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 被幻覺誘惑

即使是被幻覺誘惑，精神病患者總還是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識。作為心理醫生，對患者的這種意識的把握，可以防止患者做出愚蠢的事來。我在上海的時候，有一次問一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一個問題：如果他的孩子患有他殺念頭的精神病，他會不會感到害怕。他說他會，並且會毫不猶豫將孩子送進精神病院，這似乎證明了精神病人的可怕。但事實上，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一個正常人，因為某個原因想殺你，你又會怎麼想呢？你會發現這是比精神病人起念殺人更可怕的事。因為如果一個精神病人威脅殺人，我們可以很容易將其關進精神病院；但對一個正常人的威脅，我們很可能會手足無措。我通過這麼一個簡單的邏輯，希望大家能夠消除對精神病人胡亂殺人的不當恐懼。如果你害怕精神病人殺你，你更應該害怕被所謂的正常人殺害。

事實上，德國精神病學家Matthias.C.Angermeyer博士在全面分析自1990年以來發表的關於精神病和暴力關係的文獻后指出，精神病的確和較高的暴力傾向相關，但這種暴力傾向的危險性，卻隨着精神病患者的病重程度而降低，也就是說越嚴重的精神病人越不危險。但輕度心理障礙患者，尤其是吸毒者的犯罪率最高也最危險。

當他舉起切牛排的塑料刀

精神病患者給人的印象是不但會殺人也很會自殺。但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關於精神病人殺人的傳統觀念可以說是一個偏見。那麼自殺呢？精神病人的自殺率的確是很高的，有10%??13%，而這些自殺的病人中有25%??50%的病人的自殺嘗試，是在發病的第一年發生的。

斯伽里是一個老猶太人。他每天都擔心有人要害他，他的理由很充分：因為是猶太人殺了耶穌基督，所以他有罪。他整天祈求得到耶穌基督的寬恕，但又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即使耶穌寬恕了自己，其他人也饒不過他。

“每個人都想殺了我。護士想用枕頭悶死我；醫生想用藥毒死我。”斯伽里嘴裏嘟噥着。

“難道沒有人保護你？”我問道。

“沒有。”

“那麼我來保護你。”

“你保護不了我。”

“為什麼？”

“因為你也想殺了我。如果你想殺我，就請動手吧。因為我不值得活。”斯伽里一臉漠然地對我說。

“斯伽里，不要胡思亂想，沒有人要殺你，大家都很愛護你的。”我勸道。

“你不必勸我，你們不動手更殘忍，是貓戲老鼠。我想自己把自己殺了。”

“你真的這麼想的？”

“對，我想今天就用刀把自己給殺了。”

“你哪裏搞來的刀？”我知道在波洛凱文護理與康復中心，這樣的精神病患者是不容許擁有刀之類的危險工具的。

“我用切牛排的塑料刀，從肚子這裏切開。”他真的把衣服拉開，露出肚子給我看，還從褲子口袋裏拿出他的塑料刀。

面對這樣的情形，我可以把他的言行當作玩笑，也可以當真。但我判斷這不是玩笑，雖然塑料刀的危險性沒有真的刀子那麼大，卻也足夠產生嚴重的後果。於是我報告值班醫生，立即將其送往精神病院。

兩個星期以後，斯伽里從精神病院回來，不再談自殺的事，但還是堅持他的“罪有應得”觀點，一臉憂愁的樣子。我每次都盡量逗他開心，直到他泛出孩子般的笑容，我才罷休。

精神病患者的自殺衝動，雖然比常人頻率高，但卻比較容易防範。在他們嘗試自殺之前，往往會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說出來，或用行動表達出來，而常人在自殺前的表示通常比較隱諱。作為監護人或心理諮詢師，要對患者的任何自殺念頭都加以關注，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在美國，心理健康服務必須遵循相關的規定甚至是法律。比如對患者的自殺衝動，如果患者在接受諮詢的時候，很明確地表示自己正在考慮自殺，並詳細描述自殺計劃，那麼心理諮詢師就不可以放其出門，患者必須寫下放棄自殺保證書才可以出門。如果患者拒絕寫保證書，又堅稱要自殺那麼心理諮詢師就要打911應急電話，報告這起自殺案例。很快精神病院就會派急救車前來，同時警察也會到達，處理患者不合作的情形。在美國，患者沒有公開宣稱自殺的權利。如果心理諮詢師在那種嚴重的情形下，沒有採取任何報告行動，最後悲劇發生，那個心理諮詢師很可能被患者的家屬起訴，而有關機構也會弔銷其心理諮詢師的執照。

忠心耿耿的精神病患伴侶

精神病人的生活充滿死亡意象，但他們懂不懂愛呢？我在上海有線電視台做“心靈之約”節目的時候，專門為精神病患者做了數集專題片。其中有一集講的是精神病人的婚姻，在裏面我採訪了一對精神病患者夫妻。那對夫妻都是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的康復患者，在一起相處之後產生感情，雙方家長同意，最後美滿結婚。他們的婚姻有一點禁忌，就是不許生孩子，因為生出來的孩子患精神病的機率太大，對孩子是不負責任的，他們也同意。在一起生活，雖然簡單，他們的家裏卻也搞得乾乾淨淨。

在波洛凱文護理與康復中心，有很多的精神病患者。其中有兩對關係親密的伴侶，雙方都是精神病患者。其中一對行為舉止誇張，經常說些不合常理的話，但他們卻能常相廝守。我去給那個男的做心理諮詢的時候，女的也在一旁不肯離去，我也就把這當成家庭諮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