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前言

經過王莽篡位的短暫混亂，東漢光武帝劉秀在農民作亂與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下中興了漢帝國。為了調和各方的利害衝突，使彼此都能和諧並存，他極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使東漢瀰漫著一股維持現狀的政④治哲學，然而豪強兼并的事實終究不是意識型態所能消弭的。終於，在黨錮之禍后，衝突的各方將漢帝國推向敗亡的命運。

寫宏觀歷史，有一點不妙的地方，則是作者總是經常與戰爭結不解緣。如果筆下的題材是近千年歐洲，則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戰役之後，立即接下來講十字軍東征，隨後又有百年戰爭、薔薇花戰爭，而且宗教戰爭之後還未鬆氣，又有現代民族戰爭的登場。大概人類天性如是，歷史上重要的轉圜之點，總是避免不了武裝衝突，於是史家也別無選擇餘地。中國的歷史自不能例外，可是這當中也有不同之處。有如中國變亂時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處來得長久。例如漢朝之前漢及後漢，各為時約200年，幾乎與美國全部歷史等量齊觀。因之我們大可以在提到流血爭鬥之後，環顧其他的各方面。

社會繁榮教育普及

在這一段偃武修文時代里，文化上和物質生活的進步極為可觀。首先可以提及的是教育日趨普遍。中國以國家為主提倡教育，始自漢朝。所謂大學，實為國立大學，為武帝所創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間業已有學生3000人。當王莽為攝政時，據說所建的太學有宿舍萬間，足以容納同數的學生，這一數字或許有些誇大。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和他的智囊鄧禹都是當時太學生。他們另一位同學張充早逝，皇帝訪問不遇，即聘他的孫子張浦為太子教師。而且劉秀帳下高級將領有六七人在當時都具有學術的名望，可見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後漢第二位君主明帝劉庄在洛陽的明堂講解《尚書》，據說“萬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聽眾。公元2世紀內，太學已擁有240棟建築物，內有房舍1850間。而到這個世紀中期，大學生總數共達3萬人．不過史籍沒有說明這些學生是否全部在學，或者當中有些可能只領有如此的頭銜。同時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有名望的學者普遍有學生500人；其中最著名的甚至有學生3000人。

學生人數的規模或可做為天下太平的一項指標。據說紙張在公元105年已經出現，可是其後很長一段時間，經典仍以絲綢抄寫，其用費必多。而如此眾多的讀書人，他們遊學的旅費和生活費也必賴財富集中才能支持。西曆的公元前後，西安已是個擁有25萬居民的大城市，洛陽居其次，也有近20萬人。

誠然令人感到遺憾，當日這些大都會的雄偉建築，至今已蕩然無存。中國缺乏像雅典的帕特農神殿或羅馬的競技場足以在觀光客面前炫耀。也沒有哥德式的教堂或中世紀歐洲的同業公會建築。中國古代的建築多是木造的，早經焚毀。所幸最近考古的發現可以提供當日大都市宏偉設計的梗概。例如西安城牆上之城門，每個有3個涵洞平行排列。車輪之痕迹證明每個涵洞寬足以容4輛馬車同時通行。一所舉行儀典之禮堂的基礎，顯示着當時的建築師並不特彆強調高度，卻在平面的尺度上用功夫，以對稱與均衡來達到設計之雍容。其注重幾何圖案上的調和，可見得他們之崇信自然法規，基本上和英國索爾茲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nge）之觀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則顯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國方面的建築，經常以不同的房舍成為一個集團，中有階梯，而以一個圓溝環繞着。

從畫像磚看漢代社會

漢代的青銅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補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漢代的學者更因墳墓內浮雕之出土而大開眼界。這些磚石上之雕刻原為供死者欣賞之用，它們埋在葬穴，面對棺槨。令人驚訝的是，畫像內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贖罪等宗教性題材。而是以歷史事迹、奇異的傳說、傳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題材。當中日常生活一項對我們最有價值，它提供了最確切可靠的漢代社會史資料，使我們對漢代的社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由畫像磚上可以看到，當時高層人士穿着長袖的袍服，普遍穿戴頭巾。無論舉行宴會、演奏樂器，或是作案上遊戲和講解經史，都是席地而坐。來往時通常用一種雙座馬車。漁獵仍為高級人士消遣的場合，劇院不曾出現，可是以歌舞取樂卻又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雜耍者和魔術家相娛。有些當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興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時則穿着類似睡衣的寬鬆褐杉和犢鼻褲（短褲），偶爾還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戶）為最基本的經濟組織，但是種田時需要鄰里的合作。主要的農作物為米麥及稷黍。婦女以蠶桑為常業。儘管東漢時政府已取銷鹽鐵專賣制度，鹽鐵生產仍為漢代公營事業之大宗。商業活動主要是由獨立家戶經營的零售業，與20世紀內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沒有提及的，則是貧窮的跡象仍極普遍。漢代君主不時發出詔令，提到水旱災荒。窮困之家不免將家人出賣為奴。多數奴隸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對國家經濟無特殊貢獻。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漢代奴隸不及全人口1％。

通西域與中西文化交流

隨着漢帝國的軍事行動，中國文化渡過鴨綠江而入韓國，最南則入于越南之東京灣。可是在中國本部之沿海，卻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發現一顆金印，證明漢朝曾認當地酋領為附庸。類似的金印引用同樣的設計和同樣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國本部出土。約50年前，在韓國的一座墳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兩個藝術家的簽名，並注有年份，相當於公元4年。而外蒙古國都烏蘭巴托也有這兩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當於公元前2年。

到了後漢，匈奴已不足為中國嚴重之威脅。事實上，中國在公元73年和**年兩次的征伐，據說已凌加壓力於游牧民族頭上，使他們一波接一波的向西遷徙。有些歷史家以為日後歐洲歷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與匈奴有關。對後漢財政發生劇烈影響的乃是長期與羌人（藏民族）作戰。只是羌民族無統一的指揮系統，他們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對匈奴戰事般引人注意。同時漢軍對羌人出擊的範圍亦較小。

中國向西北域外之擴充，由受漢符節的大冒險家展開。公元前139年，時屬西漢，武帝劉徹派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雖說這目的並沒有充分達到，但中國與中亞各印歐語系的國家開始有了接觸。後漢則有班超，他是歷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領着少數的隨從去西域。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1000名志願人員。班超之秘訣，在於以中國之威望作本錢。大概與中土貿易利潤優渥，使不毛地帶里的綠洲國家心嚮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國之兵征服遠國，如是一波沖一浪，將大漢聲威推抵裏海。有時他糾集的兵力達25000人，有次竟號稱7萬，全由蔥嶺以西的國家組成。從長期的歷史上看來，班超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的貢獻，超過他在政④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無法永遠把持，可是通商的駝馬隊一經組織，它們的足跡長期在歷史上留駐。由於大陸商隊貿易之活躍，包括果蔬和樂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傳入，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內涵。

從以上所述看來，自后流傳於華夏之帝國幾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紀便已存在。同時帝國國力之所及，也已盡量的向邊荒遠處發展。既然如此，為什麼此後又有這麼多的變遷，牽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問題不難解答。中國自漢以來累積的財富，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無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鞏固。這絕不是可以及早發覺並加以補救的問題。只因今日我們站在歷史的後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經驗，才能對漢朝的覆亡，提出較為合適的解釋。

後漢創業之主劉秀符合時下所謂“士紳階級”之稱謂。他雖出於帝裔，只因年代長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遠。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傳到他的父親已不過縣令。劉秀年輕時以長於農業上之經營著稱。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還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黃不接時販賣穀米。有了這樣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屬的身份，後漢的朝廷曾被稱為豪族集團組成的政府。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憑空武斷的說他們一意維護士紳階級之利益。當時並無這樣的法制，足以支持這類的政策，也缺乏意識形態的主張，可以鼓舞執事的官僚，參與這樣的一種運動。將私人財產權徹底明確的劃出，並且給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劉秀鼓吹天人合一觀念

想對中國初期專制時代有更確切的了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為明顯。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陰陽之交替既及於人事，也見於自然現象。由於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化都是根據相同的內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麼宗教與政④治間便不再是對立，而神聖與世俗間也不再有所區別。照這樣的邏輯推衍，則生與死便不再有明顯界線。所謂長生不過繼續着現世界之經驗而無其痛苦，那麼以浮雕來愉悅死者也已恰到好處，而用不着贖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也使建築師設計時盡心竭力的構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觀務必包括一個整體的輪廓。

從《後漢書》裏我們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晝最短而黑夜最長的一天，自此以後即陰氣漸消而陽氣漸長。因此，每逢這一天，漢代的官僚，包括**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時換着紅色袍服，所有的樂器也在那天經過一番調整。又將水與炭的重量量出來，以驗證季節對物重變化之影響。日晷儀上的影長，也在當日量出。只是我們無從確定如此這般的活動，僅在表彰陰陽交替之際，其影響及於各種事物，或是因為實踐的參與可以促成其陰去而陽來。在當時人的眼光里，可能認為因參與而有推進之功效。

在漢代，尤其是後漢的國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種種複雜的成分，可見他們認為朝廷並不僅是人間的組織，如果再用它去維護某一社會階層的利益與特權，更是不成體統。這並不是基於現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們認為，天子務必對上蒼負責，而使治下的億萬生靈滿足愉快。劉秀的朝臣曾於公元54年勸他到泰山封禪，以便確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當時以天下蒼生尚未能安居樂業為理由，拒絕了這項建議。不出兩年，他卻改變初衷，舉行了封禪禮。這當中自然有可疑之處。什麼是安居樂業的標準？由誰來做判斷？答案雖然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日的眼光看來，後漢之意識形態着重一切保持原狀，朝廷則冀望向各方一致討好。劉秀與王莽之鬥爭至為短暫。他的帝國實際上是從造反的農民及各地軍閥手中奪來，征伐的時間超過10多年。當初是因為自衛和保持自己的人身與財產才舉兵，劉秀與他的將領當然從未忘懷於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讀經典，更加上在農村的實地經驗，知道社稷之安定，在於大多數農民之要求得到滿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調和。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更可以在行動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於一定的主張與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協與不走極端的用心設計。所以劉秀注重公眾建築之風水，他也以學者的姿態討論符讖吉凶。他所追求的並非個人來生的幸福，而是帝國在現世界之福祉。這種種舉措與言行，都載於典籍。由此看來，前述“自然宗教”、“國家祭典”都與妥協和保持原狀的宗旨相表裏。這種漢代的思想體系，劉秀和他的兒子劉庄都竭力提倡。

豪強兼并是農村社會亂源

劉秀和劉庄在財政稅收上的表現也相當成功。他們的方針是將稅率極度抑低，可是在規定的範圍內亳不通融地執行。根據官方的資料，土地稅只有收成的1／30。前漢的鹽鐵專賣，在後漢業已累除。劉秀的詔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隸為平民。全面確定稅則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個郡守因所報不實而死於監獄。他們父子嚴峻而有心計。全國納稅戶數在王莽時代一度急劇減少，但在劉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紀末，其數目不斷回升，自此可見新朝代的舉措合宜。公元2世紀情況略不如前。雖然不斷的與羌人作戰，宮廷內的生活也日趨奢華，可是國庫仍然沒有大量的短絀。但是在對付私人財產時，後漢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與組織上的缺陷，終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條件之，私人財產之膨脹總會產生問題。這私人財富可以立即變為政④治權力，有時這些財富也避免不了在政④治場合之中角逐。司馬遷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國全面叛變之際，西安的一個商人在3個月之內所貸之款獲利10倍。在這情形下，他所貸之款在支持朝廷之**軍，可是不同情況之下，私人之財也可用以支持叛軍。在更為特殊情形之下，鄉村間之財富更可以促成變亂。

中國農村在歷史之發展上系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可是因之也構成組織上的弱點。小自耕農各自經營，每家每戶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這關頭又出現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當中的不平衡而產生緊張局面，外表看來向妥協和諧，實際已是小大之間的競爭。其演變所及，無法避免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逼。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油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絀，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周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④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農戶耕地既小．也無從雇請律師，覓取技術上解決爭端之原則。凡是有關借債、押當、失去取贖權（fore-closure）和強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種糾紛，很少能在中國通過法庭有秩序的解決。一般情形之下乃是當地富紳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執行。而猶不止此，如果某一問題村民不能和平的解決，地方官更是無法合理的解決。儒家教養使他們不能不顧及窮人的困難，可是在維持秩序的原則之下，他們又不能將富家的利益置之腦後。他們的出路只有兩條，要不是勾結幕後有權勢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們以博得不畏豪強的聲名。下級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確切的規律而躊躇，其上級之處境也大概類是。以上簡單所述，因着螺旋式發展，成為中國農村史內紛見沓至的老題目。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當之處：也就是所有的官僚與平民都確實遵守紀律。

後漢因“中興”而起，也就不容易對付這類問題。其契機已成，在維持現狀和不事更革的狀態之下，又加以當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滿足，那麼整個朝廷也無從廓然更張向某一方向邁進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漢帝國因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動，經過一段休養生息才得以復元。可是財富繼續集中於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債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處，至此只有打擾鄉村間的安寧。地方政府原來長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言辭，而短於經理上的能力，如此一來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術成了做官的階梯

兩漢的提倡儒術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但也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他業可從。以知識為本身為目的，從未為政府提倡。公元2世紀張衡提出一種高妙的想法，稱天為雞卵，地似卵黃。他在132年監製的地震儀，據說圓徑8尺，今日則只有後人挑出的一紙圖解作為見證。與他大致同時代的王充不斷的指出，自然現象和人事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兩位思想家都缺乏後起者繼承他們的學說，其著書也不傳。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學之前樹立石碑，上鐫六經文句，據說每日來臨摹經文的學者聚車千輛。

以儒學為做官的階梯，始自武帝。其所謂“察舉”和“徵辟”乃是一種強迫的推薦制度。起先所舉者謂之“賢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國舉“孝廉”一人。在後漢這制度推行穩定之時，大概每20萬人口舉孝廉一人。這樣的“選舉”，無從全部公正無私。被舉者又非如代議政④治下的議員那樣參與議事，卻各授官職。其影響所及只有使被舉而得官者終生與舉者、辟者保持恩澤的關係，而將公事視為次要。在這關頭，儒家習慣上重人身關係，而不嚴格的尊重法治，更能產生不正規的影響。城裏多數的太學生造成輿論的標準，只是他們專註於個人道德，經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觀標準解決問題的機緣更無從展開。

以上種種因素終於在朝代的末期造成無可挽救的局面。經常每項爭端總是起源於鄉間，而終至驚動國都。當地方官有心懲處當地惡棍之際，經常發現他們後面有本地富紳作主，後者又與朝官勾連，有時尚倚恃宮中宦官作後台。郡守縣令不得不強制執行。他們以道德的名義審訊，倉促的執法．即判人死罪，對方也予以報復。這一來兩方都走極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們家屬受害的程度與家強之被懲同樣深刻。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處原本只能於現代社會發生，但在當日的中國卻已發生。成千上萬的學生遊街示威，向洛陽的政府請願。大規模的拘捕被執行；黑名單也編成。數以百計的政④治犯死於監獄，其中不少人的詳情從未公開交代。

宦官與名士的對決

在最後的一段衝突中，所謂黨錮之禍，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預．另一方面則有為太學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與惡勢力之鬥爭。雖說以短視界看來，這種說法不算不正確，在長久的局面里則這樣的結論卻使背景混淆不清。無疑的，漢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問題乃是地方政府之權力日漸凌夷。當日之邊疆完整無缺，及至局勢不可收拾時，朝中無政策上之爭執。都城內之分裂是由於宦官受到鄉村中新興地主的支持，而為舊有士紳排斥，其實兩方與官僚皆穿通一氣。公元135年的詔令，讓宦官之義子繼承他們的頭銜與家產，因此牽涉到各郡縣之地產，只有使問題更為複雜。指責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沒有根據的。可是要說倘非如此原來已有合理合法的安排則與事實不符。如果當初確有有效處理辦法，則違法之處必已處理要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不致日後驚動朝廷。事實上，號稱公正嚴明之名士，也置已獲赦免令的人犯於死刑；有些則懲罰對方，殺害其親屬與賓客。在這樣無視於法律的情況下，終於造成整個政體之瓦解。

公元1**年兩方之決戰，宦官張讓質問大將軍問進：“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當時何進與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張讓之玩世不恭的態度我們不說，可是他這一句話卻提出一段真理，仍不為當時人所洞悉。法律與紀律不同，它是社會上之強制力。要是下層對之已然漠視，上端也不會更為認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須以一般現行生活狀態為藍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執行必極端的困難。

漢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為奇。這朝代創始時循秦制而採取一種三分政權的體制。丞相總攬百官，御史大夫管監察，大司馬主軍政。以後名號間雖常更變（如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大司馬為大將軍大司馬），其基本組織則不變。可是公元2世紀末期，原來設官分職的觀念已與事實上發生了很大的距離。監察的職責已由一個次層的官僚稱為“司隸校尉”者擔承。此人具有現代國家內“反對黨首領”之形象。隨着西漢之傳統習慣，大將軍一職，總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當，亦即是官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將軍大司馬通聲勢，顯赫到有廢立權。後漢中葉之後一連串地產生了好幾個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嬰兒皇帝，好像出於機遇，然則也是由於居大將軍職者從中擺佈。宦官之弄權，有好幾個原因。他們是宮內參與機密之近臣，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則必為皇太后倚重。有好幾個有力量的宦官，樹立了維護皇室的聲名。他們也有權指揮京軍，後者就算大將軍大司馬也不一定能掌握擺佈。

公元1**年兩方的主力衝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棄。當公元184年，稱為“黃巾賊”的農民造反威脅國都洛陽時，何進以太后的異母弟之身份晉封大將軍；他討伐黃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後他即與司隸校尉袁紹互通聲氣。他們密謀召集一支邊軍入都誅除宦官。但是宦官張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先下手。張讓之弟張朔，過去在爭執中為另一位司隸校尉李膺所誅，而他媳婦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矯傳旨令誘何進入宮，當場將他謀殺。袁紹為何進報仇時，將皇宮焚毀，將可能拘捕的宦官全部斬盡殺絕，也遇得張讓投水自盡。

文士自衛成了武將

至此漢朝可說氣數已盡。被召人京的邊軍來不及參加這次政變，到達之後也無意維持秩序，其將領跋扈難以駕馭，其士兵目無紀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樞的領§導力量無法挽回，乃紛紛回鄉築塢，組織私人的軍隊自衛。根據最初所謂“上天浩命”。皇帝縱不能一手管制社會上利害不同的各階層，有如地主與農民、舊有和新興的士紳階級、地方政府和**政府，至少也要在他們發生爭執時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實上之發展則以皇室家庭內衝突作導火線，擴張了權力鬥爭，將所有有關的社會問題一齊掀動。此後，漢代名存實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時實為囚人，國都則被焚，全帝國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長期的內戰，自此席捲鄉野，不少的文臣，雖有些志與願違，也因時勢變為武將。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預料天下將亂。可是沒有人能料想到中國會因此失去其對稱與平衡狀況達300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在歷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這場戰役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因為兩方主將之背景使讀者能獨具慧眼的看出他們衝突之範圍。進軍來犯的乃是袁紹，亦即以前企圖一網打盡所有宦官的司隸校尉。在這關頭他希望做由各地所組成的地方部隊的領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經》起家。袁良以他所學傳授於孫袁安。袁安因學術上的聲名才幹，從縣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監察院長）、司徒（文教部∕長）。從此之後袁家再無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謂“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的稱號，當袁紹舉旗而起的時候，他的附從者據說糾集了10萬兵眾在他麾下候命；又稱其食糧曾以大車萬輛自河北運來。抵擋他的乃是曹操，他的背景更為複雜。曹操之義祖父曾騰乃是宦官，以黃門從官的名義為太子待讀。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可是曹操自己也舉孝廉，在朝廷政變之初，他與官僚集團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稱著。他的軍隊大部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自軍屯。他自稱這時候仍在維持漢代的朝綱與體系，這樣的說法也不能為人所盡信。

曹操在官渡得勝，但是漢代終究缺乏起死回生之術。直到公元6世紀末期隋朝興起之前，中國經歷過很多局部的帝國與小朝廷的時代，同時也遭受不少異族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