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所做之真實證言……
“所有來至中央刑事法院在吾王之法官面前聽審之相關人士向前就座。
“天佑吾王，及吾王之法官大人。”
在一號法庭里，“紅衣”法官正在就座。法官包德金先生是個矮胖子，他身上那件開了黑衩的紅袍使他顯得更矮更胖。可是他的姿態卻是生氣勃勃。在一頂合適得就像是他自己頭髮似的灰色假髮下，那張圓臉精神奕奕，小小的細長眼睛原本會顯得惺忪的，卻警醒得讓他有種校長站在一群學生前面的神氣。
對坐在律師席後面保留座位的艾芙蓮和我來說，這個地方看來不像個法庭，倒像間學校。就連桌子都排得像教室里一樣。法庭上方是一個漆成白色的大穹頂，最上面卻是一方平的玻璃屋頂，給三月清晨的陽光照得有些朦朧。四壁都有相當高度的橡木鑲板。隱藏在鑲板上沿後面的電燈，把黃色的光投射到白色穹頂上，使橡木看來很輕，也把法庭其餘的木製部分變成有種發黃的顏色。這裏之所以會像間教室，很可能是因為打掃得千乾淨凈的緣故。或者也可能是這裏完全沒有匆促或慌亂的感覺，就像是一具老掛鐘的鐘擺。
從我們坐着的地方——在律師席後面——我們只能看到那些律師袍服和假髮的背影：幾層往下的白色假髮，都帶着像扣子似的發鬈。一小撮人，彼此俯過身去耳語交談。在我們左邊是一塊高起的大平台，目前是空着的。我們的正對面，在有圍欄的律師席再過去，就是陪審團席，旁邊是證人席，我們的右邊則是法官席。後面是一排很大的高背椅：邦國之劍【TheSwordofState，作為王權標誌的一部分，象徵君王可以邦國之力抗敵的權力，及維護國家權力與和平的責任。——注】直直地懸挂在正中間的那張椅子上方。
法官包德金大人向律師們、法庭的職員，以及陪審團鞠躬為禮。他鞠躬時彎腰，像在行額手禮。就在他下方那張桌子後面的兩名職員轉過身去，一起鞠躬行禮，兩個人都很高，戴着假髮，穿着袍子，而他們一起深深彎腰行禮的時間和法官行禮的時間配合得恰到好處，讓人覺得像是滑稽木偶戲裏的動作。然後法庭里的人坐好，咳嗽聲開始響了起來。法官包德金大人讓自己坐在邦國之劍左邊的那張椅子上：絕不坐正中那把椅子，那是保留給市長大人或是其他哪位高級市政官的。戴上一副玳瑁框的眼鏡之後，法官包德金大人拿起一支筆，把一本大筆記簿里的紙撫平。在法庭的玻璃屋頂上方，三月的陽光變強了，然後又減弱。他們把被告帶了進來。
你沒法長久地望着嫌犯，他由兩個警察夾着站在那個大檯子上。至少我沒法久久地看着他，那會讓你覺得自己很殘忍。這還是艾芙蓮和我第一次見到安士偉。他是個看來很正派的年輕人——幾乎法庭里的每一個人在照鏡子的時候，都會看到和他相似的人。儘管他衣着光鮮而且剛刮過鬍子，卻有那麼一種神情，讓人覺得他對所發生的事情並不特別在意。但他硬邦邦地立正站着。有幾個很殘忍的社會版記者坐在我們後面：他並沒有朝我們這邊看，等起訴書向他宣讀完畢之後，他回答“我無罪”的聲音卻突然有股反抗的意味。在法庭里從來不說不必要的話，法官似乎都用手勢來指示一切。
“我謹向全能的上帝發誓。”他們正在讓陪審團宣誓，“我必儘力仔細聆聽檢方及被告所做之真實證言，並根據證據做公正判決。”
這裏是你離開校長辦公室之後的一間教室，只是後面有根絞索。滿懷疑惑的艾芙蓮，用手遮着嘴說話。她一直在望着我們前面那排穿黑綢袍子的背影。
“肯，我實在不明白，H.M.【亨利·梅利維爾爵士(SirHenryMerrivale)名字的縮寫。——注】為什麼要上法庭？我是說，我知道他一向和政府方面的人不和；尤其是跟內政部長每次見面都會吵架；可是他跟警方關係密切，那個探長……他叫什麼來着？”
“馬斯特司？”
“馬斯特司，不錯。他都會先聽H.M.的忠告，才聽他上司的話。哎，要是H.M.能證明安士偉這傢伙是清白的，為什麼不證明給警方看，讓警方把這案子銷了呢？”
我不知道。在這一點上，H.M.就是怎麼樣也不肯說。雖然我們前面的律師現在全都背對着我們。可是很容易就能找出H.M.，他一個人坐在前面長椅上的左邊，兩隻手肘往外撐在桌子上，使得他那件舊袍子讓他顯得更為胖大，而他的假髮也戴得很奇怪。在他右邊同一張長椅上坐着控方的律師——華特·史東爵士、韓特利·勞頓先生，還有約翰·史普拉格先生——正湊在一起商議。他們的低語聲聽不清楚。H.M.面前的桌子上比較乾淨，檢方律師面前卻堆滿了書本，打印得很整齊的摘要，黃色的卷宗夾里放着官方的照片，另外還有嶄新的粉紅色吸墨紙。每一個背影看來都很嚴肅。但是只要有人的眼光飄向H.M.時，我就會感到(或者說我覺得自己能感到)在成為“老貝利”【OldBailey，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的別稱。——注】的那種故作禮貌狀的假面具下，有那麼一點諷刺的意味。
艾芙蓮也感覺到了，她非常生氣。
“他不該上法庭來的，”她堅持道，“他在大戰前就有了律師資格，可是樂麗波普親口告訴我，說他有十五年沒接過案子了，他們會吃定他的。你看看他在那邊坐着，像一隻喝醉了的貓頭鷹！只要他們惹毛了他，他就會控制不住自己；你知道他一定會那樣的。”
我不得不承認他不是能中選的律師當中最好的一個。“好像他最後一次出庭的時候引起了騷動。而且，我個人認為向陪審團發言時一開始就是：‘呃，各位獃子’，實在太過輕率。可是不知道是什麼奇怪的原因，他就是打贏了那場官司。”
陪審團繼續宣誓着，法庭里充滿了嘰嘰嘎嘎的響聲和嗡嗡的說話聲。艾芙蓮越過了在法庭中間那張律師用的長桌往下看，每一個位子上都坐得有人，而那張桌子上擺滿了裝在信封或盒子裏的各種證物。另外還有兩件很奇怪的證物立在旁邊，靠近法庭速記員所坐的小隔間。然後艾芙蓮抬頭去看像個瑜伽修行者那樣漠然坐着的法官包德金先生。
“法官看起來很……嚴格。”
“他是很嚴格。他也是全英國最聰明的人之一。”
“那要是這個傢伙有罪的話，”艾芙蓮說。她指的是那個不能說的人，“你覺得是他乾的嗎？”
她說話的語氣就像旁觀者提起這件事來一樣的偷偷摸摸。私底下，我認為安士偉若不是有罪，就是瘋了，也許兩者都是。我倒相當肯定他們會把他絞死。他的確也儘可能做了好多讓他自己受絞刑的事。可是現在不是想這件事的時候。最後一批陪審員，包括兩位女士，已經順利宣誓完畢。起訴書又再次向被告宣讀了一遍。有人清了下嗓子。檢察總長華特·史東爵士站起身來，為檢方先做開場白。
“庭上，各位陪審員。”
一片沉寂之中。華特·史東爵士的聲音響起，有種很奇怪的效果，好像是由深淵中發出來的。他抬起下巴，我們看到的是他假髮蓬亂的頂部。我覺得在整場審判中，我們只在他轉過身來的時候看過一次他的臉：那是一張紅紅的長臉，有一根很長的鼻子和很凌厲的眼睛。他完全沒有一點人情味，十足的死氣沉沉。他經常一副像體恤的老師在問有點智障的學生的模樣。他維持不偏不倚的態度，聲音很輕快，卻字正腔圓得像個演員。
“庭上，各位陪審員，”檢察總長開始說道，“對嫌犯起訴的罪名，正如各位所聽到的，是謀殺。本人的責任，就在向各位說明檢方將根據線索來偵辦這個案子。各位可以相信檢察官通常都是不得已才擔起這樣的責任來。本案的被害人是一個普遍受到尊敬的人，多年來都在首邑銀行擔任要職。後來，我想，他還升任了那家銀行董事會的一員。而犯下罪行的被告，出身世家，教養良好，家道富有，比其他的人要幸運得多。但所有的事實，都要送呈各位面前；而這些證據，我相信，不會引致其他結論，而會證明艾佛瑞·胡彌先生就是被拘提到此的嫌犯所無情地殺死的。
“被害人是一名鰥夫，死亡時和他的女兒瑪麗·胡彌小姐、他的弟弟史本賽·胡彌醫師，以及他的機要秘書艾蜜莉亞·喬丹小姐一起住在格魯斯維諾街十二號。從去年十二月二十三號到今年一月五號，這兩個禮拜里，瑪麗·胡彌小姐不在家裏，到索塞克斯拜訪友人。各位會聽說到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清晨，死者收到胡彌小姐的一封來信，信中宣佈了胡彌小姐已經訂婚，準備下嫁給詹姆士·安士偉，也就是本案被告，他們是在她朋友家中認識的。
“各位也會聽說到，在接到這個消息時，死者起初非常高興，表示他自己熱烈贊同。他寫了一封道賀的信給胡彌小姐，而且至少和她就這個問題通過一次電話。考慮到嫌犯的前途無量，各位也許認為他應該覺得很滿意，可是我必須請各位注意後續的發展。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月四日之間，死者對這件婚事(還有對嫌犯本人)的態度有了突然而完全的改變。
“各位陪審員，這個改變是什麼時候、又是為什麼產生的，檢方不準備說明，但是檢方要請各位考慮一下，這樣的改變對嫌犯是不是會有任何影響。各位會聽說到，在一月四日，星期六的早上，死者又收到胡彌小姐寄來的一封信，這封信里說被告那天會在倫敦，胡彌先生毫不浪費時間地立刻和嫌犯聯絡。在星期六下午一點三十分時，他打電話到嫌犯位於杜克街的公寓。死者這次對嫌犯所說的話有兩名證人聽見。各位會聽說到。他是用什麼樣的字句和什麼樣尖刻的語氣和嫌犯說話，各位也會聽說到，死者在掛上電話之後，曾大聲地說道：‘我親愛的安士偉，我要製得你服服帖帖的，你這該死的。’”
華特·史東爵士停了下來。
他這番話說來毫不帶感情，一面看着手上的文件，好像要確定話都說得正確。有幾個人很本能地望向嫌犯，現在他坐在被告席，兩邊各有一名獄警坐在他身旁。我覺得嫌犯似乎對這一切早有準備。
“在這次電話交談中，死者請嫌犯在當晚六點鐘到格魯斯維諾街的住所去，各位也會聽說到，後來他關照管家說他正在等六點鐘來的客人，這個人(以他本人的話來說是)‘可能會有點麻煩，因為這個人不能信任’。
“大約五點十五分左右，死者回到他設在房子後面的書房，或可說是辦公室去休息。我必須先向各位說明，在他長年為銀行工作的期間，他在家裏給自己弄了一間合乎他需要的私人辦公室。你們會看到這個房間只有三個出入口：一扇門和兩扇窗子。門是一扇既厚重又緊密的門，由裏面用門閂閂住。甚至沒有鎖孔；門由外側鎖上時，則用耶魯的彈簧鎖。兩扇窗子都裝了鋼鐵的遮板，而各位也會聽說到那是完全防盜的裝置。死者生前習慣於將必須帶回家來的重要文件或信件收在這個房間裏。但是這間書房已經有很多年沒有當做‘保險庫’使用了，死者也不覺得有將門窗關上遮板或上鎖的必要。
“死者後來只在那裏放着他的‘獎品’。各位陪審員，這裏說的是死者非常熱衷於射箭這種娛樂。他是皇家射箭協會的成員，也是肯特郡護林官協會的成員，這兩個協會都是為推行這種古老的優良運動而成立的。在他書房的牆上掛着一些由肯特郡護林官協會年度競賽得來的獎品，包括三支箭——每支箭上都刻有得勝的年份：一九二八、一九三二、一九三四，以及由肯特郡護林官協會為一九三四年破紀錄的分數還是中靶次數而頒發的一枚銅質獎章。
“有這些背景的死者在一月四日星期六傍晚五點十五分左右進入了他的書房，現在請注意接下來的事情！這時候，死者叫來他的管家戴爾，指示他將窗子的遮板關上鎖好。戴爾說：‘遮板嗎？’他表示驚訝，因為自從死者不再把這個房間當辦公室使用之後，就再也沒做過這種事。死者說：‘照我說的話去做。你以為我想讓傅來明看到那個傻瓜來找麻煩嗎？’
“各位會聽說到，所提到的魯道夫·傅來明先生，也是一位射箭的同好，他是死者的朋友，就住在隔壁：事實上，他所住的房子就在書房窗外，只隔着一條窄窄的通道。戴爾遵照死者的指示，將遮板關上鎖好。值得注意的是，那兩扇上下開動的窗子也是由裏面上鎖的。戴爾先確定屋子裏一切安排就緒，然後注意到在小柜子上有一個酒瓶，裏面裝着一直滿到瓶塞的威士忌，一個沒有用過的虹吸式蘇打水瓶，以及四個乾淨的酒杯。戴爾離開了房間。
“六點十分時，嫌犯抵達了。各位會聽到有關的證詞，讓各位決定他究竟是不是在極其激動的狀態。他拒絕脫下大衣，要求馬上帶他去見胡彌先生。戴爾帶他去了書房，然後離開房間，順手關了房門。
“大約六點十二分左右，仍然在門外小走廊上的戴爾聽到嫌犯說：‘我不是到這裏來殺人的，除非真有那個必要。’過了幾分鐘之後。他聽到胡彌先生大聲叫道：‘老兄，你怎麼了？你瘋了嗎？’他還聽到某些聲音，將來都會形容給各位聽。”
這回檢察總長只略微停頓了一下。華特·史東爵士越來越起勁：雖然他仍然維持着冷淡的態度口若懸河地發言，也仍然刻意字正腔圓地讀出他引用的句子。他唯一的手勢是用他的食指隨着他所念的每一個字慢慢地移向陪審團。華特爵士是個很高的人，而他黑色袍服的袖子有點飄動。
“就在這時候，各位陪審員，戴爾敲門問是不是有什麼問題。他的僱主回答說：‘沒事，我能料理好。走開！’於是他就走開了。
“到了六點三十分。艾蜜莉亞·喬丹小姐下樓來，在走出大門之前，先去了書房，她正準備敲門，卻聽見嫌犯的聲音說：‘起來！起來，你該死的！’喬丹小姐試了下門把，發現房間從裏面閂住了。於是她由小走廊跑過去，碰到了正走進小走廊里來的戴爾。她對他說：‘他們在打架，他們彼此要殺對方；快去攔阻他們。’戴爾說最好去叫警察來。喬丹小姐說：‘你是個膽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來明先生找來。’戴爾建議說這時候喬丹小姐最好不要一個人留在屋子裏，最好是她自己去叫傅來明先生。
“於是她就去了，卻看到傅來明先生正離開家門往外走。傅來明先生陪她回來之後，發現戴爾正拿着一根撥火棍從廚房進來。他們三人一起走到書房門口，戴爾敲了敲門，經過一分鐘之後，他們聽到有聲音，很正確地認為是在門的那一邊把門閂慢慢地由插孔中抽出來的聲音。我說‘很正確地’，各位陪審員。那根門閂的確是在那時候抽開來的，而那是一根很難拉開的門閂，需要相當大的力氣才能拉得動，這件事嫌犯本人也再三地表示過。
“嫌犯把門拉開了幾吋。在看到他們之後，他把門整個打開，說道：‘好了，你們不如進來吧。’
“在那樣的情況下，你們也許會、也許不會認為這句話很冷漠無情。那個情況就是：胡彌先生躺在窗子和書桌之間，你們會聽到有關位置所在的敘述。一支箭插進他心口裏，仍然豎立在屍體上。你們會聽到經認定在最後見到死者和兇嫌單獨在一起時，那支箭還掛在書房的牆上。這一點，也確實經由嫌犯本人確認過了。
“關於這一支箭，我們要以醫學證據，證明箭矢是以什麼樣的力量和方向刺進身體，使得刺穿心臟而造成立即死亡。
“各位會聽到專家證人的證詞，證明那支箭不可能是射出來的；也就是說，不可能是由一張弓射出來的，而是用作手持的武器，像用刀一樣。
“你們也會聽到警官作證，說在那支箭(那支掛在牆上已經有很多年的箭)上面積了一層灰。那些灰塵只有一處弄亂的地方，而在那裏發現了清楚的指紋。
“最後，各位會聽說到，這些指紋正是在押被告的指紋。
“現在，嫌犯打開書房的門讓喬丹小姐、傅來明先生和那位管家進去之後怎麼樣了呢？他們會證明房間裏只有他和死者。傅來明先生對他說：‘誰幹的？’嫌犯回答說：‘我想你們會說是我乾的。’傅來明先生說：‘呃，那你已經把他殺死了；我們最好找警察來。’不過，他們還是先檢查了那個房間：發現窗子的鐵遮板仍然由裏面鎖住，而窗子同樣地也由裏面鎖住了。我們會向各位說明，他們發現嫌犯獨自一人和遭到謀殺的死者在一間這種情況下無法進出的房間裏；而且，我們也可以很確實地說，那裏沒有任何一點縫隙能讓另外一個人出入。在傅來明先生搜查那個房間的那段時間裏，兇嫌坐在一張椅子上，神情顯然十分鎮定(不過這件事各位必須聽過證人的說辭)；抽了一支煙。”
有人咳嗽了一聲。
這聲咳嗽絕非故意，因為法庭里所有的人臉上都表情嚴肅；但是咳聲還是引起了一陣騷動。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對這事有什麼看法。然而。這類事情造成一種氣氛，而這種氣氛有些不祥。坐在我們後面市地公司座位上的是兩位女士。一個長得很好看，穿了件豹皮大衣；另外一個相貌不能說是醜陋，至少很平庸，在她那張貴族化的臉上化了濃妝。我們應該很公正地承認她們並沒有扭動身子，或是發出笑聲，或是大聲說話，她們冷硬的耳語聲只有我們聽得到。
豹皮女子說：“你知道嗎？我有次在一次雞尾酒會上見過他耶。我說，這可不是讓人興奮得可怕嗎？想想看，再過不到三個禮拜，他就要給絞死了。”
平庸面孔說：“你覺得這很有意思嗎，親愛的？我真希望他們會給我們一個舒服的地方坐坐。”
華特·史東爵士往後靠在長椅的靠背上，兩手順着椅背伸了出去，打量着陪審團。
“現在，各位陪審員，嫌犯本人對這些事情又有什麼說法呢？他怎麼解釋胡彌先生死亡時，只有他一個人和死者在一起的事實呢？他怎麼解釋他的指紋在兇器上呢？他怎麼解釋另外一件會再提陳給各位的事實，那就是他為什麼帶着一把手槍到那棟房子去？各位會聽到他對傅來明先生、對戴爾、對在發現屍體后不久趕到的史本賽·胡彌醫師所說的不同說辭的細節。
“不過，這些說辭大部分也都包含在他於一月五日中午十二點十五分向分局警探莫特倫所做的供詞當中。嫌犯在隨同莫特倫警探和雷伊警佐到多佛街去之後，在那裏自動做了供詞，現在我就宣讀給各位聽，他說：
“‘本人系自願提出此項供詞，且出於本人之自由意志，事先已得知我所說之一切均會做成書面記錄，並得用於呈堂供證。
“‘我希望能澄清我自己，我完全是清白的。我在今天上午十點四十五分時抵達倫敦，死者知道我要來，因為我的未婚妻已經寫信給他，說我會搭九點鐘由索塞克斯的富瑞安站開的火車。下午一點三十分，胡彌先生打電話給我，要我六點鐘到他家去，他說他希望解決和他女兒有關的一些事情。我在六點十分到達他的住處。他非常友善地迎接我。我們花了幾分鐘談射箭的事，我當時注意到有三支箭掛在牆上，他說你可以用那樣的一支箭把人殺了，我開玩笑地說。我不是到這裏來殺人的，除非真有那個必要。這個時候。我很確定房門沒有閂上，我身上也沒有任何一種武器。
“我告訴他說我想娶胡彌小姐，請求他同意。他問我說要不要來杯酒，我說好。他倒了兩杯摻蘇打水的威士忌，給了我一杯，自己拿了另外一杯。然後他說他要敬酒祝我健康，還說他完全贊同我和胡彌小姐的婚事。’”
華特爵士把眼光從那張紙上抬了起來，似乎有好長一段時間，他一直盯着陪審團。我們看不到他的臉；可是他戴假髮的背影卻是很有說服力的樣子。
“檢方的確要求各位相信，死者把他找到那裏去是為了‘解決和他女兒有關的一些事情’。你們必須決定：從表面上來看，這句話是否合理，或是否可能。他到了那裏，嫌犯剛進門，他們就開始談射箭的事，而胡彌先生用極其友善的態度宣稱，可以用那樣的一支箭把人殺死。各位可能認為這種做法太特別了，雖然這樣讓嫌犯能說他那個關於殺人的玩笑話。各位也許會覺得更特別的是，死者在其他證人面前表達了各位將來會聽說到的他對嫌犯的感覺：居然會敬酒祝他成功，還贊同那件婚事。可是接下來如何呢？
“‘我大約喝了半杯摻蘇打水的威士忌后，感到頭暈，我知道我想必是快失去知覺了。我想要說話，可是說不出來。我知道酒里一定被下了葯，可是我感到自己往前倒下，而我所記得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胡彌先生在說：“你怎麼了？你瘋了嗎？”
“‘等我蘇醒過來的時候，我仍然坐在那同一張椅子上。不過我相信我先前曾經由椅子上跌下來過。我覺得很不舒服。我看了看錶，發現已經是六點半了。然後我注意到胡彌先生的腳伸在書桌的那一邊，他躺在那裏，死了，就像你們看到的情形。我叫他爬起來，我沒辦法想到底出了什麼事。我在房間裏繞了一圈，注意到牆上的箭有一支給拿了下來。我試了下房門，發現門是由裏面閂住的。我也去察看過窗子的遮板，那也由裏面上了鎖。我想到可能會有入懷疑是我殺了他，所以我去找胡彌先生倒的那兩杯酒，我沒有找到。裝威士忌酒的瓶子又裝得滿滿的放在小柜子上，那瓶蘇打水也好像從來沒用過。還有四個乾淨的酒杯：可是其中兩個可能是我們用過的杯子；我不知道。
“過了一會兒，我又走過去看那扇房門。這時候我才注意到我手上的塵土，就像後來你們要我看的一樣。我走回去看那支箭。正當我在看箭的時候，有人敲門；我看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所以我開了門，那位你們稱之為傅來明先生的大個子沖了進來，那個傭人跟在他後面，手裏拿了根撥火棍，而喬丹小姐還在門口。這就是所有我能告訴你們的事。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碰過那支箭。”
在華特爵士把那幾張薄薄的打字紙翻回來、放下去的時候，發出一陣窸窣的聲音，而這聲音傳遍了整個法庭。
豹皮女子悄聲地說：“哎，他根本是個瘋子。”
平庸面孔說：“你真的這樣想嗎，親愛的？你還真是天真得可怕呢。我敢說，他就是希望我們這樣想啦。”
“噓——”
“各位陪審員，”華特爵士繼續說道，一面將兩手伸開，做出一副寬大為懷、甚至很困惑的表情，“我對這番供詞不予評論，也不評斷馬上會由證人和警方提出的實際證據。這些奇特的供詞可以怎麼說明，會由嫌犯或我那位飽學的朋友提出什麼樣的解讀，都不是我能說的。檢方的論點是，這個男人在發現艾佛瑞·胡彌對他一意安排的計劃，提出既憤怒又意外、而且不可動搖的反對時，和他發生了爭吵，進而兇殘地殺了那個從來沒傷害過他的老人。
“最後，我只需要提醒各位這一點：你們所要做的事，就是認定檢方所提出的證據究竟是否能證實謀殺的罪名，這是各位要做的痛苦工作，也是唯一的工作。如果你認為檢方無法在合理懷疑之下證明所指控的罪名，你也必須毫不遲疑地善盡你的責任。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訴各位，檢方對被害人為什麼突然與嫌犯對立一事提不出什麼理由。但是，我會證明這一點不是重點所在；這個問題的重點是，這樣的對立態度對嫌犯有什麼影響。兩人對立是事實，而各位也許認為這是一連串事件的開端，我們應該讓各位知道。所以，如果各位認為這個案子檢方已經相當能證實的話，各位就不要讓嫌犯在性格上的弱點成為他提出辯護的奇怪理由的一環；而各位也必須毫不遲疑地對他依法處以極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