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篇 認知日記

2003年7月9日星期三上午11點

媽媽和爸爸打算星期日來廣州。昨天下午接完電話后，我就暗暗有些焦慮。我不斷地告訴自己，別緊張，別害怕，保持平穩的心境。

一向心裏很矛盾：很盼望爸媽來廣州，共享天倫之樂。但又怕媽媽令大家神經緊張。自小我們全家人就得以她為中心，家裏的天氣隨着她的心境而變化無常。她因辭職在家心理不平衡，總用各種病痛來困擾家人。

她自己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傷害兒女，也許，那就是抑鬱症的開端吧？無法控制。

不過我認為她更像恐懼症患者。因為醫學書中說：“所有抑鬱症患者的一個特徵是，他們都試圖儘可能長地躲藏在‘一切正常’的表象後面。”“他們知道，自己有些不對頭，但他們巨大的自控能力和強大的意志，仍然使他們去履行每日的義務和要求，而把他們的病痛留給自己，不讓身邊的人有所察覺。”專家們稱此為蛹式（也叫偽裝性）抑鬱症。

據說，抑鬱症有遺傳的因素。我的抑鬱症與遺傳有關嗎？我的癥狀與她不同。我不去困擾別人，我只是自己躲起來，表面很愉快，很正常。所以，這種密封的抑鬱症危險性大，一旦徹底崩潰，別人都猜不到其死因。不說這個話題了。

本來，像我這樣處於嚴重抑鬱症治療期間，情緒很不穩定，不宜與媽媽多來往，因為她的談話絕大多數是消極、憂慮、負面的，容易破壞我目前的治療效果。但我不能逃避。媽媽她懷疑自己有肺結核，據說在茂名總也查不清，她和爸爸都很擔心。我做女兒的，應當幫她在廣州找好醫生排除這個憂慮。儘管她十有八九沒這個病。

我有信心，在主的幫助下，避免受傷害。

想想近幾天有什麼高興的事？1.好像不太做噩夢了，夢中的焦慮情景也減少了。

2.想不出來？仔細想啊。停下來好好想，一定要想出來。哦，昨天上午看病時不那麼累。心裏常想，要將身體的、神經的、靈魂的節奏融入到主的節奏中。果然，心中會平穩許多。

3.有沒有第三個快樂的事？應該有。為什麼快樂總是一閃而過，追想起來會這麼難？而不快樂的事為什麼總是糾纏人，時時侵襲人呢？討厭！對了，昨天買了幾張喜劇影碟，還剪了發。現在照鏡子，人會顯得精神些。

4.再想一個好嗎？想個大一點的。蛖，近在眼前嘛。今天的電腦很聽話，沒出什麼故障，挺好用。打字的時候心情比前幾次輕鬆。好了，我開始笑了。可見心情正在好轉。

5.這個月的例假來的日期基本準時，這也是值得高興的。

6.天氣雖然酷熱，但我的整體狀況比春天時要好。

此刻，我想起了一句聖經，我很喜歡默念它，它能給我很大的安慰：“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隨筆2006年的春節長假過去了。我的狀態依然不好。

想寫下2003年4月12日之後幾天的回憶。可我摸索着一回到那個時空裏，就抑鬱。黑暗。冰冷。破碎。心跳越來越慢，彷彿跳不動了，脈搏幾乎摸不着了，劇烈的噁心感，頭頂痛得好像炸開了一個洞，裏面颼颼噴出白氣，碎魄四散狂奔。我在歇斯底里的懸崖邊切切祈禱：關閘關閘關閘！心裏同時有一個尖厲的聲音在哭叫：啊啊啊——讓我瘋啊——啊啊啊！心臟不太好，到醫院看病。還是老毛病心動過緩，不算個事。大概心裏擠塞的負面回憶太滿太沉，超載了。

翻看了幾段認知日記，純粹是流水賬。流水賬相當於青紗帳，而我就像一個敵後武工隊的傷員，敵眾我寡，敵強我弱時，我必須在青紗帳里躲一躲，歇口氣，把流血的傷口重新包紮綁緊。

既然目前回憶遭遇阻擊，抑鬱反彈，那就敵進我退，咱就鑽地道，挖地道。

“抑鬱所以十分恐怖，就因為人們看不到它有什麼外部標誌，看不到傷口，看不到傷疤，看不到腫瘤，就因為他們的內心在流血，內心在燃燒，直至死亡。”一位瑞士病人拉赫爾·貝格林格先生寫道，“人們老是說，情況會好的，總會有好光景出現。大多數情況下，我就只能保持沉默，不再說什麼了。”我讀到這段話時，真想與這位難兄緊緊握手，正是這樣。我們只能沉默。

一個普通的因感冒而咳嗽的病人若與一個重症的抑鬱症病人坐在一起，人們肯定會同情那位咳嗽的人；心疼他咳得難受，擔心他咳出血來。卻不知那位抑鬱症病人心裏一直在流血，不，他的整體狀況比心裏流血還恐怖，儘管他不曾呻吟半句。

“拍一下抑鬱症患者的肩膀，對他說：‘會好的，要振作起來。’這就等於對一名糖尿病患者說，他的身體應該多生產一些胰島素一樣沒有意義。同樣，要求他們堅持住或者讓他們散散心，也是錯誤的。”在《不要恐懼抑鬱症》一書中，德國心理學家烏爾蘇拉·努貝爾指出，“這恰恰是把指頭捅到了他們的‘傷口’上；他們無法拿出足夠大的力量去做這些事情。”一個患抑鬱症的醫生這麼說：“我寧可患癌症，我至少還可以講出來這是什麼。可是，這抑鬱症，人們卻看不出來，感覺不到，什麼都沒有。”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過既是癌症轉移化療病人，又是重症抑鬱症患者寫的文章。大概兩病兼有而又活下來的人少，願意把這些經歷回憶描述出來的更少。

我曾暗暗慶幸，幸虧我的癌症手術刀口像標語一樣豎在脖子上，一看即知曾遭重創；幸虧我做過癌症化療，否則，很難扛住抑鬱症藥物副作用的煎熬。

人們對“抑鬱症”三個字誤解很深。一聽你有這病，張嘴就會說：想開一點嘛！心胸要開闊。要堅強。

甚至有人會有棗沒棗一竿子：凡事看開一些嘛。千萬不要斤斤計較。抑鬱都是自找的，做人要開朗大氣。

抑鬱症病人常遇上被人用指頭戳捅傷口的“安慰”。沒人理解，無話可說。這也是某些病人不得不死的原因之一。

這類誤解太普遍。所以，精神衛生科門診宣傳欄上第一句話就是：“抑鬱症跟意志、品行無關。”這句話讓許多初診的病人釋然，並心存感激。

如我患的抑鬱症，就跟大腦化學物質5－羥色胺嚴重失衡有關。簡言之，我必須服用精神化學藥物，補充5－羥色胺。否則，即使天天看心理醫生都救不了我的命。

新西蘭心理學家格溫多琳·史密斯曾是重度抑鬱症患者，她在《抑鬱症完全指南》一書中這樣寫道：“作為一名臨床心理學家，我常常目睹我的許多心理病人臉上的痛苦表情，但是我以前從來未理解他們精神衰弱的程度以及絕望的強度。”每次讀到“以前從來未理解”這幾個字時，我都會想，患過重病的醫生是最理解病人的醫生。理論上醫術精湛終究與親身體驗大不相同。中國歷史上的名醫很注重體驗，他們親嘗百草，甚至為治瘟疫不惜自身染上瘟疫而摸索治療良方。

我這麼想，不是巴望所有的醫生都先當患者再從醫，而是深深感到當今許多醫護人員對病人缺乏由衷的憐憫和尊重。據說西醫院在中國建立伊始，有80%的醫院是教會所建，70%的護士是修女，醫生大多有“愛人如己”的宗教信仰，有奉獻精神。歷史上的中醫則佛道兼修，“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仁愛慈悲為本。而現今醫護人員多重技術層面的鑽研，忽略了道德層面的修行。縱使技術高明，境界所限，成大器者鮮。

現代中國人，尤其是都市人，喜好看病，吃藥。就像嗜煙嗜酒之人，對看病、吃藥有癮。醫院裏常常比鄉村集市還喧鬧。醫生們累得筋疲力盡、心浮氣躁，加上信仰層面不曾開掘，自救自憐尚不及，面對病人哪有氣力理解愛惜？書上說，眾多職業中，獄警的心理健康指數排行最低。依我看，醫護人員心理環境跟獄警頗相似。

在現代中國，要當一位名醫大家極其難。醫術上精益求精不太難，難的是要有“愛人如己”之心，還要有金剛不壞之身，再加上長壽不夭之命。缺一不可。

在國外，精神病學家與心理學家是有區別的。

“精神病學家受過精神病學方面的專門訓練，作為醫生，他的注意力是放在精神病的特定徵兆和癥狀上，然後作出診斷並決定是否需要用藥物進行治療。精神病學家有權開藥物處方。對於心理學家來說，他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心理和情感引起的問題上，如家庭衝突、經濟問題、由各方面客觀因素引起的壓力問題等等。”各類心理顧問和心理學家無權開藥物處方。

對病人來說，其抑鬱問題是生理上的還是心理上的，必須首先區別清楚。

在國內，就我接觸過的醫院而言，精神衛生科又叫心理科，精神科醫師和心理科醫師都有處方權。

抑鬱病人往往容易弄錯。有的人明明大腦化學物質失調，屬於生理性質的抑鬱，卻不尋求生物性治療，反跑去做心理諮詢、心理輔導，結果可想而知。

近兩年，每逢接觸到普及診治抑鬱症的信息，我都非常留意。心裏忍不住要想起那些因無助而自殺的抑鬱症病人，早知怎樣求救，他們命不該絕。

停。我挖的是地道嗎？只是一個貓耳洞。紮緊的傷口依然滲血。

我夢見走進一家展覽館，一個玻璃櫥窗里有一具木乃伊殭屍，我趕緊往後閃，但還是看到了木乃伊胸腹部一截，胸肌腹肌的紋理很清晰，像風乾的臘肉。玻璃櫃髒兮兮的，有好幾條長長的灰白色蜘蛛網。殭屍邊蹲立着一隻木乃伊黃貓，神態像活的一樣。我想起了民間忌諱，據說人死了身邊不能有貓。貓一接近死人，屍體就會坐起來，逮住什麼都不放，好像叫做“詐屍”？我害怕，怎麼能把貓擺在殭屍旁？萬一死人詐屍我跑得及嗎？耳邊聽到有人議論，這隻黃貓是守着死去的主人變成這樣的。館裏光線很暗，陰風颼颼。我要離開這裏。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展覽，我也不想知道。我在找出去的路。找不到出口。心裏忘不了那隻木乃伊黃貓。我是不太喜歡貓的，但這時我為這隻守候主人的貓感到辛酸。我害怕那具木乃伊。那醬黑色干硬的肌肉讓我反胃。

估計許多抑鬱症病人像我一樣很辛苦。我眼前常出現這樣的畫面：我一隻手扒着摩天大樓的天台邊沿，全身懸空，眼看就要掉下去了。我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也不知道何時能爬上天台。我只有三個指頭支撐全身重量。很想很想放手啊。

有沒有這樣的地方？山清水秀，沒有污染。黃金周的第一天，我們這些抑鬱症病人一早就去那裏報到。醫生體貼地告訴我們：不用傾盡全力控制自己，想發瘋就發瘋吧。經過專家精確計算后的催眠，壓縮的潛意識底層的李蘭妮爬出來了。如同在電腦網絡的虛擬世界中，她瘋跑，傻哭，撞牆，跳樓，割腕，吞安眠藥，朝自己開槍……為所欲為。讓內向型的抑鬱症病人盡情地釋放自殺的意念吧，如大禹治水，疏而導之。同樣，給那些外向型的抑鬱症病人以釋放暴力的機會吧，讓活火山蜿蜒緩細地流出岩漿。第六天，鎮靜劑。蘇醒。療養。扶元。在黃金周的第七個夜晚，讓抑鬱症病人回到現實中。2006年2月15—17日連結《致秋天裏的人們》要儘快開刀。醫生說。

這兒有個女孩兒，也是頸部長了個小瘤，開刀一查惡性……住院吧，早查早放心。

一個熟悉得令人發昏的字眼——住院。

記憶中，只有幾家醫院的輪廓似乎是清晰的。

十四歲。在那天涯海角的島嶼上，一位軍醫告訴我老爹：“血管瘤。她要住院，開刀。”老爹那時一點不老。紅帽徽映得黑髮烏亮，紅領章為國字臉增潤增輝。他走路慣於昂着頭，八字腳一點兒不影響虎步生風。

“聽清楚了嗎？你現在的任務是住院，開刀。爸爸要去老遠的地方開會，開完刀你自己回家。”沒等醫生把我帶進病房，爸爸已驅車遠去。我僅知道這家醫院的番號，以及從家到這兒，我坐了整整一上午的北京吉普。

“幾歲了？喲，真勇敢。”外科主任給我戴高帽，“來我這兒當兵吧，你是塊好材料。”為了幾頂高帽子，我咬着嘴唇忍了兩個多小時，任人又宰又割。那瘤子連着一條靜脈大血管，兩位實習的女兵出了一身汗，腿肚子硬了，手指頭軟了，最後只好由主任出場收拾殘局。

下了手術台，我立即歪着脖子、捂住刀口往食堂奔。我明白，沒人端着滾燙的鮮奶和糖心荷包蛋等我。

幾天後，我自己上路攔了一輛順風車回家。媽媽問：“怎麼還沒拆線？醫生護士誰都不管你嗎？”我操起剪刀，盯着鏡子，把一個個發黑的線頭連血帶肉拔了出來。

十七歲。那是廣州的一所軍醫院。

住院半年，我最煩別人問：“你爸爸媽媽怎麼不來看你？”老李家沒那套纏纏綿綿的習慣。

這兒的二百五醫生格外關照我。

小鬼，再做個胃液分析吧。上次忘了給你留空腹胃液。

好的。

小鬼，做個十二指腸引流怎麼樣？好的。

隆冬天，我讓引流管穿過鼻孔、咽喉、胃囊、十二指腸。引流管頂端的金屬疙瘩失蹤了，我像烈士般被人莊嚴地抬往X光室。

小鬼，來。試試空氣造影。

好的。

學中干、干中學的試驗結果，總是我的腹腔里灌滿了氣，床頭插着持續半個月的特護小紅旗。

你怎麼不說“不”啊？你怎麼不說……？五年後，十年後，媽媽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地教導我。

二十一歲。病重。我急需擠進一所有名的地方醫院。

爸爸翻出磨得起了毛卷了邊的小通訊錄，找出一個個可能頂用的老上司、舊部下的地址，寫信求援……爸爸認定會回信的人偏偏沒有回信。

意外地，有人回信了。這人沒有受過爸爸的恩惠，與我家幾乎無甚來往。若按現代人的互利原則，他大可不必偷偷借用他家老爺子的面子，賠上許多工夫去打通層層關節。

我入院了。那兒是我的啟蒙地，人心世態、善惡真偽、生死榮衰盡收眼底。該說的，我已經在一部中篇里說過了。該忘記的，我早已經忘記了。只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救人於水火之中。

最近一次入院，在去年。

第一次住進這麼寬敞明亮的病房。每天的晨光，都停留在那方淡藍色的窗帘上。撒滿了小碎花的病號服，衣紅褲綠。自有人來拖地板，自有人來為你打飯，自有人把熱水送到你的床前。可是，沒有人沖你微笑，沒有人留意你的存在。

第一次見如此美貌的病房醫生。濃黑俏麗的短髮，白工作服下露出一截鮮亮的純紅色裙邊。稍息，全身放鬆，重心落在右腳上，一隻胳膊不經意地拄在窈窕的腰間。她在每張病床前平均停留兩分鐘。

該我動手術了。紅裙子歪歪秀氣的頭，一位實習的小迷糊姑娘怯怯地朝戰戰兢兢的我走來。

旁邊兩張手術台，躺着兩位嬌小的香港少女，她們做的是人流術。進這間手術室的人，有五分之三做的是這種手術，五分之三中又有一半是香港人。該醫院動手為眾同胞排憂解難，眾同胞解囊為該醫院創匯增收。

縫針時，麻藥的效力已過，我心裏一陣陣抽縮。我望着身邊亭亭玉立的女醫生，幻想着她伸出溫暖的手。

起來了。我對醫生說，暈！要倒。紅裙子冷漠地斜我一眼，不可能……沒等她說完，我已經失去了知覺。

醒來了。我發現自己蜷縮在手術室的角落裏。

“你真會嚇人。回病房去吧，我們要下班了。”紅裙子裊裊而去。

“這兒要關門。走吧，扶着牆走嘛。”兩位肉鼓鼓的護士邊數着一卷卷鈔票結賬，邊為我出謀獻策。

“我暈……”“喝牛奶嗎？五毛錢一杯。”我流淚了。那淚珠是冰涼的。那地方好冷啊。

去年的春寒凍傷了我。這回我寧願自費住到另一家醫院去。

爸爸媽媽聞訊趕來出錢出力。

“給我們一個補過的機會吧。”爸爸的眼神時時令我想起馬致遠那首《天凈沙·秋思》。

我曾在小說中訴說過我們一代人對父母天長地久靈魂深處的怨恨。當我們真正需要保護和愛撫的時候，得到的卻是忽視。

在劫難逃。

掙紮起來的一代不懂得什麼是天倫之樂，不懂得什麼是柔情，不懂得接受愛，不懂得怎樣去愛人。不。這一代人是懂得愛的啊，沒有愛哪有怨？弟弟說：“快開刀吧，不為你自己，也該為爸媽。”一紙大學作家班的入學通知，卻載我匆匆飛到九月的江南。

走了，走了。

沒良心的女兒只會說“再見”。

老爹呢？老娘呢？就讓心兒總那麼沉甸甸地沉甸甸地墜着嗎？

1987年10月補白寫上述文章的第二年，即1988年12月，我做了文末說的這個手術。但是，直至2000年春季我才知道，這是右甲狀腺癌全切除術。醫生和我的父母怕我經受不起癌症打擊，特意瞞着我和家裏其他人。

不止是我的父母，也不只是在癌症手術這樣的事情上，太多的父母兒女都選擇隱瞞。都是出於愛的動機，結果卻令人嘆息。我們的傳統習慣於報喜不報憂，喜歡保密，無論大事小事都不習慣公開透明，好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這種習慣的背後是一種精神上的敏感、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單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信任、默契、支持系統不健全，存在危機和故障。

也許，近百年的弱國寡民當久了，大傷元氣神氣精氣；多年來人們不信天，不信地，不信人，不信神。你什麼都不信，力量從何而來？你什麼都不信，如何立足於天地萬物間？你什麼都不信，怎麼會擁有平安、健康、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