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四月十日星期日
布隆維斯特與愛莉卡一起度過星期六夜晚。他們躺在床上，詳細地談論札拉千科一案的細節。布隆維斯特對愛莉卡是絕對的信任，從無一刻因為她即將為競爭對手效力而無法暢所欲言，而愛莉卡也從未想過將這篇報道帶過去。這是《千禧年》的獨家，只不過無法主編這一期讓她頗為沮喪，否則這將為她在《千禧年》畫下完美的句號。
他們也討論了雜誌社未來的組織結構。儘管不能干涉雜誌的內容，愛莉卡仍決心保留她的股份，繼續當董事。
“讓我到日報去待幾年，再來誰曉得呢？也許我退休前還會再回《千禧年》。”她說。
至於他們倆複雜的關係，又何必非要改變不可？只是見面不會再如此頻繁了。就像八十年代，《千禧年》尚未成立前，他們各有各的工作時那樣。
“我想以後我們見面得先預約。”愛莉卡說著淡淡一笑。
星期日早上，他們匆匆道別後，愛莉卡便開車回家，回到丈夫葛瑞格·貝克曼身邊。
她走後，布隆維斯特打電話到索格恩斯卡醫院，試圖打聽莎蘭德的情況。沒有人肯透露任何消息，他只得打給埃蘭德巡官，警官可憐他，這才吐露：以目前的情形看來，莎蘭德狀況不錯，醫生們都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他問能不能去看她。埃蘭德說莎蘭德其實已經被捕，檢察官不會答應讓她見任何人，但反正她也無法接受訊問。埃蘭德又說如果她的情況惡化，會打電話通知他。
布隆維斯特查看手機發現有四十二條短訊，幾乎全都來自記者。自從得知是布隆維斯特找到莎蘭德，甚至很可能還救了她一命之後，媒體便開始胡亂臆測。他顯然與事件的發展有密切關係。
他刪掉所有來自記者的留言后，打電話給妹妹安妮卡，邀她中午一塊吃飯。接着打給米爾頓安保的執行官德拉根·阿曼斯基，他正在利丁粵的家中。
“你對上頭條確實很有一套。”阿曼斯基說。
“這個星期本來想打電話給你，聽說你在找我，可是一直沒時間……”
“我們米爾頓一直都在持續調查。我從潘格蘭那裏聽說你有一些消息，不過你似乎遙遙領先於我們。”
布隆維斯特略一遲疑才說：“我能相信你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站在莎蘭德這邊？我能相信你是真心希望她好嗎？”
“我是她的朋友。不過你也知道，這並不表示她是我的朋友。”
“我明白。但我想問的是你願不願意和她站在同一陣線，與她的敵人展開激戰。”
“我支持她。”他說。
“如果我告訴你某些信息並且和你討論，你應該不會泄漏給警方或其他人吧？”
“我不能捲入犯罪活動。”阿曼斯基說。
“我不會要求你這麼做。”
“只要別告訴我你正在進行某種犯罪活動，那麼你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我。”
“這就好。我們得見一面。”
“今晚我會進市區。晚餐行嗎？”
“今天不行，但如果能約明天晚上，我會很感謝。你和我，也許還有其他幾個人應該坐下來好好談談。”
“歡迎你到米爾頓來，就約六點如何？”
“還有一件事……待會兒我要去見我妹妹安妮卡·賈尼尼律師。她正在考慮為莎蘭德辯護，但她不能做白工。我可以自掏腰包付她一部分費用，米爾頓公司能不能也奉獻一點？”
“那孩子將會需要一個頂尖的刑事辯護律師，請恕我直言，令妹恐怕不是最佳人選。我已經和米爾頓的首席律師談過，他正在研究。我想到的是像彼得·阿爾汀之類的人。”
“這樣做不對，莎蘭德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協助，我們細談后你就會明白。不過原則上，你願意幫忙嗎？”
“我都已經認定米爾頓應該為她請個律師了——”
“所以是願意或不願意？我知道她出了什麼事，我大概知道整個內幕，而且我有策略。”
阿曼斯基笑起來。
“好吧，我就聽聽你怎麼說。合我意的話，就算我一份。”
布隆維斯特親親妹妹的臉頰后立即問道：“你要替莎蘭德辯護嗎？”
“我必須拒絕。你也知道我不是刑事辯護律師。即使殺人一項她被判無罪，也還有其他許多罪名。她需要一個影響力與經驗與我截然不同的人。”
“你錯了。你是律師，而且以爭取女權聞名。幾經深思熟慮，我認為你正是她需要的律師。”
“麥可……我想你不太了解這涉及什麼。這是個複雜的刑事案件，而不只是對女人的性騷擾或施暴這麼簡單。如果我為她辯護，結果可能會很慘。”
布隆維斯特微笑着說：“是你沒弄明白。如果她是因為——比方說——達格和米亞的命案被起訴，我會去找席柏斯基等重量級的刑事辯護律師。但這次審理的案子卻完全不一樣。”
“你最好解釋清楚。”
他們談了將近兩小時，一面吃三明治、喝咖啡。布隆維斯特敘述完畢后，安妮卡也被說服了。他拿起手機，又打了通電話給哥德堡的埃蘭德巡官。
“你好，又是我，布隆維斯特。”
“我沒有莎蘭德的任何消息。”從語氣上聽得出他十分氣惱。
“我想這是好消息。不過我倒是有一些消息。”
“什麼？”
“她已經有個律師名叫安妮卡·賈尼尼，現在就在我旁邊，我請她和你說。”
布隆維斯特將手機遞向桌子另一邊。
“我是安妮卡·賈尼尼，我已經決定擔任莉絲·莎蘭德的辯護律師。我得見見我的當事人，徵求她的同意。另外我還需要檢察官的電話號碼。”
“據我所知，”埃蘭德說：“已經為她指派公設辯護人了。”
“是嗎？但有沒有問過莎蘭德的意思？”
“老實說……我們還沒有機會問她話。如果她狀況夠好，希望明天就能和她談。”
“好，那麼我現在就告訴你，在莎蘭德小姐開口拒絕之前，你可以把我視為她的法定代理人。除非我在場，否則你們不能訊問她。你們可以跟她打個招呼，問她接不接受我當她的律師。但也僅此而已。明白了嗎？”
“明白了。”埃蘭德明顯地嘆了口氣。對於這點，他不十分清楚法律究竟如何規範的。“我們的第一要務是想知道她有沒有任何關於尼德曼下落的信息。可以問她這個嗎……即使你不在場？”
“那沒關係……你可以問她有關警方搜捕尼德曼的事，但凡關係到她可能被起訴的問題都不能問，同意嗎？”
“我想這沒問題。”
埃蘭德巡官從辦公桌起身，上樓去向初步調查的負責人耶娃轉達他與安妮卡的談話內容。
“顯然是布隆維斯特聘請她的，我想莎蘭德毫不知情。”
“安妮卡專攻女權，我聽過她的演講。她很精幹，但完全不適合這個案子。”
“這得由莎蘭德決定。”
“我可能得在法庭對此決定提出異議……為了這女孩着想，她得有適當的辯護人，不能只是個博取新聞版面的名人。而且莎蘭德還被宣告為法定失能，不知道這對事情有無影響。”
“我們該怎麼辦？”
耶娃思索片刻。“真是一團亂。我不知道這個案子將由誰負責，又或者會不會轉移到斯德哥爾摩給埃克斯壯。無論如何她都需要一個律師。好吧……問問她要不要安妮卡。”
布隆維斯特在下午五點回到家后，打開電腦，繼續接着寫他在哥德堡旅館沒寫完的文章。持續工作了七個小時，他發現文章里有幾個顯而易見的漏洞。還有很多需要調查的地方。根據既有的資料，有一個問題他無法回答，那就是國安局內部除了畢約克，還有誰共謀將莎蘭德關進精神病院？至於畢約克與精神科醫師泰勒波利安之間的關係，他也尚未觸及核心。
最後他關上電腦，上床睡覺。一躺下來，馬上覺得可以輕鬆安穩地睡個好覺，幾星期以來他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不管還有多少問題無解，他掌握的資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聞頭條。
儘管夜已深，他還是拿起電話，打算告訴愛莉卡最新進展。但及時想起她已離開《千禧年》，頓時又感到難以成眠。
列車於晚間七點半抵達斯德哥爾摩中央車站，一名男子提着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車，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會兒，觀察周遭環境。第二天上午八點剛過，他從拉赫爾姆出發，中途到哥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飯，之後又繼續乘車往斯德哥爾摩。他已經兩年沒到首都來，其實他壓根不打算再來。雖然大半輩子都在這裏生活工作，卻始終沒有歸屬感，尤其退休后每回來一次，這種感覺便又強烈一分。
他緩步穿越車站，在連鎖便利商店買了晚報和兩根香蕉，還停下腳步看着兩名戴頭巾的伊斯蘭教女子從身邊匆匆經過。他並不反對女人戴頭巾，別人想要奇裝異服，他無所謂，但是她們非得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作這樣的打扮，讓他很不舒服。他認為，這種裝扮出現在索馬里要合適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薩街老郵局旁邊的福雷斯飯店，前幾次來都住在這裏。這家飯店地點好又乾淨，而且不貴——因為是自己付錢，得考慮到這點。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爾博的名義訂了房間。
上樓進房后，他直接去了浴室。到他這個年紀，經常得上廁所，晚上能一覺到天亮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間，他脫下帽子——那是一頂窄邊的墨綠色英式氈帽——鬆開領帶。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體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結實，身穿犬牙格紋夾克和暗灰色長褲。他打開棕色公文包，拿出兩件襯衫、一條領帶和內衣褲，收進抽屜櫃，然後將外套和夾克掛到門后的衣櫥內。
現在上床還太早，出門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歡散步。他坐到旅館房間必備的椅子上，環顧房內之後打開電視，關掉音量，省得非聽不可。他想打電話到櫃枱點杯咖啡，最後覺得太晚了便作罷，轉而打開迷你酒吧，將少許約翰尼·沃克牌蘇格蘭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並加入極少量的水。他翻開晚報，細讀每一則關於搜捕尼德曼與莎蘭德一案的報道。過了一會兒，他拿出一本皮面筆記本，記下一些東西。
前國安局高級行政官員古爾博現年七十八歲，已退休十三年。但情報人員從來不會真正退休，只是隱身幕後罷了。
戰後，十九歲的古爾博投身海軍，一開始只是預備軍官，後來才開始接受軍官訓練。但他並未如自己預期的那樣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務，而是前往卡爾斯克魯納擔任海軍情報系統的訊號追蹤員。這項工作他完全能勝任，多半只是查探波羅的海對面的情況，但他覺得單調而無趣。不過他倒是在軍中的語言學校學會了俄語和波蘭語。這些語言能力是他於一九五〇年被網羅成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當時擔任秘密警察局第三處處長的正是那個無懈可擊的喬治·圖林。古爾博剛進去的時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總預算兩百七十萬克朗。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時，秘密警察的預算已超過三億五千萬克朗，至於有多少僱員他不知道。
古爾博一生都奉獻給國王陛下——說得更正確一些，應該是這個社會民主福利國——的情報單位，這其實很有諷刺性，因為選舉時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給溫和黨，只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持溫和黨。他認為卡爾·比爾特[注1]是現實政治[注2]的禍害。因此投給了英瓦爾·卡爾森[注3]。“瑞典最傑出的政府”統治幾年下來，更證實了他最深的恐懼。溫和黨政府開始執政時，正值蘇聯垮台，依他之見，無論在面對東方新興的政治機會，或是在利用間諜的藝術方面，沒有哪一個政府像瑞典這樣手足無措。比爾特政府不但以財政為由削減蘇聯方面的人事，還同時捲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國際糾紛——好像塞爾維亞總有一天會威脅到瑞典似的。結果就這樣錯失了在莫斯科設置長期眼線的大好機會。總有一天，當雙方關係再度惡化——古爾博認為這是在所難免——國安局與軍情局將會接到荒謬的命令，期望他們揮揮魔法棒就能變出一幫特工來。
[注1：卡爾·比爾特(CarlBildt，1949-)是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的瑞典首相，於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九年間擔任保守派的溫和黨主席。]
[注2：現實政治(realpolitik)，為德文real(現實的)加上politik(政治)的複合字。指一個人的所有政治及外交決定，只會依循現實考慮，完全放棄意識形態。]
[注3：英瓦爾·卡爾森(IngvarCarlsson，1934-)，瑞典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帕爾梅首相遇刺身亡後接任首相和社會民主黨主席。一九九一年大選失敗下台，一九九四年大選重新擔任首相和社會民主黨主席。]
古爾博起初在國家警察局第三處的俄國組辦公，有了兩年的經驗后，在一九五二與一九五三年首度實地派任試用，於是他以上尉官階的空軍武官身份入駐莫斯科大使館。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個知名間諜的後塵。幾年前，擔任此職位的正是惡名昭彰的溫納斯壯上校。
回到瑞典之後，古爾博從事反間工作。十年後，奧多·丹尼爾森手下數名年輕的秘密警察揭發了溫納斯壯，最後以叛國罪判他終生監禁於長島監獄，古爾博便是這幾名警員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納·維涅領導的秘密警察進行重組，成了國家警察局(又稱瑞典國安局)的情治部門，人員開始劇增。當時，古爾博已經當了十四年秘密警察，並成為受信任的老將之一。
古爾博從來不用“S？po”一詞稱呼秘密警察。在公文中，他會用“SIS”(瑞典國安局)，同事之間則稱“公司”或直接說“單位”，但絕不說“S？po”。原因很簡單。“公司”多年來最重要的任務是所謂的人員管控，也就是調查並記錄涉嫌抱持共產或反動思想的瑞典公民。在“公司”內部，共產主義者與賣國賊是同義詞。後來一般常用的“S？po”一詞，其實是有反動之嫌的共產主義刊物《光明》所發明的用語，專門指稱警界中的共產黨獵人，有輕蔑之意。古爾博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前上司維涅的回憶錄《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會用“S？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決定了古爾博的事業前途。
有了“SIS”的稱號，表示國家秘密警察已經轉變成司法部備忘錄中所描述的現代警察組織，這牽涉到招攬新人以及持續不斷的訓練問題。這個不停擴展的組織，大大提升了“敵人”安排幹員滲入的機會，相對地便必須強化國內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員們的俱樂部，沒有誰不認識誰，新進人員最普通的資格條件就是他父親正是或曾經是秘密警察。但如今全變了。
一九六三年，古爾博從反間組調到人員管控組，這個角色在溫納斯壯的雙面間諜身份被揭露后，變得更為重要。在那期間奠定了“政治主張記錄”的基礎，名單上全是被認定抱持不該有的政治觀點的瑞典公民，人數在六十年代末達到將近三十萬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關鍵問題卻在於：國安局內部又該如何實施安全管控？
溫納斯壯的失敗在秘密警察圈中引發一連串的窘境。如果國防參謀總部的上校能為俄國工作——他同時也是核子武器與國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顧問——那麼秘密警察當中可能也有俄國派來的同樣高級別的幹員。誰能保證“公司”里的高層與中級主管不是在為俄國人工作？簡單地說，誰來負責暗中監控間諜？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爾博奉命去和國安局副局長漢斯·威廉·弗朗克開會，與會者還有兩名“公司”高層：秘書長和預算主任。會議結束前，古爾博已被任命為某一新成立部門的負責人，部門名稱叫“特別小組”，簡稱SS。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部門改名為“分析小組”，簡稱SA。幾分鐘后，預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於是組織最後定名為“特別分析小組”，簡稱SSA，平常就叫“小組”，以區別代表整個秘密警察局的“單位”或“公司”等稱呼。
“小組”是弗朗克的點子，他稱之為“最後防線”。一個在“公司”里佔有戰略地位卻隱形的極機密單位。所有文件，包括預算備忘錄，都未曾提及，因此不可能被滲透。而其任務便是監控國家安全。弗朗克有權做這樣的事。他需要預算主任與秘書長來建立這個隱形結構，但他們都是老同事，都是一同與敵人交戰數十回的戰友。
第一年，“小組”成員包括古爾博和三名精挑細選的同事。接下來的十年間，人數增加到十一人，其中有兩名老派的行政秘書，其餘則都是專業間諜獵人。組織結構只有兩個層級，古爾博是組長，通常每天都會和每個組員會面，組裏重視效率更甚於背景。
形式上，國安局秘書長手下有一大串人都是古爾博的上司，他得每個月上交報告給他們，但實際上他被賦予的是一個具有特權的獨特職位。他——而且只有他——能決定將秘密警察的頂頭上司放到顯微鏡下檢視。只要他願意，他也能將維涅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他也確實做到了)他可以自行啟動調查，或是進行電話監聽，而無須作任何解釋，甚至無須向上級報告。他效法的對象是在美國中情局扮演類似角色的傳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頓，而且兩人也有私交。
“小組”成了“單位”內部一個微型組織——不屬於、平行且凌駕於國安局其他部門。這也產生了地理位置的影響。“小組”的辦公室在國王島，但為了安全考慮，幾乎整個團隊都從總局搬到東毛姆區一間有十一個房間的公寓裏。該公寓已悄悄改造為防禦式辦公室，二十四小時都有人駐守，因為忠心耿耿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爾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處的兩個房間裏。她是個難能可貴的同事，深得古爾博的信任。
在組織里，古爾博與手下僱員皆是不見天日——他們的資金由一筆專款供應，但隸屬於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國安局正式架構中卻完全沒有他們的存在。他們的任務是處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務，就連國安局局長也不知道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歲，古爾博已經爬到一定的地位，採取行動無須向任何人報備，並可以對任何人啟動調查。
古爾博很清楚“特別分析小組”有可能變成一個政治敏感的單位，因此工作內容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書面記錄少之又少。一九六四年九月，首相埃蘭德簽署一道命令，明確指示撥款給“特別分析小組”，因為其任務對於保障國家安全十分重要。在某日的下午會議中，國安局副局長弗朗克提到了十二件性質類似的事，這便是其中之一，於是文件蓋上了“極機密”章，歸入國安局的特殊機密檔案。
首相的簽字代表“小組”已是合法機構，第一年的預算為五萬兩千克朗。古爾博心想，預算這麼低倒是高明的手法。如此一來，設立這個小組顯得只是例行公事。
更廣義地說，首相簽字表示他認為確實需要有個單位來負責“內部人員管控”。同時也可以解釋為首相准許成立一個團體，順便監視國安局以外一些特別敏感的人物，其中包括首相自己在內，也正因為如此而產生了潛在的嚴重政治問題。
古爾博發現杯中的威士忌喝光了。他並不貪杯，只不過這一天和這一趟行程着實漫長。人生至此，他已經不覺得多喝一兩杯威士忌有何要緊。於是他又倒了一點點格蘭菲迪威士忌。
他所遭遇過最敏感的問題，當然就是帕爾梅事件。
古爾博還記得一九七六年選舉當天的每個細節。那是瑞典在現代歷史上第一次選出保守派政府，最令人遺憾的是首相由費爾丁擔任，而不是遠比他更勝任的哥斯塔·波曼。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帕爾梅被打敗了，為此古爾博大可鬆一口氣。
在國安局走廊上的午休閑談中，大夥曾不止一次談論帕爾梅擔任首相的合適度。一九六九年，維涅遭到解職，因為他說帕爾梅可能是頗具影響力的克格勃幹員。單位內部不少人有同感，以當時的氣氛而言，他的想法在單位里根本不受爭議。只可惜他卻是在訪問北博滕時，與拉希南逖郡長公開討論此事。拉希南逖驚訝不已，立刻向部長報告，維涅也隨即被召見，與部長一對一進行說明。
令古爾博喪氣的是，帕爾梅可能與俄國方面接觸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儘管“小組”努力不懈試圖發掘真相，找出關鍵證物，卻一直毫無所獲。在古爾博看來，這並不代表帕爾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別狡猾聰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蘇俄間諜犯同樣的錯。帕爾梅讓他們年復一年遭受挫敗。到了一九八二年，當他第二度當上首相，他的問題再次浮現，後來斯維亞路響起刺客的槍聲后，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組”麻煩不斷的一年。國安局內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組”存在的少數幾人當中——出現了不少批評聲音。過去十年間，有六十五名國安局僱員因為被認定政治立場不可靠而遭到解僱，然而其中大多數都一直提不出證據，因此有些非常資深的人員開始懷疑“小組”是被一群偏執的陰謀論者所把持。
有個案子涉及國安局於一九六八年聘僱的一名人員，古爾博個人認為他不勝任，如今回想起來仍讓古爾博忿忿不平。那人是貝格林巡官，瑞典陸軍中尉，後來才被發現是蘇軍情報單位GRU的上校。古爾博曾分別四次試圖趕走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直到一九七七年，連“小組”以外的人也開始懷疑貝格林，局面才有所轉變。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醜聞。
七十年代前期，對“小組”的批評與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爾博曾聽到多人提議刪減預算，甚至有人認為根本不需要這樣一個部門。
有批評就表示“小組”的未來受到質疑。那一年，恐怖主義的威脅成了國安局優先處理的目標。就間諜活動而言，這是他們歷史上悲慘的一章，主要應付的都是與阿拉伯或親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秘密警察內部的大問題是應該賦予人員管控組多大的特權去調查瑞典境內的外國公民，或者繼續由移民組負責管理。
由於這場堪稱秘密的官僚內鬥，“小組”覺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強管控——其實就是監視——移民組的人員。
這項任務落在一個年輕人身上，他於一九七〇年進入國安局，無論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誠度來看，都絕對有資格與“小組”的人員共事。他利用空閑時間加入一個所謂“民主聯盟”的組織，社會民主派的媒體則稱之為極右派團體。在“小組”裏面，這不構成障礙，因為還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聯盟成員，而且聯盟的成立，“小組”其實提供不少助力，也貢獻了一部分資金。這名年輕人便是通過該組織獲得“小組”的注意與網羅。
他名叫古納·畢約克。
札拉千科實在太走運了，一九七六年選舉日那天走進馬爾姆警局尋求庇護時，受理人剛好是這個叫畢約克的年輕警官，他當時是移民組的主管，而且已經和最高秘密組織牽上線。
畢約克馬上意識到札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斷談話，並將這個叛逃者安置在大陸飯店的房間內。畢約克緊急通報的人是古爾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組那個有名無實的上司。他打電話時，投票站剛剛關閉，所有跡象都顯示帕爾梅輸定了。古爾博也剛回到家，正在看電視上的選舉報道。聽到年輕警官的激動陳述，一開始他還半信半疑。後來他開車到大陸飯店——距離他今天待的房間不到兩百五十米遠——便接手掌控了札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爾博的一生起了巨變。“機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他隨即察覺到有必要為這名叛逃者建立一個新架構。
他決定將畢約克納入“札拉千科小組”。這是合理的決定，因為畢約克已經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將他納入總比冒着風險將他排除在外的好。於是畢約克從移民組調到東毛姆警局的一間辦公室里。
在接下來一連串的戲劇性發展中，古爾博打一開始就決定只告訴國安局的一個人，那就是已經大致了解“小組”活動的秘書長。秘書長將消息壓了幾天後，向古爾博解釋說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報告國安局局長，政府也必須知情。
那時候，新任國安局局長知道內部有一個“特別分析小組”，至於“小組”真正的工作內容卻只有模糊概念。他最近剛上任，負責收拾一般稱為“資訊局事件”的殘局，而且已準備在警界平步青雲。秘書長曾私下告訴局長，說“小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單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業程序，外人也不得質疑。只要問題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這位局長便從來不問，相當於默許了。他接受這個事實：有這麼一個名叫“特別分析小組”的玩意，而且他什麼都不能過問。
古爾博滿意地接受了現況。他下令要求絕對保密，就連國安局局長在辦公室談論此事也得特別謹慎。局長也同意由“特別分析小組”來處置札拉千科。
即將卸任的首相當然無須告知。由於政局變天，新任首相費爾丁忙得團團轉，整個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長以及與其他保守黨派協商上面。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個月後，局長才帶着古爾博開車到首相辦公室所在地羅森巴特，向新任首相報告。古爾博根本不贊成告訴政府，但局長堅持立場——若不向首相報告，在憲法上站不住腳。古爾博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想說服首相別讓札拉千科的相關消息泄漏出他的辦公室，他堅稱沒有必要讓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或其他政府官員知情。
蘇聯一名重要的情報分子向瑞典尋求庇護，這讓費爾丁十分心煩，便開始說起為了公平起見，他必須與聯合政府另外兩黨黨魁商議。古爾博早就料到首相會反對，只好亮出手上的王牌。他低聲解釋，如果首相這麼做，他逼不得已只得立刻辭職。這個威脅讓費爾丁的心遲疑了起來，古爾博的意思是萬一消息外泄，俄國派出暗殺小隊來解決札拉千科，首相必須負全責。假如負責札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認為非辭職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信息將成為首相的政治災難。
費爾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只好應允。他批准由“小組”負責札拉千科的安全並進行盤問，也下令有關札拉千科的消息不能傳出首相辦公室，這道命令立刻歸入機密檔案。費爾丁簽下命令不只證明他知情，也限制他與任何人討論。簡單地說，他可以把札拉千科拋到一旁去。但費爾丁要求讓他辦公室的一個人知情，一個由他特別挑選的內閣成員。此人將負責聯繫那個叛逃者的相關事宜。古爾博勉強同意了。他預料應付一個內閣成員應該沒有問題。
局長很滿意。如今札拉千科事件有了憲法的保障，也就是說他背後有人撐腰。古爾博也很滿意。他好不容易拉起了封鎖線，也就是說他將能掌控大量信息。札拉千科只由他一人控制。
回到東毛姆辦公室后，他坐到桌前寫下知道札拉千科一事的人員名單：他自己、畢約克、“小組”的行動負責人漢斯·馮·羅廷耶、副組長弗德利克·克林頓、“小組”的秘書伊蓮娜·巴登布爾克和負責搜集與分析札拉千科可能提供的情報的兩名警員。未來幾年內，這七個人將成為“小組”中的特別小組，他暗自稱之為核心團隊。
“小組”以外，知情的除了國安局局長與秘書長之外，還有首相與一名內閣成員，總共十二人。如此重大的秘密竟只有這麼少人知情，真是前所未見。
想到這裏，古爾博的臉色一沉。還有第十三個人。畢約克最初會見札拉千科時，有一名律師畢爾曼陪同。讓畢爾曼進入特別小組是絕對不可能，他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其實也不過就是國安局的菜鳥——也沒有必備的經驗與技能。古爾博考慮了各種做法，最後決定小心地將他引出局外。他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一邊恐嚇畢爾曼只要他敢泄漏隻字半句，就以叛國罪關他一輩子，另一邊又答應替他的未來鋪路，甚至還利用甜言蜜語讓畢爾曼自我膨脹。他安排畢爾曼進一家頗具名望的律師事務所，並讓他案子一宗接着一宗地忙不停。唯一的問題在於畢爾曼實在太不長進，無法好好把握機會。十年後他離開事務所，自行開業，也就是後來在歐登廣場那間律師事務所。
接下來的幾年間，古爾博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監視着畢爾曼，由畢約克負責。直到八十年代末，蘇聯面臨瓦解，札拉千科也不再處於優先地位，他才停止監控畢爾曼。
一開始，“小組”將札拉千科視為突破帕爾梅謎團的關鍵，因此古爾博對他展開長時間盤問時，首先提及的便是帕爾梅。
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滅，因為札拉千科從未在瑞典執行過任務，對這個國家毫無所悉。不過他倒是聽說過俄國間諜“紅色躍行者”的傳聞，可能是某個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歐國家的政治人物。
古爾博列出一串與帕爾梅有關的人名：卡爾·黎波姆、皮埃爾·肖里、史坦·安德森、馬里塔·厄夫史考等等。終其一生，古爾博一再地追着這份名單，卻始終找不到答案。
古爾博轉眼間成了大人物。他在傑出戰士的專屬俱樂部受到禮遇，這個俱樂部的成員不僅彼此熟識，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誼與信任之上，而不是通過官方渠道與官僚體系。此外他還見到安格頓，並在倫敦某間秘密俱樂部與英國軍情六處的首腦共飲威士忌。他成了精英分子。
他永遠無法將自己的豐功偉業告訴任何人，即使是死後的回憶錄也一樣。而且他無時無刻不擔心敵人會發現他的海外之行，擔心自己引人注意，擔心自己可能無意間引領俄國人找到札拉千科。如此說來，札拉千科倒是他的最大敵人。
第一年裏，這個叛逃者住在小組名下一間不為人知的公寓，任何記錄或公開數據上都沒有他的名字。“札拉千科小組”成員以為還有充分的時間來計劃他的未來。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他才拿到一本名為卡爾·阿克索·波汀的護照和一段費心設計的個人經歷——這個偽造的背景卻有瑞典檔案記錄為證。
但那時已經太遲了。札拉千科已經搞上那個原姓休蘭德的蠢妓女阿格妮塔，而且還漫不經心地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古爾博開始覺得這個俄國叛徒腦子不太對勁，還懷疑他是故意想暴露身份，彷彿是需要一個舞台。否則他如此愚蠢的行為又該作何解釋？
一會兒是妓女，一會兒是酗酒，一會兒又和保鏢等等發生暴力衝突惹麻煩。札拉千科曾三次因酒醉鬧事遭瑞典警方逮捕，還有兩次則和酒吧鬥毆有關。每次“小組”都得謹慎地出面保釋他，並確保相關文件從此消失，記錄也得加以修改。古爾博派畢約克二十四小時守着札拉千科，這不是簡單的任務，但別無他法。
本來一切都可以很順利。到了八十年代初，札拉千科冷靜下來開始適應。但他始終沒有拋棄那個妓女阿格妮塔，更糟的是他還生了兩個女兒卡米拉和莉絲。
莉絲·莎蘭德。
古爾博不悅地念着這個名字。
這兩個女孩九歲或十歲時，他對莉絲就有不好的感覺，不用精神科醫生診斷也看得出來她不正常。畢約克的報告說她對父親很兇惡、有攻擊性，似乎一點也不怕他。她話不多，卻有上千種方式表達她對事情的不滿。她將會是個麻煩，但古爾博做夢也想不到這麻煩竟會如此巨大。他最害怕的是莎蘭德家裏的情況會導致社會福利人員寫出一篇提到札拉千科這個名字的報告，因此他一再力促札拉千科與家人斷絕關係，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札拉千科每次答應后又總會食言。他還有其他妓女，他有無數的妓女，但幾個月後偏偏總會回到那個阿格妮塔身邊。
那個王八蛋札拉千科。只要情報員讓那話兒支配人生的任何一部分，顯然就不是優秀的情報員。那個人似乎自以為不受任何正規約束。假如他只是和妓女上床也就算了，偏偏卻一次又一次地凌虐女友。這麼做好像是為了激怒看顧他的“札拉千科小組”組員，並引以為樂。
古爾博知道札拉千科毫無疑問是個病態王八蛋，但叛逃的GRU探員也不是他能選擇的。他眼前只有一個，而且此人很清楚自己在古爾博心中的價值。
“札拉千科小組”扮演起清潔大隊的角色，這點無可否認。札拉千科知道自己可以為所欲為，一切問題他們都會解決。對於阿格妮塔，他更是任性到了極點。
其實並非毫無警訊。莎蘭德十二歲那年，曾刺傷札拉千科，雖然沒有生命危險，他還是被送到聖約蘭醫院，組員們要收拾的殘局更勝以往。古爾博於是向札拉千科挑明了說，要他絕對不能再和莎蘭德一家有來往，札拉千科答應了。這個承諾他遵守了六個多月後，又再次出現在阿格妮塔家，把她打個半死，她最後被送進一家療養院度過餘生。
莎蘭德家那個女孩竟會製造汽油彈，倒是古爾博始料未及。那天簡直是一團混亂。眼看就要接受各式各樣的調查，“札拉千科小組”——甚至於整個“特別小組”——的未來危在旦夕。萬一莎蘭德說了什麼，就會危及札拉千科的掩護，而過去十五年來在歐洲各地佈置的行動恐怕也得解除。除此之外，“小組”也可能受到正式審查，這是不計代價都得避免的結果。
古爾博滿心憂慮。如果“小組”的檔案公開，外界將會發現有些行動不一定符合憲法的規定，更遑論他們多年來對帕爾梅與其他重要社會民主黨員所作的調查。帕爾梅才遇刺幾年，這還是敏感議題。緊接着當然免不了要起訴古爾博與其他幾名“小組”成員。更糟的是，有些野心勃勃的三流記者八成會散佈“‘小組’是帕爾梅遇刺的幕後黑手”等言論，進而引發更不利於他們的臆測，調查工作也可能更緊鑼密鼓地進行。然而最令人擔心的還是秘密警察的人事變遷太大，就連現任的國安局局長也不知道這個“小組”的存在。所有與國安局的聯繫都只到新任秘書長為止，而他已經在“小組”裏面待了十年。
組員們陷入極度驚慌，甚至於恐懼的情緒中。解決之道其實是畢約克提出來的。精神科醫師泰勒波利安是因為另一個完全不相干的案子，和國安局反問部門拉上關係，當時該部門正在監視一個有嫌疑的工業間諜，而他正是關鍵的顧問。調查到一個重要階段，他們需要知道調查對象若遭受極大壓力會有何反應。泰勒波利安提出了具體而明確的建議。那一次，國安局人員成功地防止了自殺事件，並讓該間諜成為雙面間諜。
莎蘭德攻擊札拉千科后，畢約克偷偷地聘請泰勒波利安擔任“小組”的外部顧問。
解決問題的方法很簡單。可以讓波汀因接受康復護理而消失，阿格妮塔也必須消失在某個長期照顧的療養院。所有相關的警方報告全都集中到國安局，由秘書長轉交給“小組”。
泰勒波利安是烏普薩拉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的副主任醫師。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張合法的醫療報告，由畢約克與泰勒波利安聯手撰寫，接着還要一份簡要但毫無爭議的地方法院裁決書。問題只在於案件的呈現方式，無關憲法。這畢竟涉及國家安全。
何況莎蘭德確實很明顯是瘋了，讓她到醫院待幾年有益無害。古爾博批准了。
許多問題一併解決之際，“札拉千科小組”也正好面臨解散。蘇聯已經不存在，札拉千科的確愈來愈沒有利用價值。
他們從秘密警察資金當中取得一筆豐厚的資遣金，於是安排他接受最好的康復治療，六個月後送他坐上飛往西班牙的飛機。那時他們便和札拉千科攤牌，他與“小組”從此各自為政。這是古爾博最後負責的任務之一。一星期後，他到達退休年齡，便移交給他欽定的接班人克林頓。此後，古爾博只在特別敏感的事件中擔任顧問。他又在斯德哥爾摩待了三年，幾乎每天都進“小組”工作，但分派給他的任務愈來愈少，他也就逐漸淡出。接着他回到家鄉拉赫爾姆，在那兒找事做，起初還經常上斯德哥爾摩，後來次數逐漸減少，最後壓根不來了。
在看見札拉千科的女兒出現在每個新聞廣告牌上的那天早上之前，他已經好幾個月連想都沒想到他。
古爾博既驚慌又困惑地留意整件事的發展。畢爾曼擔任莎蘭德的監護人當然不是巧合，另一方面他不明白的是札拉千科的往事怎麼會浮上枱面？莎蘭德很明顯是精神錯亂，殺死這些人並不令人意外，但他萬萬沒想到此事會牽扯上札拉千科。他女兒遲早會被捕，到時一切都完了。於是他開始打電話，並認為該是回斯德哥爾摩的時候了。
“小組”面臨了自從創立以來最大的危機。
札拉千科拖行着進入廁所。現在有了拐杖，他便能到處走動。星期日這天，他強迫自己做一點短暫而劇烈的訓練。下巴依舊疼痛難當，所以只能吃流質食物，不過已經可以下床開始活動。裝了這麼久的假肢，他很快就習慣拄拐杖。他試着在移動時不發出聲響，並在床邊來來回回地練習。每當右腳着地，整隻腿立刻一陣劇痛。
他咬緊牙根，想着女兒就近在咫尺。他花了一整天才推測出她就住在右手邊走廊過去第二間病房。
夜班護士已經離開十分鐘，凌晨兩點，萬籟俱寂。札拉千科費力地起身，摸索着拐杖。他走到門邊傾聽，沒有聲響，於是拉開門，走上廊道，聽見護理站傳來微弱的音樂聲。他走向走廊的盡頭，推開門，看了看空無一人的電梯間。再沿着走廊往回走，來到女兒房門口停下，拄着拐杖站立片刻，豎耳聆聽。
莎蘭德聽到一個摩擦聲，隨即睜開眼睛。走廊上好像有人拖行着什麼東西。有一會兒寂靜無聲，她以為是自己的幻覺，接着又聽到同樣的聲音逐漸離去。她開始感到不安。
札拉千科就在外頭。
她感覺被鎖在床上。護頸底下的皮膚好癢。她頓時有一股強大的慾望想移動，想起身。她慢慢地坐了起來，目前也只能做到這樣，結果又跌回枕頭上。
她用手摸了摸護頸，找到固定的紐扣，便打開紐扣，將護頸丟在地上，呼吸立刻順暢許多。
現在她最想要的就是一個武器，以及起身去把事情一次解決的力氣。
她勉強撐起身子，扭開夜燈，往房內張望了一下，沒看到什麼合用的東西。這時她的目光落在離床三米處牆邊的護理桌上，有人留下一支鉛筆。
她一直等到夜班護士來過又離開。今晚似乎是每半小時巡房一次，護士來的次數減少應該表示醫生認為她的情況改善了，因為周末期間至少每十五分鐘就會有人來巡視。至於她自己則幾乎感覺不到任何差異。
護士走後，她使儘力氣坐起來，雙腳從床沿垂下。她身上貼着記錄脈搏與呼吸的電極片，但電線朝鉛筆的方向延伸。她將全身重量放在腳上，站起來，一時間重心不穩晃了一下，她一度以為自己會昏倒，但還是扶着床頭穩住了，然後將視線集中在眼前的鉛筆。她搖搖晃晃挪出數小步，伸出手，抓起鉛筆。
然後緩緩退回到床邊，已然精疲力竭。
過了一會兒，她好不容易將被單和毯子拉到下巴處。接着開始研究鉛筆。是一支普通的木質鉛筆，剛削過。用來當武器還過得去——可以戳臉或眼睛。
她把鉛筆放到臀部旁邊，這才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