是一份多麼珍貴的禮物啊！它將揭開弗蘭迫凶殺案的真相，對於我要拍的片子也會大有裨益的。
那張紙是八十四大街那所房子內物品的模糊複印件，我仔細看着每一樣東西：各種雜貨、碗碟、褥墊、傢具，還有兩個紙箱，裏面裝着許多東西——有男女衣物；在一個手提箱裏也裝着男式和女式的衣服。除此之外，再看不出什麼別的跡象。
我把那張紙又還給凱倫伯格，問：“這些東西現在保存在哪兒？”
他指了指那堆文件的底部，那些東西都是很久以前的了。凱倫伯格站了起來，我想這次採訪可能就到此結束了，但我仍坐在椅子上沒動。
“你說你負責這案子，能不能給我講一下屋子當時是什麼樣子？”我問。
“我記得當時那屋裏亂七八糟的。那幾個人在那兒住過以後，只留下一大堆的垃圾。”
“解剖報告怎麼說？”我問道，“有關於衣物的報告嗎？”
“衣物？”他輕蔑地笑着說，“那場大火之後，連幾根可以讓法醫鑒定的骨頭都沒剩下，更不用說衣服了。忘了它吧！我想除非那三個倖存者願意和你談，否則，你可能什麼也得不到。”
“他們恐怕不會說出什麼的，我知道聯邦調查局在共和軍里有卧底，可我並不指望你能告訴我有關他們的情況。”
他聳了聳肩說：“你確實不應該抱什麼希望。”
“也許是吧。”我又翻開記錄的第一頁說，“在芭蒂綁架案中，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被綁架，他是芭蒂鄰居家的兒子——當時，他正準備去開屋子門前的車，南茜-琳-帕瑞用槍頂住了他的腦袋，帕瑞用那男孩的襯衣包住他的頭，讓他躺在汽車後座上，然後用毯子蓋住了他。當那些人去綁架芭蒂時，那男孩仍待在車上，他們把芭蒂和他都放在他的車裏，然後開走了。
“在奧克蘭大街，芭蒂被轉移到另外一輛車上，那些人對男孩說感謝他對共和軍的幫助，然後就走了，車裏留下了那些人的指紋。”
凱倫伯格說：“你認為這些對於我們來說是新鮮材料嗎？你以為我們沒有進行過全面的調查嗎？”
“我知道你們做過全面調查，所以我才來找你。”
他盤起手，仔細盯了我半天，讓我感到很不自在。他說：“你從哪兒得到這些消息的？”
“和你一樣，通過警方、證人和報紙。”
“我猜也是。”他又坐直了身子，“所以你得到的消息並不全都準確。”
“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嗎？”
“那支槍。”他說，“弗蘭迪的槍在拉斯維加斯的舊貨店出現過，你的警官朋友應當知道這一點。”
“什麼時候？”
“凶殺案發生后的幾年。”
“在拉斯維加斯？”我心頭一震——道格-森尼克那天早晨提到過拉斯維加斯，“那槍是怎麼跑到舊貨商店裏去的呢？”
“那槍的主人死了，所以它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凱倫伯格遞給我一張報告的複印件，說，“他們仍在附近活動。”
“誰？”
“除了那次來洛杉磯的幾個人之外，共和軍里還有許多狂熱分子。在那場大火中，他們並沒有全部燒死。”他站了起來，伸出手說，“如果發現什麼新情況，給我打個電話。”
“好的。”我說，“希望您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