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明朝自宣宗以後，很少皇帝能專註於國事，朝廷作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皇帝則被賦予濃厚的神秘性格，仲裁百官間的爭執，強迫性地執行開明專制。當時的士紳宮僚，習於一切維持原狀，而在這種永恆不變的環境中，形成注重內思的宇宙觀，使今人看來，晚明時期顯得停滯而無生氣。
明朝有16個皇帝。第一個皇帝葬在南京，第二個皇帝的遺骸迄未發現，下面要提到的第七個皇帝朱祁鈺，則單獨埋在北京西郊，另外13個皇帝全葬在今日國都北方約25英里處，這13個陵寢大致以馬蹄的形狀環繞着一座儲水池。今日很少旅遊者去過北京市錯過了明陵，原因之一，第13個皇帝朱翊鈞（中外人士都稱之為萬曆皇帝）的陵寢於1958年被發掘，茲後幾百萬人曾往他的地下停柩室參觀。
我們參閱歷史紀錄反而可以看出這些皇帝有一種奇特之處：自朱瞻基之後，他們很少有機會在重要關頭定決策而影響到全帝國，只有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可算例外，可是為時已晚。所謂奇特之處乃是他們在和戰的關頭，君主與臣僚通常意見一致，很少有爭辯的地方，反而他們的私生活倒成為公眾的問題，百官爭吵不清，通常牽扯着皇帝御前的行止和他家庭中的糾紛，好像人世間最重要的事體不發生於他們祖廟之內，即發生於宮闈之中。
皇帝的更替
第6個皇帝朱祁鎮不到8歲登極。自小他就受着宦官的影響。公元1449年他年近22歲，有一個宦官勸他巡視北方邊境，在行程之中他遭蒙古人瓦刺（Oirat）部落的酋領也先（Esen）奇襲被擄北去，群臣與皇太后商議之後決定立朱祁鎮之異母弟朱祁鈺為帝，以免也先挾制當今皇帝而在談判時逞上風。這計策成功，次年也先恭送朱祁鎮返京，自后他稱太上皇，居住在宮廷之內的偏僻之處，在中國“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傳統，其被監視有如囚禁。公元1457年，在這樣的安排六年半之後，朱祁鈺因病不能臨朝，太上皇的手下人趁機兵變而使朱祁鎮復辟。他們始終不承認朱祁鈺有登九五之尊的資格，也不算作名正言順的皇帝，所以他身後遺骸也不能佔用北郊千秋享配的地區。歷史家自此承認公元1449年可算明代的一段分水嶺，象徵著這朝代的軍事力量由盛而衰，可是這與朱祁鎮的關係不深。此外他兩次御宇的期間並無其他大事值得渲染，即算1457年的兵變也仍不過是弟兄間的私事。
第9個皇帝朱祐樘的母親是廣西土酋的女兒。因為當地土人叛變，她被明軍俘虜，帶至京師分派在宮廷內管理儲藏雜事。她和第8個皇帝的邂逅生子先保持着為宮用間的一段秘密，迄至他5歲，其出身尚在隱匿之中。不久他的母親去世，他被立為太子，公元1487年，朱祐樘17歲得登大寶。傳統的歷史家一致恭維他為好皇帝，既明智而又體貼人情，可是他們翻閱全部紀錄之後，看不出此人有何值得誇異之處，看來也不過是一位膽怯而缺乏安全感的年輕人，風雲際會一朝得為天子，被安排成為一個業已整體化之文官集團名義上的首長，在位18年。當時唯一的事變為1494年黃河改道，這災難有兵部尚書劉大夏適時對付，此人即是當初焚毀鄭和的航海紀錄，以免以後再耗費國家財力和人力的模範官僚。
在個性方面講，第10個皇帝朱厚照，是明代君主之中最具風味的人物（雖說不是每個人都覺得他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也因為命運的安排，他在公元1505年承繼皇位之前很少受到傳統父母的管束，其時尚未滿14歲。不久之後他即遷出內宮，而在皇城之內他自已營造的“豹房”內居住，與他交往的多是宦官和喇嘛僧，有時也與聲名狼藉的女性廝姘，更有異方術士加人他隨從之行列。他的尋樂與冒險，了無止境，有一次朱厚煦親身出面馴虎，險遭叵測。
他不舉行早朝，而在傍晚和群臣聚會，當朝臣中文學之士和他的教師對其一再現勸時，朱厚照即給各人升遷並派遣他們至遠方的職位。公元1517年蒙古領袖小王子怕顏猛可（BatuMengku）自長城之北侵*明方的邊鎮，年輕的皇帝接受了這挑戰。他將防軍撥歸自己指揮，親往前線規劃，兩軍接觸之後蒙軍被擊退，可是所有的文官都沒有參加這次征役，他們強調明軍的損傷超過殺傷對方的人數。
1518年皇帝又出邊搜索敵軍，這次經過沙漠邊際，始終沒有和蒙古人相遇。當群里諍諫，天子以九五之尊不應冒如是之險時，朱厚照即下令任命自己為明軍之將領，接着他又封自己為公爵，以後他更以命令發表自己為太師，自此他自己的官階都超過所有文武官員之上。1519年消息傳來，皇帝又將以公爵、太師，和大將軍的資格往江南遊歷時，146個文官赴闕啼泣，哀求收回成命。請願者的心目中以為皇帝的舉止乖謬，朱厚照大為震怒，他指令凡抗命不離宮門的官員每人受廷杖30下，其中11人或當場打死或以後傷重而死。
皇帝將他的南行日期延後到秋天，他逗留於南方迄至1520年年終。在一次釣魚的行程之中，朱厚照所親寫的小舟傾覆，雖說被救不死，據說他從此不愈，一直沒有完全復元。次年他身故於豹房，未有子嗣。廷臣與皇太后秘密商議，決定召皇帝之從弟朱厚熜自南方入京，他因此成為明朝的第11個皇帝。
當日廷臣的想法是，這年輕的皇子不僅繼承皇位，他更應當視自己熜祧承為伯父之子，因之皇室之遺傳才能一脈不斷地出自正裔，在祭祀時，也不生枝節，可是朱厚熜拒絕這樣的作法，他登極之後，表明他仍舊以親身父母為父母，並且給他業巳身故的父親皇帝的名位，他的母親也取得皇太后的地位。廷臣因皇帝的舉動而意見分歧，這一糾紛也經年不得解決。公元1524年又有一大堆的官僚赴闕啼泣，皇帝震怒之下將其中134人囚禁，其中16人死於廷杖。而且很不幸地，朱厚熜亦即嘉靖皇帝，御宇期間長達45年之久。
第13十皇帝的行止更令人扼腕。朱翊鈞又稱萬曆皇帝，刻下他的陵寢供眾觀鑒。他在位48年，在歷史上頗得荒怠和浪費的聲名。傳統的歷史家認為他最大的過失，乃是讓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礙公眾事務。他的長子常洛出生之後不久，他熱戀着他第三子常洵的母親。當他企圖傳位於洵而置常洛於不顧時，整個朝廷為之震動。群臣要求他立長子為太子，他一再將建議延擱。各方指斥他度長立幼，違背了傳統的習慣。他又一再否認，可是痕迹俱在，雖否認也不能令人置信。在常治四歲時、7歲時、10多歲時，至近20歲時，廷臣不斷地催促，皇帝仍是接二連三地推諉。直到公元1601年，實在無可再推．朱翊鈞逼於眾議，才意態泱泱地立朱常洛為太子。可是這還不算，宮闈之間傳出，有人企圖謀殺太子，此消息或假或真，或者應當據實查究，或者應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總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場，掀動了他們本來原有的各種明爭暗鬥。公元1620年朱翊鈞逝世。常洛以38歲的成年人即位，是為明朝的第14個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剛一個月之後他即隨父親而駕崩。群臣聽說其死因在於用藥不當，又要追究責任，將這疑案和以前的爭論糾纏在一起，如是者24年，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官僚體系成為決策的中心
當我們企圖將中國歷史之綱要向初學者及西方人士介紹時，不論是口講或筆寫，以上糾纏不清的人事問題，都使我們感到為難。一方面我們固然不應當規避這些情節，本來各項軼聞與秘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提到英國的宗教**時也不能拋開亨利第八因為熱戀着安妮（AnneBoleyn），想離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衝突，在說及俄國女皇嘉芙蓮的開明專制時，也免不了要提到謀殺彼得三世才使她獲得政權之由來。以此看來，中國歷史也就避免不了類似的情節，即算這些事◎故輕佻瑣屑，只要時人視作重要，也不便由我們於幾百年後另自作主，將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間我們所說困窘之處，無非明代史里此種故事接二連三地整幅出現，有時翻閱十年的紀錄幾乎無其他的事可說，全部歷史儘是輕佻瑣屑的故事。
幾經思量之後，我們覺得後面還有一點待提的地方，這是當時人既未提及也無法提及的。當明朝經過創造的階段而固定下來時，朝廷的主動部分實為百官臣僚之集團而不是君主。文官因為科舉取士，也就是甄別選擇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規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復如是。即算朱元璋罷宰相這一官位而終明代未曾復置，以後之各“大學士”實際上亦填補了此缺陷。大學士為文筆之士，起先參加皇帝各項詔書之起草，逐漸因擬稿而有了決定方針與政策的能力，到後來官階和聲望與日俱增，實際上成為統合文官組織的主持人和他們的發言人，只不過他們的行動與決策還是要通過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這實際上是一種表面奇特而內中有理的安排。當一個國家尚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時，君主立憲不可能成為事實。可是獨裁製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當日北京的朝廷自認將無數的村莊集結，而在其管制之下維持一種難得之平衡，絕不可讓皇帝盡量地發展其人身的權力。雖說在理論上講，這種權力並無限制，最後的辦法仍是以人本主義調和這天授皇權，或者說是強迫的執行開明專制。皇帝登位之前既為太子，則有管文學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師傅，講授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大道利。從15世紀末葉的情形看來，恐怕此時的君主已經了解，他們惟一的實權用過在懲罰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則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從不間斷的舉行各種儀節以強調皇帝寶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構成一種弄假成真的信仰。這樣一來，如果有任何爭執找不到確切的解決辦法時，有了以上的安排，則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無個人之利害在其爭執內，他的判斷就具有夭子所賦予的威權了。
從此我們也可以窺見，為什麼頑皮的朱厚照要給自己官銜與職位，以便將他自己和皇位分離，可是其臣僚卻不能將這輕浮的舉動一笑置之。他們既不便公開的反叛，只有採取消極的不合作辦法。而另外的一個極端：朱祐樘為人中庸，也無個性上的表現，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無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對皇位之繼承極端地注意，他們堅持立長不立幼的原則幾乎帶着宗教性的虔誠。這問題容易產生敏感，乃因其關係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為的力量給與或褫奪，則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問題，以後的結果極難逆料。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軼聞並不全是無關宏旨的小事，既有這麼多有識之士以生死爭，這也是在尷尬時期內，以一種笨拙的辦法對付可以謂之為憲法危機的諸項問題。
財政紊亂的原因
明朝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它歷代沿用的軍戶制度很快地衰退；它的財政稅收過於遷就農村經濟之習慣，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組。
軍制的衰退不難解釋：最初奉命以軍戶登記的戶口並非全部出於本願，很多是被強迫“垛”入。如果他們分配有耕地的話，則其地產並非集納於一處，而系和其他私人產業相錯綜。被分配田地的戶口，將地產買賣轉當無從查悉禁止，經過數代之後，有的一口死絕，有的逃亡，軍戶只有不斷地減少，總之就是去多來少。在邊區屯田，其情形稍優，在16世紀初葉，大概很多屯區尚能維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戶數，在內地的衛所則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稅收當然較朱元璋時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從未有系統的制定，基本的稅收數以穀米之石計算，整個朝代很少變更，歷276年，其基數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數外的附加、加耗，和盤運的腳費等等。一般情形下，因為上層要求下級政府作主，自行斟酌地添增，所以毫無管制。朝代初年以責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戶頭上的辦法已不復施用，接着的是將其負擔配予中等人戶，最後只有攤及全民。不給償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為出錢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戶10年一輪，中間改作5年一輪，最後則每年出錢代役。這樣的調整有將全部義務按年征取全部用銀，也有將土地稅和服役之役錢互相歸井之勢。其詳細辦法各州各縣不同，大概視其經濟發展的情形而定，只是其趨勢則全面一致。在16世紀這樣的調整歸併通稱“一條鞭法”。
可是事實上沒有一個縣份做到理想的境界，將所有的“賦”與“役”全部歸井而整個地一次以白銀徵收。讓有些納稅人擔任財政上職責的辦法迄未完全革除。因為它自身沒有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政府只能將收稅機關與經手開銷的機關成對地配合。對**政府講，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項地彼此對銷。當稅收以實物繳納時，全國充滿了交錯的短距離補給線，又因為缺乏銀行及中繼機構，其收支用銀的出納方法大體上仍是如此。一個邊防的軍事機構可能接到收一打以上縣份的款項，同樣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數以十計的倉庫庫房繳納。這種辦法除了極少的調整之外，以後也為清朝襲用。政府之中層缺乏經理能力是第三帝國一個極為顯明的特徵。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雖說稅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縣不同。因為稅率是水平地施行於全體納稅人，及於每家僅有3畝或5畝極為單薄之下戶，其稅收極容易達到飽和點，亦即逾此一步，納稅人已無力負擔。將下戶免稅或以累進稅制增額於大地主的辦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難，民智未開，無法在鄉村之中確切地監視，即使用簡單的現制執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將稅收的程序繁複化，恐怕技術上的困難足以使整個制度解體。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尷尬之處乃中國在近代史里所遇到的最大難關。因為如此，這帝國的資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無法增進。另外戶所積存之剩餘很少用在投資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貸的本錢，即供無謂的消費。因為財政之本身緊貼在農村之上，它也無力扶助村鎮工業和地方上之商業作更進一步的發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財政之實施既缺乏強迫性的管制工具，其賬目數字錯綜，無從標準化，因之隨處都有錯漏，某種程度的不盡不實，只好任之聽之。雖然**政府在上端以嚴格的標準行事，其所加壓力因有技術上的困難在，愈至下端只有愈鬆懈，在執行上，效率也愈低。這樣令人扼腕的種種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擾與蒙古犯邊
在16世紀的中期，大明帝國的雍容安靜氣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稱為“日本之海盜”，他們以波浪式的行動在中國沿海騷擾。按其實，他們的領袖為中國人，也有中國人參加其隊伍。不過在作戰方面講，本地人效用淺。其進攻的根據地在日本，所有的戰法和裝具全由日本人供應。嚴格說來倭寇亦非海盜，他們從未在海上作戰，只是登陸之後包圍攻取城市。
明帝國因為組織上的特殊情形，務必保持一種與外間絕緣的狀態。倭寇之起與走私貿易有關，這樣的不法活動業已進行一段相當的時期，政府官員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紳也雜身其間。中國向無海事法庭，當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參加這貿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聲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態勢形成，這些人終為倭寇之頭目。
當這些強人愈無忌憚地上陸修船，並且私出“傳票”，指令村民在他們“判案”的程序中出“庭”作證時，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風不可長。這海上之威權雖說尚在新生狀態，如不及時對付，遲早會向以農立國之朝代挑戰。可是問題愈嚴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點。有的衛所早已在歷史之中被疏忽遺忘，此時無從動員，臨時募集的士兵則不願戰，也不知戰法，更缺乏款項足以供非常狀態之開銷。因之自公元1553年開始，倭寇流毒於東南沿海達20年之久。
只是堅持到最後終有想像力豐富之戚繼光將之剿平。他憑空創造了一支軍隊，從召募、訓練、給予補充裝備幾乎全部從頭做起。他的軍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着袍澤間密切的情誼。他的士兵全部由內地農村中招募而來，其選擇之重點在於堅韌性而不在於靈活。他給隊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練，他要部隊間生死與共，而以連坐法相脅迫。士兵的餉給只比農業的工資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製造。從政④治的角度看來，他的戚家軍完全符合明朝之農村氣息，並無優秀部隊之形影。軍費之由來乃自現有各種稅收內統添上一種“兵餉”的附加稅，所徵收限於為倭寇侵擾的地區，只因為附加率低，收集時尚不發生太大的困難。只是有些縣份之內原有稅額已近於最高限度，再經過此番之附加，則所有可以徵收的稅源至此用罄，以後再想增稅，即無能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領俺答（AltanKhan）自1540年間即已從各部落間構成一種力量龐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國之東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戰役中投入10萬戰士。自1550年代以來，每到秋天即來犯邊，無歲無之，有時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幸俺答無農業基礎，為他眼務的漢人，人數稀少。1570年俺答之孫投奔明軍陣內，中國防區將領乘着這機會與俺答媾和，授之以順義王的名號，允許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貼，自此之後，終明代，蒙古人未再為邊防之患。簡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雖說一時局勢緊張，其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國改組。
我們今日看來明朝末季停滯而無生氣，可是當時人的觀感很可以與我們的不同，特別是身兼地方上紳士的官僚，他們習於一切維持原狀，在這種永恆不變的環境之中，個人生活不是沒有令人心悅之地，大凡個人在科舉場中得意即有社會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優秀階級的地位已有了相當的保障。這一時代地產換主的情形經常有之，反映着社會上的流動性依舊存在。大概一家一戶之盛衰與科場之成敗互為表裏。此外不論做清官或貪官，只要像我們現代人物一樣被逼着至死方休地求長進，那麼只要做了幾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雖然不足以過奢侈的生括，至少也可以舒適地享受清閑了。
明代的文藝
這種種條件構成一個注重內思的宇宙，在散文、詩詞和繪畫諸方面表現無遺，在哲理談論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藝術家極少例外，都屬於縉外階層，這批優閑人物逃避了世俗間的繁忙，他們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現着他們自己心境上的靈感。明人所寫小說至今猶為人欣賞，其題材有歷史與社會背景，又及於色情與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說，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統。作者有把握地將人物和事物以極大規模的結構盤托出來，但通常其組織不脫離對稱與均衡，在其衍進之間造成一段大循環。即使是現實的描寫，也被籠罩於一原先具有輪廓的宇宙之內。如果還不算，小說家又在每章段之間以韻文和故事穿插，表現出作者的智慧，超過日常生活的疇范。這樣看來，這種小說家的藝術可以與日本之石鋪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學家王陽明。他將佛家頓悟之說施用於中國儒家的思想體系之內。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於自然的傾向，被極泛濫地引用，因之也產生了不少的王學支派，這和王陽明的注重紀律有了很大的區別。
從縉紳官僚階級的立場上講，教養在先，富庶在後。學術上之精到，文質上之選擇和舉止上的合乎大體超過一切。所以利瑪竇（MatteoRicci）於公元1583年來到中國時，他讚美這國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學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為人之常情，尤以暴發戶為甚。一個縉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為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佈着一大堆的隨從；修築花園和精製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內外更為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為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30至40兩，足為農家全年用度。
經濟制度仍難突破
可是所謂資本家在這時代產生的說法並無根據，雖說間有商人成為巨富，但數目極少。農業商品化也只有間或一見的例子，並且缺乏繼續經營的證據。製造棉布仍是一種家庭工業，婦女紡紗可以補助家庭的收入，在貧困佃農的戶內尤不可少。雖說這與歐洲同時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system）有若干相似之處，單獨的有這樣的安排卻不足以使社會經濟改觀。總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國經濟有突破的說法，有它基本的弱點在。與當日帶服務性質之事業無從展開的情形相較，這種說法不攻自破。這時候無銀行，無發放信用之機構，保險業始終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貸為主的當鋪倒以千計。此時也沒有適當的法律和法庭組織足以提倡現代型的商業，而促進資本之存積。何況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本書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紀中以來已無從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當這麼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闕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
科技的進展經過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繼續之進展。從絲綢之紡織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機械設計及處理，似乎都端賴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藥物學因具有實際需要之價值，明人在這兩方面頗有作為。可是無意於節省勞動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識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為停滯的原因。因為中國人既已有了現階段的成就，如果繼續研鑽，似乎不難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數學工具，獲悉宇宙內更奧妙的神秘。
在農業方面，明代特別值得提出之處為煙葉、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陸輸入。後面兩種農作物因其可以栽種於前未耕耘之山地，對於解決食物問題更具有特殊之價值。可是在農業技術方面說，明代甚少進展。元代忽必烈所頒發之《農桑輯要》內中圖釋之農具，幾個世紀之後再無增進，可見得傳統的農業技術在相當時間之前即已達到其最高限度。
然則明朝儘力使中國內部均勻一致則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後華北即無異族逗留的痕迹，華南有了省區之間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廣大的地區，也使西南之少數民族更感到壓力。歷史上估計中國的人口，總多少帶有冒險性。可是中外學者已有共同的觀念，認為公元1600年前後，中國人口巳接近15000萬，這是歷史上的最高點。雖說明律不許人民泛海，事實上向東南亞各國移民好像未曾間斷。公元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開放福建之月港，當地接近廈門。以後國際貿易相次展開於廣州及澳門似從1578年始。
利瑪竇於公元1595年來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紀錄。我們今日看來，可以想見中國在16世紀末葉，頗像一種玉制的裝飾品：從美術的角度看來有它本身之完滿，可是在結構的方面看來實為脆弱。因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內部的增進已至極限。用不着說，這樣一個國家不容易動員，對外界的壓力亦缺乏抵禦的實力。
張居正與萬曆皇帝
實際上在利瑪竇行經大運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國已經嘗試着窮最後之力作一番振作。這運動是由張居正一手經營，他這時是首席大學士，同時也是朱翊鈞（即萬曆皇帝）的導師。當萬曆在公元1572年以9歲登極之日，張居正因皇太后之信託，成為皇帝的保護人。他和宮內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於是行使職權時具有相當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沒有宰相之名目。他將自己的親信佈置在內外機要之處，也將自己權勢推廣至朝臣之監察彈劾部門和文書教育部門，同時親身管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張居正不辭勞瘁，經常以個人之書牘和各地巡撫總督談論國事中之各種問題，所以各種方針與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當各臣僚建議於御前．而張居正以大學士的資格代皇帝批答時，不過將經過協定的謀略具體化。張居正既有人事權，便常引用各人的升遷為餌來籠絡部屬，張居正以這種方法獨攬國事達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剛57歲卻出人意外的溘然長逝。
張居正具有智謀，精力充沛，也會使用手段，而且經恆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難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國自創立之始即不容**。它不像一個國家，而像由一種文化塑成的形體。在某些地區，衛所制度無法廢止而找到接替的辦法，而國家的財政資源則過於分離散漫。
張之運動不能算是整體的**或局部的**，它不過重整紀律而嚴格地奉行節儉。在他策劃之下，所有不緊急的支出全部從緩。預算之緊縮及於各部門，所有賬目均嚴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須強迫達成節餘，毫無寬貸。所有官員都要將任內稅收數額如預定的征足，非如此則不能升遷，即已退休的官員也可能召回追究責任。此時剛值倭寇蕩平和俺答和議成功之際，這一套部署使明帝國在10年內，國庫里存積銀1250萬兩。茲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軍兩次被遣往朝鮮阻擋豐臣秀吉的入侵，作戰時兩方都犯有戰術及戰略上的錯誤，經年勝負未決，只是明軍能支持到15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雖無決定性的勝利卻已達到戰果。造成這結局的一個主要因素，即是支用張居正攬政時代之庫存，使軍費有了着落。
可是張居正從未企圖改組政府或重新創製文官組織。除了加緊邊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導引到主要**的步驟乃是1580年的全國士地測量。不過在測量結果尚待審核之際張本人先已去世，以後無人主持，其數字未得繼任者的切實注意。
張居正的籌措雖有限度卻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這運動的主持者身故，反對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機捲土重來。而另一批人則認為張逾越了他的權限，他們聯合起來進行一場平反，而此時擁張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員則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為之停頓。
萬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對派的指摘，認為張居正確實蒙蔽了御前的視聽，而下令褫除張居正生前的各種榮銜。他沒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種小集團，也各懷不能公開的利害關係，倒因藉著擁張與倒張，整肅和平反，更分成派別。再加以萬曆自己對於傳位的問題處置乖方，使情形更為惡化。這兩件事原不相關聯，只是彼此都與明帝國的基本組織有關。自當時人的眼光看來也彼此都與道德有關，於是各種問題一起時彙集，都助成黨派間的辯駁。1587年前後，臣僚又開始因對皇帝之諍諫而指責御前的過失，稱萬曆奢侈荒殆，偏愛於皇三子的母親。
起先萬曆赫然震怒，可是他領悟到，懲罰向他攻擊的人，只使他們在其他諍諫者心目中成了大眾英雄，於是他也採取消極抵制的辦法，他將各項呈奏擱置不批，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補，同時住在深宮之內，停止了各項儀節，不在公眾之前露面。
當他向臣下罷工，使百官缺少絕對仲裁的權威時，皇帝已不能加於他們頭上更大的災害。後來臣僚又集中攻擊各大學士，使有為的人無法安於這職位。在這情勢愈來愈不對之際，一群較年輕的官僚組織一種重整道德的運動以期挽回頹局，因為當中有好幾個利用無錫的東林書院作為議論朝政的講壇，他們的運動也被後人（尤其是今日西方的漢學家）稱為東林運動。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們不能採取更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手段。在我們看來，明朝的上層官僚組織已將道德的名義一再濫用，因着意識形態造成派別，其爭執愈為籠統抽象，愈使他們無從看清當日的技術問題已超過他們所能對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們所謂“憲法危機”尤然。當東林人士自稱君子而指責其他的人為小人時，和他們作對的人也與他們一樣，使用窄狹的眼光，隨便評議人物，只不過將君子與小人的名義倒置，而應當作仲裁的皇帝卻高高在上，不聞不問。
朝代的殞落經過這段蹉跎之後，萬曆之孫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個皇帝（他即位時緊接萬曆，因為第十四個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個月），在位期間有一個“宦官獨裁者”魏忠賢出現。他用特務人員迫害文職官員，使各方憤怒。可是今日研究歷史的人將所有紀錄仔細檢討，只看出當時的官僚組織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鬧之中卻無一定的目標，也所不能自辭其咎。
萬曆時代還發生一些事沒有被人察覺。白銀由海外流入，使東南受益卻未及於西北，西北諸省倚靠**政府向邊防軍的津貼，才能維持平衡，而且流通於全國的銀兩總數也有限。例如張居正存積庫銀時立即引起通貨緊縮，重要的商品價格因之下跌。當明帝國用兵於東北，與滿洲人作戰時，朝代的資源重新安排，實陷西北區域於不利。我們不能忽視此中關係和以後流寇橫行於西北的影響，他們終使朝代傾覆。還有一點則是北京政府處在各種爭論而且僵化之際，全國各處地方政府之行政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勢。
這些隱性因素必須與明朝覆亡的顯著因素相提並論，例如萬曆的懶惰與奢侈。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時缺乏任何值得振奮的因素。張居正身後被謫，等於昭告中外明朝已無從**。
玩世不恭的萬曆無法逃脫應有的後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遠，他的10萬大軍在今日東北被日後廟號稱清太祖的努爾哈赤擊破，後者最多亦不過率兵6萬，卻膽敢以騎兵向擁有火器的明軍衝鋒。現存的文件證實，清朝的創始人將明朝之天命奪取過來之前．已看清對方的各種弱點。
努爾哈赤自己將於下一次的戰役中殞身，萬曆皇帝朱翊鈞的生命尚有一年有餘。他的皇位終於傳給他不願由之接替的兒子。一個月後他的一個孫子又接替為繼承人，也在位不過7年。另外一個孫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終於在朝代覆亡時自縊殉國。可是自1619年戰敗，朝代的命運已被註定，此後的四分之一世紀只有令人感到頹喪。戰場上一時的勝敗不足以左右一個基本方向：明帝國今後要兩面受敵，西北有農民暴動的流寇，東北有滿洲的騎兵，而帝國的財政資源大致在南方，無從有效動員利用，去支持這兩面的戰爭。最後，亦即第16個皇帝朱由檢，為人急躁而帶不妥協的性格，只向各方表現出命中注定他輪上了一個悲劇性格的角色，卻又罄其所有地掙扎，結果，成為一段實足道地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