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昌

2、南昌

南昌的父親原是華東局幹部,任一名高級領導的秘書,曾跟隨去往中央工作。不久,這名領導卻因涉人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黨,他便也調離回上海。此時,華東局已撤銷,他的組織人事關係落在市屬機關,保留了原先的級別,但是個虛職,事實上,已是賦閑。其時,他方才三十六七歲,正值當年,政治和事業上卻均無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樓房內,是日本佔領時期為本國僑民造的住宅,開間比較逼仄,樓層也較低矮,光線就暗了。牆紙本來是杏黃上白色的曼陀羅花,年經月久,都模糊成一團土黃,有的地方剝落了,並不補好,好在顏色和牆皮接近,倒也不顯眼。應當說,還有幾分娟閣的情調。像這樣常是處於遷徙中的家庭,自然沒什麼傢具,簡單的幾件都是單位里租借來,然後又折價買下,白木上邊釘着編號的銅牌,留下軍旅的風格。地板是每季度房管所上門打蠟,蠟扒拖得錚亮,水曲柳的木紋就像水波,因為傢具少就顯得面積大,反光都映到天花板上了,是這套公寓中的簇簇新。牆,地板,家什,這幾樣其實各有特色,並在一處卻覺得十分混亂。可是,上海的公寓裏就是藏着許多這樣古怪的居室,住在裏邊的人,因為對城市生活——進一步說,對安居的生活沒有概念,所以並不以為不妥,兀自按自己的方式過。時問長了,倒又創造出一種粗放型風格,可兼容並收各種元素的。而且,因自有一股熱烈向上的氣派,就更顯其軒朗。你推進這樣的公寓,只撲面而來的蔥韭蒜辛辣,就可將這都會城市的綺靡婉麗掃蕩一凈。然而,在南昌的家裏,氣息似乎有些疲了,缺乏力量創造新的性格,於是,那幾種不相諧就孤立着,互不相干,變得寥落了。

因為人口多,所以這套三四個房間的公寓並不顯得寬敞,每個房間橫七豎八架着沒有床架的床鋪,只有父親的書房例外。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間,幾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張書桌,一把藤椅,依牆一具書櫃,貼了房門後邊,是一架行軍床——父親很早就和母親分床了——於是,又過於空曠了。這朝南的房間,窗戶沒裝窗帘——這公寓裏所有的窗戶都不裝窗帘,日光大豁豁照進來,不給人明亮的感覺,而是灰濛濛,因為無數灰塵在光里翻卷。到了夜晚,就換成路燈照進來,也是大豁豁的,但到底幽暗了,而且角度是固定的,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比如,幾個牆角,書櫃的側面,房間變得寧靜了,在寧靜里,生出一點活躍來。父親養了一隻鷯哥,鳥籠掛在書櫃的一角,白晝里安靜着,到了夜晚,鷯哥開始發聲。它不說話,用哨子般的聲音哼歌,僅五個音符,卻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麼曲調的一個起句。它頗為從容地唱完一句,人們期待着下一句,可依然是這一句,接下去,還是這一句,永遠是這一句,結束在不穩定傾向的音符上,又單調又令人不安。父親用口哨教會鷯哥這一句,不知是再沒耐心教了,還是確實教不會了,鷯哥就只能唱這一句。在寂靜的夜晚裏,這聲音很清亮,在各個房間穿行回蕩。

他家孩子很多,每個孩子都按照這樣的步驟成長:先是奶媽帶,帶到兩周歲,進全托,從託兒所升至幼兒園,進寄宿小學,再上寄宿中學。所以,孩子們大半不是在家裏長大,家裏邊的人又大半是外人,就是奶媽和保姆。這種家庭規矩都不是很嚴的,所以又召來別人家的奶媽和保姆。家裏常常坐滿了這些從鄉下出來幫傭的女人,懷裏端一個吃奶的孩子,或者拿着些針線,見這家的東家回來,便噤了聲,等東家從她們中間走過,進自己房間,關上房門,又一併發出聲來。他們小孩子之間,甚至都不能經常見上面。因為這一個周日回家,那一個恰巧周日要參加學校或者少先隊的活動;那一個周日回了家,第三個也許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離住院;等到寒暑兩假,大家終於都回家,可因為照應不過來,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鄉下去度假。所以,兄弟姐妹就形成親疏不同的關係,有的感情親密,有的形同陌路。南昌他排行第三,上面是年齡長出一截的兩個姐姐,與他自然就有了隔閡;底下倒是兄弟,年齡也貼近,卻是一對雙胞胎,形影不離,不免就將他排斥了;再下面又是一溜丫頭片子,又小,與南昌更不沾邊了。還由於南昌是家中第一個男孩子,且是在相對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一直在父母身邊生活,不像兩個大的,最初是寄養在山東老百姓家裏,後面一些的呢,也是一會兒托給這,一會兒托給那。父母在北京工作時,帶去身邊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但即便是在父母身邊,他也不見得就與父母親近了多少,他們沒有時間,似乎更沒有心思在他身上,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卻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獨。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人在一起的:奶媽、保姆、老師、父親的公務員,司機——這又使他添了一種倨傲,看他的同齡人都覺着很幼稚,於是,就更孤獨。而且。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個,他自覺不自覺地,染上了沉鬱的氣息,他的父母,尤其是父親,是沉鬱的人。所以,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長成的少年,其實是在一種危險的自閉狀態中過來的。幸運的是,就像方才說的,文化大革命初起,將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開啟了。少年期的抑鬱,是需要契機來轉變的。事實上也是走完了一個周期,這時候,倘若有正面性質的變故來臨,就會將暗影一筆抹去。好比一下子從影地里走到陽光下,豁然開朗。南昌就是這樣,他變得快活了。

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初,還是接下來的第二階段,南昌的父親都沒有受到激烈的衝擊。這意味着受到某種保護,同時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結束。但不管怎麼說,非常時期里的安全終是可喜的。有一陣子,父親甚至開始教鷯哥第二句旋律。聽父親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鷯哥那一句旋律的出處,是一首質樸的山歌,是父親家鄉的民謠嗎?這段時間並不長,很快地,父親放棄了對鷯哥的教授,重又陰鬱下來。倒不是對安全產生什麼疑慮,而是,那種陰鬱是整體性的,相當牢固,只可能因為暫時的條件舒緩一下,結果還是要回進陰鬱中去。無論父親那一時的輕鬆,還是長期的陰沉,都使南昌不滿,覺得和革命的氣氛不符。父親的形象就像一個隱士。以前,南昌並沒有什麼認識,他一直是被父親的身影籠罩着,現在,他不是成長起來了嗎?這樣,南昌對父親的心情就變得複雜了。一方面,他是因為父親,才獲有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親又將他與時代隔開了。有幾次,他在沿街的窗戶里,看見底下過去的遊行的隊伍,紅旗和鑼鼓鐃鑔上的紅纓在行道樹的綠蔭間涌動,可謂時代的象徵。南昌覺着自己很幸運,生逢其時。事實上,每個人都喜愛自己的時代,自己的時代里,最不濟的還有青春。當然,南昌的時代又特別地合青春的胃口,因有着過於多的激情,多到有些盲目了,可連這,也是青春的性格。但等遊行隊伍從窗前的梧桐樹下過去,迴轉頭來,撲面是室內的暗和涼,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他忽想起一句話: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覺得真是對他的家庭的絕妙寫照。

這段日子,倒是他們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學校里停課,孩子們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過去那麼工作忙,也可按時下班。晚飯時圍一桌人,似乎這才發現,兒女們都長大了。大人們幾乎是帶着些驚異地聽孩子們談論時局國政。少年人的言論總是浮誇的,可也很有趣。父親臉上會露出難得的一些微笑,帶着譏誚的喜愛,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輕時代?但是,即便是這樣的時刻,他們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個學習小組。那長者只是旁聽,並不發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飯,便起身離席,不會為任何一個話題留下更多的時間。當他們離開,飯桌上的討論還在繼續,甚至更熱烈,實際上,卻空洞下來,因為最重要的聽眾缺席了。他們都是在說給父親聽,競相表現,以期受到注意。父親在孩子心目中,無疑是一位資深革命家。父親的級別,在這城市的地位,他們從小得到的待遇,都標明了這點。而事實上,父親的閱歷、工作、處境以及心情,都是他們從未想過要去了解的。這是在新社會的教育下長大的一代,接受着簡單的階級思想,將人和事劃分成抽象的類別。他們這樣集體化的家庭生活,也沒有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識。所以,他們的腦筋都是極其教條的。在熱烈的飯桌上,南昌是緘默的一個,一方面是如前邊說的,他的孤立處境,另一方面也是,相比較而言,他與父親間似有着一些默契,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已經說過,他覺得父親不像革命者,而像一名隱士。有幾次,當別的姐妹兄弟激烈辯論時,父親的眼睛轉向了他,顯然是想聽聽他的意見,可他卻將眼睛低下去了。在他內心深處,是不相信父親會拿他們的觀點當真。就這樣,他與父親的默契,其實就是一種巨大的障礙。也是因為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親比較其他子女,還略有些像一對父子。

他終究是不喜歡他的家的,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歡他的家,因為更能體會家裏的消極空氣。當其他兄弟姐妹以驕傲的口吻談論父親的事業時,他臉上便露出譏誚的微笑,這就使他與父親相像起來。在這一對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種類似無政府主義者的抑鬱性格。但是,文化革命的狂飆滌盪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煥發了青春的激動,南昌的視野一下子明亮起來。他比正常時期更少回家了。學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戰地指揮所的樣子,撤去一些雙層床,從教室搬來一些課桌椅,在房間中央拼起來,鋪上一面紅衛兵戰旗,門上貼了“紅衛兵司令部”的字樣。他們就在裏邊開會、部署,還有起居。喧騰的一日過去——那是多麼激蕩的時光啊——白晝過去,夜晚的學校顯得格外空寂,偌大座院子裏,只有一兩問宿舍亮着燈,恰如“眾人皆睡我獨醒”。南昌倒退地走在操場上,看着那幾點燈光,耳畔是腳下的沙粒聲。郊外的天空又格外廣闊,滿天星斗好像傾倒下來。這所寄宿制的高級中學平素總是熙攘的,假期里當然會是安靜的,可那時候他們也不到校了。所以,他們從來沒有感到過校園的廣大和安靜,同時感到自己是校園的主人。南昌心裏有一種感激,感激在他還沒有老,還年輕的時候,歷史就揭開新的一頁。在這之前,南昌總覺着,生活就將僅此而已地過完一生。他也不是厭世,他的年齡、閱歷,以及理性都還不及到“厭世”。他的思想沒有萌芽,只是處在情感的狀態——他興奮不起來。年輕人是會比老人更覺着自己老的,因為參照係數不同,對時問的概念就很嚴格,二十歲的年齡在他們就已經不年輕了。成長的緩慢讓他們以為時光已久。現在,南昌,也許還有其他人,陡然發現自己還年輕,還來得及經歷些什麼。不止是時代的際會,還因為,成長的某一個階段終於結束了。

在初冬第一場寒流來臨,暴冷的天氣里,南昌從學校回家取冬衣。這是一個上班日的下午,他沒料想父親會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於是,可說是前所未有,父子倆進行了一場談話。父親問他在做什麼?他對“做什麼”的說法感到不舒服,覺出其中的輕視,出於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態度倨傲,回答說:運動正在關鍵時刻。言語中也有一種輕視,輕視父親置身於時代洪流的岸邊。父親接着問:什麼關鍵時刻?他的回答是四個字:生死存亡。父親又問:誰的生死存亡?黨和人民!他回答,心裏不由生起惱怒。父親的問話含着戲謔,迫使他不斷升級概念,但這概念里卻藏着空洞,讓他信心軟弱,於是,惱怒又加劇了。他們是在父親的書房裏說話,窗戶關上了,日光從沒有遮蔽的窗玻璃照進來,帶着一層霜色,顯得蒼白。雖是室內,因沒有取暖設施,氣溫與室外相仿,父親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戴一頂同是黑呢的鴨舌帽,懷裏很古怪地抱一個熱水袋。這個中年男人白皙纖長的手指揉捏着熱水袋,熱水袋的橘紅色膠皮因為陳舊而分外柔軟。南昌忽覺着,父親看上去,很像一個托派分子。

父親在藤椅上坐下來,表現出談話的興趣,南昌心裏卻生出嫌惡與害怕混雜的感情。他急於結束談話好離開去,可是,結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絕。他談到形勢的危急,不僅在中國,而且是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的陣營內部和外圍,無產階級的人類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親專註聽着,陡地插一句道:無產階級的人類理想是什麼?他極快地接口說:解放全人類。然後又補充一句:無產階級首先要解放自己!怎麼解放?父親又問。他又一次生出惱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麼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絕地開始講述剩餘價值理論。他漸漸被自己的雄辯陶醉了,沉浸在其中。突然間,書櫃角上鳥籠內的鷯哥尖銳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鷯哥就像嚇了一跳,也止住了。父親依然保持着傾聽的姿態,可他想不起來方才說的什麼了。當他終於走出父親的房間,差一點叫地上的旅行包絆倒,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櫃拿好的冬衣,他一把提起,逃跑似地出了公寓,聽見門被自己摔上的一聲響。他飛快地走下大理石磚的樓梯,聽見有人在身後追他,其實是他自己的腳步。走出公寓大門,騎上自行車,沿了馬路徑直去了。氣溫開始回升,日光里有了些醬黃的暖調子,街道的色澤鮮亮起來。南昌覺着手腳暖和,因此靈活了,體內的寒氣迅速散發出來。他那個家啊!在南昌意識的深處,其實一直懷疑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究竟有着什麼樣的內容,只是時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義。離家越遠,南昌的胸襟越開闊,到了城市邊緣,天地空曠,風也浩蕩起來。南昌的臉色變得明朗,他從陰影中走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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