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二)

高層機構：國民黨與蔣介石

在上列例子裏，可以看出所有國家都企圖脫離以農業經驗為作主的管制方式，採取重商主義的辦法，不論其結局稱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運動由小國波及太國，從海洋性的國家觸及大陸性格的國家，從歷史文化不十分鞏固的國家到這種力量根深蒂固的國家。不僅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可視作這普遍趨向里所作的大型調整，即是今日多數國家的掙扎，包括“有錢的”和“沒錢的”，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國家，也仍離不開這組織上的問題。

假使我們將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國史之上，即可看出鴉片戰爭以來之事迹並非一連串，做得無頭無腦上下不得的錯誤。中國對西方之挑戰的反應既強烈，也前後一貫。她起先拒絕改變，以後將改變限於若干方面，並企圖振起傳統的社會價值以為抵制。這和其他各國的經驗比較起來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與荷蘭及英國曠日持久的紀錄相較，也不能說中國已放棄了很多機會，坐費了不少寶貴光陰。讀者可以再三考慮目下的一段隱喻：中國是一隻大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五四運動已經策劃了上面這塊長麵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覺為革命的主使人。邏輯里下面這塊長麵包，亦即為數億萬無從區劃的農民，則構成革命之動力。可是前者的自覺與後者之解放尚不是這群眾運動之終點。最後之目的在使全國接近世界標準，能在數目上管理，擴大這國家功能上可活動的程度，也增迸它結構上的實力。

以這樣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的條例：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與**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並將之突出於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

蔣曾受無數指摘。有人批評他缺乏系統，凡事臨時湊合。也有人說他無從肅清內部的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動驅使部下。更有人責備他不新不舊，既不全部維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項批評都有相當真實的成分，可是批評的人自己就不能說明如何可以避免這些錯處，此外他們也沒有另闢途徑的講出應採取的路線。事實的發展表示着各種不如人意的地方無法避免。如果另有較好的方針，中國人不難另選賢能。一個現實的證據是周恩來1927年被蔣的部下拘捕於上海．生命幾遭叵測。可是在1936年西安事變時周又周旋使蔣被釋。

看來責罵蔣介石容易，表揚他的成就困難。我們也無從對蔣的言行一句一事無選擇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蔣是一個歷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着一個極為偉大的群眾運動，有了這運動作基礎，才可能有日後的人民共和國之產生。要是忽視他的作為的積極性格，則任何人無從以技術角度解釋何以中國在80年代和20年代會有如是劇烈的差異。

為了保持歷史上的連續性，我們尚且要承認中國帝制被取消之後軍閥割據不可免。蔣收拾着留下來的殘局，只能兼容並包，無從憑己意區分去留。他以黃埔畢業生造成部下主力，於是將各省區間的強人和政客拉攏過來，構成一種人事上的團結。此間應值得注意，這批強人也沒有落地生根在下層獲得選民支持。缺乏財政能力是蔣的另一弱點。中國在帝制時代向來無力動員全國上下一致成為一體和外強作戰，或與類似的國家作經濟上的全面競爭（在這條件下，中國在20世紀和英國在17世紀初期相似）。對日戰爭爆發前10年，國民黨之南京政府獲得關稅自主。創立了一家**銀行（事實上由**、中國、交通和農民銀行分擔應有的央行業務），利用關稅、鹽稅和煙酒稅支持整個新體系。再有收支間的不平衡，即靠國內發行的公債彌補。即算有了上述的舉措，抗戰前夕國家總預算尚只有12億5000萬元。以當日三比一摺合美金計算，為美金4億元。雖說當日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仍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

蔣介石全靠這組織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從，成為中國之希望。也因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軍人，終有全面武裝衝突。他也明知中國無力單獨取勝，必須倚借外國援助。在採取這立場時他只是無可如何，批評者也不應就此指摘，因為他與當日同盟國家的領袖邱吉爾、戴高樂無異。只是戰局結束后他沒有將歡樂帶及於援助他的人。相反的，與他結盟成為一種累贅，也成了一種羞愧不能告人之處，因此他一直沒有被人寬恕。將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殘暴、貪污和無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國人能想起，以每一援華之美元計，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為一種廉價的買賣。如果將國民黨奮鬥的長期結果綜合看來，觀察者應有與杜魯門和馬歇爾在日不同的看法。蔣介石可以被認為首先給中國製造了一個原始型的統一政府。這政府縱有各色各樣不是，它終究主持了自衛，且在圖生存的關頭裏獲得百餘年來在國際戰爭中的第一次勝利。

現代戰爭有一種特性通常尚為交戰國忽視。全面動員極端講求效率之際，戰線之後方常產生一種重新改造社會的運動。一經掀起，這運動不必與雙方宣戰時之目的吻合。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德皇及俄國沙皇彼此無從預悉此次戰爭之成果首在清算專制皇權，因其跨地過廣牽涉過多，不符時代之需要。此與其位於何處、當初以何原因投入戰鬥無關。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希特拉以爭取日爾曼民族之“生存空間”（Lebensraum）為志，殊不知曾幾何時此計失敗，反動所及，各色人種之平等傳遍各處，造成一種全球風尚，甚至出於張伯倫和邱吉爾預料之外。中國之內戰與這種出處縱然不同，也產生了出人意外的後果。

低層機構：**與**

30年或4D年前無人曾預料中國之土地革命將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它的用處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當時對共∕產主義有極端信仰之人士亦不過含糊提及要在農村“將生產力解放”。其他人即以為經濟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這樣的看法顯然也是**的着眼，不然他日後不會再發起不合實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從文化大革命及內戰之後果看來，歷史在長時間內所表現的合理性可能與組織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違。

這也不是說**在歷史上的成就應當小視。40或50年前極少人能有長遠的眼光看透中國的前途將從一隻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結構上改造着手。經濟上的建設應當注重最前進的部門。與農民為伍，不無人道主義的吸引力，要假他們之手改造中國的命運，聽來則不免荒唐。可是只毛鍥而不捨，事實之展開終如他之謀划。他的運動既要勇氣，也要耐性；一方面出於機巧的計略，一方面也靠好運高照。這些條件彙集，才有人民解放軍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種命運上的錯安排：傳統傾向於均一雷同，以爭取動員時的簡單，終能抵擋住對方使用科技的優勢。這優勢不能全面分配，在戰場上反足為使用者之拖累（雖然稍有出入，這基本戰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後使美軍的優勢無法施展）。並且在內戰期間，毛之野戰軍有意避免高層機構。**統治之下極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在戰場上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暨經理人員一般靈活互相調用。在雙方互予彼此極大之損害后，這農民軍的鄉村性格使它元氣容易恢復，為國民黨軍隊所不及。

可是**的農村改造更有長遠影響。中國的農業問題在戰前已由貝克（JohnLossingBuck）、陶尼（RichardH．Tawney）和費孝通等人提出。這問題的根源也可以從各種方誌上看出，總之是耕地短絀、人口過剩、農民負債。可是及至詳細情形經過實地報告提出，當中問題之龐大與嚴重，仍足以使從事工作者驚訝。佃農問題並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時分割得如房間大小，耕牛無從轉身。有時所謂地主與佃農只有大同小異，彼此距挨餓不過只兩三步。放高利貸已是千篇一律，及於放貸者的親戚與鄰舍。所謂剝削也包括僱人工作而給予低過生活費之工資。在這種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濟貧，也難劃分界線。這種種現實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事迹。當初農村問題本已嚴重，最少近幾十年來又無人過問，只令之江河日下，況又內外煎逼，農村且還要承受戰爭與災荒的後果。

**乃是古今一大宣傳家，他認為“蔣介石與美帝”應對這情形負責。在他筆下，凡是中國傳統內之事物全可以稱為“封建”。內戰期間，凡是青年男女受過教育或只有幾分教育的，都全部募來組織戰線後面的工作。中國既已有了整個年輕的一代對現狀不滿，**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美國作家韓丁（WilliamHinton）已將山西省一個村莊裏土地革命的情形寫成專制《翻身》出版，也可視作一種古典型的紀錄。鬥爭以恐怖政策起頭。一批鄉間的流氓地痞先進入鄉村將這村莊制住，**的干§部也用威脅利誘的手段鼓動村民。村民因為過去文教的束縛不願出頭，幾經慫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緒被激起，他們即將村中若干生活過得去者的家產沒收，也有好幾個過去為惡的人被當場打死。可是這一切也還不過是一段序幕。一到**的控制穩定，整個地區也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干§部進入。過度的行為被檢點；對過去之事尋差報仇也不再繼續。村民開始行使他們的選舉權，整個地區內**員的名單也開始露白。所有黨員都要—一在人民面前對賬，稱為“過關”，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為**員，或也要改造學習。各干§部將馬克思的勞力價值說（一切價值出於勞力）教與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時固然視家庭內之需要，也顧及其已有之勞力。事無大小，**員均不厭其詳的—一區分。其所作調查統計之細超過任何習慣之標準。用道德規勸的時候也貫穿各人良心。**與**人執行土地**之精，確實令人驚訝。讀《翻身》，一個讀者可以體會到整個社會實際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盧梭所謂“高尚的野蠻人”在此時出現，也開始組織他們的“社會契約”。主要的行動全經過協定，詳細規劃，初步試驗、修訂，付之實施、重新檢討，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數。在村莊之外，地區工作人員檢討他們的工作時，其擴大會議可以糾集到幾百個代表討論上好兒個星期。韓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會議，有1700個代表參加討論了85天。

這樣一來，**與**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和**也構成了一種發號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它們又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某些單位等於選區。有了這樣的力量擺在他們後邊，**從此對付國民黨的軍隊已無實質上的困難。國民黨軍所轄疆土日蹙，防線也愈退近各市區的城垣。

1950年間的成功，加上與美軍作戰至少也打得一個平手，大為增進了毛的威信。經濟方面的成功也不難道出：1949年以前中國可謂有三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在東北原來有“日滿鮮”體系，東北的生產和分配只向日本與朝鮮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經濟大體向外，由國際力量支配。中國內地既為農民叢集之區，一向被遺棄如孤兒。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三位一體，全部經過共同管制。蘇聯援助數量極為有限，但是無耗費的放在有效之處實施，也發揮了功用。農地集體化，除去了當中的阡陌，減少了荒廢，也節省了人工。中國的工業本來就級位低，又受多年戰爭損壞，所以經整頓培植，新狀態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條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環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條件或已用盡，或無從繼續。

在這關頭，**1958年提出的**顯示他以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問題都可解決。“後院鍊鋼”成為一時風尚。當各種事業缺乏資本的時候，毛認為，鼓足幹勁，筋肉上的額外付出能創造資本。當經濟內服務性質的事業用到盡頭時，他認為即地生產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並規避科技之需要。這樣一來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原始經濟，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過限度做到極端。他力之不及，則雖必需卻令其付諸闕如。自此，這些原始的細胞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無法利用。這和現代經濟原則相違。後者抓住各地區和各因素間之不平衡，將一種互為協定的辦法使一切整體化，而在更大的地區及更高的層次取得平衡。**的災害已經傳遍。可是在這錯誤的後面仍有一種不同的人生哲學。1958年年底，劉少奇指摘**時以為他已創造了無階級社會，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就算得上共∕產主義，中國的社會也無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這一切，劉綜合稱為“一個烏托邦的夢想”①。

經濟企劃失敗，加上蘇聯收手及收成無起色，**的命運跌至最低點。可是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場。這看來也奇怪：如何一個人會有這樣的力量？而事後全國都認為這一切都是“錯誤”、“離奇謊言”、“恐怖空氣”？這樣，我們如何說明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簡概說來，**不能以參與者的言行解釋，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觀察者而獲得適當解釋。它在歷史上的意義可能尚在**本人理解之外。毛做農民運動前後40年，也解決了歷來在中國歷史裏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問題，他並作詩自為炫耀。在其過程中，他也有兩弟一妹一妻一子慘死，他卻覺得他的權力足以保全他創下的運動。同時，不要高層機構着手的廣泛群眾運動也是他的一貫作風。他既有人之弱點，也可能在給新興官僚和一班文學藝術家打擊時感到惡意的滿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創的低層機構從未與上端構成組織結構上的聯繫，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識形態為憑。一到實際的政④治作風露出真相時，**即想不出自己為何必須放棄他做中國革命發言人的地位。這時候他只要和林彪聯絡，又動員紅衛兵，就完成了重新奪取領§導權的一切準備。

**雖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歷史的工具，他，**，一生事業也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環。他已經掃除了農村內放債收租的陋習，過去這習慣如癌症般影響到鄉村裡每一個細胞的健康，阻擋中國的現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產生的均平主義當作最終目的，從今之後一切都維持原狀，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過產生一種現代形式的“均田”。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制度縱有政府下令保護，亦無從防制日後的侵蝕。毛好像不是對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確曾囑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幫”，暫且不說。無可否認，最後幾年他已與林彪疏遠而決絕，而且讓周恩來與尼克遜及基辛格接觸。至此看來，他已經在尋覓另外的對策。

經濟成長與法制

只是**如要和過去傳統上的朝代形式隔絕，那它應當使這新的下層機構成為一個不受拖累，可能生長擴大的經濟基礎。因此經濟也務必要多元化，儘力將互相交換的條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國解剖學上的型式——一個潛水艇夾肉麵包的模樣——才可一去不復還。要是能做到這田地，則**沒有白費。雖說十年離亂，它也供給了一個新改組的機會。況且它的摸索也產生不少教訓。**也顯示中國在毛的佈置之下雖執拗而不能穩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聯繫才能談得上革命最後成功。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國家一經現代化，總是隨着有經濟上的生長擴充。當中的步驟不能全部預先籌措，大致上只能因內外壓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破階段，這運動已替它自已選擇了當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與督導仍然必要，卻已處於次要。多元化的社會（pluralsociety）必因着經濟多元化而興起。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使這運動加速。也就是說其要點在掃除當中之障礙，不是預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決假設的問題。從一切的情形看來，中國已突破這駐點。

中國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處也有壞處。西方人士經常提及的一個印象是，內中有多數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國人民，又有一群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們所說潛水艇夾肉麵包之另一面，本書早已不厭再四提及。這是一個不合時代的體制。因為它的原故，中國上下在過去100年內業蒙受重大犧牲。今日它被剷除，只有極少的人為它流淚。這樣的背景使我們想見今後幾十年內是從事中國法制生活人士的黃金時代。他們有極多機會接受挑戰，盡量創造。針對物質生活的新範圍，必有新法律產生。這種工作過去無從提前先做，有如汽車尚未發明之際無從預先構成高速的現代交通管制法案。英國17世紀的經驗又使我們體會到，起先看來互不相容之觀念，一旦被環境逼迫，到時也可能同時為法律容納而調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機關審案的機會補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個問題：是否中國已在實驗資本主義？我們看來，這問題的本身即應重新考慮。當一個10億人口的國家以超過一世紀的時間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則以前的名詞和詞彙都有重新審訂的必要。現在中國所產生的問題和她背景上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生活條件攸關，因此也有不盡能由西方經驗所產生的語詞全部籠罩之事例。中國緣於地理上之要求，政④治體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組織無從充分發展先期構成多元社會，只好採用間架性的設計，構成**集權的官僚體系。這種辦法貫穿了中國歷史。再則栽培扶植小自耕農，除了極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時代君臣之一貫方針。施政缺乏縱深，也缺乏對一時一地一人一事之詳細掌握。總之就是民法無從展開，私人財產權的各種奧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發揮。反面言之，資本主義之展開必待政府參預。因為將資金廣泛流通，僱用外界人士為經理，又構成交網通信和保險事業，無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統。中國傳統政府無此技術能力，也不願放棄其道德上的着眼為“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僅由它拒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資本主義之展開了。這也就是以大陸的廣泛土地為背景的國家與歐美日本體系主要差別所在。中國農村裏的剩餘既無門徑遠走高飛作有益的投資，小自耕農般又胼手胝足缺乏資本（小自耕農實際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種秋收間的生活費也是一種投資），則韓丁所敘“剝削”在客觀條件上已無可避免。他們在親戚鄰合間的抵當借貸有時只以口語為憑，不一定見文書，倒可以經鄉間的強人如保甲長及縉紳強制執行，因為不如此則關係地方治安。有時候尚用不着麻煩衙門裏的父母官。

**已把這癌症式的複雜情形大刀闊斧肅清。有了以後歷史之發展，才使我們了解其真意義在豁除社會組織上的含糊情形，並非將私人之存積資本全部禁絕。在經濟發展的程序上講，中國迄今在“原始存積資本階段”，大多數人民尚沒有享受到機器時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從狂熱分子之主張，將私人財產整個不要，只能使全面貧窮更惡化。這錯誤既已被認識，但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廓清私人財產權仍無從避免，雖說這行動已算是姍姍來遲而且在解釋其立場時**已大為感到邏輯上之困難。

目前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時下標語概括之，可謂“致富是一種光榮”。這趨勢可以從兩方面說明：一方面是擴張國民經濟的運動，其規模如此龐大，不能不招致私人參加。譬如，即使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全屬國營，它也需要無數零件供應者，服務性質的行店更不可少，如賣汽車的特約經紀與加油站，更有供應快速食品的餐館和車行取款的銀行櫃枱，又有訓練女速記員和汽車旅館經理的學校。說國家經濟計劃都能將各節籌辦得完滿，不免是欺人之談。19世紀中國的自強運動之所以失敗，即是缺乏以上有縱深的準備。

招致私人企業也是承認個人財產權的辦法。此事之重要尚未盡為人看出。這當中的關係有立法的意義。一種事業經過批准，其特權應當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不時將其撤銷，則授權者應有權要求賠償。在這種特權上存積之財富也不當受政④治運動騷擾。如是，私人財產權逐漸鞏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礎。

從王安石失敗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獲得當前的教訓：除非下層有法制上的保護，上端無限制抽稅的權力並非執政者之福。因為全國財政井沒有實際上的結構，各級人員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責，總之即無從考核。這樣也落入一種離奇的局面里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稅重而喘不過氣來，上端國庫的收入則不足預期數量。這也可由最近的一個情形看出：

東北的鞍山鋼鐵廠有好幾十所廠房分散在一個廣大的地區上。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鋼鐵部只拚死要它增加生產的噸數。財政部則以為它是一種財源。省政府與市政府也要求它將鋼材拿出來貢獻本地的建築。如是各方爭論不已。技術上的問題也可能牽扯一段思想上的問題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最後只有提出一段建議，這企業應當視為一種國營事業，讓它自身決策牟利，不過同時向國家和遼寧省兩頭繳所得稅（可是本書出版之日是否照這建議辦理，不得而知）。增強私人財產的權利也無非同樣的將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衛的權力，影響所及，各選區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強調它們的本色，回頭作特殊的貢獻。假如不如此，則照王安石失敗的情形看來，中國只能仍然當作一個龐大的農村看待，農民也仍只能集體驅使。此中關鍵是政④治之**與經濟之擴充必互相提攜。要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實的數字。世界上沒有所謂“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democracy；由魏復古［Karl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帶諷刺之意）。

歷史家從本身的愛憎去褒貶一個現存的政權，與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須具備能力判斷這樣一個政權，尤其在它有一種群眾運動在後支持時，是否在長期的歷史意義里與它前任的行動相銜接。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們沒有理由作否定的答覆。蔣介石、**和鄧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敵視，在宏觀歷史的角度看來卻代表着一種連續運動之三個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國能自由行動之處，無非自它前任而得來。縱使功勞不加在領袖人物的個人頭上，至少也要歸功於他們所代表的群眾運動。

再從中國整個歷史看來，這長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銜接。中國專制時代的第三帝國曆時543年，它的特點是內向而無競爭性格。它的體制既如此的與新時代大相逕庭，故改造起來不能避免極端的痛苦。這情形也和17世紀的英國大致相似。

資本主義體制

再回頭提到中國是否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我們必須鄭重再三聲明，這問題只能有條件的答覆。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說正是如此。如果時裝廣告牌出現於人民大會堂不過一箭之遙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氣的高貴汽車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業以出售股票籌集資本，那就難於解說這些事物仍屬社會主義範疇。可是從歷史上看來，“資本主義”這名詞從西方傳來，到底有它歐洲之背景。如果將四周牽扯的事物一併拿來討論，也可以從狹義的說資本主義只能由市民之特權（municipalfranchise）作基點產生。不論從內從外着去，資本主義總是和自由城市結不解緣。因之市民階級（bourgeoisie）有了他們的絕對優先權。也因此，私人之資本總是在公眾生活中構成特殊影響。中國的革命，從**的故事看來，則主要的是由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領§導農民發動。在後來建國過程之中，中國人發現西方和日本所創以貨幣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從這一點上模仿過去，鄧小∕平影響下之中國才有了一種所謂資本主義色彩。可是這色彩與內容之間仍有極大區別，不僅方面多而且內容深。

雖有最近的放鬆管制，但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從未宣佈它將放棄在很多事業上的專利，這專利及於冶金、煉油及化學工業、機械工程、造船業、交通事業、保險業、對外貿易、傳播事業甚至旅遊事業。這些事業是國民生產值中之極重要部分。目前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員有行使職權之自由。私人企業還只限於小商店、食品供應零售業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業。並且很多事業尚且是撥歸私人辦理，不過是“承包到戶”，出之以合同的關係。此外公辦私營的範圍已擴大，人民公社可以說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為食品生產已由農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說公社已經廢除，因為它們仍是原則上的土地所有人，將土地租與個人。政府也仍在收購食物，管理其分配並釐定其價格。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性格。接受私人資本和採用先進國家管理的技術，並無肅清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形態的趨向。

矛盾與解決

不過，從西方眼光看來，中國自相矛盾的情形極多。此中的混淆也由於某些人士過度渲染，他們好像將經濟合理化的運動牽扯到極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方面，又有對意識形態死硬不肯放鬆的人．他們沒有把“馬克思主義”②當作革命過程中的一種工具，而是倚之為自身安全的保障，這樣一來糾紛才多了。

中國人的平等觀念和某些集體行動之性格有長久歷史根據（詳以上各節，尤其第二章所敘），因之由西方產生的原始型資本主義可說和中國文教傳統相違。這原始型色彩造成城市裏的無產階級，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參加商業戰爭等等，在20世紀巳不能照辦；開頭如此的國家也早將這些辦法革除。要是中國還將它們之所遺棄當作出發點，也是不可思議了。

這樣看來，今後中國可能繼續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極端。這種辦法也是環境逼然。實際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資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過度發展，也是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裏揭示的宗旨，已在半個世紀之前宣佈流傳。很可能這也是發展較遲的國家今後通用的辦法。只是在中國一切還未成定型之前，這種兩端討好的辦法免不了產生一種照片上雙重曝光的印象。以一個國家追求兩種“主義”，也使人猜想它們所代表的力量必將鬥爭得你死我活。

可是事實之發展顯示，任何國家在革命行程中通過突破后都有將兩種體系結合歸併的形勢。荷蘭民國即以聯邦制解決內陸部分與海洋部分之不同。英國即以司法審判的方式使兩種不同的法律觀念融合，亦即將衡平的觀念注入到習慣法里去。其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國能用數目字管理，能適用貨幣管制之方式。中國也無可例外。有了這種突破，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的歷史從此將和西方現代史匯合。亦如以前留下來的成例，過去官方所堅持的正統教條，不論是伊麗莎白以來的聖公會《祈禱書》，或者喀爾文派的定命論，或是馬列主義、《**語錄》，都可以在背景里退去，成為文教上的影響力量，而不致成為令人畏懼之鞭策。對中國人和世界，這是一段良好時光。數以百萬計觀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寢去看陶制兵馬桶，或在北京**門廣場前散步，都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確實情形，而同時欣賞它之圓滿結束。

可是有思想的觀察者不會忽視當前問題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過剩，以及如工業化和保護環境之衝突等基本問題絕不會因革命成功而掃除。自然之災害仍將不斷發生，雖說救災的能力已較前加強。中國經濟完全由貨幣操縱之後，先進國家繁榮及市場不景氣之周期也會隨着發生。雖說在今後幾十年內中國應有一個極好機會在“已有的’和“尚無的”國家之間做和事佬，調節折衝，可是它也可能在兩方之間同被排擠。工業先進的國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擋人民共和國廉價而有技能之勞動力；而尚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則用各種教條，指責北京之侵略性。這侵略性之趨向與中國文教傳統無關。從一個以農立國國家的觀點看來，一個以商業為主的經濟體系總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沒有人能緩敘其間之全部可能性。我們說中國已經過一種突破，不過指出先前若干無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礙現已克服。一個新國家之行動自由必會展開一長列的可能機緣。一般而論，歷史家之職責限於敘述過去。習慣也要求他對現狀保持起碼的距離，以防備事體可能之逆轉。只是在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觀的眼光看去，我們覺得這樣的謹慎已無必要。我們背後已有好幾十年從未間斷的運動邏輯。又有很多先進國家留下來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則我們應當能下今日之結論了。如果我們寫歷史的人再含糊推諉，即是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

①這批判由****1958年12月10日的決議提出，原文載《人民日報》、英譯見（DanN。JacobsandHansH。Baerwald。ed。ChineseCommunism：SelectedDocuments（NY：Harper&Row，1963），pp109-132因為兩人的立場既如此明顯，本書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劉少奇對**的批判。讀者也可參閱**在1987年編印之《**黨史大事年表》頁343以下各節，內中對**主動與間接參與**有直率的批判。

②馬克思主義之本身為由知識界所掀起的各種左傾思想組成的一大集團，缺乏固定輪廓。馬克思自己所作政④治小冊子不如他經濟方面著述之詳盡。《**宣言》內中條列的各項步驟在19世紀中期看來帶革命性格，以後卻供很多西方國採納，連美國在內。此外，《資本論〉則由羅賓生教授（JoanRobinson）與熊彼德教授（JoseghSchumpeter）指出，內中有不少不合實際的地方，如機器只能傳達價值，不能產生價值，如大學教授不事生產，只是社會上遊手好閒的人物，如娼妓，如資本家承擔風險不能算是對社會或經濟的一種貢獻。殊不知現代高等科技如計算機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認的三個因素產生。總之則20世紀末期沒有人能說他全都遵守馬克思主義，更不用說整個國家。

人民共和國國有一做書評家指出本書作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觀點有可商之處”〔見〈讀書〉1983年5月號〉。這點我完全承認。可是另一方面，認為經濟之組織對法律和文教有決定性的影響，作者也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作家一樣無法否認受有馬氏的影響．刻下將歷史觀作冗長、互相繼續而作梯度前進的觀察時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