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鯊魚搏鬥

沒人把《勞工領袖》太當回事。即使芬克爾和克拉姆，它的老闆，兩位整日愁眉不展的連襟，最初的創辦人，也不知他們怎麼做到年年盈利的——可就連他們也沒覺得自豪。他們心不甘情不願地在辦公室里忙前忙后，他們的拳頭與咆哮讓墨綠色隔斷顫個不停，他們一把抓過長條校樣，撕個粉碎；他們折斷鉛筆尖，把濕濕的煙頭扔在地上，鄙視地把電話摔到電話架上。至少，以前，我從他們的這些行為中得出上面的結論。他們倆誰也沒想着要把《勞工領袖》當成畢生的事業，他們似乎憎恨它。

你不能責備他們：這東西像個魔鬼。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雙周刊小報，印刷質量低劣，頁張很容易從你手中散落，卻很難再按順序把它們理好；方針上，它自稱為“忠於工會運動精神的獨立報紙”，可它真正的定位卻是為工會頭頭們辦的一種行業期刊，反正頭頭們從工會經費中出錢訂閱，他們肯定是傾向於去容忍而並非真想或是需要這份報紙予他們任何些許的支持。不用說，《勞工領袖》“從勞工視角”出發報道的全國性事件早已過時，很可能還弄得亂七八糟，經常因排印錯誤搞得晦澀難懂；它排版密集的專欄里充斥着溜須拍馬的報導，都是那些訂閱名單上的工會頭頭們在做什麼，常常有更大的新聞不去報道，只因那些工會領導沒有訂閱它。每一期里都有許多頭腦簡單的宣傳，以多個小型工商企業之名主張“和諧”，芬克爾和克拉姆能夠乞求或恫嚇那些小企業掏錢購買版面——這種妥協幾乎肯定會妨礙一份真正勞工報的發展，然而，這種妥協，似乎根本不足以《勞工領袖》的風格。

編輯部人員流動十分頻繁。只要有人辭職，《勞工領袖》就會在《時代周刊》的招聘版上登廣告，提供“與經驗相適的薪水”。結果導致《勞工領袖》辦公室外的行人路上總是擠滿一大群人，辦公室就在靠近服裝業區的南面，粗糙的當街門面。主編克拉姆（芬克爾是出版人）．會先讓他們等上半小時，才拿起一沓應聘表，猛地甩甩襯衫袖口，神情嚴肅地打開門——我想他很享受這種時不時的機會，當一個說了算的人。

“好了，慢慢來，別著急，”當應聘人群推搡着往裏走，擠壓着隔開裏面辦公室的木柵欄門時，他會說。“別著急，先生們。”然後他抬起一隻手，說，“我能請你們安靜一下嗎？”接着他開始解釋這份工作。當他談到薪水時，走了一半應聘者，留下來的大多數人，對任何冷靜、整潔、能夠造出一個完整英語句子的人來說，都夠不上競爭力。

我們都是這樣給招進來的。那年冬天，我們六或八個人，蹙眉坐在《勞工領袖》那慘淡的熒光燈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飾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願望。我丟了某都市日報的工作幾周后，就在那裏工作，直到來年春天一家大型圖片雜誌社解救了我，至今我還在這家雜誌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釋，像我一樣，他們花很多時間討論：這兒真是噦里巴嗦、添油加醋講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貝爾在我之後不到一個月加入了編輯部，從克拉姆領他進到編輯室那一刻起，我們就知道他會與眾不同。他站在凌亂的桌子中間，臉上那神色彷彿一個人在巡視他即將攻佔的新戰場，克拉姆把我們一一介紹給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貝爾誇張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約莫三十五歲，比我們大多數人年紀要大，個頭很矮，神情肅然，一頭黑髮似乎從他頭骨上炸開來，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經的臉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說話時眉毛總在動，而他的眼睛，與其說洞悉一切，不如說急着想要洞悉一切，從來不會離開聽眾的眼睛。

關於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從沒做過辦公室的活：成年後，他一直乾的是鈑金工。而且，他來《勞工領袖》，不像我們大多數人是出於需要，相反，用他的話說，是出於原則。事實上，為了來這裏，他放棄了一份幾乎是這裏兩倍薪水的工作。

“怎麼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訴我這個之後問道。

“嗯，不是，”我說。“只是我——”

“也許你以為我瘋了，”他說，臉上擠精明的微笑。

我想辯解，可是他不讓。“着，別著急，麥凱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瘋子，它對我沒什麼影響。我太太說，‘利昂，你應該得到，．她，‘人們根本不會理解，一個人對生活的要求不僅僅是錢。’她是對的！她是對的！”

“不，”我說。“等等。我——”

“人們覺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麼你是條鯊魚，要麼你只得躺在那裏，任鯊魚活生生地把你吃掉——這個世界就是這樣。而我，我是那種會走出去，與鯊魚搏鬥的人。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是不是瘋了？好吧。”

“等等，”我說。我試着解釋，我壓根不反對他為社會正義鬥爭，如果他腦子裏有這種法的話；只是我覺得《勞工領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適合他的事業之處。

可是他聳聳肩，覺得我這是在吹毛求疵。“那又怎樣？”他說。“這是份報紙，不是嗎？其實，我是個作家。如果一個作家無法讓自己的文字發表出來，那麼這個作家有什麼用？聽着。”他抬起一條腿，搭在我辦公桌邊上——他太矮了，很難優雅地做出這個姿勢，但是他有力的說理幫他成功地做到了。“聽着，麥凱布。你還是個年輕人。我想跟你說點事。知道我已經寫了多少本書嗎？”現在他的手伸出來開始表演，因為它們遲早會這樣的。兩個短粗的拳頭伸到我鼻子下，並在那裏晃蕩了片刻，然後爆發成一叢僵硬、顫抖的手指叢林——只有一隻手的大拇指沒有伸出來，還彎在掌心裏。“九本，”他說，兩手又垂到大腿兩側，在他再次需要它們之前在那兒休息。“九本。小說、哲學、理論——涵蓋所有領域。沒有一本出版。相信我吧，我寫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相信，”我說。

“所以，最後我坐下來想：答案是什麼？我這樣想：我的書，它們說的全是，這就是麻煩所在。是樣可笑的東西，麥凱布。人們想看，可只有出自他們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們才想看。我說得對不對？那好。我想，如果我想寫這些書，首先我得讓自己成名。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別無他途。你知道嗎？麥凱布，我寫最後一本書花了兩年時間？”兩根手指彈出來，說明這一點后，又收了回去。“兩年，每晚工作四五個小時，周末一整天。你應該聽聽我從出版商那裏得到的廢話。市裡所有該死的出版商。我太太哭了。她說，‘可是為什麼，利昂？為什麼？…此時，他的嘴唇抿得緊緊的，牢牢貼住小而發黃的牙齒，他一拳砸在放在大腿上的另一隻手掌里，隨後放鬆下。“我告訴她，‘聽着，親愛的。你知道為什麼。”’現在他帶着恬靜的喜悅朝我笑笑。“我說，‘這本書講了實話。這就是為什麼。”’接着，他朝我擠擠眼，腿滑下我的辦公桌，腰板挺得筆直，自信滿滿地走了。他穿着件髒兮兮的運動衫，黑色嗶嘰褲管松垮垮地晃蕩着，屁股那裏磨得發亮。這就是索貝爾。

他花了些時間才適應工作，放鬆下來：大約在第一周，他不開口說話的所有時間，都在滿腔熱誠、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擔心工作沒做好，會讓執行主編芬尼注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安。像我們其餘人一樣，索貝爾有張本市十二到十五家工會辦公室的清單，他的主要工作便是與它們保持聯繫，把它們發佈的一點點新聞寫成捧場文章。按慣例，並沒什麼特別令人興奮的可寫。通常的報道，連同一個通欄標題也只有兩到三段：

管道工成功

加薪3分錢或類似於這樣的東西。可是索貝爾像寫十四行詩一般仔細創作，稿件交上去后，他坐在那兒焦慮地咬着嘴唇，直到芬尼抬起一根食指說：“索貝爾，過來一下。”

於是他走過去，站在那裏，芬尼吹毛求疵地指出一點小小的語法錯誤時，他就抱歉地點頭。“永遠不要以一個介詞結尾，索貝爾。你不能說，‘給管道工們新的討價還價的理由。’你要說，‘給管道工們新的理由去討價還價。…注芬尼很享受這種說教。可惡的是，在一個旁觀者看來，索貝爾用太長時間才明白別人憑直覺就能知道的事：芬尼是個膽小鬼，只要你抬高嗓門，他就會軟下來。這是個脆弱的神經質男人，興奮時，他會流口水，用手指梳理他那油膩膩的頭髮，結果手指把他的髮油，就像他的一絲人品一樣，傳播到他碰觸的任何東西上：他的衣服、他的鉛筆、他的電話，還有他的打字機鍵盤。我猜他當執行主編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人不願意忍受克拉姆對他的那種欺辱：他們的編輯會議總是從克拉姆的咆哮開始，克拉姆從他的格子間後面吼道：“芬尼！芬尼！”芬尼像只松鼠似的馬上跳起來，急匆匆地跑進去了。於是，你到克拉姆冷酷而單調的質問聲，還有芬尼氣急敗壞哆嗦着的解釋，最後總是以克拉姆一拳打在他的辦公桌上結束。“不，芬尼。不，不，不！你怎麼回事？要怎麼跟你解釋，你才能聽懂？好吧，好吧，滾出去，我自己來做。”一開始，你會想，芬尼幹嗎要忍受這個——沒人需要一份這樣糟糕的工作——可是答案就像事實擺在那裏，《勞工領袖》只有三篇署名文章：一篇是來自報業辛迪加註的毫無新意的體育特寫，一篇呆板無聊的專欄“今日勞工，作者：朱利斯。克拉姆”，這篇文章佔了整個社論版，報紙最後還有一篇兩欄的帶框文章，標題是：

百老匯直擊

作者：韋斯·芬尼在文章左上角甚至還有指甲大小的作者照片，他頭髮抹得油光鋥亮，自信地露齒而笑。文章盡量從勞工角度出發，東指西戳地寫點東西——比如，來上一段關於演員工會的報道，要不就是後台工作人員工會——可是大多數時候，他開門見山，以兩三名真正的百老匯及專欄作家的筆法寫道：“你聽說過科巴注里的當紅女歌星嗎？”他會問那些工會頭頭；接着他告訴他們她叫什麼名字，還有兩條按語，一條淘氣地寫上她的胸圍臀圍尺寸，一條簡單地說明她“來自”哪個州，他會這樣結束：”全城沸騰，人們蜂擁而至。他們斷言，對此本編輯部全體同仁一致同意：此位女士很有品位。”沒有讀者會想到韋斯·芬尼的鞋子需要補了，也想不到他會沒有任何免費門票，除了看場電影或蹲在自動快餐店注里吃上一個肝泥香腸三明治外，他從不外出。他用業餘時間撰寫專欄，掙點外塊——那數目，我聽說是一個月五十美元。因此這是彼此滿意的交易：花一筆小錢，克拉姆絕對奴役着他的受鞭伴讀；注受點小折磨，芬尼可以剪報粘在剪貼簿上，把《勞工領袖》上的所有垃圾剪下來扔進他帶傢具的房間裏的廢紙簍里，睡前小聲說個不停，直到睡着，再做個徹底自由的美夢。

不管怎樣，就是這個人，可以讓索貝爾為他的新聞報道中的語法問題而道歉，看着這一幕，真令人傷感。當然，也不可能永遠這樣。一天，它終於結束了。

那天，芬尼索貝爾叫了過去，向他解釋什麼是分裂不定式，注索貝爾蹙着眉，努力理解着。他倆都沒發現克拉姆一直站在自己辦公室門口聽着，他盯着濕乎乎的雪茄嘴在研究，彷彿味道極差。他的辦公室離這裏只有幾尺遠。

“芬尼，”他說。“你應該去當英語老師，在高中里謀個職位。”

芬尼一驚，想把鉛筆別在耳朵後面，卻沒注意那裏已有一枝了，兩枝鉛筆啪嗒一聲掉在地上。“嗯，我——”他說。“我只是想我——”

“芬尼，這我不感興趣。把鉛筆撿起來，請聽我說。僅供參考。我們不指望索貝爾先生是個精通文學的英國人，他該是受過教育的美國人，而對此，我完全相信。我說清楚了嗎？”

當索貝爾走回自己的辦公桌時，臉上的表情彷彿從監獄獲釋歸來。

從那時起，他放鬆下來；或者說幾乎是從那時起——與這種轉變牢牢粘在一起的是奧利里的帽子。

奧利里是城市大學剛畢業的學生，編輯中最優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後他幹得很好；現在你經常能在某份晚報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着頂帽子，是那種防水布做的，雨衣店裏就有得賣的帽子。這帽子並沒什麼特別時髦之處——實際上，它鬆軟下垂，奧利里戴上它臉顯得更小——可是，索貝爾心裏一定對這頂帽子羨慕不已，把它看作記者身份的象徵，或者洒脫不羈的象徵，因為一天清晨，他戴着頂一模一樣的帽子來上班，只不過是全新的。可戴在他頭上比戴在奧利裏頭上更糟，特別是他穿着那件粗笨的外套。但他似乎很喜歡這頂帽子，為了配這頂帽子還慢慢形成了一套新的做事風格：每天上午，當他坐下來打例行電話（“我是《勞工領袖》的利昂·索貝爾……”）時，食指輕輕一彈，讓帽子往後翹起；當他有採訪任務要外出時，他把帽子瀟洒地往前一拉；當他回到辦公室寫他的報道時，他把帽子一扔，讓它旋轉着掛到衣帽鉤上。一天結束，臨下班時，他把定稿扔進芬尼的文件籃里時，帽子斜斜地遮住一側眉毛，然後他繞着肩膀一甩大衣，貌似隨意地揚手再見，然後大步走了出去。那時我心裏總有着一幅他的畫面：他一路坐地鐵回布朗克斯注，研究着漆黑的地鐵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

看來他立意要熱愛這份工作。他甚至把家人的照片都帶來了——疲憊可憐的婦人和兩個孩子——他用透明膠帶照片貼在桌上。而我們其他人，除了一盒火柴，從不會留任何個人物品在辦公室過夜。

二月末的一個下午，芬尼把我叫到他油膩膩的辦公桌前。“麥凱布，”他說。“想不想為我們做個專欄？”

“什麼樣的專欄？”

“勞工雜談，”他說。“坦率的工會欄目，從雜談或閑聊的角度出發——小幽默、人物這類的東西。克拉姆先生認為我們需要這樣一個欄目，我跟他說，你是這個欄目最合適的人選。”

我不否認我有點輕飄飄（畢竟，我們都局限於我們所處的環境），可是我也有點懷疑。“我能署名嗎？”

他開始緊張地眨巴眼睛。“哦，不，沒有署名，”他說。“克拉姆先生不想讓這個變成署名文章。聽着，這些傢伙會把他們得到的所有信息給你，你只要把它們收集起來，組織一下。這只是你在上班時間乾的活，是你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說。“對嗎？”

“沒錯。”

“不，謝謝，”我告訴他，接着，我覺得自己很是慷慨，我建議他找奧利里試試。

“不，我已經問過他了，”芬尼說。“他也不想做。沒人想做。”

當然，我本該猜得到，他按名單挨個問過了辦公室里的每個人。從這時已將近下班來看，我斷定我接近這名單的末尾。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們離開辦公室時，索貝爾緊跟在我身後。他像披斗篷似的披着大衣，袖子空蕩蕩地晃着，當他敏捷地避開行人路上的一攤污水時，手緊扶着那頂布帽。“告訴你個秘密，麥凱布，”他說。“我要為報紙做個專欄。談妥了。”

“是嗎？”我說。“有錢的嗎？”

“錢？”他眨眨眼。“我要跟你談談那個。我們去喝杯咖啡吧。”他領我進了鋪着瓷磚、熱氣瀰漫、亮堂的自動快餐店，我們在靠牆角的一張濕漉漉的桌子前坐下后，他解釋了事情的龍去脈。“芬尼說沒有錢，明白嗎？於是，我說好吧。他說也不能署名，我說好吧。”他又眨眨眼。“做事聰明點。”

“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什麼意思？”他總是像這樣重複你的問題，玩味它，黑眉毛高高挑起，讓你等待答案。“聽着，我把這個芬尼看透了。這些事情他拍不了板。你以為他能決定這裏的什麼事么？你最好放聰明點，麥凱布。克拉姆先生說了算。克拉姆先生,個聰明人，別騙自己了。”他點點頭，舉起咖啡杯，可是嘴唇燙了回來，他撮起嘴，吹開熱氣，開始小心而不耐煩地抿着咖啡。

“嗯，”我說，“好吧，可在你着手千之前，我去跟克拉姆核實一下。”

“核實？”他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核實什麼？聽着，克拉姆先生想辦個專欄，對嗎？你以為他在乎我能不能署名？或能不能加點錢——你以為如果我專欄寫得好，他就會小氣地為我漲點薪水？那你是痴心妄想。芬尼就是一個例子，你難道不明白嗎？他擔心自己的專欄不保，他才不會便宜我呢。明白嗎？所以，行了。我誰也不會去找，我那個專欄寫出來再說。”他用僵硬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利用我自己的業餘時間。然後我會拿着它去找克拉姆先生，我們來談正經的。你就別管我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裏，胳膊放在桌上，兩手捧着杯子，吹着熱氣，只是沒有喝咖啡。

“那好，”我說。“我希望你是對的。如果那樣能行就好了。”

“啊，也可能不行。”他讓了一步，他的嘴扭成思索的模樣，頭也偏到一邊。“你知道，這是場賭博。”可他這樣說只是出於禮貌罷了，是為了減輕我的嫉妒。他可以表現出疑慮，因為他壓根就沒有疑慮，而我看得出他已經想好怎麼跟他太太說這件事了。

第二天上午，芬尼到我們每張桌子前繞了一圈，指示我們把能找到的任何閑言瑣話都提供給索貝爾；專欄計劃下一期就推出。後來我看到他跟索貝爾在商量，簡單告訴他這個專欄該如何寫，我發現全是芬尼在說，索貝爾只是坐在那裏，噴出一口口輕蔑的細煙。

這一期剛剛付印，所以離專欄的截止期還有兩周。一開始，沒有發現多少消息——很難從我們報道的工會裏得到什麼新聞，更別提什麼“閑談”了。無論什麼時候，如果有誰傳給他張紙條，索貝爾總是皺眉看看；或草草寫上幾個字，或把它扔進辦公桌抽屜里；有一兩次，我看到他把它們扔進了廢紙簍里。我只記得我給他的有一條是：我分管的當地蒸汽管裝修工工會代表隔着關上的門沖我叫道，那天不要打擾他，因為他妻子剛生了雙胞胎。可是索貝爾不想要這消息。“這傢伙生了雙胞胎，”他說。“那又怎樣？”

“隨你便，”我說。“你手頭有很多其他材料嗎？”

他聳聳肩。“有一點，我不着急。可是，我跟你說件事——我不會用太多這些垃圾的。這種閑話。誰他媽的會看這些東西？你不能把整個專欄全塞滿這種垃圾。你得用些東西把它們拼在一起。我說得對不對？”

還有一次（現在他滿嘴裏說的只有專欄）．他笑盈盈地說：“我太太說我現在變得跟以前寫書時一樣糟了。寫，寫，寫。可她不在乎，”他補充道。“她對這件事真是很興奮。她逢人便說——鄰居們，所有的人。星期天她哥哥過來看她，問我這份工作怎麼樣——你知道，一種自以為是的口吻。我一聲沒吭，可是我太太高聲說了：‘利昂在為報紙做一個專欄’——她詳詳細細跟他說了一切。夥計，你真該看看他那張臉。”

每天早上，他把前一天晚上乾的活帶來，以沓手寫的稿子，用午飯時間把它打出來，坐在桌前一邊嚼着三明治，一邊修改。每天晚上，他最後一個回家；我們走時，他一個人還心醉神迷地專心敲着打字機。芬尼不停地煩他——“索貝爾，那個特寫做得怎樣了？”——可他總是眯着眼，兇狠地揚起下巴，川避這個問題。“你着什麼急？我會給你的。”說完他沖我眨眨眼。

交稿日那天清晨，他來上班時臉上還粘着一小塊手紙；刮鬍子時一緊張把臉給劃破了。不過，其他方面，他看上去還是一如從前自信滿滿。那天早上沒人打電話——截稿日我們全都在謄寫、校對——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攤開定稿最後讀一遍。他十分專註，競沒發現芬尼站在他手邊了。“你想把那特寫給我嗎，索貝爾？”

索貝爾一把抓起稿件，傲慢地用前臂把它們遮起。他目不轉睛地望着芬尼，得那麼堅定，看來這兩周他一定在練習：“我要把這個給克拉姆先生看。不是給你。”

芬尼氣急敗壞，臉扭成一團。“不，不，克拉姆先生沒必要看這個，”他。“再說，他還沒來。來吧，給我。”

“你在浪費時間，芬尼，”索貝爾說，“我在等克拉姆先生。”

芬尼嘴上嘀咕着，避開索貝爾洋洋得意的目光，回到自己桌前，讀《百老匯直擊》進行校對。

那天早上我在排版桌前忙自己的活，往第一版塊上貼樣張。我站在那裏，與難以操縱的頁面版式和粘滿膠水的剪刀搏鬥，索貝爾悄悄走到我身後，看上去焦躁不安。“麥凱布，在我交上去之前，”他問。“你想看看嗎？”他遞我那疊手稿。

給我的第一個震驚是首頁上貼了張照片，是他戴着那頂帽子的一張小照。接着是他的標題：

索貝爾閑談

作者：利昂·索貝爾第一段的字句我記不太准了，大意如下：

這是《勞工領袖》新欄目的“處女作”，而且，對你們的這位記者而言，它也是“嶄新的”，之前他從來沒有經手過專欄。然而，在寫作上，他早非新兵，相反，在思想領域的戰場上，他身經百戰，是個“雙手沾滿墨水的老兵”，自他筆下現已寫出九本書。

當然，在這些著作里，他的任務與他在這個專欄里略有不同，然而他希望這個專欄也能和以前那些著作一樣，努力洞察人性本質之謎，換言之，講實話。

我抬起頭，發現他在揭開臉上剃鬚刀割破的地方，現在血自由地滲出來。“嗯，”我說，“首先，我不會把有你那種照片的稿子交給他——我是說，難道你不覺得最好先讓他看看，再—一”

“好吧，”他說，用揉成一團的手帕把臉擦花了。“好吧，我把照片拿掉。接著說，讀讀其餘部分。”

可是沒有時間再讀了。克拉姆來了，芬尼跟他說了，現在他站在自己辦公室門口，大聲嚼着一根熄了的雪茄。“索貝爾，你想見我？”他叫道。

“等一下，”索貝爾說。他把“索貝爾閑談”的各頁理整齊，撕下相片，塞進屁股後面的口袋裏，向那門走去。半路上，他想起要摘下帽子，扔到衣帽鉤上，可沒扔中。着，他消失在格子間后，我們全都坐下來聽。

沒多久，克拉姆開始發作了。“不，索貝爾。不，不，不!這是什麼？你想騙我嗎？”

外面，芬尼滑稽地往後一縮，拍着一側的腦袋，咯咯笑r，奧利里只好瞪着他直到他止住笑聲。

我們聽到索貝爾的聲音，一兩句含混的辯解，接着克拉姆又發作道：…人性本質之謎’——這是雜談？這是瑣議？你不能按照指示做？等等——芬尼！芬尼！”

芬尼邁着輕鬆的步伐小跑至門邊，很高興被召喚，我們聽見他清楚、正當地回答了克拉姆的詢問：是的，他已經告訴索貝爾專欄應該是個什麼樣子；是的，他已明確說明不能署名；是的，已經向索貝爾提供了豐富的閑談資料。我們到的索貝爾的話很模糊，語調簡潔平淡。到克拉姆粗聲粗氣的回答，即使我們聽不清字句，我們也知道一切都完了。接着，他們出來了，芬尼面帶愚蠢的笑容，你有時候在張口呆看街頭事故的人群中看得到這種笑容，索貝爾面無表情，死了一般。

他從地上拾起帽子，從衣帽鉤上取下大衣，穿戴好，走到我跟前。“再見，麥凱布，”他說。“保重。”

我跟他握手，覺得我自己臉上也浮現出芬尼式的傻笑，我還問了個愚蠢的問題。“你要走嗎？”

他點點頭。接着他與奧利里握手——“再見，孩子”——然後，猶豫着，不確定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握手。他勉強晃了晃食指，走到街上。

芬尼等不及要告訴我們裏面發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聲地說：“那傢伙瘋了！他對克拉姆說，‘要麼你接受這個專欄，要麼我辭職’——就是那樣說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說道，‘辭職？給我滾出去，你給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還能說別的嗎？”

轉過身，我看到索貝爾的妻兒照片還貼在他桌上。我撕下來，拿着它跑到街上。“嘿，索貝爾！”我叫道。他到一個街區外了，人影已很小，向地鐵站走去。我開始追他，在結了冰的爛泥里，我差點摔斷脖子。“嘿，索貝爾！”可他沒聽到。

回到辦公室，我在布朗克斯區的電話簿上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裝進信封，丟進郵筒，我希望故事就此結束。

可那天下午，我給戰前工作過的五金行業期刊的主編打了個電話，他說現在他那兒沒有空缺，但不久后可能會有，如果索貝爾想順道來看看的話，他願意麵試一下。這真是個愚蠢的主意：那裏的薪水甚至比《勞工領袖》給的還低，而且，那個地方適合那些父親想讓他們學點五金業務的年輕人——索貝爾只要一張口，可能人家就根本不會考慮他。可這還是聊勝於無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出辦公室，就找了個電話亭，再次查找起索貝爾家的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可這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尖細而虛弱的聲音。它低沉而悅耳——這是我的第一個驚奇。

“是索貝爾太太嗎？”我問，對着話筒傻笑。“利昂在家嗎？”

她開始說，“等一下，”可是又改口說，“請問你是誰？我現在不打擾他。”

我告訴她我的名字，試着解釋五金業期刊這碼事。

“我不明白．”她說。“這究竟是份什麼報紙？”

“嗯，這是份行業期刊，”我說。“我想，不是很那什麼，可是它——你知道，在它那類期刊中，多少還算好的。”

“我明白了，”她說。“你想讓他去那裏申請一份工作？是那樣嗎？”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願意的話，當然，”我說。我開始出汗了。很難把索貝爾照片中那蒼白病態的臉跟這個寧靜、幾乎優美的聲音聯繫在一起。“我只是想他可以試一下，如此而已。”

“哦，”她說，“等一下，我問問他。”她放下電話，我聽到他們在後面小聲地談話。開始他們的字句有點含糊，可後來我聽到索貝爾說：“啊，我要跟他說——我只是謝謝他打電話過來。”我聽到她的回答，絕對溫柔的回答，“不，親愛的，為什麼你該謝謝他呢？他不配。”

“麥凱布還好了，”他說。

“不，他不是的，”她告訴他，“要不他該給你留點面子，不來打擾你。讓我來吧。求求你，我來打發掉他。”

她回到電話旁，她說：“不，我丈夫說他對那種工作不感興趣。”然後她客氣地謝謝我，說再見，任憑我走出電話亭，心越來越虛，汗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