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舊”以後(上)

“感舊”以後(上)

豐之餘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2〕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為我那些話,是為他而發的,但又希望並不是為他而發的。

我願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並非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裏面。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於他家鄉有什麼出產,他老子開過什麼鋪子,影射他幾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不指定着誰和誰;但也因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觸着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裏的一肢一節,即使並不永遠屬於那一隊,但有時是屬於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文選》,“為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為這文為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並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卻連這“相關”也有些疏遠了,因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群,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為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歷,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誌”,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學文法,尋字彙,“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後〔3〕,恐怕要勸一切有志於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4〕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是不對的,但我並未這麼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我也以為“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何者為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種人”〔5〕的立場。

(二)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彙太少,卻並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彙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為什麼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該看《莊子》與《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為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卻以《莊子》與《文選》勸青年,我真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三)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莊子的新道統,一切文章,都是讀《莊子》與《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為《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里去找活字彙,簡直是胡塗蟲,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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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風月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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