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3)

只是威尼斯以一個捕魚製鹽的村落，還要等到造船業進步、十字軍東征、商業基礎展開之後，才徹底表現它成熟的資本主義性格。它的法律是在13世紀前期翟波羅(GiacomoTiepolo)做統領時制定的。從1300年之後威尼斯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時它的法制大備，雖然永久性質的股份公司，還是以後的事。這時一宗生意的投資，或是牽涉到三兩個人，或是牽連很多人，或是幾個月結束，或者幾年結束，都可以照成例安排。現代商業的技術，如海上保險、信用票據(letterofcredit)、複式簿記、提貨單(BillofLading)和長期駐海外的經紀，都已產生。到1400年之後，威尼斯已有現代性的進出口商場，就是外來的人，也可以和本地商人訂立合同。生意如有糾葛，則有商業法庭之curiadipetizion做主，律師由法官指派，但是也可以用私人律師，所有賬簿信件可以被傳送法庭閱核Norwich,pp155-156；Lane，pp51-52，414-417；Braudel，Afterthoughts，；Lane，AndreaBarbarigo，MerchantofVenice，1418-1449(Baltimore,1949)，p18，98，112。

為什麼在談到資本主義的形成，我們要扯上這麼多技術因素?這就是以前所講的，一項法律要行得通，必有思想信仰和社會力量在後面作根據。威城這樣的做法，有參議院在後面支持。這和歐洲中世紀的習慣和道德觀念大相逕庭，而它的思想信仰又能通過真人實事而行得通，這才造成了一種“主義”。這也就是說威尼斯通過了人的性格、自然法規以及治國平天下的前提下提倡資本主義。

威尼斯的弱點，則是它沒有生產的基礎做它商業技術的後盾，它的範圍，受島上人口的限制。後來就有1453年土耳其人之佔領君士坦丁堡，和1488年葡萄牙人之通航於好望角。這兩項事情，習慣上為歷史家認作威城中衰的里程碑。其實地中海商業之衰退，並沒有立即開始。在人文上講16世紀才是文藝復興最好的時光，威尼斯和佛羅倫薩同佔有極優越的地位。以後威尼斯衰微不振，終被拿破崙交給奧國。這也不能說是它的制度落伍，而是一個自由城市，單靠一個海島上的商業組織作本錢，到底不能長期與大陸上數量的優勢抗衡。

我們讀歐洲史的時候，常常覺得奇怪，為什麼意大利人這樣的商業組織，不能立即為西歐大國如英法等照抄。在仔細追究幕後原因的時候，才知道有關經濟的問題，必定要牽扯到社會上很多其他的因素，要改革也必須全面改革。其範圍之廣，有如一個走獸之蛻變而為飛禽，倘使沒有內外劇烈的壓力，也組織不起來。而且身當其事的人，在醞釀的局面下活動了好幾十年，還不一定明白他們活動的真意義。甚至要等到歷史家在幾百年後，把全部經過和以後事迹對照，又和類似的問題印證，才能“發現”這些變動在歷史上的因果關係。

比如英國在1300年後，對外貿易已受意大利人操縱。來自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地居留於倫敦的人，稱為“郎巴德人”(Lombards)。他們開設銀行的市街，稱“郎巴德街”(LombardStreet)。一方面他們已有相當雄厚的商業資本，另一方面是宗教改革之前，教堂擁有很多的地產，就是不屬教堂的地產，耕種人也有向教堂繳納“什一捐”(tithe)的義務。內中一部即須貢獻於羅馬的教皇，其實各地的收入早已有承辦人頂包，得款也不直接繳解，而系由這些銀行發給匯票，其現金則由意大利人通過英國寺院購買羊毛運至弗蘭德斯(Flanders，即今日法國、比利時一部及荷蘭一小部)織成布匹，銷賣牟利。這買賣通過不同的體制，所以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權。如果訴訟兩方都是意大利人，則由其領事受理；如果牽涉英國人，才組織混合法庭MMPostan,E,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Europe,(Cambridge,1963),,,117;Cheyney,opcit.,,29.但治外法權似系兩方互用，英國領事也在意大利裁判案件，詳,EconomicHistoryofEngland,11thed(London，1956),Vol.，。主要的原因是兩方社會生活習慣相差過遠，況且又涉及信仰。如果英國能在這時候採用新時代的商業法律，那它也決不會讓郎巴德或意大利人去壟斷它的商業和農村經濟了。

後來的事實顯示，能夠在16世紀之末和17世紀之初，開始採取新體制的國家，是較意大利自由城市大，但又較英法為小的國家。尼德蘭聯邦(UnitedNetherlands)，普通一般人稱為荷蘭(其實荷蘭為這國家初獨立時七省之一，今日之尼德蘭王國則有十一省)，不像意大利的自由城市一樣地缺乏宗主，卻也不像英法等國一樣地受堅強王室的管轄。所以資本主義在這國家獲得第二步的立腳點，也可以證明歷史在它長期的發展中，仍有它合理的程序。

尼德蘭或低洼國家(LowCountries)包括今日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因為地處北海之濱，在歐洲形成封建社會的時候，是一個不大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到中世紀之末，本地市鎮居民自治力強，很多封建的宗主，承認這些市鎮享有特權。12世紀之後這些市鎮普遍地建立城垣，封建諸侯在這些市鎮以“自動貢獻”的名義獲得一些財政上的資助之後，仍讓他們保持司法的自由。當日不成文法，一個穡夫逃出莊園，在城市裏住了一年或一百天，即成為“市民”(burgher)，在低洼國家之內有時只要四十天，就可以獲得這種特權，AnEconomicHistoryofLowCountries，800-1800(London，1977)，低洼國家內封建力量薄弱可見同上，pp74-75；MMPostan，ed.，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Europe，，(Cambridge,1971)，p337.。歐洲貨幣普遍地流通之後，物價成直線地上漲，很多封建制度上的力物義務，已經以金錢折代的，無法調整，只引起莊園貴族的力量更為薄弱，而市民的力量更為高漲。同時各市鎮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以它們自己的習慣做主，也展開了一個千差萬別的情形。

15世紀時，低洼國家全部為勃艮第(Burgundy)所得，而勃艮第的領域又牽連到今日德法間的一部分，在地圖上看來，也很有在德法之間，造成一個第三王國的趨勢，所以它的主持人，希望在全境實施中央集權，於是組織新法庭，遣派法官，全面抽稅。只是開創伊始，大公爵戰死。1477年留下一位女公爵瑪琍年方二十，於是低洼國家很多市鎮，集會於根特(Ghent)，向瑪琍提出一種文件，叫做“大特權”(GrootPrivilegie)。內容與英國之“大憲章”(MagnaCarta)比美。其中規定最高法庭對各地有能力自行裁判的案件不得過問，女公爵不得於未獲取各市鎮同意之前對外宣戰或對內頒發新稅令，不得派遣非本地人為地方官，甚至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經過市鎮代表的同意JohnLothropMotley，TheRiseoftheDutchRepublic(London,)，。當時瑪琍出於無奈，只得接受。這樣更增強了各地區自治的趨向。

一到16世紀，低洼國家經濟的發展，有了更顯著的進步。弗蘭德斯的毛織業和阿姆斯特丹之成為主要的港口，已經增加了這地區的重要性。此時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第五，一心要掌握全歐，也認為低洼國家是他祖傳家產，又揭開了反宗教革命(CounterReformation)的旗幟，於是以排斥異端的名義，增強對各地方的控制。這樣就把低洼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問題和一個思想信仰的問題，連成一串了。

查理第五在1550年發出的敕令，至今仍能令讀者感到戰慄。內稱凡印刷、抄寫和傳播路德、卡爾文、茨溫利(Zwingli)等離經叛道的文件的人，一律處死。即未經批准，私自閱讀《聖經》，或在公開及私人場合之下講解《聖經》的也處死。如果觸犯這罪條的人表示懺悔，則男子斬首，女子活埋，要是不懺悔的即綁在木樁子上燒死。查理第五還說是因為他被其他政事羈絆，沒有將這敕令全部付諸實施。但是一個目擊其事的人提出，在1546年，即敕令尚未頒佈之前四年，僅在荷蘭(這是荷蘭省，不是尼德蘭國)和弗里斯蘭(Friesland)兩省，因觸犯異端的罪名而喪生的，已逾三萬人Motley，113-114，254-257；其實查理第五已於1529年發出類似通令，唯其時尚未任皇帝，見EmileGLeonard.AHistoryofProtestanism，JoyceMHReid譯自法文(London，1965—1967)，VolII，pp77-78.。

查理退位之後，菲力普第二繼承，他立即重申前令，並且於1560年在低洼國家設立新主教區(bishoprics)。所謂“西班牙的大訊問”(SpanishInquisition)已經開始。以後的事經各種教科書載明。當阿爾瓦(Alva，或Alba)被任為軍事總督之後，他在低洼國家內有執掌民事之大權。在他恐怖政治之下，喪生的又有一萬八千人，也包括了當地一部貴族。因為西班牙軍隊需用給養，則就地增設物品銷售稅，值百抽十，一件物品轉手十次也被抽十次。於是激起普遍的抵抗。荷蘭於1581年宣佈獨立。因為英國的資助和同情，菲力普即派遣艦隊征英。大陸上的戰事纏綿，直到1609年才簽訂停戰協定，至是西班牙已事實上承認荷蘭的獨立。而正式的承認，則要在三十年戰爭之後，去荷蘭之宣佈獨立已有六十八年，距他們開始武力抵抗則有八十二年。

從一個研究資本主義形成的角度上看來，這一段歷史，有數點值得考究之處。荷蘭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以後確實進入了資本主義的體制。但是這獨立戰爭之間，階級鬥爭的成分淡薄，或者根本即不存在。低洼國家尤其是荷蘭，不是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地區，當抵抗西班牙戰事發生的時候，當地貴族與平民一齊參與，實際成為一個民族戰爭。只是根據一個目睹者的報告，戰後倖免的貴族，家產蕩然無存，雖然想保存昔日的派頭，實際上他們已成為城市裏紳商的僱員HerbertHRowen，ed.，TheLowCountryinEarlyModernTimes(NewYork,1972)，pp221-222。而荷蘭之能向工商業躍進，大半由於戰事所賜。安特衛普(Antwerp)的港口既為西班牙軍所破壞，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因之增高。大批技工員匠，又在戰事期間北遷，於是荷蘭的紡織業及冶金業獲得顯著的進步。這些因素擺在市鎮居民地方自治的背景上，就已造成資本主義體制之典型。況且荷蘭的農業向來專業化，畜牧重於耕耘，更有增進水上交通發展商業的必要。

至於宗教思想與資本主義形成的關係，不易論斷。只是認為卡爾文派提倡的“定命論”(predestination)立即可以構成資本主義的思想，考之於荷蘭獨立戰爭的事迹，不盡符合。低洼國家之抵抗菲力普仍有天主教徒參加。西班牙的大訊問，也不是純粹在信仰上的虔誠着眼，而是準備設立新主教，以天主教的紀律鉗制居民，實行中央集權。與新教的衝突，主要在後者提倡“凡信徒即是神父”(priesthoodofbelievers)的說法。領導荷民抗戰的威廉(WilliamtheSilent)即由天主教徒改為路德派后才再改為卡爾文派，荷蘭獨立的形勢甫告穩定，卡爾文派內即因定命論的解釋發生爭執，他們的教堂(ReformedChurch)仍不許放債者參加他們的“聖餐”儀式，大學內仍不給予這些人學位。而且各種神學家，也可以把定命論作不同的解釋，以支持他們的政治思想。直到荷蘭和弗里斯蘭兩省宣稱教堂不能干涉銀行之事，而執政慕黎斯王子(MauriceofNassau)也說：“我也不知道定命論是藍是綠”，這種糾紛才漸告平息R，ReligionandtheRiseofCapitalism(NewYork，1926)，；Rowen,。

從這些情形看來，並不是先有了一個宗教觀念，才因之造成了資本主義的體制。而是各種因素的彙集，使荷蘭民國先已造成一個由資本家做領導的胚胎，定命論才因之被解釋得強調人生之富貴榮華實由天賦，而一個信徒更要勤儉致富，才能證明他自己既虔誠，又有神佑。如果我們對這方面的論斷缺乏權威的力量，則可以引證一位荷蘭史的專家。他說：“關於對上天問題之解釋，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誘而放棄了他們的宗旨。提到宗教上的事，人性經常是可以揉轉混合的。一到物質上和財政上的事，抵抗強權，才會眾心一致毫無異議”Motley,VolII,此文系針對反對西班牙之物品銷售稅而言。。他還沒有說明的，則是對利害的考慮，有時尚能不自覺地決定個人的意向，連宗教思想在內。

荷蘭人過去沒有組織國家的經驗，他們也沒有向大陸擴展的能力和志趣。只有航海及經營商業則是他們之所長。況且他們需要的礦砂木材來自瑞典，治肉的香料(spice)來自遠東。此時漢撒同盟(HanseaticLeague)缺乏政治體系作背景以保障船舶的安全。荷蘭民國補救了這缺陷，立時成為海上保險的中心，吸收了大量國際資金(過去阿姆斯特丹亦為盟員)。阿姆斯特丹銀行接受不同的存款，發行統一的收據，實際成為一種交易場的籌碼，也就是一種有使用限制的國際貨幣，已為亞當·斯密所稱羨。以上措施都是別開生面，並無成例可援。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則是荷蘭民國廣泛地以商業組織作立國的基礎，除了增進全民財富之外，沒有更好的邏輯，作它存在的理由。這種體制也必定要保障私人財產的不可侵犯，同時擔保私人資本會在公眾事務內有一種龐大無朋的影響(adisproportionallymoreinfluentialrole)。讀者看到這裏，也可以用這些成果，加上我們前面說的三個技術條件(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算作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了。

由於上述的原則，荷蘭不能放棄既有的市鎮的自治，因之也表現出資本主義之另一特徵，即對外雖進取，對內則相當的保守。這新民國內部組織的公式是聯邦制度(federalsystem)，大事由聯邦決定，小事各省自理。民法的實施，大致盡量依各地既有成例處置。好在荷蘭這一省，擁有阿姆斯特丹，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二，又供應聯邦經費四分之三Rowenpp215-216;HaroldJGrimm，TheReformationEra(NewYork，1954)，p443.，所以聯邦內部的參差不齊，不至於使關係重大的問題完全陷於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的狀態。

繼荷蘭之後，英國為其次完成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

英國在17世紀，可稱多難之秋。起先英皇與議會衝突，財政稅收成為爭執的焦點。又有宗教問題的擾攘，也糾纏於內部對付蘇格蘭、愛爾蘭，向外須應付西班牙、法國、荷蘭等等的複雜情形。也發生過內戰、弒君、革新為民國、行獨裁製、復辟和第二次革命的事迹。至於行暗殺、發政治傳單、排斥異教徒、對外成立秘密協定及英皇受外國津貼的情形還未計算在內。其時英國的人口，不過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不及20世紀中國人口百分之一，其不能管理的情形，也和中國20世紀初期大同小異。

寫這些問題的專書，當然是汗牛充棟。讀者所感覺的困難，即如一位專家所說“假說之多，遠超過對真人實事的研究”(fertilityofhypothesiswasrunningfaraheadoffactualresearch)LawrenceStone，TheCausesoftheEnglishRevolution，1529-1642，(London，1972)，。還有一位專家，在指斥旁人錯誤之餘，一定要把對方罵得體無完膚。更有一位專家，著書指斥他自己過去著書帶有偏見。他甚至將自己舊著，列入新書之參考書目內，而稱之為反對派意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以局外人的立場，半途中插入意見，很難在各方討好。

但是罵人的文字很難成為歷史，怕人罵也難能寫得出歷史。我們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經驗，卻覺得因為眼光不同，英國17世紀的事不難綜合提要敘述。

凡是一個國家必定要有一個高層機構(superstructure)和一個低層機構(infrastructure)。當中的聯繫，有關宗教信仰、社會習慣和經濟利害，統以法律貫穿之。總要做得上下合節，首尾一致；要是當中聯繫不應命，政局必不穩定。補救的辦法，或改組高層機構，或修正低層機構，再次之則調整中層機構，有如重訂稅制，頒行新法律。只是英國17世紀有如中國20世紀，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同時與時代脫節，中層的社會宗教經濟法律各種支持因素都要重創。所以我們應該把英格蘭當日面臨的問題，當做在“時間上”的一個大問題看待，而不應當視作一撮小問題看待。

空說無益，就是牽涉的因素多，討論也要有線索，不能上下古今一齊來。此中關係最廣泛的當然是低層機構，而其中問題的一個核心，則是土地制度之缺乏穩定性。

英國土地，承襲封建社會的體制，照理應該極難轉讓。但是即在中世紀，已經有各種巧妙的辦法去利用法律上的漏洞。要是一個男人，想把自己領有的地產與他妻子領有的歸併，則可以將這地產“封”與第三者，而要他轉封回來，再封時他自己夫婦二人同時為“被封人”。要是另一個人，想出賣地產又無主權，則不妨在收取價款之後，將地產“封”與買方，但是在接收“被封者的義務”上從輕處置，甚至“每個夏天採辦一朵薔薇花”也能算數。一到17世紀，普通法的法庭(commonlawcourts)已經體驗過無數如此事迹，一位法制史家的觀感，則是他們“用虛構的事迹堆砌在虛構的事迹之上，以規避歷史上的重擔”Plucknett，p159，539。

我們一般印象，一個“自由產業人”(freeholder)即如今日之業主，但是遲到17世紀中期自由產業人仍有幕後業主，也還付賃租。他們的自由，不外可以將地產自由買賣，自由承繼。而這時糾葛極多的尚是“抄本產業人”(copyholder)。此類土地佔有人祖先為穡夫，只因為以前莊園法庭檔案中有他們祖先名下的文件，他們執有抄本或者據稱有此抄本，則成為法律上的證據。考諸成例，一個人雖為穡夫，確實仍可以領有財產，只是仍對莊園有應盡義務，各處不同，差別很大。況且一部莊園文件又在14世紀黑死病時焚毀。事隔三百年，有些莊園主人也接收了一些代價讓抄本產業人成為自由產業人。又有一些莊園則仍普遍地當他們為佃戶，即使莊園業經解散，莊園主人的承繼人仍可以追究穡夫的子孫對他的義務。一般即收取一些賃金。這賃金又不稱為租賃，而稱為“罰款”(entryfine)。也就是不願斬釘截鐵地承認居民有權佔領這些土地，乃假設他們祖先進佔這土地，必有虛冒名義情事。17世紀的趨向，是增加罰款，而且有些地主強迫抄本產業人徑稱“租賃產業人”(leaseholder)。其背景則是西半球白銀流入歐洲，物價上漲，加以交通進步，商業展開，英國農作物價格自1500年至1600年，一般上漲四倍，仍不可遏止。土地關係改為租賃，期限自七年至二十一年不等，地主可以期滿退佃，並且按時價加租。16世紀之末抄本產業仍在各地佔多數，有如約克縣(York-shire)即占農夫全數三分之二。這時候追究土地主權，也涉及一般小自耕農，有如一般傳說，“一個小自耕農要是不小心防護他地產的主權，立即可以蕩產傾家”Thursk，p304；參考Plucknett，。

圈地(enclosure)在過去被認為是使小農流離失所成為社會騷動的原因，據最近的研究則事不盡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區情形不同，好壞都有。而且圈地開始於16世紀之前，經過整個17世紀，至本世紀初期才完成，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須的步驟。17世紀的問題大都由於莊園拆散分割買賣，所買賣的特權又含糊不明，佃戶又將土地分割的遺傳。普通法庭只能支持現今佔有人的使用權(seizin)，無法澄清所有權。這樣一來，一般農民惶惶不可終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莊園主人，則不知地產究在何處，承佃人也找不到。按固定收入的地主可能入不敷出，更可能江河日下。此時又有投機的地主或以經商做官起家的地主，倒在混亂場合之中繁榮，成為新的縉紳(gentry)。總而言之，法制已與時代脫節。

農村經濟不能與新興商業合流，也是使社會陷於上下不得的一個原因。普通法的成例，農作物只能通過在歷史上有成例的市場以“公平價格”出賣，不得私自交易，市場的組織不準重複。其實此時城市人口激增，各地供求關係與物品價格與以前迥然不同。16世紀及17世紀的流動商人(wayfaremerchants)對各地區間的溝通，有顯著的貢獻。只是他們的生活極不安定，生意也沒有保障。主要的原因是普通法沒有應付現代商業的經驗。它既不承認動產能夠遺傳，典當也須將產業交付貸方(mortgagee)，借方(mortgagor)即失去使用權。破產與保險當然還談不上，即使控訴對方違約，也須證明本身實際虧本，因違約而貽誤的機緣不能算數，而且還有一個極長的等待時間，動輒七年Plucknett,，677；參考EdwardJenks，TheBookofEnglishLaw,6threviseded.(Athens,Ohio,1967）,,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