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中國，回來了(2)

（二）一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

在這一部企業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個“主角”的話，那他就應該是鄧小平。

客觀地說，鄧小平奠定了中國變革的思想基礎，並在他掌控的時間裏主導了整場變革的節奏。這個小個子的四川人有着驚人的堅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決斷力。據與他親近的人回憶，當面臨重大決定時，他喜歡一個人坐在屋子裏默默地抽熊貓牌香煙。當他做出某種決策后，卻很少有人能夠變更它。法國思想家、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格森曾說：“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歷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它實際只是在這個社會已經下定決心進行實驗之後才一蹴而就的。這就是說，這個社會必須要自信，或無論怎樣要允許自己受到震撼，而這種震撼始終是由某個人來賦予的。”鄧小平無疑就是伯格森所謂的“某個人”。

1978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命運的元年。在該年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政協主席。

在當上政協主席后，鄧小平主持的第一個大會是隨後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大會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在這個大會上，國家領導人承認，中國在許多方面落後於世界水平15到20年，同時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科學發展計劃，確定了108個項目作為全國科技研究的攻關重點，而其目的是“到本世紀末趕上或超過世界水平”。

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一併不切實的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不過在當時它確乎讓全中國為之一振，所有的人彷彿都聽到了時代火車轉換軌道的尖利聲響。當年，共有6000人參加了這次科學大會，其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在大會的後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歲的青年人，他是解放軍派來的代表，他因為剛剛獲得了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而意外地得此殊榮，此刻他正在為父親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黨而發愁，而他不會料到的是，再過十年他將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兩萬元創辦一家叫做華為的電子公司，然後，這家公司將以其嚴苛的軍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價戰略迅速崛起，並讓全世界的同行們深感頭痛。

科學大會後，國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顯加快了。4月，教育部決定恢復和增設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學等。很快，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

事實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1977年已經部分恢復，而全國性高考的正式舉行則是在1978年。從這年起，高校招生恢復全國統一考試，由教育部組織命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組織考試、評卷和在當地招生院校的錄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和外語；理科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外語。外語考試的語種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語，考試成績暫不記入總分，作為錄取的參考。沒有學過上述語種的可以免試。報考外語院校或專業的，還須加試口語；外語筆試成績記入總分，數學成績作為參考。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在公佈參加體檢名單的同時，公佈全體考生的各科考試成績。公佈的方法，由縣（區）招生委員會通知考生所在單位分別轉告本人。”公佈考生成績，是提高招生考試過程的公開、透明程度的重要舉措，對於轉變社會風氣，杜絕“走後門”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風，發揮了重大作用。

有數據顯示，第一批報名高考的考生就多達580萬，遠遠超過高校的招生計劃。擴招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北京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毛祖桓回憶說，“擴招也是臨時決定的，當時一開始就讓各個學校報，每個學校能招多少人，就這樣報了一下，這麼定了分數線。那年考得好的學生還比較多，因為是多少屆的人壓在一起來考大學，所以最後，我記得當時是林乎加當北京市市長，北京就率先擴招，原來比如說330分、340分才過線，後來就說300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學，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強、二分之一弱的樣子，這個比例還是很大的。後來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進，造成了第二次擴招的態勢。”

教育部公佈的數據是，1978年全國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翻閱這一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語文試卷”，第一部分是給一段文字加上標點符號，而第一題就跟經濟有關：

（1）實現機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機械化機械化不是一口氣吹出來的要經過一番艱苦奮戰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要肅清他們的流毒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一個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是挑不起這付重擔的。

這是當時最主流的價值觀：思想的解放和對左傾的、僵化教條主義的餘毒肅清是經濟進步最首要的前提。從這裏，後來的人們可以發現，在1978年，追求經濟成長是一個多麼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噴涌，40餘萬人眾里怎麼可能沒有龍虎之士。

在遼寧，瀋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11年後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后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他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後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后更多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研究生，6年後創辦四通公司，後來成為北京中關村的風雲人物。在四川，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是因為“出身成分”不好而沒有被錄取，兄弟三個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20年後他們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

跟全國所有的大學一樣，廣州的華南工學院（1988年改名為華南理工大學）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無線電班的教室里濟濟一堂，學生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已經40歲，最小的只有18歲，其中，三個年紀相近的同學很要好，最小的陳偉榮，來自廣東羅定縣，還有兩個比他大一歲多的黃宏生和李東生分別來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他們的同學後來回憶說：“黃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學校里沒有少照顧他的學弟們。黃宏生是穿着露出大腳指的解放鞋走進教室的，他是班長，在校的四年時間他幾乎全部泡在了圖書館。李東生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性格很內向，平時不太愛和其他同學玩，特別是見到女生還會臉紅，因此一些女同學畢業時還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這三個人，日後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電公司。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佔到全國總產量的40%。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東生們那麼幸運。

在湖南長沙，坐了十年監獄的楊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為重要“欽犯”而被捕入獄的，當年，21歲的他因為寫了洋洋萬言的《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極左的“文革”領導人康生三次點名，判刑十年。出獄之後，楊曦光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雖有幾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終因“政審”不合格，未能錄取。直到兩年後，經他四處上告奔波，時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對他的冤案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他才恢復了“政治的清白”。此後，他用乳名“楊小凱”再考社科院研究生，並終於成為當代中國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經濟學家。（有意思的是，另一個也因為寫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要等到1979年12月31日才能出獄。他沒有去考大學，卻辦起了一個銷售部，以後的10多年裏，他由“中國首富”而成“中國首騙”。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楊小凱去世，牟其中則在1999年又被關進了監獄。）

在內蒙古，一個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喪。他是一個苦孩子，生下來一個月就從鄉下被賣到了城裏，據說僅值50元錢。他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因為收養他的人是養牛的所以讓他姓了牛，他的養父從抗美援朝結束后開始一共養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長大的。那一年，養父去世了，牛根生抹乾眼淚，接過牛鞭繼續養牛。五年後，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製品廠”當刷瓶工，在那裏他一干就是16年，然後便創辦了蒙牛集團，它後來成了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

在溫州，13歲的南存輝因貧窮而不得不輟學，他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對那段日子他一生記憶深刻，“補鞋稍不留神，錐子就會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湧出。只好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繼續為客人補好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我就憑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6年後，這位修鞋匠在一個破屋子裏建起了作坊式的開關廠。20年後，他創辦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

在南方小鎮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築工地的竹棚里。他在後來的自傳中寫道：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着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瀰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屍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內地各省市通過鐵路出口到香港的鮮活商品運到深圳，集中到筍崗北站編組檢疫，再啟運過羅湖橋。運輸途中發病或死亡的牲畜、變質的水果蔬菜要在這裏檢驗清除。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於1977年我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時，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擔任給排水技術員，工資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負責北至廣東與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羅湖橋頭路段××公里的沿線土建工程項目。在這一管轄路段，經常幾個工程項目同時展開，1978年我們接手了筍崗北站消毒庫項目。那個時代，深圳還屬邊防禁區，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來的。

施工空暇去了趟沙頭角：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間一塊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過，中方一側僅有的兩間店鋪里擺放着極普通的日用雜貨。

筍崗北站施工現場十分簡陋。睡覺休息的臨時宿舍搭建在鐵路邊。三十幾號人擠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雙層鐵架床，我選擇住在上鋪，掛上蚊帳，鑽進去，編製工程進程表、決算表，看書，睡覺。廣東蚊子專欺負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紅腫起疙瘩，癢疼難忍。掛蚊帳防蚊叮，還防蒼蠅的困擾；晾衣裳的繩子或燈繩上隨時被蒼蠅佔據，密密麻麻的，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

工作之餘，我總會捧着一本書，在晚飯後獨自一個人關在房間裏做讀書筆記，直至凌晨；節假日則去上英語課。一次周末，廣州友誼劇院聽音樂會：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劉元生先生與廣州樂團聯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我太喜歡這首愛情至上的協奏曲，所以演出結束后還跑到後台向演奏者祝賀，劉先生送我一盤個人演奏的“梁祝”協奏曲錄音帶。當時怎麼也想不到，劉先生會成為我到深圳創建萬科的生意夥伴、上市之後的大股東之一。

……工程繼續着。我盼望儘早結束工程，遠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