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雍乾盛世的末期

第二十二章 雍乾盛世的末期

如果無論如何也要抗拒辮髮,那就只有剃度出家。大量的人在此時出家了,其中有個呂留良,法名叫做耐可。他宣傳華夷之別和回歸封建,自然也會聯繫到排滿思想。他的著述引發問題的時候,本人已經在五十年前死去,但還是被戮屍。時間是雍正十年(1732)。

雍正帝採取的方針是以思想對思想。他沒有殺據說曾繼承呂留良思想、圖謀造反的曾靜,還撰寫了《大義覺迷錄》。這是在論述清統治的正統性和華夷思想的不當性,曾靜的《歸仁說》被收入附錄。然而到了乾隆帝時代,一度被饒的曾靜被處以死刑,連《大義覺迷錄》自身都成了禁書。

到了乾隆帝時代,文字獄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非常嚴格,是因為思想界中排滿思想在底流逐漸擴散。此時也出現了連子孫都被處死的情形,目的是讓學者畏懼。在筆禍案中,除了明顯能讓人意識到的以外,也混有文字偶爾被誤解的情況。想提筆寫詩文的人必然大大減少。學者為避免危險,開始專註於考據學。這樣的話就基本安全。清代學問中以考證學為主流,據說還萌發出了科學精神,不過如此產生的背景讓人哭笑不得。

乾隆帝發起《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令人抄寫從古今書籍中精選出的良書,次等良書則只把題目和解說加進去,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種,約八萬卷,被分成七部,數字之大讓人窒息。其中還包括了日本的山井鼎、太宰春台、根本武夷等人的著作。這的確是個很大的文化事業,但其中也有很強的思想檢查的意味,很多書成了禁書被焚毀。

雍正帝時代沒有大的外征,而乾隆帝時代卻頻頻發生。乾隆帝發兵兩次遠征準噶爾,遠征回部(南新疆),進兵金川、台灣、緬甸、廓爾喀等地,遠征軍甚至到達了尼泊爾加德滿都附近。清在西藏設駐藏辦事大臣,強化對此地的統治。乾隆帝自誇有前後十次大軍功,創立自己的記錄《十全記》,自稱十全老人。和康熙相比,乾隆外征給國民造成了相當大的負擔。而且,康熙時期三藩之亂后,台灣的朱一貫之亂基本上是唯一一次,但乾隆時期內亂頻發。台灣天地會之亂、湖北白蓮教之亂全都是秘密結社起義,這反映出病灶已深入肢體。大概可以說清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中也有老害的原因。乾隆帝說不能超過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於是在第六十年退位,時年八十五歲。實際上儘管乾隆帝已經退位,據說他仍一直忙於政務,直到八十九歲時死去為止。湖北白蓮教叛亂直到他兩眼一黑為止,還沒能平定下來。最大的寵臣和珅利用自己的地位中飽私囊,乾隆帝竟對此毫無知覺。監察御史彈劾和珅奢侈,卻反遭撤職。

嘉慶四年(1799),乾隆帝一死,和珅就被曆數二十條罪狀,被命令自殺。家產被沒收,他侵吞的以一百五十萬兩黃金為首的財產被查明,相當於國家十年的歲入。而他得權不過十幾年,每年侵吞了歲入的差不多一半卻沒有被注意到,這明顯是乾隆帝的責任。

對學者來講,清是個嚴酷的“文字獄”時代,而庶民還能享受相當長期的和平。也有生活容易的原因,人口逐漸增加。康熙時期的兩億人口過了大約一個世紀,到乾隆末年增加到了四億。而耕地面積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幾,因此,在這個大部分人口為農民的國家,人民就必然會被生活所迫。到乾隆末年,外征時欠下的賬單終於寄回家了。

寵臣和珅的出現是政治頹廢的現象之一。在文化、生活層面上,也會讓人覺得人們在被什麼東西所腐蝕。官員和軍隊綱紀鬆弛,民眾生活逐漸窮困。在清初石濤、八大山人以及康熙至乾隆中期前的揚州八怪(金農、鄭燮、李鱓、黃慎、羅聘、李方膺、汪士慎、高翔)時代結束后,就沒有出現過優秀的藝術家或文人。乾隆末年開始頻發的叛亂,就是如此頹廢的表現之一。

白蓮教的教義是宣傳彌勒下生,要求改革社會,而元末動亂也是由以白蓮教信徒為中心的紅巾之亂拉開大幕的。乾隆帝之死是1799年,正要進入十九世紀。“三世之春”后的時代需要改革,所以以湖北為中心的白蓮教之亂甚至波及陝西、四川。不僅如此,白蓮教的一派天理教甚至影響到了在宮廷當差的宦官。嘉慶十八年(1813),在宦官信徒的引領下,約一百名天理教叛亂軍攻入紫禁城,還抵抗了兩天。這被稱為“禁門之變”,此次在外朝和內朝的分界線隆宗門匾額上扎着的箭頭,到現在還保留着,簡直就是在象徵著王朝的日薄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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