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姑娘的南瓜車

2000年開始的時候，我上高二。那時候總覺得自己很忙，要忙着應付功課，忙着在學校里胡鬧，忙着看日本漫畫，忙着早戀或者幫別人早戀，偶爾，也想想萬一考不上大學該怎麼辦——不過我生性樂觀，總覺得不會考不上的，對未來燦爛的想像總是讓人激動，顧不上去想不好的事情，其實後來才弄清楚，燦爛的並不是未來本身，只不過是我對未來的幻覺。

我長大的故鄉是個暗沉的工業城市。那個時候我討厭它。我覺得它閉塞，冷漠，沒有藝術，沒有生機，所以我想要離開它，走得遠遠的。因為年少無知，所以理所當然地覺得我的人生應該更美好些，既然想要美好的人生，那麼總是得有個更好些的城市來充當舞台或者背景。不只我，我身邊的很多朋友都是如此，連老師都會在課堂上看着窗外的沙塵暴告訴我們：“如果你們想遠離這個地方和它的沙塵暴，就認真一點上課。”2008年，看顧長衛導演的電影《立春》的時候，第一個鏡頭，就覺得胸口被悶悶地撞擊了一下。聽着蔣雯麗飾演的王彩玲甩着方言一板一眼地說文藝腔的對白，時不時都會暗暗地微笑一下——我想我知道那個電影在說什麼。因為我曾經和那個電影裏面的男人女人——尤其是女主角——一樣，不知不覺間，神化了自己的理想。

所謂理想，不能完全等同於希望自己從事什麼職業，希望自己住在什麼地方，就像王彩玲，她希望自己能在巴黎，至少是北京的大劇院裏唱《托斯卡》——但是這並不是她理想的全部，巴黎，歌劇，意大利語等等這些符號不過是花叢，而她真正想要的，是在這些美麗的花叢里盡情地綻放自己，綻放了，生命才夠絢爛，才能清晰地感覺到那種“自己”終究成為了“自己”的過程。我也一樣，那時候我甚至都沒找到一個具體的符號來充當我的花叢，可我滿腦子都是關於綻放的幻想：我一定會變成一個更美好的人；我一定能做點什麼變成一個更美好的人；一件事情，一個作品，一段愛情都有可能鍛造我，錘鍊我，把我變得更完美。就在這滿腦子熱氣騰騰地狂想中，我的青春期就過去了。

高考考得並不好，倒是沒有落榜，可是沒能如我所願，讓我離開家鄉。那個時候，有種叫做“留學中介公司”的東西已經漸漸被人熟知。某個夏天悶熱的夜晚，我老爸問我，想不想出國去上學。我頭腦有點發懵，但是很堅決地說：想。那時候我十八歲，在十八年的生命里，小學六年，出了小區的大門，要往左轉；中學六年，出了大門，要往右轉——也就是說，從沒有離開過那條我出生並長大的街道。“外國”，實在是個太遙遠的所在，已經超越了我，這個生長在內陸小城的灰姑娘的想像的邊界。那個年齡的人一無所有，所以滿懷勇氣和好奇心。在不久以後的後來，就是這點原始的，青蔥茂盛的勇氣和好奇心支撐着我走過了很多日子，度過了很多困難或者困惑的時候，直到它們在不知不覺間，就這樣被用完了。隨着它們用完，我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大人”。

2002年1月27日，是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日子，我就是在那一天上飛機去到法國的。八年過去了，我很少跟人主動談論關於法國的一切，文章更是幾乎沒寫過。因為我從不覺得我真的去過法國，我的意思是說，那個雨果的法國，那個波德萊爾的法國，那個薩特和波夫娃的法國，那個夏奈爾或者迪奧的法國，那個與其說是浪漫，不如說被無數人“浪漫化”了的法國……所以不如還是少說幾句的好吧，旅遊指南和時尚雜誌專欄裏面的那個“法國”和我基本無關，可是我又不知道該怎麼跟人解釋這個。

頭幾年我住在一個盧瓦爾河谷的小城裏。那個地方有達文西終老的城堡，離我們那個城市不遠的鄉下會盛開祥雲一般，粉紅的蘋果花。那個小城安逸，漂亮，人大都要比巴黎人友善很多倍。可是初來乍到的時候，真正給人留下強烈印象的其實只有兩樣東西：比國內高很多的物價，還有強大的寂寞。

時至今日，當初通過同一個留學中介出國的中國學生聚在一起，還會笑着回憶當初在超市裏買回幾桶最便宜的紅酒，裏面的渣滓把大家的牙都染成紫紅色。我在法國居住過的第一個房間，位於城邊的公路旁。窗子外面的風景在全世界都能看見，獨自蔓延着的公路是瀝青凝結起來的河，有的時候重型載重卡車呼嘯着經過，帶起來瑟瑟的風，加油站很新，但是不知為什麼就是覺得蕭條——我當時還不知道，根深蒂固的“公路情結”就從此紮根在血管里。有風雨的夜晚，我就在這樣的窗口背法語單詞，“彩虹”，“希望”，“有魅力的”，“誘惑”……我身邊來自清晨的麵包店的長棍麵包已經乾癟，靜悄悄地死掉了，我還渾然不覺。其實除了這個已經硬得不能吃的麵包，並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我真正覺得，我已在天涯。天涯也不過如此嘛，十八歲的我暗暗地嘆氣，仔細想來那是我第一次像個大人那樣嘆氣。這時候隔壁房間的朋友來敲我的門了，小型的聚會永遠在某個人的房間開始，大家穿着牛仔褲席地而坐，最便宜的紅酒入了年輕的愁腸，流出來的眼淚都是滾燙，夢想或者關於夢想的錯覺在體內燃燒着，一群人孩子氣地互相鼓勵着對方：不會永遠喝最便宜的紅酒的，只要我們肯奮鬥。

可是到底要怎麼奮鬥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倒是去試過在念書之餘，去給房東帶小孩，按小時計費——我是個糟糕的保姆，很幸運的是，我碰上了一個特別懂事的小嬰兒。就這樣做了一個學期，攢出來一筆去西班牙玩的錢。打工，攢點錢，旅行，這是所有的學生都會做的事。但是我沒有忘記，我其實想要完成的，不過是那種看着自己一點點變得更強大，更豐富，也更充盈的感覺。事實上我也真的體驗到了——當我發現自己漸漸在熟悉法文這種陌生的語言，當我慢慢學會了做飯，當我帶着那個漂亮的小嬰兒去摘櫻桃，看着她純凈的笑臉；……這美麗寧靜的小城太小太安逸，所以無數次地讓我產生了那種自己很強大的錯覺。只不過，那種刻骨的孤寂從沒有被治癒過，無論是我靜靜地一個人獃著，還是和一群人在一起笑鬧，它都能夠在一個我看不見的角落，像月光那樣猝不及防地撫摸我。微妙地間隔開我這個人和一切火熱的喜怒哀樂。不能擺脫，就習慣吧。那時候我已經搬到了一個更冷清的老房子裏。就那個價位而言，老房子真的很大了。木地板踩上去就是一陣響動，很陰冷，居然還留着一個傳說中的壁爐。陰雨天氣里，雨水就不知從那個角落滑落到壁爐裏面，半夜裏總聽得到它們緩慢滴落的聲音。有一天，我就是在滿室的潮氣中，打開燈和電腦，我想和自己說說話。可是如果很直白地用聊天的方式說，又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開始——我早就已經學會了不去渴望傾述什麼東西了。那就編個故事，自己講給自己聽吧，在虛假的故事裏，放進去我真正的，冷冰冰的人生。

那一年我十九歲，我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我編給自己看的故事，就是小說。

我是非常幸運的。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找到了一樣我願意為之努力一生的事情，就是寫作。並且，一路上，我遇到過對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給我鼓勵，給我支持，幫助我贏得一個年輕人在現實世界中來之不易的好的開始，比如最早願意用我的稿子的編輯老師，比如一位第一個鼓勵過我的電影導演，比如我今天的出版人……當然，這些都是后話。在寫作的初始，我只是驚訝自己居然如此迷戀自己的故事，還有這些生活在電腦里的人物們，我覺得我的存在是因為他們才變得生動，變得熱情，變得更有理由。我愛我的小說們，就像一個失去理智的情人。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一定要寫下去。就算不能用這個養活自己也不要緊，大不了辛苦些，畢業以後去找個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寫，或者平時上班周末寫……總之我要寫一輩子。就算我自己寫得不好也沒關係，我和我的小說待在一起的時候，才覺得自己的靈魂是美麗的。那種一直在期待的綻放的感覺，那種又疼痛，又自由的感覺。灰姑娘的南瓜終於變成了馬車，載着她往遠方奔馳，金碧輝煌的宮殿就在前面，那個宮殿就是我心目中的“美”。近了，馬上就到了……寫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感覺就是這樣的。

可是寫完以後，鐘聲就敲過了十二點。馬車又變回了南瓜，因為我每一次重讀自己的小說，都會覺得我寫的時候那種美好的感覺都到哪裏去了；我依然是灰姑娘，異鄉的寂寞就是我臟髒的裙子和拖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某年某天，我坐在朋友的爸爸的車上經過公路的收費站，在夜晚裏蔓延着的空曠的長路似乎有生命，只不過是在沉睡而已。那一瞬間我問自己，我在什麼地方？遠處，麥當勞巨大的黃色M在深藍色的天空裏暫時代替了月亮，我心裏沒來由地一暖——那就暫時錯把他鄉當故鄉吧，誰又能確定這世上究竟有沒有故鄉呢？

只是不知不覺間，我寫的所有小說，都發生在那個我曾經迫不及待地想要離開的城市。我虛構了一個北方高原上的工業城市，描寫着那裏的沙塵，那裏的鋼鐵和噪音，想當然地認為那裏一定會誕生很多性格強烈的女人們。這個城並不是我的故鄉，只不過，它們很像。春天，沙塵暴撕裂天空的聲音永遠沉澱在我靈魂最深的地方，不管我走到哪裏，不管我遇上過什麼人，什麼事情。

再後來，我離開了那個河谷小城，來到了巴黎。一待就是四年。

除了巴黎，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個大的都市都有一批像我這樣漂着的年輕人。在這裏，我認識過來自五大洲超過三十個國家的人，越來越覺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話很經典：“人性在哪裏都差不多”——因為無論膚色，無論種族，無論信仰，可愛的人們總是相似的，狹隘的人們則各有各的狹隘——別動不動就把“文化差異”掛在嘴邊上，過分地強調“文化”也是狹隘的一種。我遇到過非常好的人，也遇到過非常壞的人，我經歷過人和人之間不需要語言就能分享的溫暖瞬間，也見識過最險惡的國際政治和種族歧視。除此之外，還見證過一些人出於種種原因，或者原因不明的墮落。四年的時間，幾句話，也就說完了。

歲月是短暫的，很快就過去了；可是人生，的確漫長，不然我偶爾回頭的時候，為什麼會不記得自己是怎麼一路變成今天這樣呢？小說依然在寫，經歷過一本書靜悄悄地出版，再無聲無息地下架；後來也有了“暢銷書作者”的經歷，可是眺望一下當年那個關於“綻放自己”的理想，才發現，“理想”和海市蜃樓差不多，不是用來握在手裏的。就像高等數學裏講的那個極限，你最多只能接近它，無限接近卻永遠不能抵達——我的數學從初二起就沒有及格過，可是我依然覺得，當我第一次聽到老師講關於“極限”的那些事情，心裏好像真的被感動了。我曾經以為，當我確定我要寫作的時候，因為心靈有了歸屬，還以為自己可以慢慢活成一個平和，寬容，然後恬淡的人……卻不知道生活處處是陷阱，它有的是辦法讓你親眼看見自己丑態百出，讓你一遍又一遍地明白，你永遠變不成一個“更美好”的人。自我的鍛造不能說沒有用處，但不是萬能的，因為你忽略了，你鍛造自己的動機或者並沒有自己當初認為的那麼單純。

是的。我神化了自己的理想。我以為完成自己是最神聖的事情，是因為我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我以為當我克服了困難，做到了一些事情，我這個人就可以隨之完整起來，但是我忘了問問自己，所謂的“理想”里到底含有多少功利的成分？所謂的“綻放”中到底有多少是為了這個繽紛世界的誘惑？說不清楚的東西就暫時放着吧，成年之後的我總算是明白了一件事情：一些事和一些事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相互纏繞直到生生不息，比如“市場”和“藝術”，比如“利益”和“情感”，比如“愛”和“恨”，比如……不過有一樣東西看似毋庸置疑，也不用分析，就是這人生原本滿目瘡痍。你用盡了力氣，最終改變的只是生活的外套，比如你在哪裏工作，在什麼地方住，穿什麼衣服開什麼車，和什麼人來往……就算這些全都被你改變了，你也只是為“生活”換了件光鮮些的衣裳而已，裏面的千瘡百孔是你永遠沒法更換的。某天黃昏，坐在乘客稀少的公共汽車上，晃晃悠悠地穿越了夕陽下面的協和廣場——我終於想明白了這個，在一瞬間，醍醐灌頂一般地，想明白了這個。

這就是我的十年。說來慚愧，沒什麼可寫的。只好嘲笑一下自己，這才到哪兒啊，好日子還在後頭呢。我相信未來，所以很多時候不敢妄言人生，只不過，確實地感到，當初那種灼熱的追逐幻象的自己已成往事。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發第三版的時候，我在後記里對自己說：“那個時候我不知道，對於一個人的生命來講，掙扎跟和解，到底哪個更珍貴。其實直到今天我仍舊不會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在不知不覺間，學會了不再用這樣的方式提問。那個時候我還固執地堅信着，無論如何，飛蛾撲火都是一種高貴的姿態。可是今天，我只能微笑地眺望着當初的自己。我不是在嘲笑她，我怎麼敢。我只是羨慕，她那時候那麼自信，自信自己是澄澈的，是純粹的，是打不敗的。而今，我已經被打敗過了，我用曾經的飛蛾撲火，換來今天手心裏握着的一把餘溫尚存的灰燼。值得慶幸的是，我依然沒有忘記，這把灰燼的名字叫做理想。”

變成灰燼了也沒有關係，總比沒有好，只要存在過，就好。

註：李老師跟我說，你願不願意說說你自己的這十年。我說，可是我好害怕寫散文的，我自己看到我的散文就覺得還不如全燒了好。李老師說，你就隨便聊自己這十年來的變化，可以寫得理論些，也可以感性些。我是個壞學生，理論不起來，只好寫自己了，灰姑娘的南瓜車，刊載於《天涯》雜誌2010年度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