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公元２９０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他是晉朝的第一個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奐向他禪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漢獻帝稱：“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其邏輯是有德者君臨天下，唐堯虞舜都以此“曆數有在”有規律行事。而實際上曹丕確比漢獻帝強，而司馬炎更比１５歲的曹奐強。可是這些篡位者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是世代權臣手執兵符，當然聲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傳之子孫，又變成了宮殿中的傀儡。皇帝原來是文官集團的首腦，他以天命統御群臣，開口則為聖旨。如果做得好，經過他的指示，則不合理的事體亦公認為合理，受不公平處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頌“皇恩浩蕩”。因之下層機構統計不實，行政乘違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飾。只是公元３世紀之末至４世紀之初，中國有很多大問題沒有解決，已經掩飾不起來。天子的聖旨，也很少被人認真算數。況且與外間隔絕，廢立出諸權臣，其不能有所作為，也是勢所必然的。

可是司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這種環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就此結束了過去三國鼎立，而重創天下一統的局面。並且他又於公元２７７年大封宗室子侄為王公，郡公，郡侯，縣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也就是管理境內的民政財政和軍政。全國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國”，盆置於今日之山東，山西，河北，河南及遼寧，以拱衛京師，同時又有一部分親王參與朝政，如此也不會被權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繼位者為惠帝司馬衷。他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報告他，百姓餓死，他就反問：“何以不食肉糜？”我們聽過法國大革命時皇后MarieAntoi-nette聞及百姓沒有麵包吃曾叫他們吃糕餅的故事，對於此類傳聞，不能認真。只是司馬衷在晉室皇位極端艱難之際，庸懦無能，必然屬實。否則也不會有如此的傳聞編派到他頭上，並且記入信史了。

法國革命時皇后以貌美而輕率稱，司馬衷的賈後，則以醜陋著名。據說她又矮又黑。其實這也與以後的事體無關，只是內外多故的時候，歷史紀錄不針對重點發揮，而加入這些不幹大局的細節，更容易滲入帶偏見的資料。

據說賈後缺乏母教，不守婦道，行動淫虐，因干政與皇太后楊氏衝突。太后之父楊駿則為“太傅，大都督，假黃越，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於是賈後也組織一個與她自己接近的集團。因為她父親賈充也是權臣。她不僅把族兄從舅拉過來，也籠絡了皇室司馬家的一部分親王，如汝南王司馬亮，此人曾被司馬炎封為“宗師”，有率領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為他們聯絡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謂“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團。這權力鬥爭的重點始終沒有在傳統的史料里說得清楚，我們翻閱《晉書》帝紀，列傳，食貨志，職官志，感覺到晉朝始終不是一個正規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軍政府的姿態企圖創立一種民政制度，組織未遂，即變生肘腋。譬如劉毅傳里說及劉把武帝司馬炎比喻為漢之桓靈。他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可見晉的財政始終未上軌道，否則開國之君，四海為家，當不致賣官鬻爵。而且武帝紀內說及“賈充凶豎”，“楊駿豺狼”，更可以窺見其朝廷並沒有設官分職好好擺佈，權臣仍是虎視鷹眈，后一代太后與皇后的衝突，也非僅出自宮闈。我們一般的觀念，晉朝已樹立一種“封建制度”，現在看來，其中一半是紙上具文。劉頌傳里評當初設計即說：“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也。”而職官志針對公元２７７年令諸王之國（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時候說：“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地理志則與之相衝突的說：“王不之國，官於京師。”這時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謂“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領耕地佃戶都按品級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師附近的地產亦然。這些條例無全部奉行的跡象，只是在這草創期間諸事不定的季節，朝廷一有變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僅財產與名望受影響，而當日習慣，政爭失敗，則被判以極惡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險，凡此都是構成賈後之禍及八王之禍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衝突，賈後勝利。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於馬廄，太后被廢。但是不旋踵間，后又與汝南王衝突，乃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之，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被誅，太后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賈後殺太子，趙王倫起兵反，誅后，並且廢司馬衷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同，成都王穎和河間王遇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復辟成功，趙王被賜死。３０２年齊王同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遇指使長沙王義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遇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義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喝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後參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後１６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各王動員時，有稱二十萬者，有稱七萬者。每次戰役死者以萬計，其詳細經過，無法綜合梗概敘述。而五胡十六國開始於此時。３０４年匈奴之劉淵初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不久就自稱漢王。一時從他的，“二旬之間，余已五萬”。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劉曜陷洛陽“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這些史跡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面的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２２０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只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制豪強。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飢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強兼并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晉書》食貨志里所說“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饑民作戰，他們只能采樹上桑實捉田裏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談不上規復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３世紀之末關西饑民“流移就谷”，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里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限制，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只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後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後於公元２９１年專政。２９４年，大飢。２９５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２９６年，關中飢，大疫，荊揚二州大水。２９７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飢。２９８年，荊豫作揚冀大水。３０１年郡國十二旱六蝗。３０２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３０９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

至於“五胡”，則“關中百餘萬，戎狄居半”，已開始於馬援時，即東漢初年。匈奴則“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依阻塞下，委質柔服”。也難怪他們不在動亂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從這些跡象看來，“賈家種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歷史問題，僅僅提醒我們，當時人的眼光被他們的時代所拘束，才在這些細節上做文章。今日我們檢討長期分裂的悲劇，在展開視野之餘，必須創設新的理論，才能將這段歷史，和以後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國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