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17歲，中學生，身高1.68米，身材苗條，長
長的金髮，褐色眼睛，橢圓形臉，特徵：無。服飾：灰色旅行服、白襯衣、
黑鞋子，黑皮包。最後一次被人見到：今年8月17日在維也納施維更特機場
登上10點30分飛往愛丁堡的班機前。該機12點45分到達倫敦希恩羅機場。”
這是打在電傳機帶子上的一條消息。通知對象是國際警察組織和倫敦警察廳。
幾個月來，綁架事件頻頻發生。有的是為了敲詐錢，用來充實自己的腰包，或用於什麼政治目的；有的則是為了逼政府向非法的軍事組織提供武器，他們大言不慚地宣稱：要把這不完美的世界改造完善，要用衝鋒槍掃出一個新世界來。不管這些暴徒、這些組織的頭頭把他們行動的目的描繪得多麼美好，而綁架總是犯罪行為。
地方警察對蕾娜特失蹤的原因一無所知。接到失蹤報告后，他們把尋人啟事發給了通訊社。有幾家日報在地方欄內對此作了報導，最多的達15行。這是因為當時正值仲夏，歐洲大多數政府在休假，所以報紙上有時也報導一些瑣事。電視新聞節目在報導了中東、愛爾蘭和美國的消息后，也播放了蕾娜特的一張照片，女播音員用她柔美的嗓音把上面那段關於蕾娜特的話念了一遍，儘管這幾句話實際上沒有什麼內容。
這一切是由一個電話引起的。打電話的是愛丁堡的芬奇先生。按事先約定，蕾娜特應於17日到達那裏，可是芬奇先生等了一天，仍不見蕾娜特的蹤影。他深感不安，終於抓起了電話……
這個電話打得既費時又費錢，因為芬奇先生的德語不怎麼樣，而歌得斯密德先生的英語也很蹩腳。
8月18日傍晚，當史雷恩路17號歌得斯密德家的電話鈴聲響起來時，歌得斯密德夫婦的心情很好，他們正在商量怎麼度過下周的假期。歌得斯密德先生拿起了話筒。
“我是歌得斯密德。”他語調親切。
“我是芬奇。”聲音來自遙遠的地方，用的是德語。
“哦，芬奇先生，一切順利嗎？”歌得斯密德也學着用英語講話。
英語：“蕾娜特在哪裏？她什麼時候來？”
德語：“我不明白。”
“蕾娜特什麼時候來？”芬奇只得用德語重複一遍。
對話暫停。歌得斯密德聽見電話計時鐘嘀嗒嘀嗒的聲音，他的心跳加劇了。他清了清嗓子。
“怎麼了？她不在您那裏？蕾娜特坐的飛機是昨天上午10點30分起飛的。”歌得斯密德擔憂地回答。
“我們到機場去了三次。蕾娜特沒來。”芬奇德語中夾着英語單詞。
沒來，沒來，歌得斯密德在放電話機的小桌旁坐了下來。
“可是這太怪了，這不可能，我們送她去的機場。她會在。倫敦坐錯飛機嗎？”
“我想不會，這事實上不太可能。”
“我們怎麼辦呢？芬奇先生。”
“您就像我一樣，趕快報警。”
“報警？”歌得斯密德驚恐地叫喊起來，他看了看老伴，她正害怕地注視着他，躡手躡腳，屏息靜氣地走過來。
“對任何情況都要有準備，歌得斯密德先生，誰知道是怎麼回事呢？”
問題，回答，反問，回答，就這麼翻來覆去了一會兒，歌得斯密德越來越慌亂，越聽越糊塗，拿着話筒的手在顫抖，臉和脖子都潮濕了。
“我這就去警察局，”他垂頭喪氣地輕聲說，“我會打電話把情況告訴您的。”
“好的。我很抱歉。再見！”
“謝謝您，芬奇先生——可是，如果您探知她的下落，請及時通知我。”
“那還用說，您不必擔心。”
掛上電話，歌得斯密德先生就到警察局報告去了。警察詳細詢問了蕾娜特此行的目的，有沒有自殺的跡象，有沒有參加背景朦朧的團體、極左組織、法西斯聯盟等等。對這一切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了解他疼愛的蕾娜特，她是個好學生，用功、刻苦，所以父母允許她今年到英國去，邊當保姆邊進修英語。她英語很好，好極了，全班第一。
歌得斯密德先生沒精打采地回到史雷思路他的家裏，走進廚房，在老伴身旁坐了下來。他的老伴正含着眼淚沖洗餐具，然後機械地把盤子收起來。
“我們怎麼辦？”歌得斯密德先生問。
歌得斯密德夫人搖搖頭，用滿是肥皂沫的手捂住了臉。
“我們省吃儉用，為了讓她這次能夠旅行。”他繼續說，“結果呢？哦，上帝！我們該怎麼辦？”
“要是出了什麼事，那就是我們的罪過。”她說。
“不會的。哪會出什麼事啊。瞧着吧，這不過是一場誤會。一切將煙消雲散。”他明白他不能垂頭喪氣，在她面前沉不住氣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既然這是誤會，那你為什麼上警察局去？”
“芬奇先生說；還是保險一點好，各種可能性都要試試，也許這樣會更快地在一個青年旅合或者旅館裏找到她。或許她跟芬奇先生當面錯過後，暫時住在哪裏。”他在撒謊。
“我不相信！”她說。
“那麼又會怎樣呢？”他喊起來，跑進了起居室。
他抬頭看着牆上的鐘，鐘上的秒針，時間在滴嘀嗒嗒中過去，他卻一籌莫展。他剛才強裝的鎮靜消失了，心中突然充滿恐懼。房子裏顯得又靜又空，每次蕾娜特不在家都是這樣。可是這次的寂靜與以往不同，它來自他的內心，使他額頭髮潮。他必須迫使自己在老伴面前不流露那緊緊攫着他的驚恐。
為了找點事干，他給旅館打了個電話，退掉了他們老夫婦倆預訂的帶淋浴和早晚兩餐的雙人房間，他們不能到那安靜而又陽光充沛的地方去度假了。他很清楚，在幾個小時以至幾天內，他必須守在電話機旁，隨時準備回答問題，協助找人。但他不知道他能給予什麼協助。
歌得斯密德夫人把晚飯端到了桌上。由於天氣又問又熱，他們吃的是牛肉色拉冷盤加土豆，還有牛油和酸奶。
他們坐在餐桌前，誰都沒有胃口，把盤子推過去，轉過來，毫無興趣地用刀叉捅着戳着，誰也不敢看覷對方的眼睛。
當門鈴響起來時，兩個人都跳了起來，瞪大了眼睛，又高興又驚慌。也許是什麼人帶來了蕾娜特的消息，有關她活着的消息。
來人是個警官。他還想問一些問題，想知道其他一些細節；箱子裏裝着什麼，小手提包里有什麼東西，歌得斯密德夫人是否還記得蕾娜特帶着什麼內衣，等等。這個警官說，這些東西經常對找人有用。他們把警官領進屋裏飯桌旁。
他們把所有的盤子都推到警官面前，硬要他吃一點，喝一點。假如他能吃能喝，就是個好跡象，蕾娜特的處境就不會太壞，要不然一個在警察局工作的人哪能心安理得地又是吃又是喝呢？警官無拘束的吃喝，使他們有了信心，話也多起來了，他們說著蕾娜特的事，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也不管有用沒用。他們高興地看到警官在做筆記，把他們說的事記了下來，完了他又要了一張蕾娜特的照片。他在他們家整整呆了一個鐘頭。可是他一走，一切又都恢復了原狀。
他們沉默着，下意識地做着種種毫無意義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不做：睡覺。他們害怕，害怕做夢，害怕自己失去了控制的想像力。
他們看了電視裏的晚間新聞，沒有與他們有關的消息，可是屏幕上展現在他們跟前的世界各地發生的種種不愉快的事，對他們的觸動要比以往強烈。
歌得斯密德夫人把床鋪好，把睡衣放好，這也是一種故作鎮靜的行動，放牙刷也是如此，慢慢的，一切動作都慢極了，然後是睡前的吻，把枕頭放好，他倆心裏都清楚，可都不吭聲，心裏卻使勁琢磨會發生的事的幾種可能性，弄得額頭都痛了，還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們睜大了眼睛躺在黑暗的屋裏，期待着，凝視着屋頂，熱淚盈眶，但是誰也不抽噎，怕影響身邊另一個人的情緒。他們都裝出有點信心的樣子，儘管無法具體描述，表達，但畢竟不是沒有。比如那個警官和藹可親，沒有帶來任何悲劇性的跡象，他的舉止說明了這一點。他不把形勢看得太嚴重，當然也沒有完全排除危險的可能性。如果不是這樣，那他怎麼會呆一個鐘頭才走呢？
他們毫無睡意地躺在小房子裏。這座房子有三間正房、一個廚房和一些小房間，這是他們辛苦了一輩子攢錢蓋起來的，為的是有朝一日能留給他們的蕾娜特。他們的蕾娜特在哪裏呢？她遇到了什麼麻煩事？是誰把她從她父母的生活中奪走的？他們在電視裏、報紙上、廣播裏聽到過許多諸如此類的事，但是沒有真正重視過，是誰把這道該死的門在他們的眼前推開的？這些人腦袋上難道沒長眼睛4當電視屏幕上出現非洲挨餓的人群、越南被射死的小殘廢、世界各個戰場上的死亡者時，他們的心在暗暗地顫抖……
他們躺在床上，腦袋都快裂了。他們做錯了什麼事？是不是有什麼事沒有及時去做？他們不知道。他們是正直的人，勤勞、謹慎；他們的生活是在安分守己的軌道上前進的。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生活對他們太不公正了。他們沒有想到，同樣的不公正，更大的不公正每天降臨在成千上萬人的頭上。
從維也納起飛的一架卡拉維爾和從尼札起飛的一架波音727，起飛時間只相差幾分鐘，目的地都是倫敦希思羅機場。天氣很好。卡拉維爾座無虛席。勞累了一年的人們離開這座炎熱的城市去休憩，商人們越過海峽去爭取新的合同，大學生們去度暑假，藉此機會尋求接觸、友誼和夏季的職業，要不然（如果他們有錢的話）就是去探險尋奇。這是為期兩個月的民族遷徙時期，學語言的學生集體包機旅行時期，還有交換服務的姑娘們。在大陸和不列顛島之間，飛機成天滿載着這些人飛來飛去；這段時間裏，乘客中女性佔多數。根據統計數字，其中一大半是17歲到24歲的女大學生。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坐在窗前，這是她第一次坐飛機。她有點慌，僵直地靠在椅背上，還擔心地想着她的箱子會不會安全到達愛丁堡。她想着瑪麗-芬奇和查理-芬奇，她只見過他們的照片。這同樣使她不安。靠一張照片去辨認不認識的人可不那麼容易。近在咫尺的引擎噪聲，機體的震顫和噴氣的呼嘯聲使她感到不舒服，可是其他乘客泰然的樣子又叫她安下心來。她試着辨認站在看台上的父母，但那裏有那麼多五彩繽紛的小點，太亂了。她覺得座位太擠了，她的手提行李擋住了她的腿，膝蓋上放着雨衣也夠累贅的。一位態度和善的空中小姐幫她把雨衣放在行李架上，遞給她一塊糖，還向她點點頭以示慰藉。字幕上的燈光亮了；請勿抽煙！系好安全帶！蕾娜特照鄰座的樣子做。扣安全帶扣子的金屬聲響起在這整個又細又長的房間裏。飛機傳動裝置鼓足勁嚎叫起來，制動閘放開了，卡拉維爾飛機向跑道馳去。蕾娜特感到自已被椅背給吸住了，她閉上眼睛，心臟劇烈跳動，當她感到被拋上了天空時，手指緊緊掐住座椅的扶手。
什麼可怕的事也沒有發生，慢慢地，她睜開眼睛，遲疑地向窗外茫茫的瓦藍色天空看去。她看見一道傾斜的地平線，在卡拉維爾向左拐了個大麴線后，“地平線變成水平的了。她壯起膽子往深處看，她吃驚了。群山成了小丘，寬闊的公路成了細線，大片的農田和野地成了棋盤。這真是奇迹；她居然飛上了天空。
從尼札起飛的波音727在3.3萬英尺的高空甩出一條凝結尾跡。艙外溫度是攝氏45度。二等艙里坐滿了人；頭等艙里空着四個座位。其中一個位置是以羅蓮-德-弗雷斯卡的名字訂下的，可是機場服務處在廣播中叫了三遍也不見這位年輕女士出現在入口處。
服務處工作人員關上了門。他問身邊的機場小姐：“你知道弗雷斯卡一家嗎？”
“不知道。”
“連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可是知名人士啊。”
“是政治家嗎？”
“也可以算。但更重要的是，那老頭兒是經濟界的大傢伙，只要他高興，就可以讓貨幣堅挺或者疲軟。”
“你怎麼會知道這家人的？”
“前天我在電視裏看見了他們全家。那是為他家女兒舉辦的生日酒會。這些上層人物全被金子和寶石的光澤給裹住了，弗雷斯卡夫人戴着一頂像古代希巴王國皇后戴的那種頭飾，在強烈的燈光下一閃一閃的，親愛的，就這麼一小塊地方集中了多少錢啊。”
“對這種人來說浪費掉一張飛機票完全是小意思。”
“沒那麼回事。弗雷斯卡會把錢收回的，我敢打賭。這種人總有辦法，因為誰也不敢惹他們不高興。”
“無賴！”
“這可是你說的。”
“他們的女兒怎麼樣？”
“你說她會怎麼樣？可以揮金如土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真是個可憐蟲。”
“為什麼？”
“你想她會找到一個胸懷坦蕩的男人嗎？一個她真心喜愛的，對她的錢財不存覬覦之心的人？”
“她要結婚的話，想的也只會是錢財。”
“每個女人都需要一個真正愛她的男人。要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到頭來她只能算是高價賣出的商品。”
“你的同情心使我萬分感動。”機場工作人員譏諷地說。
“算了吧，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
“那個小東西也許還在醉醺醺地把生日酒會上喝的白蘭地吐出來，而你卻在為她擔心。你還不如關心關心我，陪我吃飯去。”
“如果你認為看我吃飯的樣子會帶來樂趣，那我奉陪好了。不過我可要警告你，我今天胃口好極了。”
這段對話結束一小時后，波音727降低了高度，進入了倫敦近郊。又過了幾分鐘。它便處於倫敦控制範圍內了，幾分鐘前，從維也納來的卡拉維爾已越過倫敦微波全向無線電信標，向右側轉彎，對準了中心線。沒一會兒就在機場大樓前滑行了。
在倫敦希思羅機場過境旅客的出口處，有兩個年輕的男人已經站了足有四十分鐘，他們仔細觀察着所有過境旅客，老是擔心是不是來遲了，有沒有錯過他們所等待的人。
當機場女播音員報告來自尼札的波音727降落的消息時，這兩個男人趕緊擠到離出口處更近的地方。一個從口袋裏掏出從報上剪下來的一片又讀了一遍，這片報紙看來他不知道讀了多少遍了，紙又軟又臟，皺皺巴巴的：
“德-弗雷斯卡先生和夫人於8月15日舉辦酒會，慶祝他們的女兒羅蓮小姐25歲生日。羅蓮將於8月17日離開尼札，乘飛機前往愛丁堡參加藝術節。據悉，羅蓮小姐前往愛丁堡不僅由於藝術節，她還將懷着很大的興趣觀摩高爾夫球世界錦標賽。弗雷斯卡家的朋友們認為，也許有一段羅曼史正在進行。”
另一個男人手裏拿着羅蓮小姐的一張照片。羅蓮長着暗金色的長發，深棕色的眼睛，照片上她微笑着，半啟朱唇，露出整齊美麗的牙齒。這張照片對羅蓮的形象作了什麼美化，這兩個男人都不知道，因為他們好像只是在畫報上見過羅蓮，對她真的長相一無所知。
當第一批過境旅客向出口處湧來時，兩個男人中年輕一些的那個把剪報塞進褲袋，仔細地察看匆匆走出來的人們。許多旅客手裏拿着護照，目標明確地向檢查處走去；也有些人猶豫着，問問人，拿不定主意該朝哪裏走，只好與下一架飛機上下來的人流卷在了一起。隊越排越長，不過護照驗查得很快，只有那些交出入境卡的人稍微耽誤一點時間。這兩個男人需要留意的正是這些人，但也不必一個一個地觀察，首先男的可以排除在外，超過一定年齡的女人也不在注意之列。
那個年齡稍大些的男人突然把羅蓮-德-弗雷斯卡的照片塞在年輕同伴的手中。若仔細觀察這張照片，可發現明顯的修改痕迹，要憑這張照片認出本人來，應該在畫面上作一些補充。照片上的臉毫無皺紋，既不愉快也不悲傷，既不惹人喜歡也不惹人討厭，看上去活像櫥窗里模特兒的臉，雖然化妝得十分巧妙，但呆板而無生命力。這張臉與成千上萬年輕姑娘的臉有相似之處，區別頂多在一個酒窩、一條皺紋、一道額前捲髮，或者嘴的一個動作。
這兩個男人等待的人來了，一定是她。年輕些的偷偷瞥了一眼照片，他向同伴轉過身去，但是那同伴卻看着別處，讓他作出抉擇；他決定了。他更仔細地觀察着她。苗條的身材，蒼白的臉，大大的棕色眼睛流出驚異的光澤，暗金色的長發微微閃亮，嘴唇閉着。他覺得她自命不凡又很疲倦。他看見她交出入境卡，交驗了夾在紅色皮革套子裏的護照，然後從他身邊走了過去。樸素的穿着使他有點疑惑，但他認為這是故意迎合英國人的眼光。他跟了上去。她遲疑不決地走着，更換了幾次方向，環顧四周，完了向問訊處走去。他挨到她身旁，可是飛機起飛和降落的噪音和廣播中的通知把她的聲音蓋住了，他只聽見坐在問訊處裏面那個男人的回答，那人還用手指指着一個方向。
“23號門，起飛時間14點45分。”
這意味着愛丁堡方向，他們跟對了。
“她飛往愛丁堡，約翰。”年輕一些的說，“我敢斷定就是她。”
“我也這麼認為。”約翰回答說，“告訴貝特西，我們找到她了。快點，克里斯，我看着她。”
克里斯朵夫走開了，他找到了一個長途電話亭，掏出幾枚硬幣拿在手裏。撥完數字，他用手指在電話亭玻璃上敲着。他的頭轉來轉去，想看看那位姑娘和約翰在哪裏。聽筒里響起咔嗒一聲，克里斯朵夫注視着鍵盤。他聽見了他所期待的聲音。
“四號在說話。”
“喂！貝特西，看來事情很順利。”克里斯朵夫說。
“你應該養成不稱我名字的習慣。”
“別激動，貨物要幾個小時后才起飛。”
“不管怎麼說，你應該養成習慣，否則總有一天你會在你的舌頭上跌跤的。那孩子來了嗎？”
“是的。她將於14點45分繼續飛行。”
“她一個人嗎？”
“是的。”
“你敢肯定是她嗎？”
“完全肯定。”
“你有沒有查看一下旅客名單？”
“現在可是你犯個了錯誤——四號。”
“你那平平常常的臉誰也記不住的。”
“可是人們會說，有一個人來過，打聽過消息，是個年輕人，長得這樣那樣……”
“別扯那麼多。我們怎麼辨認她？”
“我將緊挨着她。”
“好的——你沒有搞錯什麼嗎？”
“什麼錯？”
“也就是說，萬一不是她呢？”
“她是的。約翰也這麼認為。她跟照片上完全一模一樣。只是……她好像在玩什麼新花招。”
“什麼花招？”
“她打扮得十分樸素，一本正經。”
“這是她成熟的年齡造成的；”
“你妒嫉她嗎？”
“別瞎扯了。不要忘了，不可感情用事，感情該用在其他場合。”
“我該結束了，通話時間快到頭了。”
“你知道有沒有人接她？”
“在這裏只有她一個人，她沒有碰到別人。”
“奇怪。”
“為什麼奇怪？”
“我是說，我們沒有想到過，她有跟一幫花花公子一起出現的可能性。”
“她沒有……就是那樣也無所謂。你的計劃是萬無一失的。”
“就談到這裏吧，我得找找別人，把這事準備停當。祝你順利。三號。”
“再見，四號。”
克里斯朵夫離開電話亭后，買了一張報紙，慢騰騰地向23號門走去。時間還充裕，不會有什麼波折的。他打開報紙，裝做埋頭在報紙里。有時他越過報紙的邊緣，偷看一眼他跟蹤的對象。
約翰就坐在附近，他在玩拼詞遊戲。過了一會兒，他站了起來，在一個個口袋裏佯裝沒找到打火機，便向克里斯朵夫走去。
“您能借個火嗎？”
“可以。”克里斯朵夫說著俯身向前，划著一根火柴，給約翰點煙。
“我們不坐在一起。”約翰在吐煙時輕聲說。
“不用謝。”克里斯朵夫大聲說著又靠回了椅背上。
約翰走開了。他走走停停，看看書報亭里畫報的封面，最後在旅客人流中消失了。他穿過擁擠的餐廳，走到另一邊通向若干入口處的走廊里。他沿着一個寬大的樓梯走下去，向左拐入郵局，走進一個電話亭，撥動了鍵盤。一個女人的聲音響起了。
“喂，”
“我是約翰。”
“謝天謝地，你總算來電話了。我一直在等。”
“我這不打來了嗎，寶貝？”
“會順利嗎？”
“沒問題。”
“她看上去怎麼個模樣？”
“很好——十分標準。”
“個子多高？”
“像你一樣高。還有：要是你的頭髮也這麼長，她可以當你的妹妹了。”
那個女人笑了。
“約翰，這真是個厚顏無恥的好運，對嗎？”
“克里斯朵夫手裏拿着照片不難找到這個姑娘，這個羅蓮。”
“你們一起來嗎？”
“是的……我是說，坐同一架飛機。但我們裝得互相不認識。”
“馬上又能跟你見面了，我真高興。”
“我也很高興。”
約翰繞着道又回到了入口處。他離開克里斯朵夫和那位姑娘相當一段距離。克里斯朵夫始終在監視着這位姑娘。
廣播裏一響起招呼前往愛丁堡的旅客的通知，約翰手裏拿着機票就往入口處走。這時，被稱為四號的貝特西正抓起電話話筒，給她們一伙人中的另一個人打電話。
“計劃在進行。”她說，“一號、二號照計劃行動。”
“好的，”電話線那端說，“我通知二號。”
貝特西掛上電話。走到鏡子前面。她仔細地觀察着自己。她脫下外衣，湊到鏡子近處，用酒精把臉擦乾淨，把眼皮上的妝擦去，梳了一下她的短髮，用口紅畫出一個寬大的上唇。然後，她穿上機場小姐的制服，把一個手提箱收拾好，從柜子裏拿出一個衣帽盒放進手提箱，把護照和駕駛證、汽車證放進手提包，把所有東西都放在門口。然後，她放下百頁窗，關上房間裏所有的門，回到梳妝枱前，拉開最下面的抽屜，取出放在雜誌和時裝畫報下面的皮夾子，抽出一本護照。她打開護照上貼照片的那頁，又轉過臉來對着鏡子。她看看照片，又看看鏡子中自己的形象。慰然笑了。她覺得照片上這個人與她沒有相似之處，首先，這裏面是個長着長頭髮的姑娘。她把這本護照塞進手提箱，離開了她的住宅。
她穿過一個開滿杜鵑花的花園，來到一條小街旁。街上一個人都沒有。一輛小汽車停在灌木叢中間，她撥開灌木，鑽進了汽車，把行李扔在後座上，戴上墨鏡，發動了汽車。汽車馳過幾條安靜的小街，在一個十字路口沿着主行道拐彎，到了前往愛丁堡的公路上。她的制服帽擱在旁邊座位上。
山笛和馬科斯一起給一大堆信封貼郵票，完了把現成的信一個個塞進去。一封信寄給德-弗雷斯卡夫人，大多數信都是寄給國內外著名報刊編輯部的。
“我真不明白貝特西幹嘛那麼匆忙。魚還沒有上鉤，乞討函就寄出去了。”山笛說。
馬科斯笑了起來。
“乞討函！你是挖苦呢還是表達理想？”
“我總是把壞事看得比它們本身好，可從不把好事看得像它們本身那麼妙。”山笛回答說。
“我很羨慕你的性格。但是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克里斯朵夫和約翰搞錯了呢？”馬科斯問。
“我們等抓到了那條小魚兒才把信發出去。再說那小傢伙有護照。”山笛說。
“她總不見得那麼傻，把護照掛在脖子上。我們把她抓住，檢查她的護照，如果錯了，就說：對不起，小姐，這是個誤會。這不是太荒唐了嗎？”馬科斯繼續闡述。
“這當然-，可是……”
山笛停了下來，吹了聲口哨，把最後一個信封擱在一邊。
“那時她已經通過護照驗查處了！”他說。
“就是嘛，”馬科斯說，“所以我們要在她進機場樓之前就恭候她。”
“貝特西的神經一定是堅強得像鋼索。”
“她的神經可不行。”
“行李怎麼辦？”
“讓那小東西放棄跟我們過奢華生活的指望吧。”
“但是這些行李將會證明她是在這裏失蹤的。”
“我們不得不冒這個險。不過誰又能證明這一點呢？在國內航線飛行中從來就不立旅客名單。”
馬科斯看了看錶。
“我們十分鐘后出發。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山笛回答，“我們要帶上這玩意兒嗎？”
“就照約定的辦。”馬科斯做了個鬼臉，“我知道你不喜歡這種東西，別那麼婆婆媽媽的。”
他們把信件塞進一個公文包里，每個人從抽屜里拿出一支黑色的小口徑手槍揣進上衣口袋。然後關上窗，拉好窗帘，擰緊廚房裏和洗澡間的煤氣總開關和煤氣暖氣開關，關上水龍頭，然後把兩個大箱子、兩個麻袋拽到後院。一輛汽車停在那裏。他們把行李放進後備箱，馬科斯把公文包扔在後座上。
“這車真漂亮，”山笛說。
“趕上大減價了。”馬科斯做着怪臉說，“我還是打算換一輛，什麼時候都行。要不然就再碰一次大減價。”
他們看了看儀錶板上的鐘，靜靜地挨着坐上。山笛點了點頭，馬科斯發動了車。從現在開始，一切必須準確無誤地照計劃進行。事關重大，不僅是對他們來說，而且關係到許多人。他們決定採取一系列行動來幫助千百萬人，這隻有在第一着勝利的情況下才可能成功。萬“一失手，他們輕則失去自由，重則失去生命。
從現在起他們必須忘卻自己的名字，他們成了代號，將不顧一切、藐視法律，只順從於一種新的、只有他們承認的法。
他們默默地駛過街道，上了通往機場的公路。飛機修理棚旁是教練機場的一個個飛機庫。他們的車向那裏駛去，通過升起着的橫木，停在看門人面前。馬科斯出示了證件，然後向停在機場上的一些教練機那兒馳去，在一架斯高特型直升飛機旁停了車。他們下了車，把行李從車裏轉移到飛機里。山笛留下來作起飛前的準備工作，馬科斯驅車駛向機場大樓。
馬科斯把車停在貝特西的車子後面。他拿上公文包，沒有鎖車門，進入了接客大廳。他看見了貝特西，她手中捏着折起的機場小姐帽，身上披着一件雨衣，站在旅客進來的門口。他湊到她身後；沒有人會注意他們，因為廳里人很多。
“從哪扇門出來？”馬科斯輕聲問。
“右邊那扇通過行李的門。”貝特西輕輕回答。
“你能行嗎？”
“我試過幾次了。”
“飛機到了。”馬科斯說。
“拿着我的雨衣。”貝特西說。
馬科斯接過貝特西的雨衣，只見她很快地、毫不引人注意地戴上了帽子，穿過門走到了機場上。沒有人看她，大家都在看着越滑越近的飛機，停機示意員把飛機引到停機坪，引擎關了，尾部的樓梯慢慢落下來。第一批旅客出來了。
在從倫敦到愛丁堡的飛機上，蕾娜特心情舒暢。那卡拉維爾既沒有爆炸，也沒有掉進海里或者撞毀。她現在輕鬆舒展地坐在座椅上，被下面的景色深深吸引住了。她試着形容在空中搖晃的感覺，把這感覺固定下來，以便在給家裏的信中描繪一番。雲的形狀——塔、山、城堡；湖海——灰色的，發藍的白色，像冰一樣移動，又像棉花一樣一團一團，圓圓滾滾，真令她激動不已。一旦有空隙可以看見地面，她驚訝地看到綠色山丘的帶子、閃光的河流，以各種不同的黃色調為分界的田野，城市和村莊像玩具積木；有時她靠在椅背上，眼睛閉上幾秒鐘，她想：我不是在做夢吧？世界是多麼美啊！
三叉戟把她帶到了離地面1000米的高空，蕾娜特感到，好像下面是個巨大的球從北向南轉着；在遠方，在煙霧茫茫的東方有一小塊土地，那裏立着她父母的房子——而她在向北方疾馳。下面河畔立着人們的住宅，飛機從許多人上空掠過。有的人也許會抬頭看看空中這道銀色的箭頭，所有這些人都有他們的喜怒哀樂；這一點她至今沒有認真地想到過，如今從這風馳的飛機上往下俯瞰，她發現人們的種種憂愁——也包括她在內——都是那麼微不足道，她心中對這些人產生了一種新的、從未感受過的親切感。她感謝這次空中旅行為她打開了新的視野，帶來了新的體驗。
眼前的圖像突然換了，不僅在她眼前，而且在她心中：她看見了學校，她還將在其中度過一年，那些台階、休息廳、許多吵吵嚷嚷的孩子，推來撞去，東奔西跑，一群普普通通、沒有思想、激動興奮的人。她看見高校長室不遠處電鐘旁邊白底黑字的匾額，這她至少讀過幾百遍，甚至也懂了，但並沒有真正體會到其含意，現在她才感到那兩行字的意義竟是如此之深：“切勿共憎，但須同愛。”
燈光字幕亮了：請勿吸煙！系好安全帶！喇叭里傳出的聲音告訴大家，飛機將準時到達愛丁堡。蕾娜特暫時將她的感覺擱置腦後。她轉過頭去看四周，不引人注目地觀察周圍的旅客：閑聊個沒完的大學生們、旅遊者和商人。他們不是在讀報，就是在把喝完的威士忌杯子塞在走來走去的空中小姐手裏。
她感到格外舒服的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她，沒有一個人試着同她說話。倒是在故鄉的有軌電車上常有人主動與她搭話；飛機里沒有一個人特別關心她的存在。也許只有一個例外，但也完全是偶然的。有兩次她的目光與同排的一個年輕男人的目光碰在一起，這兩次都在她偶然向對面的窗口看去的時候。那男人之所以引起她的注意，是因為他留着滑稽的莫利茲髮型，長着一張大馬臉，毛衣袖子太短，不足以掩蓋他長長的胳膊。其他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三叉戟降落時抖動起來，耳膜疼得厲害，飛機傳動裝置的尖叫聲彷彿來自遙遠的地方。蕾娜特又默念了一遍見面時的應酬話，要說得正確，英語化，因為第一印象往往是關鍵性的。有一陣子她也曾擔心過她的行李，但是當三叉戟飛機在跑道上疾馳時，注意力就轉移到飛機的降落上了。
飛機到了滑行道上，輕輕地顫動，制動使旅客們的身子貼到了安全帶上。飛機停了下來，傳動裝置聲音消逝了。這時蕾娜特猶豫起來，可是下機的旅客卻像潮流般地卷着她向前走。她對安全到達目的地感到高興，又對飛行的結束感到遺憾。耳邊響起空中小姐的問候，她依戀地瞥了機艙一眼，便走下了樓梯，緩緩跟着其他旅客，環顧着，望着機場大樓，這裏的看台上也站滿了人——她到達了愛丁堡。
旁邊有個人碰了她一下。
“對不起。”是那馬臉年輕人用法語向她說。
蕾娜特感到驚奇，她用英語回答：“沒關係。”
機場的噪聲、看台上的叫喊聲使她頭昏腦脹，耳朵里還在嗡嗡叫着，她木然地朝着大樓走去。
一個機場小姐走到她面前，仔細打量着她。
“小姐，是不是有人來接您？”她問。
“我聽不見。這噪音，還有我的耳朵。”蕾娜特答道。
“您會說英語嗎？”
“是的，我會。”
“有人來接您嗎？”
“是的，芬奇先生和夫人。”
“跟我來好嗎？我們走一條近路。”機場小姐說。
她跟着機場小姐穿過一道邊門出了機場。一個男人接過她的大衣，把她領到一輛汽車旁，讓她坐在前座。使她奇怪的是，機場小姐也上了車。可是她沒有多想，望着機場前面喧喧嚷嚷的熱鬧場面，心滿意足地輕舒了一口氣。
“我的行李怎麼辦？”蕾娜特突然發問。
“待會兒再說。”坐在她後面的機場小姐簡潔地回答。
然後她聽見跑步聲，後面車門被人拽開，又上來了兩個人。幾乎與此同時，汽車快速向前馳去。蕾娜特偶然看了一眼反光鏡。這時她感到嘴巴和鼻子前有種又濕又甜的東西，舌頭好像變粗了，眼皮合上了。可是她還是睜開眼睛看了一眼反光鏡。她吃驚地看到那張馬臉，突然感到自己似乎在向一個黑沉沉的深淵墜落，輕飄飄的，就像一根羽毛。
“她過去了嗎？”約翰問。他左手把窗搖下來，右手摟着貝特西。
貝特西俯到前座上，輕輕拍了拍蕾娜特的面頰，翻開她的眼皮。
“過去了，”她說著轉向馬科斯，“你把信發出了嗎？”
“發了。……得佈置一下，讓這小東西在過檢查口的時候看上去像睡著了……或者像喝醉了。”馬科斯說。
“把她的手提包給我。她的護照一定在裏邊。快，動手啊，我們快到檢查口了。”貝特西緊張地說。
馬科斯把手提包送給她。貝特西翻了翻，什麼都沒有。
“這裏沒有。”她說。
她搜蕾娜特的身，掏她上裝口袋，可是除了紙巾，一無所獲。
“這也太奇怪了，”貝特西說，“護照總該在身邊啊。”
“別是叫她給吃了。”馬科斯問聲悶氣地說。
“別吵，”克里斯朵夫壓低嗓門說，“已經到檢查口了。”
他們來到了橫木前。馬科斯把身份證遞出去。守門人表示感謝。汽車在滑行道上馳向他們的直升飛機，開到背朝機場大樓的那面停下，他們紛紛跳下了汽車。
山笛在幾分鐘前已經向指揮塔申請起飛，指揮塔批准了他。他報的是他作為飛行員另帶五個人，報了飛行目的地，指揮塔還跟他說了一些天氣情況。
“你們快點！”山笛在座艙上叫喊，“我們如果不馬上起飛，要再過一個小時才能被批准下一次的起飛。”
“汽車怎麼辦？”馬科斯叫着。
“開到那些機棚後面去！”
克里斯朵夫和約翰把蕾娜特拽出汽車，把她像個洋娃娃一樣塞進了直升飛機。貝特西拿上了那個手提包。馬科斯倒着車七拐八彎開到機棚後面。山笛開始發動機器。螺旋槳扇起塵土。山笛又向指揮塔報告了一次起飛要求。馬科斯彎着腰跑過來，爬上樓梯，褲子和頭髮被風颳得一個勁地飄揚。他鑽進了飛機，帶上機門。山笛一反常規，以向後上方的筆直曲線使直升飛機離開了地面。
“還算不錯。”山笛說。
“照這麼下去，下星期就能大功告成……”馬科斯說。
“你把這小東西的大衣弄哪兒去了？”貝特西打斷了他。
馬科斯瞪大了眼睛，看上去像是暈機了。
“在後備箱裏。”他喘着粗氣說。
“笨蛋！你真是個地地道道的笨蛋！”貝特西說。
山笛駕着飛機越升越高，然後確定了一下方向，直升飛機便載着他們飛往遙遠的北方。
早晨出版的各家報紙都以醒目的大標題報導了羅蓮-德-弗雷斯卡失蹤的故事。這是8月19日。同樣內容的信件幾乎是同時到達各個編輯部的。各家通訊社以昂貴的價錢拋售這個頗有油水的消息，這無疑是一流新聞，一則能大大提高報紙銷售量的頭版頭條新聞，幾乎沒有一家報紙願意先去驗證一下這條消息確實與否，關鍵要趕在一大早給讀者們提供早餐時談話的材料，從而伴隨他們這一天的生活。女人們在乳製品商店談論此事。男人們午間在食堂里發表議論；他們震驚、憤怒，極力主張對暴徒施以死刑。主張警察應堅決果斷地採取行動，主張實行嚴厲的教育手段，因為一旦學校和家長教育無方，孩子們就會變野，長大后後果不堪設想。
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人真的激動不已。人們只是力圖表現得正直、義憤填膺。關鍵是，報上登載的一切發生在遙遠的地方，反正沒有發生在這兒，在這個城市裏，這條街上，這幢房子裏，謝天謝地，沒有在自己家裏。
右翼保守報紙《商報》在發表這封信的內容前召開了一次緊急編委會議。信是主編在他的辦公桌上讀到的。不管怎麼說，劫人事件對於一家經濟報刊來說也是第一版的重大消息。
“先生們，”主編對他的同事們說，“如果這個消息屬實，那麼它可能會引起連鎖反應，甚至波及經濟領域，並在外交上造成麻煩。您，布呂克爾先生，跟弗雷斯卡家通個電話。驗證一下，他們的女兒是否在尼札，是否真的到愛丁堡去了，等等。誰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跟我們開天大的玩笑。”
“通訊社已經通過電傳發出了這條消息。”布呂克爾說。
“得了得了。我們發表的東西就得驗證，我們是一家嚴肅的報紙。您還是馬上去打電話吧。我們不能拾別人的牙慧。正相反，還要加上這麼一句話：與弗雷斯卡先生通話后我們得以……諸如此類。快去吧，布呂克爾，閃電式通話。”
布呂克爾離開了會議室。其他人在那裏討論應給這起綁架事件騰出多少版面。此外，“一些已經排好版的文章不得不抽出來推遲到明天發表。編輯們決定，將一個部長辭職的消息和對此的評論、一些汽車價格上漲的消息以及一個自殺者住宅里煤氣爆炸一事推遲發表。這就給綁架者的來信和對綁架事件前景的估計留出了足夠的篇幅。
布呂克爾在打電話。通往尼禮的線路暢通，可是弗雷斯卡家的電話始終撥不進去。足足等了25分鐘，布呂克爾才在兩個通話之間鑽了個空子，接通弗雷斯卡的私人辦公室，與那邊的秘書說上了話。
“這裏是《商報》編輯部。通訊社發的消息屬實嗎？弗雷斯卡先生是否會照綁架者提出的條件辦？”布呂克爾問。
“先生，您佔了線，我們正在等部里的一個電話。”
“您只用說是或不是，完了我就掛上。”
“您到底想知道什麼？”
“羅蓮小姐在尼札嗎？”
“不在。”
“你們知道她在哪裏嗎？”
“不知道。她當時是準備飛往愛丁堡的。”
“會屈從於綁架者提出的條件嗎？”
“這我不知道。”
“您認為有沒有以其他方式解救羅蓮小姐的可能？”
“即使知道我也不會說，因為這會使談判難以進行。現在該結束了。再見！”
秘書掛斷了電話。布呂克爾很滿意，這次通話澄清了一些事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證實了通訊社消息的真實性。他的記者職責應該算盡到了，一旦有差錯，可以在事後向讀者道歉。誰對報上的消息又會琢磨得那麼仔細呢？
他跑回會議室，打斷了那裏的討論，他帶來的消息是轟動性的，足以使他的身價有所提高。
“博士先生，通訊社的報導是正確的。”他越過同事們的頭頂喊，“我們可以刊登這則消息。”
他描繪了電話內容，把自己的估計也編織進去，從而使他的敘述顯得更有份量。他從主編遞過來的煙盒裏抽出一支香煙。
“或許您得坐飛機去尼札一次。”主編施普朗格博士說，“不過讓我們再等一天吧。”
施普朗格博士抓起電話筒，撥了印刷廠的號碼。
“開機吧。開足馬力。質量可以忽視，但無論如何要在一個小時內送出去。”
印刷機開始轉動，整座房子裏都能聽見那沉悶的機器聲。施普朗格博士走回自己的辦公室。他微笑着傾聽了一會兒機器旋轉的噪聲。發送部的大門打開了，送報車一輛接一輛倒到木裝卸台前。
不到一個小時，第一批油墨未乾的報紙送了出去。在第一版通欄標題下還劃了紅杠：
《政治暴徒綁架大工業家的女兒》
“尼札（本報第一手消息與評論）。如報道，尼札的羅蓮-德-弗雷斯卡，法國大企業法蘭費羅公司總經理的女兒，於8月17日被綁架。暴徒們要求1000萬法郎贖金，自稱用來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這些話出自今天早晨本編輯部收到的一封由愛丁堡發出的信。我們摘錄如下：
“我們綁架了羅蓮-德-弗雷斯卡。我們意在以此引起世界公眾的震動和注意，從而對千百萬人在資本主義的剝削下忍飢挨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情景寄予關心，慈善組織搞的募捐活動雖然是好事，但到頭來，送到一個村落里的只剩一捧米。在許多人的眼裏，我們的行為是犯罪。我們不怕被曲解。世界各地兒童死於飢餓，生活水平低下的部落、民族受盡獨裁者的搜刮，受到鄰族的襲擊，與此同時，一些人，卻過着奢侈無度、花天酒地的生活，這才是最大的犯罪。這就是富人們的罪行：罪不在佔有，而在子有了卻不給予！我們向世界公眾宣佈，這是我們一系列行動的開端，我們將在所有國度繼續採取行動，直至那些富得不可思議的人，那些國家真正的統治者自願地交出他們剩餘的財富。信封上愛丁堡的郵戳只是一個幌子。我們將提出贖回羅蓮-德-弗雷斯卡的具體條件。一旦遭警察襲擊。我們將自衛，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是這樣羅蓮-德-弗雷斯卡也將同歸於盡。’
《商報》工作人員在與德-弗雷斯卡的秘書通話中得知，羅蓮-德-弗雷斯卡訂了前往愛丁堡的機票。但似乎沒有到達那裏。可能那是一夥特別狡猾的罪犯，他們欲將警察吸引到愛丁堡，落入他們佈下的迷魂陣中。
我們將密切注視這起極左分子綁架事件的發展，向讀者提供進一步的消息。”
布呂克爾從發送處取來一份報紙，仔細地讀了一遍這篇文章。然後他瀏覽了一下其他新聞，地方消息、體育、經濟版，完了又回到第一頁，逐宇逐句地研究起信的內容。
他設想如果自己是個百萬富翁會怎麼樣，想到這裏，他不禁苦笑起來。他知道自己會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錢花完的——弄一輛快速高級轎車、搞一個漂亮的女友，給她掛滿珠寶項鏈，打扮得像棵聖誕樅樹，再加上週遊世界一、兩次——然後便開始走下坡路。
信里還有一種東西比當百萬富翁的設想更吸引他。他覺得暴徒們的宣言中有某種東西並不壞……儘管如此，這麼干是不對的。哪能用目的來為手段辯護呢！
還在報導綁架案的各報出版前，一些電視攝製組和記者已經啟程前往尼札。根據人們從外界的觀察，弗雷斯卡家裏籠罩着陰鬱的氣氛。弗雷斯卡先生同外交部和警察總署通了電話。他讓他的僱員們站在花園四周，制止好奇的人們闖入，可以進來的只有警察局和部里的官員以及總領事先生。
外交部里空氣緊張。法國警察總署的一位局長在傾聽國務秘書向他分析羅蓮小姐綁架案可能引起哪些麻煩。看上去局長的表情已輕鬆，可是他心中有一種感覺，他正被推入一種非常棘手難辦的處境。這一案件來得真不是時候。眼下適值夏天，他手下的人有三分之一休假去了，還有病號，而犯罪率正是高峰時期，小偷、詐騙犯、歇斯底里的電影明星活躍地穿梭往來，每一個都得有個穿制服的保姆看着點。
“那麼您將如何着手呢？”國務秘書問。
“我們已經做了一點事，”警察局長匹埃爾回答說，“通報了國際警察組織，倫敦的同事向我保證一定大力合作。已通知英國和法國的所有機場進入戒備狀態。”
“您知道萬一我們失敗，後果會如何嗎？”
“不完全清楚，先生。但我知道弗雷斯卡的勢力。”
“那將不僅是一個駭人的醜聞，而且有可能在國會內造成危機——假如弗雷斯卡失去自製，他會使交易所行情出現我們絕不需要的浮動。如果您不把他的女兒送還給他，他會製造許多麻煩。還得儘可能別讓他非掏出大筆的錢來不可。”
“據我所知，羅蓮小姐不是在法國，而是在英國失蹤的。”
“這隻能使事情更複雜！”國務秘書煩躁地喊了起來，“我對英國人和他們精益求精的品質沒有什麼偏見。可是以我們的手段更易達到目的。”
“任何倉促從事都可能帶來不利。”匹埃爾說。
“任何猶豫躊躇同樣如此。”國務秘書反駁說，“我受命給予您儘快採取行動的一切權利。政府將傾全力支持您，包括用錢。”
“先生，只有等兩件事發生后，我們才能採取行動。第一件：等暴徒們的條件公佈。這很快就會來的。這是一種心理學伎倆，先讓父母等待，使他們軟下來，那時高額的款項就容易敲詐了。這些條件會給我們帶來具體的啟示。第二件：等倫敦警察廳提供某一條線索。在這之前採取任何行動都是毫無意義的。沒有英國方面的事先同意，我們根本不能進行正式調查”
“這我在十分鐘內就可以聯繫好。”國務秘書說，“不過您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們將傾全力支持您！還要我說得更清楚一點嗎？作為一個部門的負責人，您應該知道您手裏掌握着哪些可能性。”
“我知道，先生。但是……”
“有什麼得罪之處我們以後可以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國務秘書有點不耐煩地說，“我們同英國關係很好。”
“明白了，先生。您還用得着我嗎？”
“在您臨走前我還想補充幾句。被綁架者萬一死亡，那將是全國性的災難，勢必導致警察部門內許多領導人的更新。”
“您這是在威脅吧？”匹埃爾氣憤地問。
“每個人都得保護自己。”國務秘書看着窗外，“您以為我為弗雷斯卡有個女兒感到高興嗎？”
“請允許我提個問題。您為防止這場全國性的災難已經做了些什麼？”
“我們已委託駐倫敦大使拜會英國政府，遞交一份照會，請求英方盡全力拯救羅蓮小姐的生命。”
“英國政府怎麼表示？”
“他們將全力以赴。”國務秘書回答，然後向匹埃爾轉過身來，“您不相信嗎？”
匹埃爾微微一笑。
“他們將同我們的政府一樣行動。他們會去找一個人，把一切責任都掛在他脖子上；不光是破此案的責任，也包括對可能引起後果的責任。”
有人敲門。一個秘書走進了房間。他默默地把一份報紙放在桌上，第一版登着有關於綁架的文章。標題用紅筆劃了出來。有些句子下面也劃了紅杠杠，這些話講到當局的態度，責備英國對此毫不在意，說英國是極端分子們的老巢。還引伸出去，說到英國的新教人士壓迫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
“舞會開場了，”國務秘書說，“比弗雷斯卡的衝動更使我害怕的，是新聞界。”
“這家報紙不是屬於弗雷斯卡的嗎？”匹埃爾問。
“是的，這不錯。可是它不會是唯一一家興風作浪的報紙。”
“這是什麼時候出的？”
“大約兩小時前，”那位秘書答道，然後走出了房間。
匹埃爾等到房門關上才說話：“我不禁自問，先生，在這個國家，究竟誰是統治者，誰是臣民？”
“您竟然問這種問題？您今天表現得十分天真，匹埃爾先生。從古至今，天南海北，都是這個東西。”他拍了拍自己的左胸。當然他指的不是他的心，而是口袋裏的錢包。
“那我就不懂了。”匹埃爾開始陳述他的理論，但這時電話鈴響了，打斷了他的話。
國務秘書把聽筒遞給他。
“是您的局裏打來的，”他說。
匹埃爾只是聽着，偶爾提出一兩個簡短的問題，他臉上的表情由吃驚轉為憂慮。
“別讓那人走……我是說，請他稍等片刻，等我回辦公室。是的，我馬上就來，”匹埃爾掛上了電話。
“是與我們有關的新聞嗎？”國務秘書問。
匹埃爾點了點頭。
“是的。我還不知道是否應該為此高興。一位機場工作人員在我那兒。他說羅蓮小姐沒有離開尼札。她訂的前往倫敦的機座空着。他們在麥克風裏三次呼喚羅蓮小姐，可是她始終未出現在進口處，所以他記得很清楚。”
“這是否意味着她在尼札已經被綁架了？”
“什麼都可能意味。甚至可能意味着她不在綁架者手中。這樣倒是再好不過了。”
“老天爺！匹埃爾，這要是真的-、…”
“我想好好問問這個人，我可以在今天就把談話內容告訴您嗎？”
“當然當然。可是羅蓮小姐會不會是坐下一個班機走的呢？”
“不會。否則時間就對不上。信上的郵戳日期是8月17日。下一個班機23點15分才到倫敦。”匹埃爾打消了國務秘書的樂觀想法，“可是羅蓮小姐如果沒有趕上飛往倫敦的班機，她又是怎麼去的倫敦呢，作為……”
匹埃爾打住了。
“什麼？”國務秘書催他。
“如果事實證明羅蓮沒有飛往英國，”匹埃爾深思着繼續他的話題，“那麼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她在這裏就被綁架了……”
“不可能，那些信是從愛丁堡發出的！”國務秘書打斷了他。
“這根本不說明問題。一個電話從尼札打到愛丁堡，信就送到郵局去了。第二種可能是：羅蓮既沒有飛往愛丁堡，也沒有在尼札被綁架。那麼問題是：是誰落在了敲詐者們的手中呢？”
國務秘書吃驚地盯着他。
“多麼優美的神話！匹埃爾，夢幻一般。這樣的話，您認為羅蓮小姐到底在什麼地方？她會給家裏一個信，告訴他們，她沒有被綁架；她一定會說，她過得挺好，她在朋友家或者其他什麼地方。”國務秘書發火了。
“羅蓮在哪裏我無法認定。我只是在想，一份才出版兩個小時的報紙需要多長時間可以到達一處消息閉塞的情人窩裏。”
“這可是……如果讓您說對了的話，這可是太棒了！”國務秘書說。
匹埃爾嘟嘟噥噥地說：“誰知道對羅蓮來說是棒還是不棒。”
“行了行了，這些只是大膽的估計，不是證據。您必須努力地、細緻地去研究這個案子。我們手裏的唯一證據是那封來信，您別忘了。”
“不會，”匹埃爾說，“我不會忘的。我已命令所有警察機構搜查尼札及其附近的夜總會、酒吧間和賭場。……誰知道有沒有用呢？”
他朝門口走去。
“再見，先生，我最遲過一個小時給您打電話。”
匹埃爾離開了這間辦公室。國務秘書走到窗邊，打開了窗。
“為什麼警察身上散發著這麼一種可怕的臭味？”他喃喃自語，“一個個都像剛從軍營里出來似的……”
丹尼斯男爵站了起來；他在迎接倫敦警察廳的一位局長給他指指座位，他倆都坐下了。丹尼斯男爵遞上雪利酒和香煙，局長謝絕了。
“您的高爾夫球場真是好極了，丹尼斯男爵。”警察局長說。
“如果您有興趣，曼松，這星期可以安排玩一次。”
“很遺憾，丹尼斯男爵，您知道我脫不開身。”
“是的，事情很棘手。法國人總是一臨陣就把最重的炮架起來。這就是他們無拘無束的性格。您想想，剛發生事就遞上一份照會！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有侮辱性質。”
“我真擔心，過不了多久，問題就會接踵而至：比如他們是不是可以派一批偵緝人員來接管這一案件。丹尼斯男爵閣下；您是知道我的看法的。這種大叫大嚷‘快啊！快啊！’的做法動不了罪犯一根毫毛，只會驚得公雞母雞滿天飛，把一切攪得亂七八糟。”
“當然是這樣，曼松。可是為了防止法國警察部隊入境，我得把一些具體進展告訴法國同事，讓他安下心來。”
“這可不容易，丹尼斯男爵閣下，我剛剛平息了我們穹蘇格蘭地區負責人的權限之爭。初步達成協議。我們可以到那裏去偵緝調查，由地區警察局長全面指揮。”
“很好。結果如何？”
“我們搜遍了愛丁堡，一無所獲。”曼松說。
“這個消息不會給我的法國同事帶來歡樂，從而打消他們派警察來的念頭。”
“當然不會，丹尼斯男爵閣下。我們的調查還沒有結束。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敲詐者的信為什麼從愛丁堡機場寄出。我們對這個機場也感興趣。很可能這會是關鍵場地，會給案情帶來突破；我們將不間斷地監視這個機場。”
“曼松，您怎麼佈置完全是您的事。如果能找到一條具體線索，對我們大家都會有好處。世界各報都轉載了這一不快事件，尤其是法國各家報紙唾沫飛濺，譴責我們無能。當然他們的動機很明顯，各嚴肅的階層並不予以重視。可是您自然知道，總會有一些污點沾在我們身上。我真希望您能在最快的時間內找到某種依據，曼松。”
警察局長在鞋子裏動着他的腳趾。他擺出一副認認真真，畢恭畢敬的樣子；他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好似充滿了信心和成功的希望。可是他心裏在詛咒丹尼斯男爵。為了來此傾聽這番愚蠢的廢話，他不得不立刻從愛丁堡飛往倫敦。這麼一來，一天，珍貴的一天便失去了。
“請您允許我告辭，丹尼斯閣下，”警察局長彬彬有禮地說，“或者您是不是還需要我效什麼勞？”
“您不想留在這裏吃晚飯嗎？”
“我必須今晚趕回愛丁堡，閣下。”
“我不想妨礙您執行您的任務，曼松。可是克勞費爾德夫人會感到失望的。她滿心期望着您能帶來一些激動人心的消息。”
“我們將努力偵破羅蓮一案，男爵閣下，我想我將帶着好消息晉謁克勞費爾德女士。”
“好的。祝您成功。有任何一點與此有關的小事，請您馬上告訴我。您要知道，我不想讓我的法國同事乾等太長時間。”
丹尼斯男爵陪曼松走到房門口的汽車引道前。曼松鑽進一輛篷頂可升降的奧斯汀轎車，仍然微笑着，朝丹尼斯男爵點點頭。丹尼斯男爵舉着手向他告別。曼松從反光鏡里看見他轉身進去，臉上堆起的笑容頓時消失了。可是他的車仍開得不急不慢，從漂亮、寬廣的花園中穿過，嘴裏一個勁地咒罵。他好不容易到了機場，總算趕上了前往愛丁堡的飛機。他上氣不接下氣，大汗直流，而他最討厭的恰恰是濕襯衫。他情緒惡劣，又凍得夠嗆，因為他的鄰座不關通風器。
在愛丁堡，誰也不曾料到曼松今天晚上就會回來。但是曼松在旅客到達廳里時還是碰到了他手下的一個警察正在同一名機場工作人員說話。
“晚上好，科諾利。有什麼新聞嗎？”曼松走近那個警察。
“晚上好，先生。羅蓮一案什麼新的東西都未了解到，上帝作證，我們都沒有合過眼。”
“這我也不贊同，科諾利，尤其是白天睡覺。”曼松微笑着說。
“也許您會感興趣，先生，在愛丁堡發生了另一件事。這事同我們當然無關，愛丁堡的夥計們自己在處理這個案子。”
“什麼案子？”
“一份失蹤報告，先生，同樣是個外國姑娘。”
曼松不相信地看着科諾利。
“您是在和我開玩笑吧？”
“不是，先生。如果願意的話，您可以跟我來，刑事探長麥克波遜在那頭有個房間，他在那裏指揮破此案。”
他們離開了這位機場工作人員，穿過到達廳。經過旅館介紹處，走入派出所，派出所後面有間沒有裝修過的房間被臨時用作訊問室。
麥克波遜坐在一張光禿禿的桌子後面。桌上放着一個箱子，箱子是打開着的，裏面有女人的外衣、內衣、襪子、幾本書、化妝品和零零碎碎的小東西。麥克波遜對面坐着一個男人，他顯得心煩意亂，不住用舌頭舔舔下唇。
“喂，麥克波遜，”曼松說，“您遇上了相似的問題？”
“晚上好，曼松。我們比您運氣好一些。我們至少有這麼一個箱子。這位是芬奇先生，他原打算接這位失蹤的姑娘到他家度假的。”
“您好，芬奇先生。”
芬奇先生點點頭。
“是否確知失蹤者是在愛丁堡下的飛機呢？”曼松問。
麥克波遜仰首看着曼松。
“我們從國際警察組織處得到消息，因為姑娘的父親打了失蹤報告。他去報案，是由於芬奇先生在電話里告訴他，蕾娜特-歌得斯密德——這是失蹤者的名字——在約定的當天和第二天都沒到這兒來。”
“蕾娜特本該在哪一天到達？”曼松問。
“8月17日。”麥克波遜眼瞅着曼松，慢慢地回答。
“這是偶然的……還是有什麼意外？”曼松嘟噥着。
“誰知道呢。……在蕾娜特案上至少我們知道一點，這位姑娘到了愛丁堡二”麥克波遜說。
“由於這個箱子到了嗎？”曼松微笑着。
“不是的。”麥克波遜說，“我給倫敦希思羅機場打了電話。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在那裏交了前往愛丁堡的機票附頁。班機上的空中小姐也記得這張臉。”
麥克波遜給曼松看一張照片。
“是芬奇先生給的。”他補充道，“他拿着這張照片便於接人時辨認。”
曼松嘆了口氣。
“要是我有您那麼多線索該多好，麥克波遜”
曼松長時間地仔細觀察這張照片。
“是個漂亮的姑娘。”他說著把照片遞迴。“我們的失蹤者也是個漂亮的姑娘。……您，芬奇先生，您在8月17日沒見着蕾娜特小姐嗎？”
“沒有。”芬奇先生輕聲回答，“17日、18日都沒有”
“您有沒有看到一個與蕾娜特-歌得斯密德長得相象的姑娘？”
“我想不起來了……可是您知道，今天許多姑娘都是這種打扮，一這種髮型……有時很難從遠處區別她們，尤其是在還不認識她的時候。我的女兒我可以從她走路的方式上認得出來，知道胳膊這麼擺。頭這麼轉動就是她。可是誰又知道一個陌生人的特點呢？所以我們也寄給蕾娜特小姐一張我們的照片，一張合家照，讓她拿着辨認我們。”
“你們都到機場去了嗎？”
“不，只有我去了。”
“芬奇先生，您是否有把握能根據這張照片認出蕾娜特小姐來？”
“把握？把握當然沒有。”
“那麼是不是有可能有個年輕的姑娘，在那一瞬間看上去並不完全像照片上的人從您身邊走過；而您沒有認出她來？”
“您這是什麼問題，先生。對此哪能得出準確的回答呢？”芬奇先生說。
“我並不要求得到準確的回答，我只想弄清楚，蕾娜特小姐既然如您所說，與您根本不認識，那麼她是不是有可能從您身邊走過而未被您認出來呢？”
“假如她走得很快，那是可能的。”芬奇先生沒把握地說，“但我認為這不太可能。她一定會向四周看，會踟躕不前。看人們的臉，試着找我家的成員。她的舉止無疑會引起我的注意。您說呢？”
“是的，我同意您的看法，芬奇先生。”曼松回答着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您見過這位年輕的姑娘嗎？”
芬奇先生看了看這張照片，轉過臉來吃驚地望着曼松。
“是她嗎？”芬奇先生問。
“誰？”
“蕾娜特小姐。”
“不對，”曼松陷入了深思，聽得見他吐出了一口氣，“這是羅蓮小姐。”
“我的上帝！”麥克波遜說，他已經感覺到曼松用意何在，不禁站了起來。
“我提個問題，麥克波遜，這就免得犯錯誤：是否檢查過所有旅館、青年旅舍和宿地？”
“都查過了。很難設想蕾娜特小姐會被某個名聲不好的房屋出租婦招攬去。這些婦人我們也都掌握。假如您想要更保險一點，我可以派人到所有這些人那兒去查一遍。”麥克波遜回答說。
“那隻會是浪費時間。”曼松說著向芬奇先生轉過臉去，“您是不是可以指給我們看，您等待蕾娜特小姐的時候站在什麼位置上？”
芬奇先生站了起來，可是麥克波遜又把他按回到椅子上。
“我有這裏的詳細平面圖，”麥克波遜說，“還有時間，從什麼時候等到什麼時候，等等。”
“完了您就讓芬奇先生先回去吧。”曼松用示意的眼光看着麥克波遜。
麥克波遜明白了。
同芬奇先生簡單地研究了一會兒后，麥克波遜說，“我還會找您的，芬奇先生。今天我們就到此為止吧。”
他向芬奇先生伸出手。芬奇先生站了起來，順從地離開了房間。
“科諾利，今天您也沒事了。”曼松對他手下默不作聲聽取了這場問話的偵探說。
當房間裏只剩下曼松和麥克波遜兩個人時，有一陣誰也不說話。麥克波遜打破了沉默。他站起來，推開通派出所小屋的門。
“請您幫忙煮兩杯咖啡，要滾燙的。”
然後他走回桌旁，合上箱子，放到一個角落裏，再用袖子擦了擦桌子。
“這太奇異，太離譜了。”他喃喃地說，“簡直是荒謬。”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曼松說。
“我們現在幹嘛？”
“首先喝咖啡。”
享受完熱清醒劑后，他們離開了這個簡陋的房間，穿過喧鬧的候機廳和到達廳，在芬奇先生接人時站過的地方停了下來。
“站在這個地方，基本上不可能漏過一個人。”曼松說。
“是的，如果這個人是通過這道門出來的話。”麥克波遜表示同意。
“還有別的出口處嗎？”
“跟我來，我帶您看一個地方。”
他們穿過這道門進入一片空場，向右拐，穿過另一道門，進了行李房。幾個工人抬眼看了看他們，又埋下頭去，不再管他們。一位機場工作人員走到他們面前。
“你們上哪去？”他問。
麥克波遜指了指前面的門。
“到街上去。”
“很抱歉。這是不允許的。你們得走旅客通道。”
麥克波遜出示了他的警察證。
“是這樣，對不起了。”機場工作人員說，“你們只管走去好了。”
“我有個問題，”麥克波遜說，“從來沒有人從這裏通過嗎？”
這個人猶豫了一陣。
“您要知道，”他終於不太好意思地回答了，“原則上是禁止的。可是我們的班機機組人員有時候從這裏走。我們的空中、機場小姐和服務員同樣如此，不過這些人我們是認識的，至少認識他們的制服。”
“老百姓呢？”
“從來不行。”這個人肯定地回答。
“在機組，機場人員陪同下也不行嗎？”
“這是可能的。但我們把這樣的人看成機組人員一道的。”
“謝謝。”麥克波遜拍了拍這個人的肩膀，“回答得很好，至少非常合乎邏輯。”
曼松對他的同伴開玩笑的方式頗感驚奇，不言不語地跟着他走到了外面街上。
“怎麼回事？”他終於問麥克波遜了。
“如果蕾娜特小姐到了這裏，那她一定離開了機場。她已經到了這裏，這點我們有證明。假如她沒有離開機場，那麼就是說她還在這裏。對不對？”
“很有啟發。”曼松說，他心裏對這種婦人邏輯很不以為然。
“看來她是從這個門離開機場的。”麥克波遜斷言，“而且是在一個穿制服的人的陪同下。否則她通不過這道門。”
“沒有其他出口處了嗎？”
“沒有。”
曼松看了看四周。他們站在停車場的邊緣，耳邊響着飛機的噪聲。空氣很不好，沒有風，汽車燈照得睜不開眼，汽車的噪音叫人難以忍受。
“您就沒有個清靜些的地方嗎？”曼松煩躁地問。
“跟我來。”
麥克波遜把曼松又帶回了候機廳，走進了那裏的餐廳。
“您聽着，”麥克波遜開始說了，“假如您那位羅蓮小姐到過這裏，她很可能跟蕾娜特從同一條路出來。”
“那裏是姑娘出口處-？”曼松說。
“您願意怎麼稱呼就怎麼稱呼。”麥克波遜照舊心平氣和，“問題僅僅在千：誰是她們的陪同者，用什麼工具載走了她們，到哪裏去了？”
“這問題很簡單。”曼松說。“您自己馬上就會作出回答。然後我們一起去把這兩位女士接回來就行了。”
麥克波遜臉上露出受了侮辱的神色。他目視桌面，手裏玩着汽車鑰匙。
“我想今天就到此結束吧。”他說，“已經夠晚的了。”
“老天爺一您別這個模樣，麥克波遜；你們蘇格蘭人一點都不懂開玩笑。……好吧，讓我們有條不紊地分析一下。外面是個停車場。很可能是用一輛汽車把她們拉走的。到哪兒去呢？去火車站？肯定不是，帶着一個被綁架的人可不那麼容易遮蓋。他們同樣不會去坐輪船。除此之外還剩幾種可能性呢？”
“排除火車和公共汽車，就只有私人汽車或者私人小艇，要不就是……”
麥克波遜停住了。他看看曼哈。搖了搖頭。
“怎麼了？”曼松問。
“我不想說。”麥克波遜像是在自言自語。“只是一種想法。我不願再讓您笑話。明天我派人先去查一下。”
“您說吧，麥克波遜，您的想法即使很古怪，對我往往也有啟發。這一回我們的對手看來比一股人想像力豐富得多。”曼松催他。
“我在想。”麥克波遜吞吞吐吐地說出他的設想，“假如蕾娜特-歌得斯密德是被穿制服的人帶出行李房的，那個人就很可能與飛機有關。對不對？”
“完全正確！”曼松有點沉不住氣地表示贊同。
“那麼同樣有可能的是：她會繼續被飛機帶走。那邊緊挨着就是一個體育機場。”
曼松驚愕地凝視着麥克波遜。
“這事您想明天派人去查嗎？”曼松問道。
“是的。”麥克波遜回答，他吃驚地看着激動的曼松。
“您錯了，麥克波遜，”曼松說，“我們應該馬上就去。”
他們坐着麥克波遜的汽車去體育機場，不受阻擋地通過檢查口橫木，在機場指揮塔台前停了下來。他們走進辦公樓，尋找機場負責人的房間。
機場負責人是個大個子，不是典型的蘇格蘭人，但是佩戴着蘇格蘭高地人的標誌。他對南方的一切事物持不信任的態度。曼松提出了他的請求，大個子笑了笑。
“我們這兒這幾天忙得很。您知道，這地方正在進行高爾夫球世界錦標賽。儘管如此，我們的記錄仍然做得一絲不苟。絕不可能有任何一架飛機未經許可就起飛或降落。首先，我們得注意避免與附近的空中交通狀況衝突，僅這一點就不容許任何疏忽。我對我主管的空域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他以一個自豪的手勢結束了這番話。
“我們關心的是8月17日。”曼松不耐煩地說。
機場負責人拿起飛行記錄冊，揭開一頁，該頁上方邊緣印着8月17日的字樣。
“其中我們感興趣的只是下午倫敦班機到達後起飛的飛機。”麥克波遜進一步縮小範圍。
“那只有三架。”機場負責人說。
他的手指順着起飛時間這一欄往下移。
“一架凱斯那190，起飛時間16點，一個飛行員，無乘客，目的地格拉斯溝。這您有興趣嗎？”
“沒有。”
“下一架：斯高特型直升飛機，起飛時間16點15分，一個飛行員，五個乘客，目的地克洛伊。”
“是五個男人嗎？”
“也可能會是五個女人。”機場負責人煩躁地說，“人們用無線電報話告訴我們同飛的人數，我們從不問姓名和性別；除非其中有一個人作為副駕駛員同飛。”
“您怎麼看，麥克波遜？這是否與我們有關？”曼松問。
“駕駛這架直升飛機的人叫什麼名字？”麥克波遜向機場負責人轉過臉去。
“山笛-麥克寇文。”大個子蘇格蘭人說。
“你們認識他嗎？”
“認識。他是在我們這裏拿的飛機執照。是個出色的飛行員。”
“他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嗎？”
“沒有。我一無所知。他是個安靜、內向的小夥子。我幾乎從未見過他同別人坐在一起。即使在食堂里他也不跟別人搭訕”
“那他看來是突然間變了，您說是不是？”麥克波遜微笑着說。
“為什麼？就因為他帶了五個人？山笛也可能是接受了一次租機飛行。”機場負責人說。
“斯高特一次加油能飛多遠？”麥克波遜問。
“300英里。”
“他有沒有到達克洛伊？”
“如果你們想知道，我可以打聽一下。”機場負責人說著抓起了電話。
曼松一直在一邊記錄。他把飛機類型、飛行員名字、目的地和同飛人數都記在小本子上。這小本子是他一直帶在身邊的。
麥克波遜側耳傾聽機場負責人在電話里說些什麼，可是許多話他聽不懂，因為他不懂飛行術語。不過從機場負責人的表情上看得出，事情不太對勁兒。那個人掛上電話后仍然凝視着電話機，好像它還欠他一句什麼話似的。
“奇怪！”他說，他的臉色變了，深思、驚訝，“他飛越了克洛伊，在那兒報告將飛向維克。但他並沒有到達那裏。”
“這太荒唐了！”曼松激動得很，“這架飛機三天來無影無蹤，竟然沒有一個人想到它？可真夠棒的！”
“現在怎麼辦呢？”麥克波遜問，他對這架斯高特的失蹤遠不像曼松那麼激動。
“克洛伊機場將派一架飛機去尋找。”機場負責人有點心不在焉地回答。
“那天傍晚起飛的第三架飛機是誰駕駛的？讓我們看一看，今天的談話就可結束了。”曼松焦躁地說。
“一架派帕爾，起飛時間17點25分，一個飛行員、一個副駕駛員，目的地阿德比思。”機場負責人慢慢地、輕聲地回答。
“謝謝。我們明天再來。”麥克波遜說，“今天什麼也幹不了了。我不相信晚上能找到一架直升飛機，除非它着了火。”
“它不會着火的。”機場負責人不同意。
“但願您說得對。……明天一早見。您在這兒吧？”
“是的，我將在這裏。不過請允許我提個問題，先生們。我不想露出好奇心，但還是想知道，你們在找什麼？”機場負責人問。
“我們在找兩個年輕的姑娘，兩位莫名其妙失蹤了的姑娘綁架。明自嗎？您的機場很有可能與此有關。晚安，先生。”麥克波遜說完便離開了這個房間。
曼松舉起手打了個招呼，跟着麥克波遜走了出去。他對機場負責人目瞪口呆的神情絲毫不感到吃驚。
曼松和麥克波遜駕車往回開。在檢查口橫本前，麥克波遜突然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下了車。
“您要幹什麼？”曼松詫異地問；
“我們應該再問問那個把花花公子們放進放出的好老頭。”
“您好像對飛行員有成見，麥克波遜，是這麼回事嗎？”
“是的。但是別說這個了。”
守門人對這麼晚有人拜訪感到吃驚。看上去這兩位先生個像急着要進城去，於是他又放下了橫木。
“晚上好，先生。”麥克波進友好地拍了拍老頭兒的肩膀，然後出示了警察證，在門衛房前的板凳上坐下。“我們是刑事警察。”
“我馬上就想到了、你們跟那些人不一樣。”老頭兒說著用頭朝辦公樓那兒點了點，“他們老是匆匆忙忙的。好像有本事追過死亡長生不老似的。……什麼事？”
“您8月17日值班嗎？”
“我每天值班。”
“您是不是還記得當時進進出出的人？”
“老天爺，”老頭兒咳了幾聲，“您都想不出這幾天都來了些什麼人。全世界遊手好閒的人、狂妄自大的紈絝子弟，還有守財奴們都來了。看着就來氣。我感興趣的只是證件，只要看到證件，我就升起橫木，別的我什麼都不管。”
他搖了搖頭。
“那些傢伙一輩子就沒幹過活，靠高爾夫球撈取上百萬的外快。您說說看，這也算一種工作，這高爾夫球？您瞧是不是？您不吭聲，我可猜得出您在想什麼。不過您是公職人員，公職人員就得少說話，一個勁地服從命令，就像在軍隊裏那樣。我也在軍隊裏干過，不錯，不錯……那日子過去了，謝天謝地……8月17日怎麼了？”
“8月17日下午有三架飛機起飛。好像在16時和17時30分之間。我想知道的是，您是不是記得這時候開車進入飛機場的是些什麼人？“麥克波遜說。
看門人點着一支香煙，把煙吐出去，咳嗽着，絮絮叨叨地說著一些聽不懂的話，並不拿開粘在下唇上的香煙。這時已有三輛汽車停在橫木前，按着喇叭，閃着遠光燈。老頭兒站起來，喘着氣走向頭一輛車的車門旁，用一個手電照了照證件就放他過去了。他在做這一切時不慌不忙，只有在交還證件時，嘴裏會咕嚕一句什麼。
汽車一輛輛疾馳而去，輪胎沿着路的曲線擦過。老頭兒回到板凳旁，坐了下來。
他把煙頭吐在瀝青路面上，搔着腦袋。
“8月17日，8月17日。”他嘟噥着，“那是在8月17日嗎？沒錯，那是8月17日。那一群醉鬼，對，對，那是在8月17日。一個女的醉得像攤泥，都快從前座上滑下來了。那個坐在她後面的女的像個上了發條的玩具鍾，臉紅彤彤的。大概是她職業的特點吧，……叫什麼來着……迷糊對不對？”
“什麼職業？”麥克波遜問。
“空中小姐。”老頭兒做了個不屑一顧的手勢，“都是一路貨色。做夢都想找個機長。結果得到的是什麼呢？一個私生子。”
“別的是些什麼人？”現在輪到曼松發問了，他向老頭兒靠近了些。
“三個男人。”他回答說，“三個年輕的男人。他們身上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特別的只是他們的女伴。”
“他們沒有醉嗎？”
“開車的那個肯定沒有，他開得挺穩的。”
“前面那個姑娘肯定醉了嗎？您有把握？”
“您不想想，有誰在下午睡大覺？還有從開着的車窗口傳出來的味道，好像是一種最新流行的什麼甜酒。那玩意兒一般人看一眼大概都會頭暈。肯定不是正牌的威士忌。”
“謝謝您，”麥克波遜說，“您真的幫了不小的忙。告訴我，您的值班時間什麼時候到頭？現在已經是半夜了，一您在這橫本前還要坐多久？”
老頭兒站起來，伸了伸胳膊。
“我是個老年人。”他說，“沒多少覺。要是我想睡覺，在這裏就可以睡。這活夠兩個人加班乾的了，工錢給得可沒有那麼多。要是我不想干，或者幹不了了，現在已經有那麼幾個人等着哩。只要我還行……不管怎麼說，總是老老實實賺來的錢。”
“不光是老老實實。”曼松說著把一整盒煙放在板凳上。
“也許我們明天還會再來一次。”麥克波遜朝老頭兒伸出手去，“為您祝飛行天氣不好。”
“這有什麼用，先生。那樣所有的人都坐在餐一廳里濫飲……事情只會更糟。”
“晚安。”
橫木懸起了，曼松坐着麥克波遜的車回城去。
“可憐的老頭。”曼松說。
“您已經很久沒見過這種人了嗎？在我們這裏可多的是。”
“那些花花公子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卻不知道拿着錢幹什麼好——盡幹壞事。”
“謝天謝地還有別的類型的人，”麥克波遜說，“要不然，我就不得不對這世界絕望了。”
“我們的職業就是同歪種打交道。每回抓到這麼一個傢伙，又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可以讓我們強迫他去找個有出息的工作干。我不想教訓人，可是要能強迫這種人去干正當的活我倒很願意。比如說，要是我在哪一天逮住一個車開得太快的傢伙，教訓他一頓，您瞧吧，第二天他的爸爸先生就來插手了。那老頭兒還會順便提到，他時間不多，要趕到下院去參加辯論，要不就是得趕到某伯爵那兒去喝茶……這個該死的世界！”
他們離城市近了，路上偶爾有汽車行駛一這個季節街上這麼靜真有點離奇。麥克波遜慢慢開着，他把窗搖下來，風吹着很舒服。
“您最後那句話我完全贊同。”他說。
曼松向麥克波遜轉過頭去，默默注視了他一會兒。
“羅蓮-德-弗雷斯卡在哪兒呢？”他突然問。
“可能跟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在一個地方。”麥克波遜回答。
“那個喝醉酒的姑娘是誰？您認為我們真的沒摸錯線索嗎？”曼松表示懷疑。
“老實說，我覺得案情進展得太順利了。但我們還有一個機會。一切取決於機場那個瘦高個兒明天早晨能告訴我們什麼新聞了。誰是那個喝醉的姑娘呢？如果線索正確，那不是蕾娜特就是羅蓮。”
“那個空中小姐呢？”
“是個誘餌。”
“我們或許能打聽出來，現在機場是否有位小姐在休假或者生病。”
“可以去打聽。不過沒什麼用。”
“為什麼？”
“她們可以隨便找個裁縫做一套制服，曼松。我想這是很可能的。”
“嗯。”曼松應了一聲，又坐正了。他向街上看去。汽車正駛在公路上，在司各脫紀念碑旁的高處向左拐。穿過女王花園，停在旅館門前。曼松每次到愛丁堡來都喜歡住在這裏。
“明天見，麥克波遜。謝謝了！”他打着呵欠，嘆着氣鑽出了汽車。
“我8點來接您。”麥克波遜說，“我帶我的偵探科諾利來。讓他在機場附近檢查一下。”
“實際上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曼松毫無妒意地說。
“您也，樣。我們是同舟共濟嘛！”麥克波遜衝著他身後叫。
曼松本已離車幾步，又走了回來。他彎下身對着開了一半的窗子。
“我不相信。我們不在同一條舟里。您以為這裏為我的人花的錢，當然，這是應該花的。可是您認為為您的蕾娜特也會花費那麼多嗎？絕對不會的，麥克波遜，那姑娘只是個可憐蟲。”
他轉過身去，疲倦地走上旅館前的幾級台階。麥克波遜看着他的背影，他沒有馬上開車，腦子裏什麼都沒想，只是坐在方向盤后。過了一會兒，他才啟動了車，開回家去。指示板上的鐘告訴他為什麼他會覺得困。時間是一點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