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季娜伊達-的一聲把門關好,就飛快地跑下樓。她沒有象往常一樣走大街、穿小衚衕向電車站方向奔,而是轉向另一個方向。她一反常態沒有順路在麵包房買夾餡油煎包。她一直沿樓邊行走匆匆,不時回頭看看。她本來個子高,平時走路昂首挺胸,而今天卻勾腰縮背,低垂着有一頭蓬鬆濃密的棕色美髮的腦袋,縮進高高翻起來的大衣領子裏,兩手伸進皮袖口裏。她頭戴一頂很象古羅馬軍人頭盔的細氈帽,一直壓到眼睛上面,使人認不出她是誰。平時不論是早晨,還是忙碌一天之後,不論在教研室,還是在大街上,在家裏,或是在朋友中間,她總是邁着堅定而自信的步伐。凡見過她一次的人今天都不敢把這個從頭到腳里得嚴嚴實實、步伐慌亂的女人認作是季娜伊達。她一向講究梳妝打扮,注意整潔;她總是及時把大衣腰帶結好,把稍稍往下滑的長笛絲襪提好,鞋帶一松,她急忙繫上。如果在外省小城市裏,每個人的特點,舉止和衣着都很顯眼,只要對自己的外表稍不注意,就會引起人們的奇怪。但是在幾百萬人口的莫斯科,大街上很難遇到熟人的,所以,不修邊幅,衣着馬虎,還是可以的。
在一個廣場上,季娜伊達排隊等公共汽車,但不一會兒她叫住一輛過路的出租汽車,立即打開車門要求送她到小皮羅戈夫大街。
早晨空氣清新而寒冷。夜裏下了一場大雪,整個城市好象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白罩。
汽車穿過醫學城。這裏有很多醫院、醫學院、實驗室等。在一條衚衕里她讓汽車停住。季娜伊達和司機算完帳后,就拐上了小皮羅戈夫大街。這時她又恢復了原來人們所熟悉的樣子。化妝、衣着打扮絲毫不馬虎,腰帶結得恰到好處,鞋帶也沒有露在腳面上,長筒絲襪縮得緊緊的,大衣領子也翻了下來。帽子戴得很俏皮,一綹棕色的鬈髮露在帽子下面。現在走起路來昂首挺胸,似乎恢復了常態,但看得出不是那樣自信。
她看上去三十五歲左右,但實際上要老得多。白凈的圓臉上沒有一絲皺紋,高高的鼻樑也很俊美,灰藍色眼睛老是睜得很大,一雙鮮紅的嘴唇線條分明。但她面部表情呆板,嘴唇緊閉猶如一塊令人不快的傷疤。相面專家從她的外表會發現她的性格嚴酷,甚至專橫。
在電車到達終點繞過一個大街心花園的地方,季娜伊達拐進一條衚衕,朝醫學院高大的樓房走去。
一個首次來到這裏的人,對這座醫學城會留下某種難以捉摸的印象。現代化的寬廣街道,優美的建築、古寺院、雕像,從公共汽車和電車上下來的一群群大學生充滿了寬闊的行人路。這一切都好象被某種令人產生憂傷情緒的東西籠罩着,這可能因為來來往往的總是帶着不樣之物的急救車,也可能因為,所見所聞都是疾病和痛苦之故。
季娜伊達穿過磚石圍牆的門,走進了學院寬廣的院子裏。有個人輕輕挽住她的臂膀,帶着責怪的口吻說道:
“小鴿子,您急着上哪兒去呀!”
面前站着的是科洛科洛夫教授。他身穿多年來人們已熟悉的皮大衣,頭戴圓形貼邊皮帽。歲月催人,老教授背已微駝,頭髮和小山羊鬍都已斑白,但寬大而白凈的前額和曾經使一些女大學生為之傾倒的慈祥而聰慧的眼睛卻依然是當年的風采。
季娜伊達象男人似地緊緊握着伸過來的手,搖搖頭撒嬌地以稍帶責怪的口吻說道:
“您看,又來了,老這樣……我都跟您說過多次了,求您別再叫我小鴿子了。”
“這有什麼法子呢,小鴿子?”他想改口,結果還是沒有成功,“記性已不如從前了。年輕時什麼都可以忘記,但漂亮女人的要求總忘不了。”
兩人咯咯大笑起來,都對相見和開的玩笑感到高興。他倆一起走了一會兒。後來教授停住腳深深吸了口氣,斷斷續續地說道:
“您上哪去,小鴿子?您怎麼不給老頭子一點面子,不到我那裏呆一會兒嗎?”
教授六十五歲,但身患重病。由於長期辛勤工作,心臟不好。只好常常卧床養病。學院裏已傳說他要退休了。
“請原諒,”她抱歉地說道,“今天我要遲到啦。坐車瞎跑了半天。現在幾點啦?”
她顯得很焦急,看來她非常心疼失去的時間。
教授掏出裝在黑緞表套里的銀懷錶,拿到近視眼前一看,聳聳肩膀。
“差一刻九點……您看,這怎麼能說遲到呢。”
“不可能。”女助教自信地反駁道,“您的表不準。那我是什麼時候離開家的呀?”
她心中計算了一會兒,不對,重新又想,直到教授提醒她:
“應當說您是在八點剛過十分鐘或十五分鐘離開家的……絕不會再晚……您怎麼坐車坐了這麼半天?”
季娜伊達值得去為這點小事冥思苦想嗎?她就不厭其煩地說道:
“我沒有買車票,後來補了票……看我把月票忘在家裏了。當售票員走到我跟前查票時,我才想起來。結果還被罰了錢。我慚愧地坐了一站就下車了。慌忙中又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因着急也就不看車往哪兒開。接着又換了電車。走了一會兒街上交通堵塞車開不動了,只好步行來上班。本來只要十五分鐘,結果光坐車就浪費了近一個小時。”
她講得那樣自然和輕鬆,好象自己也覺得真是這麼回事。臉上出現了窘態和難為情,教授也不能不為之同情。他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不會生活,責備地搖搖頭,對她微微一笑表示安慰。她也以今後要注意的表情回報教授。然後她開門請教授走在前面,走進了大樓。
法醫教研室的樓在院子的左角,樓的一面對着一條衚衕。塗有紅十字的汽車駛入鐵柵欄的大門后繞過大樓停在院牆和大樓之間的後門口,卸下車上的屍體。樓的正門口老是擁擠着心情不安、淚流滿面的人群。車身上塗著黑紅條的汽車和卡車就停在這裏。樓上是各專業科室、陳列室、教授辦公室和教室。樓下解剖室旁邊是接待室和助教辦公室。法醫們在這裏翻閱材料和醫院送來的病歷,寫解剖報告,交給死者家屬必要的證件。地下室是陳屍間,裏面放着準備解剖和安葬的屍體。陳屍間裏有一股腐臭氣味,無論是高水平的消毒,還是良好的通風設備都無濟於事。
女助教和教授走進擺着皮羅戈夫①(①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皮羅戈夫(1810-1881年),俄國外科專家、解剖學家。)雕像的接待室,脫掉外衣走進解剖室。這裏在大理石解剖手術台上正在進行解剖前的準備工作。深灰色的牆壁上高大的窗戶都朝北,玻璃窗下半部全是毛玻璃,使人感到陰沉,好象凡來到這裏的人都將扮演悲劇角色。
“已故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皮羅戈夫,”教授對女助教說,“在解剖室寫下一句名言:‘這裏死者教育生者。’應當向您指出,學生還沒有使任何一位老師得到安慰。”
教授同陳屍間的工友打招呼:
“身體好嗎,帕霍姆?大家都好吧?”他又轉身對女助教說道:“您看他個子不高,太矮了。”
他的這種說法已重複了多年,看來並沒有使被說的人感到不快。工友已上了年紀,他的兩手皺皺巴巴,就象剛從水中抽出來似的,臉上佈滿深深的皺紋,眼下浮腫。他穿上白大褂,扣好扣子,一本正經地說道:
“給我一個限期,我還能再長高一些。死人比活人要高二到三公分。那有什麼,我還想超過你們這些活人哩。”
季娜伊達對工友友好地笑笑,問道:
“現在幾點啦,帕霍姆,我想證實一下科洛科洛夫的表已不中用了。”她想起工友耳聾,就大聲重複了一遍。
“你啊,來得還正是時候,剛剛準備好。差一刻九點。”他看了看錶答道。
季娜伊達睜大眼睛,一字一板地重複道:
“差一刻九點!”臉上現出真正的窘態。
“什麼,小鴿子,”教授對她的窘態很得意,“您想把我的懷錶送博物館嗎?為時過早,等等吧。”
“我的上帝,”季娜伊達央求道,“把您也送博物館吧!我說的是您的表。”
“反正我和這塊表同年,我們一起去安息。”
女助教對回答感到滿意,一字一板地說道:
“這麼說我真的是八點剛過一點兒離開家的……科洛科洛夫,您剛才說十分鐘至十五分鐘是嗎?”
季娜伊達走進助教辦公室,正好涅斯捷洛夫給她打來了電話。
這時教授穿上白大褂,從一張解剖台走到另一張解剖台。這是他二十多年來每天進行的例行檢查。
“您怎麼,親愛的,這樣瘦啊……啊喲……喲,怎麼不注意保養……”教授看着一個老太太的屍體心中這樣想,同時也說出來了,“我看,您不怎麼保重自己,剩下一把骨頭了。這是哪個區送來的,帕霍姆?”
“從郊區送來的,將由鮑里涅維奇解剖,今天已給他排到第四個了。”
“季娜伊達,”教授把剛剛進來的女助教叫過來,“到這兒來,您看這個小老頭怎麼樣?他很好!”他好奇地說,“他死去也很好……八十年好象一天似地度過,我還要把他的眼睛給閉上,反正他什麼也看不見了。”
帕霍姆從抽屜里拿出用細繩捆的一本厚厚的登記簿。他在上面寫着什麼。他那歪歪斜斜地寫字的樣子說明了他的文化水平和書寫水平。他搔搔後腦勺,深深地嘆了口氣。
女助教坐在桌子的另一頭翻閱將要解剖的屍體的有關材料。工友的嘆息聲引起了她的關注,她把材料一推,問道:
“您妻子的健康怎樣?您怎麼好長時間都不對我說。”
看來帕霍姆也正好等着她問這個問題。他把登記簿放在桌子上準備送走,但又坐到椅子上,嘆了口氣。
儘管嘆息有時也很富有表現力,但女助教並不滿意,帕霍姆站起來要走,女助教留住她。
“等等,我要您幫幫忙。我負責的區有幾個要解剖的?”
這問題對他來說是容易回答的。他隨時都能講出有幾具屍體,哪個區送來的,哪位法醫負責。
“您有兩具屍體要解剖,還有一具是昨天在森林裏發現的,屍體己開始腐爛了。”
“這麼說共三具?先準備一下那個己腐爛了的屍體,我從這具開始……對啦,您還沒有對我說清楚您妻子怎麼啦。”
看屍員哀求地把兩隻滿是皺紋的手抱在胸前,但女助教仍緊迫不放。
“她已差不多痊癒了,她沒有什麼。就是總不能讓我安靜,吵着為什麼我不能把您帶家來。以前要我代問您好,可是現在說,給我請來就行。我說:‘你瘋啦,她是什麼人?沾親,還是帶故?您盡想些什麼?’”
工友說出自己老伴兒的要求后,冷靜下來了。
她妻子患肝病已多年了。由於女助教的熱心幫忙住進了最好的一家醫院,並由該院的一位著名專家動了手術。女助教常去醫院看望,出院后也到家裏去看望過。純樸善良的女人很喜歡這位恩人,幾次三番要丈夫請季娜伊達到家裏來看她。帕霍姆不願意因這些小事給助教添麻煩。這是多年來第一次沒有滿足妻子的要求。
季娜伊達聽完后感到奇怪:“就這些嗎?請告訴您的妻子,明天我就去看她,您別忘了。”
帕霍姆還沒有來得及道謝,窗外駛過一輛救護車,傳來不斷的喇叭聲。工友拿起地下室的鑰匙,登記本,就出去了。在門口,法院偵查員和涅斯捷洛夫迎着他,由於屍體是由偵查機關人員陪同送來,工友就感到這絕非一般。他機敏的目光已發現,涅斯捷洛夫面色蒼白,藏在衣口袋裏的兩手在發抖,涅斯捷洛夫與偵查員不說話,兩人都避開對方的目光。帕霍姆以為涅斯捷洛夫值班時出了什麼差錯引起了偵查員的不滿。幹了三十年他什麼沒有看見過。
“從哪兒拉來的屍體?”他打開登記本,一邊問司機。
“您去問涅斯捷洛夫吧,”司機答道,“是他要的車。”
幾個衛生員打開車門抬出擔架后,什麼問題也不必提了,帕霍姆把登記本挾在腋下,他認為在偵查員在場的情況下問是不合適的,就吩咐把屍體抬到解剖室。把老太太抬到地下室,在原來的解剖台上擺上鮑里涅維奇的屍體。
帕霍姆面臨著要將這一不幸消息告訴季娜伊達。當著他的面,她與鮑里涅維奇談情說愛也從不感到不好意思。鮑里涅維奇對此很不滿,雖然他知道工友耳聾也發現不了更多的事。
狡猾的老頭兒早就認為耳聾是有好處的。這樣無論同自己人和外人,還是死者探望者和親屬,都能處好關係。別人求他的事,能辦的就辦,撈個好;不能辦的,因耳聾,就說沒有聽到,人家也不會怪他。因耳聾麻煩也少,在解剖室,法醫們也很少要他干這干那,教研室的老師們也不對他講什麼大道理。他們當著他的面什麼都好說,就當他是死人一樣,從不避諱他。
最近一個時期熱戀的一對兒關係不好了,不象以前那樣互相總離不開,經常眉來眼去表達愛情,工友們見了都感到眼熱。他能區別裝假和出於真誠的言行。他敢肯定地說,他倆不久前已出現了裂痕和不和。偶爾聽到他倆的一次談話,使老頭兒感到不安。這大概發生在一個月以前,中午兩點鐘,當老師們離開解剖室去助教辦公室寫解剖報告的時候。鮑里涅維奇寫完死亡證明,分發給死者的家屬后正打算走,他站在解剖室的窗戶前,機械地解着白大褂的紐扣,好象是在等什麼人。季娜伊達也完了事準備走。當她看到房間裏只剩下他們倆人,她走到他跟前低聲問道:
“晚上您在家嗎?”
他作了肯定回答。
“晚上我在家等科爾涅托夫,”她繼續說道,請您別來找我。這是為了您,也為了我們的友誼。”
鮑里涅維奇仍舊看着窗外,說道:
“好吧。”
“您答應我要作一個有理智的人,我對您寄予希望。”
“我已聽過這些了。”他仍然冷淡地說道。
“我希望您別對我報復,行嗎?”她儘力看着他的臉,說道。
他冷冷地看着她,稍稍想了想說道,
“我不能保證做到。”
第二天就有個自稱科爾涅托夫的人打電話給季娜伊達,從那時起這人就開始經常給她打電話。
從助教最初來到教研室,帕霍姆就不喜歡這個人,由於要救自己的妻子才抑制使自己對她的不滿情緒。她沒真話——他心裏對自己說——,她即使不說話也在騙人。這女人體格結實,性格頑強,她可以把屍體象擺動一件玩具似地從一張解剖台搬到另一張解剖台上,但只要有人在解剖室她就象一個軟弱姑娘從不自己移動一下屍體:“……帕霍姆,請您……”在軍事訓練中她射擊從不脫靶,但當著別人又說,她從沒有拿過槍……她非常想讓人說她人緣好:對工友的妻子和清潔女工,對認識和不認識的人表示關懷,拍拍肩膀,借錢給他們,還不讓人覺得她記性很好。她似乎心腸很好,但你對她的善意又不能相信。她冷酷,從不容忍同她開玩笑,很少看到她面帶微笑。只有一次是在教授生日的那一天,她興緻勃勃,跳舞跳到深夜,使大家感到奇怪。教授那天對她說道:“小鴿子,您可把我們騙了。您並不象我們感覺的是一個那樣古板的人啊……”
而鮑里涅維奇則是另外一個樣子,他喜歡開玩笑,也愛大笑。當人們笑時,他聳聳肩膀:“有什麼可笑的?”他頭腦清醒,文靜,生氣時說過的話,以後絕不再重複。他的耐心能頂上十個人的耐心,從不發脾氣。他不象別人,從不浪費一點點時間,總是忙着什麼,從不讓自己的頭腦休息一會兒。他和我們這些人一個樣,總不縮起手什麼不幹。星期天他在別墅拿起鎬和鐵杴幹活,出點力氣就很高興、很安心了。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非常能理解別人的痛苦,決斷公正。欺侮這樣的人是天理不容的!
別人心上的事是用不着見證人的,而需要的是沒有全權的受託人,沒有法律關係的同謀者,有義務為別人的輕率承擔責任的人。
不管他們的關係怎樣,帕霍姆有責任把這一悲痛的消息告訴季娜伊達。偵查員和涅斯捷洛夫上樓找教授去了,很快教研室就會知道,老師們要開會,他們是不會早一點告訴她的。
當激動的教授,偵查員和涅斯捷洛夫出現在樓梯上時,帕霍姆不再遲疑了,趕快去找季娜伊達。他在門口碰上了女助教。她一隻手拿着一個文件夾,另一隻手拿着一個硬紙盒子。她身着熨洗乾淨的白大褂,裏面穿着大開領的黑綢連衣裙,再加上黑玳瑁大眼鏡給她的臉上增添了陰鬱而嚴厲的神色。工友叫住她,說道:
“請允許和您說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這兒不行。”
“那進來說吧。”她打開助教辦公童的門請他進去。
開始,帕霍姆很惶恐,不知該怎麼說起,他想到每一分鐘都很寶貴,增加了勇氣和決心。他想起他當年是怎樣聽到關於前妻死亡的消息的情景。他就象溺水者抓住救生圈似地把心中浮起的往事作為樣板。
“出了不幸的事……這事真難以開口。”
面臨著極大的困難,但帕霍姆堅定地抓住救生圈般的往事的例子,決心說出來。
“我不懂您說些什麼,誰出了不幸?”季娜伊達已經看到窗外運來是誰的屍體,但她還是這樣問道。
“不,您說我說得對嗎?”工友要求她肯定地回答,“可能我說得不對,是嗎?”
“對!對!”她開始不耐煩地說道,“那您說得詳細一點,究竟是怎麼回事?”
工友同情地看了女助教一眼,痛苦地嘆了口氣。
“不幸和不幸也不完全一樣……有的真使人難過……”由於季娜伊達沒有流露出絲毫不安,他就決定大膽地說了,“我們遲早都要死去,都是一個結局——死亡。”
女助教警覺起來,有點驚慌地問道:
“是不是教授出什麼事了?”
“不是,不是,不是他。”帕霍姆連忙安慰她道,“生死是不由人的,要死想躲都躲不脫……”
“誰死了?”她緊張地問道,“您倒是說呀I”
“人死只有一次,而還有人召喚死神。說得很對,是他自己動手的。可憐的鮑里涅維奇,”他嘆了口氣補充道,“他怎麼會想到死呢?”
女助教好象疼痛難忍,渾身顫抖了一下,打開門,沒有等工友阻攔,就跑了出去。她衝進解剖室的門,站在鮑里涅維奇的屍體前呆住了。她一點勇氣也沒有了。她那亭亭玉立,端莊的身材,下垂的雙手和因痛苦緊繃著的面孔使人感到悲痛。她那瞪大的雙眼現出極大的痛苦,好象她一閉上眼睛,悲痛也會從緊閉的眼皮下流露出來,偵查員和涅斯捷洛夫受到她悲傷表情的感染不由得低下了頭。
她僵死不動地站了很久。又過了一會兒她用顫抖的手掏出手帕,把它撕成碎片。
她站了幾分鐘,一言不發,就離去了。她仍然和平常一樣,昂首挺胸,堅定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