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戈碧的聲音從機場的擴音器里傳來，催促我趕快登機。我拖着一個巨大無比的行李箱，在機場的空橋上動彈不得。在我後面的旅客已很不耐煩，但是沒有人過來幫我的忙。我看見凱蒂站在頭等艙旅客的行列中，正往我這兒看，身上穿着她高中畢業典禮時所穿的黃綠色絲質洋裝。她後來告訴我說她不喜歡這件衣服，有點後悔選擇穿它。她為什麼又穿這件洋裝？她應該穿她最喜歡的那件碎花圖案的洋裝才對。還有，為什麼戈碧會在機場工作，而不是在大學教書？她的聲音透過擴音器，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刺耳。

我坐起來。現在是星期一上午7點30分。窗外光線正亮着，但受到窗帘阻擋，透進來的卻很少。

戈碧的聲音仍持續着。“……我待會可能沒時間打給你，所以想看看人起來了沒有。反正，我要問你關於……”

“喂！”我拿起電話，盡量不讓自己的聲音太虛弱。對方說到一半的話被我打斷了。

“唐普？是你嗎？”

我點點頭。

“我吵醒你了嗎？”

“沒錯。”我頭腦還有點昏沉，無法機智答她的問題。

“抱歉。要我晚點再打嗎？”

“不、不，我醒了。”我堅持說下去，省得待會又接一次電話。

“你也該醒了，寶貝，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對了，關於晚上的事，我們能不能……”一陣高頻刺耳的尖鳴聲打斷她的話。

“稍待一下，我得先把答錄機關掉。”我放下話筒，走到客廳，答錄機上的紅燈正在閃耀着。我關掉答錄機，拿起客廳里的無線電話，回到卧房把裏面的電話掛上。

“好了。”現在我已經完全醒了，而且極想喝咖啡。於是我便逕往廚房走去。

“我打電話來是要問你晚上的事。”她的聲音有點冷淡。這不能怪她。她快等了五分鐘了，就是無法好好把話講完。

“戈碧，很對不起。我整個周末都在看學生的報告，結果太晚睡了。我睡得太熟，連電話聲都沒有聽見。”我終於完全清醒了。“你剛才要說什麼事？”

“是晚上的事。我們不是約好7點嗎？我想改成7點半好不好？這些研究計劃讓我雞飛狗跳，可能要忙一整天。”

“沒問題，改晚一點對我也比較方便。”我用脖子把電話夾在肩上，伸手打開櫥櫃，拿出咖啡豆罐，舀了三湯匙到研磨機里。

“要我去載你嗎？”她問。

“隨你高興，我也可以自己開車去。問題是，我們要去哪裏？”我本來想打開研磨機，但是戈碧的聲音已經夠不清楚了，再打開機器伯什麼也聽不見了。

話筒那端一陣沉默。我能想見她現在正摸着鼻環，思考要去哪裏玩的樣子。也許她今天掛的是飾釘，而不是鼻環。在她剛穿好鼻洞掛上鼻環時，我一直無法好好專心和她說話，注意力老是放在她的鼻環上，想像這樣做得承受多少痛苦。不過，後來我就習以為常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她說：“我們找個地方吃露天大餐如何？到亞瑟王餐廳或聖旦尼斯餐廳？”

“很好，”我說：“我想，沒有理由要你來載我。晚上7點30分我會準時出現。不過，你能不能再想想別的餐廳，最好帶點異國風味的。”

這樣直截了當地對話聽來很刺耳，然而這卻是我們兩人習慣的對話方式。這個城市她比我熟，選擇餐廳的任務當然是交給她處理。

“好吧，那就晚上見了。”她用法語說。

“晚上見。”我跟着她把這句法文說了一遍。她說完便把電話掛了，這使我有點驚訝，又有點鬆了口氣。每次她打來都會講個不停，我經常得想一些借口來結束談話。但是這次卻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間，電話一直是我們用來聯繫的熱線。除了她之外，我從來不會和別人講這麼久的電話。這種模式很早就已經開始。在研究所時期，和她聊天總能讓我鬆弛緊繃的心情；在我女兒凱蒂出生后，無論是餵奶、洗澡或在嬰兒床里睡覺，都能讓我在電話里興奮地和戈碧講上幾個小時。有時我們也會分享新發現的好書，討論目前所教的課業、學校里的教授、學生。我們幾乎無所不談，彼此都把這當成日常嚴肅生活中的一個小小調劑。

最近十年來，這個模式已有一點點改變，最近我們已比較少用電話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離，我們都會為彼此的狀況憂愁或快樂。是戈碧幫助我走過那段酗酒的日子，讓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來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幫助戈碧走過那段情感波折的歲月，讓她無論是在熱戀、吵架或分手時，有一個能夠傾訴的對象。

咖啡煮好后，我把它端到餐廳的玻璃桌上，腦海里仍不斷出現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覺微笑起來。在學校里的戈碧、在難過時的戈碧、在惡作劇時的戈碧。她很早以前就自認自己不是美女，因此從不刻意減肥或把膚色晒黑。她不刮腿毛，也不刮腋毛。戈碧就是戈碧；來自魁北克托羅斯河畔的戈碧；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英國人，全名是戈碧爾蕾·馬庫利的戈碧。

在研究所時代，我們就已經很要好。她痛恨自然人類學，而那正是我的專長；我討厭人種學，而那卻是她的最愛。當我們離開西北大學后，我前往北卡羅來納州，而她則回魁北克。那些年來，我們見面的次數不多，全是靠電話維繫情感。由於戈碧的緣故，我才得以在1990年在麥卡基爾大學獲得客座教授職務。在我開始兼職擔任驗屍工作，並且繼續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工作時，每隔六周便來回兩地跑。去年我才正式結束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的教職工作，回到蒙特婁擔任全職工作。我很想念戈碧，並且享受這全新的友誼關係。

答錄機上閃爍的紅燈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戈碧之前，好像還有別人打來過。我把答錄機設定為鈴響四聲后自動錄音，沒想到四聲的鈴響和留言居然叫不醒我。我按下答錄機上的播放鍵，錄音帶自動迴轉，然後開始放音。答錄機沉默了一會兒，接着發出嘩一短聲后，便放出戈碧錄了一半的留言。還好，只有一通電話。我把簽錄機倒回最前面，然後換裝出門上班。

法醫研究所坐落在魁北克省警察局大樓內，和司法科學研究所共用第15層樓的辦公室。司法科學研究所專門研究犯罪行為，和我們一樣是司法部最高的科學技術單位。在這棟大樓從4樓以上的3層樓都是一間間像監獄一樣的小房間。一些等待被解剖化驗的屍體，就全都存放這裏。至於省警局則佔用了剩下的八個樓層。

這樣的安排有其好處，相關的部門全都在一起。如果我需要像化驗報告或泥土化驗資料，只要走過幾個迴廊和樓梯便可輕易取得。然而，壞處就是大家都離得太近，很容易就被人找到。承辦案件的刑警們若需要什麼測試報告，都能馬上到辦公室來找我們。

當我一踏進辦公室，克勞得爾已在那裏等着我了。他帶來一個棕色的公文封，手掌輕輕在上面拍打着。

“我拿到牙齒齒模的資料了。”他語帶興奮地說，開始動手拆開信封，樣子就像要揭曉諾貝爾獎的得主。

“我自己來拆。”

他念出公文封外的簽名。“納格元醫生。他在羅斯蒙開業。我本來可以更早來的，但是他的秘書卻笨手笨腳；—拖了我的時間。”

“要喝咖啡嗎？”我問。我雖然沒見過納格元醫生的秘書，但是我相當同情她。才一大早就被克勞得爾警官騷擾。

他嘴巴微張，不知道是想或不想喝咖啡。在這時候，馬克·柏格諾從轉角處走來，似乎沒注意到我4們兩個己在這裏，他大步走過一間間辦公室的深黑色房門，然後停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弓着腿，把公事包放在大腿上。他的動作讓我聯想到空手道蹲馬步的招式。他保持這個姿勢，把公事包打開，翻着裏面的物品，而後取出一把鑰匙。

“馬克？”我喊道。

他大吃一驚，猛然把公事包關上，整個人跳了起來。

“高級動作哦。”我說，忍着不笑出來。

“好說。”他看着我和克勞得爾，左手提着公事包，右手則拿着鑰匙。

馬克·柏格諾這個人，全身上下都很特別，總能讓人一眼便認出來。在他十五六歲的時候，他的脊椎開始前屈，背部微駝。他的頭髮微卷，腦袋中央部分的頭髮已完全脫落，光滑的頭皮在日光燈照射下閃耀着白光。他的眼鏡永遠是臟今今地，鏡片上還有一點一點的污漬。他總是眯着眼看人，然而在看到鈔票時卻張大眼睛。這個傢伙簡直就是活生生的卡通人物，而不是法定的牙科專家。

“克勞得爾先生帶來了伊莉莎白的牙齒記錄。”我指着眼前的這位警官說。克勞得爾舉起公文封，證明我所言不虛。

伯格諾一點反應也沒有，他的小眼睛隔着模糊的鏡片，正茫然地望着我們。他看起來就像一枝蒲公英，儘管長得很高，但軀幹卻十分細小，頭上還有根根白毛。我發現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案子。

伯格諾是法醫辦公室所聘僱的兼職顧問，在這裏，每個領域都有特聘的專家，有神經生理學專家、放射線醫學專家、微生物學專家，還有牙醫學專家。他通常一個星期只來辦公室一次，其餘時間都在一間私人診所執業。他上個星期剛好沒來，所以不知道這個案子。

我向他簡述案情。“上星期有工人在聖米內大教堂附近發現一具屍骨。皮爾·拉蒙斯原本以為是古人的喪葬遺迹，所以叫我去勘驗，結果它不是。”

他把公事包放下，聽我繼續說下去。

“我發現一具無名屍，是被肢解后棄屍的，命案發生時間可能在好幾個月前。被害人是女性，白人，年紀大約20出頭。”

克勞得爾手拍公文封的速度加快了，而後又停下來看了一下手錶。他清了清喉嚨，表現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伯格諾看了他一眼，然後又望向我。我繼續說下去。

“克勞得爾先生和我已把最有可能是死者的人找出來了，個人資料吻合，失蹤的時間也近似。他已經跑去把這個人的牙齒治療記錄調出來了，她的牙齒是羅斯蒙的納格元醫生主治的，你認識這個人嗎？”

伯格諾搖搖頭，伸出他又長又細的手。“很好，”他說：“把資料給我吧，我待會就來比對。但尼斯把x光片拍好了嗎？”

“我請丹尼爾做的，”我說：“應該都放在你桌上了。”

他打開辦公室的門鎖，克勞得爾跟在他後面進去。我從外頭看到他桌上已擺着一個棕色的公文封。伯格諾拿起公文封，核對案件編號。我站在那兒，看見克勞得爾在伯格諾的辦公室里東張西望，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克勞得爾先生，你一個小時后再打電話來問結果就行了，現在請你出去。”伯格諾毫不客氣地說。

克勞得爾警官正站在辦公室中央，正想開口說話。他抿起嘴唇，硬生生把話吞回去，然後整理一下領帶，把腰上的手銬扶正，便調頭離開了。我看在眼裏，差點就笑了出來。伯格諾在工作的時候，是絕對不容許任何警官在旁窺探的。這是他的習慣，而克勞得爾今天算是得到教訓了。

伯格諾把頭探出辦公室。“要進來坐嗎？”他問我。

“好呀，”我說：“你要喝咖啡嗎？”今天進辦公室后還沒喝到咖啡。我們經常為對方煮咖啡，輪流走到位於辦公室另一側的廚房去端咖啡。

“好哇。”他把馬克杯遞給我。“我先弄這些東西。”

我回辦公室拿了自己的馬克杯，便沿着長廊往廚房走去。他邀請我進他辦公室坐坐，讓我覺得十分高興。我們經常合作，一些像分屍、焚屍、木乃伊化或僅剩白骨的屍體，只要是用一般方法不能查驗出死者身分的，就會交由我們處理。我一直覺得和他共事很愉快，顯然他也是這麼想。

當我把咖啡端回來時，他已經把兩張x光片掛在看片燈座上。這兩張x光片各顯示一部分顎部結構，牙齒的部分是白的，其餘則是一片漆黑的空洞。我想起第一次在樹林裏看到這剔牙齒的情景，這剔牙齒的形狀完整無理，和周遭已爛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臉形成極強烈的對比。不過，現在透過x光片，看起來感覺好多了。這是處理過後的成果。兩排牙齒整整齊齊排列着，已準備好接受調查。

伯格諾把從牙科醫師那裏拿回來的X光片放在右邊，把從屍體上拍下來的片子放在左邊。他用細長骨瘦的手指在兩張x光片上輕輕點着，一個地方接着一個地方，而後調整X光片的位置角度，使這兩張並排在一起的x光片朝同一個方向擺着。

他仔細比較這兩張x光片，看來各方面均十分雷同。兩張x光片都有缺牙齒，齒根發育皆已完成。從牙槽的輪廓弧度看來，左右兩張x光片幾乎一模一樣。但最值得注意的，就是x光片上透出的白色光點，這是補過牙齒的痕迹。無論怎麼比較，這兩張x光片就像是翻拍出來的一樣。

經過冗長的比對檢視后，伯格諾從右邊的x光片選了一小塊區域，與從屍體拍下來的x光片重疊在一起。他標示出的是臼齒部分，兩張x光片幾乎是完美地重疊在一起。他轉身看着我。

“沒錯，是同一個人。”他用法文說，身子往前傾，一隻手肘支在桌上。“當然，正式報告還得等我看完病曆紀錄后才會出來。”他伸手拿起咖啡。他除了徹底比對x光片外，還會把疑似被害人的病歷資料仔細看過。不過，他現在就已經相當肯定了。死者就是伊莉莎白·康諾。

還好，我不必去面對死者的父母、丈夫、愛人或孩子。我曾參加過這種會議，看過他們的表情。他們總流露出哀求的眼神：一定是你們搞錯了，是一場惡夢，是有人開玩笑，根本不是事實……最後，當他們不得不接受事實時，他們的世界也在那接受事實的千分之一秒開始整個改變了。

“馬克，謝謝你馬上幫我檢驗。”我說。

“要是每個案子都那麼容易比對就好了。”他小吸一口咖啡，一臉痛苦地搖搖頭。

“你要我去把克勞得爾搞定嗎？”我盡量不在話里露出厭惡的口吻，但顯然沒有成功。他對我會心一笑。

“我知道你一定能把克勞得爾搞定。”

“好吧，”我說：“反正，他正需要一位馴獸師。”

他大笑起來。直到我走回辦公室，仍能聽見他的笑聲。

我祖母總是說，不管是誰，每個人身上都有優點。“只要用心看，你就會發現，每個人都有好的一面。”她老是以柔細的腔調說。奶奶，你要是遇到克勞得爾，就不會這樣說了。

克勞得爾的優點就是行動快速。才15分鐘不到，他就回來了。

他闖進伯格諾的辦公室，我隔着牆壁聽見他們兩人在大呼小叫，還好幾次提起我的名字。伯格諾叫克勞得爾來找我，然而克勞得爾卻覺得太費事。他只想知道結果，而現在卻又得來找我。因此，當幾秒后克勞得爾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時，果然鐵青着一張臉。

這次我們兩人都不打招呼了。他就在門邊站着。

“沒錯，”我說：“就是伊莉莎白。”

他皺了皺眉，但我看見他眼神透露出的興奮。他有被害人的身分了，可以馬上展開調查。我想，他對死者一點感覺也沒有，或說，對他而言，這就像一場遊戲。找出壞鬼，解開謎題。我曾聽過警探對屍體的挖苦、評論和開玩笑。對有些警探而言，這是轉移壓力的一種方法，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系統，好壞他們能面對兇殘的屠殺場面，算是黑色笑話的一種。但是有少數警探，就對死者極漠視，更別提尊重這兩個字了。我想，克勞得爾警官就是屬於後者。

我瞪了他幾秒鐘，直到外頭一陣電話鈴聲響起。雖然我真的不喜歡他，但又很在意他對於我的看法。我希望他能肯定我，希望他喜歡我，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我，視我為群體中的一份子。

此時，過去教我心理學的蘭蒂教授所說過的話，又閃過我的腦海。

“唐普，”她這樣說：“由於你小時候父親老是酗酒，從來就不關心你，因此你很渴望得到父愛；等你長大后，這種對父愛的渴望轉移到他人身上，所以你會有想討好所有人的性格。”

她精確地找出了我的問題，卻無法幫我糾正，我必須自己改善。偶爾我也會糾正過，使得一些人一見到我就頭痛。現在我和克勞得爾的關係尚未惡化，我知道自己正避免任何衝突。

我深吸呼一下，儘可能小心說話，以免激怒了他。

“克勞得爾先生，你有沒有覺得這件謀殺案和兩年前的一個案子很像？”

他仍站在門口，緊抿着嘴唇，脖子開始漸漸漲紅，慢慢擴散至整個臉部。

“什麼案子？”他冷冷地說，儘力保持平靜。

“茜兒·托提爾的命案啊，”我說道：“她在1993年10月遇害，屍體被肢解、斬斷頭部、取出內臟。”我直盯着他說：“而且她的遺骸也是被裝在塑膠垃圾袋裏。”

他舉起雙手，在嘴唇前交握，十指相疊，緊托住嘴唇。從他制服里，手銬互撞發出清脆響聲。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布蘭納小姐，”他刻意把英文講得字正腔圓：“你應該專註自己的專業領域才對，我們自己會找出轄區里所有犯罪的線索。這兩件案子根本就不一樣。”

我不理他輕視的態度，繼續說道：“被害人都是女性，都是在最近一年內遭殺害。屍體都是殘缺不全，並且……”

他再也剋制不住情緒了，脾氣終於爆發，破口對我吼道。

“神經病！”他用法文罵道。“你太……”

他緊縮嘴唇，把快到嘴邊的髒話吞了回去。很明顯地，他正再度努力控制自己，恢復冷靜的態度。

“你大概反應過度了吧？”

“你自己想想吧。”我不屑地說。我起身把辦公室的門關上，整個人因憤怒而顫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