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現代商業社會的藥方

在閱讀韓國作家崔仁浩先生的長篇歷史小說《商道》的過程中。我始終懷有一種如對故人的親切感。儘管我與崔仁浩先生素昧平生，對韓國文學也幾乎一無所知。崔先生的這部力著是我閱讀的韓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但是，在讀過頭幾頁后，我就被它吸引，用“一經捧讀便不忍釋卷”這句話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開篇第一頁就寫韓國麒坪集團領頭人、會長金起燮先生因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試驗自己企業剛剛生產的一款新車，在比斯巴登附近發生車禍，不幸辭世。這位會長與書中第一人稱的我——作家鄭先生有一面之交。因此，在金會長死後，鄭先生接受主管麒坪集團實務的企劃協調室主任韓基哲的委託，為金會長寫一部傳記。鄭先生在韓哲基的幫助下，清點金會長的遺物時，發現他隨身攜帶的皮夾中有一張小字條，寫有“財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十個字。鄭先生通過查訪，發現這句話來自十九世紀的《稼圃集》。而該書的作者，便是當時韓國的被稱之為“天下第一商”的首富林尚沃。儘管歷史才前進了不過兩百年，但林尚沃在當今的韓國商界，卻似乎已無人知曉。於是，鄭先生便開始了對林尚沃的商業生涯的研究與發掘……。

我本人寫作歷史小說，深諳那種搜求歷史古卷青燈的寂寞，自然，那種久獲不得卻因一次偶然而解開歷史之迷的快樂也曾使我得意忘形，恨不能即刻舉杯邀月痛飲。從崔仁浩先生的書中，我重又獲得了這種體驗，有時，我們是浩浩沙漠的旅客，有時，我們又恍如剡溪訪友的古人。

崔先生筆下的林尚沃，雖然奇特，可是我們並不陌生。在林尚沃生存的年代，我們中國也有一個與他經歷相彷彿的傳奇商人胡雪岩，經高陽先生的小說，胡雪岩在今日中國商界，已是耳熟能詳的人物。我有個商人朋友，說他已讀了四遍《胡雪岩》，現正在讀第五遍，每遇人生一次轉折，他都要讀一遍。對於商人來說，《商道》必定也是這樣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好書。這樣說，也許貶低了《商道》的意義，其實，崔先生揭示的不僅僅是為商之道，更是為人之道。

林尚沃從一個店鋪的小夥計，成長為富可敵國的“天下第一商”，只不過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小說巧妙地將一些當時韓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如純祖時期的權臣朴宗慶，洪景來之亂時的造反領袖洪景來與李禧著，以及十九世紀中葉韓國深具影響的大學者秋水金正喜等等，引進林尚沃的商業生涯中，這三方面的人物分別代表着權欲、力量與名譽，作為一個商人，要想有大作為，是不可能繞開這三股勢力的。常言道“載舟之水，可以覆舟”，同他們打交道，既可以獲得滾滾財源，稍一不慎，也會得到滅頂之災。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林尚沃深知這一點，所以，在與這些人的交往與聯繫中，林尚沃始終堅守誠信。但是，在大難臨頭時，僅僅憑着誠信是不足以化險為夷的。書中寫到林尚沃一生遇到三次大的災難，他之所以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全憑一個世外高人石崇禪師對他的指點。石崇禪師是崔先生精心塑造的一個人物，也是《商道》全書的靈魂所在。石崇出身寒微，是一個棄兒，后被一個技藝精湛的陶工收養，並傳授給他全部的陶藝，他本是一個本份木訥的青年，但是，自認識一位漂亮的妓女后，他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遊手好閒，放蕩不羈，令他的養父傷心不已。在經歷了許多痛苦與磨難之後，他迷途知返，又回到養父的身邊，並沒日沒夜地鑽研陶藝，終於燒制出韓國歷史上最為精湛的白瓷匣燔。爾後，又制出更為神奇的戒盈杯，並因此而成為韓國最傑出的陶藝神匠。但是，就在制出戒盈杯的那天，這位神匠突然失蹤了——他沒有憑藉自己的技藝去搏取財富，而是攜着戒盈杯來到金剛山的秋月庵出家，從而成為遠近聞名的石崇禪師。

因為第一次替東家到北京賣人蔘，為救一個被人販子拐賣到妓院的弱女子張美齡，林尚沃不惜動用東家的250兩銀子，這是商人的大忌，林尚沃因此被逐出義州，並因聲譽掃地而永不能經商。生活窘迫走投無路的他，只好來到秋月庵出家。在那裏，他認識了石崇禪師並成為弟子。三年後，仍因那位被他救出火坑的北京女子張美齡的奧援，林尚沃重新脫下袈裟，走上了經商之道。臨行前，石崇禪師與他有過一次談話，告訴他這輩子還有三次災難，並給予了解救之方。

看得出來，崔先生的苦心孤詣，是要通過林尚沃這個人物來揭示主題。應該說，作者的這一點做得非常成功。讀罷全書的人，都會接受“戒盈”的理念。

“謙受益，滿招損”，這是儒家做人的根本，《商道》一書中，多次提到“商即人”，經商即是做人，而做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誠實與戒盈。對於一個人來說，誠實為本、戒盈為用；或者說，誠實為道，戒盈為德。作者將“戒盈杯”這一“道具”貫徹始終，可以看出他的匠心。在現代商業社會中，利潤的最大化，幾乎已成為每個商人的終極目標。更可悲的是，似乎所有的國家、集團與個人，都將這一目標視為經典。獲得巨額財富的人，則成為楷模，成為人們崇敬的對象，反之則遭人唾棄，在這樣一種社會風氣下，追逐財富的競賽確定了人類的遊戲規則。而傳統的那種悲天憫人、超然物外的人文精神，幾乎喪失殆盡。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代意識”，它使所有當今之世的商人樂此不疲，這不是時代的“正聲”，而是時代的悲劇。

從《商道》中不難看出，崔先生心儀中國傳統文化。他在書中大量引用了中國古代的典籍，用儒與禪這兩種精神的利器，來剖析與論證“戒盈”的重要性，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它更是具備了一種“尋根”的意義。

戒盈，是崔先生為現代商業社會開出的一個藥方，只是不知道讀者諸君，樂意接受這個藥方否。

2003．9．21草於武漢望湖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