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蘋果樂園
1990年的夏天，是我剛到北京居住的第一年。安頓下來后，父親着手為我找了一所小學。在農村，我已讀到小學二年級。農村上學晚，一般小孩七、八歲才上一年級，而我6歲就上學了，因為父親怕我有一天來北京上學跟不上進度需要留級，於是讓我早上了一年學。
有一天父親給了我幾張卷子，是附近一所小學的考試卷，我不知道其中事關重大，就隨便瞎填了一些，父親也沒問我空着的是不是不會做就交到了學校，理所當然他們沒有收我。其實那些試題我都是會做的，卻鬼使神差地沒有當一回事，於是父親又帶我到附近另外一所小學去考試，就是那所玫瑰學校。
我和一些補考的小學生一起做期末考試卷子，他們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數學題很簡單，都是我在鄉下時學過的，而語文就不一樣了，我們的課本不同，試卷上的題有些我根本沒學過，於是我只好空着。
父親騎自行車載我回家，我用手圍繞着他的腰，身上的裙子被風吹動着一角。記憶里，這是我和父親少有的親密景像。那天彷彿就是昨天，父親騎自行車載着小小的我，我一路睜大眼睛看着還不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新鮮而親切。那天是夏天，我穿着藍色的連衣裙和白色的長筒襪，陽光是那麼燦爛，我不由得用一隻手遮在眼前。父親問我考得如何，我說，應該還不錯吧。
後來得知我數學考試得了99分，而語文只得了七十多分。玫瑰學校收下了我。數學老師對我說，沒想到你數學還不錯，基礎學得挺紮實的。小學三年級的數學老師是一位大概五、六十歲的老太婆，頭髮花白，戴一副眼鏡，快退休了。她的氣質很文雅，身材消瘦，經常穿淺色衣服。她的經典形象是手裏抱着一摞卷子或書，步履蹣跚地走在校園裏。
她的辦公室是老式建築，可能是蘇聯那會兒建的。三、四層的小洋樓，大大的玻璃窗，有乾淨、明亮的樓道。樓下便是校園的走道，平整的水泥地，兩旁是松柏成行。
玫瑰學校有小學部、初中部、高中部，是一所有着革命歷史的學校，於共和國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創建。毛澤東的女兒李納曾就讀於玫瑰學校。一進校門就能看到當年毛主席給我校的題詞“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艱苦奮鬥、團結進取”是我們的校風，“博學多思，活潑向上”是我們的學風。每周升旗典禮上都要喊幾遍的。我就是在這所學校里從小學三年級上到初中畢業。
當年，玫瑰學校的很多學生都是中央領導人的孩子，就是直到現在，玫瑰學校里也有將近一半的學生是軍隊大院裏的孩子。不了解這些，是無法體會到曾就讀於玫瑰學校的學生那種莫名優越感的心態的。
這裏像所大花園，小學部當時都是四合院建築，有着曲折的迴廊，現在也不知道拆了沒有。玫瑰學校什麼都有，大大的操場、飯堂、籃球場、階梯教室、禮堂，甚至還有果園；比我後來上的那個職高不知道大多少倍。謙遜點說，也有十個X高中那麼大。我和同學們就生活在這個學校里。
那一年，林志穎和小虎隊風靡整個大陸，那大概是北京第一撥低齡追星族了。《北京晚報》上登過一個新聞，說當時小虎隊的專輯《青蘋果樂園》擺上櫃枱不多時就被小孩兒們搶購一空，還有許多家長替孩子們來買。這事當時聽着，讓流行文化還幾乎是空白的大陸歌壇覺得挺不可思議和心情複雜，報紙上批評這首音樂大有玩物喪志之感。
玫瑰學校小學部甚至用了小虎隊的《愛》來當做廣播操音樂。不知道是哪個體育老師想出這個主意，現在我都想感謝他。玫瑰小學的學生做完國家規定的廣播操后，小虎隊的《愛》就響了起來，大家一邊做操一邊跟着哼哼：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株幸運草串一個同心圓
讓所有期待未來的呼喚
趁青春做個伴
別讓年輕越長大越孤單
把我的幸運草種在你的夢田
讓地球隨我們的同心圓
永遠地不停轉
向天空大聲的呼喚說聲我愛你
向那流浪的白雲說聲我想你
讓那天空聽得見讓那白雲看得見
誰也擦不掉我們許下的諾言
想帶你一起看大海說聲我愛你
給你最亮的星星說聲我想你
聽聽大海的誓言看看執著的藍天
讓我們自由自在地戀愛
直到現在，我一聽到這首歌的前奏還能一字不差地跟着唱下來。還有林志穎的許多歌，比如那首《十七歲的雨季》。那是九十年代初，到處都洋溢着那個年代所特有的激情與按捺不住的夢想，連我們這些小學生也深有體會。彷彿天天都是天晴，天天都是天藍，我們無憂無慮，在玫瑰小學裏度過了美好的童年時光。
我們小學三年級五班的班主任潘老師是一名年輕女子，她大概二十一、二歲，身材健美，皮膚也黑得很美。一頭短髮，戴着金色的耳釘。那耳釘一邊是星星，一邊是月亮。她應該是當年很時髦的女子了。她活潑，對我們也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常一邊大力地揮動手臂擦黑板，一邊對我們說：“不許亂動噢，雖然老師背對着你們，可是如果你們亂動老師也能知道是誰。”後來我們才知道是黑板的反光讓她能夠看到我們。
我住過的第一個家是在一座綠色的舊樓里。這是一幢老式的居民樓，樓梯的木製扶手看起來年代久遠，上面讓人摳了一道道口子，新舊兩種褐色對比分明。老式的垃圾道邊堆滿垃圾，一走近就能聞到一股穢氣。只有遠遠望去，這座樓的綠色才顯得漂亮。常常在夢裏，我會回到這座樓，夢裏起了火，我沿着樓梯逃竄，可是卻出現在另外的樓道出口。
我們的家很小，除了必要的傢具就沒什麼東西了。廚房在樓道，跟別人家合用。樓道里的綠漆掉得斑斑駁駁露出了白灰，牆也被油煙熏成了灰色，上面還有很多不知誰家小孩寫的字。當然，我也在上面寫寫畫畫過。
剛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媽摸着我的手，說怎麼這麼瘦呀，我滿不在乎地笑道：誰的手不瘦呀。媽媽心疼地流下了眼淚。我弟靠在媽媽的懷裏，我們姐弟兩個有點陌生。他比我更像城裏的孩子，他比我白，比我纖細，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能更快地融入了北京新家的環境。平時我弟在我爸單位附近上幼兒園，周末才回家。
我一直盼望着能搬進對面正在修建的高樓。那裏一直轟轟隆隆在開工。我認為當它有一天蓋好時，從我們的窗戶伸條繩子爬下去就能到新家了。
我常常和樓里住的另外一個女孩兒一起玩，她媽是附近一家五星級酒店的經理，長得很漂亮，管她不是很嚴。但她長得更像她的軍官父親，皮膚白嫩，胖得像個布娃娃。
我最羨慕她的是她家的房子比我們所有鄰居的都大，一大間房子裏還分了客廳，兩側分別是她父母的雙人床和她自己的單人床，中間用一條帘子隔開，她的牆壁上還貼着自己畫的畫。打死我爸媽也不會同意我往牆上貼東西的。
我們經常去院子裏一家賓館的大堂里玩，那裏是我們的公共客廳。賓館的女服務員們特別討厭我們過去獃著，老轟我們，我們就趁她們聊天時偷偷溜進去。那是一家軍隊開辦的賓館，門口放着許多盆開得很鮮艷的紅色、黃色、橙色的劍蘭，夏天時還擺着幾大盆盛開的荷花。過年的時候，她抱來一個大洋娃娃，讓她的父母給我們在賓館外面的花叢合影留念，那天我們都穿着新衣服新鞋。
樓道里還住着一個跟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兒，她媽很嚴厲，老是罵她。看得出她媽是那種很能折騰的女人，常常換工作，曾經在書店和美髮店都工作過。她打量我的眼神中總有些複雜的東西，我想她也許是最早看出我“不安分”端倪的家長，儘管我普通得一塌糊塗，並且是“好學生”的代表。
樓道里的最東邊住着一對普通的軍官夫婦和他們刁蠻淘氣的小女孩，有一天她和我弟弟在樓道里玩，過了一會兒就聽到一陣哭鬧聲，我弟弟額頭流血回家了，說是腦袋讓那個女孩抓着磕在樓梯上。我媽沒空找她家長理論，趕緊送他去醫院縫針，用完了所有身上帶的錢。回來的時候，只能向地鐵站旁邊賣紅薯的老太婆和老頭借了五毛錢坐地鐵。這是事後我媽笑着對一位因為醉酒躺在沙發上休息的小戰士說的。“幸好他們借給了我錢，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麼回家！我把錢還回去的時候他們都有點不敢相信呢！”
我在旁邊聽着，心裏翻江倒海，被某種羞愧、委屈混和的複雜情緒所充斥，幾乎不好意思再聽下去，甚至同情起那個小戰士，他聽了這些有什麼感覺呢？他在想什麼呢？是不是覺得我們很可憐？
媽媽那時候還很年輕，冬天時她燙了一頭黑色捲髮，穿一雙時髦的及膝的黑色皮靴。我和我弟弟經常吵架，惹她生氣，有一次媽媽氣急了說要走，說著就真的開始穿靴子，嚇得我們抱着她大腿就大哭起來。
我很害怕我爸爸。除了從小就不在一起生活以外，我還覺得他很嚴肅和冷漠。那時我們都用樓道里的公共水房，忘了是因為一件什麼事，我頂了幾句嘴，他就在水房裏當著別人的面，沖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腳。
從前在老家時，我也很怕他。他回老家探親時都會給我們帶巧克力，我知道他把巧克力放在小姨屋裏的抽屜里，讓我一天只能吃兩塊。但巧克力對我的誘惑實在太大了，趁他出門，我就跑到小姨的屋裏拿幾塊吃。有一次我剛拿起一塊，就聽到他進門的聲音，被逮了個正着。他很生氣，毫不客氣地罵我又懶又饞沒出息。
小姨只有在大學的寒暑假才回來住。家裏人都說我的脾氣像她，我們都有着一樣火辣的脾氣和直率的性情。我和小姨很親，當爸爸不在，媽媽忙於工作時，是小姨給我講故事書，陪伴着我，她說我小時候她還給我換過尿布。
我在像大森林一樣永遠絢爛多姿的家鄉從未感覺到孤獨。來北京之後我變了好多，變得怯懦膽小，那個沒有更多親人的城市就像一頭灰色的巨大的怪獸要一口把我吞下。
我從農村來到玫瑰學校上學，維多利亞是接納我的第一個朋友。第一次中午去她家找她上學時，我雖然很想上廁所，但我愣是憋着在學校上了，並且也沒跟她說。我覺得“北京人”可能都不上廁所，不，也不是，反正我就是覺得提出我要上廁所這個想法太不體面，太……在我當時看來，維多利亞的家簡直就是我當時能想像出來的極致。那麼舒適、完美。
那是一套二室一廳，屋裏滿噹噹的，堆着在我當時看來非常貴重的傢具家電。冰箱邊上有一堆新鮮的香蕉，鏡子前有許多護膚品和化妝品。維多利亞父母兼卧室的風格十分歐式，顏色很柔和，一切都像一個家底殷實的小康家庭。而維多利亞還單獨擁有一個房間，她的牆上貼着劉德華、張曼玉之類的明星海報。她還有一張精緻的小床和寫字枱，這一切都洋溢着典型的九十年代初的氣息。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一直都是班裏的宣傳委員。剛到北京時，我普通話說得不好，怕同學笑話，就很少開口。班主任可能是覺得我學習不錯，作文寫得好，於是安排我當宣傳委員。可我知道潘老師其實喜歡活潑靈俐的孩子，而我嘴笨，常常討不到她歡喜，只能以特別聽話來讓她高興。在我來到玫瑰學校半年後，發生了一件事，也許當時的同學都忘了，而我卻一直記憶深刻。
那是冬天，有幾天下雪了，同學們都愛在課間跑到外面玩兒雪。潘老師平時留的作業很多，基本上都是抄生字、詞，那天下午的最後一節自習課，潘老師到外面辦事，留完家庭作業就走了。老師走了以後，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跑到外面玩，只有我還固執地坐在座位上寫作業。同學來叫我，我就說萬一老師回來批評我們該怎麼辦啊？大家說我傻，說潘老師不會說的，可我還是規規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其實我特別想和同學們一起到外面玩兒，但我不敢。我潛意識裏甚至還以為潘老師回來後會表揚我聽話。
潘老師回來后，果然沒有批評他們，反而問他們玩得好不好，堆雪人開不開心。見我坐在教室里，潘老師說我太木，不團結同學。聽了這話，我心都涼了。真的，我沒想到是這樣的，我確實太不機靈太傻了。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太不會投其所好，老師喜歡的不是像我這樣的學生。
我說過那幾天下雪，是個很冷的冬季。我穿的旅遊鞋鞋底開膠了，我媽給我縫了好幾次，可還是常常掉下來。有一天放學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發現鞋底又開膠了，於是我只好就這麼拖着走在路上，不時摔倒，又冷又餓，心裏無限委屈。
回到家后，父母正在廚房包餃子，我說我鞋開膠了，父親冷冷地說，知道了。我站在地上不走，他突然急躁起來：快走，別在這兒礙手礙腳的，你不想吃飯啦！我的眼淚嘩一下就下來了。
潘老師只教了我們半年就調走了，班裏同學都很想念潘老師，後來又來了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小蘭。
小蘭老師長發披肩，身如細風拂柳，說話也輕輕柔柔，聽說剛從師範大學畢業。小蘭老師帶我們的時間不長，只有短短的幾個月。後來她就生病調走了。再後來我們又有了新班主任常老師，她一直帶到我們小學畢業。
常老師胖胖的，不生氣的時候很慈祥，就住在玫瑰學校西門旁邊。可能那時常老師正處於更年期，脾氣非常不穩定，經常罵我們。只要上課時下面有同學說話或做小動作，常老師就會扔下手中的粉筆，不再講課，而用一整節課時間來罵我們。尤其讓人受不了的是，每次還會叫班幹部們站起來陪着挨訓。同學們都必須手背在椅子後面，一動不許動。現在想起來，簡直是酷刑。
她每次留的作業都狂多，我每次都要做到半夜，困得要死，還要抄那麼多遍生詞。現在只要一想起小學，就記得當時坐在桌子前做作業的情景。真不知道小學哪用得着留那麼多作業，同學們都叫苦不迭，一些聰明的同學從中午老師留完作業就做，課間也不歇着，時間太緊迫了。這幫愛學習的同學經常以晚上八點前做完作業為榮。而另外一些愛玩的就常常挨罵，還經常被請家長。
班裏有個男生叫杜森，他爸爸是博士后，常老師就經常藉此諷刺他，說博士后的兒子還經常完不成作業呀！你爸怎麼生的你啊……諸如此類。有一次常老師還叫他站到桌子上挨罵，現在想想他真可憐，他爸爸是博士后招誰惹誰啦，被常老師當做罵他的理由。
還有個女生叫黃冬梅，這孩子上小學時經常鬼點子亂冒，為了逃避常老師每星期一次的摘抄（就是抄好句子和好文章）作業真是傷透了腦筋。她有幾次把老師紅色的評語拿透明膠條粘掉冒充新寫的，可惜總是被常老師發現，於是每周一晚上老師批完作業就是她挨罵的日子。我們也沒心沒肺，常常讓常老師罵她的用語給逗得前仰後合。
其實都不容易啊，每個禮拜除了抄好句子還有寫周記，我們也快被常老師逼瘋了，只是我們沒有黃冬梅那種奇思妙想，也沒有那麼大的膽兒。
班裏好玩兒的同學很多，有個女生叫白雲婷，名字起絕了，可惜長得又白又胖，就有人給她起外號叫“老母豬”。還有一位在美國長大的女孩兒，畢業時送給我一張她穿着花裙子在迪尼斯樂園拍的照片，看得我直咽口水，也不知道是羨慕她裙子漂亮還是她去的地方遠。
說起叛逆和大膽兒，誰也沒有小時候的同學有能耐。
比起高中、大學退學的有志之士，他們從小學就開始想退學。也許當時大家還沒有退學這個概念，但他們把他們的厭學表現得淋漓盡致。和老師做鬥爭，不寫作業，打架，抽煙，小學時候的先鋒就是這麼乾的。
你說我變得有多乖呢？老師讓我和班長一起負責每天放學時走北門的學生的路隊，她要求我們必須出了校門才能解散。我便一直嚴格遵守，直到有個周末學生們心都野了，沒有人再按着規矩排隊，班長也不管，我訓了也沒用，氣得我跑到常老師家去告狀。她的上小學的女兒在家，見到我就叫姐姐好，還從冰箱裏給我拿出一根冰棍吃。
我左等右等常老師還沒回來，就留了張條，寫了一下事情的大致經過，剛寫完，常老師就進門了。聽了我的述說，她呵呵地笑着說這次不用管這麼嚴，沒事兒。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覺得很委屈，這趟算是白來了。
有一回常老師還把我給冤枉了。有天中午，我和班裏的一個同學在學校的林蔭路上碰到了常老師和外班的一個班主任在一起。“常老師好！”我們向她打招呼。“哎！”她笑微微的，臉上的皺紋都舒展成了菊花。我倆樂着跑了，心裏還挺幸福。
誰知第二天的語文課上常老師卻怒氣沖沖地把我倆起來罵了一頓，說在路上見了老師不打招呼拔腿就跑，害得她在同事面前丟了面子。我們只好罰站了一節課。你說這人怎麼這麼喜怒無常啊！
我們班的牛人，有一個叫孔晶晶，他比我們班上的同學都大幾歲，發育也早，已經有了喉節和鬍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是同班同學中最高的。他是男生，卻起了個像女生的名字。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我小學的同學還是我初中的同學，想了半天，才想起來，他既是小學也是初中的同學。因為玫瑰學校分小學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大部分的小學同學都直升本校的初中。
他那時候就打架、罵人、“無惡不作”，在來到我們班之前曾經留過級，好像還進過工讀學校。那時候老師經常威脅壞學生的話就是：“再鬧，再鬧送你們去工讀學校。”學校里還真有一兩個學生被送進工讀學校的。
孔晶晶挺喜歡我，曾經有個課間塞給我一張紙條，嚇得我趕緊跑到廁所。打開后看到紙條上寫着：“希望你聰明又美麗，能當上女班長。”我想了想，還是把這張紙條衝到下水道里了。我一直沒跟孔晶晶說，其實你看錯我了，我不想當女班長啊，我沒有那麼高的追求。孔晶晶更喜歡小蘭老師，他和小蘭老師站在一起就像標準的“美女與野獸”。小蘭老師生病期間，他組織同學去她家看望她，還帶了一條蛇，把小蘭老師嚇得夠嗆。
“那蛇是從哪兒來的？”我們從小蘭老師家出來后，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了，孔晶晶說送我回家，我問他。
“那條蛇是我家旁邊飯館裏的，有天晚上下雨從籠子裏逃跑了，讓我給逮着了。”他一邊幫我推車一邊大咧咧地說。
“是嗎？真厲害。”我突然想起他給我遞過紙條的事兒，覺得他對我很有好感，不如問問他對我的印象如何：“你覺得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他好像被這個問題嚇了一跳，“和所有的人都一樣吧。”
“是嗎？哦，哈哈。”我沉默了。
他好像感覺到了我的失望，也不作聲了。
“咱說點兒別的吧。”我說，想調節一下氣氛，可還是覺得很不舒服，無法做到對這個答案置之度外。我還以為他能看出我隱藏至深的某些特點呢，可人家覺得我和所有的人都一樣。我剛才的問話是不是有點輕佻？他會怎麼想我？
我們沉默地走了一路，那條通向我家的街安靜至極，兩邊的綠樹鬱鬱蔥蔥，茂盛的葉子從樹榦旁伸了出來，高大的路燈透過樹葉漏下橘色的光，美得有些恐怖。
過年時，孔晶晶送給我一張大紅色的卡片，裏面用英文寫了“Friendship”，那時我們還沒學到這個英語單詞呢。我查了半天字典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還生怕他佔了我什麼便宜。
班上還有個學生叫雨，他和他的雙胞胎哥哥風都是老師說的那種壞學生。我倒是覺得他挺可愛的，他哥比他要深沉，他顯得更可愛些。我和他走得挺近，老師還警告過我幾次。班裏同學說雨喜歡我，我也不置可否。我能感覺出來，他對我有好感，我也喜歡他，不過是那種很淡的喜歡。
那時候我們喜歡的都是班裏的同學，基本上沒有喜歡外班的，因為我們的接觸面太窄，直到上了初中后，才有班上同學喜歡外校的學生。後來我有一段時間又喜歡上了風，那是後來上初中的事了。
這挺可怕的，在我的感覺中，工讀學校就是未成年人的監獄。於是我們只有乖。我們也不敢不乖，那時候社會環境還沒現在自由，沒聽說誰上了高中、大學能退學，我們看中的是學歷。
我覺得風和雨這兩兄弟才是真正的叛逆小孩，那種到了高中以後才開始初露鋒芒的人根本不算什麼。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有天晚上他們的媽媽滿院子找他們找不着，還通知了學校。後來聽說他們只是在玩捉迷藏。雨說：“我們只是在玩呢！”
這種漫不經心的快樂語氣讓我感覺到他們的性格是如此天然，如此難以融入當時鐵板一塊的學校、家庭和眾口一心的沒有個性的孩子們。我甚至有些羨慕他們，即使在學校他們是受打擊不被帶見的一小撮。
小時候大家都單純，愛憎分明，誰學習好、誰善玩、誰家有錢就喜歡和誰在一起，根本沒想到也看不到更深刻的內心世界。當時我們班有個男生轉學時，男生、女生紛紛主動送他禮物，因為他家特別有錢。都傳說他家有好幾間大房子。我還送了他幾塊香水橡皮，維多利亞常常藉此來笑話我。
我的普通話已經說得不錯了，那時我最好的朋友是維多利亞。維多利亞是文藝委員，她也常常為作業發愁，雖然她每天都基本上能在八點之前寫完。
小學時的夏天，為了讓學生睡午覺，學校的大門在中午2點才開。11：45放學，下午2：30上課。可每天中午一點左右，校門口就擠滿了密密麻麻的等待開校門的小學生。真不知道當初怎麼會有那麼大的精神，站在校門口鍥而不捨地等待，就為到校門口小攤上買幾毛錢零食。
那時我們最愛吃的是“玫瑰絲兒”，一毛錢一小袋，裏面是絲狀的甜食。“魔鬼糖”也流行過一陣子，大家課間買來糖吃，舌頭一伸出來都是青的、紫的。後來報紙上登“魔鬼糖”含色素太多，不利於身體健康，老師便禁止我們再買，風靡校園的“魔鬼糖”才銷聲匿跡。還有三分錢一塊的“酸三色”、五分錢一塊的“話梅糖”，都是我們比較常吃的零食。
後來班裏又流行起一個新愛好，那就是養蠶。基本上都是女生在養。從門口的小攤上（又是門口的小攤！看來那裏真是引導我們的潮流）買來，然後每天放學后就惦記着去摘桑葉喂蠶。
剛開始養時很多蠶中途就死了，很少有挺到結蛹的時候。有些蠶是吃了帶水的桑葉拉肚子拉死了。還有些人找不到新鮮的桑葉把蠶給活活餓死了。
我和維多利亞也都養了蠶，有天晚上，下着大雨，我接到了維多利亞的電話，她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焦急，她說她家沒桑葉了，要出門給蠶找桑葉，問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我吃了一驚，平時維多利亞都不慌不忙的，現在卻為了幾隻蠶急成這樣，如果我的蠶快要死了，我會不會有勇氣像她一樣找朋友求助？
我沒讓這種疑問在腦子裏停留太久，就痛快地答應了她，約她一會兒在路口見面一起找桑葉。我跟媽媽簡單地說了一下就撐着傘出了門。到十字路口時她還沒到。我在大雨中等着她，幾分鐘后，雨霧裏她和她媽媽一起出現在我面前。看到我已經來了，維多利亞媽媽放下心來，叮囑了我們幾句，就回去了。
我平時都去離我家不遠的一個軍隊大院找桑葉。那裏有幾株很茂密的桑樹，一到秋天，我還經常去那裏吃桑葚。那裏有十幾幢小洋樓，可能都是幾十年前建的老房子，是蘇式建築，住在那個院裏的都是級別很高的軍隊幹部。我認識這裏住着的一個孩子，比我小一歲，她爸是軍官，她們一家人住着一幢樓，還有小保姆。我暗自感慨道：“看人家裏，每天還喝酸奶呢！”
我和維多利亞連夜打着傘跑進大院，一人摘了一膠袋的桑葉才走。那天我們渾身都淋濕了。聽說她家的蠶就是因為這“救命糧”才活到了秋天。等到了冬天，蠶下了一張紙的蠶卵，後來那些卵都讓我給扔了。也許是讓我家暖氣太熱給烤的，那些卵都幹了，沒法再變出小蠶。
我們養了一段時間后就玩膩了，大家都又接着迷上了別的東西，沒人再養蠶了。
我們這幾屆的小學生正趕上了上特色班，就是培養課外業餘愛好的活動。一個禮拜有幾天放學后就見學生們急忙趕去上特色班，我沒什麼音樂或數學方面的興趣，就報了一個航模班，就是用粉筆雕出船的樣子，一點都不浪漫。後來航模班學完了，教我們航模班的老師又教我們拿電烙鐵焊半導體，一不小心就燙着手。到現在，我還能回憶起電烙鐵那股熱呼呼的味兒。
那個瘦巴巴的喜歡穿雞心領襯衫面目和善的老師經常帶我們到處參加比賽，上同一個特色班的同學還有得獎的，我也參加比賽了但沒得過獎。沒辦法，一到比賽，我就完全不成了，總在關鍵時刻掉鏈子。在比賽完回學校的車上，我小臉蠟黃，感慨自己沒有過好日子的命，怎麼一坐車就暈車。
後來我參加過一次區運動會比賽，江小湖也參加了。比賽前一天的晚上，我半天睡不着，懷揣興奮和不安爬起來在陽台上打水用香皂洗了一次澡。沒想到正是因為這多此一舉，第二天換運動服時我發現小腿皮膚乾燥都起了皮屑，一擦就下來一堆。
可能就是沒比賽的天份，我只差一厘米就能進跳遠的決賽而給涮下來了，旁邊的老師和同學都唏噓不已，我卻跟沒事兒人似的，心情絲毫未受影響。
我們終於還是沒有住上那幢新樓，它後來變成了商務中心。我們跟着許多住戶一起搬進了本院的另外一座新建的五層白樓。這次還是一間屋，我和鄰居家的老太太共用樓道里的另外一間房。老太太估計八十多歲了吧？花白的頭髮在頭頂別成一個精緻的髮髻，還挺精神，從皮膚看出來像個南方人。
她家有個剛上小學二年級的外孫女嬌嬌，又伶俐又可愛，每天放學后就能聽到她在叮咚叮咚地彈鋼琴。她說這是她爸媽逼她練的，其實她喜歡體操和跳舞。
她經常教我練體操，我們在二樓樓道發現了幾塊被扔了的破席夢思床墊，就在上面開始練倒立。她有時候也和她外婆一起睡。我每天都回到自己的屋子做作業，看課外書。
有一回，我從同學那兒借來幾本葉永烈的科幻小說，《深山黑影》、《秘密縱隊》、《紙醉金迷》什麼的，老太太有幾天沒回來睡，嚇得我不敢一個人睡覺，只好開着枱燈。
夏天蚊子很多，我就把毛巾被從頭蓋到腳，頭上再拿枕巾遮着，只露出兩個鼻孔呼吸。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怕熱了。我常常做作業到十一、二點，睡后就像死豬一樣沒有反應。有一回北京地震，我還是第二天聽到議論才知道的。
和我經常玩的朋友是住在大院裏另外一座樓上的郭翠翠和王楠。每當周末，王楠家裏就會來一大堆親戚，聊天打麻將之類。我真羨慕她的家人都在北京。
“上星期我媽打麻將輸了幾百塊錢，我還急哭了呢！”王楠不好意思地跟我說。我嘲笑她的小氣，“你哭什麼？反正都是自家人，就是輸了也沒虧啊！”
“是啊，哭完之後我想通了，我以後不想再這麼小心眼兒了。”她說。
這次她家除了一堆親戚以外，還來了兩個個子高高的男孩，都是她的表哥。我們玩了一下午，他們問我有沒有日文名，我騙他們說沒有，他們就給我起了個“川茜美代子”，我還覺得挺好聽的。結果上廁所時他們在外面問我帶沒帶手紙，我沒反應過來，說“帶了，帶了”，他們一陣狂笑，我這才明白原來這名字的意思是“竄稀沒帶紙”。
我總盼望着長大，至少長到王楠的表哥這麼大。我多希望我的親人也能經常陪着我啊，可他們全在老家。
郭翠翠最有心眼兒。比起小氣來，我更討厭心眼兒多的，所以我和王楠的關係比跟郭翠翠要近一點。可王楠的媽媽是醫生，有點潔癖，我只好經常去郭翠翠家。
郭翠翠家住在一層，陽台上養了許多綠色的喜陰植物，她一個人住在北屋，房間很大，有點俗氣，沒有什麼多餘的裝飾。奇怪的是，幾次搬家后，她住過的每一個房間都有一種陰涼舒適又略帶中草藥味兒的氣息，偶爾回想起來，我就覺得很神秘。
當時我們都特愛收集動漫貼紙，主要收集的是“美少女戰士”的卡片。王楠不玩這個，她覺得太費錢。
那天我又像平時一樣去找她，在看了我們各自的收藏之後，郭翠翠提出想交換一張卡片。那簡直是不公平交易，她的那張很容易得到，我的那張就比較珍貴了。我覺得她提出這個要求就很不可思議，於是我拒絕了她，我們吵了幾句嘴，我便離開了。剛走出門，她就喊了一聲我的名字：“明明！”我以為她要過來說點什麼，便站住了，哪知她走到我面前，狠狠地關上了門，嚇了我一跳。
那次我們一個星期都沒有說話，平時路過看到了也互不搭理，就當不認識這個人。原來我們總是結伴去院裏的澡堂洗澡，那幾天我只和王楠一起去。公共澡堂原來是免費的，後來改為每次洗澡收5毛錢，王楠為了節約這5毛錢，經常跟看澡堂的人費半天口舌要求免費進入或者半價。我常常覺得不耐煩，甚至認為如果能不讓她廢話，我寧可請她。
就在那一個星期，我發現我的乳悄悄地突起來了，就在那個朦朧的夏夜，我邊洗澡邊注意着身邊大人們的身體，心裏像藏了個小秘密。
我和郭翠翠的和好緣自於一個人的到來。傍晚時我到樓下散步正好碰到了她，我以為我們又要擦肩走開，她卻喜滋滋地迎上來說：“明明，一會兒吃完飯來我家玩吧，我表姐來了。”
吃完飯我就下樓去找她。她表姐18歲，正站在窗邊梳頭髮。
“姐姐好。”我趕緊打招呼。
“你是明明吧？我叫郭欣。”她有點不好意思，嘴邊漾着淺淺的笑。
然後她說了一句話，在此後的幾年，我們經常以這句話笑話她。她問：“你覺得我的辮子應該扎紅頭繩還是綠的？”
我和郭翠翠異口同聲地說：“綠的吧，紅的太怯。”
她仔細地梳好她的長辮子，紮上了綠色的頭繩。我、郭翠翠、王楠都留長頭髮，平時只扎馬尾辮，從來不像郭欣似地編兩條麻花辮子。
周末時我就跟着我媽去我爸單位，跟解放軍叔叔一起吃食堂。他們訓練時我們幾個家屬小孩就在旁邊玩遊戲。那些解放軍叔叔恐怕平常也挺寂寞，經常過來逗我們，我們不招人煩。有時候路過水房，就能看到裏面站着幾個兵正拿肥皂搓衣服，邊洗邊用破鑼嗓子唱歌，發泄他們的青春。
那時候我怎麼就沒覺得那就是青春呢？每個班裏都有一兩個胖兵，剩下的都順條條的，也不乏有幾個長得特別精神的，我怎麼就視若無物？在小學四年級的我看來，他們都是大人，都是叔叔。冬天捂棉大衣，夏天在營里就穿綠背心，在兵營外面站崗放哨，周末聚在娛樂房裏看電視打桌球的叔叔。還有個宣傳幹事叔叔教我畫過水墨畫，他平時總拿着一摞稿紙愁眉苦臉地搞創作。
那個軍營在府右街，是真正的“城裏”。我和媽媽每周末都坐335路公共汽車去，周一早上再坐回來。我弟就不用這麼折騰，他在我爸單位附近上幼兒園。讓我恐懼的是每次我都暈車，雷打不動地坐兩三站就吐。去一次就像病了一場，但又無法逃避。
晚上他們睡在我爸的宿舍，我則睡在別的解放軍叔叔的宿舍里。這是屬於我自己的時間，我經常先在枱燈下翻閱一大摞叔叔們平時看的報紙，裏面充斥着各種聳人聽聞的謀殺和那個年代的人所特有的追求生活的熱情和迷惑。耗到半夜萬籟俱靜時我就趴在被窩裏看《365夜》。厚厚的三大本，半年多就看完了。
看完《365夜》就接着看別的書，反正書都是層出不窮的。從玫瑰學校的正門回家的路上有家新華書店，都是學習方面的書，教人怎麼寫作文之類，常有學生和家長光顧。有個書架里亂糟糟地塞滿了新出版的小說和文集，我發現有一本書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少年血》，書脊上還印着作者的照片，溫文爾雅，符合我心目中的作家形象。隔天就管我媽要錢買下來了。
這本書真好啊，裏面寫了一條對我這個北方孩子來說相對陌生的“香椿街”，還有一些街頭小混混匪夷所思的混亂生活。哎呀，南方真亂，隨便一個孩子就能鬧出那麼多事兒來。幸好我生活在首都，祖國的心臟尖兒上，還在具有革命傳統的玫瑰學校上學，這真是我的福氣。
看了這麼多課外書的代價就是檢查身體時查出我的視力輕度近度，我開始戴眼鏡了。
十?一那天凌晨，學校組織全校小學生凌晨三點到校，拉練到天安門看升旗。天還黑乎乎的，我們穿着整齊的少先隊服，戴着紅領巾，邁着整齊的步伐從萬壽路一路走向長安街。隊伍蜿蜒了一里多地，像一條長龍。
我們邊走邊唱歌，從《讓我們盪起雙槳》唱到《接過雷鋒的槍》，把音樂課上學會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大隊輔導員戴着紅領巾在旁邊給我們打氣。
走到軍事博物館時東方開始泛白，我們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們睥睨着在路邊等公共汽車傻愣愣瞅着我們的市民，心裏充滿了不可一世的自豪感。
我是一個紅孩子，內心渴望着激情的事業和理想。升旗典禮唱隊歌時我的聲音最洪亮，隊服最乾淨，表情最虔誠——我恨不得回到過去的紅色歲月，當個送雞毛信的小士兵。
小學生應該看的50部“抗擊帝國侵略”和“革命傳統與社會主義教育”的影片，我就看了35部。放假後為減輕家長負擔，學校免費教樓道里的小孩兒除了學音樂（我唱歌跑調，每迴音樂課都勉強及格）以外的各種文化知識，我以後也想當老師。我們的大隊輔導員是我的偶像。她很年輕，又漂亮，卻不惜放下身架，喜歡和我們這些孩子在一起玩。
我熱愛生活，熱愛勞動，熱情體育，熱愛集體，心無旁騖，努力學習。課外書除了看《少年血》還看《少年賴寧》。從小學四年級時我脖子上掛着鑰匙，摟着弟弟在各個公園留下的照片上就能看出來我面色平靜，眼神祥和得像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
有時候心平如水和麻木不仁的外表表現居然驚人的一致。我平時在班上還經常調解各種糾紛，不偏不倚，算是班幹部里的清廉派代表，深得差生的信賴。學習上從來沒讓父母老師操過心，課下努力和群眾打成一片，簡直就算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年底班幹部評比，全班53個學生，居然有48個都支持我接着當宣傳委員。
到底有哪個愣頭青不服我管，誰沒投我的票，我心裏自然有數。我是不是要找出來與之談心？就像我爸給小戰士做思想工作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