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排扣西裝

紐約市警察局試驗室主任芬尼探長正在為一起案子犯愁：16年來，有個不知姓名的人一直在四處放置炸彈，而偵破工作一直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他一籌莫展，於是決定求教於布魯塞爾大夫。這倒是有些緣故的，芬尼探長持有法學精神病學學士文憑，而布魯塞爾大夫，則是對罪犯的犯罪行為頗有研究的精神分析學家。

一天下午，芬尼和兩個警察攜帶着此案的全部卷宗來到布魯塞爾大夫的診所。這次研討會議持續了四個小時，會議之後，誕生了一種嶄新的刑事偵破方法，成為偵緝史上的一個裏程碑。這次會議的內容披露以後，引起轟動，報界連篇累牘地刊載出評論文章，輿論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但是，許多專家卻投入了認真的研究工作。布魯塞爾大夫後來出版了《犯罪精神分析學》一書，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記載的就是這一案件。

芬尼探長來到布魯塞爾大夫診所當然抱有希望，而他手下的兩個警察對於精神分析學卻是一竅不通。他們不耐煩聽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大夫分析刑事案件，兩個人心不在焉，不時地相視一笑，或者發出幾聲厭倦的嘆息。總之，他們時這種偵破手段的可行性根本不相信。我們知道，精神分析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它試圖解釋精神學無力解釋的行為。其研究對象是隱藏的精神活動及其異常現象。由於精神分析學的許多根據看不見，摸不着，使引起多數人的懷疑和反感。這兩個警察就屬於這種情況。原因其實很簡單，他們不明白精神分析學到底講的是什麼，或者。按照精神分析學大夫的說法，他們是害怕這種分析方法有朝一日也會施用到自己身上。

布魯塞爾心裏明白，接待這幾個來訪者，舉足輕重。他的診斷，既關係到他個人的聲譽，也關係到他所從事的事業聲譽。他於的這一行本來就經常叫人說三道四的。他也想得到，光憑着這幾個警察掌握的零碎情況，迅速作出結論不啻是痴想。目前只有兩樣證據，一件是放置炸彈的那個“瘋子”寫的信，另一件是炸彈和炸彈碎片的照片。

故事要從1940年11月16日開始講起。第一顆炸彈安放在愛迪生公司大廈內部。沒有爆炸。幾個幹活兒的工人在窗台上的一個工具箱裏偶然發現了它。炸彈外殼是一根銅管，裏面塞滿炸藥。沒有留下任何指紋。炸彈外面裹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愛迪生公司的騙子們，這是給你們的。”

這叫人頗費琢磨。要是炸彈轟隆一聲炸了，灰飛煙滅，自然誰也無法得知紙條作者的用意，“愛迪生公司的騙子們”也無從受到敦誨，故此，可以設想，罪犯要麼喪失了理智，過着一種行為與現實差距甚遠的超現實生活，要麼只是開開玩笑，嚇唬一下愛迪生公司的人，愛迪生聯合公司負責為整個紐約城提供電力，雇有幾千職工，為幾千萬用戶服務。向公司表示不滿、為這樣那樣的糾葛抱怨的不乏其人。有文字記錄的恐怕也有上千例。倘若到檔案堆里一頁一頁地去查找誰有可能放炸彈，這工作之浩繁確乎令人生畏。幸好，罪犯在放置了第一顆炸彈以後消聲匿跡了。警方樂得中止了調查工作，報界甚至對此隻字不提。

好景不長，幾周后，愛迪生聯合公司司總部大樓里又發現了一顆炸彈。這次是塞滿炸藥的一隻毛線襪子，它當然也能爆炸，只是威力甚小，頂多是製造一場虛驚，這種鬼把戲好象還算不上復仇的手段。

1941年，美國向軸心國宣戰。這件事被擱置在一旁，假如沒有以後發生的事，這件事也許就永遠地被人淡忘了。

戰後，恢復了和平與平靜，放炸彈的人卻又鬧騰起來，1950年聖誕節前夕，《先驅論壇報》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信是從西徹斯特發出的，內容是手寫的大寫字母寫成的，用的是一張普通信紙：

“我病了。愛迪生公司為此將追悔莫及。他們犯下了卑鄙罪行，是要後悔的。作為警告，我將於近期在劇場的座位底下放量炸彈。

F.P.”

F.P.履行了諾言，在此後的幾年當中，他那整潔的字跡。F.P.的簽名，和每次值中都提及的“卑鄙罪行”，接連不斷地出現在警察局的刑事檔案里，警方採取了謹慎措施，禁止對罪犯的活動作任何宣傳張揚，這種事如果鬧得滿城風雨，會誘使一些窮極無聊的人模仿罪犯的行為，有些嗜好惡作劇的，還有一些瘋子，也會趁火打劫，都將給偵破工作帶來意料不到的困難。

不過，這位行跡詭秘的罪犯卻逐漸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最初放置的八枚炸禪只有兩枚爆炸了，而1951和1952兩年中放置的四枚卻都炸得非常成功。1955年，他變本加厲，竟在一年中放置了五十二枚炸彈，其中三十枚爆炸了，後來，他的炸彈炸死了人。同時，他向報界投去一封又一封措辭激烈的書信，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當然已經成為公開的新聞。“炸彈瘋子”已經不是茶餘飯後的談資了，而成為值得正視的社會安全的威脅，他象一個恐怖的幽靈，遊盪在紐約城的上空。公眾強烈要求制止罪犯的危險活動：既然他存在於世，就應該將其真實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正是迫使芬尼控長急匆匆趕來向布魯塞爾大夫求教的原因。芬尼在大學時專修過精神病學，布魯塞爾則是精神分析學專家。兩個人，從同兩種學科，代表着兩大營壘，而這南大營壘老死不相往來，一直在明爭暗鬥。這樣看來，芬尼敢於破除門戶之見，謙遜好學，確是令人欽佩。

布魯塞爾仔細審閱了“炸彈瘋子”案卷，格外用心地看了沒爆炸的炸彈照片，然後提出了第一個推惻：F.P.可能是利用職業之便製作炸彈，也可能是一個無所事事的流浪漢的惡作劇。但是，有一點可以初步肯定，這是一個男人所為。在以往的歷史上，製作炸彈的人無一例外地全部是男性。

布魯塞爾接著說：“他大概以為他患慢性病應當歸咎於愛迪生公司。漸漸地，他又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對他的不幸負責。如果某人確信周圍的人都在有意找自己的麻煩，便可以認為他有偏執狂的某些特徵，偏執狂是一種精神紊亂病症，患者總有一些固定不變的幻覺和錯覺，而他在自己的思維世界裏。卻條理清晰，邏輯縝密，偏執狂有潛伏期，在這一期間，病勢發展緩慢，不易察覺，35歲以後，病狀急劇加重。罪犯從放置第一枚炸彈迄今已有16年的歷史，那麼他的年齡應在40歲以上。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可能。

“說得更清楚一些，偏執狂患者通常過於自愛，以此保護‘自我’。他不願意為自己的弱點和失敗承擔責任，而執拗地認定生活中的不愉快全都是他人造成的。‘他人’一般又指某些大的社會群體，我們這個案子中，罪犯便是對愛迪生公司懷着一肚子怨氣。他的幻覺與錯覺日益加劇、延展，直至彼及到紐約全體市民和整個社會。誠然，他在愛迪生聯合公司受到的待遇未必公正，他這番推理的出發點未必不正確，他的失誤，僅僅在於無憑無據地斷定這家公司在迫害他。偏執狂症形成的基礎其實就是一種錯誤的判斷，患者以後的推理邏輯幾乎無懈可擊，因為，罪犯一般都是智力發達的人。根據罪犯的筆跡着，他象是一個學業成績優秀的高中畢業生。這是第三種可服，加上偏執汪症，我已經講四種可能。”

布魯塞爾侃侃而談，在座的警察們聽得入了迷。

“如何發現偏執任卻是一件難事，”布魯塞爾繼續說，“患者的表現無異常。他行為謹慎，自以為完美無缺，決不會貿然干一件有悖常理，可以引起非議的事情。刑事檔案里不可能有對他的記錄，醫院和瘋人院更與他無緣，原因很簡單，一個自以為智力超群的人肯定不會以為自己有精神病。按照德國精神病學家柯爾會奈的理論，85％的偏執狂患者的體型都象田徑運動員：我們由此可以得出第五種可能：罪犯身材均稱。不胖，也不瘦。”

布魯塞爾又看了一眼罪犯寫的信。這些信用詞準確，字體清晰，給人以嚴謹、整潔的感覺。他又說：“第六個可能：罪犯肯定是個表現出色的職工。他按時上下班，工作無可指摘。他穿戴整齊，天天剃鬍子，過着一般守法公民的生活。直到成為‘卑鄙罪行’的受害者時為止。‘卑鄙罪行’不是美國人的語言，他信中的文字都不象出自美國人之手。‘卑鄙罪行’有點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文風的意味，那個時代荒誕不經的小說里充斥着這類詞彙。再比如，他寫的是‘愛迪生公旬’，而美國人只是簡略地稱呼該公司的縮寫。由此可見，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裏。”

“您說的全對。可我們稍微動動腦子，也能分析得八九不離十。”另一個警察說。

“再有，您說罪犯普普通通，為人處事規規矩矩，年歲在40上下，這些情況太泛，對我們這些搞偵破的沒多大幫助。”一個警察說。

“諸位言之有理。”布魯塞爾泰然地應道：“我將進一步研究罪犯的筆跡，但願能有所發現。我的推論可能要刺激你們，但是請別見怪，討人嫌也許恰恰是搞精神分析學的人的職業習慣。”

他長時間地審察着信和照片，過了好一會兒，才抬起頭，笑着說：“恐怕到此為止，我才是以我的職業資格開始進行評論。我有這樣一個問題：和愛迪生公司鬧過糾紛的人少說得有幾千人，但是，除了罪犯，誰也沒有因此就在紐約城四處要放炸彈，為什麼？”

“和愛迪生公司間糾紛未必是罪犯放炸彈的真正原因。”一個警察應了一句。”當然，這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不是唯一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連罪犯本人也未必能夠意識到，這便是我用精神分析學推斷出來的。倘若罪犯坐在我跟前，並願意開口講話，那麼我和他經過商議，可能會得出一詳的結論。可借他今天不在，我只好根據現有的情況，按照我以為再明白不過的，而你們可能深表懷疑的道理進行推理。罪犯的信中使用的是大寫字母，字體嚴謹整齊，只有‘W’字形狀有些怪異。上下的筆畫略呈圓形，正西着去，稍加想像，有些象女人的兩乳和男人的睾丸。性的因素在罪犯身上極力強烈，以至罪犯在寫‘W’字時，把他平日一絲不苟的嚴謹作風也忘在了腦後。再請看這幾張劇院座位的照片，罪犯狂暴地用匕首戳破座面放量炸彈，可他原本是幹個行為謹慎，精於計劃的人，這一切，連同字母‘W’，都揭示出罪犯性格中的裂痕，這裂痕在罪犯感情衝動的時候，便會不由自主地暴露出來。”

“我們知道，男性兒童在一個特定的過渡時期，會受到母愛的強力吸引，甚至會仇視父親，把這種敵對父親而又不便於公開的情緒隱理在內心深處，有的兒童會在這一過過渡期碰到障礙，我們面對的這個恐怖分子可能就碰到了這種障礙。不知發生了什麼變故，使他對母親的違反常情的愛得以滯留、固定了下來，並且使他不再相信他所蔑視的男性權威。由此可以推演出幾種可能：他的母親可能已經過世，或者生活在遙遠的異地，他是和比他年長、可以喚起他對母親回憶的一個女性親戚一起生活。戳破座面，是他內心世界的表現與發泄，這或者意味着他對母親的情慾，或者意味着要割父東。如果是后一種情況，一切便都有了解釋。一個正常人，即使和愛迪生公司吵了架，也不會在紐約城到處放炸彈。由於罪犯在童年時代有礙於父親，不能把母親的愛延伸發展，因而，耿耿於懷，產生了持續存在着的失望，也產生了對權威的反抗。這兩種情緒發展到一定程度，勢不可擋地渲泄了出來。把這種感情的曲折變化移放到另外一個警察局，正好和罪犯的犯罪行為吻合；16年來，他固執地以為別人企圖掠奪理應屬於他的權益。表面上，他是在指責愛迪生公司，實際上卻是由於他對母親的愛沒有得到滿足。這就產生了第九種可能：因為愛母親，他對別的女人不感興趣，他是個單身漢，喜歡孤獨，沒有朋友，我甚至敢說他沒有吻過任何一個姑娘。”

“是不是同性戀？”一個警察問。

“不是！他沒有朋友，也絕不去干不合適、不體面的事情。他對人缺乏熱情，但是彬彬有禮，對所有的人都一臉和氣，因為他是偏執汪病人，一定要表現得完美無缺。適才我說過他身材均稱，現在我甚至進一步說，他可能很注意打扮，衣冠楚楚。這是第十個可能。”

“您憑什麼說他愛打扮？”這是剛才發問的那個警察。

“不憑什麼。我只是試圖想像出罪犯的人物形象。我在推理。一個偏執狂病人，不管是在穿戴上，還是在行為上，都不願意把自己放在典範的標準之下。”

接着，芬尼深長又按照自己的邏輯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恐怖分子住的是獨門獨院，而不是住在公寓裏，因為他要有一個不驚動鄰居的僻靜處所。

“第12種可能，”布魯塞爾說，“他的問題在性方面。他的性衝動既然還未冷卻。所以他不超過60歲。還有，剛才我說過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裏，我現在加上一句；他是斯拉夫人。”

警察們眨了眨眼睛，聽得更有了精神。

“使用何種兇器不是以國界來劃分的。但是，眾所周知，行兇用扼殺的手段在地中海國家比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更為普遍。歷史地看，使用炸彈和匕首一人流行於歐洲中部，當然，全世界各地的凶殺案中都有使用炸彈和匕首的，然而，要是有一個人同時使用兩種手段，就說明是個斯拉夫人。這是第13個可能。”

“既然是斯拉夫人，就有理由認為他是個天主教徒，這就把我們引向了第14個可能：他有規律地按時去教堂，因為他的生活習慣是有規律的。”

“罪犯的信封上分別蓋的是紐約和西徹斯特的郵戳。他可能是在他的家和紐約之間的某地發的信。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聚居着該地區的斯拉夫人。這位有了第15個可能，他可能住在這個地區。”

布魯塞爾大夫的推理縱然出神入化，卻也提出第16個可能時犯下了一個錯誤。在確定“炸彈瘋子”患的是什麼慢性病時，大夫有幾種選擇：癌、心臟病和肺結核。大夫說，要是罪犯患了癌症，那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是肺結核，那他可能早就醫好了，於是判斷他有心臟病。大夫卻忘記了，偏執狂諱疾忌醫，根本不會找醫生看病。事實上，“炸彈瘋子”患的是肺結核。

布魯基爾的診斷結束了。

“您對我們有什麼好的建議？“芬尼探長問。

“向社會公開這16種可能性，大事宣傳。我覺得罪犯願意被人發現，長期地隱性埋名使他越來越失望，為了從失望中掙脫出來，他需要刺激。應該向他挑戰。向他表明，我們的智力和他可以分庭抗禮。如果我的推理不對，他會告訴我，從而向我們提供了情報，如果我說得不錯，隨便哪個鄰居都會認出他來。”

“成功的希望只入百萬分之一。”一個警察嘟囔了一句。

芬尼推開門，準備告別。布魯塞爾大夫忽然又叫往探長，補充說：“還有一件事，（大夫閉上了眼）我好象看見了罪犯……他衣冠楚楚，卻不大能接受新的衣服式樣。你們抓獲他的時候，他穿的應該是一件雙排扣的西服，扣子全系得緊緊的。”

1956年聖誕節前夕，布魯塞爾推斷出的16種可能性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繼而又刊登在全美國的各種報刊上。

一時間，公眾中掀起了波瀾。警察局的電話總機應接不暇。打電話的人當中，有報告哪裏有炸彈的，有提供罪犯線索的，一切都要核實，都要查閱愛迪生公司的人事檔案，都要翻出幾十年前的老帳。

一天夜裏，凌晨一點鐘，布魯塞爾大夫家的電話響了；“這是布魯塞爾大夫家嗎？”

“是。您是誰？”

“我是F.P。您最好別插手，否則您會後悔的。”

說完，對方便掛斷了電話。

F.P.接受了聖誕節的挑戰。四天後，他又在一家圖書館和帕拉蒙電影院放置了炸彈。更重要的是，他開始寫信回答了。信是12月27日下午1時30分從西徹斯特發出的：“我看到你們12月26日登在報上的東西。要我投降是荒謬的。不要糟踐我的聰明才智。還是把愛迪生公司拉上審判席吧！”

1957年1月10日，美國報紙要求恐怖分子對自己的不滿進一步作解釋。兩天以後，對方有了答覆。

“我一輩子生活在貧困與清苦之中，到頭來一無所獲。我得到的只是辱罵。我的遭際很好地說明了你們所謂‘美國社會制度之正義’是什麼東西。我要讓公眾明白它犯下了卑鄙的罪行。你們要我投降，莫非要我再一次付出犧牲么？誰是罪人，是我，還是你們？F.P.”

人是健忘的。這以後，人們又好象放棄了“炸彈瘋子”這個話題。過了一些日子，一位婦女在查閱愛迪生公司二十年代的檔案時，在公司與其僱員的糾紛部分中，看見了工人喬治·梅泰斯基的卷宗。此人的情況和別人差不多，他受了傷，公司發給了些錢，他嫌不夠，於是雙方發生爭執，卷宗里存有本人的申訴信，這種信別的卷宗里也有，所不同的，是他用了“卑鄙的罪行”這樣的詞，這位婦女顯然被挑起了好奇心，她抽出卷宗。認真地審閱起來。

1929至1931年間，喬治·梅泰斯基在一家工廠當發電機修理工，該工廠後來被愛迪生公司兼并。1931年9月5日，鍋爐的膛火噴出來，將梅泰斯基掀翻在地，公司付給他工傷補貼，他經過醫治，沒有查出任何殘疾，幾個月後，公司在裁減人員時將其除名。1934年1月4日，當他申請殘廢補助金未能如願以後，他宣稱自己患了肺結核。

愛迪生公司的報告，認為梅泰斯基工作出色，一絲不苟，手腳麻利，遵守記律，與人和善，品行優良。

人們又發現其它一些有意思的因素。梅泰斯基在鍋爐噴火事故受傷時28歲，今年44歲。他有一個波蘭名字，信天主教，住在康涅狄格州。進一步的暗中偵查證明他尚未婚娶。他和兩個姐姐住在獨門獨院的一座房子裏，兩個姐姐一個叫安娜，一個叫瑪伊，都是獨身，她們供給弟弟生活費用，還送給他一輛小汽車，梅泰斯基的雙親早已亡故，他患有慢性病，沒有工作。警方沒有他的刑事記錄。他身高1.75米，重74公斤，鄰居們說這一家人從不惹事生非，但和外人交往不多。梅泰斯基給人的印象總是彬彬有禮。

“奇了，這和布魯塞匝大夫說得一般無二，”警察決說，“得找這個人會一會去。”

1957年1月22日星期一，四個偵探來到梅泰斯基家門前。這是一座四層樓的高大別墅，外表陰沉，灰暗，鑲有木柱的游廊多有殘破之處，樓前是一個荒涼、卻還失事掇得乾淨的花園。偵探叩響了大門。裏面亮了一盞燈，有人踮着腳尖，踩着吱嘎作響的地板走了出來。這是喬治·梅泰斯基。他穿着一件褪色的睡袍，藍色的眼睛透過金邊眼鏡冷靜地看着偵探們。

“晚上好。”他微微一笑，請四個不速之客進了房間。

“可以讓我們看一下您的筆跡嗎？”

“我知道你們為什麼來我這兒。你們以為我是‘炸彈瘋子’？”

“我們恐怕並沒有搞錯。”

梅泰斯基只是啞然一笑。他彷彿漫無邊際地發了一通牢騷，然後把偵探們引到別墅後面的車庫裏：這是生產炸彈的車間，工具排列得井然有序。

“那麼，是您了？”

“正是。”

“F.P.是什麼意思。”

“費厄潑賴（公平的意思）。”

兩個姐姐不知所措地哭着，喊着：“他不會傷害人的呀！”

偵探要梅泰斯基穿好衣服。他走出家門的時候，頭髮梳得油光，皮革擦得鋥亮，當然，還有更使布魯塞爾大夫感到自豪的：“炸彈瘋子”穿一件藍色細條紋西裝，雙排扣，三個扣子全部系得緊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