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好女

是明晃晃的秋了。

東京已經天涼，街頭的楓樹隱約可見蜂蜜似的泛黃，當我閉上雙眼，彷彿已經感受到那一街的楓紅將要飄落滿地。

秋天有一種氣味，乾乾的、清淡的、樸質的，那種令人安心的香氣，總令嗅覺敏感的自己，打從心底對天地有着虔誠，好像觀音娘娘慈眉善目地陪着自己。

我是在這時候認識你的。

穿着一件寬大的李維外衣、米白的長褲，愛笑的臉頰有個酒窩，秋天的陽光亮乎乎的，你也是個亮乎乎的漂亮孩子。

我常和你提到關於拍電影的那一群女子們，還有我如親人般的天文、侯孝賢導演。

“我們努拍的戲名叫做《好男好女》哩，”我快樂地對你說，心裏戀戀着這個名字。

好男，好女

1940年的7月，鍾浩東24歲，蔣碧玉19歲。廣東的惠陽海岸，剛上岸的他們，還有同行的蕭氏夫婦等帶着堅強的信念，從台灣投奔大陸，為了追隨國民黨而加入抗日活動。炎炎的烈陽，鍾潔車抹抹開，蔣碧玉望着他略顯清瘦的臉，想伸手握他，可是沒有。蕭大大和她都懷孕了，檢查他們的軍官邊翻看證件邊思考着，周圍鬧呼籲的人多，可是五人都覺得空氣意外的沉靜。那軍官眉一挑，沉沉地說；“誰知道是不是日諜，扣起來。”

惠陽的海邊，烈日裏忽然下起了綿綿的太陽雨。

“好男，好女”你用日語念了一遍，我點點頭。青山表參道兩旁的樹隨風搖曳，我們坐在風裏，看着裝扮新潮人時的日本新新人類闊步向前，名貴的賓士跑車呼嘯而過，還有可愛便宜的小馬奇牌車子，滾蛋似地滾了過去。我說：“大家都好忙啊。”你溫柔地笑說：“大家都要過日子啊。”我睜大眼看着你，心裏有着蕩漾。

蔣碧玉認識鍾浩東的時候才十六七歲，那時落是個少女護士，鍾則因為用功過度而犯了輕微的神經質住院，他們常常在一起說話，那時的鐘港東便有強烈的國家意識，他還說他是要革命的人，不能結婚，蔣碧玉總是聽着他說，對他宏大的理想，浪漫的祖國意識，都存着模糊的尊敬。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當時除了要對抗日致，中國的內戰也如火似地延燒着，終於，鐘下定決心要赴中國大陸。於是他問蔣碧玉：‘俄們這次去恐怕要吃苦，也許造性命都有牽連……”活潑天真的蔣碧玉其實心裏早已有了執著，他堅定地要為國獻力，她堅定地要跟他。

你常常問我：“你很寂寞是不是？”你看小動物似地拍我的頭，我總任性地說：“才不呢，我有什麼好寂寞的，那麼忙，又那麼多人疼我，煩都來不及了……”你還是笑，看穿似地說：“可憐的孩子。”此時我總是一陣心酸，想到過去的種種傷痕，做過傻事的自己，壓抑的情感，公眾人物的不自由……可是，我說；“真的，都過去了，不會再更苦了，而且你知道嗎；從自己決定遠離電視等等的偽裝后，我快樂多了，尤其現在，因為電影，我認識好多有才華和理想的朋友，我們常常在一起談挫折，談快樂。”然後我很嚴肅地告訴你：“我喜歡電影，因為拍電影的時候，你必須要完全坦誠自己，而在這樣赤裸地面對人性之後，你會發現，人真的是戰戰兢兢而又純真地在努力向前。”你看着我，在繁鬧的街上，我們只有一顆心，一起平穩地跳動。

1941年，蔣碧玉和同行的蕭太太為了繼續艱苦的抗戰，不得不忍痛將生下的孩子送走。1944年，蔣碧玉又懷孕，當時鐘浩東只身前往更險惡的前方，在不能相守相顧的日子，她常讀着他的家書，看他飛曳的字，相信着。

我們才認識不久，你的話不多，你說你喜歡野狗，從小父親就不在了，只有母親照顧你，可是你一直不知道母親的偉大，直到母親過世。我問：“你知道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嗎？”你誠實地說：“知道，但不仔細。”我開始告訴你，我的阿公曾是基隆的副議長，當時我們家很富有，卻因為“二·二八事件”，在3月8日左右，阿公被開了六槍，屍體屍體丟在基隆河，從此沒有人敢接近我們家，深怕被軍連，我的母親也從無憂無慮的小女孩，搖身變成每天沒日沒夜地背着妹妹到處去洗衣、打掃。你點點頭說：“上一代的人，真苦啊。”

抗戰勝利，鍾浩東和蔣碧玉結束了五年的顛簸歲月回到台灣。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校長，因為思想開明，尊重人權，倍受好評，蔣碧玉則在電台工作。1946年，第三個兒子出世，那是一段僅有的安定日子。次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陳儀，因為縱容貪污，任由大陸退還來台的外省兵欺壓平民，加上物價飛漲，動輒以槍支暴力假意平息事實，終於使台灣的知識青年徹底絕望，轉而傾向左派思想。這時期前後，美國以台灣為反共產體制的同黨之一，要求台灣及蔣介石全面反共，於是一場殘酷的清黨工作，在國民政府絕不追究的甜言蜜語下，陰冷地展開。

街上的女孩幾乎都穿着流行的迷你裙。你說我近來瘦了，我不語，你說：“我的母親是中國人，我的父親是日本人，以前我常常困擾，到底我身體裏流的是什麼樣的血液。”我說：“太灣有一部電影《多桑》，就是日文父親的意思，片子裏的父親一直想到日本看富士山，因為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都不讓台灣人有太多自由或受高等教育……”你打斷我：“日本人，中國人，只要是人，只要有愛，只要活着，就是生生不息的未來。”

1948年，動員做亂時期臨時條款公佈，鍾浩東在此之創立了《光明報》，又常與基隆中學的老師揭發貪官，批評不公平的貧富制度，終於被捕。當時國民政府擔心“二·二八事件’重演，一切都是秘密進行，政治迫害的陰謀，隱然形成了台灣這個美麗島的白色恐怖。

你忽然問：“你可以演嗎？”我笑着：“和我工作的人都很有才氣，有他們我很安心，而且候導演也總是以一種悲憫的心在表現台灣，我想，只要專註，應該可以吧。大家都說現在的台灣亂，可是我還是愛台灣的，因為我畢竟在那裏長大。那裏除了有找，還有我家人的過去。”

青島東路軍法處，鍾浩東被拷打得傷痕纍纍，卻昂首堅定地走向刑場，曾經為國抗日的他，被冠上了共產思想的罪名，被判死刑，蔣碧玉望着鐵欄外的他，眼淚直流，可是她知道，他們其實已是一生一世了。

回台灣籌備拍戲時，我打電話去謝謝你的嚮導，你一語不發，只說：“相信你在拍戲時，一定有一張好的面容，去吧。”我掛上電話，廣播催着起飛時間，我知道我們沒有開始。淚在我臉上流。

蔣碧玉意外被釋放，現年已80多歲高齡，目前因腺癌住院昏迷，拍戲時，工作人員曾多次探訪她，說她依然天真純善。

我們沒有開始，但是，我們也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