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那樓是青磚砌成的，因為舊，表面呈現出一層黑色，幾乎所有窗戶上的油漆都已被風雨侵蝕得斑駁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樓門既臟且破，用五合板充作玻璃的門頁沖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個哆嗦。
“這是怎麼回事，還不如南州市歌劇院體面？”她心神疑惑地走進樓門。一聲很漂亮的男高音從頂上傳來，在她有些灰冷的心裏發生了一點兒興奮提神的熱量，她順着破爛的樓梯爬上去。
在三樓，她找到了媽媽那個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見到她，臉上就現出吃驚的樣子，好像對她的到來毫無精神準備似的。
“你怎麼來了，沒收到我的信嗎？”李阿姨把她領到走廊上，向她問道。
她心裏一跳，“什麼信？沒收到呀，是不是有什麼變化了？”
“今年給劇院的進員指標沒有了，我也是才聽說的，已經給你媽媽寫了信，我還生怕你來呢，結果還真來了，你看這事兒……”
她望着牆不吭聲，心緒壞到了極點。
李阿姨想了一下，說：“我看這樣吧，既然來了，就在北京多玩兩天，回頭我在劇院裏請幾個專家給你聽聽唱，如果他們對你感興趣的話，也許還有門兒，即便不行，讓他們給你指點指點也有好處。你別急，以後這兒總會招人的，現在我們就缺年輕的，哎，你現在住在哪兒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電話留給了李阿姨，離開了這座破破爛爛的大樓，回到何伯伯的家裏。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來電話把她叫去了。
“這幾個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湊起來給你聽聽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頗為得意地說著，把她領進一間鋼琴室。她朝屋子裏的幾個人看了一眼，除了一個花白頭髮的老頭子還多少有點兒藝術家的派頭外，其他幾個簡直就像賣醬油的，和她過去想像的風度大相逕庭，她情緒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譜遞給了鋼琴師。
唱了兩支曲子，一支是美國電影《音樂之聲》插曲，一支是法國歌劇《卡門》裏米開拉在山洞唱的那段詠嘆調。唱完之後，便由那幾個人問話，全是些泛泛的問題，學唱多久啦，跟誰學過啦等等，最後，還是那個花白頭髮的老頭兒講了講她對米開拉那段詠嘆調的理解偏差和換聲點、裝飾音的毛病，不過她好像已經沒有心思去聽這些了。
走的時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門口，拍着她的肩膀問：“你什麼時候回南州啊，替我問你媽媽好。”這一句話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關於“也許還有門兒”的話，也不過是一句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她對李阿姨沒有做半點兒感謝的表示，顧左右而言它地說：
“這破地方，還用得着設雙崗嗎？”
李阿姨瞥一眼院門口的崗哨，“這院子是部隊的，我們在這兒臨時佔了一個樓，崗是他們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辭走了。
一連兩天，她門也懶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來過一次電話，請她去家裏玩玩，她敷衍了兩句，推辭了。何伯伯一家人見她沒精打採的樣子，都先後過來說過許多寬解的話，何伯伯的愛人胡阿姨根據她在北京市委搞過一段人事工作的經驗，鼓着多肉的嘴巴說：“你媽媽托的那個李阿姨在劇院是做什麼工作的？我看辦事可不怎麼牢靠。往北京調工作，哪兒那麼簡單呀，即便劇院收了你，戶口怎麼辦？進戶口歸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調動走勞動局這條系統，可演員是按幹部管理的，幹部調動走人事局這條系統，各個系統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條條，說不定在哪兒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麼好調呢。要我看，你還不如先去南州歌劇院呢，再說那兒上台鍛煉的機會也比這兒多，這兒都是些名家，難得輪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寬處勸導她，而她的心情卻反而更加陰沉惡毒起來，心裏罵著，“真他媽沒治，什麼戶口啊指標啊，就咱們國家這一套?唆！”
星期天，她仍舊沒有心思去轉轉，但情緒多少平靜了一些。這也怪自己過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罷，就先設法把去南州歌劇院這件事辦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兒是夠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鳳尾”來，“雞頭”也許更多一些優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過晚飯，就坐下來看電視，新聞聯播剛剛結束，桌上的電話突然響起來，玲玲摘下聽筒，大嗓門喂喂兩聲，把聽筒沖她一伸：
“找你的。”
“又是歌劇院那個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裏沒動窩。
“不是她，是個男的，有點兒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來，接過電話，一個似熟不熟的聲音從聽筒里傳出來。
“喂，是施同志嗎，你不記得我了吧？”
“你？……噢，馮先生！”
“你忘記了你還向我許過願呢！”
馮先生親近爽利的聲音使她胸中的鬱悶為之一掃，聲音也明亮起來：
“您的公事辦完了？是嗎，什麼，我？我什麼時候都有空兒，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馮先生如約乘了一輛“小豐田”把她接走了，他們上午爬了紅葉正濃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頤和園，晚飯是在“聽鸝館”里吃的。她看得出來，馮先生並不很有錢，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鄰桌几個歐洲人那麼揮霍。但馮先生很高興，一天裏爬山、盪槳、照相，玩興極濃。她雖然和他相差了十來歲，但發覺和他的交往並非一件難事，馮先生開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處顯得洒脫融洽。她覺得這一天是真夠輕鬆愉快的……
在“聽鸝館”吃飯的時候，意料之中的問話來了。
“你考試怎麼樣，還順利嗎？”
“別提了，”她揮揮手，“劇院沒有分到進員的指標，就是當代十大女高音來了，也照樣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個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說：“這種事，要是在國外就好辦多了，一切憑本事，像你這樣一副好嗓子，走到哪裏都不愁吃飯的，你能唱出錢來，唱出一切來，當然，國外也有國外的不好……資本主義嘛。”
從頤和園出來，天已經擦黑了，馮先生餘興未盡，建議到民族宮去跳跳舞，她謝絕了。一來因為太累，二來是這幾天在何伯伯家裏灌了一耳朵關於跟外國人去民族宮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敗壞的話。她想了一下，說：“我想回去了，明天還要早起去排隊買火車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嗎，太巧了，我過兩天也要回去，我們又能同路了。”
“我最遲後天就得走，我是請了假出來的。”
“後天？好，我幫你買車票，我在飯店裏訂票很方便。”
“那我什麼時候把錢給你送去？”
“你太客氣了，我還付得起這點小小的盤纏。”
“不不，實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費。”
“我們是朋友了嘛，你這樣認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嚮導費呢？噢，我明白了，現在國內的人是不是還害怕和外國人接觸？如果你覺得為難的話，我當然不勉強，我不願給朋友帶來麻煩。”
“不是，完全不是這個意思，您想到哪兒去了，如果您高興，我當然很希望有您這樣一個談得來的朋友，真的。”
“謝謝，你知道嗎，我最怕一個人坐火車，就是因為受不了那個寂寞，這下好了，我們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頤和園門前停車場的路燈下，馮先生心滿意足地笑了。“好，現在我送你回家。”
馬樹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離開自新河的。一年多的光陰在匆忙中一閃而過，當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堅硬的土地時，真正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他現在住的場部招待所的這棟講究的小樓，正是過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調查組的“行館”，他當時還以第八副場長的身份，陪調查組去過磚廠呢。多快，一晃兩年了。
幾乎是從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農場的簡陋宿舍就開始門庭若市了，甚至連那個平時從不和他說話的農場第一把手陳政委，見了面也躬身含笑，帶着幾分敬意。在這個偏處一隅的勞改農場裏，改朝換代的氣氛和枯榮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還要來得快。馬樹峰本來是下決心留在農場好好搞一陣的，他畢竟已經了解了這塊土地，對它有了感情。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書記施萬雲突然從南州市打來長途電話要他回去的時候，他並沒有立即動身啟程，總覺得該把這兒的工作做個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勢有個着落再走才好。直到從北京調來的市委第一書記李直一親自來電催促，他才不得不拋開一切事務，連行李也沒有打，隻身回到南州市來了。
剛回來的那陣子，他，還有準備擔任市委政法部長的喬仰山，先是以工作組的身份參加了市公安局黨委常委的工作。因為當時李直一和施萬雲對甘向前的底細不清楚，開始還是指定甘在常委內牽頭，所以，頭兩月局裏的形勢是非常複雜的。甘向前在公安局經營了十年，只要他這棵大樹不倒，下面的猢猻也就絕不會散。別的不說，光是平反冤假錯案這項工作，就非常掣肘。比如他馬樹峰前面剛在局政治部講了，凡屬在十一廣場事件中立功受獎而提拔起來的幹部，一律暫回原職的話，甘向前後面接着就在大會上宣佈：十一廣場事件和天安門事件性質一樣，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樣使用，受獎的照樣光榮！針鋒相對的態勢，越來越表面化。難怪局機關大樓里有一張大字報的題目上赫然寫了“甘向前到底是‘牽頭’還是‘鉗頭’”這樣幾個字，很是辛辣。他也曾抱着一線希望，以不念舊惡、不計前嫌的態度找甘向前談過，結果不行，一談就崩！
“我當然是有意見的！”甘向前很激動，“平反工作不能翻燒餅，不能對過去的結論一概否定嘛。別的不提，我只舉一個例子，據說連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這成什麼了？不要說徐邦呈脫逃的疑案未了，難道連他銷毀證據的事也要一風吹嗎？再說他在地震期間還有策動犯人越獄的新科，又該怎麼說？”
對於３１１案的失敗，公安部調查組興師動眾而來，不了了之而去，馬樹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調查的，只因始終大事纏身，一時尚不能顧到此處；對於周志明銷毀證據的案子，他倒沒有什麼新解。這些年的事情，真偽雜陳，亂七八糟，沒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不表態。而且市裡後來對複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只搞未決犯，投入勞改的已決犯統統歸檢察和法院系統甄別，他也就把這事擱在一邊了。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還想着，不知道這個周志明是不是還在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從他被正式任命為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公安局長以後，要想躲開自己那間辦公室，是絕沒有可能的。直到現在，甘向前撤職審查，局裏的形勢完全明朗，各業務處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齊，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這個願望才算實現。昨天晚上下了班，他只隨身帶了個秘書，輕裝簡從，孤車一乘，直奔自新河來了。
一路顛簸，夜裏十二點到了場部。不知是誰先往這兒打了電話，場長、副場長，一溜七八個，迎候如儀，前呼後擁地把他送進了招待所的小樓。這使他十分掃興，本來盼望着體會的那點舊地重遊的親切感，全被這種官場的繁文縟節淹沒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沒等有人來拜就離開招待所，先到場長辦公室來了，場長也是個剛復職不久的老傢伙，一見面就發牢騷，——勞改局遲遲不給場裏派新政委，搞得現在生產、管教、震災后的基建，還有揭批查運動、搭配各分場的班子、落實黨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錯案，還有生活，全場一萬多幹部、職工、家屬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這個當場長的躬親主持，吃不消！馬樹峰聽着，也只能心裏嘆氣，“你叫我怎麼辦？”他說：“抓緊找年輕的，接班！”
這真是個要緊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幾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這些幹部也是青黃不接。找什麼樣的人來接班，什麼樣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員，這是他近來時時盤桓於心頭的問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兒的當然不行，唯唯諾諾，難得糊塗的也同樣不行，一定得要那種有責任感的年輕人來接公安事業的班，要真正有責任感的人！這些年叫“四人幫”搞的公安人員的責任感都到哪兒去了？像那個本來並不複雜的３１１案件，為什麼叫一個外行加極左的甘向前就給活活搞砸了？那些當處長的、當科長的、當偵查員的，你們可不是外行，為什麼不敢堅持原則，據理力諫呢？
一想到這些，馬樹峰心裏就沉甸甸的，話自然也就說得少了。場長告訴他，上午機修廠要開先進工作者授獎大會，估計很熱鬧，建議他去看看，他同意了。
正要出門，獄政科長來了，看見他，很恭敬地垂手說道：“喲，是馬局長，您什麼時候來的？”
“昨天剛來。你找我？”
“不，我找場長。市委政法部剛才來了一個長途電話，問磚廠犯人企圖越獄那個案子的情況。”
場長揮了一下手，說：“你們各司其職，不要事事都找我。”
“他們電話里說，是政法部領導要問的，要我們儘快報個材料到政法部去。還說，如果周志明挑動犯人鼓噪的問題屬實的話，也要儘快把處分意見報到檢察院去，還叫咱們先提個加刑期的意見供法院參考。”
畢竟是政法部領導親自垂詢，場長不得不鄭重其事了，“下面不是報過材料嗎，實不實？”
“我看沒問題，我們科的常松銘原來就是磚廠的文書，這件事的始末經過他都清楚，材料里還有他的一份證明呢。至於周志明本人的口供……磚廠領導是找他談過的，他態度極壞。據磚廠老於反映，這個人自從入監以來，反改造情緒就很大，一直不認罪。雖說口供是證據之王嗎，可他拒不承供難道就不處理了嗎？”
場長還沒答話，馬樹峰插問道：“是磚廠那個周志明？”
“就是他。”獄政科長轉過臉來，“對了，馬局長知道這個人，七六年公安部還來人查過他的事嘛。”
馬樹峰奇怪了，“地震期間的事兒，怎麼拖到現在才加刑？”
獄政科長解釋說：“因為那事出了沒幾天，就趕上主席逝世，然後又是粉碎‘四人幫’，所以一直沒騰出工夫來辦。”
馬樹峰皺起眉毛，說：“快兩年了，說不定犯人的思想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有錯兒的時候不及時加刑，等到他變好了，又補算舊賬，這對改造工作是很不利的，以後可不能這麼拖拉了。”
“就是就是，我們準備在以後的管教工作會議上專門研究一下。不光影響犯人的改造情緒啊，有時候連法律上規定的追訴時效也給耽誤了。那麼，您看這個案子還報不報了？”獄政科長小心地問了一句。
“情況查實當然要報，不過不要提什麼參考意見，該多長刑期，由法院去判。”
獄政科長喏喏連聲地走了。他和場長乘一輛美國造的庫萊斯汽車去機修廠。這種老牌子汽車在南州市的大街上早就絕跡了，跑起來連吼帶喘的，很吃力。藉著路上同車的機會，場長叨叨不停地向他講着場裏的事情，可他此時卻沒有一點心思去聽，直把目光飄向車外。
車子老掉牙了，柏油馬路卻是新鋪的；路邊栽了許多小樹，細細的樹榦被草繩裹着，更給人一種弱不勝寒的感覺。老車，新路，小樹，真的，今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小樹很可能會凍壞的。馬樹峰想着想着，忍不住打斷身邊那位場長的長篇大論，問道：
“你見過周志明嗎？”
“誰？”也許是他的問話離題萬里，場長愣了一下，半天才說：“啊，聽說過。對了，去年場裏統一調整了一批犯人，周志明正好調到機修廠了，你要感興趣，今天可以把他找來。”
“啊。”他不置可否地應了一聲。
機修廠離場部不過十來里地，一會兒就到了。因為是粉碎“四人幫”後頭一次評選先進工作者和先進生產者，大家都有個新鮮勁兒，所以授獎會確實開得很熱鬧，領導講話，代表發言，披紅挂彩地發了獎，最後還演了節目。馬樹峰的不速而至，更帶來一種近乎過節般的氣氛。
散了會，機修廠的廠長和教導員把他們請到厂部一間辦公室里落座。雖然是地震后才蓋起的簡易房，但屋裏既乾淨又溫和，一隻深青色的水壺坐在爐子上，噗噗地噴着白氣，十分悅耳。他先問了問廠里的生產情況，接下去，話題就移到管教工作上來了。
“犯人最近思想還穩定嗎？”
“還好吧。”教導員和廠長對視一眼，說：“前兩天開了春訓動員會，回去以後犯人們都在班組會上表了態，整個兒情緒還不錯。這兩天除了修理車間的周志明之外，沒有發生不服管理的現象。”
又是周志明！馬樹峰倒真的感興趣了，問：“周志明為什麼不服管理。”
“誰知道，可能因為不幹活兒，我是聽李副教導員說的。這個犯人是去年才從磚廠調整來的，在磚廠是第一號反改造尖子。”教導員說著，臉上略露得意之色，“結果到了我們這兒一直表現不錯，最近還評上了修理車間的改造標兵。不知道昨天怎麼又跟李副教導員吵起來了。”
場長插嘴說：“犯人嘛，思想允許有反覆。”
馬樹峰看看錶，還早，於是說：“你們把周志明領來，我和他談談。先把他的隊長找來也行。”
沒一會兒，教導員領了一個幹部回來，進屋介紹給他。這個人叫丁廣傑，過去也在磚廠當隊長，去年帶着磚廠的十幾個犯人一塊調過來的。
丁廣傑很拘謹地坐下來，馬樹峰先漫無邊際地問道：“周志明現在在隊裏表現怎麼樣？”
丁廣傑點一下頭，“不錯。”
教導員問道：“前天不是跟李副教導員吵起來了，到底為什麼？我看老李氣得夠嗆。”
“就為新起的那棟簡易房，前天把牆抹完天就黑了，灰漿也用完了，可李副教導員的家屬在招待所大房子裏已經住了快一個星期，想早點兒把這間房子弄利索了住進去，所以就叫周志明再拌點兒灰把屋裏的爐子砌上。周志明開始也沒說不幹，土也圍上了，水也打來了，後來李副教導員有兩句話他不愛聽了。”
“什麼話？”馬樹峰說。
“李副教導員說：‘你們這號人，就是缺乏勞動才滋長了好逸惡勞的剝削階級思想，走上犯罪道路的，現在讓你多干一點兒，也是讓你多去去毒、贖贖罪。’這話是難聽點兒，可也沒什麼不對呀。好，他小子犯犟了，鐵鍬一扔不幹了。”
機修廠長插了一句，“這人我不熟，可我看他幹活兒還可以嘛，修理車間幾次表揚犯人的名單里都有他。大概就是脾氣大。”
丁廣傑說：“脾氣也不是大，這人其實說起來還是個弱性子，膽子也不大，幹活也肯下力氣，蔫蔫的還挺愛學習。就是有一條，你不能老說他犯罪不犯罪的，你一說，就頂你，當了犯人還這麼大自尊心，我真是頭回見。”
場長點着頭說：“說來說去，關鍵是個認罪服判的態度沒端正的問題，這次春訓，你們廠里可以重點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馬樹峰卻沉思了一下，抬眼說：“李副教導員的那個話嘛，倒也可以不說，刺激人的語言對犯人轉變思想不見得有什麼好處。”他停了一下，又問丁廣傑道：“他對自己在磚廠策動犯人暴動的事，沒有一點擔心加刑的想法嗎？”
“噢，那件事呀，”丁廣傑卻反問道：“怎麼，查清是他了嗎？當時這事兒就不了了之了，現在查出結果了？”
“也用不着怎麼查嘛，當時磚廠的文書親眼看見他在挑動犯人衝出去嘛。”
“您是說常松銘嗎？”丁廣傑皺起眉頭，“他怎麼看見了？他光聽見聲兒不對就跑回來了，這事後來我們幾個隊長還議論過他哪。是他自己說看見的嗎？”
“他寫了正式材料的。”
“那他是瞎扯！”
“你怎麼知道他沒看見呢？”馬樹峰心裏一動，懷疑地問。
“沒錯。”丁廣傑的口氣是不容置疑的，“那天犯人們都到窯上收拾場地去了，就留下他們六班在監區里清理磚頭碎瓦，我本來在監區院裏，後來尤廠長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談話，常松銘也在那兒，還跟我們一塊說了會兒話呢，後來他說要去監區看看，就走了。走了大概頂多兩分鐘吧，噔噔又跑回來了，臉都白了，一進來就嚷：‘不好，院裏要放羊。’意思就是犯人要跑。我們出門一聽，果不其然，監區那邊一片吵吵嚷嚷的。尤廠長問常松銘怎麼回事，常松銘說不知道，還那兒瞎分析哪，說可千萬別是集體越獄吧。他這一說尤廠長也急了，趕快叫我騎上三輪‘小東風’到附近的五分場去叫警衛部隊，又叫常松銘趕快把在家的幹部、工人叫出來圍監區，連家屬學生都綽着棍子出來了。不過當時的確是夠嚇人的，因為正趕上剛剛傳達市委領導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動、逃跑，大夥的神經都特別敏感，一聽到犯人在院裏叫喚，連我都以為是鬧起事來了，所以當時尤廠長儘管沒鬧清楚情況就採取了措施，也還是應當的，你想想，監區的圍牆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連電話也不通，幹部有不少都到窯上去了，警衛部隊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窩跑出來，你還不幹沒轍？那時候南州街上還都住着人，連北京、天津的人都還睡在街上，這幫人要是跑出來，那還不滿處偷呵搶呵禍害去！不過……”丁廣傑想了想接著說：“不過關鍵還是裏面沒鬧起來，犯人里主意也不統一，有人想跑，有人還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要是他們沒矛盾，一哄跑出來，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衛部隊離了十幾里地，幹部職工得挨家現喊，磚廠又沒配備武器，連尤廠長還是現從堆在門口的救災物資中揀了兩把大鐵勺才算沒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個兒，犯人一個個身強力壯的，手裏頭都是鐵鍬鐵鎬，你打得過呀？”
場長點頭說：“這倒也是。”
馬樹峰笑了一下，“你說了半天，其實並沒有回答出我的問題來，我是問你怎麼能肯定常松銘沒看見監區的情況啊。”
“肯定肯定，”丁廣傑挺着脖子說，“從厂部那間防震棚到監區起碼要走四分鐘，常松銘剛出門就折回來，說富餘點兒也不過兩分鐘，靠厂部這面的院牆又沒倒，他往哪兒看去？根本看不見。背着小常咱也不好亂議論他，他這人，寫個材料什麼的還挺快，要說這膽子，還真小了點兒，不過作為一個勞改幹部，明明聽見裏面吵吵嚷嚷的要鬧事，不趕快進去壓住，反而往後跑，生怕一個人進去讓暴動的犯人給砸裏頭，這可是有點兒……怎麼說呢？”
馬樹峰陷入沉思，丁廣傑後來又說了些什麼，他沒有聽清，直到丁廣傑走了，他才沉着臉對屋裏幾位農場的幹部說：
“把周志明叫來吧，我單獨同他談談。你們有事忙你們的，不用陪着。”
場長和兩個機修廠的領導說要談談財務方面的事，到隔壁的房子裏去了。很快，周志明被人帶來了。
也許別人會奇怪，他以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百忙之身，怎麼會有興趣和閑暇來管一個普通犯人的問題。其實，他並不想知道周志明是如何頂撞幹部的，甚至也並不關心那場鼓噪鬧事的前因後果，這些問題，下面的同志自會搞清楚，當然用不着他來越俎代庖。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公安幹部——犯人、反改造尖子——改造標兵，這樣一個大起大落的人物，也許他的歷史能給人某種啟發，某種經驗吧，馬樹峰心裏這麼想着。
犯人還是那麼一張稚氣未脫的臉，比上次胖了點兒，氣色也不錯。進門時幾乎沒有發出一點聲響，進來后就安靜地靠在門邊的牆上。馬樹峰說了句：
“你坐吧。”
小夥子兩腿一屈，身子溜着牆，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詫異地愣住了，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說：“坐這兒來。”
犯人遲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來。
“平常幹部找你談話，你也是往地上坐嗎？”
“不，是叫蹲着。”
年輕人穿了身過於肥大的黑棉襖，腰間還很好笑地扎着根粗草繩，顯得土氣而臃腫。馬樹峰打量着他，口氣隨便地問道：“這棉襖是特號的吧？”
“嗯。”犯人仍舊垂着頭，喉嚨里咕嚕了一聲。
馬樹峰先揀最近的事問：“前兩天，為什麼跟幹部頂撞啊？”
“因為砌爐子。”犯人還是簡短地說。
“你等於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是問為什麼同幹部頂撞？”
“因為我沒砌。”回答照舊是簡短的。
“為什麼不砌？讓你勞動是害你嗎？”
犯人不說話。
“我問你，這是什麼地方？”
“勞改農場。”犯人咕嚕了一句。
“勞改農場是幹什麼的？”
“改造罪犯的。”
“改造罪犯的途徑是什麼？”
犯人又不說話了。
搞審訊，馬樹峰當然是駕輕就熟的。像剛才這種邏輯式提問，就是旨在讓犯人自己駁倒自己的一種方法。顯然，犯人已經察覺了他的用意，眨着眼睛不答腔了。他笑笑，把結論擺了出來。
“是勞動嘛。勞動是改造罪犯剝削階級思想的唯一途徑，只有通過勞動，罪犯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新人。當然，還要進行思想教育。所以，幹部叫你加班砌爐子，對你進行教育的那些話，原則是對的，你加以頂撞就不大合理了，你說對不對？”
他本來以為在這番道理下，犯人必然會無言以對，沒想到他竟開口反駁起來。
“照您的說法，只要參加勞動就能改惡從善了？那為什麼有些犯人，比如磚廠的田保善那種人，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幹了二三十年的活兒，到現在還是個壞蛋？照李教導員的說法，好像犯罪就是缺乏勞動，那些農村來的犯人本來就是勞動人民，在家天天幹活兒，為什麼還要好逸惡勞去偷去搶呢？”
馬樹峰張了張嘴，竟一時語塞，他打量了一下犯人那副認真的表情，反問道：“你是覺得勞動不勞動無所謂，所以才不砌爐子嗎？”
“不，”小夥子低下頭去，“我覺得我用不着拿幹活兒來贖罪。”
馬樹峰的口氣變得嚴肅異常，一字一板地說：“你幹活不是為了贖罪，不論你還是其他犯人，幹活是為了使你們做一個勞動者。你們應當和社會上所有具備勞動能力的公民一樣自食其力，而不靠別人來養活，我們每一個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有義務為社會主義祖國創造財富，難道這也不對嗎？”
小夥子愣了半晌，頭一點，說：“您要這麼講，那讓我干多少活我也願意。”
“你進來多長時間了？”
“快兩年了。”
“時間也不短了，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端正認罪態度啊？”
犯人迴避開他的注視，低頭不語。
“我看你腦子挺靈的嘛，過去在公安局也幹了幾年，難道不知道銷毀證據、包庇壞人是犯罪行為？”
犯人不服氣地抬起眼，“現在您還認為悼念周總理的人是壞人嗎？”
馬樹峰一下子愣住了，“你是因為廣場事件抓進來的？”
“是，我覺得是。”
“‘你覺得是’是什麼意思？”
“我是按刑事犯罪判的，可實際上和廣場事件是一回事。”
馬樹峰臉上很快冷淡下來。沒有第一手材料的事，他絕不貿然露出一點帶傾向性的表情，只是冷冷地問：“既然你不承認自己有罪，為什麼在地震期間還要挑動犯人鬧事？”
“地震期間？”年輕人驚訝地瞪圓了眼睛，“誰說的！那次是田保善他們要跑，怎麼是我挑動鬧事？”
“田保善是什麼人？”
“磚廠的雜務。”
“你詳細說。”
“那時候不是經常有小餘震嗎，”小夥子圓圓的眼睛很認真地瞪着，說：“犯人中間不知怎麼傳開了一個謠言，說自新河這兒要發生陸沉式地震，過不多久就是汪洋大海了，還說五百里滇池就是這麼一眨眼出來的，反正是有根有據的。犯人們孤陋寡聞，再加上一輩子都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地震，全有點兒震怕了，所以說什麼都信，搞得人心惶惶，田保善是最害怕的一個。那天大多數人都到窯上去了，家裏就留我們一個班，旁邊又沒幹部，他說現在不跑就跑不成了，過這村沒這店，先跑出去活命是真的。他們一人綽了把大鐵鍬就往破牆那邊跑，我攔住他們，他們就說要劈了我，我也不怕他們，我手裏也有鐵鍬，我也不跟他們講大道理，單講實在的。我說你們不要命啦，現在是抗震救災，非常時期，這時候搗亂有什麼好下場，他田保善坐了二十多年牢，膩了，想出去新鮮新鮮，他本來就是個無期徒刑，抓回來也定不了死罪，你們幹嗎陪着，再說四周都是警衛部隊，你往哪兒跑？那五百里滇池水真是一眨眼冒出來的，你就是跑一個星期還不是照樣淹裏頭。我這麼一說，其他犯人就都猶豫了，田保善一個人還衝我亂喊，我也沖他喊，我嗓門比他大，我說田保善你敢跑我就敢劈了你！反正我橫着比他長，豎著比他高，他不怵也不行，後來幹部們衝進來了，叫我們都回棚子裏去……”
馬樹峰打斷他，“這些情況你後來沒跟幹部談嗎？”
“於教導員找我談過一次，非說是我要挑動犯人越獄，說院子外面就聽見我嚷嚷得凶了，不讓我講話，還要關我反省號，其實反省號塌了，防震棚又不捨得讓我住單間。後來我自己把當時的經過寫了一份材料……”
“你當時就寫了材料？”馬樹峰心中一跳，“交給誰了？”
“就交給教導員了，後來就是毛主席逝世，然後是粉碎‘四人幫’，再後來我就調到機修廠來了，這事就擱了。再早我還寫過一份材料，田保善在監舍里私設公堂，把一個犯人的胳膊捆殘了，這人現在也在機修廠，當時那份材料也交給教導員了。”小夥子停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接著說：“我就知道他不會給我往上轉的，可我過去也是干公安的，我們自己的監獄裏還有這種黑暗的現象，我就是看不下去，就算我也是個犯人吧，也應該把這些事反映給幹部呀。”
馬樹峰的胸口熱了，他忍不住想去握對方的手，周志明是一個犯人，一個當了犯人的公安人員居然還保持着這樣的責任心！……不不，沒有第一手材料不要表態，也許一切都不是真的……啊！哪怕僅僅有一點是真的，對一個犯人來說，也是可貴的。
場長推門進來了，馬樹峰讓犯人出去。年輕犯人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那是光芒閃閃的一眼。馬樹峰按捺不住激動，放大聲音說：
“你放心吧，事情會查清的！”
是的，他的確不能平靜了，周志明難道是坐了冤獄嗎？不，如果是，他為什麼一直不申訴？
等犯人走出去，場長才笑着問：“是不是挺刺兒頭？”見馬樹峰站起來穿大衣，忙又說：“我已經告訴他們呆會兒把飯給咱們送到這兒來，這兒暖和。”
然而馬樹峰仍然繫上大衣的扣子，口氣堅決地說：“你趕快給場部獄政科打個電話，叫他們科長下了班先別走，叫那個常松銘也別走，我們馬上回去！”
拉開房門，春天的勁風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過身來，又說：“另外，以後咱們幹部和犯人談話，給他一個凳子，別讓他們再蹲着了，人格上一律平等！”
起床的哨音從半空中猛地劈下來，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銳。周志明一骨碌爬起來，剛剛驚醒的意識被一陣急促的心跳敲擊着。入監快兩年了，他始終沒能習慣這種把人從睡夢中扯起來的短促而尖厲的哨子。哨音停止了，滿屋子響起了緊張雜亂的穿衣疊被聲，他也飛快地將衣服胡亂穿上，又跪在鋪上整理好枕頭和被子，當手伸到枕頭下面的時候，他無意中觸到了那幾本邊緣已被磨得發軟的書，心頭突然被一種難以名狀的眷念佔據了。
唉，他走了。這幾本書的另一位主人杜衛東昨天刑滿回南州去了。
從那次被捆傷以後，杜衛東住了五個多月的醫院，他的右臂骨頭扭傷，部分肌肉壞死萎縮，一條粗壯的胳膊細成了一根麻稈，直到出院后才逐漸生出新肉來。他們轉調到機修廠以後，恰巧又分在一個班裏，同住一個號子，同在二車間幹活。二車間主要是雜活修理，杜衛東分到木工組，他呢，因為過去在處里學過開汽車，雖然連“本子”也沒有，但對汽車構造原理方面的知識多少有點兒基礎，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車修理組。
杜衛東自打出院以後便和他異常親近起來，拚命在他面前表示着殷勤和服從，以表達對他的感激。特別是剛出院那會兒，連吃飯都一改以往狼吞虎咽的習慣，故意細嚼慢咽，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裝作吃不了的窩頭掰下半個來送給他。對杜衛東這類認真而又笨拙的心計，他是洞悉的，卻也沒有點破，免得讓他尷尬。直到後來杜衛東竟要天天給他打洗臉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着對他說：“你別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杜衛東做出一臉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麼玩意兒呀，你別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還在磚廠的話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不去接他的話，因為他總覺得在自己和杜衛東之間很難建立更多的共同語言。他是一個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卞平甲在“四人幫”被粉碎后不久就平反出了獄，被他原來的單位——市第二醫院派人頗為隆重地接回去了。卞平甲乍一走，他覺得很孤單，便也時常跟杜衛東找些話來閑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貼腑地親近起來，還是他們在伙房幫廚時的那次交談以後。
那是去年冬天一個陽光充足的上午，他們倆被派去給伙房的菜窖晾菜。兩個人一通猛干，不到兩個小時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來，攤晾在一片空地上。杜衛東抹了把汗，說了句：“歇會兒。”便歪在一個破草墊子上了。
他也找了個空菜筐，反扣着坐在上面。這天沒有一絲風，頭頂上的太陽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懶洋洋地躺在草墊子上的杜衛東，隨口問道：“你的胳膊還疼嗎？剛剛好，幹活別太猛了。”
杜衛東若有所思地沖太陽半眯着眼睛，含糊地搖搖頭，過一會兒，突然撐起半個身子，望着他，臉色有點發紅，吃吃地說道：“我一直想跟你說呢。你知道嗎，那天，那天我直想自殺。”
“哪天？”他沒料到杜衛東會扯出這麼一個古怪的話題。
“就是我進醫院的那天早晨，我真不想活了。”
“你當時疼得那麼厲害嗎？”
“不是，”杜衛東一擺腦袋，“跟疼沒關係。”
“那為什麼？”
“為了，你，你……”他扭捏半天說不成句。
“為了我？”
“你給我穿衣服，提褲子，還給我擦屁股，喂我，我……”
“哈，”他笑了，“你到現在還不好意思哪？”
“不是不是，”杜衛東有點兒急，結結巴巴地說，“我，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說我自己，我沒臉，不是人，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是個人！”
他茫然望着杜衛東那張態度真誠的臉，說：“你胡思亂想些什麼呀？”
杜衛東坐起來，臉更加紅，“跟你說心裏話吧。在醫院裏頭，我老想你，做夢夢見你，你別笑，真的，我這一輩子，爹死娘嫁人，沒一個親人，那時候我真忍不住想叫你一聲親哥哥，我真是這麼想的，知道你不信。”
他忍俊不禁，“我比你還小兩歲呢。叫我哥哥，就為了給你穿衣服喂飯嗎？”
“不是，不光是這件事。你一來我就看出你跟我們這幫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麼股子勁兒，我也說不清楚，反正能感覺出來。”
他有點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語氣來沖淡這種一本正經的氣氛，說道：“那你當初還在窯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況且這也是規矩呀，新犯人一來，就得給他疊被子，打臉水、擠牙膏、洗衣服，連他媽撓痒痒都得伺候着，這些規矩他倒沒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實也怵你，不然也不會這麼凶整。像我，剛來那陣兒這些下賤活兒都干過，我說我服你們還不成嗎。我他媽這輩子就沒碰上什麼好人，我們原來那幫哥們兒也不靈，有錢聚在一塊兒，沒錢，一鬨而散，什麼哥們義氣呀，連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裏頭就算是老實的了，你在十一廣場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東西，不像他們，壞都壞出花兒來了。”
“我抓了你，你還恨我嗎？”
“原來有點兒，現在不恨了。說實在的，我原來根本就沒打算改，磚廠那地方不像機修廠，你想改也沒法改。我本來想這輩子還不就這樣，等出去了，見着我們那幫哥們兒，好歹也游過自新河了，這資格在他們中間白震，他們頂大也就見識過分局的拘留所。後來你來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裏是佩服你，我以前還從來沒有真心佩服過別人，我心裏頭很想也能做你這麼樣一個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糞，我就是臭大糞，我這還是頭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東西、瞎混，欺軟怕硬，什麼也不會，真活着沒勁，還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衛東這番發自肺腑的傾吐面前沉默了，他開始明白周圍的這些犯人是不應簡單地一律冷眼相對的。他們許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衛東不是已經感覺到自己過去生活的無味，在開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嗎？他不應該厭惡他、疏遠他，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賦予了一種責任，那就是要在這些犯人當中起一點兒作用，幫助他們，影響他們，讓他們變好！
從那天以後，他們就親近起來了。他願意傾聽杜衛東的衷曲，也向他敞開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個儀態威嚴的老局長和他談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徑問題，他當時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那麼冒冒失失地反駁了這位公安工作的專家，也許會給這老頭兒留下一個沒理亂攪的壞印象。那些天他翻來覆去地想了多遍，馬局長的道理是對的，強迫勞動的確是促使罪犯轉變的第一關，但他還想，除了這一關還需要什麼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還從來沒有學習過一點兒勞改學，他無法從理論上說出改造犯人除了勞動和上政治思想課之外還需要什麼，但是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體會卻使他從自己感觸最深的那個角度上抽出一個道理來，那就是環境，他覺得把一個罪犯變過來，環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衛東難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嗎？不，是他周圍的環境——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造成的，那幫包圍在他身邊的“哥們兒”把他熏壞了，使他養成了惡習。而要去掉這身惡習，就不是一言一語、一朝一夕的過程，還得靠環境，靠一個正氣旺盛的長期環境。在一個好的集體中生活幾年，才會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為一個好人。他覺得一個勞改單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員能否在犯人中建立這樣一個環境了。在磚廠，就是再勞動，各種政治教育課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變惡為善。
在和杜衛東的一次次閑談中，他又發現，沒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條重要原因，雜草只有在荒蕪的土地上才能泛濫成勢，像杜衛東這些人，腦子裏太空了。想到這點，周志明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知識領域也是那麼窄狹、空泛、膚淺和零碎，由於在監獄這兩年沒有讀過什麼書，思維彷彿都已經開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他坐在杜衛東身邊，突然異想天開地對他說：“咱們以後沒事的時候，學學文化怎麼樣？”
“學文化？”彷彿文化這兩個字眼很生分似的，杜衛東茫然不解地反問了一句，“學什麼？”
“學什麼都成啊，語文、歷史、數學，腦子裏多裝點兒東西沒壞處。”
“咳，”杜衛東的反應是冷淡的，“咱們這麼大個子了，還跟小學生似的，學哪門子語文、算術哇！”
“你那麼大個子，你都懂了嗎？我考考你怎麼樣？”
“考什麼？你不能太難了。”
“不難，我出一般的題，常識性的，怎麼樣？”
“常識？行。”
他想了一下，問，“咱們中國最高的山峰叫什麼，這是地理常識。”他特別又補白了這麼一句。
杜衛東干眨了兩下眼睛，半天才猶猶豫豫地答道：“……孫中山。”
“噗！”他差點兒沒把飯都噴出來，“孫中山是山哪？不懂別瞎說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瑪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沒學過，”杜衛東分辯着，“你考別的。”
“好，再考你一個歷史常識，舊中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都是誰？不過這個太簡單了。”
“嘁！”杜衛東一臉不屑，“這我還不知道？”
“是誰？你說呀。”
“蔣，蔣介石唄，對不對？”
“說對一個，宋哪？”
“宋，宋江唄！”
他忍住笑，沒打斷他。
“孔，孔老二。”杜衛東見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詢着他的反應，不放心地問：“對不對？”
“你往下說吧。”
“陳……陳他媽是誰呀？”杜衛東用筷子敲着腦袋，“噢！想起來了，陳伯達！嘿嘿，就是他。蔣宋孔陳嘛。哎，怎麼沒有林禿子呀？”他真是一點兒也笑不出來了，甚至還想哭，他望着一臉沾沾自喜的杜衛東，覺得很可憐，連他自己，還有許多許多他們的同輩人都非常的可憐。本來，學文化的話他只是隨便說說的，沒想到這一來他倒真的下了決心。第二天正趕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他跑到供應站去買書，看遍了整個貨架子，只有一本《偉大的祖國萬紫千紅》的小薄本是介紹地理知識的。便買下來。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較熟的丁隊長，把三張兩元面值的鈔票交給他，求他在外面書店裏給買幾本文化書籍，丁隊長接過錢，笑着說：“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買那麼多書幹嗎？”
“沒事看看唄，”停了一下他又說：“將來總得出去啊，什麼都不會，不是廢了自己嗎？”
丁隊長直點頭，“對對，政府倒是也考慮組織你們學學文化，可現在一沒教材，二沒師資，再加上犯人的年齡和文化程度差別太大，所以得慢慢來，你要急的話，我就先給你出去買買看。”
書買來了。書在他和杜衛東之間增加了許多共同語言。在杜衛東玩命地往他的小車裏裝土的那會兒，他怎麼也想不到他們現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學”。
但是他們之間也吵架，有一次幾乎要鬧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從四車間調來的一個慣竊犯身上。這人偷東西六親不認在全廠是出了名的，為此已經調換了好幾個車間，還加過刑。他一來，同屋的犯人沒有不防備他的。不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先嚷嚷起來了。
“媽的，誰偷我東西了？手那麼不幹凈！”
大家都覺得新鮮，七嘴八舌地起鬨。
“你還丟東西？丟什麼了？”
“魂丟了吧？”
“糖！過年發的糖，剛吃幾塊全沒了，媽的，真不是東西，我縫在衣服兜里了還偷！”
一直不吭聲的杜衛東站起來，剝開一塊糖，大模大樣丟進嘴裏，又陰陽怪氣地從那氣咻咻的慣竊犯身邊走出門去，嘴裏念念有詞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
周志明一看杜衛東那副神情，立刻就明白了八九成，便從鋪上站起來，跟在他身後走出了監室，在過道拐角沒人的地方，扳過他的肩膀，壓低聲音問：
“是不是你？”
杜衛東一臉得意，笑而不答。他狠狠從杜衛東肩上甩開手，咬牙切齒地說：“你還偷東西，你說過的話，全是放屁！”
杜衛東最初被他那張激怒的臉嚇住了，愣了片刻，隨即又恢復了笑容，“我不偷好人。是他先偷我的，把我的糖全偷去了，我這叫自衛。”
“我看你們全一樣，為了幾塊糖要臟自己的手。你不是發過誓了嗎，才幾天哪？還是偷，你們這幫人我算看透了，本性難移，這輩子也改不了了。”
他簡直不知用什麼話來發泄由於失望而產生的惱怒。
杜衛東卻受不了了，臉色鐵青，毒毒地眯起眼睛，望着他說：“我們這幫人，你動不動我們這幫人，你算什麼？你不也是犯人嗎？你說你沒犯罪，沒犯罪怎麼不給你平反？連卞平甲都走了，可你還穿着這身黑衣服，你說你是好人，在這除了我承認還有誰？”
他渾身哆嗦起來，“你，你渾！”他掉頭走開了。
他恨杜衛東，他從未做過有損於他的事，即便是罵他也是怒其不爭，可杜衛東卻如此刺傷他。他想，他們這種人大概是習慣這樣翻臉不認人的。
杜衛東卻好像很快就把這件事忘在腦後了，第二天便又嘻嘻哈哈地湊過來跟他要書看，他別過臉不去理他，一連幾天不同他過話，直到後來聽說杜衛東早已把偷到的糖交到幹部那裏去了，他的氣才平息下來。
“難道只有我有自尊心嗎？”他心裏想，“他說了我最反感的話，可我那天說的也是他現在最忌諱、最不愛聽的話呀！我畢竟還是一個犯人，現在就連幹部都不說刺激犯人的話了，牆壁上‘立即取締、予以制裁’這類的標語也換了；衣帽上的勞改字樣和號碼也拿下來了；跟幹部說話可以‘平起平坐’了，連光頭也不剃了；一切帶有歧視、羞辱和刺激性的規矩都取消了。犯人也是人，自尊心也應該受到培養和保護，沒有自尊心的人才真是無可救藥呢。”
他反省了自己的粗暴，終於又和杜衛東言歸於好，這場風波就算平息了。
他把書從枕頭下面抽出來一本，恰好是那本最早買的《偉大的祖國萬紫千紅》，翻了翻，幾乎每頁上都有杜衛東用筆畫出的道道和壓折的痕迹，原來還覺得這是他一種不知道愛惜東西的壞習慣，現在卻從中感受到他讀書的認真來。
門外又響起了拉長了聲音的哨子，該集合出操了，他把書又放回枕下。
初春的清晨，乍暖還寒。院子裏，青虛虛的一片霧氣中響起了節奏齊整的撲撲的腳步聲。在隊列的左側，一個值班隊長操着山東腔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偶或還夾雜着不知是誰的一兩下咳嗽聲。一陣涼風飄過，撥開淡淡的霧幔，他不期然又望見了遠遠的西牆根，那一排紅磚砌就的車庫房。
昨天中午，杜衛東已經把行李打點就緒了，也一一向同車間的犯人們道了別，卻唯獨沒有向他表示什麼，直到屋子裏的人都到操場上看球賽去了，才把他叫出來，一直領到那棟車庫房的後面。
“非上這兒來幹嗎？有什麼事嗎？”他見杜衛東眼神有點兒激動，便故意輕描淡寫地問。
杜衛東的臉上又開始泛紅了，“我，”他遲疑着說，“我回南州，要我幫忙辦什麼事嗎？”
“我沒什麼要辦的。”
兩個人沉默在惜別的心情中，好一會兒，杜衛東又說：“我要走了。”
他點了一下頭，伸出手去，“也許還會再見面的，……”
杜衛東握着他的手，沒容他說完，一大顆淚珠已經滾落下來，他竭力想憋住不哭，臉孔扭得十分難看。
“我忘不了你，你是個好人。”他一下子抱住他，哽咽起來。
他一向不習慣擁抱這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可現在卻完全被杜衛東的激動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摟住他的背。
“你哭什麼，出去是好事，別哭了，待會兒讓人看見。”
杜衛東抹去眼淚，發誓般地說：“從今後我就是個清清白白的人，乾乾淨淨的人，我說了就能做到，我一定要讓你看見！”
這回是輪到他去擁抱杜衛東了，他心裏真高興啊！
杜衛東走了，去奔他新的前程，而他還留在這裏，重複着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下了早操，吃了早飯，休息了一會兒，又整隊去車間上班，在他剛剛鑽進一輛解放牌卡車底下準備卸閘箱的時候，一個值班隊長在卡車邊上蹲了下來。
“周志明，出來一下。”
他鑽出來，莫名其妙地跟着那個隊長往車間外面走去，到門口，隊長才站下對他說：“你到車間辦公室去一趟，市局馬局長要找你談話。”說著，又笑笑問：“你認識馬局長？”
車間辦公室就在車間的右壁，剛剛油漆一新的門虛掩着，他在外面喊了一聲：“報告。”
裏邊有聲音：“進來吧。”
屋子裏，馬局長獨自坐在桌子前面看材料，看見他進來便說：“坐吧坐吧。”剛剛刮過鬍子的臉顯得精神十分爽朗。
“怎麼樣？聽隊裏反映你最近工作不錯，還很愛學習，是嗎？”馬局長臉上的皺紋微微展開，態度比上次溫和親切得多。
他笑了一下，沒說話。但他注意到，馬局長用了“工作不錯”這樣的字眼兒，而沒有用那個慣常的說法——“改造不錯”。
老頭兒換了話題，指了指桌上那沓材料說：“磚廠發生的那些事，場裏現在已經調查結束了。田保善捆傷同室犯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抗震救災期間又犯有策動集體越獄未遂罪，現在準備交送人民檢察院依法處理，磚廠的有關幹部也做了嚴肅處分，有的撤銷了領導職務。你在磚廠期間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對待，我們也了解了，對於你在這幾個事件中的立功表現，場裏也準備報請人民法院予以減刑，你有什麼想法嗎？”
他覺得喉嚨發堵，一大堆想說的話無法啟口，慢慢低下頭去，卻又分明地感覺到馬局長銳利的目光在他臉上直射，彷彿要將他洞穿似的。
“有話說出來嘛。其實，你心裏說什麼我都知道，你在說：‘我本來就沒有罪，要減什麼刑啊，對不對？’怎麼不說話？不說就是默認了。”
他仍舊低着頭，沉默地等待着即將臨頭的嚴厲的批判、申斥和一大套關於認罪服判的教育，不料那老頭兒卻也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竟意外地用溫和得近於慈祥的聲音湊近他說：
“既然你認為自己沒有罪，為什麼不申訴呢？粉碎‘四人幫’都這麼久了，你應該向原審法院提出申訴，要求複查嘛。”
他吃驚地抬起眼睛，惶惑地望着那張蒼老的臉。他感覺到自己心尖的抖動，好一會兒，一句久壓在胸中的話才送上舌尖：
“我相信黨，相信組織。原來我已經什麼都不相信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明白了我們黨是一個多麼好的黨，我完全相信她。這些年那麼多冤假錯案，要平反也總得一件一件地來。凡是真正看到希望的人，他就一定會有耐心。我想，我等着吧。”
老頭兒默默聽他說完，不住深深地點頭，這種同情的表示引起他心中一陣激動，儘管他知道這一同情在形式上並不是“官方的”，但他在自己的感覺上卻真心地認為這是代表了組織，代表了黨的。他的眼圈紅了。
“你最近身體怎麼樣，胃病好了嗎？”
“身體挺好，胃沒事兒。”他無從曉得這位局長怎麼會知道他的胃。
“身體要搞好，將來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他用力點點頭，淚珠幾乎要掉下來。他覺得局長是用了一種同志間交談的親切口吻在和他說話。
“你的那位女朋友，就是去年來看你的那個姑娘，給你寫信嗎？”
“以前寫過，可我一直沒回。最近她有好久沒來信了。”
“應該回信嘛，那姑娘是很愛你的。”
“……”
馬局長站起來給自己的茶杯倒上開水，又問他：“啊，你渴不渴，要喝水嗎？”
“不，早上剛喝了粥。”
“那你幹活兒去吧。”局長看了一下手錶，又說：“以後有時間我還要找你談，我很想聽聽一個犯人對我們勞改方針政策的感受，就算你是個犯人吧。”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像個小學生似的朝局長鞠了一躬，轉身要走，突然又被叫住了。
“你——”老頭兒輕聲說，“你還是寫一份申訴材料吧，交給廠里的幹部，他們會給你轉的。”
他點點頭，“好吧，我寫。”
立秋已經五天，太陽只有在正午時分還保持着一點兒伏旱季節的餘威，到了下午三點來鍾，東南方便飄來一絲細細的涼風，將那短命的燥熱拂散而去。
公共汽車經過神農街的時候，周志明把臉貼在車窗玻璃上，期冀着能在短瞬的一晃間，從那熟悉的衚衕口望見她，但他看到的，卻全然是一片陌生的景象，昔日的神農街口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副食店、回民餐館和夾在它們中間的細長桶似的小理髮鋪子全部蕩然無存，連神農街頭條整個衚衕一起，統統被囊括進一個塵土飛揚的工地里，在這些老舊店鋪和狹曲井巷的基址上，赫然升起一座預製澆鑄式高樓的骨架，一層稀疏的腳手架圍鎖着它龐大的身軀。在它的俯瞰下，原來寬闊的街口似乎變得擁擠不堪了。
他茫然若失地望着，車子轉過了街口，才扭回頭來，心裏有點兒酸，不知為什麼，在連日來興奮和激動的心緒中，悄悄爬上了一絲悵惘。
“他們搬到哪兒去了？”
他在幸福路下了車。本來是想好了在神農街下車先到肖萌家去的，現在只好改變計劃了。站在路口發了一陣兒愣，便過街朝北走去，他決定先去機關報了到，然後再回他那個早已沒有人的家去。
手提包沉甸甸的，裏面本來只有幾件隨身衣服和肥皂、牙膏之類的零碎雜物，再就是那幾本書。兩年多的牢獄生活，每月靠兩塊五毛錢的零花，當然攢不起什麼家當來，過冬的棉服他也沒有帶，一律留在農場裏了。包里壓着沉的，是他早上上火車前，丁隊長硬塞進來的那些又大又青的蘋果。今天一大早，機修廠的教導員和廠長就把他接到自己家裏，烙大餅，炒雞蛋，還特地開了一瓶久存的汾酒，大大地款待了一通，然後又叫了輛后開門吉普車，讓丁隊長一直把他送到了自新河火車站。
在只有一排簡陋磚房的車站站台上，候車的人寥寥落落。丁隊長拉着他的手，說：“我早就想到今天了。”
他說：“丁隊長，到現在了，我還從來沒謝過您哪，您沒少照顧我。”
“謝我什麼，這地方本來就不該你來。好嘛，我們也算有緣相識了一場，你是個好小夥子。跟你說，要不是你們處里來函要你回去，我原來還打算請你留在我們這兒工作呢。咳，其實這地方怎麼留得住你呢？還有，那位姑娘大概也等得苦了，回去吧，以後別忘了我們。”
一隻又粗又硬的大手握住他，微微地，卻又是充滿感情地晃了一下，萬端感觸一齊湧上他的心頭。他恨這塊地方，在這兒他嘗夠了屈辱和痛苦；他也愛這地方，這兒磨鍊和升華了他的性格和意志，教會了他許多謀生的本領和知識。他覺得自己現在是一個能夠結結實實地站在大地上的男子漢，從腳到心都是那麼有根底，那麼強有力！想想看，他原來是個多麼膽小懦弱的毛孩子，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而現在，他已經從舊的軀殼中蛻出身來，成了另一個人了。他學會了推小車、修汽車、生爐子、砌爐子，學會了種菜、種水稻、餵豬和打草墊子。他的呼吸似乎都粗壯起來了！他已經敢於在田保善他們企圖越獄亡命的關頭，橫着一把鐵鍬攔住他們的去路，並不遜於古代張翼德立馬橋頭，一桿丈八蛇矛，嚇退十萬曹兵的英雄氣概。看得出來，田保善、鄭三炮他們當時是真的怕他了，從骨頭裏怕他了。他後來一想起那個場面，就憋不住要從心底蕩漾出一種無可形容的愜意和興奮來。
他和丁隊長久久相視着，兩年多的精神壓抑和肉體痛苦在心靈上創下的痕迹，似乎在離別之際淡遠了些，一種留戀的心情油然而生。他知道今後也許再也不會回到這條幾乎將他淹沒的自新河了。這塊混合了恨和愛的土地畢竟繫結着他難以忘卻的一段人生，這些在艱難中給他溫暖和幫助的幹部們，也許就此一別，不會再見了。他不能不感到一點兒難過。在列車開動的一剎那，他的心像頓點兒一樣猛地頓住了，他看見丁隊長隨着車子走了幾步，聽見那親熱的聲音：“再見了，小夥子！”便怎麼也憋不住兩顆滾燙的淚珠從面頰上撲落下來。
“嘿！提包兒的那位，走人行橫道去！”對面馬路上一個交通民警的喊聲把他嚇了一跳，他連忙向人行橫道靠了靠。“瞧車！不要命啦，你快上行人路！”
交通民警的喊聲使他猛然意識到自己對大城市的一切都已經生疏了。比起自新河農場空曠寂寥的田野，死氣沉沉的葦塘，慘白肅殺的高牆，和殘破老舊的監房來說，這裏的氣氛、畫面、色彩、音響和情調是多麼不同，對比是多麼強烈。他像一個頭一回進城的老鄉似的，連橫穿馬路都有點兒進退無措了。雖然不到兩年半的離別，但是，國家發生了根本變化，個人經歷了坎坷磨難，劫後餘生，重又走在這寬闊繁華的街市上，彷彿是闊別了多年。那門面華麗的商店；衣着入時的姑娘；那新立在街口的彩色的廣告牌和被喧囂的噪音、工廠的廢氣污染了的大城市的空氣，無不使他感到幾分恍若隔世的新鮮和驚奇。
從幸福路到他們機關那條原本彎曲曲的馬路已經展寬取直，在新分出來的快慢車道的間隔處栽着干挺葉茂的白楊，綠油油的闊葉在微風細拂下婆娑絮語，柏油路上鋪滿被樹葉篩得晶瑩細碎的陽光。他信步朝前走着，並不急於趕到處里報到，他對於現在能有權支配自己的時間懷着一種特殊的興奮和滿足，細細地飽覽着沿街的景物；搜尋着舊時的記憶；呼吸着自由天地的氣息，以一種享受的心情在這條幽靜得讓人心醉的林蔭路上，漫步走着。
三十分鐘后，他來到了機關的灰樓。
樓道里的牆壁是剛剛粉刷的，顯得光線明亮，一直存在腦子裏的舊印象也因此更遙遠了些。也湊巧，在樓梯上碰到的第一個熟人就是小陸，看上去，他比過去更加發福了。
“小陸，你這傢伙，把我忘了吧？”他高興地向愣在樓梯上的小陸伸出手去。
“是你？”小陸看清了他，驚喜地用白細多肉的手掌緊緊握住了他的手，“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剛到？怎麼不來個信兒，我好去接你呀。快來，大夥都在。”小陸一把搶過他的手提包，拽着他往三樓跑去，邊跑邊亮開嗓門喊起來。
“小周回來啦，周志明回來啦！”
足有一個小時，他被人們包圍起來，問長問短。他興奮得滿臉通紅，應接不暇，直到段興玉帶着處長來到辦公室后，人們才三三兩兩地散去。
不知是由於面容的老態還是由於體態的臃腫，紀真比兩年多以前增加了不少派頭，硬領的的確良白上衣纖塵不染，花白了的頭髮梳得根根筆直，很有風度地向後背着，鬢角也修飾得很整齊。他握了握志明的手，眉宇間掛出很有分寸的微笑。
“回來啦？坐吧坐吧。”
第一句話，周志明便感到一種疏遠的客氣。
紀真在大陳的座位上坐下來，笑着說：“咳呀，為了你的問題，我可是倒了霉了，讓‘四人幫’整得好厲害。他們要是上了台，我們這些老傢伙非要人頭落地喲！”
段興玉在旁邊接嘴說道：“你抓起來以後，紀處長在甘向前那裏為你講了幾句公道話，在３１１案的調查中也頂了甘向前，結果叫他們撤了職，粉碎‘四人幫’以後才又回來主持工作的。”
周志明感激地沖處長點點頭。
紀真接著說：“是嘛，他們要搞你的巡迴批鬥，我不同意；要把３１１案當作你通敵縱敵的案件來調查，我也不同意，凈跟他們唱反調，惹惱了他們嘛。”話鋒一轉，說：“好嘛，你回來了就行了，好好工作，思想上不要背什麼包袱，啊。”
志明又點點頭，卻不盡明了他話中的含意，紀真又說：
“你的結論你都看過了吧？是嘛，這個結論還是兩分法的，還是公正的嘛。一方面，改正了過去的錯判，又恢復了黨籍，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你當時在處理那件事情時的錯誤，反對‘四人幫’是好的，但作為一個公安人員，你所使用的方法，我只是講方法，是不太恰當的，對吧，我相信你對這個問題會有正確認識的。”
後面這幾句話，口氣相當婉轉，很有些語重心長的意思，但周志明的情緒卻明顯低沉下來，垂着頭，一句話也不接。
場面有些尷尬，紀真換了一個話題，對其他人笑着說：“咳，預審處的那些人辦事真是不像話，他們的案子，硬要我們負責複查，好像小周的罪是五處判的，結果三下兩下拖到現在，要不你早就能出來了。”
他仍是垂頭無語，紀真又扯了兩句別的，便說有事離開了這間辦公室。
他默默然站起來，拎起手提包，說了句：“回家。”
段興玉看了看手錶，說：“我送你下樓。”
段興玉送他出了樓門，又出了機關大院的門口，才站住，說：“這幾天你不用着急上班，多休息休息吧，把戶口、糧油關係都先辦了，需要科里幫忙就來說一聲。”
他點點頭，“行。”
段興玉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部，“結論上的小尾巴，別太放在心上，大家是有公斷的。”
他這才笑了笑，“我不在乎，沒事兒。”
還不到下班的時間，在街口公共汽車站等車的只有他一個人。手提包不再是沉甸甸的，大部分蘋果已經被大家分而食之，微風吹過，遠遠地送來一陣很不熟悉的蛙叫似的音樂，雜帶着幾個年輕人輕浮的戲謔聲。
“志明，”有人在身後輕喚，循聲回望，他的目光和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對視在一起。
“嚴君呀！”他臉上浮出笑紋，用同樣的輕聲叫道。
嚴君的小辮子不見了，改成了短髮，一抹濃黑的大波紋盪過額角，在英氣勃勃中加進了一點兒以前未曾有過的端莊和雍容。
“我剛放出來，你怎麼在這兒呢？”
“我，我出去來着。”
其實，周志明回來的時候，嚴君正在機關里。她在科里的另一間辦公室聽到樓梯上傳來陸振羽大喊的聲音，心幾乎都要從嘴裏跳出來了，彷彿那聲音是專為喊給她聽的，但她忍住了沒有隨着大家一起到周志明那兒去，她不願意在亂鬨哄的人群中和他寒暄而過，而一個人悄悄跑了出來，她選了這個公共汽車站來等他，給自己和他安排一個“邂逅相遇”的機會。現在，這個她在感情上所屬於的人，這個給過她無數美好夢境和幻想的人，活生生的，面對面咫尺相對，他那淡淡的笑容，似乎使她多少夜晚的輾轉反側之思得到了一絲滿足和寬慰。她想說些久別重逢的高興話，話未出口，鼻子已經酸得快要忍不住了，她望着他黧黑的、瘦尖尖的臉，兩年前的那身藍制服已經洗得掉色發白，在他身上顯得十分土氣，捲起來的袖口露着粗糙的手和半截古銅色的胳膊，她不由低回地說道：
“你吃苦了。”
“還好。你這兩年怎麼樣，挺好吧？”
她點點頭。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她突然想起一個話題，問道：“你和她見到了嗎？”
“誰？”
“施肖萌，她搬家了，你要找她嗎？”
“對了，我正想問你呢，你知道她搬到哪裏去了？”
“搬到太平街去了，太平街三號，就是那排‘復辟房’，你到那兒一問市委施書記家，都知道。”
“她爸爸當市委書記了？”
“政法書記。小萌也上大學了，可能是法律系，不大清楚。就在南州大學。”
連她自己事後都覺得奇怪，她居然主動和他談起了施肖萌，究竟是何種心情所使，她也搞不清楚，反正當時只是想叫他高興罷了。
然而周志明對這些消息似乎卻並不那麼高興，反而皺起雙眉，心事重重地唔了一聲便不說話了。車來了，他匆匆和她道了別，登上了汽車。
她目送汽車傾斜着拐過街角。然後垂下眼睛，一顆鎖了很久的淚珠順勢剪落下來。
他回來了，卻彷彿離她更遠了。
西沉的太陽已經被尖尖的房頂遮住，遠天流霞似火，燒得天空宛如一個醉漢的臉。西夾道這會兒早就陰涼下來，細細的清風隔衫透入，使人體味到秋涼的爽適。周志明凝目望了一下熟悉的門首，除了門上像對聯兒似的貼了兩張嶄新的計劃生育宣傳標語外，一無變化。好像他離開這兒的兩年，不過是昨夜的一場噩夢罷了。
門是虛掩的，他輕輕推開進去。院子裏，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兩手沾滿肥皂泡，從一堆洗衣盆中間站了起來。
“你找誰？”她用陌生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
“這是我家。”他疑惑地環顧了一下整個院落。
“你走錯門了。”那女人的語氣卻更加肯定。
“沒錯，我在這兒住好多年了。你是新搬來的？”他友好地朝她笑着說。
對方卻警惕地板着面孔，張着兩隻濕淋淋的手並不讓開路。
“我就住在這間屋子。”他指着自己的家門便要往裏走。
“你是哪兒的？開什麼玩笑，這屋兒是我們家新房。”
周志明愣住了。再一看，果不其然，他家的房門上，赫然貼着一對大紅的喜字，他這才慌了。
“哎？請問王煥德同志還住在這兒嗎？他兒子叫王有福，他老伴姓鄭……”
“這是不是志明呀？”西屋門帘子一掀，王煥德趿着鞋子，探出大半拉身子來。“哎喲，可不是回來了，可不是回來了，我聽着聲兒像你呢。”
周志明近前兩步，“王大爺，挺結實的吧？”
“還那樣，還那樣。”王煥德樣子沒大變，嘴巴颳得溜凈，小眼睛上掛着驚喜的笑，只是那個哮喘的毛病像是比以前厲害些了，說起話來嗓子眼兒里有一個吱吱的小哨兒，“前幾天聽片警小韓說，高等法院把你放了，果不其然，今兒就回來了。快進屋，快進屋。”
志明被讓到王家的外間屋來，坐在椅子上，問道：“鄭大媽和福哥、淑萍他們都好吧？”
“好，好，”王煥德一勁點頭，吱吱地喘着說，“淑萍媽還忙乎居委會吶，淑萍前陣兒頂替我工作了，大福子，……唔，剛才大福子媳婦你不是見了嗎？梅英！”他向屋裏高叫了一聲，“快出來，你幹嗎哪？”又轉臉對志明說：“和大福子一單位的，今兒輪休。”
剛才那個洗衣服的年輕女人端着個茶杯從裏屋走出來，不無歉意地沖他笑笑，把茶杯放在他跟前，沒等王煥德介紹就大大方方地說：“這位是志明兄弟吧？老聽我爹媽和有福他們念叨你。”
周志明謝了她的茶，他快一天沒有喝水了，口中早就乾澀無津，端起杯子，也顧不得燙，狠着勁兒一口氣喝乾，梅英又忙給續上一杯，他一連喝了三個干，冒了一頭汗，王大爺遞給他一把大蒲扇，他一邊呼打呼打搖着，一邊同公媳兩個說話。
王煥德突然想起什麼，說：“你等等，我給你看樣東西。”志明怎麼也猜不到，王大爺從裏屋抱出來的，竟是一隻睡眼惺忪的大白貓。那貓身上的長毛又亮又軟，一副雍容華貴的樣子，他一時語塞。
“……白白！”
他抱着白白，白白咪嗚叫了一聲，叫得他心頭直發顫，他忍不住要去親親他的白白。“我們一直替你養着呢。”王大爺說。
傍黑時候，大福子和鄭大媽幾乎是前後腳回了家，小屋裏自然又響起一陣驚喜的笑聲。
大福子用拳頭咚咚擂着他的胸脯，嘿嘿笑着：“還行，兩三年不見，你倒壯起來了，臉怎麼曬這麼黑，要是在街上走，我准以為你是哪個山溝里的大老農民呢！”
鄭大媽忙着同梅英支鍋做飯，也不時插進來同他說話。
“前幾天，派出所管片的小韓還說你要教育釋放了，沒想這麼快就回來了。”
“什麼叫教育釋放呀，”大福子一勁撇嘴翻白眼，“這是反‘四人幫’英雄。我們冶金局有一個小夥子就是，他去年就放回來了，是他們單位敲鑼打鼓放鞭炮接回來的，滿處做報告不說，現在又是區人大代表，又是市團委委員，一下子就出名了。志明，將來紅了可別忘了咱們。”
周志明苦笑一下，沒說話。
米飯梅英早就蒸上了，菜也大都洗好切好了，鄭大媽又是個做飯的快手，不一會兒，小屋裏便飄溢着飯菜的香味。鄭大媽用抹布把一張簇新的方桌子蹭得鋥亮，擺上碗筷，周志明問：“怎麼淑萍還不回來。”
鄭大媽嘆了口氣：“誰知道她呀，大概又跟男朋友一堆兒買東西去了。志明你說說，見面才幾個月就尋思辦事兒，哪兒有這麼急茬兒的？我這兒呢，整天價在街道上給別人家做工作，晚婚呀，晚戀呀，可自個兒的女兒倒一通急着張羅，以後人家要給我一句難聽的，我不也得聽着呀！可不是嗎，女大不由娘。”她嘆了一聲，忽然想起什麼，對他又說：“你瞧，我還差點兒忘了，有件事正想和你商量呢，雖說淑萍結婚急了點兒，可到底也不老小了，這幾年又越來越瞅着老相，要結就結唄。當媽的，還不是得給她操辦哪。先前我們也不知道你要回來。你王大爺就和房管局說了一聲兒，先借了你那間外屋給淑萍辦事，你們家的東西都搬到裏屋去了，你看呆會兒是不是叫大福子給你騰出來？”
周志明剛才一看到門上那對紅喜字，心裏就明白了個大概，所以就一直坐在王家，沒急着進自己的家門。現在，鄭大媽雖然主動提出叫大福子給他騰出房子，但辭色上顯然帶着試探的意思，他也是明白的。人家佈置好的新房叫人家搬出去，他斷然不會如此行事，他不願意任何人由於他的歸來而發生為難和不快，所以連忙擺着手，說：
“不用騰，不用騰，騰了，淑萍在哪兒結婚呢，我一個人總好辦。”
“那使不得，我們是看了你不在才借用的，你回來了，當然完璧歸趙嘛。”王煥德說。
梅英正往桌子上端菜，這時便插了嘴：“爸爸，您看這麼著行不，讓媽和我睡裏屋，讓志明兄弟暫時跟有福和您在這屋擠兩天，讓淑萍把事兒辦了，咱們再想辦法騰，這麼久的鄰居了，還不跟一家子似的。”
大家一齊把探詢的目光投向志明，本來就抱定了絕不打亂別人生活的宗旨，也不想和王大爺擠在一起住。鄰居好是好，可生活習慣畢竟相去較遠，況且他住進來，衣食住行，人家也會有許多不便。於是說：“我現在已經住在機關里了，那兒有宿舍，這樣上班下班也方便，省得整天到晚疲於奔命的。今兒我就是來看看你們，順便帶一床被褥回去。我這房子淑萍就先住着，等有了地方再騰吧。”於是王大爺和鄭大媽一個勁地說了許多感激和歉疚的話。接着便皆大歡喜地開飯。晚飯吃得很慢，鄭大媽使勁往他碗裏挾菜；大福子不住地提些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監獄裏吃什麼飯哪，幹什麼活哪，打人不打人哪，等等，王大爺更是十分高興，喝着酒，咂着京腔插科打諢，他是校場口戲院老資格的票友，一口戲韻倒也吟哦有味，只有梅英一個人不大說話。
吃罷飯，天色已晚。志明說要拿床被褥走，起身和王大爺他們一起到自己家的屋子來了。
家……這屋子，這台階，這門，這兒，眼前的一切，在他的感情中既熟悉又曠遠。在跨進門檻的一剎那間，他的鼻子忽地酸了一下，萬端感觸繫於心頭，心裏暗暗說了句：“啊，我回來了。”
他家的外間屋已經被收拾得一團新氣，他免不了要笑着說幾句恭賀和稱讚的話，而實際上卻沒有一點笑的心情，頗有些“半是主人半是客”的空茫。他急於想看看家裏的那些東西，去尋找一點溫暖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