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秘密的革命者
凡爾納傳－－第五十章秘密的革命者
第五十章秘密的革命者
儒勒-凡爾納的政治見解；在《約拿唐號遇難者》中，作者形象地塑造了一個虔誠的無政府主義者考迪埃爾，但這位主人公後來還是使用暴力來捍衛他的事業。
社會問題必然衝擊着這位1848年的革命黨人。作為忠實的聖西門信徒，他原先曾從工業化的進步中看到改善人類命運的方式，可如今，他卻對這些進步感到害怕；這些進步包含着財政因素的增長，這種增長起初倒帶來一定的好處，可如今卻變得四處蔓延而令人擔心。他對聖西門設想的社會曾產生過模糊的希望，他自覺地傾向於反抗，但又為反抗所產生的結果感到害怕。使十九世紀末的社會動蕩不安的混亂使他感到憂慮；他提出政治再也無法解決的各種問題。他認為，從各種假設來看，這些問題只能在秩序中謀求解決；他具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但又懂得僅以人的善意為基礎的制度的脆弱性；他是個共和黨人，但又發現民主正在滑向蠱惑人心的宣傳——一種欺騙群眾、使他們相信只要作出耐心而有步驟的努力便能獲得好處的手段。
可怕而迷人的米歇爾常呆在他身邊；他是個精明的辯證論者，常向父親吹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他父親也願意接受，但他的那種批判精神又使他發覺這種制度的缺陷。學說總是吸引人的，因為這是邏輯結構；然而，由於論據不充分，其結論必然不堪一擊。要將產生人類複雜情緒的各種因素列成方程式，這是難以辦到的；可是，從理論上建立起來的制度必須滿足人類的各種需要，不獨物質需要，還有精神需要，其中最為珍貴的，乃是對自由的需要。然而，建立政府的各種制度，終究不是沒用嗎？這一連串嘗試，希望大，結果少，歸根結蒂，難道不是一種並非按人的意志，而是按照必然產生的行動與反行動的自然過程而發生的現象嗎？一群被拋棄在遠離任何政治制度的未開發的土地上、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過日子的人，將怎麼辦呢？
既不承認存在上帝，也不承認有什麼主宰的地地道道的無政府主義者，決不可能將自己的觀念強加給別人；幻想人類在伊甸園中生活的人，那是真正的詩人；樂園中災難永遠不復存在，如果取消了為保護這種災難而設想的法規。人們誇大其辭將那個激烈表達他對社會的仇恨的人稱之為無政府主義者，其實，他不是不折不扣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所以如此，是為了要顯示自己的意志。作者將要把一個熱愛絕對自由的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單獨拋棄在麥哲輪群島的一塊陸地上。這裏沒有社會群體，有的只是幾個火地島的原始人；他只是需要幫助他們的時候才跟這些原始人打交道，因此，他們給他取了個名字，叫考迪埃爾（Kaw－Djer），意思是“恩人”。他跟這些原始人當中的一對父子交上朋友，並跟他倆一起去捕魚，因而對該群島各危險海峽了如指掌。
命運將一艘運送移民的船約拿唐號拋上了海岸。這些移民
具有窮愁潦倒的共同特徵：有些出身微賤，有些精
神失常；有的欠缺智力或體力，有的遭逢意外的不幸。
他們不得不自認難以適應所處的環境，因而決心到異
國他鄉去尋求發財的機會。
他們因長期忍受人生的種種艱難困苦，個個變得
非常堅強；但他們在這樣一個極其特殊的境況中無能
為力，因而不自覺地希望某個人能給他們各人分配一
項工作。因此，他們對前來救援的考迪埃爾表示信任，
信任他能替他們作主，信任他能保障他們的安全。這
群芸芸眾生，將如何解決天天向他們提出的生活問題？
其中有一個移民叫哈里-羅茲。他比別人更聰明一些，主動向考迪埃爾徵求意見。考迪埃爾建議他卸掉癱瘓的約拿唐號，把他的救生小艇修理好，然後駕着這隻小艇，肯定可以到達阿雷納斯角報告當局。這當即招來幾個不滿分子的反對；什麼？卸掉一艘船，把他們當什麼人了？一位失意的政治演說家費迪南-博瓦爾當機立斷，站出來扮演護民官的角色；利用救生小艇將遇難者送到阿雷納斯角好了；至於船上的貨物，那是屬於移民局的，他們大可不必“將自己變成剝削者的牛馬”！
考迪埃爾只是回答說，要用救生小艇將全體人員送走，那得花費十年時間；在這塊蠻荒之地，船上的貨物必將對他們大有碑益。在水手長哈特勒普的指揮下，他們開始卸貨了。在奧斯特島上，生活組織得有條不紊。該島的居民自覺地將考迪埃爾當成自己的督政官；雖然考迪埃爾固執地否認權威，但他事實上是擁有權威的。移民們趁他不在的機會，悄悄溜入食品貯存庫喝得酩酊大醉，其中一個還企圖勒死自己的妻子，這時考迪埃爾再也無法逃避自己的責任。必須嚴格禁止進入食品貯存庫，這就成了一條法規。要讓大夥遵守這條法規，就得安排崗哨。但如果不是頭目，“誰敢發號施令？”考迪埃爾心裏明白，“這群苦命人盼望他救助、規勸和作出決定，”“他迫於形勢成了由大多數遇難者的默許所指定的這樣一位頭目。”他，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可大夥偏偏要將他變成主人。”倘若他一走了之，覺得背叛自己的信仰，這些苦命人將會遭受多大的痛苦啊！然而，在這種緊逼的情況下，必須要有一個頭目來行使權力，但為什麼要他當這個頭目呢：“因為找不到其他合適的人，”水手長哈特勒普這樣向他解釋說。大夥賦予他的這種權力，他以作出有益建議的形式掩蓋起來了。這些建議使移民們免遭冬季嚴寒的威脅。
接連發生的事故使他不得不進行痛苦的思索。他是一個“在盛怒之下會受神經主宰”乃至殺人的人；“人類為了控制自己野獸般的激情，果真需要藉助一種有益的約束嗎？”
粗野的共產主義者多里克及其信徒，打着“沒有一件東西屬於任何人”的幌子，“奪取了最好的位置，並逐步將一切他們認為合適的東西佔為己有”。資本家帕特森利用一個酒鬼的惡癖進行盤剝。在這個嚴酷的冬季里，死亡時有發生，但倖存者始終無動於衷，各人都在慶幸自己躲過鄰人的不幸，“這夥人的主要活動就是，扯開噪門作激烈而無謂的爭吵”。“彷彿大自然在生命的胚芽里加入了要毀滅它所創造的一切這樣一種卑微、專橫的本能似的”，“這伙被迫陷入窮途末路的苦命人”的主導情感，“難道不正是那種潛伏着的相互仇恨嗎？這種仇恨使他們為了雞毛蒜皮的事而互相攻汗。”
作者的思緒引導他得出一些陰郁的看法：
同伴們的懦弱同樣使考迪埃爾感到震驚……他們
是馴服的奴隸，隨時準備執行別人給他們下達的命令。
他們從來不會主動地作點什麼，總是讓別人去為他們
作出決定。他終於無法否認，這種帶普遍性的怯弱，使
少數人得以統治大多數人，並造成以犧牲被剝削者的
利益為生的少數幾個剝削者。人類竟是這個樣子？正
是這些不完善的法則，迫使他去深思，去發揮他的智
慧，以對付事物本身的天然力量；正是這些不完善的法
則，限制了一部分人的專橫暴虐和另一部分人的奴隸
地位；正是這些不完善的法則，制止了仇恨的本能。如
此看來，這些法則是必要的嗎？貫徹這些法則的權威
也是必要的嗎？……在現實生活中，人類跟它得意地
憑空設想出來的理想的造物主大不一樣。因此，承認
有必要保護人類，以免它受其本身、其缺陷、貪婪和惡
癖的危害，看來決非荒唐；既然各人都為自身的利益而
要求這種保護，那麼，認為法規只不過如力學中的合力
一樣，和解性地表達每一個人的願望，也同樣決非荒
唐。
考迪埃爾看破紅塵的想法說明了作家晚年沉思默想的性質。接下來那段文字也正好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憂慮：
考迪埃爾陷入了那個由束縛舊世界的各種規定交
織而成的羅網……他只覺得被一大堆法規、命令壓得
喘不過氣來……而這些法規的不一致以及它們經常使
人惱火的特徵，使他看不清它們所包含的原則的必要
性。但此刻，跟這夥人混在一起，被命運安排在近乎原
始狀態的環境中，他象一位俯身爐前的化學家那樣，親
眼目睹在人生的熔爐里發生的好幾項連續反應……然
而，這位老人的內心正在發生激烈的搏鬥。他雖然無
法阻止自己的理智的發展，但他那極端自由主義者的
個性正在進行反抗。他為連續發生的殘酷鬥爭而心痛
欲裂。人的短處以及人在打破常規時所表現的軟弱，
對考迪埃爾來說，或許仍然是使他感到驚訝的課
題，——尤其是關於財產的概念，始終還是一種信條。
誰都會理所當然地說，“這個是我的”；誰都會意識到一
種強烈的滑稽性——這種滑稽性在一位極端自由主義
的哲學家看來實在過於耀眼；誰都會意識到這樣一種
奢望：一個如此脆弱終究要死去的人，竟然要為自己、
而且僅為自己壟斷宇宙的某一部分……他那些火地島
的朋友們……除自己本身以外一無所有，因此，對這樣
一些理論或許會感到愕然。
智利允許奧斯特島獨立，對這政治家博瓦爾來說是一個奪取權力的大好時機。然而，那些最嚴肅的奧斯特島人卻要在島上創辦農墾場。“督政官”對任何事情均無預見，當冬季復始，創辦農墾場遭受失敗的人都紛紛躲回到營地里來，因而造成居民流動時，這位懶王也就被擠到一邊了。飢餓和流行病迅速蔓延；那位政治家除鼓動人們去劫掠興旺發達的農在外，找不到任何別的解決辦法。但這麼一來，挨餓的人更是有增無減。幾個農場主奮起抵抗，擊退了劫掠者；多里克趁機挑起一場暴亂；這場暴亂導致強者對弱者的殘殺和欺壓。考迪埃爾大概屈從於眼前的現實，不顧他們的反對，同意挽救這些喪失理智的人。於是，他組織了一支小小的武裝隊伍。他一出現，平靜就恢復了。他甚至不再徵求別人的同意，主動宣佈自己為奧斯特島人的首領；這場政變激發了熱情。這位無政府主義者不自覺地成了個獨裁君主！
他甚至不得不極其痛苦地採取他所厭惡的各種措施：進行搜查以重建食品倉庫，徵用財產，組織貿易，制定財產法；勞動成了一項法規。法庭、警察、金融以及公共工程，一項也沒缺少，甚至還有監獄。
該島的首府利貝里亞變成一個現代城市，智利政府甚至同意把合恩島讓給奧斯特國，由他們在那裏設立一座高大的航燈，這無疑是考迪埃爾長期以來的一個夢想。
考迪埃爾曾因憐憫他的患難兄弟而犧牲自己對自由的熱情，此刻，他認為事業已經完成，他可以解除自己的職務了，但一種新的考驗又在等待着他。
因發現一塊天然金塊而引起黃金熱。他試圖將這種狂熱平息下去，但沒有成功；不僅奧斯特島人全部變成淘金者而放棄各項有益的活動——這勢必導致全島經濟的崩潰，而且領土也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的入侵。過不了多久，這些冒險家便大失所望，落到饑寒交迫的境地，於是只好進行劫掠，並成群結隊地向首府涌去。
關於這些成千上萬的蚤亂者與奧斯特島的民兵所發生的那場衝突，寫得實在精彩動人。考迪埃爾不得不命令開火，當他目睹因槍殺而造成屍橫遍野時，他心潮起伏，難以自制。在此期間，智利因受金礦的誘惑，派了一艘巡洋艦強迫奧斯特島接受實為吞併的保護。在顯示了他所掌握的軍隊完全可以對付智利的野心之後，考迪埃爾簽署了一項協定，同意將開採金礦的權利讓給鄰近大國，但要保持奧斯特民族的自主權。在把權力讓給他一手培養的一位年輕人後不久，他悄悄地駕着那艘破舊的小艇到了合恩島。他成了他讓人建立的那座航燈的看管人。“遠離眾人，但有益於眾人。他將自由自在、形單影隻地生活下去——永遠生活下去。”作者告訴我們說，“在別的任何地方，他都無法忍受人生的重負。最令人悲傷的悲劇莫過於在思想上造成的悲劇……誰要是遭受這種悲劇……誰就會感到精疲力盡、侗然若失、被拋棄在他所建立的基礎之處……”
這些話未免過於絕望，作者肯定將自身的感受也融匯進去了。在前面幾頁，作者描寫似乎跟他一致的那位主人公的思想狀態的那幾行文字，不是已經表露了他內心的秘密嗎？“他曾為自身利益而反抗任何約束，因此，要將自己的約束強加給別人，這對他來說始終是痛苦的……他被迫放棄自己的幻想，被迫服從於眼前的現實，勇敢地作出了犧牲，但在他的內心裏，被放棄的幻想始終在進行反抗。”
這個人物的確是個誠實的無政府主義者，而正因為他心地純潔，他才成為無政府主義者。言辭常常失去它們固有的意義，而無政府主義者這個字眼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恐怖主義分子這個詞兒；而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叛者，他會殺人，甚至會用自己的行為否認他所依恃的理論，因為他既要推翻任何權威，又要以暴力施加自己的權威。他徒然地主張摧毀一切社會秩序，但事實上他只反對某種社會形式；這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所作所為，而是一個希望以一個政府代替另一個政府的普通革命者的所作所為。無政府主義這樣設想，人必須擺脫任何監督，因為他相當明智，完全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在廢除任何制度之後，人不再統治他的同類，並自覺接受各個人都會取得他在這個世界上應得的那份財富這種觀念。沒那麼天真的共產主義同樣在追求平均分配財富的目標，但它不相信人，不相信人的大公無私，因而認為這種結果必須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所實施的約束才能取得。這跟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是背道而馳的。沒那麼雄心勃勃的社會主義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這就可能引起在財富分配上的某些不平衡。
很顯然，考迪埃爾是懷着好感去看待共產主義理論的，但他的這種好感比共產主義者要少得多，因為，在貫徹這種理論的過程中仍追求個人利益的只是一些有缺點的人。事實上，他的組織不止在一點上效法集產社會主義，他堅持認為金礦是國家財產；他設想電力生產應作為一項公共服務；來往於該群島兩部分之間的那艘船屬國家所有。他之所以把私有財產當作一種必要的弊病而讓其存在下去，這並非根據某種學說，而是因為事實上這是促進各項活動的一種強大動力。歸根結蒂，他的政府是以自由主義學說為依據的。這種學說滲透了社會主義思想，以致不難使人聯想到十五年後列寧倡導的“新經濟政策”；但他那個政策並不符合他本人的內心愿望；這只是一種實驗的結果。
讓-謝諾在他那部傑出的著作《從政治角度閱讀凡爾納的作品》中指出，尼摩是個“不屈服者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同時體現了主張各國人民自由的1848年大革命的夢想，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以及不承認任何權威的極端自由主義。”
我傾向於認為，這正是作者的內心情感。皮埃爾-路易發現，這位作者是個“秘密的革命者”。在他滿懷20歲青年的激情寫給他父親的那些信中，他不加任何節制地流露出這種反叛傾向。後來，由於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有所收斂；在成為劇作者的年代，他只限於對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進行冷嘲熱諷。後來，對人類進步的憧憬使他產生了幻想。可是，在1886年，他不得不承認，“科學不應超越習俗”，“人類必須在掌握相當豐富的學說和變得相當明智的時候，才不致於濫用科學。”他通過羅比爾的口說，“未來的科學”能改變世界的社會和政治狀況。
1894年——這是《約拿唐號遇難者》的故事情節所發生的年代——這種對習俗的改變還遠遠沒有完成。恰恰相反，由於科學不斷向前發展，分隔科學與精神狀況的鴻溝反而加深了。這位上年紀的小說家對科學必然產生的結果感到恐懼；所掌握的科學知識由於必然造成的濫用，已經可以使人預見到，離開原先的目標、使人類具有理智再也無法控制的某種能力的科學，將導致精神的崩潰。他在最後一份手稿中提到了這種崩潰，但這份手稿寫得過於倉促，以致他兒子不得不擔負認真修改的任務。
近幾年來，米歇爾跟他父親的感情關係十分密切，但在理智方面是否也存在這種密切關係？這實在難以肯定。我記得，在朗格維爾林蔭道44號的住家裏，他們兩人就作者正在撰寫的這部作品進行過多次長時間的交談。這位老人為能夠將他的創作提綱託付給一位有資格的對話者和評論家而感到欣慰，並因此而恢復了他青年時代的那種活潑勁兒。讓-謝諾有充分理由認為，米歇爾對他父親的思想所產生的影響要比格魯賽一勞里具有更深刻得多的決定意義。我們知道，格魯賽一勞里是屬於極左派的。儒勒-凡爾納在為赫澤爾盡責、全部改寫《朗熱沃爾的遺產》（在《蓓根的五億法郎》一書中，原稿實在沒剩多少東西）時，曾明確表示過他對格魯賽其人的看法，說他文筆流暢，但思想模糊。
與格魯賽一勞里合作的《辛蒂亞號沉船》於1885年發表。我不得不認為，這部由兩位作者合作產生的作品委實平庸無奇。我覺得，題材本身便荒誕不經：為了滿足家庭範圍的好奇而去追尋諾爾登基奧德①的足跡作這樣一次遠征，簡直令人難以接受：輕而易舉地發現西北和東北航道，這同樣令人難以接受。富於戲劇性的試航只是略為提及。在勞里起草的那份內容相當空泛的文稿中，似乎只是插進去一些有關南極地理知識的段落才使作品多少帶有一點確實性。我認為，這篇旅遊記頂多是一篇黯淡無光的概述，還比不上《在冰川上過冬》這篇結構嚴謹、文筆生動的青年時期的試筆之作。
①諾爾登基奧德（1832－1901），瑞典自然學家和探險家，於1878－1879年間發現南極的東北航道。
儒勒-凡爾納和格魯賽一勞里有過一些交往，這是事實；格魯賽這個革命者的言談受到“秘密的革命者”的懇切歡迎，這有可能；但說格魯賽對儒勒-凡爾納產生過哪怕只是表面的影響，也似乎令人難以接受，因為格魯賽雖有真才實學，但思想意識卻是模糊的。
米歇爾的影響要深刻得多。米歇爾向他提供了更為明晰、更富於吸引力的論據。他倆的交談常常很快轉變成一種討論。到了晚年，這位作家將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訴了他的兒子，除米歇爾外，誰也無法不違背其意圖地將他留下的最後一份手稿修改出版。對這位作家的後期作品所流露出來的悲觀感到詫異的人本來可以覺察得出，作者的情感並非始終是使他們感到放心的那種怡然自得的樂觀。假如他們認真閱讀，他們必然會發現，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他總是通過一種持久而勇敢的努力去說明他的主人公所獲得的成功，而且不止一處地方顯示出他對人類命運所懷抱的某種失望。從他的作品的時間順序來看，這種有所醒悟的色調越來越明顯。在1895年發表的《機器島》一書中，我們透過幻想這層幕紗，不難發現一種尖刻的批判。這種批判不僅針對美國的龐大計劃、美國佬的唯利是圖和政治糾紛的荒唐，而且針對我們那些工程師的顯得有些過分的野心。1896年，他把發明家托馬斯-羅希置於審判席上，因為他濫用他的發明；1904年，為自己的能力所陶醉的羅比爾沉淪於瘋狂之中。《約拿唐號遇難者》使我們看出作者臨終前對社會結構所產生的憂慮。這種思想狀態的合乎邏輯的發展，理所當然地導致一種莫大的幻滅。這種幻滅之感在起初取名為《考察旅行》的《巴薩克考察隊的奇異歷險》中便有所反映。善與惡的摻合一直蚤擾着人類的靈魂，很可能會使科學服務於最壞的事情。被自己的過分行為沖昏頭腦的人類，會不會把造就它的天才的學識用於摧毀它自己所創造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