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帕霍姆和平時一樣，早上七點鐘就醒了。他悄悄地穿好衣服，提上膠底高筒氈靴，看了看帳子裏正在睡覺的妻子，她頭髮剪得很短，面容蒼白，身體肥胖，他朝她看了一眼就走了出去。

冬天剛來臨，這時天還沒有亮。發白的天空使大地佈滿了一片黎明前的藍色。屋頂和晨霧也呈現出藍色。

他開了燈走進解剖室，抽起煙，打着哈欠，在室內來回走了好半天。

帕霍姆一夜沒有睡好，現在感到很不舒服。剛剛合上眼“急救”鈴聲就吵醒了他。他把暴病而死的老頭抬進了陳屍間。後來又被叫醒兩次。開始運來一個被火車軋死的醉鬼。清晨五點鐘時又運來一個從房頂上摔下來死亡的電工。早晨當人們給死老頭和醉鬼剝破衣服時，帕霍姆已在整理柜子，檢查手術器具，仔細擦掉上面的污點和塵土。

接待室里陸續走進一些男人和女人。他們都是死者的親屬。在不尋常的環境裏，這些人都是愁容滿面，顯得很窘迫。他們很容易互相結識，攀談越來。女人們的哭泣和訴怨聲不時傳進了解剖室。

工友聽着外面的嘈雜聲越來越高，但仍然幹着自己的事。他在這裏工作了三十年，對自己的職責和對周圍的人都形成了固定的看法。這些看法似乎已成了他的生活哲學。他堅信，科洛科洛夫教授值得高度尊敬，女助教和化驗員也應尊敬，而對來這裏的人是寬容和蔑視。對那些為爭奪還躺在解剖台上、屍骨未寒的死者遺產而爭吵的人們是不能尊敬的。“每一個親屬都是為了私利。”帕霍姆常說，“有些人說出來，而有一些人是藏在心裏……”

工友對死者則完全是另一種態度。他掌握了一套屍體防腐的秘密，任何細節都能處理得很好，使屍體看起來不惹人反感。頭髮、眉須平整，衣服扣子扣得整齊。這些被工友們稱之為“閉上眼睛的人”完全變了樣。

接待室里的嘈雜聲更大了。一個女人的聲音蓋過了男人的聲音。她在咒罵男人該死，以後的話更難以入耳。工友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了出去。接待室里一個又高又胖的女人正對一個身穿棉襖的小老頭揮拳頭，喊道：

“閉上你的臭嘴！聽見沒有，死鬼，可惡的東西！”

帕霍姆滿不在乎地挽起胖女人的胳膊，問道：

“您怎麼啦？”

他的這一動作和表情絲毫沒有引起女人的咒罵，女人放下手，兩眼流出了淚水。

“你說，是怎麼回事，要不我來說。”她一邊打着手勢，一邊說道。這手勢的意思很清楚。

在帕霍姆看來，這爭吵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兄妹為了安葬父親而爭吵不休。晚輩們應有的崇高感情被算計老人留下的一座木頭房子的企圖所取代了。

工友維持好接待室里的秩序后，就請站在皮羅戈夫雕象前的兩位婦女跟他走下地下室。他們走過了護窗板緊關死的長長的走廊和狹窄的過道，定進了一個三角形的小房間。房間裏牆壁和長條石地板都是一片灰色。大理石檯子上擺着鮑里涅維奇和一個演員的屍體。這個演員不小心從八層樓上摔死了。兩具屍體清洗得乾乾淨淨，頭髮和衣服都很平整。

兩位女人走近演員的屍體，開始了工友司空見慣的場面。兩人在死者臉上噴上香水，還吻了吻浮腫的眼睛，然後彎下腰低聲哭泣。這些直接表達哀痛的動作絲毫也沒有觸動工友。他相信自己能一眼看透人們的感情，從這兩位女人身上看出，她倆是競相表現出自己是權利的所有者。

送走兩位女人之後，工友停在鮑里涅維奇的屍體前沉思起來。助教的死和由於死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使老人心裏非常不安。驚慌不定的思緒煎熬着老人，使他無法擺脫。他一個勁兒地回憶死者生前的一切：偶然聽到的一句話和他情緒的突然變化，對某種決定表示贊成和不贊成時的有力的手勢。

就在助教死的前兩天，助教帶來兩盒巧克力糖請同事們吃。他說這是朋友給他寄來的生日禮物。但是，再過半年才是他的生日，這是朋友鑒於他忘記向朋友祝賀結婚一周年給他的報復，因為朋友結婚一周年在半年前已慶祝過了。就是在那一天，大家才知道鮑里涅維奇獲得出國科研出差的機會。他高興地對大家說，最近一個星期天他將請朋友們到他家作客。

第二天，助教上班時沉默不語，臉色陰沉。下班前他把工友叫到一邊說：

“帕霍姆，勞您駕，請幫個忙……請幫我換換房子。”

他驚慌不安的樣子把老人嚇壞了。為了安慰他，工友也裝出不是害怕，而是更驚奇的樣子。

“您幹嗎要這樣？”工友感到莫明其妙，問道，“再沒有比您現在住的更好的房子了。”

“這我知道，我知道。”助教說道，“我姐姐和外甥女要來……我今天已給他們打了電報。我們三口人住這房子太擠，而且也不方便。”

帕霍姆知道問題不在於此，但還是答應幫忙。晚上助教又說了一次，說任何條件都可以，只要能儘快搬走就好。他的臉上看上去很絕望。工友以為他情緒不好，不想在家獃著。

“他對誰不滿意呢？”現在老人心裏在想，“他同涅斯捷洛夫親如手足，簡直形影不離。那麼是誰呢？難道是季娜伊達嗎？不可能這樣。他肯定是想避免不幸，但他可能沒有躲脫。”

工友還想起一次發生在教研室的事。有一次，女助教發現一個姑娘在接待室里嗑瓜子。她向來對解剖室以外的事不管。這時她突然大發雷霆，說姑娘是不愛乾淨的人，並嚇唬她說要把她帶進解剖室去，那裏正在解剖她弟弟的屍體。工友連忙走過去把姑娘位到一邊。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老人在追憶往事時，他就想到了女助教的一切壞事和她暴露出來的殘酷無情。

“這樣的女人在殺人時，”他心裏說道，“是不會手軟的……”

涅斯捷洛夫走進地下室，看到了奇怪的情景。帕霍姆站在大理石停屍台前。他一會兒動動死者的右手，一會兒動動死者的左手，接着把兩手都抬到左太陽穴跟前，好象對準太陽穴射擊似的。老人沒有發覺涅斯捷洛夫，仍在不停地干自己的事。

“您幹什麼，老人家？”涅斯捷洛夫奇怪地問道，“您對每具屍體都這樣嗎？”

“這要看情況。”工友裝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樣子答道，“這很必要，什麼事都會有……如果需要，幹嗎不量一量呢，買棺材不能只憑眼睛看……您怎麼，要什麼手術器具嗎？”這回答沒有使涅斯捷洛夫滿意。他笑笑，想逗一逗老人，但當他看到老人的臉色陰鬱時，才溫和地說道：

“親愛的，請給我講一講，為什麼您總研究鮑里涅維奇的屍體呢？我都看到了，我明白。”

工友想借口耳聾保持沉默，但他按捺不住，大聲責罵起來。

“我可能是老糊塗了。”他嗓門很高地叫喊起來，但馬上又停住，壓低聲音繼續說道，“您知道民警在登記表‘智力狀態’一欄中寫的是“半清醒”，這是指我。半清醒！真的！您剛才什麼也沒有看見，您什麼也不明白。”

涅斯捷洛夫知道帕霍姆做了很多的事，也是一位行家，很有辦法。他能把死者的面容恢復如生。

“對鮑里涅維奇之死您有什麼疑點？”涅斯捷洛夫問道，“您就直說吧。”

涅斯捷洛夫與工友很熟悉，而且互相都有好感。工友把所有在法醫教研寶學習過的人都當作自己的學生。老人經驗豐富的眼睛早在他發表一系列法醫論著之前就看出了他的才智。老人特別喜歡涅斯捷洛夫的謙虛和平易近人。涅斯捷洛夫經常請工友到解剖台前當著別人的面向工友請教，也和別人一樣地和他討論問題，或是虛心接受他的意見。衛國戰爭結束后他倆的關係更加密切。涅斯捷洛夫從前線回來后在孤兒院找到了自己的兩個妹妹，把她們送進了幼兒園。那時他正處在困難時期。為了使兩個妹妹上學，幾乎用去他的全部工資。更令人感到麻煩的是發現了在前線受傷后留下的腦震蕩後遺症，不允許結婚和論文答辯。困難的歲月使工友和這位年輕朋友更加親密。

這時工友不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訴涅斯捷洛夫，因為自己也沒有把握。

“您還記得我曾給您講過的一位助教嗎？”老人避開直接回答，“就是那個患膿毒病死去的助教。難道您忘嗎？”

“您說的是洛斯庫托夫？”

“對，對，”他感到高興，“洛斯庫托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他對我說過：‘人的生命長短不一，就象一個東倒西歪走路的人，一會兒東，一會兒西。’是誰給人們劃出這種‘8’字形的路線的？”

說話含糊不清不是帕霍姆的弱點，相反，他的話總是富有表現力和特點。

“我看不出洛斯庫托夫與您擺弄鮑里涅維奇的屍體之間有什麼聯繫。”涅斯捷洛夫忍不住說道，“我這樣講是因為，在鮑里涅維奇之死的案件中，我受到懷疑。偵查員一刻也不讓我安靜。我對他說一，他對我說二，我的神經已受不住了。我還遭到各種非議……”

“上帝是厚道的，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頭腦可不能糊塗。稍一動搖，好，準備繩扣吧，上帝的奴僕，請進班房吧……您等着辯護吧。”

“帕霍姆，您知道，”涅斯捷洛夫痛楚地喃喃道，“我和維克多親如手足。他兩次救過我的命。是他使我這個病人站了起來。我怎麼能這樣呢？是他在敵人的炮火下把我救出來了。”

“可您為什麼不去好好思想呢？”工友明顯冷淡地說道，“困難再大也應當好好想一想。怎麼能盡想別的呢。”工友白大褂上的帶子不知什麼時候鬆開了，他一邊換帶子一邊悶悶不樂地說道，“我不是順便說說。我看的多了，聽的也多了，什麼糊塗的想法也往腦子裏鑽過。可是您看，這彈道很怪，我從來沒有見過。”

“為什麼您對我隱瞞自己的懷疑？”涅斯捷洛夫堅持己見地說道，“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把我的看法給您說說。”

他再一次仔細想了想關於子彈前進的速度、彈道、偏差以後，忽然胸有成竹地說道：

“這彈道確實很奇怪，我也從未見過。這隻能是用左手從後面開槍，而右手是夠不着的。人們常說子彈是不長眼睛的，但是彈道可不是這樣的。是不是這樣，親愛的帕霍姆，您怎麼不說話？”

涅斯捷洛夫等待着工友的回答，感到很難為情。帕霍姆開始迅速收拾房間，避開對方的眼光。

“怎麼，咱倆怎麼就談不起來？”涅斯捷洛夫迫不及待地說道。

最後工友開口道：

“您把這些看法對偵查員說說吧。他就不再逼您了。”

當工友好象是在自言自語時，涅斯捷洛夫就不想再談下去了。工友說道：

“我也是這樣想，好象是從後面開的槍。”

“您也把這一點對偵查員說說。”涅斯捷洛夫滿意地重複了一次工友的話。

“為什麼不說呢？人們會說：不是偵查員偵破出實情，而是一個工友。再說我的把握也不大。現在聽您一說，我的把握更大了一些。”剛才的提問使他沒能集中注意力，一些想法想不起來了，“手槍總是會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手槍本身不會挪動，人們把它放在哪兒，都是能找到的。我是這樣認為的，但請不要和我談這個問題，而應當同手上有火藥煙灰的人去談。那個人要比我知道得多，懂得多。”

涅斯捷洛夫想起季娜伊達那塗著濃濃的碘酒的手掌和大拇指、食指，感到奇怪，又聯想到教授在地下室陳屍間談論射擊時的講話，驚慌地說道：

“您已知道，誰手上有火藥煙灰。”

他和工友一樣都不敢說出她的名字。

“聽倒是聽說過，”老人答道，“這都沒有用。已經三個星期沒有打靶了，沒有必要在手上塗碘酒。

“照您看來，”涅斯捷洛夫興奮地說道，“完全不必結案，一切證據俱在。只剩下起訴和判決誰該進監獄了。可是法醫盧茨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會兒，關於這最好不提，沒有用，……只會使老人去和盧茨基爭吵。

他今天看見過盧茨基。他仍然很愉快，開玩笑，哈哈大笑。他對電影製片廠各部門各行其是表示不滿，特別責怪攝影師，說這些半瓶醋的攝影師把演員的形象都給歪曲了。他們只對佈景供給充足的光線。椅子背、馬車、窗外的背景，還有後景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光線都不錯。但把演員的面部只看作是不重要的小零件，拍出來只是一般的鏡頭……難道人，人的面部，表達思想感情和傳神的眼睛不重要嗎？結果畫面上中心人物不突出。導演對男女演員吹毛求疵。“她的面部上不了銀幕。”導演們一致這樣認為，還說要她們“豐富一下”面部表情。跑遍各演員學校挑選一些一年級女學生來，演技不好沒有關係，只要臉蛋兒漂亮就行……

“對啦，您聽說沒有，”他說道，“椅子腿上的一滴血是另外一個人的……與鮑里涅維奇的血型不一樣。這個偵察員真了不起！記得他說道：‘血跡不僅是死者的，還可能是兇手的。’我想，他說得對。真的是有人參與了這件案子。為了以防萬一，涅斯捷洛夫。”盧茨基突然有些說不下去了，“您應當化驗一下自己的血。偵查員堅持要這樣做。”

他說完還笑了起來！就象開玩笑似地說走了嘴，他說：“朋友，您快去辦吧，您的血型要是與兇手的血型相同，您可就完了。”

“是偵查員要這樣，還是您的主張？”涅斯捷洛夫只能這樣說，“我怎麼輕率地捲入了別人的生活。”

盧茨基感到委屈，但他也不很堅持自己的說法。

“涅斯捷洛夫，最痛苦的是命運的打擊。最難的是有一種減輕這種打擊的力量。要是有一種優質的減震器也會給我們帶來福音。”

盧茨基的行為使涅斯捷洛夫感到有雙重意義。他對盧茨基憤憤地看了一眼，急忙離開了他。

涅斯捷洛夫這樣是很不對的。盧茨基按職責不能無視偵查員的要求。他忽略了與案件有關的一系列重要的證據，相當一段時間堅持自殺的推斷。這隻能怪罪盧茨基做事不仔細，太着急。他告訴涅斯捷洛夫不愉快的消息和不正確的說法為的是安慰他。

帕霍姆委婉地咳嗽了一聲，打斷了涅斯捷洛夫的回憶：

“您還有話說嗎？涅斯捷洛夫，上面還等着我呢。”

涅斯捷洛夫難過地笑笑，說道：

“偵查員一次也沒有審問過季娜伊達，和她談一淡也好啊。”

他把那天聽到走廊里的可疑腳步聲告訴了工友，還說他在電車站上沒有找到女助教及其它情況。

“近來他們倆老吵架，”涅斯捷洛夫說道，“甚至當我的面也吵。鮑里涅維奇對她提了不少尖銳的意見、侮辱性的暗示。可她倒很怪，一點也不駁斥。一次吵架時季娜伊達對他說：‘我要是能咬人也能成為一個兇惡的人。’他說，‘巴氏①（①巴氏——巴斯特-路易（1822-1895年）著名法國生物學家。）認為在家兔身上注入瘋犬病毒毒性會加劇，在猴子身上則毒性會減弱。’‘您把我比作長尾猴是枉費心機。’她暗藏威脅地說道，‘加連②（②加連（約130-200年）古羅馬醫生和自然實驗學家。）在這方面已有建樹，’鮑里涅維奇聲音更高地回答說，‘他教導說，病源只有在一定的肌體組織中才能體現。’他倆在門口爭吵着，雖然他倆都知道我在家。奇怪的是當時我沒有注意。有一次考查學生時，”涅斯捷洛夫繼續回憶道，“鮑里涅維奇又一次刺激她，她也沒有吭聲。她向一個學生提問，問學生如何解釋腐爛過程。學生回答完，鮑里涅維奇馬上對坐在旁邊的女助教說：‘腐爛過程對人來說是非常討厭的，把腐爛變質說成發酵，那對人來說還容易接受。但世界上很多生物命中注定是處在腐爛過程中，發酵對生物也是致命的。’他以平時那雄辯的口才說著，我也沒有認真對待。要是真的對周圍事物視而不見就好了……可是，上一星期鮑里涅維奇突然來找我，他憂傷地笑着說：

“我真不走運，唉，真不走運，我還沒有這樣難受過。你別，問，問我也不對你說什麼。’‘不！’我忍不住說道，‘你該和她分手了。她不是個善良的人，也不是你的好朋友。’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看來想說什麼，但沒有說。”

涅斯捷洛夫的這一番話使帕霍姆對他的坦率表示滿意。他忘了解剖室還在等着他，毫無顧慮地開始談出自己的疑點，沒有忘記說鮑里涅維奇要他幫助換房的事。他還說女助教在原來的單位不知因為什麼還犯過錯誤，並且大膽地提到了她的名字，最後說：

“讓殺人兇手解剖受害者的屍體，這多麼荒唐。她肯定不會有好下場。”

沉默了一會兒，對剛才說的再沒有什麼補充了，他才向門口走去。當他已抓住門把時，涅斯捷洛夫叫住了他：

“您不覺得偵查員憐惜季娜伊達嗎？他也不加考慮就讓她解剖。”

帕霍姆考慮起來，這問題他感到惶恐，臉上顯出為難的表情。

“您說的是偵查員嗎？難道他能這樣嗎？”他平常每當考慮問題時總是眯起眼睛。手摸下巴，“您看您想到哪裏去啦。”他好象以自己的想法來回答似地，語調緩慢、一字一句地說道，“可能把痕迹都抹掉了。”他又坦率地補充道。”偵查員和季娜伊達是好朋友。他經常給她來電話，也常到她家裏去。誰曉得他怎麼把病人看成是健康人了。”

帕霍姆沒有按原來的打算去解剖室，而走進了化驗室找普拉斯科維婭，等騰出手來，化驗員才對他點點頭打招呼。握過手，工友坐到椅子上。

“身體好嗎？”工友沉默了一會兒問道，“聽說您的肝又不太好，再沒有比肝痛和關節炎更糟的了。可一定找醫生看看呀。”

化驗員表示同意地說，得什麼病也不好，接着又問起他的腿還痛不痛。

“謝謝，普拉斯科維婭，謝謝您給我的藥膏。”他感激地低下頭回答道，“塗上藥膏見效。別的醫生就沒有象您這樣給予幫助。”

對客氣話，回答也是很有禮貌的。

“您可別這樣說，一個化驗員怎麼也不行。可象您這樣的行家少有，您比任何醫生都有辦法，更不說那些大學生了。他們望塵莫及啊！”

帕霍姆對這種誇獎擺擺手，認真地說道：

“化驗員也不都一樣，醫生也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只有樸實單純心腸的人才能如此尊重別人的勞動。受人尊敬的知識傳播者都能向自己謙虛而無私的助手們學到更多的東西。

工友在女化驗員來教研室工作以前就認識她，當時她還在結核病實驗室工作。

在喝咖啡時他們談起了鮑里涅維奇。女化驗員談的還是前一天和女助教談話的內容。工友仔細聽着。他呷了一口咖啡說道：

“人們對此眾說紛壇。說得再好也不能全信，一些人覺得無所謂。有的人也許會編上幾句，反正實話不多。”

“是啊，是啊。”她沒有感到這話是說她的，也贊同地說道，“這樣的人也只會這樣干。”

“當然自殺不是好事，”工友堅定地指出，“但誰知道這實際上是怎麼回事。這樣和那樣的事都會發生。”

“這不都是一回事。”女化驗員仍然是以自己的想像來對待這一件事，她說道，“癌症是躲不了的，反正是要死的。”

“您說得非常對，說得好。”他仍然鄭重其事地贊同她的說法，“但在這方面也可能會看錯。”

“在劫難逃。”她象人們在對某人的厄運無從評論時常說的那樣，輕鬆地說道。

“對，就是對嘛，在劫難逃。”他滿意地重複了她的話，“但誰能識破命運呢？突然您的命運也受人擺佈呢？可能也沒有患什麼癌症。有些人聽到什麼就到處傳播什麼。鮑里涅維奇沒有對我說得了什麼癌症，他只說他準備去療養。他曾要您給他搞個療養證。”

普拉斯科維亞看了工友一眼，感到不好意思。接着她也把握不大地說：

“您說得對，命運也常常暗中變化。”談起鮑里涅維奇，她嘆了口氣說道，“我己忘了，他曾經向工會申請過療養證，想去基什洛沃德斯克。他是想過，想過，我不同您爭論。”

帕霍姆站起來，同她握手告別時說患病的妻子希望她去家裏看看她。

“一定去……三月八日那天去。您就對她說，我要在您家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