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節
漢米爾頓-伯格為上午準備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證人。
法庭剛一重新開庭，查明被告和陪審員確已到庭，他便要求：“傳小霍默-加文。”
小加文走上前來，神情堅定地緊閉雙唇。
他宣誓已畢，報上姓名、住址，表明自己是前一位證人霍默-加文的兒子。
“好的，”漢米爾頓在證人面前伸出一個手指說道，“我請你仔細聽我的提問，你只要回答這些問題，不用主動提供別的情況。你的父親購買了3支樣式、口徑和品牌相同的手槍，這一點已經得到確認。為了論證時方便起見，我們已經將給你的那支稱為‘小槍’，將今年10月7日傍晚放在他槍套里的那支稱為‘皮套槍’，將他鎖在保險櫃裏的那支稱為‘保險柜槍’。你明白這些稱呼嗎？”
“是的，先生。”
“現在似乎無人否認，10月7日晚上，你父親將我們所稱的‘皮套槍’交給了被告斯蒂芬妮-福克納，後來又從保險柜中取出我們所稱的保險柜槍放進槍套。看來這三支槍中的一支就是殺人兇器，這支槍已被標為證物第30號。你聽明白了嗎？”
“是的，先生。”
“那好，我想問你那支你父親交給你的槍的情況，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小槍’的情況。我想問你是否於今年10月8日將那支槍交給了佩里-梅森先生？”
“我給了。”
“當時梅森先生是把槍拿在手裏的嗎？”
“他是拿在手裏的。是的，先生。”
“梅森先生擺弄過那支槍嗎？”
“是的。”
“怎麼擺弄的？”
“反對，這個問題不合適、不相干、不重要。”梅森說。
“我建議把這聯繫起來。”漢米爾頓-伯格說。
“我想我們應該不僅按地區檢察官的建議把這聯繫起來，”梅森說，“我還想詢問證人一個只是和本案那個階段有關的問題。”
“問吧。”德克法官說。
梅森問道：“我們所稱的‘小槍’是不是現在我向你出示並已被列為證物第30號的手槍？”
證人看了看槍，說：“絕對不是。那支槍樣式與這支槍一模一樣，但不是這支槍。”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本庭認為合適，”梅森說，“證人可能如何處理別的槍支，當然與被告沒有聯繫，完全與本案有關事項無關。”
“我認為這種意見正確，”德克法官說，“反對有效。”
漢米爾頓-伯格憤憤地說，“那麼，我想換一種問話方式。你看到這支標為證物第30號的槍了嗎？”
“是的，先生。”
“你從前見過那支槍嗎？”
“是的，先生。”
“什麼時候？”
“佩里-梅森把它交給我的時候。”
“什麼時候？”
“今年10月8日。”
“你怎麼處理那支槍的？”
“反對，這個提問不合適、不相干、不重要。”梅森說，“我不管做過什麼都與被告沒有關係。”
“本庭裁定反對無效，”德克法官說，“看來證人已經確有把握地辨認清楚了標為證物第30號的槍支。”
“你怎麼處理那支槍的？”
“我把槍拿到了斯蒂芬妮-福克納的公寓。”
“是本案被告嗎？”
“是的，先生。”
“然後你怎麼辦？”
“我沒做什麼。我像木頭似的一動不動地站着，梅森先生拉拉雜雜地說了一大堆話，大意是被告遇上了某種危險，我把槍帶來是給她自衛的。”
“你是說梅森先生把這支槍交給了你？”漢米爾頓-伯格問道。
“是的，先生。”
“什麼時候？”
“今年10月8日晚上。”
“在什麼地方？”
“在我辦公的地方。”
“是在你把一支槍交給梅森先生之前嗎？”
“是的，先生。”
“那是什麼槍？”
“就是我們所稱的‘小槍’。那支槍與我現在手中拿的槍外觀一模一樣，我手中拿的槍是殺人兇器，已被標作證物第30號。”
“你把我們所稱的‘小槍’交給了梅森先生嗎？”
“是的，先生。”
“梅森先生是如何擺弄那支槍的？”
“他擊發了一下。”
“你是說他開了一槍嗎？”
“是的，先生。子彈擦着我的桌子飛過。”
“我向你出示這張照片，它表明在一張桌子上有一條長長的划痕，我問你是否知道這個畫面說明了什麼？”
“那就是我辦公室的桌子現在大致的樣子，那是在佩里-梅森開槍之後立即拍攝的桌子的照片。”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在槍擊之後的混亂中。梅森先生換上了我手裏這支標為證物第30號的槍，掉換了我交給他的我們所稱的‘小槍’。他把殺人兇器遞還給我，讓我交給斯蒂芬妮-福克納，在這種情況下，我會誤以為那就是‘小槍’。”
“這樣做明顯是為了解釋那支槍的彈膛里為什麼有一枚空彈殼，同進也為了造成證物第30號殺人兇器在謀殺發生時由你持有的假象，是這樣的嗎？”
“反對，這是一個暗示性問題。”梅森說，“我認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行為不端。”
“接受反對，”德克法官說，“我提醒地區檢察官避免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一個純粹的暗示性問題，是在讓證人對所發生事件做出一個結論。請陪審員忽視這個問題，不要由此推出任何結論。現在繼續，地區檢察官先生，請提出相關的恰當的問題。”
漢米爾頓-伯格因為法庭的指責而面紅耳赤，他轉身對佩里-梅森說：“進行詢問吧。”
梅森說：“你已作證認定，我用你給我的‘小槍’替換了證物第30號殺人兇器嗎？”
“是的，先生。”
“你確實看見我那樣做了嗎？”
“當然沒有。你用小槍放了一槍，搞得大家心神不寧，然後做了手腳，當然不會有人看見。”
“如果你沒有看見我做，你怎麼會認定我做了？”
“這事就跟二加二一樣簡單。”
“也就是說，你心裏已經形成一個推論，認定了發生過什麼事嗎？”
“是的，先生。”
“那麼你並不是在就你所了解的事實作證，而只是就從某些事實中推出的結論作證嗎？”
“是某些無可置疑的事實。”加文說。
“但是你有關掉換槍的證詞是推論吧？”
“一個建立在無可置疑的事實基礎上的推論。”
梅森對眉頭緊皺的法官微笑着說：“閣下，我請求將證人有關換槍的說法從證詞中刪除，因為那是一個推論。”
“批准請求。”德克法官厲聲說道：“事情非常明顯，地區檢察官對證人的證詞相當熟悉，而且清楚證人的證詞是建立在推論基礎上的。”
“等等，如果本庭認為合適，”漢米爾頓-伯格說，“我認為本庭在這個問題上對控方過於苛刻。如果本庭允許，我想再次詢問證人，確認證人所說的無可爭議的事實。這些事實將引出一個毋庸置疑的結論。”
“還是讓陪審員做結論吧。”德克法官說。“不要讓那些把自己的推論當做絕對事實的人作證。”漢米爾頓紅着臉扭頭對證人說：“你說過你曾經交給梅森先生一支槍吧？”
“是的，先生。”
“你說過那槍不是這支標作證物第30號的殺人兇器，而是我們所稱的‘小槍’吧？”
“是的，先生。”
“你怎麼知道你給他的是‘小槍’而不是殺人兇器證物第30號？”
“因為證據表明今年10月7日晚上我手裏這支槍被用來殺死了喬治-卡塞爾曼，我交給梅森的‘小槍’是絕對不可能用來殺人的。”
“為什麼不可能？”
“反對，”梅森說，“這是控方試圖對自己的證人進行反詢問。我請求刪掉這段話，說什麼他給我的槍不可能是殺人兇器，因為這是證人的推測，而不是對問題的回答。”
“批准請求。”德克法官厲聲下令。
“但是閣下，”漢米爾頓-伯格抗議道：“我有權利指出……”
“你當然有權利指出事實，也只能指出事實。”
“好吧。”漢米爾頓-伯格說，“你給了梅森先生一支槍嗎？”
“是的，先生。我給了他我們所稱的‘小槍’。”
“你從什麼地方拿來的槍？”
“從我桌子的一個抽屜里。”
“你在此之前是從哪裏得到槍的？”
“從我父親那裏，是他給我的槍。”
“什麼時候？”
“去年聖誕節前後，我想那是個聖誕禮物。”
“10月7日那支槍在什麼地方？”
“在我手裏。”
“10月7日那一整天都在嗎？”
“是的，先生。”
“你是怎麼處理那支槍的？”
“我把槍交給了佩里-梅森。”
“佩里-梅森是怎麼處理槍的？”
“他放了一槍。”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他又遞給我一支槍，建議我交給斯蒂芬妮-福克納。”
“那支槍和你遞給梅森先生的槍是同一支槍嗎？”
“不是。”
“現在停一下。”德克法官說，“你已經推出結論，認為那不是同一支槍，是嗎？”
“是的，先生。”
“你的回答將被刪除。控方應善意地避免引導證人將觀點或推論作為證據，現在只許陳述事實。”
“好的，我持有這支槍，我把它交給了梅森先生，梅森先生用它放了一槍，然後把一支槍遞還給我，讓我把那槍給斯蒂芬妮-福克納送去，我那樣做了。”
“她是如何處理那支槍的？”
“她把槍放在了公寓起居室的桌上。”
“然後你幹了什麼？”
“然後梅森先生和我離開了公寓。”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從門廳經過時，看見兩位警官走進了公寓樓。”
“你認識那些警官嗎？”
“我現在認識，當時不認識。”
“他們叫什麼？”
“赫洛克姆警官和特拉格探長。”
“你說你交給梅森先生的槍今年10月7日一整天都在你手裏嗎？”
“是的，先生。”
“請你詢問。”漢米爾頓-伯格得意洋洋地對佩里-梅森說。
梅森站起來面對證人：“你說你給我的槍10月7日一整天都在你手裏嗎？”
“是的，先生。”
“你出去吃過午飯嗎？”
“是的，先生。”
“那你帶着槍嗎？”
“沒有，先生。”
“槍在哪裏？”
“在我桌子抽屜里。”
“桌子上鎖了嗎？”
“沒有，先生。”
“你還認為槍在你手裏嗎？”
“是的，先生。”
“10月7日晚上你在什麼地方？”
“我去見一個顧客談一筆汽車生意。”
“你帶着槍嗎？”
“槍在我抽屜里。”
“你是什麼時候把槍從桌子裏取出來的？”
“是在會談結束后。我回到辦公室，從保險櫃裏取出一些現金，把槍塞進了口袋。”
“然後帶回了家嗎？”
“是的。”
“是什麼時候帶回家的？”
“我想大約是9點30分或者10點。”
“你剛結婚嗎？”
“是的。”
“回家后你還把槍放在口袋裏嗎？”
“沒有，先生。我把槍拿上樓，放進了梳妝枱。”
“當晚你是什麼時候上床的？”
“大約是在回家半小時后。”
“你是怎麼處理槍的？”
“我把它放在了梳妝枱里。”
“10月7日晚上你的辦公室上鎖了嗎？”
“是的。”
“誰有辦公室鑰匙？”
“我有一把鑰匙，我父親有一把，我秘書有一把，看門人也有一把。”
“你妻子有鑰匙嗎？”
證人略一遲疑，隨即用肯定的聲音說：“是的，我妻子有鑰匙。”
“第二天早晨你起床后幹了什麼？”
“我穿上衣服，吃早飯，刮臉刷牙。”證人差一點氣得大叫起來。
“然後又幹了什麼？”
“然後去了辦公室。”
“你帶了槍嗎？”
證人慾言又止，想了一會兒說：“我——事實上，我沒帶。”
“那你是怎麼處理我們所稱的‘小槍’的？”
“我把它放在了家裏的梳妝枱里。”
“然後呢？”梅森又問。
“然後我妻子打來電話，我讓她把槍給我送去。”
“那麼，”梅森說，“你假定你把10月7日夜裏帶回家的那支槍交給了我，是嗎？”
“反正只有一支槍，是我妻子從梳妝枱里取出來的。”
“你怎麼知道她是從梳妝枱里取出來的？”
“嗯，為什麼……當然，我不在那裏。”
“確實，”梅森說。“所以根據你所了解的情況，你可能把殺人兇器交給了我，而它是你妻子交給你的。”證人在證人席上驚愕得跳了起來。
“你胡說！我討厭你胡說八道！”
“坐下。”德克法官說，“證人坐下，保持秩序。”
漢米爾頓-伯格說：“如果本庭認為合適，最後這個問題屬於暗示性問題，這不是恰當的詢問，它包藏着卑怯的暗示，它……”
“就該證人所了解的情況。”德克法官說，“這是實情。證人可以對此忿恨不已，但梅森先生是在一樁謀殺案中為被告做代理人。反對無效。”
“那麼，如果本庭認為合適。”梅森說：“我再次請求，刪除本案中就有關被告交給我的那支槍的特徵所作的證詞。很顯然，這些證詞都是建立在傳聞證據之上的。”
“我要把那聯繫起來！我要把那聯繫起來。”漢米爾頓-伯格大喊大叫。
“你如何把那聯繫起來？”德克法官問道。
“讓證人的妻子出庭作證。”
德克法官搖了搖頭：“陪審員可以考慮證人就自己的行為所作的證詞，但涉及證人交給梅森先生的那支槍的特徵，所有相關證詞顯然都是建立在傳聞證據之上，不應作為證據。”德克扭頭面對困窘不堪的地區檢察官。“公訴人先生，”他說：“本庭也許應做一建議，有一枚彈頭似乎確實從梅森先生手持的某支槍里被射了出來，當然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你在此有一位彈道專家作證，鑒定了從證物第30號那支槍里射出來的子彈。本庭認為，要檢驗當時梅森先生無意或故意擊發的那支槍是否是證物第30號，應當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我們無法證實，閣下。”漢米爾頓-伯格說。
“為什麼不行？”德克法官問道。
“因為有人把那枚彈頭拿走了。”
“難道警察沒有找到彈頭嗎？”德克法官嚴厲地問道。
“沒有，閣下。”漢米爾頓-伯格說。
“那麼，”德克法官厲聲說道，“由於警察失職，你就不能對本案被告實行刑事處罰。本庭裁定將持續有效。”
“我沒有問題要問這個證人了。”梅森和藹地說。
“你可以離開證人席了，”德克法官說，“到此為止，加文先生。”
加文臉色鐵青，他離開法庭時從佩里-梅森身旁經過。“我要宰了你。”他邊走邊壓低聲音對律師說。
“等等，閣下。”梅森說，“我確實還有一個問題要問這位證人。加文先生，請你回到證人席好嗎？”
加文猶豫了。
“回到證人席。”德克法官下令。
加文又原路返回了證人席。
“剛才你準備從我身邊走過離開法庭時，”梅森說道，“你對我說了些話。你到底說了什麼？”
“哦，閣下，”漢米爾頓-伯格說，“我反對。這與本案無關。無論證人對佩里-梅森懷有什麼樣的個人感情，都不能影響指控。我得承認對他這套轉移注意力的把戲，我一直是並且現在還是十分生氣。”
“你的情緒與此無關。”德克法官說，“作證的不是你，辯方有權證明證人心懷偏見。”
“你究竟說了什麼？”梅森質問。
加文大叫起來：“我說我要宰了你，老天，我要宰了你！”
“那是恐嚇嗎？”梅森問道。
“那是承諾。”加文怒吼道：“我要……”
“由於蔑視法庭，你將在監獄裏呆上24小時。”德克法官厲聲說，“法庭之上容不得你發出那樣的恐嚇。證人已經一再受到警告。我能夠理解證人情緒緊張，但是由於蔑視本庭，證人將在監獄裏呆上24小時。法警先生，請你拘留證人。”
法警走上前來，抓住加文的手臂。
加文挺直身體，那一瞬間似乎就要徹底失去自我控制了，然後他還是不情願地隨着法警離開了法庭。
“傳伊娃-埃勒厄特。”漢米爾頓-伯格說。伊娃-埃勒厄特顯然做好準備充分利用這個戲劇性的時刻。當她邁着緩慢，故作優雅的步子走向證人席時，她的外表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在美容院泡了好幾個小時。
“你的職業是什麼？”漢米爾頓-伯格問道。
“我是一個模特兼演員。”
“今年10月7日你在從事什麼職業？”
“我受雇於老霍默-加文擔任秘書。”
“你當時已受雇了多長時間？”
“將近一年。”
“提起10月7日，我想問你那天在你的辦公室里發生了什麼不同尋常的事嗎？”
“是的，先生。”
“什麼事？”
“等等。”德克法官說，“辯方律師好像沒有反對意見，但問題應與本案有一定聯繫。10月7日那天凡本案被告不在場時發生的事情均與本案無關，除非有證據表明被告表示過同意、默許或以某種方式從中受益，或者發生的事情是確切事實的一部分。”
漢米爾頓-伯格說：“我們想明確指出加文先生當日的所作所為。我們想表明他了解一些情況，並且有可能向被告通報了這些情況。”
德克法官扭頭朝向佩里-梅森：“辯方有反對意見嗎？”
“沒有反對意見。”梅森微笑着說。
“好的，繼續回答問題。”德克法官說道，但他的雙眼深含苛責之意，緊緊注視着梅森無動於衷的樣子。
“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漢米爾頓-伯格問。
“加文先生從拉斯維加斯給我打電話，讓我在辦公室一直等到他回來。”
“他是什麼時候回到辦公室的？”
“8點45分左右，比他預計的時間幾乎早了一個小時。他神情非常忐忑不安，直到鑽進沐浴間沖完澡出來才肯跟我說話。”
“等等。”德克法官說，“加文先生是控方傳喚的證人。公訴人先生，你現在是想對自己的證人提出置疑嗎？”
“他是一位敵意證人。”漢米爾頓-伯格說，“據他的證詞揭示，他與被告確實交往甚厚。”
“但他畢竟是控方傳喚的證人。”
“辯方沒有反對意見。”梅森說。
“不，應該有。”德克法官厲聲說道。
梅森只是低頭對法官表示尊重，仍然坐在那兒一言不發。
“那麼，”德克法官說道，他明顯費了番功夫才控制住自己，“在沒有反對意見的情況下，證人可以回答問題。”
“你對時間因素可以肯定嗎？”漢米爾頓-伯格問。
“絕對肯定，”她說，“我可不願讓人當奴隸使喚。我覺得加文先生如果有話對我說，應該先說了再去——”
“等等。”德克法官打斷了她的話，“你的想法對本案無關緊要。現在只是在問你是否能夠確定時間。”
“我能夠確定時間。”
“那麼加文先生談起過卡塞爾曼先生嗎？”漢米爾頓-伯格問。
“是的。”
“誰當時在場？”
“就加文先生和我。”
“他說了什麼？”
“他說：‘我剛和那個人談過，我敢肯定是他殺了斯蒂芬妮-福克納的父親。我約好今天晚上8點去見他。’”
“然後他做了什麼，如果做過的話？”
“他脫下外衣，我注意到腋下槍套里的左輪手槍。他取下腋下槍套放在桌上，然後走進淋浴間沖澡。”
“你能辯認出當時放在腋下槍套里的那支槍嗎？”漢米爾頓-伯格問。
“不行，先生。我辯認不出來。我一向害怕槍支，當時沒敢走近。不過看上去就像是標為證物第30號的那支槍。”
“你可以提問了。”漢米爾頓扭頭對佩里-梅森說。
“那當時是什麼時候？”梅森問道。
“他回到辦公室時大約是差一刻鐘9點。”
“他告訴你他已經見過卡塞爾曼了嗎？”
“他當時是這麼說的：‘我和那個人剛談過，我敢肯定是他殺了斯蒂芬妮-福克納的父親。我約好今晚8點去見他。’”
“你記清楚了他當時是這麼說的嗎？”
“是的。”
“但是沒有提過卡塞爾曼的名字吧？”
“他就是指卡塞爾曼。他說……”
“我沒問他是指誰，我是在問他是否提過卡塞爾曼的名字。”
“他沒有提過卡塞爾曼的名字。”
梅森說：“我沒有更多的問題了。”
伯格說：“我要傳小加文夫人出庭作證。”
只見長腿紅髮的加文夫人儀態萬方地走上證人席，她對陪審員們微微一笑，雙膝交叉，只是得體地露出尼龍長襪的一部分，然後扭頭彬彬有禮、滿含期待地望着地區檢察官。
漢米爾頓-伯格說：“你是剛才出庭作證的證人小霍默-加文的妻子。我向你出示這支標為證物第30號的槍，我想問你從前見過這支槍嗎？”
“我不能說見過。”她微笑着回答說，“我倒是見過一支看上去與比十分相似的槍，但我不是武器專家。”
“你是在什麼地方見到那支槍的？”
“我丈夫把那支槍放在了梳妝枱上。”
“什麼時候？”
“10月7日夜裏。”
“什麼時間？”
“大約10點30分。”
“10月8日你見過那支槍嗎？”
“見過。是的，先生。”
“你因此採取過什麼行動嗎？”
“我給在辦公室的丈夫打了電話，告訴他把一支槍忘在了梳妝枱上。”
“你是什麼時候給他打電話的？”
“我起床后在那兒看見了那支槍。”
“也就是在你丈夫去了辦公室后。”
她微笑着說：“我剛結婚，伯格先生。我正在訓練我的丈夫，我讓他自己做早飯，我睡到了大約8點30分。”
旁聽者們哄堂大笑，德克法官微微一笑，連陪審員也忍俊不禁。證人可愛的性情與沉着冷靜給人印象極佳。
“你因此採取了什麼行動？”
“我按丈夫的要求，把槍送到辦公室交給了他。”
“什麼時候？”
“今年10月8日上午大約10點30分。”
“你知道那支槍是我們所說的‘小槍’還是證物第30號？”
“不，先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把梳妝枱上的槍交給了我丈夫。我甚至無法肯定當時那支槍里沒有空彈殼。我確實知道，10月7日夜裏10點30分左右，我丈夫在脫衣服時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支槍。我確實知道上午10點梳妝枱有一支極其相似的槍。我非常肯定我們就寢后沒人進過我們的卧室。我確實知道10月8日上午10點30分左右我把梳妝枱上的槍送到辦公室交給了丈夫。除此之外我一無所知。”
“請你詢問。”漢米爾頓-伯格說。
梅森說：“加文夫人，10月7日整個晚上你都在家嗎？”
“是的。”
“你知道你丈夫兩次打電話都沒人接嗎？”
“他跟我這麼說過。”
“你想讓陪審團認為你當時在家卻沒有接電話嗎？”
“我睡了約半個小時，梅森先生。”
“你把這告訴過你丈夫嗎？”
“沒有。”
“為什麼？”
“當時我們正在度蜜月，我丈夫忙着出去做筆生意，沒回家吃飯。我想讓他明白我不喜歡他這樣做，我得讓他知道我受到了傷害，有點生氣。如果他知道我等他回家時睡著了，他會不那麼在意的。我就想讓他在意，所以沒有告訴他我睡著了。我想我當時是使他確信自己撥錯了電話號碼。”
“兩次都錯了嗎？”
“兩次都錯了。”
“你這麼說服他沒費多少事吧？”
“是的。新娘所處的地位決定了，她這時說服丈夫要比婚後的其它時候更容易一些。”
“你對他說謊了嗎？”
“老天，沒有！我提示他可能撥錯了號碼，他沒有問我是否睡著了，所以我沒有告訴他。”
梅森說：“再來談槍的問題。加文夫人，就你所知，當你把槍送到你丈夫的辦公室時，那支槍里可能會有一枚空彈殼吧？”
她甜甜地一笑，說：“那麼，當你朝我丈夫的桌子放了一槍之後，槍里就會有兩個空彈殼，梅森先生。”
“假如，”梅森說，“你丈夫交給我的槍就是那支你送到他辦公室的槍。”
“新娘就得理所當然地認為她的丈夫是坦誠的，梅森先生。”
“我問到這裏。”梅森說。
伯格的下一位證人是洛里恩娜-凱特爾，一位56歲的身體瘦削的寡婦。她證實自己住在安布羅斯公寓樓的底層，10月7日晚上大約8點45分，她看見一個女人沿通往喬治-卡塞爾曼公寓後門的員工樓梯下樓。
她說自己當時以為那個女人可能是個竊賊，所以她由後面的入口走出自家公寓，隔着她所說的“一段謹慎的距離”跟蹤那個女人。
“你離她足夠近，可以認出她嗎？”
“是的。”
“她是誰。”
“就是坐在那邊的那個女人，被告斯蒂芬妮-福克納。”
“她當時在幹什麼？”
“她走上了行人路，然後一個男人停下車叫她。她上了車，車便開走了。”
“你是否認識那個男人是誰？”
“就是坐在那邊的律師佩里-梅森先生。”
“請詢問吧。”伯格正顏厲色說道。
“你怎麼會正好盯着卡塞爾曼公寓後面的樓梯？”梅森問。
“我從前見過年輕女人們從那兒進去。這次我決定提出抗議。”
“你是說你從前見過這位被告進去？”
“我不能肯定就是她。”
“你是說在10月7日之前嗎？”
“是的。”
“你也看見過有些女人由後門出來嗎？”
“我不能肯定自己看到過多於一個的女人。”
“你跟蹤過10月7日離開公寓的這個女人嗎？”
“我跟蹤過被告，是的。”
“為什麼你跟蹤她？”
“我想看看她是誰。”
“那是唯一的原因嗎？”
“是的。”
“你想靠她足夠近以便看清楚她一眼嗎？”
“是的。”
“然後你就會轉身回去？”
“是的。”
“她上車時你還在跟着她嗎？”
“是的。”
“那麼根據你自己的證詞，到那時你都還沒有看清她一眼，是這樣的嗎？”
“我看見了她。”
“但是你說過你只要看清楚她一眼就會轉身回去，而那時你還沒有轉身。”
“嗯……我還想再湊近點看一眼，但我心裏已經十分肯定。”
“十分肯定嗎？”
“是的。”
“如果她沒有上車的話，你還會跟下去嗎？”
“是的，我想會的。”
“我問完了。”梅森微笑着說。
“這就是我們對本案的陳述，閣下。”漢米爾頓-伯格說。
德克法官皺起眉頭。
“辯方請求本庭建議陪審團做無罪判決。”梅森說，“迄今為止的證據只顯示了一個推論，一個懷疑。”
德克法官說：“本庭不想對證據發表評論，現在只宣佈請求被駁回。待辯方陳述案情后，證明的問題將移交陪審團。至於現在這個請求，本庭必須接受所有就控方而言最有可能性的證據。本庭對證據不做評論，只宣佈請求被駁回。
“本庭注意到已近中午休庭時間，本庭將休庭至下午2點，屆時辯方可陳述案情。在此期間，陪審員應記住本庭的提醒，不得討論案情，也不得允許他人當面討論案情，在案情被最終陳述前不得形成意見。休庭。”
梅森扭頭面對斯蒂芬妮-福克納。“斯蒂芬妮，”他說：“你得上證人席作證，你得否認殺了喬治-卡塞爾曼。”
她搖了搖頭：“我不願上證人席作證。”
“你一定得上。”梅森說，“如果你不上，他們會判你犯有謀殺罪。由於作證時我們成功地提及你父親的死亡，陪審員不會提出死刑判處，但他們會判你有罪。事實是你的鞋上沾有血跡，地上有一個類似於你的鞋掌留下的印痕——”
“對不起，梅森，我不想上證人席作證。”
“為什麼？”梅森問道。“是你有什麼往事不堪回首嗎？是你有前科被判過重罪嗎？”
她搖了搖頭。
“有嗎？”梅森又問道。
“我不想對你說什麼，梅森先生，除了我不願上證人席作證這一點。他們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可他們沒法讓我上證人席作證。”
梅森說：“斯蒂芬妮，你不能這麼做，我將傳喚你上證人席作證。”
“如果你這麼做，”她說：“我只要不從座位上起身就成。”
“好吧。”梅森告訴她，“那總比什麼也不做要好，至少可以讓我有些可供爭辯的東西。”
“你該走了，福克納小姐。”法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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