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鄉

秋天，戰爭不斷進行着，但我們再也不去打仗了。米蘭①的深秋冷颼颼的，天黑得很早。轉眼間華燈初上，沿街看看櫥窗很愜意。店門外掛着許多野味：雪花灑在狐狸的捲毛上，寒風吹起蓬鬆的尾巴；掏空內髒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著；一串串小鳥在風中飄搖，羽毛翻舞着。這是一個很冷的秋天，風從山崗上吹來。

每天下午，我們都上醫院去。薄暮時分穿過市區，有三條通往醫院的路。兩條沿着運河，可是太長，所以人們總是走過橫跨運河的橋，到醫院去。河上有三座橋，都可以走，隨你挑選。其中一座上面有個賣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周身暖和，炒栗子放在口袋裏，好一會都是熱乎乎的。醫院很古老，也很幽美。一進大門就是個庭院，穿過去，對面又有一扇門，出去就到醫院了。葬禮的儀式時常從院子裏開始。老醫院對面有幾幢新造的磚砌房屋。每天下午，我們在那裏相聚，坐在將為我們治好病的手術椅里，大家彬彬有禮，互相關心地問是什麼病。

醫生走到我的手術椅旁說：“戰前，你最喜歡什麼？玩球嗎？”

“不錯，踢足球，”我說。

“好，”他說，“你會重新踢足球的，肯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關節有病，從膝蓋到踝節之間的小腿僵直，沒有腿肚子似的。醫療器能使膝關節彎曲得象騎三輪自行車那樣靈活。可是眼下還不能彎，醫療器轉到膝關節時便傾斜，不靈了。醫生說：“一切都會順利的。小夥子，你是個幸運兒。你會重新踢足球的，象個錦標選手。”

旁邊的手術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隻手小得象個娃娃的手。上下翻動的牽引帶夾着那隻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輪到檢查他時，少校對我眨眨眼，一面問醫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嗎，主任大夫？”他的劍術非常高超，戰前是意大利最優秀的劍術家。

醫生回到後面的診所里，拿來一張照片，上面拍着一隻萎縮的手，幾乎同少校的一樣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經過治療后就顯得大一點了。少校用一隻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細地瞧着，問道：“是槍傷嗎？”

“工傷，”醫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說著便把照片遞還給醫生。

“你該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還有三個同我年齡相仿的小夥子到醫院來。他們都是米蘭人。一個想當律師，一個要做畫家，另一個立志當兵。有時，一天的療程完畢，我們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②隔壁的柯華咖啡館去。因為四人結伴同行，就敢於抄捷徑，經過共產黨人聚居區。那裏的人恨我們這些軍官。我們走過時。一家酒店裏有人喊叫：“Abassogliuiciali！”③另外有個年輕人，有時跟我們同路，湊成五個夥伴。那時，他的鼻子毀了，有待於整形，臉上暫時矇著一塊黑絲絹。他從軍校徑直上前線，一小時后便負了傷。大夫們給他整了形，可是，因為他出身於一個非常古老的世家，醫生怎麼也沒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到過南美洲，在一家銀行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誰都不知道戰事將如何發展，只知道仗還在打，一直在打，不過，我們再也不用上前線了。

我們都佩着同樣的勳章，除了臉上包着黑絲絹的小夥子；他在前線待得不長，所以沒有得到勳章。那個想當律師、臉色蒼白的高個子得了三枚勳章，而我們各自只有一枚，因為他是意大利突擊隊上尉，在前線待過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實，我們都有些超脫。除了每天下午在醫院裏相遇外，沒什麼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當我們穿過城裏的"禁區"，到柯華咖啡館去時，或在黑夜中並肩而行，酒店裏燈光閃爍、歌聲不絕之際，或者，當行人路上男男女女熙來攘往，我們不得不推開眾人，擠到街上去的時候，便感到由於某種類似的遭遇而息息相通，這是那些討厭我們的人無法理解的。

我們幾個都很熟悉柯華咖啡館，那兒富麗，溫暖，燈光不太眩目，每天總有一段時間人聲鼎沸，煙霧瀰漫。姑娘們經常坐在桌邊，壁架上擺着幾份有插圖的報紙。柯華的姑娘們很有愛國心。我發現，在意大利最愛國的是咖啡館的姑娘——

我想，她們現在還是愛國的。

起初，因為我佩着勳章，那些夥伴對我頗有禮貌，問我是怎樣獲得勳章的。我便拿出獎狀給他們看，上面儘是些冠冕堂皇的詞語，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④等等。但是，透過這些辭令，可以看出真正的涵意：我的受獎僅僅由於我是個美國人。打那以後，夥伴們對我的態度有點變了。儘管跟外人相比，我還是他們的朋友。不錯，我是他們的朋友。然而，自從看過獎狀上的評語后，他們不再把我當成知心人了，因為經歷不同，他們是歷盡艱險才得到勳章的。誠然，我負了傷，可大伙兒明白，戰時負傷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過，我從未感到受獎有愧。有時，在黃昏時分，喝得醉醺醺以後，我會想像自己也經歷過夥伴們為得到勳章而乾的一切。可是，在秋風颯颯的夜晚，路邊店門都關上了，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街上踽踽而行，盡量挨着街燈走，這時便感到自己決不可能冒過那種險，我是多麼怕死啊！時常，夜間獨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擔心重返前線后的光景如何。

然而，佩勳章的三個卻象三隻勇猛的獵鷹。雖然從未打過獵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鷹，但我不是。這一點，他們三個很清楚，於是跟我分道揚鑣了。不過，那個在前線第一天就挂彩的小夥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為他現在根本不會明白他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了。我喜歡他，因為我想他也不會變成鷹的。這一來，別人也決不會把他看作知己的。

至於那位少校，傑出的劍術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當我們坐在手術椅中，他總要不厭其煩地糾正我的意大利語法。不過，他卻誇獎我口語流暢。我們輕鬆自如地用意大利語閑聊。有一天，我對他說，意大利語一學就通，說起來挺容易，我不太有興趣了。”喂，不錯，”少校說，“那你為什麼不研究一下語法呢？”於是他就教我語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文完全變了樣，以致當我腦子裏語法概念模糊時，不敢同他交談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機械治療，可他總是按時上醫院，從不錯過一天。在一段時間內，我們誰都不信這玩藝兒。有一天，少校甚至說，這些東西全是胡鬧。那時，那種醫療器剛問世，我們正好去做試驗品。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樣，他說，“紙上談兵，跟任何理論一樣。”當我學不好意大利語法時，他罵我是個丟人的大笨蛋，並且說，他自己也是個傻瓜，煞費心思來教我。少校長得矮小，卻筆挺地坐在手術椅中，將右手伸入機器，讓牽引帶夾着手指翻動，眼睛直盯着牆壁。

“要是戰爭結束了，要是真有那麼一天的話，你打算幹些什麼？”少校問我，”注意，語法要正確！”

“回美國。”

“結婚了嗎？”

“沒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惱火。“一個男人決不能結婚。”

“為什麼，少校先生？”

“別叫我少校先生。”

“為什麼男人不應該結婚？”

“不該，就是不該，”他怒氣沖沖地說。“即便一個人註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該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該使自己陷入那種境地。他應當去找不會喪失的東西。”

他說著，眼睛直瞪着前面，顯得非常惱怒、痛苦。

“可為什麼一定會失掉呢？”

“肯定會失掉，”他望着牆壁說，然後，低下頭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從牽引帶里抽出來，在大腿上狠狠拍幾下。“肯定會失掉，”他幾乎大吼了，“別跟我爭辯！”接着他對看管機器的護理員叫道：“來，把這該死的東西關掉！”

他回到另一間診室去接受光療和按摩了。一會兒，我聽見他向醫生請求借用電話，後來，門關上了。他重新回到這間房間時，我正坐在另一隻手術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徑直朝我坐的地方走來，把一條胳膊擱在我的肩上。”真對不起，”他說，一面用那隻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剛才我太失禮了。我妻子剛去世。請原諒。”

“噢……”我惋惜地說，“非常遺憾。”

他站在那兒，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說，“難哪！”

他的目光越過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簡直忘不掉悲痛，”他邊說邊哽咽着。然後他失聲痛哭，又抬起頭，茫然呆視着，咬緊嘴唇，淚流滿面，接着，挺起腰，帶着軍人的姿態，邁過一排排手術椅，昂然而去。

醫生告訴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輕，死於肺炎；少校直到殘廢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結婚。她只病了幾天。誰也沒料到她會死的。她過世后三天內，少校沒上醫院。之後，當他照常來就診時，軍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塊黑紗。那時，醫院的牆上已經掛起鑲着大鏡框的照片，拍着各種病例在治療前後的不同形狀。在少校坐的手術椅的對面牆上，掛着三張照片，都是類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醫生打哪兒弄來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為，我們這些人是第一批來試驗醫療器的。不過，少校對那些照片卻很淡漠，他只是向著窗外，凝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