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齊里烏克

兩個對手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因此，檢察院的人一致認為，預審法官弗羅日定會受挫、失敗，不過，他們不會因此而不快。

預審法官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他坐的姿勢好像不太舒服，一個肩高，一個肩低，低着頭。

他一如既往，黑白分明：白色的皮膚，修剪成布雷斯人樣式的一頭白髮，一件上過漿的白襯衣，一套筆挺的黑色西裝。

他就這樣坐着過了很長時間。人們都認為是不是因為年齡的關係，在燈光照耀下，他看上去像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

我曾去過他在馬爾斯田園廣場的家，我想親眼看看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弗羅日先生那樣令我佩服，使我對自己的看法產生懷疑。

我給他講了一個故事。他看着我的樣子可以認為是一種鼓勵。故事講完后我便等着，等着意見，等着評論，等着微笑。

他看着我，像是觀賞風景，又像是盯着一件物證，然後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我敢發誓，他看你的那種眼神會叫你一生都覺得自己非常渺小，一文不值。他一聲不吭，只是對你輕輕地嘆氣，瞥你那麼一眼，那樣子似乎是說：“您費了那麼大勁，就是為了給我講這個！”

這只是他表面上留給人的印象，我以後可能還有機會談到我自認為猜到的他的真實性格。

但是那天在他的辦公室，談話方式可謂是一場比武、一場爭鬥。

他經辦的是齊里烏克案件。齊里烏克是一個智力超群的冒險家，幾周前各家報紙都在談論他，他是匈牙利裔猶太人（也可能是波蘭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確切地說誰也搞不清楚），到二十歲時已經被五六個歐洲國家驅逐出境。

那是在和議會主席打了一番交道之後才在巴黎一家豪華旅館又找到他（他三十五歲、四十歲，或至少三十，還是更大?）。他向議會主席建議做一筆交易，他所從事的就是這種生意：出售外交文件。

他要出售的文件到底是真是假，說法不一。齊里烏克已經把蘇聯的文件賣給過英國，這一事件引發了英國政府內閣危機，使英蘇兩國談判破裂。他將日本文件賣給美國，又將美國文件賣給日本。人們還在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羅馬和馬德里發現過他的蹤跡。

他的穿着非常講究。用“優美雅緻”四個字形容他的着裝恐怕還顯得不夠，完全可以使用“華麗”二字，只不過看上去總給人一種來歷不明、十分明顯的外國闊佬印象。

不少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給他寫信。他出入世界各國外交圈子，出現在各種外交揚合。

剛一被逮捕，他便咄咄逼人。

“你們遲早得把我放了，你們會後悔的！”

他幾乎是在聲稱實際上是在為第二局工作，和情報機構關係密切。

沒有一個法官願意接手這一案件，這種案子完全可能令一個誠實正派的預審法官以悲慘的結局毀掉自己的法官生涯。

齊里烏克坐在那裏，身着一套倫敦名牌西裝，儀錶整潔、得體，臉上帶着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整整一小時，弗羅日先生沒有和他說一句話。如老鼠用細小又準確的動作一點一點啃嚼食物一樣，他聚精會神地仔細閱讀警方送上的報告。從紙張背面，在開頭部分，被告可以辨認出這樣幾個字：齊里烏克案件。

弗羅日的神態像是第一次接觸那種材科。他抬起頭，用像灌了鉛一股沉重的、只有他弗羅日才具備的特有目光凝視被告。和通賞人們認為的相反，他的目光既不尖銳，也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很平靜、很緩慢，像是在盯看某件物品，目光在上面可以停留幾個小時。

當齊里烏克用一種預先設計好的瀟洒動作不慌不忙地點燃一支香煙時，弗羅日的第一句話是：“煙味使我感到不舒服……”這是冒險家從事職業冒險生涯以來第一次感到局促不安。他還在冒充好漢，虛張聲勢：“我想告訴您，您什麼也得不到！你們硬說我想賣給法方的文件是假的，我看您未必能把我怎麼樣。你們還斷言我提供給德國的關於法國的對外政策的外交文件也是假的……誰都沒有看到過這些文件！惟一的原告是第二局的一個下屬，我完全可以打保票，他拿兩邊的錢，為兩邊服務，我也完全可以證明，我為第二局做過大量的工作。”

弗羅日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他開始看另一份報告。

就這樣雙方對峙已經一個小時了！齊里烏克在窺視，他想從弗羅日的表情中看出點什麼，比如好奇、激動、憤怒、不安、激情等等，總之一句話，看看弗羅日會有什麼舉動，結果枉然。他又開始說道：“即使我被判刑，最多不過三年，和X……Z……一樣（他列舉了幾個最近被法方判刑的間諜的名字）。法國將會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文件紙沙沙作響，弗羅日先生一直在閱讀着什麼。他面前堆放的都是關於齊里烏克的材料，一份比一份假，一份比一份不可信。事實上早就應該查清他到底是哪國人。他先後叫過卡爾利特、蘇恩貝姆、什米特、凱萊爾、利普敦、羅什，可能還有過其他名字。

他被捕的時候口袋裏有五千美元的現金！

兩個人已經面對面地過了一個半小時，弗羅日先生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他剛讀完的文件是有關軍事方面的。齊里烏克曾於十年前神秘地被德國逮捕，一個月之後又被更加神秘地釋放，其間他在單人囚牢裏接待過威廉大街的一個頭目。

說他是個危險人物，這很明顯！說他是個惡棍無賴，他竟然以此為榮，為此感到自豪！但正如他本人所說，他很少讓法庭抓住什麼把柄。

弗羅日先生卻一直穩坐泰山，仍然左肩高、右肩低，其冷漠的眼神一會兒看文件，一會兒落在被告身上。

突然，他以一種慢條斯理的語調問道：

“您能否從照片上認出哪個是您最後的情婦？”

齊里烏克放聲大笑。

“很難，法官先生！恐怕很難認出來了！當時她還是在多努街的比克拉茲酒吧打工的一個挺可愛的小姑娘……我和她約會的次數不多……”他的笑含義暖味，模稜兩可，甚至可以說還有點下流。笑完后他竟敢加上這樣一句：“怎麼，難道她是您的朋友？”

“您和她接觸時用哪國語言？”

齊里烏克又一次說話粗魯，其下流猥褻的話語叫人無法重複。不過法官並未因此而被激怒。

“那好，我替您說！有的時候她用里爾的方言和您說話，您用同樣的土語回答，這使她發窘、不安，她的話不友好，冒犯人，她以為您是外國人，聽不懂她的話。”

齊里烏克不再開口。法官也沉默了一刻鐘。他不慌不忙地查看着齊里烏克的檔案，然後開始翻看另一份材料，黃色文件夾上明白顯出幾個十分漂亮的圓體大字：“斯蒂凡案件”。

齊里烏克也看到了那個大字標題。弗羅日先生對此不予理會，他要給他留出時間，讓他思考他的回答，看他下一步如何動作。

弗羅日先生手裏的材料是有關八年以前的一件案子的，八年過去了，案子仍未偵破。此案的內容是一名叫皮埃爾·斯蒂凡的妻子被其情夫殺害，她的情人是個波蘭裔工人，殺人後逃之夭夭，警方再未發現他的蹤跡。

皮埃爾·斯蒂凡曾是一家化工廠的工頭，該廠配有一名炮兵軍官，這便使人感到，該廠的研究內容很可能與國防有關。

有一些材料，尤其是一份關於防毒面具的說明書也在同一時期丟失。

就是在那個時期，斯蒂凡夫婦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觀，他們經常購買一些與其收入不相稱的高檔貨。

不久，悲劇發生了，斯蒂凡妻子的屍體在一堆煤渣里被發現了。

認識她情人的人不多。有人在當地看到過他不懷好意地轉來轉去。他和一幫波蘭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們一樣住在玻舊的臨時搭起的木板棚里。但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工廠上班，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姓什名誰。

謀殺案發生的當天，他就消失了。

感到雙方的焦點正向另一戰場轉移，齊里烏克更加放肆無禮地耍起了威風。

“我不知道您又想搞什麼名堂！”他以一種挑釁和諷刺的口吻說道，“如果您想聽，我可以用爪哇苦力說的土語，也可以用福特廠工人的黑話回答您的問題……”他說的不錯，他確實會說多種語言，一份報告中指出，三年以前，他到過中國，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南方的一名將軍的親密顧問。

當他被隸屬警方的一名偵探逮捕的時候，偵探看到他的領帶上別著一枚由印度支那的莫里斯人製作的別針，他也開始用該民族的方言說話。

不管齊里烏克怎樣表演，弗羅日先生一直不為所動，他的態度在這場面對面的較量中自始至終沒有改變。

大部分預審法官的做法是一個問題接着一個問題，想方設法將被告打得措手不及，整得他暈頭轉向，使其一不小心便露出馬腳、吐出真情。

弗羅日法官則相反，他給其談判對象留出足夠的時間，甚至過多的時間讓其考慮。沉默持續幾分鐘，提問卻僅用幾秒鐘。

到目前為止，他只向對方提了兩個問題。因此，後來有一位好奇的專家竟然把這次關鍵性的審問中的字一個一個地數，看看從弗羅日先生的口中一共說出了多少個字。

現在法官開始低聲朗讀他打給里爾檢察院的一份電報以及對方對其電報的答覆。

問題：斯蒂凡夫婦出生於何地？慘案發生的時候他們在里爾已住了多長時間？

答案：他們出生於盧瓦爾地區。於案發前一個月從聖艾蒂安到里爾。為製造某種新產品，里爾的工廠向同屬於一個金融集團的聖艾蒂安工廠要了幾名有經驗的專家，斯蒂凡是其中的一個，於六月來到里爾這座北方城市。

弗羅日先生的聲晉第三次出現了：

“您能不能確切地告訴我，八年之前的六月份您在什麼地方？”

凶殺案是在七月中旬發生的。

“在柏林！”齊里烏克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您非想知道，那就是每天都和威廉大街發生關係。我不知道您想要我說什麼，但是我可以告訴您，您的調查方向是錯誤的，我不認識斯蒂凡夫婦。”

弗羅日先生又將手中的材料翻過一頁，看了看由第二局送來的最後一份文件，文件上這樣寫着：皮埃爾·斯蒂凡，聖艾蒂安軍火工廠的工頭，被工廠夥伴們懷疑與敵特有聯繫，但沒有任何證據，因此在反間諜組織的建議下於六月被調往裏爾，里爾工廠需要他所從事的專業技術工人。

問題在於搞清里爾方面是否也有文件丟失。

在確定是否能給斯蒂凡定罪之前，尤其是在發現他的同謀之前，他的妻子被害，這一情況使形勢發生了變化，從此斯蒂凡更加謹慎，沒有做過引起任何懷疑的舉動。

他深受打擊，一下子老了許多，慘案發生不久便離開工廠，去旁旦鎮一個單位作夜間警衛。

至此弗羅日先生總共說了四句話。他站起身，臉上沒有任何錶情。站起身來后才讓人發現，他原來身材相當高大。

他看齊里烏克的目光和看一件沒有特色的物品一樣平靜。像是終於作完了一件苦差事，他一邊用手背彈刷着自己的黑帽，一邊厭倦地卻清清楚楚地說：“我控告您預謀殺害斯蒂凡的妻子。”

“為什麼？”齊里烏克邊問邊又點燃了一支香煙。

弗羅日先生好像沒有聽見齊里烏克的問題。他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到手裏帽子上的一個污點上。

“您沒有任何證據！”齊里烏克堅待說。

“證據”二字將弗羅日先生拉回到現實。他一字一頓慢慢騰騰地說：“您的犯罪‘證據’？這就是證據；您從我手中的材料讀到的按語是‘斯蒂凡案件’。然而，您對我說的則是：‘我不認識斯蒂凡夫婦’。您用的多數詞即‘夫婦’二字便是您的口供。”

齊里烏克受到致命打擊，但並未因此而束手待斃。他和對手可以稱得上是勢均力敵。但是，從此他絕對不肯再說一句話。

然而，弗羅日先生對自己的勝利似乎也不太看重。如此輕而易舉顧利獲勝的一着棋對他算得了什麼呢？向自己的帽子瞥了最後一眼之後，這位對自己的每句話都極為珍借的法官又說：“哪怕是小孩都會看得很清楚。除了您的口供之外，有三種推斷和跡象可以給您定罪……”他伸出手指開始一個一個地數：“首先，您對里爾地區方言的熟悉……第二點，當我問到八年前的六月份您在何地的時候，您回答問題時的異乎尋常的速度和精確程度……第三點，您曾經參加過德國間諜組織的事實。”

然後，他作了結論。

“一個普通的社會新聞。斯蒂凡夫婦向為德國服務的齊里烏克提供有關國防方面的文件和材料。齊里烏克得知斯蒂凡夫婦被懷疑並被調往裏爾之後，害怕被情婦揭露，堅信她已成了自己的同謀。於是決定把她幹掉……自從妻子，也是自己死心塌地的效忠者被害之後，工頭皮埃爾·斯蒂凡的行動不會再引起懷疑……就這些，完了！”

弗羅日先生示意警衛把齊里烏克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