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1)

——李約瑟博士所稱中國官僚主義的一個例證

李約瑟博士對中國人民的熱情，數十年如一日。他將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特長及精彩的地方，作有系統的報道，著書盈棟。其提出思想史及科技史的例證時，引列詳盡，下筆豪邁，久經中外人士推崇，毋待本人贅述。

可是李老博士治學與處世，還有他偉大的地方，乃是不恥下問，不持成見，真理所在，不怕得罪權門，不作人云亦云。他在1949年後，認為中國之所以採取社會主義的途徑，乃是避免西方諸國工業革命時所產生貧富懸殊，多種社會病態的覆轍，因之首先表示同情。韓戰期間，又竭力主持公道，以致為當日西方各國政府當局所不容，他多少年後，旅行講學，還被限制，為筆者耳聞目睹。而李老博士對人民共和國幾十年的施策，也並不是“一邊倒”。例如1974年，國內所謂“批孔”運動，正在方興未艾，他到香港大學講學，就偏要提出孔子仁民愛物的偉大。用英文演講還不算，他又用中文誦述明儒顧炎武的《論學》一段，以“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作結論李老博士講稿發表於UniversityofHongkongGazette，，，part1.上述結論見於p73.。可見他對學術真實性的重視。這種觀點不會因一時政治的風氣左右動搖的。

同樣情形下李老博士也不會對中國事物盲目崇拜。中國文化的優點固然值得讚揚；但是它的缺點也應當提出批判。譬如傳統的方法治史，認為作史者筆下一行“褒貶”，則天下之至善與極惡，毫髮畢見，涇渭分明，千古一律，實在是故步自封的看法。亦即是認為盈天地之道(這“道”有自然法規NaturalLaw的意思)統統在史籍的字裏行間，羅列無餘，也再用不着開闢途徑；也再用不着推陳出新。李老博士曾以此與歐洲中世紀的思想相比，彼此都離不開“原始的假說”(Hypothesesoftheirautochthonousdevelopment)，是以束縛自然科學的發展JosephNeedham，TheGrandTitration(London，1969),pp241-242。

李老博士自己治學，可以淵博二字概括之。因之他的歷史觀，不是容易概述的。大凡有創造能力的思想家，在大刀闊斧的姿態下開懷立論的時候，常有自相矛盾的現象，馬克思如此，盧梭(Rousseau)如此，李公也有此趨向。但是這種矛盾並不是構思者在邏輯上舉棋不定，而是眼光開闊時，邏輯的範圍過小，已不適用。也等於康德(ImmanuelKant)所謂“了解”(德文verstand)與“理解”(德文vernunft)不同。前者得自我們的視聽與經驗；後者則在人類經驗範圍之外，應屬於神學的領域。我們即作假定(presupposition)，雖稱客觀，仍不離主觀的色彩。李老博士自幼在基督教的影響之下長大，他當然不會放棄至美至善即屬於神的立場。因之我們只能模仿造物，而不能因人力而自稱已巧奪天工。即使是絕代才華的人物，在造物主前仍為凡夫俗子。可是李老博士也受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又覺得盈天地之至美至善，亦可以在一草一木之間，甚至在凡夫俗子一事一物之間發泄無餘。所以他一方面認為真理為一切事物抽象的總和，帶有合理性；一方面又認為真理不外日常生活中各種機緣間的一種美感。這矛盾的趨向，讀者可以偶爾從李老博士的著述中窺之，而我們有機會和他接近時則更容易看出。

以上所述，已涉獵於人生哲學，超過本文預定的範圍遠甚。然則不提出，則本文寫作的目的，無所交代。在作者的眼光中，前述矛盾，在大範圍內則不成其為矛盾。亦可以說因其矛盾，更能與真理接近。因其淵博，故能容物。李老博士為科學家，可是沒有放棄他思想的體系。他又皈依宗教，卻不受硬性教條的束縛。今日中國企求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過程中，當應覺得效法李公之處至多。

筆者在大學攻讀時，已讀及李公著述。初與此公以書牘接觸，事在1967年。當時前任哥倫比亞大學富路德教授(ProfLCarringtonGoodrich)緘薦，李老博士囑於五六年間，往英倫一行，襄助其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中束縛科學發展之處。這對筆者言之，實為天外良機。其唯一令人躊躇之處，乃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二和老博士其他著作提及“封建官僚主義”(feudalbureaucratism)一名詞，和筆者所習所讀不無逕庭之處。因之與李公多次書面磋商。李公不僅不以此種問題為節外生枝，反而指出他對這名詞並無一成不變的看法，如果新研究能提供不同的說法時，他還願意修改以前的觀點李老博士致筆者緘，17February,1970,李老博士着重於官僚主義，而不着重封建，則見於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Cambridge,1956),。像他這樣一個世界聞名的科學家與著作家，又為皇家學會會員，竟在筆者一個無名小卒面前如此謙虛下懷，真令人嘆賞無已。很多人學術上的成就不如李公至遠，已經知過不改，一錯就錯到底，而且拒絕批評，還要拖其他人一同去錯，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李老博士願意修改自己以前的觀點，也與以上所述各節相關。因為他寫歷史，不是一字褒貶。我們人類的經驗愈豐富，則對自然法規的了解愈深切。修改verstand，亦即是增進vernunft。《中國科學技術史》寫至卷七，覺得以前卷二所用名詞有修正的必要，乃是此書自創意至寫作出版，至今將半個世紀，我們對世界的了解，業已前後不同也。所以與其指責其為矛盾，則不如嘆賞其為淵博，《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亘20世紀中外學者對中國傳統文物的看法，不是永遠傳之子孫，一成不變的看法。唯其保持因時修正的作風，則下一代及下一世紀的讀書人更可因此書而推陳出新，因之而更能表彰此書與作者的偉大。我們之慶賀李公良辰，從此觀點出發，則更能闡揚其意義之長遠。

中國之封建制度，被譯為feudalsystem，啟始於日本學者，迄今已將近百年。當日譯者對中國封建的設施已經含糊不明，而對歐洲之feudalsystem不可能更有深切的了解。因為歐洲feudalsystem之被稱為feudalsystem起源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當日學者以此名詞綜合敘述中世紀一般政治及社會組織的特徵，並未賦予歷史上的定義CarlStephenson，MedievalFeudalism(Ithaca，NY1956)，p1.。而縷列這些特徵，也要待許多專家如CarlStephenson及MarcBloch的多方考證，他們的著作也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問世。所以以前稱中國社會為封建，或為feudal，都只有概括籠統的意思，未可作為定論。

本文作者於1972年於劍橋與李老博士面談之後，才知道他以前提及“封建官僚主義”乃是於1940年間留華時期，根據中國一般學者常用的名詞襲用；有時也將此名詞倒置稱為“官僚封建主義”(bureaucraticfeudalism)。所稱封建，也只涉及當日君主專制的背景，帶有守舊及落後的意思。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先提出此一體系的存在，以待日後的研究搜索。並未附和若干學者所謂人類歷史無可避免的階梯，尤未認為中國歷史一定要和歐洲歷史相提並論，也未曾預測封建這一名詞，會在中國如此濫用。

1973年，筆者尚在劍橋，前任賓夕法尼亞大學現已退休之卜德教授(ProfDerkBodde)來訪李老博士。(茲后卜德教授也擇居於劍橋兩年余，對《中國科學技術史》作有實質上的貢獻。)他也曾對此封建及feudal一問題，下過一番工夫卜德教授的論文為DerkBodde，“FeudalisminChina”，inFeudalisminHistory，(Princeton，N)，，並參見卷內編者介紹。。他們商談之後，李老博士已決定卷七不稱“封建官僚主義”，則另將創造新詞。但是李老博士對筆者稱，其為“官僚主義”，則為確鑿，已無可置疑。

《中國科學技術史》卷七問世有期，而筆者覺得如在此時闡揚李老博士的立場，在學術界及出版界必能引起領導作用。本文作者在1972年至1973年居劍橋一年，和李公日夕磋商之外，也於1974，1975，1977，1978及1980年間多次聚首。而尤以1974年聯名發表TheNatureofChineseSociety：ATechnicalInterpretation一文JosephNeedhamandRayHuang,“TheNatureofChineseSociety:ATechnicalInterpretation”JournalofOrientalStudies(Hongkong)，12∶1-2(1974)，pp1-16；EastandWest(Rome)，NewSeries，24∶3-4(1974)，，在研究全文結構及措辭用字的時候，親臨謦欬，得益至多。可以說對李公的了解，較一般人為周密。可是這篇文字的寫作，並未經李老博士同意，雖稱洞悉李老旨意，仍是筆者窺測。所用資料也是筆者自己搜索，從明代史着手，只能代表筆者專註的興趣，不足以網羅李老的淵博。可是也唯其如此，更能“借花獻佛”。做壽辰文集的主旨，一方面在表揚受賀者的成就，一方面則由作者加以局部的創作，以代酒饌。這篇文章的旨趣如是，讀者鑒之。

嚴格言之，歐洲之feudalsystem是西歐歷史上的特殊創物，當時羅馬帝國的遺澤猶存，若干中央集體制的機構，仍被後人襲用。但是日耳曼民族，以武力征服西歐，他們也有他們部落間的習慣制度，這兩者在地域間折中重疊，遂成feudalsystemMarcBloch，FeudalSociety，英譯本，譯者(London，1961)，此書為研究歐洲史者必讀，特請王毓銓先生回國之便帶回一部，希望早日譯為中文出版。。其譯為“封建制度”，已屬勉強(愚意早應譯為日文之“譜代”，發音為fudai，與法文之feodal更為接近)。

如即以feudalsystem為中國之封建，則其間共通的特點，更不容忽視。這些共通的特點經過多數專家的集體研究，大約可以綜攬於以下三點詳28頁注①內FeudalisminHistory.：(1)威權粉碎(fragmentationofauthority)。即封建制度行時，雖仍有中央王室的殘型，其實稅收之徵集與支付，民法與刑法之裁判，以及兵役的區處，全由以下地方首腦就地做主。也可以說是集“地方分權之大成”。(2)公眾事宜成為私人產業(publicaffairsbecomingprivatedomains)。裂土封茅，必經過遺傳，才能固定。所以中國傳統，以“桐葉封弟”。西歐則由為君者以泥土一塊，執於為臣者之手中。兩方都象徵方域內的土木，全部成為受封者的家產，通過遺傳，永為恆業。這樣一來，所謂政府，必為私人政府。皇帝的寶座以家傳的不算，而是要下至各鄉邑，全部出諸遺傳，全部成為私人家業，而且這樣以私為公，以公為私的辦法，並非短時間的違法，而是長期間的合法才算是封建制度。也就是要做到《左傳》裏所說：“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才算髮揚了封建精神，以致全民都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都有尊卑上下的序次。所以封建(feudalism)必有“次層封建”(subin-feudation)。(3)武士傳統(warriortradition)。根據以上所述，全民都在一個金字塔的形式下保持其固定的身份，則其社會組織，已近于軍事機構。武士的活躍，是為必然趨勢。這種武士身份，有其社會價值，並非普通的職業軍人，也無平時與戰時的區別中國在先秦，毫無重文輕武現象。“軍事部分不僅在政治機構中被尊重，而且認為有高度價值。”見於Frank，“PhasesandModesofCombatinEarlyChina”，ChineseWaysin(Cambridge,Massachuetts,1974)，。

基於以上三個條件，中國歷史之可以稱為封建社會的階段，至為短暫。卜德教授認為古代商周之間為一個封建階段，魏晉南北朝間又為一個封建階段同28頁注①，。還有人認為他引用這名詞過於廣泛。因為漢末統一的帝國已不存在，只有天下分裂，動蕩期間，不成其為制度也。

所以將漢、隋、唐等統一的大帝國，與歐洲中世紀的feudalsystem相比，已屬不倫不類。而中國固有的名詞，“封建”亦與“郡縣”對峙。前者出諸遺傳，着重地方分權；後者則凡人事派遣任免，全不受遺傳之限制，完全出於中央集權。稱郡縣製為封建，更是濫用名詞。

至於明朝，中央集權已登峰造極，重文輕武，也史無疇匹，而且除皇位之外，凡遺傳之官職則無實際之權責，有權責之官職則不遺傳，可謂與以上三個條件，完全相反。即明儒顧炎武之《郡縣論》也稱當日政治制度，放棄封建精神過多，矯枉過正，不合實際顧炎武曰：“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又曰：“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以上見《亭林文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6。顧之反對矯枉過正，由楊聯陞簡單地介紹於英文讀者。見Yang，Liensheng，“MingLocalAdministration，”inChineseGovernmentinMingTimes:SevenStudies,Hucker(NY.,1969)，p10.。而今人三百多年後，仍稱朱明王朝為封建，是即以皇位繼承為封建。如此則今日英國，尚未脫離feudalsystem矣。濫用名詞，容易改變觀感，發生錯覺。筆者所專攻者為明代史，最近十餘年來，發覺中外著作，濫指朱明為封建，以致引用史籍，不假思考，以訛傳訛之處，重見疊出。姑舉二三例如次：

萬曆帝朱翊鈞中年之後荒惰成性，最為現代學者指斥為封建威權的代表。1599年，他因為三個皇子的婚禮，手令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兩，作為大禮及採辦珠寶的費用，與以上所述公眾事宜成為私人產業的條件符合，被研究明史的專家，研究貨幣金融的專家，以及為專題論文的作者引用，不止一端認為此二千四百萬兩白銀業經萬曆使用者，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漢，1957)，頁135；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1954)，頁463；龔化龍，《明代採礦的發達和流毒》，(《明代經濟》，包遵彭編，台北，1968)，頁127。類似者尚多，也有記入西文資料中者。。其實當時戶部每年的收入，以白銀在北京收受者，不過四百萬兩左右。這二千四百萬兩數目之龐大，即有蹊蹺。如果讀者細閱《明史·沈一貫傳》，即可見：“時國本未定，廷臣爭十餘年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禮者益迫。帝責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為冊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明史》(中華書局1974標點本)，。。其故事重點在“以困之”三個字。當時戶部無此龐大之款項，萬曆亦無意動用此龐大之款項。只是廷臣一定要他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萬曆自己屬意皇三子朱常洵)，他就要廷臣進銀二千四百萬兩作為要挾。站在廷臣這一方面的，還有戶部尚書楊俊民，接到皇帝手令日內，死於任所。廷臣報告皇帝，即稱“本官亦因之而斃”《神宗實錄》(台北，1966影印本)，頁6207。。可見問題在於君臣不和，而非罄國庫數年收入為皇室一朝花費。此白銀亦未繳撥。

後來萬曆屈於眾議，立常洛為太子，常洵被封為“福王”，建藩府於洛陽。皇帝手令湖廣山東河南三省，撥田四萬頃，作為福王莊田。四萬頃為田四百萬畝，為數千萬人民衣食的來源，其撥為一人家業，確有封建制度的趨向。如果此事屬實，則若干歷史家稱明代為封建，不容置辯。

可是福王如領有此龐大的產業，勢必按照封建制度的辦法，將其領域實行“次層封建”，裂土封茅地給予親信掌握，並以遺傳的方式，使巡視莊園者即為武士，才能永保無虞。事既如此，則私人財產以私人軍隊巡衛。李自成造反時，福王麾下必有組織的抵抗，決不會無聲無響，束手就擒。至此事已可疑。

因此研究明史者，又必追索原始資料，訪查真跡。其實萬曆指派四萬頃，是和群臣討價還價的辦法。萬曆自己就減為二萬頃，為原索之半。而福王也再三“推辭”。而真正的問題，又不在田土，而是佃金。緣河南在明初，地廣人稀，以後數世紀后，開墾之地稱為“白地”，其主權常有問題。地方官斟察之後抽稅若干，既未並於一般田賦，也難說是官田的租金。山東亦因黃河改道，淹沒后又變為乾地而開墾的田土，情形亦復類是。湖廣地形變化，開墾更多。昔日湖沼成為“圩田”；以前河岸瘠土，僅征“蘆課”者，至此也有增進為良田的形勢筆者所著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16thCenturyMingChina(Cambridge，1974)，pp107-108；254.。根據不完全史料，可以看出這些土地的稅收，縱未全部飽地方官之私囊，也未完全公開交代。皇帝也不直說，而總是漫天要價，責成這三省官員，在他們出進之間，每年以銀四萬六千兩交福王，以作王府用度。各官員口稱無田時，福王派人在河南偵查與地方衝突，事誠有之。但是將十多個縣份的田土，劃為一人的產業接管，則技術上亦不可能。遲至1617年湖廣官員只承認每年繳銀三千六百五十九兩。因之筆者估計，福王掌握極少數田土之外，所謂莊田，實為現金津貼，年入不過兩萬兩《神宗實錄》，頁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此實情亦摘錄於筆者所著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NewHaven,Conn1981)，中文版為《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1985)。。雖說數目浩大，和四百萬畝的田地比較，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又崇禎時堵允錫奏疏稱：湖廣之“長(沙)善(化)兩邑，舊額百萬畝，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萬畝”。今日仍有人摘此作為明代為封建社會的例證1979年冬，筆者見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土地所有制論綱》排版，頁25，38，仍有這段記載。特與友人JamesGeiss君造訪傅先生於旅舍，告知本頁注③情事，但不知《論綱》出版時曾修正否。。其實堵允錫所稱畝數，全無實據。日本學者清水泰次終身研究明代土地制度。他在1928年即作文指出事不可能，堵信口開河，“無數字觀念”清水泰次，《投獻考》，載在《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1968)，頁404。原文登載於1928年7月，《東亞經濟研究》，12卷3號。亦見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又如兩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割佔為莊田，又有王府旗校巡邏徵稅，則滿清入主，勢必有極大的衝突，此亦與實際情形不符。

以上三數事，即可以看出不顧客觀條件，只從原始資料斷章取義的摘錄若干文句，無學術價值。因其只能對當日的事實真相，作無實際貢獻的參和，以表白作文者本人說有根據。而其實將16世紀白銀流通狀態，土地佔有情形，地方官之行政效率，皇帝與廷臣的關係全部混淆，使以後治史者，不知如何下手。其所褒貶，倒與今人無關。只是舊社會的弱點，今日亟需避免及改革之處，則因此名詞錯用，以訛傳訛，反被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