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為Ray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后，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5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16thCenturyMing-China”一書。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着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7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佔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佔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5%之間。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摺合約銀2000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着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14世紀已經朝着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2000兩。與此相似，全國佈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歷時一年，茲后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NatureofChineseSociety:ATechnical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張瀚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云云，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試。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糹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歷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家有出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歷來均以為昏庸，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因為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了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向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沈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征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面，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了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里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語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歷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了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面，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別，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30年，很少閱讀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30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了不少發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閱讀一過，作了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璇琮先生關注，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面時，文字方面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面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史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籤，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併致衷心的謝意。

黃仁宇

1981年1月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