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

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義。

我知道,馬科斯先生,在您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肯定已經離世,因為把信交給您的同時,我請求過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開。我要告訴您,馬科斯先生,在過去七年裏與您相識,相處,是何等的愉快。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充滿感情地回想起這段歲月,我們在花園裏年復一年地種西紅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來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們還隨興所至,互教互學,做過不少波斯語①和英語的功課。我感謝您的友誼,您的體貼,以及您在我國從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會把我的謝意轉達給您善良的同事們,特別是我的朋友阿姆拉·阿德莫維奇女士,她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也請您代我向她勇敢、可愛的女兒羅詩致意。

我應該告訴您,馬科斯先生,這封信不僅僅是寫給您的,還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轉交此人,其中的緣由,我會在後面加以說明。因此,如果我重複了一些您已經知道的事,還要請您海涵。之所以有寫下這些事的必要,是因為她。馬科斯先生,您將會看到,信中不僅包含懺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體的事,讓我產生了寫信的念頭。基於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須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這故事該從何說起。這對一個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頭子來說,實非易事。就像我這一輩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樣,我到底多大年紀了,連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說個大概的歲數,那我心裏還是蠻有譜的,因為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和薩布爾打過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後來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們聽說有人朝納第爾沙開了槍,把他殺了,納第爾沙的兒子,年輕的查希爾,已經登基做了國王。那是1933年的事。我蠻可以從那個時候講起,不過還是換個別的開頭吧。故事就像行進中的火車:不管你在哪兒跳上去,都能到達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在哪兒結束,也就該從哪兒開始。是的,我認為這樣才合情合理,那就從妮拉·瓦赫達提開始吧。

我是1949年遇見她的,那一年她嫁給了瓦赫達提先生。當時我已經為蘇萊曼·瓦赫達提先生工作了兩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區,在另一戶人家干過一年。我1946年來了喀布爾,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馬科斯先生,我離開沙德巴格的前因後果,可不是什麼引以為榮的事。請把這當做我的第一個懺悔吧,因為我要說的是,當時我感覺村子裏的生活扼殺了我。我和兩個妹妹一起過,有一個還是殘疾。我無意為自己脫罪,馬科斯先生,可我當時是個大小夥子,渴望着闖蕩世界,滿腦子的夢想,很簡單,也很模糊,我的夢想歷來如此,可是,眼看着青春慢慢消逝,未來的路越來越窄,我就離開了,去找事做養活兩個妹妹。是的,這是實話,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為瓦赫達提先生全職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裏。當時這房子,馬科斯先生,可一點都不像您2002年剛到喀布爾時看到的那樣破敗。它是個漂亮的、宏偉的宅邸。那個時候,這房子潔白耀眼,好像周身鑲嵌着鑽石。正門外是一條寬寬的柏油車道,一進來就是屋頂高高的門廳,擺放着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鏡框的圓鏡子,正好位於有段時間您掛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時代朋友的照片,用自製老相機在海灘上拍的那張。客廳的大理石地板亮閃閃的,有一部分鋪上了深紅色的土庫曼地毯。地毯現在已經沒了,皮沙發、手工茶几、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紅木柜子也都沒了。那些豪華的傢具幾乎什麼都沒剩下,現在它們恐怕也不是原來的模樣了。

我頭一次走進那貼着石頭牆磚的廚房時,嘴巴都合不攏。我想,廚房蓋這麼大,讓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體村民來這兒吃飯都成。六灶的爐子,一個冰箱,一個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鍋、刀,還有各種各樣的廚具供我使用。衛生間總共有四個,貼着精雕細刻的大理石牆磚,裝着陶瓷的洗手池。馬科斯先生,樓上您衛生間的檯子上,有四個方洞對嗎?裏面本來鑲的是青金石。

接下來要說說後園。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樓上的辦公室里,往下看看花園,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樣。過去要進花園,得經過一個半月形的游廊,欄杆上爬着綠色的葡萄藤。草坪厚實,翠綠,處處花團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鬱金香,草坪的邊上是兩排果樹。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櫻桃樹下,閉上眼睛,聽着微風從樹葉之間側身而過,一定會認為,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住處了。

我自己住的,是後園最裏面的一間窩棚。它有一扇窗戶,四面白牆,粉刷得乾乾淨淨,對一個沒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來說,屋裏的空間已經足夠大了。我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還有足夠的地方,讓我一天五次鋪開禮拜毯。小屋當年對我來說剛剛好,現在我也覺得挺合適。

我給瓦赫達提先生做飯。之所以學會這門手藝,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親下廚,後來在喀布爾的一戶人家,有個上了年紀的烏茲別克廚子,我給他打過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興地做了瓦赫達提先生的司機。他有一輛雪佛蘭,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車是藍色的,帶皮篷,同樣藍色的樹脂座椅,鍍鉻的輪轂,非常漂亮的小汽車,不管我們去哪兒,都能讓人駐足圍觀。他讓我開車,因為他看出我是個好司機,謹慎,熟練,還因為他是那種不多見的男人,不喜歡擺弄汽車。

我是個好僕人。馬科斯先生,請不要認為我在自誇。通過細心的觀察,我對瓦赫達提先生的好惡,有什麼怪癖,有哪些脾氣,已經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習慣,有怎樣的規範。比如,每天早晨吃過早餐,他都喜歡出門散散步。可他不喜歡一個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着他。我只能從命,儘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時候,他幾乎一句話都不和我說,好像永遠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來很快,背着手,對路人點頭致意,一雙樂福鞋,皮子擦得鋥亮,鞋跟在行人路上咔咔作響。他兩條大長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後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趕。一天當中其餘的時間,他大部分都待在樓上的書房裏,讀書,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歡畫畫,畫得有多好我說不上來,至少那會兒還不清楚,因為他從來不讓我看他的畫。我經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書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里,皺着眉頭,聚精會神,拿炭筆在速寫本上又塗又抹。

每隔幾天,我就開車拉上他,到城裏轉一轉。他去看他母親,一個禮拜一次。還有家族聚會,不過大部分聚會瓦赫達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爾出席,所以我載着他去那兒,去葬禮、婚禮、生日派對。每個月,我拉他去一次美術用品商店,他到那兒備足蠟筆、炭筆、橡皮、鉛筆刀和寫生簿。有時他坐到後座上,只想出去兜個風。我問他:去哪兒啊,瓦赫達提先生?他聳聳肩,那我就說:好咧,老爺。然後我掛上擋,我們就出發了,在城裏一轉就是好幾個小時,沒有目標,也沒有打算,從一個區到另一個區,沿着喀布爾河,開到巴拉喜薩爾堡,有時出城,就到了達魯阿曼宮。有的日子,我倆開車離開喀布爾,去加爾加湖。到了那兒,我會把車停在離湖畔不遠的地方,關掉引擎,瓦赫達提先生在後座上一動不動地坐着,一個字也不和我說,好像讓他心滿意足的只是搖下車窗,看着小鳥在樹間飛來飛去,陽光播灑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萬萬細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蕩漾。我從後視鏡里看着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單的模樣。

瓦赫達提先生非常大方,讓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車,開回村裡,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爾瓦娜和她丈夫薩布爾。我開着車一進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圍着車跑啊,跳啊,拍着車身,敲着車窗。有些小崽子還想往車頂上爬,我不得不把他們轟到邊上,就怕他們刮花了漆,把車身頂出坑。

瞧瞧你,納比。薩布爾對我說,你成大明星了。

薩布爾有倆孩子,一個叫阿卜杜拉,一個叫帕麗,生母死了(帕爾瓦娜是他倆的后媽),所以對他們,我總是非常關照,特別是那個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這些。我提出帶他一個人開車兜兜風,可他總要把小妹妹也帶上。我們圍着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繞圈的時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緊緊地摟着她。我讓他開雨刷,按喇叭。我還給他演示,怎麼把大燈一檔一檔地開到全光。

玩完了車,全消停了,我就坐下來,和我妹妹還有薩布爾喝茶,講講我在喀布爾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達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講。說實話,我很喜歡他,因為他對我好,所以在背後對他說三道四,在我看來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個嘴巴不那麼牢靠的僕人,準會告訴他們,蘇萊曼·瓦赫達提在我眼裏就是個大怪物,這爺們兒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遺產打發掉下半輩子了,他沒有正經職業,沒啥特別的熱情,顯然也無意在身後給這世界留下什麼東西。我還會告訴他們,他過的是一種沒有目標,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開車帶他漫無目的地兜風一樣。一種生活在後座上的生活,隨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種冷眼旁觀的生活。

我要是開口,準會這樣說,可我沒講過。我不講就對了。我要是講了,那才是大錯特錯。

有一天,瓦赫達提先生走進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條紋西裝,我以前從來沒見他穿過這身衣服。他讓我開車送他去城裏另一個富人區。我們到了以後,他告訴我把車停在路邊,就在一座圍牆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門口搖響了門鈴,有個僕人開門讓他進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達提先生家還大,甚至還要更漂亮。車道兩邊植有高大細長的柏樹,還有密實的灌木,開着一種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後園至少有瓦赫達提先生家的兩倍大,牆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個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夠不着。我看出來了,這是另一個等級的富戶。

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陽光燦爛,天空鮮艷。我搖下車窗,讓風暖暖地浮蕩而入。別看司機的工作是開車,可其實呢,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頭,空轉着引擎;等在舉辦婚禮的樓外,聽着音樂含混的回聲。那天為了打發時間,我玩了幾把撲克,玩膩了就下車,朝這邊走幾步,又往另一邊踱一踱。後來我坐回車裏,心裏合計,瓦赫達提先生出來之前,我也許能小眯一覺。

就在此時,那房子的大門開了,一個黑頭髮的年輕女人走了出來。她戴着太陽鏡,穿一條短袖的橘紅色裙子,短至膝蓋。她光裸着兩腿,雙腳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車裏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沒看出來。她抬起一隻腳,鞋跟踩在身後的牆上,這樣一來,她裙子的下擺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裏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臉上一下就燒起來了,一路往下,燒到了脖子。

說到這兒,請允許我再做一次懺悔吧,馬科斯先生。一種令人有幾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動。那時候我肯定還不到三十歲,是個大小夥子,正處在慾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們村裡好多同齡的男人不一樣——那些小夥子連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沒見過,就結婚了,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有結了婚,他們才能獲得許可,瞅一瞅這樣的大腿。跟他們相比,我真該算得上有些經驗了。這些經驗是我在喀布爾獲得的。我偶爾會去拜訪某些地方,到了那兒,一個年輕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審慎又便利的滿足。我這樣說只是為了證明,我與之同寢過的娼妓,沒有一個比得上眼前這位——這位剛從大宅子裏走出來的,美麗的,優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牆上,點燃一支香煙,不緊不慢地吸着,帶着令人銷魂的優雅,用兩根手指的指尖夾着煙,每次抬臨雙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轉睛。她這隻細腕玉手弓起的模樣,讓我想起一幅畫,那是我從前在一本亮光紙印刷的詩集裏看到的,畫的是一個婦人,睫毛長長,黑髮如瀑,和情人在花園裏同寢,她正用細若無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遞給情人。街對面有什麼東西,一度吸引了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這短暫的間隙,趕快拿手抓了幾下頭髮,要不然因為天熱,頭髮已經開始粘結成塊了。她回過頭,我便再次僵坐不動。她又吸了幾口,在牆上捻滅了香煙,然後悠閑地走回宅中。

終於,我能呼吸了。

當晚,瓦赫達提先生把我叫進客廳,說:“有事情告訴你,納比,我要結婚了。”

看來,對他喜愛孤獨的程度,我畢竟是有些高估了。

訂婚的消息傳得很快。流言蜚語同樣如此。我是從瓦赫達提先生家進進出出的工友那兒聽來的。嘴巴最賤的就是園丁扎希德。他每個禮拜來三天,打理草坪,給大樹剪枝,修齊矮樹。他是個討厭的傢伙,有個讓人噁心的習慣,每說一句話,都要吐一吐舌頭。就是這條舌頭,在不假思索地噴吐着流言蜚語,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丟撒着糞肥。和我一樣,他也是一輩子給人打工的命,我們這些人成了一撥,都是這一片的廚子、園丁和雜役。每個禮拜都有一兩個晚上,幹完活,吃完晚飯,大夥便擠到我的小窩棚里喝茶。我記不清這個慣例是怎麼形成的,不過,一旦成了慣例,我就沒辦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現得沒禮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讓人以為我在同類中間,自覺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時候,扎希德告訴別的老爺們兒,瓦赫達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這門親事,因為他那沒過門的新媳婦品行不端。他說,喀布爾盡人皆知,她既沒囊,也沒納穆斯②,沒有好名聲,才二十歲,就敢“在全城到處拋頭露面”,跟瓦赫達提先生的小汽車一樣。最糟的是,扎希德說,她不僅不否認這些指控,還拿這種事寫詩。說到這兒,滿屋子響起了一片非難之聲。有個男人說,要是在村裡,他們早就把她的喉嚨割開了。

就是這個時候,我站了起來,對他們說我聽夠了。我痛斥他們,罵他們像做針線活的老婆子一樣,聚在一起說小話。我提醒他們,如果沒有瓦赫達提先生這樣的人,就咱們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撿牛糞去了。我質問道:你們的忠心,你們的尊重,都到哪裏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為自己把這幫蠢漢子鎮住了,沒想到他們哄堂大笑。扎希德說我是馬屁精,說不定這房子未來的女主人會寫首詩,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納比頌》。我氣急敗壞,一跺腳出了窩棚,留他們在裏面笑鬧不停。

可我沒走太遠。他們那些閑話一會兒讓我厭惡,一會兒讓我着迷。不管我剛才表現得多麼正直不阿,說的話多麼得體和審慎,我還是待在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句讓人血脈僨張的細節。

婚禮沒過幾天就舉行了,不過沒有盛大的儀式,也沒請人來唱歌跳舞,聽不見陣陣歡聲笑語,只有一位毛拉和一個證婚人短暫到場,外加一頁紙上兩個潦草的簽名。這樣一來,從我第一次看到她,還不到兩個禮拜,瓦赫達提太太就搬到家裏來了。

馬科斯先生,請允許我稍停片刻,略作說明,從現在開始,我將把瓦赫達提先生的妻子稱作妮拉。不用說,回到當年,我不可能得到這樣的權利,哪怕人家給了我這個權利,我也不能接受。我過去總是叫她“尊貴的太太”,帶着理所當然的恭敬。可是考慮到這封信的用意,我將把禮節放到一邊,依照我心裏始終所想的來稱呼她。

這麼說吧,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樁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這兩口子之間有什麼示愛的表情,也很少聽見他們說過什麼甜蜜的話語。他們是住在同一幢房子裏的兩個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點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慣例,伺候瓦赫達提先生吃早點——一片烤饢,半碗核桃仁,綠茶里撒點小豆蔻,但不加糖,還有一隻煮雞蛋。他喜歡把蛋戳開,讓蛋黃往外流,一開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覺相當焦慮。每天早晨,當我依例陪着瓦赫達提先生散步的時候,妮拉還在睡懶覺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該伺候瓦赫達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個上午,我一邊幹着雜活,一邊渴望着妮拉出現的時刻,等着她推開客廳通往游廊的紗門。我會胡思亂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頭髮是梳起來,在腦後紮成一個髮髻呢,還是會讓我看到頭髮放開着,亂亂地披垂於雙肩?她會戴太陽鏡嗎?會穿涼鞋嗎?是穿那件配腰帶的藍絲袍,還是那件洋紅色的,有大圓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終於亮相,我便在園中瞎忙一氣,假裝看到車頭得擦,或是發現野玫瑰要澆水,不過自始至終,我眼睛都沒閑着。我看她把太陽鏡推上去,揉着眼睛,看她取下綁頭髮的橡皮筋,向後甩甩腦袋,拋落一頭光亮的捲髮,或者看她坐着,下巴擱在膝頭,望着院子,懶洋洋地吸煙,又或者雙腿交疊,一隻腳上下擺盪,這姿勢在我看來,代表着無聊或煩躁,或許只是一種難以自控,漫不經心的俏皮。

瓦赫達提先生偶爾出現在她左右,但通常並不這樣。他仍然和從前一樣,大部分時間待在樓上的書房裏,讀書,畫畫,這樁婚事幾乎沒有改變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寫作,不是在客廳,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鉛筆,幾頁紙鋪在腿上,而香煙總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們用飯,兩人以毫不掩飾的沉默,各自接過食物,低頭盯住自己的米飯盤子,只有低聲的“謝謝”,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盤時的叮噹聲響,才會打破這片寂靜。

每個禮拜有一兩次,我要開車載着妮拉出門買煙,買新筆、新本子,或化妝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給她開車,我一定會梳個頭,刷個牙。我要洗臉,拿一片檸檬,挨個蹭一遍手指頭,好把洋蔥味去掉。我會撣掉西裝上的塵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欖綠的西裝,其實是瓦赫達提先生送給我的舊衣服,我希望他沒把這事告訴妮拉——不過我猜,他可能已經跟她說過了。他這樣做並無惡意,可是像瓦赫達提先生這種地位的人通常意識不到,微不足道的瑣事也會讓我這樣的人蒙羞。有時候,我甚至把父親死後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鏡子前面,把頭上的帽子往這邊拉拉,再往另一邊拽拽,全神貫注,想像着自己像模像樣地出現在妮拉面前。此時就算有隻黃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讓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門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達目的地之前,我會想法多繞一段,繞遠是為了拖長路程,多一分鐘——也許兩分鐘,但是不會多到讓她生疑——由此延長我和她在一起的時間。我雙手緊握着方向盤,眼睛死死盯着路面。我奉行嚴格的自我控制,絕不透過後視鏡看她,只在她和我說話時才這樣做。只要她坐在後座上,我便已經很滿足了,我能聞到她身上的各種味道——昂貴的香皂、潤膚露、香水、口香糖,還有煙味兒。在大部分時間裏,這些味道都足以讓我情緒高昂。

正是在車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談。我們第一次真正的交談,也就是說,不算無數次的她讓我拿這拿那。我載着她去藥房取葯的時候,她問我:“納比,你們村是什麼樣子的?它叫什麼來着?”

“沙德巴格,尊貴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麼樣子的?跟我說說。”

“也沒啥好說的,尊貴的太太。跟別的村子一樣。”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樣的東西。”

我表面上保持着平靜,心裏卻一片狂亂,拚命想回憶起點什麼,奇花啊,異草啊,得像個樣子,能讓她感興趣,能讓她聽了高興。可這沒用。像我這樣的人,一個農民,一個沒啥見識的小人物,又能說出什麼,讓她這樣的女人聽了為之心動?

“葡萄挺棒的。”我說。可是一咕嚕出這兩個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個大嘴巴。葡萄?

“是嗎?”她無動於衷地說。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條地縫鑽進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窩裏開始冒汗。

“有一種很特別的葡萄,”我說,突然變得口乾舌燥,“據說只有沙德巴格才種得出來。它非常嬌貴,怎麼說呢,非常難活。你要是在別的地方種它,哪怕是在旁邊的村子,那它一定就乾巴了,然後死掉。它會枯萎。會死於憂傷。沙德巴格的人都這麼說,可是當然了,沒有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們就是這樣說的,尊貴的太太。憂傷。”

“很動人,納比。”

我冒險往後視鏡里飛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我發現她的嘴角向上抬起着,正是微笑過後的餘韻。我精神為之一振,隨即聽到自己又開了口:“我可以再給您講個故事嗎,尊貴的太太?”

“儘管講。”打火機咔嗒一聲,煙從後座朝我飄來。

“嗯,在沙德巴格我們有個毛拉。當然了,每個村子都有毛拉。我們這一位叫謝基卜毛拉,他是個故事大王。他會講多少個故事,我說不上來。可是有件事,他給我們講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個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這世界上哪個地方,你都會發現讓人大大吃驚的東西。他們的掌紋一模一樣。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穆斯林左手的掌紋構成了阿拉伯數字裏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數字18。81減18得多少?63啊。正好是先知歸真的年齡,願主賜他平安與吉慶。”

我聽見後座傳來一聲低笑。

“後來,有個旅行家路過。理所當然,按照慣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謝基卜毛拉一塊吃飯。旅行家聽了這個故事,想了好一會兒,然後說:‘可是,謝基卜毛拉,請您恕我直言,我從前遇見過一個猶太人,我發誓他的兩隻手也有着一模一樣的掌紋。這件事您怎樣來解釋呢?’毛拉說:‘這個嘛,那猶太人骨子裏也是個穆斯林。’”

猛然間,她爆發出一陣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這笑聲里。就好像——真主寬恕我的不敬——就好像樂園從天堂降臨我身,如經書所言,那樂園下臨諸河,其中的果實是永恆的,其中的蔭影也是永恆的③。

請您理解,馬科斯先生,讓我神魂顛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儘管這美貌已足以讓人着迷。我一生中還從未遇見過妮拉這樣的年輕女人。她做的一切——說話的方式,走路的樣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樣——事事都讓我覺得新奇。對女人如何舉手投足,妮拉動搖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種概念。我知道,這些特點必定會遭到某些人頑固的反對,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薩布爾,還有我們村裏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這些特點對我來說,不過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誘惑與神秘。

那一天我幹活的時候,甚至後來別的工友過來喝茶的時候,她的笑聲還回蕩在我耳畔。我齜着牙,美滋滋地,根本聽不見他們的嘰嘰呱呱,耳邊只有她那銀鈴般的笑聲,我也很有幾分得意,因為我知道自己講了個聰明的故事,讓她從婚姻的不滿足中得到了少許的緩解。她真是個非凡的女人。那天夜裏上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好像也有了幾分不凡。這就是她對我的影響所在。

不久我們就天天交談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時候。我會晃悠過去,假裝有這樣那樣的活兒要干,然後倚着鐵鍬,要麼就守着杯綠茶,和她講話。她能選我,讓我感到格外受寵。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僕人。我已經提到過那個寡廉鮮恥的癩蛤蟆扎希德了,還有個雙下巴、大臉盤的哈扎拉婦人,她每個禮拜來兩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選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連她自己的丈夫也沒這福分,和他一起,只會增添她的孤獨。一般情況下,都是她說我聽,我覺得這樣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讓她往裏倒故事,我已經備感幸福。比方說,她跟我談起過她和父親去賈拉拉巴德打獵的事,還說那些死鹿無神的眼睛如何好幾個禮拜纏着她不放。她說她小時候和母親一塊兒去過法國,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車,又搭船。她跟我講了火車輪子咣當咣當,簡直要震斷肋骨的感覺。她還清楚地記得吊鉤上垂掛的窗帘,相互分隔的卧車包房,以及蒸汽機車有節奏的噴氣和嘶鳴。她告訴我,她得過一場大病,去年和她父親一起,在印度住過六個禮拜。

時不時地,趁她扭頭往茶碟里彈煙灰的當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紅艷艷的腳指甲,刮過毛的,散發出淡淡金色光華的小腿,還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總要多看一眼她那對飽滿的,形狀完美的乳房。我真覺得不可思議,有些男人撫摸完這兩隻乳房,和她做愛,親吻過它們之後,竟然還能活在世上。難道你做完之後,這輩子還有什麼別的追求不成?一個已經站上世界之巔的男人還能再往何處去?可一旦她回過頭,面對着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識地收起目光,看着安全的地方。

隨着她越來越放鬆,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閑談期間,她抱怨起了瓦赫達提先生。有一天她說,她發現他冷漠而傲慢。

“他對我一直非常寬厚。”我說。

她不屑一顧地擺了擺手。“得了,納比。你用不着幫他說話。”

出於禮貌,我低下了頭。她說的未必不是事實。的確,舉個例子來說吧,瓦赫達提先生有一種習慣,老是用一種高高在上的語氣,糾正我說話的腔調,也許是的,你可以把這理解為傲慢。有時我走進房間,把一盤甜點放到他面前,給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餅屑,可他呢,對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紗門上的一隻蒼蠅。他對我完全無視,連眼皮都不抬一下。說到底,儘管像是小小的詭辯,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個住宅區的人——我給他們做過工的人——是打自己僕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帶抽。

“他沒有幽默感,也沒有冒險精神。”她說,百無聊賴地攪拌着咖啡。“蘇萊曼是個暮氣沉沉的老頭子,空有一副年輕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來的坦率嚇了一跳。“確實,瓦赫達提先生非常罕見地安於孤獨的狀態。”我說,小心謹慎地選擇着婉轉的措辭。

“也許他應該和他媽住在一起。你覺得呢,納比?我跟你說,他倆才是天生的一對。”

瓦赫達提先生的母親是個難纏的,相當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爾另一個城區,有一群俯首帖耳的僕人,兩條深受寵愛的狗。她對這兩條狗格外溺愛,不讓它們和僕人平起平坐,而是高過僕人們,高出好幾個等級。這是一對矮小,無毛,醜陋的怪物,容易受驚,充滿焦慮,動不動就發出刺耳至極的尖叫。我鄙視它們,因為我一進那房子,它倆就往我腿上撲,傻了吧唧地想爬上來。

我當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載着妮拉和瓦赫達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後座上的氣氛都很緊張,頗為壓抑。通過妮拉眉頭那道痛苦的犁溝,我就能看出來,他倆剛剛吵過架。我還記得,我父母拌嘴的時候,非得有一方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他們才會停戰。這就是他們結束爭執的方式,用一個結論來堵住怨氣,不讓它繼續外泄,免得第二天沒法收拾。瓦赫達提夫婦卻不是這樣。他倆吵到最後,與其說是吵完,倒不如說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進水碗裏,總會殘留下一些顏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聰明,也能猜得出來,那老太婆不贊成這門親事,妮拉也知道這一點。

當我倆,妮拉和我,繼續這些談話的時候,有一個關於她的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腦海中浮起。為什麼她要嫁給瓦赫達提先生?我沒有勇氣去問。就我的本性而言,實在做不出這樣一種逾規失禮的舉動。我只能揣想,對某些人,特別是對某些女人來說,婚姻——即便是像這樣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種對更不幸福狀態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讓你帶我去趟沙德巴格。”她開口道。她說她想見見我的親屬,看看我的老家。她說我給她做飯,拉着她滿喀布爾地轉,到現在已經一年,可她對我幾乎一無所知。她這個要求把我弄得驚惶失措,退一步說,像她這種身份的人提出來,要大老遠地跑去見一個僕人的親屬,也實在很不尋常。我也感到高興,因為妮拉對我竟有如此強烈的興趣,可同時我又害怕,因為我提前考慮到了我的不便——還有,是的,我的羞恥——到時候她就會看到我老家的貧窮。

我們在一個陰鬱的早晨出發。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紅色的無袖長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沒有建議她另做選擇。一路上,她都在問問題,問村子,我認識的人,我妹妹和薩布爾,他們的孩子。

“他們叫什麼名字?”

“嗯,”我說,“有一個叫阿卜杜拉,快九歲了。他親媽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爾瓦娜的繼子。阿卜杜拉有個妹妹,帕麗,還不到兩歲。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冬天,帕爾瓦娜生了個小男孩——奧馬爾,這是他們給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兩個禮拜。”

“出什麼事了?”

“冬天,尊貴的太太。冬天作踐這些村子,每年都要隨隨便便弄死一兩個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別進你家的門。”

“真主啊。”她低聲道。

“說點高興的吧,”我說,“我妹妹又懷上了。”

到了村裡,光腳板的孩子們照例蜂擁而上,追着車歡迎我們,可等妮拉一從後座上下來,小孩們馬上變得鴉雀無聲,直往後退,也許是怕她罵人。可是妮拉表現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來,微笑着,和每個孩子講話,握他們的手,摸他們的臟臉蛋,撫弄他們的臟頭髮。讓我尷尬的是,村民們聚攏過來,圍觀妮拉。其中就有我的發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們一起,蹲在房檐上往這邊看,活像一排烏鴉,全都在嘴裏嚼着納斯瓦爾煙末子。他父親謝基卜毛拉也在,和三個白鬍子老頭一起,坐在一堵牆下的陰涼里,漠然地捻着手裏的念珠,眼珠子卻不嫌老,緊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臉的不高興。

我把妮拉介紹給薩布爾,然後一塊走向他和帕爾瓦娜的小土房,身後跟着一幫看熱鬧的。到了門口,儘管薩布爾告訴妮拉不必多禮,可她還是非要把鞋脫掉。大夥一進屋,我就看見帕爾瓦娜默默坐在角落裏,緊繃繃地縮成了一個圓球。她向妮拉問了好,聲音小得像蚊子一樣。

薩布爾朝阿卜杜拉揚揚眉毛。“上茶,兒子。”

“噢,別麻煩了。”妮拉說著,一屁股坐到了帕爾瓦娜身邊的地上。“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經閃身進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廚房,又是他和帕麗睡覺的地方。門洞上釘着一塊臟乎乎的塑料布,用來隔開我們待的這個房間。我坐下來,手裏擺弄着車鑰匙,後悔沒機會提前和我妹妹說一聲,告訴她有人要來串門,好讓她有時間收拾收拾。煤煙熏黑了龜裂的土牆,妮拉坐的破床墊也沾了一層灰,屋裏僅有的一個窗戶上星星點點,全是蒼蠅屎。

“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說,用手指摩挲着那張小毯子。它是大紅色的,圖案是大象的腳印。這是薩布爾和帕爾瓦娜擁有的惟一值錢的物什,可那年冬天一來,它就要被賣掉了。

“原來是我父親的。”薩布爾說。

“是土庫曼地毯嗎?”

“是。”

“我特別喜歡他們用的羊毛。做工也好得難以置信。”

薩布爾點了點頭。哪怕和她說話的時候,他也沒朝她的方向看過一眼。

塑料布一掀,阿卜杜拉進來了,端着一隻托盤,上面有幾個茶杯。他把托盤放到妮拉身前的地上,給她倒了杯茶,便盤起腿,坐到她對面。妮拉和他拉話,問了他幾個簡單的問題,可阿卜杜拉只是點着他剃光的腦袋,吭哧出一兩個字作答,之後便怯生生地看着妮拉。我跟這孩子講話時留了個心眼,就算罵他失禮也要和顏悅色。我會採用一種友善的方式,因為我喜歡這孩子,他生性認真而且能幹。

“什麼時候生?”妮拉問帕爾瓦娜。

我妹妹低着頭,說預產期在冬天。

“你真幸運。”妮拉說,“馬上就有寶寶了。而且還有這麼一位懂事的繼子。”她朝阿卜杜拉笑了笑,那孩子依舊面無表情。

帕爾瓦娜嘟噥了一句什麼,可能說的是“謝謝”。

“還有個小姑娘吧,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妮拉問,“帕麗?”

“她在睡覺。”阿卜杜拉馬上說。

“噢。聽說她好可愛。”

“去把你妹妹抱來。”薩布爾說。

阿卜杜拉磨蹭着,看看父親,又看了看妮拉,這才滿臉不情願地起身,去抱妹妹。

即使到了現在,如果我有心推卸責任,也會說,阿卜杜拉和他妹妹之間不過是一般的兄妹關係。可這不是真的。除了真主,沒人知道他倆為什麼選擇了彼此。這是個謎。我從未見過兩個人之間能有這樣的親和力。實際上,阿卜杜拉更像帕麗的父親,而不僅僅是兄長。當她還是個嬰兒,還在半夜裏哭鬧的時候,正是阿卜杜拉從睡覺的小床上爬起來,走到她身邊。是他承擔起了給她換尿布,包好襁褓,哄她睡覺的責任。他對帕麗的耐心是無限的。他抱着她滿村轉,到處顯擺,彷彿她是全天下最讓人渴望得到的獎盃。

等他把迷迷糊糊的帕麗抱進房間,妮拉便要求抱她一下。阿卜杜拉板著臉,不放心地遞過妹妹,好像心裏已經出於本能,拉響了警報。

“噢,她真是個小可愛。”妮拉叫出聲來,笨手笨腳地晃蕩着,暴露出她對怎麼帶孩子一竅不通。帕麗困惑地看看她,再看看阿卜杜拉,然後開哭。阿卜杜拉一把將她從妮拉手裏抱了回來。

“瞧她的眼睛!”妮拉說,“噢,還有那小臉蛋!多可愛啊,是不是,納比?”

“就是,尊貴的太太。”我說。

“名字也取得這麼好聽:帕麗。她可真漂亮,真像小仙女似的。”

阿卜杜拉摟着帕麗,搖晃着她,同時看着妮拉,臉色越來越難看。

回喀布爾的路上,妮拉無力地坐在後座上,頭倚着車窗,很久都沒說一個字。後來,她突然哭了。

我把車停到路邊。

她很長時間都不講話,只是用兩手捂着臉,肩膀抖動着,嗚嗚咽咽。最後,她拿手帕擤了鼻子。“謝謝你,納比。”她說。

“謝我什麼,尊貴的太太?”

“謝你帶我去那兒。見到你家人真是我的福分。”

“是他們的福分才對。也是我的。我們很榮幸。”

“你妹妹的孩子真漂亮。”她摘下太陽鏡,輕輕擦着眼睛。

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所以最好還是先把嘴巴閉上。可是剛才她當著我的面哭了鼻子,這麼不見外,我總該有些言語上的表示才對。我輕聲說道:“您也會有的,尊貴的太太。托靠安拉。真主一定會看在眼裏。您只需等待。”

“我想真主不會的。真主看不到這些。”

“當然會。真主會看到的,尊貴的太太。您這麼年輕。如果真主希望如此,您就一定會有的。”

“你不明白。”她疲倦地說。我從來沒見過她這樣疲憊不堪,這樣無精打采。“已經沒了。在印度就被整個拿掉了。我身子裏是空的。”

這一番話讓我無言以對。我真想爬到後座上,攬她入懷,用不停的親吻來撫慰她。沒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做什麼,我的手已經伸到了後面,抓住了她的一隻手。我本以為她會抽回去,可她帶着感激,緊緊握住我的手,於是我們便坐在車裏,不看對方,只是望着身邊的原野,滿目的灰黃,無盡的枯萎,只被乾涸的灌渠劃破,叢生的灌木與散落的岩石之外,偶有星星點點的生命微瀾。我手中有妮拉的手,眼中是群山和電線杆,目光跟隨着一輛運貨的卡車,它在遠方緩慢行進,車後塵土漫卷,哪怕就這樣坐到天黑,我也是幸福的。

“帶我回家。”她最後說,鬆開了我的手,“今晚我得早點休息。”

“是,尊貴的太太。”我清了清嗓子,伸出微麻的手,掛上了一擋。

她進了卧室,好幾天閉門不出。這種情況並非第一次出現。以往,她偶爾會拉過一把椅子,放到樓上卧室的窗邊,坐在那兒,吸着香煙,一隻腳搖晃着,面無表情地望着窗外。她不講話。她不換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頭。可這一次,她連飯也不吃了。異常的態勢引起了瓦赫達提先生異常的警覺。

第四天,有人敲響了大門。我去開門,是位個子很高的老人,穿着精熨細燙的西裝,閃閃發亮的樂福鞋。他看上去儀錶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為他站在那兒,猶如泰山壓頂,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雙手握着鋥亮的拐棍,彷彿那是一支權杖。他一個字還沒說,我就已經感到,此人必已習慣了發號施令。

“聽說我女兒過得不痛快。”他說。

這位一準就是老太爺了,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他。“是的,老爺。我想您說得很對。”我說。

“那就靠邊站,年輕人。”他從我身邊揚長而過。

我在花園裏忙碌,把一大塊木頭劈成柴火。從幹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卧室的窗口。只見老爺子就在屋裏,朝妮拉彎着腰,一隻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臉上,是人們那種被突如其來的巨響嚇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陣妖風重重地摔了一下門。

那天晚上,她吃了飯。

幾天之後,妮拉把我叫進房裏,說她要開個派對。瓦赫達提先生結婚之前,家裏即使舉辦過派對,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進來之後,每個月都要辦兩三次。派對前一天,妮拉會給我具體指示,要我準備開胃品和飯食,我便開車去市場,一一採辦。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從未買過,瓦赫達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與宗教無關,只是他厭惡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卻對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們戲稱為“藥房”,到那兒偷偷摸摸買一瓶“葯”的花銷,可以趕得上我兩個月的工錢。為這種事跑腿帶給我一種很複雜的感受,雖然是在參與犯罪活動,但是,取悅妮拉的需要總是壓倒了一切。

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們也開派對,慶祝結婚或是舉行割禮,活動要分成兩個房子進行,一處給女人們,另一處給我們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對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塊的。大多數女人都像妮拉那樣穿衣打扮,胳膊整條整條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們吸煙。她們還喝酒,杯子半滿着,有的無色,有的是紅色,或者暗紅,裝的都是烈酒。她們說笑話,哈哈大笑,還隨隨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着娶這屋子裏別的女人呢。我端着小盤的波拉尼烙餅和盧拉烤肉串,在煙霧繚繞的一個個房間,一堆堆客人間穿行。此時電唱機里播放着唱片,不是阿富汗音樂,而是妮拉所說的什麼“爵士”。過了幾十年我才知道,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賞這種音樂。在我聽來,鋼琴叮叮噹噹地亂彈,喇叭怪腔怪調地號喪,實在是又亂又不和諧。可是妮拉喜歡這個,我老聽到她跟客人們說,這張唱片一定要聽,那張唱片不聽不行。整個晚上,她都杯不離手,舉杯的次數之多,遠遠超過品嘗我上的飯菜。

瓦赫達提先生對客人熱情有限,只是做個樣子,應酬一下。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角落裏,臉上帶着一種冷淡的表情,轉動着手裏的一杯蘇打水,有人和他說話,他也只是客客氣氣地笑一笑,依舊閉口不言。等到客人們開始要求妮拉朗誦詩作的時候,他便像往常一樣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這都是我最喜歡的節目。她開始朗誦的時候,我總能找到不必走遠的工作,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側耳傾聽。妮拉的詩和我從小所知的大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樣,我們阿富汗人熱愛詩歌,就算最沒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茲、海亞姆或薩迪的詩篇。您還記得嗎,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說過,您有多麼熱愛阿富汗人。我問您為什麼,您大笑着回答:因為就連你們的塗鴉藝術家,也把魯米往牆上噴。

可是,妮拉的詩違背了傳統。它們不遵從格律,表現的也不是常見的事物,比如樹啊,春天的花啊,夜鶯一類的鳥啊。妮拉寫的是愛情,而且這種愛情,也不是魯米或哈菲茲筆下那種蘇菲式的思慕,而是肉體上的愛。她寫情人們在枕邊私語,互相撫摸。她寫肉體上的享樂。我從來沒從女人嘴裏聽到過這樣的語言。我站在那兒,聽着妮拉略帶沙啞的聲音飄過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燒得通紅,想像着她在讀給我聽,我倆才是詩中的情侶,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會打破這種迷醉的狀態,然後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趕快跑開。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讀的詩讓我猝不及防。它寫的是村子裏一個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們死於寒冬的嬰兒。客人們好像非常喜歡這首詩,不停地點頭稱道,屋裏到處都能聽見讚賞的低語,當妮拉從紙上抬起頭的時候,他們熱情地鼓掌歡呼。我的感覺卻是驚愕與失望,因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來賓的娛樂。有種感覺在我心裏揮之不去:我遭到了難以說清,卻已傷人的背叛。

派對之後過了兩天,妮拉說她要去買一個新的手提包。瓦赫達提先生正在餐桌邊讀報紙,桌上是我給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湯和饢。

“你需要什麼嗎,蘇萊曼?”妮拉問。

“不,阿齊茲,謝謝你。”他說。我很少聽到他用“阿齊茲”以外的字眼稱呼她,這個詞的意思是“心愛的”、“親愛的”,可是每次他這樣叫她的時候,這兩口子之間的距離都變得更加遙遠,每回它從瓦赫達提先生的嘴裏迸出來,原本用來表達愛意的這三個字,聽起來都是那樣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說她要去接個朋友,然後告訴我去朋友家怎麼走。我把車停在馬路邊上,看着她走進街區,走向一幢亮粉色外牆的兩層樓房。一開始,我沒熄火,可是五分鐘過去了,妮拉還沒回來,我便關掉了引擎。我這麼做就對了,因為直到兩個鐘頭以後,我才看見她苗條的身影,悄悄地沿着行人路走回汽車。我拉開後門,她鑽進車裏的時候,我聞到她身上有另一種味道,潛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點像雪松,好像還有一絲生薑味兒,我記得這味道,兩天前的那個晚上,我在派對上聞到過。

“我沒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後座上,一邊重新塗著口紅,一邊說。

透過後視鏡,她看到了我臉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紅,從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兩家商店,可我沒找到自己喜歡的包。”

她的目光在鏡子裏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經被拉進了一個秘密。她在考驗我的忠誠。她在要我做出選擇。

“我認為您應該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氣無力地說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jepensequetuesmonseulami,納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時候我覺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燦爛地一笑,可這樣也沒法提振我下墜的心。

那天餘下的時間,我做家務的時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時的熱情也只剩下了一點。當晚,男人們又過來喝茶,有一位還給大夥唱了歌,可是歌聲也沒能讓我的心情好轉。我感覺戴綠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終於脫離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來的時候,它又出現了,再一次填滿了我的住處,從地板到頂棚,滲入四壁,浸潤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氣。不管用啊,馬科斯先生。

我沒辦法告訴您,具體是在什麼時間,這個想法成了形。

也許是那個秋天的早晨,起了風,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彎腰為她切下一片粗麥蛋糕,此時,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機里說,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為寒冷。也許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牆的那幢房子,或者還要往前,那一次在車裏,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這個想法,就怎麼也抹不掉了。

馬科斯先生,我想告訴您,我那時絕對問心無愧,並且深信自己的提議是出於好心和真誠的目的。這樣做雖然會有一時的痛苦,但是從長遠來看,對大家都有好處。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動機。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給妮拉一件東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還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給不了的東西。

我先跟薩布爾講了。要是為自己辯解的話,我一定會說,如果我認為薩布爾能接受我的錢,那麼我會很樂意把錢給他,而不是提出這個建議。我知道他需要錢,因為他跟我說過,他正在拚命找工作。我也可以從瓦赫達提先生那兒預支些工錢,借給薩布爾,幫他一家子挺過這個冬天。可是薩布爾像我的許多同胞一樣,總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這種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難以動搖。他永遠都不會要我的錢。我本來一直給帕爾瓦娜匯款,可她一過門,薩布爾就不肯再接受這筆小錢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養家。後來他死就死在了這上面,還不到四十歲,他有一天出門,到巴格蘭附近一個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聽說,他死的時候還拿着割甜菜的鐮刀,滿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沒做過父親,因此沒辦法假裝自己懂得薩布爾做出那個決定時,經歷了怎樣痛苦的思索。瓦赫達提兩口子是怎麼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這主意告訴妮拉的時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達提先生商量時,別說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達提先生會反對。我從來沒在他身上瞧見一絲做父親的本能。說實在的,我曾經懷疑過,也許正是因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讓他下決心娶她。不管怎樣,我遠遠躲開了這兩口子之間的緊張氣氛。每當入夜,我躺下睡覺的時候,那一幕總是浮現在眼前:我告訴了妮拉,她抓起我兩手,淚水奪眶而出。她凝視着我,帶着感激,還有——我敢肯定——某種像愛一樣的東西。我只想到這是由於我給她的禮物,那些遠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給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給了她,給得那麼徹底,那麼快樂。我還想,還希望——這當然很愚蠢——從此以後,她不只把我看成僕人。

瓦赫達提先生終於鬆了口,我對此並不吃驚,妮拉是個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女人。我隨即通知了薩布爾,並且提出開車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麗。可我到現在也沒完全理解,他為什麼寧願步行,送女兒到喀布爾來,又為什麼允許阿卜杜拉同行。也許他想和女兒多待哪怕一點點時間,也許他想通過旅途中的艱辛來贖罪,也許這只是出於薩布爾的自尊,不想和買走他女兒的人同車。不過最後,他們還是到了,他們仨,滿身風塵,按照事先的約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們,去瓦赫達提家的時候,儘力作出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這是替孩子們着想。對自己的命運,對很快就要拉開的可怕一幕,孩子們還渾然不覺。

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現,它偏偏還是出現了。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細靡遺地回憶這一幕,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每當記憶重現,我仍然覺得格外揪心。怎麼能忘掉呢?那兩個無助的孩子是我帶去的,愛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最單純,最無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們分開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突如其來的感情重創。我抱着帕麗跑開的時候,她趴在我肩膀上,驚慌失措,小腳亂踢,尖聲叫着: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拚命想掙脫父親的阻攔。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兩隻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聲來。這一幕至今讓我無法釋懷。這麼多年過去了,馬科斯先生,我仍然無法釋懷。

帕麗當時還不到四歲,雖然年紀不大,卻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對她的影響。比如,人們告訴她,不要再叫我納比卡卡了,就叫納比④。要是她叫錯了,便會有人,包括我在內,和顏悅色地加以糾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倆之間再無親屬關係。我成了她的廚子納比,司機納比。妮拉成了“媽芒”⑤,瓦赫達提先生成了“爸爸”⑤。妮拉開始教她法語,她自己的母親就是說法語的。

瓦赫達提先生對帕麗的冷淡反應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然後,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淚汪汪、憂心忡忡、思鄉切切的小帕麗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麗便加入了我們早晨的散步活動。瓦赫達提先生把她放進童車,我們散步的時候,他便推着她,在附近到處轉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車方向盤後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讓她按喇叭,而他笑眯眯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個木匠,讓他給帕麗打了一張有三個抽屜,帶腳輪的床,一個裝玩具的大楓木箱,還有一個小小的,矮矮的衣櫥。他把這些傢具都放進帕麗的房間,那屋裏刷成了黃色,因為他發現這是她最喜歡的顏色。有一天,我瞅見他盤着腿坐在衣櫥前,帕麗待在他旁邊,看他用出色的技藝,往櫥門上畫長頸鹿和長尾巴猴子。這應該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內心得到了釋放,馬科斯先生,我跟您說,那麼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畫呀畫呀,可這還是頭一回,我親眼見到他的作品。

帕麗的出現還有一個作用:她讓瓦赫達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覺。對帕麗的感情將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現在他們頓頓在一起吃飯了。他們帶着帕麗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園,相挨着,心滿意足地坐在長椅上,看着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給他們上茶的時候,經常發現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給帕麗讀童話書,讓孩子斜倚在他倆腿上。每過去一天,帕麗就多忘記一點,忘記她過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還有那裏的人們。

我沒有料到,帕麗的到來也造成了另一種結果:我退到了後台。馬科斯先生,請別對我過於苛求,別忘了那時我還是個年輕人,但是我承認,我也有過希望,有過和許多年輕人一樣的蠢行。我終究只是妮拉做母親的工具。我發現了她不快樂的病根,給了她一劑解藥。那麼我有沒有想過我們會成為情人呢?我想說的是,馬科斯先生,我還沒蠢到那個地步,但這倒也不完全是異想天開。我想,實際上我們都在等待,我們倆,面對種種無法逾越的障礙,等待着某個奇迹的降臨。

我沒有預見到自己會逐漸隱身。此時,妮拉的時間都用在帕麗身上了。上課,遊戲,小睡,散步,繼續做遊戲。我們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邊。要是她倆正在搭積木,或是玩拼圖,那麼妮拉幾乎注意不到我給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躡手躡腳地退出了房間。我們講話的時候,她好像心有旁屬,總想長話短說,早早收場。在車裏,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因此,儘管很不光彩,可我還是要承認,我對外甥女產生了一絲怨恨。

瓦赫達提夫婦和帕麗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們登門,也不允許和她有任何聯繫。帕麗搬來與瓦赫達提夫婦共同生活之後不久,我有一天開車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時候,我帶了些小禮物,給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兒子伊克巴爾,那時他已經開始學着走路了。

薩布爾直截了當地說:“禮物你已經送了,現在你該走了。”

我對他說,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魯。

“你當然明白。”他說,“以後也別再強迫自己過來看我們了。”

他說得對,我確實明白。我們之間已經有了隔閡。我的登門拜訪已經變得尷尬,緊張,甚至會導致一觸即發的爭吵。此時坐下來一塊喝個茶,聊聊天氣或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經十分彆扭。我們假裝一切如常,薩布爾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樣了。不管有什麼理由,說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薩布爾不想再看見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馬科斯先生,在這房子裏,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永遠地改變了。我記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種煩人的、逗得青蛙亂叫的雨,而是一種磨磨嘰嘰的毛毛雨,整個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記得住,是因為園丁扎希德在那兒,一副懶洋洋的老樣子,倚着耙子嚷嚷:就沖這破天氣,天怎麼還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窩棚,不想聽他胡說八道,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大房裏傳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衝過後園,跑向大屋。她的聲音出自樓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見妮拉躲在角落裏,背靠着牆,一隻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說,手卻沒有從嘴上拿開。

瓦赫達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嚨里發出奇怪的聲音,臉上沒了血色,歪扭着,頭髮亂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卻怎麼也抬不起來。我還驚恐地看到,一條哈喇子正順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納比!快想想辦法!”

帕麗當時六歲了,現在也進了房間。她撲到瓦赫達提先生身邊,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頭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張一合。帕麗尖叫起來。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遞給妮拉。我告訴妮拉帶上孩子去別的房間,因為我知道,說什麼也別讓孩子看見她父親這種樣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過神來,看看我,再看看帕麗,這才伸手接過她。她不停地問我,她丈夫出什麼事了。她不停地讓我快想辦法。

我從窗口把扎希德叫上來,至少這一回,這個一無是處的蠢貨證明了自己還有點兒用處。他幫我給瓦赫達提先生套上睡褲。我們把他從床上抱起來,抬下樓,塞進汽車的後座。妮拉也爬進來,坐到他旁邊。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裏,照看帕麗。他剛說了半個不字,我就揍他,鉚足了勁兒,一巴掌抽在他太陽穴上。我對他說,他就是頭驢,我吩咐他幹啥,他就得幹啥。

說完,我便把車倒出車道,猛給了一腳油,開跑了。

整整過了兩個禮拜,我們才把瓦赫達提先生接回家。混亂接踵而至。親戚們成群結隊地登門造訪。我幾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飯,伺候這個大爺,那個大姨,上了年紀的姑奶奶。從早到晚,大門的門鈴響個不停,人們湧進家裏,在客廳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來踩去,在走廊里嗡嗡地交頭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沒在家裏見過的人,我知道他們只是過來點個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達提先生的母親表示問候,而不是來看望那位總也不照面的病人,他們和他之間的親情實在少得可憐。母親大人當然也來了,謝天謝地,沒帶那兩條狗。她衝進家裏,一手拿一條手帕,用來擦紅腫的眼睛和湯湯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兒子床頭,就開始哭。不僅如此,她還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發涼,就好像她兒子已經死了一樣。

不過這麼說也對,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從前的老樣子。現在,他有半張臉成了僵死的面具,兩條腿幾乎完全不聽使喚,左胳膊還能活動,但是右邊那條只剩下了骨頭和松垮垮的肉。他講起話來,只是一串嘶啞的咕嚕和呻吟,誰也沒法聽出個所以然。

大夫告訴我們,瓦赫達提先生還是能感受到各種情感的,在這方面,他和中風前一樣,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暫時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應。

然而這不完全是事實。其實只過了一個來禮拜,他對來訪者的感受,包括對他母親的態度,就表露得相當清楚了。即使病到這個分上,他也不改孤獨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們的憐憫,不需要他們愁眉苦臉的表情,更不要他們絕望地搖着頭,把他當成慘絕人寰的奇景。他們一走進他的房間,他就揮起能動的左手,做出憤怒的,往外轟人的動作。他們和他說話,他就把臉扭過去。如果他們坐到他身邊,他就撓床單,哼哼着,拿拳頭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離開。和帕麗在一起的時候,他的封閉程度絲毫不減,只是溫和了許多。她帶着玩具過來,在他床頭玩,這時他便仰望着我,滿臉懇求的神色,眼中含着淚,下巴顫抖着,直到我把帕麗領出房間。他不打算和孩子講什麼,因為他知道自己一開口,就會讓她傷心。

訪客大撤退讓妮拉鬆了口氣。當初人們把家裏擠得水泄不通,妮拉便和帕麗一起躲到樓上,躲進孩子的卧室,她婆婆對此極為反感,她肯定希望——說實在的,誰會怪她呢?——妮拉守在兒子身邊,就算不為別的,至少做個樣子也行。當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麼樣子不樣子的,也不管人家怎麼議論她。閑話可多了。“這算什麼媳婦啊?”我聽見婆婆不止一次這樣大聲嚷嚷。她對所有肯聽的人數落妮拉的不是,說她狠心,說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現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兒呢?丟下這麼忠誠有愛的丈夫不管,這算什麼媳婦啊?

當然,老太婆有些話說得一點兒都沒錯。實際上,人家總是看見我守在瓦赫達提先生的床頭,我喂他吃藥,有人進屋,也是我迎來送往。大夫總是找我談話,因此大夥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聽瓦赫達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達提先生轟走了來訪者,減輕了妮拉的不快,卻給她帶來了別的煩惱。過去,她躲進帕麗的房間,關上門,不僅就此避開難纏的婆婆,也讓自己遠離了身處困境的丈夫。現在家裏空了,妻子的義務擺在面前,而這恰恰是她最難承擔的。

她承擔不了。

她也沒有承擔。

我不是說她狠心,也不是說她無情。馬科斯先生,我活了一大把年紀,有一件事總是明白的:一個人在對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做出評判時,最好懷有一定程度的謙遜和寬容。我必須告訴您,有一天,我走進瓦赫達提先生的房間,正看見妮拉趴在他肚子上嗚嗚地哭,她手裏還抓着一隻湯匙,扁豆湯正順着瓦赫達提先生的下巴,淌落到脖子上系的圍嘴上。

“讓我來吧,尊貴的太太。”我輕聲說道。我從她手裏拿過湯匙,抹凈瓦赫達提先生的嘴巴,接着喂他,可他呻吟着,死死閉上眼睛,把臉扭到一邊。

此後沒過多久,我便把兩個行李箱提下了樓,遞給一個司機。汽車沒熄火,他把行李裝進了汽車的後備廂。帕麗穿着她最喜歡的黃外套,我扶着她爬到後座上。

“納比,媽芒說了,你會帶爸爸到巴黎來看我們的,對嗎?”她問,咧開嘴,豁着牙,沖我一笑。

我告訴她,我肯定會的,等她父親好些了就去。我挨個親吻了她兩隻小手的手背。“帕麗小姐,我希望您福星高照,我希望您快樂如意。”我說。

我在樓前遇到了正走下台階的妮拉,她眼睛腫着,眼線也花了。剛才她待在瓦赫達提先生屋裏,和他道別。

我問她,老爺怎麼樣?

“我覺得他如釋重負。”她說,接着又道,“不過也許這只是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覺得他如釋重負。”她拉好手提包的拉鏈,把背帶甩到肩后。

“別告訴任何人我要去哪兒。這樣最好。”

我向她做了保證,誰也不告訴。

她對我說,會很快寫信回來,然後久久地直視着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真摯的情感。她抬起一隻手,撫摸着我的臉。

“我很高興,納比,因為有你陪着他。”

說完,她上前擁抱了我。她的臉貼着我的臉,我鼻子裏都是她頭髮的香氣,她香水的味道。

“原來是你啊,納比。”她在我耳邊說,“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嗎?”

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不容我開口發問,她已抽身離去。她低着頭,靴子跟兒踏響柏油路面,匆匆走下車道。她鑽進出租車的後座,坐到帕麗身邊,看了看我,便張開手,按住了玻璃。汽車駛離車道,而這隻按在車窗上的玉手,便成了她留給我的最後印象。

我看着她離去,等着汽車轉過街角,才把大門關上。然後我靠在門上,像小孩一樣地哭了。

雖然瓦赫達提先生不樂意,還是有幾個訪客陸續登門,不過也只持續了不長的時間。到了最後,只剩下他母親還來看他了。她大約每個禮拜來一趟。她沖我打個響指,我便為她拉過椅子。她一屁股坐到兒子床邊,馬上就開始嘮嘮叨叨,數落他已經走掉的妻子,攻擊她的人品,罵她是個娼妓,騙子,酒鬼。說她膽小怕事,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時候跑了,只有真主才知道她在哪兒。對這種話,瓦赫達提先生只是聽着,不吭聲,無動於衷地望着她身後的窗子。接下來就是沒完沒了的新聞和動態,大部分無聊透頂,讓人恨不得要吐血。一對錶姐妹吵了架,因為其中一個居然厚着臉皮,買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樣的茶几。誰上個禮拜五從帕格曼回家的路上,癟了一隻車胎。誰又理了個新髮型。不停地說啊說。有時候瓦赫達提先生會咕噥兩聲,他母親便回頭看我。

“你。他說什麼?”她一向用這種字眼兒稱呼我,說起話來既尖刻又不中聽。

我幾乎整天守在瓦赫達提先生身邊,慢慢地破譯了他的語音。我會湊到很近的地方,別人聽起來無法理解的呻吟聲和咕噥聲,我卻能聽得出來是要水,要便盆,還是要翻身。我已經成了他事實上的翻譯。

“您兒子說,他想睡覺。”

老太婆嘆口氣,道一聲,那就這樣吧,她得走了。她彎下腰,親一親他的腦門,保證很快再來。她的司機等在大門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達提先生的房間,坐到他床邊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時我們四目相對,他會搖晃着腦袋,歪咧着嘴巴笑起來。

此時我分內的工作已所剩無幾,開車出去只是買些食品雜貨,每個禮拜一兩次就夠了,做飯也只有兩個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錢請別的僕人有什麼意義,他們的工作我也能幹。我把這些話跟瓦赫達提先生說了,他做了個手勢。我湊近了去聽。

“你會累壞的。”

“不會,老爺。我很高興這樣做。”

他問我是不是真心話,我告訴他是的。

他的眼睛濕了,一隻手有氣無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認識的人當中,就數他最喜怒不形於色,可是自從中風之後,最細微的小事也足以讓他激動,焦慮,涕淚橫流。

“納比,聽我說。”

“聽着呢,老爺。”

“你給自己開工錢,開多少都行。”

我告訴他,我們之間沒必要談錢。

“你知道我放錢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爺。”

“多少錢我都不在乎。”

我說我打算午餐做個湯。“怎麼樣,喝湯行嗎?我自己想喝,您也考慮考慮。”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會。我不在乎他們怎麼看我了,我將不許他們再進瓦赫達提先生家,花他的錢,來這兒給自己找樂子。解僱扎希德對我來說,是一件相當大的樂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發走了。從那以後,我來洗衣服,我來把它們掛到繩子上晾乾。我照看樹,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種菜。我打理房子,清掃地毯,給地板打蠟,拍掉窗帘上的塵土,擦窗戶,修理漏水的龍頭,更換生鏽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達提先生睡覺的時候,我去了他房間,清掃天花板上邊邊角角的蛛網。正值夏日,熱浪逼人,又乾燥得厲害。我已經給瓦赫達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單,捲起了睡褲的褲腿,窗戶都打開了,頭頂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轉着,可還是不管用,熱浪從四面八方襲來。

屋裏有個挺大的衣櫥,我早就盤算着把它打掃一遍,現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動手。我把櫥門拉開,從西裝開始,一件件撣去灰塵,不過我也明白,十有八九,這些衣服瓦赫達提先生再也不會穿了。裏面有一堆書,積了灰,我把它們也一併抹乾凈。我拿了塊布,擦凈他的鞋子,一雙雙擺放整齊。我發現了一個大紙箱,放在幾件冬天穿的長大衣下面,大衣的下擺垂落着,把它擋得嚴嚴實實,幾乎看不見。我把它拉出來打開。裏面裝滿了瓦赫達提先生用過的速寫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遺迹。

我從紙箱裏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寫本,隨便翻到一頁。我的腿一下就軟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着又一本,又一本,然後又是一本。一頁又一頁,從我眼前翻過,每一頁都發出低低的嘆息,輕輕吹拂着我的臉,每一頁都用炭筆畫著相同的主題。那是我,是從二樓卧室的陽台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車的前臉。那是從游廊里看到的我,是我倚靠着一把鐵鍬。紙上還有我在系鞋帶,劈柴,給矮樹燒水,從水壺裏倒茶,做禮拜,打盹。還有汽車停在加爾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盤後面,車窗搖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後座上畫著一個朦朧的身影,群鳥在空中盤旋。

原來是你啊,納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嗎?

我低頭看看瓦赫達提先生。他還在側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寫本放回紙箱,合上蓋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後我出了房間,輕輕關上門,免得把他吵醒。我走過昏暗的走廊,走下樓梯。我知道自己沒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熱,走過車道,推開大門,邁步上街,轉過街角,一直走,不回頭。

我該不該留下來?我不知道。對此前的發現,我既不覺得噁心,也沒感到榮幸,馬科斯先生,可我確實心煩意亂。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經知道的情況下,怎麼才能留下來。我在紙箱裏發現的那些東西,讓事事都蒙上了一層屍布。這種事沒有辦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拋在一邊。可是他處在這樣一種無助的狀態,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適的人選,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達提先生的,最起碼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背着他,討他妻子的歡心。

我走進餐廳,坐到玻璃桌邊,閉上眼睛。馬科斯先生,我沒法告訴您我在那兒坐了多久,一動不動,直到我聽見樓上發出了響動。我睜開眼,看到陽光已經轉暗,便站起來,灌了一壺水,燒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進他的房間,說我有個驚喜給他。那是五十年代末,還要過很長時間,喀布爾才會有電視可看。那些日子裏,他和我玩撲克來打發時間,後來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來,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們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上閱讀課。實踐證明,他是個很有耐心的老師。我朗讀的時候,他閉着眼睛聽,要是讀錯了,他就輕輕搖一搖頭。再來。他說。那個時候,久而久之,他的語言能力已經有了相當驚人的改善。再讀一遍,納比。1947年,他剛僱我的時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識字的,這得多虧謝基卜毛拉,可是通過蘇萊曼的輔導,我的閱讀才真正有了提高,寫作能力也因此大為進步。他教我,當然是為了幫我,可是他給我上課也有自私的成分,因為現在我能讀他喜歡的書給他聽了。不用說,他自己也能讀,可是只能讀一小會兒,因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於家務,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沒什麼好乾的了。他聽聽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鳥兒在樹上飛落,看天,看看雲朵,聽孩子們在街上嬉鬧,聽水果販子牽着驢,吆喝着:櫻桃咧!新鮮的櫻桃!

我告訴他有個驚喜的時候,他就問我什麼驚喜。我用胳膊摟住他的脖子,跟他說,咱們得先下樓。那段時間,我不用怎麼費勁,就能把他抱起來,因為我還年輕,有力氣。我輕而易舉地托起他,把他抱進客廳,輕輕放到沙發上。

“行了嗎?”他問。

我把輪椅從門廳推了進來。我已經為這事勸了他一年多,可他總是頑固地拒絕。現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買回來再說。他馬上搖起了頭。

“是因為鄰居嗎?”我問,“你是怕聽到人家議論你嗎?”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樓上去。

“聽着,我才不管鄰居怎麼想,怎麼說呢。”我說,“這樣,咱們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個步。天氣蠻好的,所以我們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這樣。如果咱們不走出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來了。如果我瘋了,你怎麼辦?哎呀行了,蘇萊曼,別哭了。你就像個老婆子。”

他這會兒又哭又笑,嘴裏還在說著:“不要!不要!”可我已經把他抱了起來,放進了輪椅。我拿毯子給他蓋好,推着他出了大門。

應該在這兒說一下,一開始,我確實給自己找過繼任者。找人的事我沒告訴蘇萊曼。我覺得最好還是先找到合適的人選,然後再跟他說。來打聽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們見面,以免讓蘇萊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後來,問題遠比我預想的要多。有些應徵者明顯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貨色,我跟這種人打了一輩子交道,他們什麼味兒,我馬上就能聞得出來,所以當場就把他們打發走了。還有些人沒有必需的廚藝,我以前說過,蘇萊曼是個相當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會開車。許多都不識字,這是個很嚴重的障礙,因為習慣已經養成,每天黃昏前,我都要給蘇萊曼讀書。我發現有些人沒耐心,如果要照顧蘇萊曼的話,這就是另一個嚴重的缺陷,因為他很容易動怒,有時候會耍小孩子脾氣。還有些人,我憑直覺感到,他們缺乏必要的性情,來承擔手頭這份艱巨的工作。

於是三年過去了,我還留在這宅子裏,還在不停地跟自己說,只要我覺得能把蘇萊曼的命運交到可信賴的人手裏,我就考慮離開。三年過去了,還是我在給他擦洗身子,用一塊濕布,兩天擦一次,還是我在給他刮臉,剪指甲,理髮。我喂他吃東西,扶他躺便盆,再給他擦乾淨,就像人家收拾嬰兒一樣,我也得給他墊尿布,尿布髒了我來洗。在那段時間裏,由於親密無間和例行公事,我們之間發展出了一種無需開口的語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種以前難以想像的不拘禮節,已經慢慢滲入到了我們的關係裏。

一旦我讓他接受了輪椅,早晨散步的老習慣便恢復了。我把他推出家門,推到街上,一邊走,一邊跟路過的鄰居們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輕的巴希里先生,剛從喀布爾大學畢業,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帶着各自的妻子,搬進了一幢兩層的房子,就在我們家馬路對面,隔着三戶人家就是。有時我們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車,準備去上班,我總要停下來,開幾句玩笑。我經常推着蘇萊曼去沙爾瑙公園,坐在榆樹的樹蔭下,看人來車往——出租車司機舉起大巴掌,猛拍車喇叭,自行車叮叮作響,驢兒歡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車搶道。在公園裏,在公園外,蘇萊曼和我,我倆成了常見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常常停步,和賣雜誌的攤主、賣肉的屠戶說說笑笑,跟指揮交通的那些年輕警察,我們也能逗上幾句。我們還和那些倚着擋泥板、等人坐車的司機搭訕。

有時,我把他塞進老雪佛蘭的後座,輪椅收進後備廂,開車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兒,我總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綠地,樹蔭下小溪潺潺。我倆吃完午飯,他便動手寫生,但這實在艱難,因為中風影響了他慣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畫出了樹林、群山,還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兩隻好手都用上,也遠遠不及他技藝精湛。最後,要是蘇萊曼累了,就會打起瞌睡,鉛筆從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給他蓋上腿,挨着他的輪椅,躺到草地上。我會聽微風在林中婉轉,看着天空,一條條雲彩高高地遊走不定。

或遲或早,我都會發現,我的思緒飄向了妮拉,她現在和我相隔萬里。我會想起她頭髮柔潤的光華,一隻腳上下起落的模樣,涼鞋吊在她腳後跟兒上,啪的一聲,將一支燃燒的香煙生生踏滅。我想着她身後的曲線,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邊,被她的氣味席捲,感受她摸我手時久別的心臟抖顫。她答應過給我寫信,可好幾年過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經忘掉了我,到現在我也不能撒謊,不能否認,每次在家裏收到來信時,我仍然會感到一種突然高漲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詳着棋盤。這已經是多年以後了,是1968年,是蘇萊曼的母親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雙雙做了父親的那一年,他們給兩個兒子取了名,一個叫伊德里斯,一個叫鐵木爾。我經常看見這對小哥倆兒坐在嬰兒車裏,兩個母親推着他們,在附近悠閑地散步。那天,蘇萊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盤象棋,他以進攻性的棄兵局開場,而我正在琢磨怎樣才能挽回頹勢。就在這個時候,他對我說:“告訴我,納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說,“這一點我還是有譜的。”

“我在想,你該結婚了。”他說,“趁你還好看。你已經有白頭髮了。”

我倆相視而笑。我告訴他,我妹妹馬蘇瑪過去老跟我說同樣的話。

他問我還記不記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當然記得。此前,就在離瓦赫達提家幾個街區遠的另一戶人家,我給一個大廚子打下手,幹得很憋屈,一聽說瓦赫達提先生需要廚師——他當時的廚子結了婚,搬走了——就在一個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搖響了大門的門鈴。

“你當時可是個糟糕透頂的爛廚子。”蘇萊曼說,“現在你幹得很棒,納比,可那第一頓飯?我的真主啊。還有你第一次開我的車,拉着我,我真覺得自己要中風了。”說到這兒,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後咯咯地笑起來,沒想到自己開了這樣一個意外的玩笑。

對我來說,馬科斯先生,這可是個天大的意外,震驚啊,真的,這麼多年了,對我的廚藝和駕駛技術,蘇萊曼從來沒跟我抱怨過一個字。“那你為什麼要雇我?”我問。

他把臉轉向我。“因為你一走進來,我就在心裏想,我從沒見過這麼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盤。

“我一遇見你,就知道我們不是同類,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東西。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開車出門,我不會說有了這些我就滿足了,可這總要好過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學會了在你身邊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著說道,“我想我說的東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納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無法抬起眼睛,去觸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訴你,哪怕就這一次,告訴你我一直愛着你,愛了很長很長的時間,納比,請不要生氣。”

我搖了搖頭,表示不會。有幾分鐘的時間,我們誰也沒有開口。他說過的那些話,還在我倆之間縈繞回蕩,那生命壓抑的痛苦,那永遠無法得到的幸福。

“現在我告訴你了,”他說,“所以你就能明白為什麼我想讓你走。走吧,納比,給自己找個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樣。你還有時間。”

“嗯,”我終於開了口,想用無禮的言辭驅散緊張的空氣,“沒準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會後悔的,還有另一個可憐的狗雜種,後悔老得給你洗尿布。”

“你就愛開玩笑。”

我看着一隻甲蟲輕輕爬過灰綠色的樹葉。

“不要為了我留下來。這就是我想說的,納比。不要為了我留下來。”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開玩笑。”他疲倦地說。

我沒再說什麼,哪怕他理解錯了。這一次我可沒開玩笑。我之所以留下來,已經不再是為了他。一開始的確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為蘇萊曼需要我,因為他完全依賴我。從前有一次,我拋棄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揮之不去,並終將伴我到死。我不能再這樣做了。然而,慢慢地,難以覺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變化。馬科斯先生,我沒法告訴您這種變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又是怎樣發生的,可後來我是為自己而留下來的。蘇萊曼說我應該結婚。然而實際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識到了,我已經擁有了人們在婚姻中追求的東西。我擁有了舒適、伴侶,以及一個隨時都能接納我,愛我,需要我的家。作為一個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當然了,這種需求仍然存在,不過隨着年齡的增長,此時已經不那麼頻繁,也沒那麼迫切了——還是有辦法解決的,怎麼解決,我先前說過了。至於孩子,雖然我一向喜歡小孩,可是從來沒感到自己父愛纏身。

“如果你想當騾子,不想結婚,”蘇萊曼說,“那我對你有個要求。不過你得先答應我。”

我對他說,他不能這樣強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臉看着他。

“你可以說不。”他說。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豎八地笑着。於是我作了保證,他提了要求。

隨後這些年的事,馬科斯先生,我該怎麼跟您說呢?對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近來的歷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寫這些事,我就心生厭倦,而且這個國家遭受的苦難,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記載,它們遠比我的筆墨更有見識,更有說服力。

要對這些年做個概括,我用兩個字就夠了:戰爭。或者更確切地說,戰亂。不是一場兩場的戰爭,而是很多場戰爭,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義的,也有非正義的,在這些戰爭中,英雄和惡棍不斷變換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場,都會喚起對昔日惡棍日益加深的懷念。他們的名字變了,面孔也變了,可我照樣唾棄他們,一個也不會落下,為那些無足輕重的爭鬥,那些冷槍,地雷,空襲,火箭彈,劫掠,強姦和殺戮。噢,夠了!這任務太巨大了,也太讓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經活過來了,我有心在這封信里重溫一遍,儘可能簡短。那段歲月給我帶來的惟一好處,就是想起小帕麗的時候,減緩了幾分負罪的感覺,她現在一定長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遠離這一切的殺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爾確實還沒有那麼可怕,因為戰鬥大部分發生在農村。儘管如此,那卻是個逃亡的年代,附近許多家庭收拾了細軟,離開了這個國家,要麼去巴基斯坦,要麼去伊朗,盼望着從那兒前往西方某個國家落腳。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巴希里先生過來道別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風順。我還和他兒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見,他那會兒已經十四歲了,又瘦又高,留着長發,嘴唇上邊已經冒出了軟毛。我告訴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鐵木爾一起放風箏,在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會讓我非常懷念。您大概還記得,很多年以後,咱們見過那對堂兄弟,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見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這宅子裏開了個派對,當時他們已經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戰火終於蔓延到了這座城市。蹂躪喀布爾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從娘胎里一滾出來,手裏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馬科斯先生,別看這幫人頂着各種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頭銜,他們全都是野蠻人,是拿槍的賊。火箭彈開始橫飛的時候,蘇萊曼就待在家裏,拒絕離開。他固執己見,對院牆外的信息不聞不問。他丟掉了收音機,也不碰報紙。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戰爭消息帶進家門。他不知道誰在和誰作戰,也不管誰輸誰贏,好像在希望着,通過頑固地對戰爭視而不見,便能獲得報償。

當然不會。我們住的這條街曾經那麼安靜,古樸,燈火闌珊,現在變成了戰場。子彈擊中過每幢房子,火箭呼嘯着從頭頂飛過,槍榴彈在街上此起彼落,將柏油路面炸出一個個彈坑。到了晚上,紅紅白白的曳光彈到處亂飛,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們能得到片刻的緩解,短短几個小時的安靜,然後,炮火驟然而起,打破寂靜,一輪又一輪的爆炸響徹四面八方,伴隨着人們在街頭髮出的尖叫。

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壞,都是那幾年造成的,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來這兒時,已經親眼見到了這些破壞。雖然說,有些損傷是由於年久失修和疏於打理,因為那時我已經上了年紀,成了個老頭子,再也沒有力氣像以前那樣照看這房子了,樹已經好多年不結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黃,花也謝了,但是,對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無情的,還是戰爭。槍榴彈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戶。一枚火箭炸毀了花園的東牆和半個游廊,就是在那兒,妮拉和我有過許多次的交談。手雷毀壞了房頂。子彈在牆上留下累累傷痕。

接着就是搶劫,馬科斯先生。民兵大搖大擺地走進來,見到喜歡的東西,拿了就走。他們搶走了大部分傢具、油畫、土庫曼地毯、雕像、銀燭台、水晶花瓶。他們敲掉了衛生間檯子上的青金石花磚。有一天早晨,我被門廳里的人聲弄醒,發現有一群烏茲別克民兵,拿着彎刀,正在割樓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邊看着他們。我能怎麼辦?再來一個腦袋瓜挨槍子兒的老頭子,對他們又算得了什麼?

和房子一樣,蘇萊曼和我也是每況愈下。我的眼神越來越不濟,膝蓋疼起來就沒完。原諒我的粗俗,馬科斯先生,但我就連小便一下,也會變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對蘇萊曼的影響比我還要嚴重。他萎縮了,變得瘦小,脆弱得嚇人。有兩次,他差點兒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時間,兩派武裝正在交戰,一派是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另一派屬於古爾布丁·希克馬蒂亞爾,死屍躺在街頭,幾天無人認領。蘇萊曼當時得了肺炎,醫生說他之所以染病,是因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醫生,還有醫生開的葯,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儘力照料蘇萊曼,真是讓他從死亡邊緣撿回了性命。

也許是因為天天足不出戶,加上彼此已親密無間,那段時間蘇萊曼常常和我拌嘴。我們像夫妻那樣,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執己見,熱火朝天。

這禮拜你已經煮過豆子了。

我沒有。

你有。你禮拜一煮的!

爭論還涉及到我們前一天玩過多少盤象棋。為什麼我明明知道太陽會把水曬熱,還老是把杯子往窗台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給你端便盆嗎,蘇萊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為我是什麼,聾子還是懶蟲?

還用得着選嗎?你兩個都是!

真不要臉,自己成天躺在床上,還說我是懶蟲。

沒完沒了。

我喂他吃東西,他使勁把腦袋擰來擰去。我乾脆不管他了,臨走時還把門重重地一摔。我承認,有時候我是成心氣他。我走出家門,讓他哭去。你要去哪兒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裝一去不返。當然了,我只是上街轉轉,抽根煙,抽煙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養成的,不過只是生氣的時候才抽。有時我在外面待好幾個鐘頭。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會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發地走進他的房間,把他翻過去,抖松枕頭,我倆誰也不看誰,誰也不和誰說話,等着對方求和。

戰火終於平息了,因為塔利班來了。那是一幫年輕人,臉瘦瘦的,留着黑色的大鬍子,畫著黑眼圈,拿着鞭子。對他們的殘忍和暴虐無度,已經有了詳盡的記錄,所以我還是要說,馬科斯先生,沒有什麼必要再給您一一列舉他們的暴行了。應該說,足夠諷刺的是,他們在喀布爾這幾年,倒讓我多活了一陣子。他們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熱都留給那些年輕的,尤其是窮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個老頭子。我對塔利班政權的主要讓步,就是蓄起了鬍鬚,老實說,這讓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臉的苦差。

“這太正式了,納比。”蘇萊曼躺在床上喘息着,“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個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從我身邊經過,好像我是頭正在吃草的母牛。我故意給他們留下這種印象,裝出一副溫順的蠢牛模樣,免得引起特別的注意。一想到他們會怎樣看待妮拉,怎樣對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慄。有時,我在心中喚她出場,看她手拿香檳,在派對上大笑,看她光裸的雙臂,又細又長的雙腿,這一切真彷彿出自我的憑空想像。彷彿她從未真正地存在過。彷彿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還有我,以及帕麗,以及年輕而健壯的蘇萊曼,甚至我們共同生活過的那段時間,那個家。

後來,2000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我端着盤子,裏面放着茶和新烤的饢,走進蘇萊曼的房間。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來上氣不接下氣,枯死的臉色突然變得遠甚以往,他想說話,卻只能發出一串沙啞的噪音,比風吹樹葉的沙沙聲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盤子,衝到他身邊。

“我去叫大夫,蘇萊曼。”我說,“你等着就行。我們一定能讓你好起來,像從前那樣。”

我轉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搖晃着腦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畫著。

我湊近了,把耳朵貼到他嘴邊。

他不斷地努力,想要說些什麼,可我怎麼也聽不清。

“對不起,蘇萊曼。”我說,“你必須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來。”

他又搖起了頭,這一次搖得很慢,淚水湧出他被白內障阻遏的雙眼。他的嘴張開了又合上。他把頭轉向床頭櫃,我問他是不是裏面有他需要的東西,他閉上眼睛,點了點頭。

我拉開最上面的抽屜,裏面只有葯,老花鏡,一瓶舊古龍水,一個記事本,他幾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筆,除了這些,我什麼也沒看到。我正要問他讓我找什麼,就一下子看見了。它摺疊着放在記事本下面,是個信封,背面寫着我的名字,正是蘇萊曼歪歪扭扭的筆跡。信封里有一張紙,他在紙上只寫了一段話。我讀了。

我俯看着他,他下凹的太陽穴,嶙峋的臉頰,深陷的雙眼。

他又動了一下,我湊上前,感受到他陰冷、吃力、時松時緊的呼吸吹在我臉上。我聽到他在掙扎,舌頭在乾巴巴的嘴裏奮力蠕動。不知何故,或許純粹出於意志的力量,他最後的力量,他竟在我耳邊低低地說出了話。

我倒吸了一口涼氣,骨鯁在喉,拚命才擠出幾個字:

“不,別這樣,蘇萊曼。”

你保證過。

“還沒到那分上。我照顧你,你一定能好起來。一定能。我們一定能撐過去的,就像過去一樣。”

你保證過。

我在他身邊坐了多久?勸了他多久?我無法告訴您,馬科斯先生。只記得最後我站起身,在床頭走來走去,終於躺到他身邊。我把他轉過來,讓他面對着我。他好輕,輕得像一個夢。我親吻他乾裂的雙唇。我把枕頭放到胸前,挨着他的臉,然後捧住他的後腦勺。我把他摟在懷裏。一個長長的、緊緊的擁抱。

後來,我只記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樣。

我走到窗前坐下。蘇萊曼那杯茶還在,還放在盤中,擱在我腳邊。我記得,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開門。小男孩走在上學的路上。已然塵土飛揚。馬路上走着一條懶洋洋的狗,蚊子如黑雲,圍着狗頭盤旋。我看見兩個小夥子合騎一輛摩托車,後面那位跨坐在車尾的貨架上,一邊肩膀上扛着台電腦顯示器,另一邊是西瓜。

我把腦門頂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蘇萊曼抽屜里的字條是一份遺囑,寫明他把一切都留給我。這房子,他的錢,他個人的財物,甚至那輛汽車,儘管它朽爛已久,屍首卻棲留於後園,車胎盡癟,徒然一堆鏽蝕不堪、委頓於地的鐵皮。

有一段時間,我真真確確地感到手足無措,不知道拿自己怎麼辦才好。半個多世紀了,我一直都在照顧蘇萊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於他的需要,始終都有他的陪伴。現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發現這自由不過是個錯覺,因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復存在。人家說,去發現,發現你生活的目標,然後去過那樣的生活。可是有的時候,你只有生活過,才能認識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標,也許這目標你從來不曾想到。現在我的目標已經實現了,我覺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隨波逐流。

我發現自己在大房裏怎麼也睡不好了,我在裏面待都待不下去。蘇萊曼一死,我就感覺這房子太大了。每個角落,每個暗處,每條裂縫,都隱藏着鮮活的記憶。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盡頭的老窩棚。我花錢請了幾個工人,在棚子裏通上電,好讓我能就着燈光讀書,到了夏天,可以吹吹電扇。至於空間,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財產加起來,不過就是一張床,幾身衣服,還有那個裝着蘇萊曼畫稿的紙箱。我知道,馬科斯先生,您可能會覺得這有些古怪。的確,從法律上來說,這房子,還有這房子裏的一切,現在都屬於我了,可我對任何一件東西都沒有主人的真情實感,而我也知道,我永遠也不能真的產生那種感覺。

我讀了很多書,從蘇萊曼的舊書房裏拿的。每次一讀完,我就把它們放回去。我種了些番茄,一點兒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蓋老是疼,後來我索性走到兩個街區之外,再強迫自己往回走。有時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園裏干坐着,無所事事。我跟蘇萊曼可不一樣:我習慣不了孤獨。

後來,2002年的一天,您搖響了大門的門鈴。

當時,北方聯盟已經趕跑了塔利班,美國人也進入了阿富汗。幾千名救援人員從世界各地湧入喀布爾,建立醫院和學校,修復道路和灌渠,帶來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來的那位翻譯是個年輕的阿富汗當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夾克衫,戴着太陽鏡。他問我誰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訴翻譯我就是。當時您二位飛快地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來,對我說:“不,卡卡,我說的是主人。”我請您和他進屋喝茶。

喝的是綠茶,就在殘餘的游廊上,談話用的是波斯語。不過您知道,馬科斯先生,這七年來,多虧您的指導和厚愛,我也學了些英語。您通過翻譯告訴我,您來自蒂諾斯,那是希臘的一個島。您是外科醫生,屬於一個醫療隊,到喀布爾來,是為了給那些面部受傷的兒童做手術。您說,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個住所,這一陣子你們管它叫“宿舍”了。

您問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說:“不收。”

我還記得,那個穿紫夾克的年輕人翻譯完了以後,您那副驚訝的樣子。您又問了一遍,也許是以為我沒聽懂。

翻譯欠了欠身,坐到椅子邊上,湊近我。他用一種推心置腹的腔調和我講話。他問我是不是老糊塗了,我明不明白您的醫療隊願意付錢,對喀布爾現在的房租漲到什麼程度,我有沒有概念?他說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對他說,和長者講話的時候要摘下太陽鏡。然後我告訴他,該幹嗎就幹嗎,老老實實地翻譯,用不着提建議,接着我轉向您,說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許多理由,而這一個並不涉及私密。“您告別了您的國家,”我說,“您的朋友,您的家庭,來到這兒,這個被真主拋棄的城市,來幫助我的家鄉,我的同胞。我怎麼能從您身上獲利呢?”

那個年輕的翻譯——後來我再也沒見過他和您在一起——舉起了雙手,失望地冷笑起來。這個國家已經變了。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這樣的。

有時到了晚上,在小屋裏,我一個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見大房裏亮堂堂的燈光。我看着您和您的朋友們——特別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維奇小姐,我對她寬廣的胸懷抱有無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裏,吃着盤子裏的食物,吸着香煙,喝着您的酒。我還能聽到音樂,偶爾有爵士,讓我想起妮拉。

她現在死了,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訴我的。我曾經和她談起過瓦赫達提夫婦,也曾和她說過妮拉是個詩人。她在電腦上發現了一份法語雜誌,裏面有一部文集,在網上發表的,收入了他們過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寫的是妮拉。文章說她死於1974年。那麼多年來,我的思念都歸於徒勞,期盼着一個死去已久的女人寫信回來。得知她過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點都不驚訝。我現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為別人愛的方式:秘密地,熱烈地,無助地去愛。

這封信就快結束了,馬科斯先生。

現在我也大限將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會太久。感謝真主。也要感謝您,馬科斯先生,感謝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時間來看我,坐下來陪我喝茶,給我講您在蒂諾斯的母親,告訴我她的近況,還跟我談起您童年的朋友薩麗婭,不僅如此,我還要感謝您對我國人民的同情,感謝您為這裏的孩子們提供的無價服務。

也要感謝您對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經在這兒過了大半輩子,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過不久,我也要在這屋檐底下,咽下最後一口氣。我曾懷着失望與悲傷,見證了它的衰敗。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園的院牆修好了,窗戶換了,我曾度過無數幸福時光的游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讓我感到莫大的喜悅。謝謝您,我的朋友,為了您種下的樹,為了園中再次盛開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種方式,為您給予本城人民的服務出過力,那麼您禮尚往來,對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經超出了要付給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會顯得貪得無厭,我還是要冒昧地請求您兩件事,其一是為了我,其二是為別人。首先,請您把我埋在喀布爾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從大門進去,往北走到頭,不用花太多時間,您就能找到蘇萊曼·瓦赫達提的墳。請在附近給我選個地方,把我埋在那兒。我為自己對您的請求就是這些。

第二件事,請您在我死後,儘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麗。如果她還活着的話,要證明這一點可能不會太難——互聯網這東西是個令人驚奇的工具。您會看到我隨信附上的遺囑,其中寫明,我把房子、錢,還有我不多的幾件東西都留給了她。我請求您把這封信和遺囑一併交給她。也請您告訴她,告訴她我沒有辦法知道自己引發的無數結果,告訴她我只能從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論現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經找到了人生可以擁有的最多的安寧、恩寵和愛。

感謝您,馬科斯先生。願真主佑護您。

您永遠的朋友,

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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