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

李鴻章一再指示袁世凱，“要注意日本的動向”。

袁世凱從大鳥公使那裏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對中國極其友善”。這是他把同大鳥圭介個人的關係與同日本政府的關係混同了。

袁世凱將朝鮮政府的請求和他的意見電告本國。日期是6月1日。

這一天，日本公使館書記官鄭永邦會晤袁世凱。

鄭永邦，這是個中國名字，但他是純粹的日本人，並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輩從中國來到長崎，幾代人都以“通事”①為業。袁世凱會見鄭永邦時，總覺得格外親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凱的這種心情，故意讓鄭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認為，鄭永邦的話容易為袁世凱所接受。

“血濃於水”，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凱的意識中是存在的。他認為身上流着漢族血液的鄭永邦，不會做出損害祖先的祖國——中國的事情。他甚至還以為，鄭永邦肯定會瞞着上司採取一些有利於中國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國家意識高漲的時期。身上流着外國人血液的鄭永邦，絕不似袁世凱所想像的那麼單純。鄭永邦正因為有這麼個姓，所以才更想當一個比誰都愛國的日本人。

他會晤袁世凱，是把日本的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凱對他的親近感，擺佈袁世凱，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儘管同袁世凱會晤時也表示一些親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給他的任務——讓中國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鮮的派兵請求，那麼，根據《天津條約》，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國表明出兵的態度。中國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軍事衝突，所以對朝鮮的請求總是採取慎重的態度。袁世凱想預先了解一下日本對中國出兵作何反應。他知道，直接去問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會說出真情來的。

袁世凱盼望着鄭永邦。

恰好在這時，鄭永邦上門來了。他問道：

“中國政府為什麼不出兵？”

“《老子》一書中不是說過：‘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須十分慎重，否則……”袁世凱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說道。他真想說，現在正擔心日本的態度呢。

“朝鮮國內，已經沒有制伏東學軍的力量了。東學之亂這麼長期地拖延下去，對商業貿易也會有妨礙。中國商人在這裏不少，日本商人近來也明顯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論什麼情況，都希望朝鮮的內亂能夠平息。朝鮮若能靠自力平定內亂，那當然是再好不過的，自身力量不夠，哪個國家支援它一下，我認為對日本也是有利的。”鄭永邦說道。

“怎麼，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說，我們也有這種準備。”

“噢，準備了？”

“嗯，隨時都可以發兵……朝鮮恢復和平、能夠做買賣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噢？這是真的嗎？”

“東學黨本是一群烏合之眾，但他們的領導人里有幾個比較難對付，所以才取得一點點勝利。而且，朝鮮政府軍也太軟弱了。一般說來，軍隊是打勝不打敗……東學軍敗上一次，就將不可收拾。”

“真希望他們快點兒完蛋！”

“剛才我不是說那個日子不遠了嗎？哈哈哈……”

袁世凱竟把相當重要的機密泄露給別國公使館的書記官。

鄭永邦回到公使館，立刻把這消息報告給杉村代理公使。

“幹得漂亮！”杉村滿意地點頭稱讚，“用不用我明天親自去一趟，再確認一下？”

鄭永邦在袁世凱的頭腦里打上一個印象：中國出兵朝鮮，日本政府決不反對。那天，袁世凱向李鴻章報告了同鄭永邦的談話內容。鄭永邦當時還故意發了幾句牢騷：“日本國內鬧得一塌糊塗，簡直糟透了！”

伊藤內閣和反對派之間在國會內外的攻防戰日益加劇，確是事實。

“日本國內多事，顧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條約》為理由，派兵來朝鮮，頂多也不過是用以保護公使館的少量兵員。”

袁世凱又附上自己的見解，電告天津。

日本主要報紙上的主要消息，當時由同文館學生陳貽範、長德、桂紳、周自齊等人翻譯。李鴻章把東京公使館的報告同報紙消息的譯文相互對照，體察日本的事情。自由黨被政府收買過去啦，在野黨六派攻擊政府極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實情的人，僅從報紙來判斷，也許會誤認為內亂就在眼前。

李鴻章根據袁世凱6月1日的電報，最後下決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為了確認情況，親自會見了袁世凱。袁世凱發給天津的電報說：“頃倭署使杉村來晤，該意亦盼華速代戡，並詢華允否。凱答，韓惜民命，冀撫散，及兵幸勝，姑未文請，不便遽戡。韓民如請，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凱都已接到情報。杉村知道，朝鮮政府會採納閔泳駿的主張，向袁世凱求援。

“清廷肯定會出兵。”杉村確信如此，前一天向東京發電報說：朝鮮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凱同杉村面談后，電告天津：“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

這真是一個天下太平的輕鬆樂觀的判斷。

東京。

彈劾提案通過之後，或者伊藤內閣總辭職，或者解散議會，二者必選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開內閣會議，最大議題當然是解散議會。但陸奧外相讀了杉村代理公使的電報后，認為這也是一個重大議題。他一手拿着電報，論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閣僚全部贊成出兵。陸奧宗光在《蹇蹇錄》中有如下簡略的記述：

“……6月2日，我參加了閣僚會議。一開始就向閣僚們出示了杉村發來的電報，並陳述己見，說，如果中國往朝鮮派遣軍隊，不論用什麼名義，我國也應往朝鮮派出相應之軍隊，以防不虞。這也是為了維持日、中兩國在朝鮮之權力均等。閣僚們一致贊同此提案，於是，伊藤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派人，請參謀總長熾仁親王殿下和參謀本部次長川上陸軍中將出席會議。當即決定，內閣總理大臣攜出兵朝鮮案及解散議會案，直接進宮上奏，仰乞聖裁，爾後執行。”

就在這天，伊藤首相攜帶解散議會和出兵朝鮮這兩個重大決議案，陛見天皇。

解散眾議院的上諭，在當日下午四時送到議長手裏。

當夜，在外相官邸，召見林董外務次官和川上參謀次長，舉行了以陸奧外相為首的三人會議。陸奧在《蹇蹇錄》中，沒有談及這天晚上的秘密會議。林次官的回憶錄以一種“事已過去，說也無妨”的語氣，把三人的討論歸結於一點，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態，而是如何去掀起戰火，如何獲勝。

此時，杉村的第二封電報尚未到達，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會議是在尚未確認中國是否出兵的情況下舉行的。他們甚至沒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議程。

這次秘密會議的重點是如何蒙蔽伊藤總理大臣。往朝鮮派兵，伊藤首相併不反對，只是不那麼積極。作為首相，或者從他的性格來看，他不會做出強硬到底的姿態。李鴻章曾高度評價他這種政治姿勢，認為伊藤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伊藤博文絕不是和平主義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時期的政客，是國權擴大論者。只是在擴大的具體方法上，他認為不可過於強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贊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許不會應允。

這時，在朝鮮，日、中兩國的現有勢力，仍然是揮舞“宗主權”的清廷要強些，因此，陸奧也認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兩國在朝鮮的權力之爭”。

在閣僚會議上，他表示要維持對朝鮮的日、中兩國的權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兩國勢力的平衡，而陸奧外相的本意卻是想來一次逆轉。他的奮鬥目標不是“趕上”，而是一鼓作氣地“趕過”。同樣的國權擴大論，但伊藤是逐步升級的階段主義者，對於搞什麼逆轉之類的極端政策，恐怕是不會贊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個人的結論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鳥公使認為保護公使館和僑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見，在規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軍事情報，已掌握在川上次長手中。為平定東學軍，估計清政府派兵不會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軍發生衝突，那就應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時足以制勝的兵力。清軍必然求和。假如清軍雖敗北而不求和，繼續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個師團，在平壤附近再勝一次。那時，清軍非講和不可。以朝鮮為舞台的日中戰爭，日本參謀本部多少年來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將的《清國征討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陣的兵力馬上就決定下來。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這個數字讓總理聽到，他會大吃一驚！”陸奧很擔心。

“他能那樣嗎？”川上次長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義者。”

“那麼，這麼辦吧——”川上想出一個好主意，“對總理就說派出一個旅團。”

“一個旅團，人數是……兩千人吧？”

按照當時的陸軍編製，一個旅團大約是兩千人。

“哈哈哈……”川上參謀次長笑了，“閣下對軍隊的編製是門外漢，總理也不例外。不錯，旅團的建制兵力是兩千，但有一種混成旅團，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總理問到兵力呢？”

“就用一個旅團應付他。至於旅團的編製，就說事關軍務，聽由軍部處理。”

“有道理……”

陸奧外相十分佩服這條妙計。

李鴻章向丁汝昌下令，讓“濟遠”、“揚威”二艦開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陰曆五月初一）。同時，又命令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選拔淮軍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輪船，開赴朝鮮。

同一天，漢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獲得情報，向東京發電報：“為何不火速派兵前來？！”

這時，朝鮮政府嚴密封鎖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還奇怪朝鮮政府為什麼要招威脅獨立的援軍前來，於是，有人胡編了答案——袁世凱逼迫朝鮮國王乞求援兵。

朝鮮求援的真相是，閔氏一族極其害怕東學軍與大院君相勾結，所以善於察言觀色的閔泳駿才去向袁世凱懇求。這一時期的袁世凱，被閔泳駿所動搖，被鄭永邦和杉村所操縱，恰似一個馬戲團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嗎……”下達了出兵命令后，李鴻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風滿樓

伊藤博文這時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縣有朋則是軍界的元老。

“兩個老糊塗。”少壯派官僚們這麼稱呼伊藤和山縣，儘可能矇混他們。像“一個旅團”之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豬一郎的《蘇峰自傳》裏有這麼一段：“甲午戰爭不是老一輩人發動的，而是年輕人掀起的。在內地是川上（參謀次長），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陸奧（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時機，巧妙地操縱了伊藤、山縣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憶錄中，也有可以證實這些情況的插話。

德富蘇峰（即德富豬一郎）說是年輕人“操縱”了大人物，其實，用“矇混”之類的說法似乎更恰當些。派遣兵員巧妙地矇混過去了，但是，要長期矇混下去卻非常困難。於是，想出了一個使老糊塗們無法插嘴的方法。

這就是設置大本營。

6月5日，在參謀本部內設置了大本營。關於往朝鮮派遣混成旅團的事，也獲得天皇批准。

動員及各種計劃，均屬“統帥事項”，由大本營直接決定，雖內閣總理大臣也無權過問。這樣，伊藤首相在戰爭進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說，應當依據“戰時大本營條例”，在宣戰之後才能設置大本營。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還沒有宣戰，所以，這時設置大本營應該說是違法的，但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明知這是一種違法勾當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將等，也就是強行設置大本營的少數幾個人。

設置大本營兩天後，6月7日，陸軍省和海軍省禁止報紙、雜誌報道軍機。

海軍省只是在陸軍省禁令中的軍隊二字之上加了“軍艦”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當時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與陸軍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設置了臨時陸軍中央金櫃部——“戰時或臨事變之際設於東京，掌管臨時陸軍經費之收支及決算報告事宜”。明文規定這是一個完全獨立於司法、立法部門的戰費財政部，可以藉機密之名，自由地動用巨款。

於是，軍費鎖在密室里，報道以所謂“大本營發表”的形式壟斷。6月9日，各報館刊登一條消息：“鑒於朝鮮國內，內亂頻仍，其勢日益猖獗，該國政府又處於無力鎮壓情況之下，為保護在該國之我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國民，特派軍前往。……不久前，中國政府已照會我國政府出兵朝鮮國，據此，我國政府亦如前約，出兵赴韓，並將此意立即電告中國政府。”

大鳥圭介從東京出發的日子，正是設置大本營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鳥公使出發之際，訓示：“你到了那裏，同那個年輕人——袁世凱好好研究一下，儘可能穩妥地收拾局面。同袁世凱一說，他就會明白，因為他的後面還有李伯（李鴻章）在。我也馬上同李伯聯繫！”

但是，大鳥去陸奧外相那裏，陸奧卻說：“不管怎樣，我得先說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場。’這就是，嗯，所謂開場白吧！”

這不是一句直截了當的話。大鳥立刻覺察出，他的話同總理的訓示有些微妙差別。“關於朝鮮的事，”陸奧外相繼續說道，“比起任何國家來，日本帝國都應當佔據絕對優勢的地位。這就是大前提。如果用和平手段達不到這個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於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猶豫地破壞和平。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都由外交大臣的我來負責。”

“我明白了。”大鳥答道。

“不必擔心干過了頭，明白我的意思吧？看準時機，堅決干它一場！”

陸奧外相似乎想確認對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詳了一陣大鳥的臉色。

陸奧的《蹇蹇錄》中有一段關於大鳥出發前的記述：“我在大鳥公使將要從東京出發時，詳盡地給了他幾條訓令。其中，關於今後朝鮮的局勢問題，我告訴他：除非萬不得已，應以和平手段結束事態為第一要義。不過，當前的形勢已非常緊迫，倘若時局遽變，無暇向本國政府請示，則允許該公使適當考慮，臨機應變。上述訓令似有表裏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勢之下，對派駐外國之使臣給予非常之權力，亦實屬不得已也。”

從字面上看，陸奧確實做了“表裏不一”的指示，似乎可以理解為置重點於和平手段。《蹇蹇錄》中引用外交機密文件甚多，這些文件最初雖不會公諸於世，但遲早要被世人所知曉，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做出原則性很強的樣子。

實際上，他的訓令正相反，果斷措施遠比和平手段受重視。從當時在座的外務次官林董的回憶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陸奧外相的訓令就差沒說出：一定要執行開戰的方針政策。

陸奧外相送走大鳥公使之後，還自言自語：“他真的明白了嗎？”略感不安，應該再明白一些地告訴說：“絕對要打一仗！”陸奧並不認為大鳥頭腦遲鈍，只是對他的思想不放心。

大鳥的政治觀點是日清同盟論。他認為，在東亞反抗西歐列強的壓迫，只有日中同盟這一條路。在朝鮮問題上，他也主張日中兩國共同合作。

但陸奧不這麼想。陸奧認為，應該由日本獨佔朝鮮。

大鳥這個人也確有古代遺風。

陸奧坐到椅子上，用拳頭捶打膝蓋。他今年五十歲，大鳥圭介比他年長十一歲，去年滿六十。雖說是訓示，但陸奧對大鳥無論如何在用語上也得尊重些。大鳥走出房間時，目光炯炯，面帶笑容，這是什麼意思呢？

陸奧停住手，陷入沉思。大鳥的微笑是嘲笑嗎？他也許在心裏罵著“小崽子”。

陸奧宗光生於和歌山藩士之家，年輕時同長州的桂小五郎交往，從事勤王運動，參加過土佐的坂本龍馬的海援隊。明治維新后，他的命運也有過多次起伏，但總是在太陽照射之下。

陸奧還是學生時，大鳥圭介已任幕府的陸軍奉行。大鳥反對大政奉還，也反對江戶開放，是個主戰論者，曾在函館五棱郭戰鬥過。

陸奧心想：我也是有骨氣的人，坐過牢的不只是你一個！

剛才，陸奧真想沖大鳥背後這麼喊一句。大鳥曾被明治政府投進監獄，而陸奧明治十一年參加大江卓、林有造的反政府運動獲罪，也坐過五年牢。

陸奧想：你的骨頭倒是舊了一點，因為有一部分骨頭是在閑谷製成的。

不錯，大鳥圭介在備前的閑谷黌學過漢學。陸奧認為，大鳥的日清同盟論是受了閑谷漢學的影響。

6月6日，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根據《天津條約》第三條規定，向日本外交部通告出兵朝鮮事，其中有一句“為保護屬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外交部通知中國公使：日本出兵朝鮮，“不承認朝鮮為清之屬國”。

日本駐中國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向李鴻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三十九歲，是所謂的少壯派。通知很簡單，只說是根據《天津條約》，日本派兵朝鮮。

清政府辦理外交事務的衙門叫“總理衙門”，全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中國曾經是世界帝國，同它有各種關係的國家，它不認為是平等的“外國”，而是屬國。所以，它沒有相當於近代國家的外交部，只用禮部和理藩院適當地處理外國事務。英法聯軍攻進北京，各國在北京開設公使館，這才不得不設一個同外國外交官進行交涉的機構——總理衙門。此機構設於1861年，名曰“總理各國”，而不叫“總理外國”，夠頑固的了。

總理衙門由十來名侍郎以上的高官擔當總理衙門大臣，是合議制，原則上均有兼職。

設置這樣一個同外國對等的衙門，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惱，在處理實際事務時總是拖泥帶水。

這時的總理衙門由皇族的慶親王擔任首席大臣。慶親王自從光緒十年（1884年）接替恭親王之後，任此職已有十年之久。其他大臣有吏部右侍郎廖壽恆、兵部尚書孫毓文、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理藩院尚書崇禮、吏部左侍郎徐用儀、宗室的福錕等，後來出名的榮祿此時是步兵統領，他成為總理衙門大臣之一，是在這年的十二月。中日兩國出兵朝鮮時，他還沒到衙門來。

總理衙門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會後，要求日方：“我國受朝鮮政府之請，為平定其內亂，依據保護屬邦之舊例，派兵前往。內亂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稱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及商民人等，估計不會需要過多軍隊。加之，朝鮮政府並未籲請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鮮內地輸送軍隊，以驚擾住民。萬一同我國軍隊遭遇時，恐因言語不通，發生事端。請轉告貴國政府。”

小村將照會轉呈本國政府後，日本政府答覆：“我國政府根據《天津條約》之規定出兵朝鮮，沒有理由接受貴國之指示和要求。”並重申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之屬邦。又說，日本軍隊服從紀律、節制而進退，即使與清軍相遇，也絕不會發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軍隊勿尋釁鬧事。

照會往來已迸出火花。《蹇蹇錄》中寫道：“和平雖未破壞，干戈雖未交鋒，僅在一篇簡牘中已顯示彼我所見不同，過早表現出甲爭乙抗之狀態。兩種電雲即將正面接觸，剎那間可成電閃雷鳴之勢，其意甚明。”

陸奧外相的方針是：在外交上常表現為被動狀態，一旦有事，軍事和各方面都要先發制人。

如前所述，往朝鮮的中心港仁川輸送軍隊，日本自宇品港出發大約需要四晝夜，而中國從山海關或大沽啟程只需兩晝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會被落下。於是，日本方面想出一個計策：借大鳥公使返回任所之機，多帶些步兵。

不過，伊藤首相反對這麼做。他認為：“這不是給對方以口實嗎？”

日本政府打算根據《天津條約》第三條，中國首先出兵，然後日本也出兵。這就是所謂外交上的被動立場。

“因東學之亂，仁川、漢城都亂得不可收拾，所以應帶些警備人員。”陸奧外相抱住他的計策不放，說道。

“可是，這也應該有個分寸。譬如，同是警備人員，叫它軍隊，就不如叫巡查穩妥些。方法上必須再研究一下。”伊藤說道。

對於公使返回任所時帶些武裝兵員，伊藤首相併不完全反對，條件不過是別給清政府以借口，他的計策是考慮把軍隊稱為警察。

乘軍艦前往，當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陸，作為陸戰隊，就成為最好的兵力。在艦上比定員多編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軍艦“八重山”的艦種屬於“報知艦”，同海軍協商的結果，在定員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鄉海軍相商議時，得知在外洋演習的數艘日本軍艦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這些軍艦回航仁川，就能進一步增加兵員。

三百到四百人，是大鳥公使可以帶領的兵數，顯得很正常。警視廳的二十名巡查，是公認的護衛。

大鳥公使搭乘“八重山”號起航是6月5日。雖然在中、日兩國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獲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報，與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對日本的計劃卻一無所知。袁世凱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鄭永邦書記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縱了。

大鳥公使到達仁川的日期是6月9日。

清軍到達朝鮮比大鳥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陸地點為牙山灣。派遣軍人數有兩千多，不能同時登陸，所以雖是8日抵達，但登陸完畢，已是12日了。

“清軍正在登陸”，得知這一情報，大鳥急忙率領四百二十人的軍隊奔向漢城。登陸的第二天，大鳥公使一行人就進了漢城。

大鳥公使率領的四百餘名日本兵，實際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軍隊。名義是公使護衛隊，但是從人數上看，只能認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從朝鮮當地來說，等於通告的同時軍隊就登陸了。

“八重山”號到達仁川之日，天降大雨。

“日本軍到達仁川”，得知這個消息，朝鮮政府非常驚愕。

在漢城，宮廷召開了緊急會議。

《全州和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達成的。因為朝鮮全國一致希望：不論中國還是日本，都將軍隊撤回。

中、日兩國是接到“朝鮮大亂”的通知才派兵前來的，若讓撤兵，就得拿出“朝鮮之亂”業已平定的證據給兩國看看。在避免外國武力介入上，政府和東學都抱有同一態度，因此，《全州和約》在6月10日到11日之間簽成。這時，清軍正從牙山灣登陸，日軍已進入漢城。

在朝鮮政府的會議上，激烈地討論了責任問題，以便處分一個責任者，使一切付之流水。這是朝鮮常用的政治解決辦法。朝鮮政府確實向清廷請求過援兵，現在則想偷天換日，說成“那不是政府的意思，純屬個人的任意行為”。

最熱望清廷派兵，最害怕東學的，就是閔氏一族。

東學倡導打破現有體制。在朝鮮，維護現有體制的，只有閔氏一族。動搖閔氏一族權勢的是東學，而這個東學，又有與閔氏一族的死敵大院君相勾結的徵兆，若不儘早把東學鎮壓下去，事情就會更加糟糕。因此他們不惜引來清兵，也必須把東學擊潰。代表閔氏一族的意向，向清政府求援的，是經理廳大將閔泳駿。現在要把一切罪過都扣到他的頭上。

朝鮮政府懇求袁世凱：

“希望未到達的清軍，在中途返回去。”

朝鮮政府認為，因為清軍來朝鮮，所以日本也派來軍隊，倘能讓清軍撤回，日本也一定會撤兵。

“少開玩笑！”袁世凱大喝一聲。

出兵是根據朝鮮的請求，並不是那麼隨隨便便的事。整頓裝備，備齊輜重，做了所有的準備，又搭乘軍艦、輪船，隨便在半路上停下來，怎麼可能呢。

“可是，日軍也來了，如果兩軍駐在同一地點，很難預料將發生什麼事情。”朝鮮政府傾訴了苦衷。

“可也是……”袁世凱沉思起來。現在讓日軍進入漢城是很不妥當的。“總之，先讓日軍暫時留在仁川，說服他們停止進入漢城……嗯，至少也要延緩。”

“正想如此。”

“大鳥圭介是個通情達理的人。”

袁世凱想起大鳥一直主張日清同盟，認為有可能說服他。不過，也有些不安，到了這時候他才發覺上了日本使館人員的當，是他們一再鼓動中國出兵的。袁世凱原以為，日本即使出兵，也不過是為了保護使館和僑民的小部隊。可是，當中國通知出兵時，它彷彿早就預備好了，幾乎同時就通告日本即刻出兵，給人的印象是人數一定少不了。

接到日本的出兵通知后，袁世凱讓朝鮮政府趕緊向日本交涉，阻止它出兵。朝鮮政府一再說“我國政府並未請求貴國出兵”，杉村代理公使卻完全不予理睬，說什麼“你先讀一讀《天津條約》，特別是第三條”。

阻止日本出兵是辦不到了，這和讓中國在中途停止一樣，根本辦不到。

袁世凱這時只盼望把牙山登陸的清軍先一步引進漢城來。

“好大的雨呀！”袁世凱在漢城的公署衙門裏，隔窗望着暴雨，說道。“明天應當去仁川！”

按照清軍的慣例，登陸、調動等軍隊活動，遇雨就停止。袁世凱以為日本軍隊也會因雨而停在仁川不動，所以明天去也來得及。他悠然自得地等在漢城，哪裏料到日軍卻喜歡在雨中行軍，而且在爭分奪秒，要搶在清軍前面到達漢城。這是日本出兵的目的，怎麼會因雨而停留不動呢？

次日（6月10日），日軍進入漢城，在日本公使館的小山丘上構築陣地。

“噢，想不到這裏是這麼寧靜！”

城裏與平時一樣安定，大鳥公使可有點掃興了。杉村代理公使在旁邊苦笑。借口朝鮮有動亂才出兵的，如果過於平穩，就太讓人尷尬了。

“特別是最近幾天，人心突然平靜下來。”

杉村報告說。

全州失陷已經十天了。雖然朝鮮政府控制着消息，但風聲早已傳開。同時，政府軍同東學在全州進行和解談判的消息，也不脛而走。漢城市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以為這下子可算太平了。然而，正在這時，日本軍隊卻吹着軍號開進了漢城。

杉村繼續報告：

“人心安定也是由於糧食價格下降。”

政府和東學談判的內容從各種渠道飛向漢城和其他城市，其中有這樣一項：懲治那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壟斷商人，沒收糧食。

那時代，貨幣經濟還不發達，米袋數是經濟流通單位。到處都囤積着穀物。弄不好囤積者要受懲罰，於是想趕快把糧食賣掉，本是人之常情。這樣一來，米價下降了。主食價格下降，意味着民生之安定。

“這件事變得不尋常了！”大鳥圭介手拍前額，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