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昌

南昌的父親原是華東局幹部，任一名高級領導的秘書，曾跟隨去往中央工作。不久，這名領導卻因涉人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黨，他便也調離回上海。此時，華東局已撤銷，他的組織人事關係落在市屬機關，保留了原先的級別，但是個虛職，事實上，已是賦閑。其時，他方才三十六七歲，正值當年，政治和事業上卻均無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樓房內，是日本佔領時期為本國僑民造的住宅，開間比較逼仄，樓層也較低矮，光線就暗了。牆紙本來是杏黃上白色的曼陀羅花，年經月久，都模糊成一團土黃，有的地方剝落了，並不補好，好在顏色和牆皮接近，倒也不顯眼。應當說，還有幾分娟閣的情調。像這樣常是處於遷徙中的家庭，自然沒什麼傢具，簡單的幾件都是單位里租借來，然後又折價買下，白木上邊釘着編號的銅牌，留下軍旅的風格。地板是每季度房管所上門打蠟，蠟扒拖得錚亮，水曲柳的木紋就像水波，因為傢具少就顯得面積大，反光都映到天花板上了，是這套公寓中的簇簇新。牆，地板，家什，這幾樣其實各有特色，並在一處卻覺得十分混亂。可是，上海的公寓裏就是藏着許多這樣古怪的居室，住在裏邊的人，因為對城市生活——進一步說，對安居的生活沒有概念，所以並不以為不妥，兀自按自己的方式過。時問長了，倒又創造出一種粗放型風格，可兼容並收各種元素的。而且，因自有一股熱烈向上的氣派，就更顯其軒朗。你推進這樣的公寓，只撲面而來的蔥韭蒜辛辣，就可將這都會城市的綺靡婉麗掃蕩一凈。然而，在南昌的家裏，氣息似乎有些疲了，缺乏力量創造新的性格，於是，那幾種不相諧就孤立着，互不相干，變得寥落了。

因為人口多，所以這套三四個房間的公寓並不顯得寬敞，每個房間橫七豎八架着沒有床架的床鋪，只有父親的書房例外。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間，幾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張書桌，一把藤椅，依牆一具書櫃，貼了房門後邊，是一架行軍床——父親很早就和母親分床了——於是，又過於空曠了。這朝南的房間，窗戶沒裝窗帘——這公寓裏所有的窗戶都不裝窗帘，日光大豁豁照進來，不給人明亮的感覺，而是灰濛濛，因為無數灰塵在光里翻卷。到了夜晚，就換成路燈照進來，也是大豁豁的，但到底幽暗了，而且角度是固定的，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比如，幾個牆角，書櫃的側面，房間變得寧靜了，在寧靜里，生出一點活躍來。父親養了一隻鷯哥，鳥籠掛在書櫃的一角，白晝里安靜着，到了夜晚，鷯哥開始發聲。它不說話，用哨子般的聲音哼歌，僅五個音符，卻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麼曲調的一個起句。它頗為從容地唱完一句，人們期待着下一句，可依然是這一句，接下去，還是這一句，永遠是這一句，結束在不穩定傾向的音符上，又單調又令人不安。父親用口哨教會鷯哥這一句，不知是再沒耐心教了，還是確實教不會了，鷯哥就只能唱這一句。在寂靜的夜晚裏，這聲音很清亮，在各個房間穿行回蕩。

他家孩子很多，每個孩子都按照這樣的步驟成長：先是奶媽帶，帶到兩周歲，進全托，從託兒所升至幼兒園，進寄宿小學，再上寄宿中學。所以，孩子們大半不是在家裏長大，家裏邊的人又大半是外人，就是奶媽和保姆。這種家庭規矩都不是很嚴的，所以又召來別人家的奶媽和保姆。家裏常常坐滿了這些從鄉下出來幫傭的女人，懷裏端一個吃奶的孩子，或者拿着些針線，見這家的東家回來，便噤了聲，等東家從她們中間走過，進自己房間，關上房門，又一併發出聲來。他們小孩子之間，甚至都不能經常見上面。因為這一個周日回家，那一個恰巧周日要參加學校或者少先隊的活動；那一個周日回了家，第三個也許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離住院；等到寒暑兩假，大家終於都回家，可因為照應不過來，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鄉下去度假。所以，兄弟姐妹就形成親疏不同的關係，有的感情親密，有的形同陌路。南昌他排行第三，上面是年齡長出一截的兩個姐姐，與他自然就有了隔閡；底下倒是兄弟，年齡也貼近，卻是一對雙胞胎，形影不離，不免就將他排斥了；再下面又是一溜丫頭片子，又小，與南昌更不沾邊了。還由於南昌是家中第一個男孩子，且是在相對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一直在父母身邊生活，不像兩個大的，最初是寄養在山東老百姓家裏，後面一些的呢，也是一會兒托給這，一會兒托給那。父母在北京工作時，帶去身邊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但即便是在父母身邊，他也不見得就與父母親近了多少，他們沒有時間，似乎更沒有心思在他身上，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卻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獨。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人在一起的：奶媽、保姆、老師、父親的公務員，司機——這又使他添了一種倨傲，看他的同齡人都覺着很幼稚，於是，就更孤獨。而且。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個，他自覺不自覺地，染上了沉鬱的氣息，他的父母，尤其是父親，是沉鬱的人。所以，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長成的少年，其實是在一種危險的自閉狀態中過來的。幸運的是，就像方才說的，文化大革命初起，將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開啟了。少年期的抑鬱，是需要契機來轉變的。事實上也是走完了一個周期，這時候，倘若有正面性質的變故來臨，就會將暗影一筆抹去。好比一下子從影地里走到陽光下，豁然開朗。南昌就是這樣，他變得快活了。

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初，還是接下來的第二階段，南昌的父親都沒有受到激烈的衝擊。這意味着受到某種保護，同時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結束。但不管怎麼說，非常時期里的安全終是可喜的。有一陣子，父親甚至開始教鷯哥第二句旋律。聽父親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鷯哥那一句旋律的出處，是一首質樸的山歌，是父親家鄉的民謠嗎？這段時間並不長，很快地，父親放棄了對鷯哥的教授，重又陰鬱下來。倒不是對安全產生什麼疑慮，而是，那種陰鬱是整體性的，相當牢固，只可能因為暫時的條件舒緩一下，結果還是要回進陰鬱中去。無論父親那一時的輕鬆，還是長期的陰沉，都使南昌不滿，覺得和革命的氣氛不符。父親的形象就像一個隱士。以前，南昌並沒有什麼認識，他一直是被父親的身影籠罩着，現在，他不是成長起來了嗎？這樣，南昌對父親的心情就變得複雜了。一方面，他是因為父親，才獲有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親又將他與時代隔開了。有幾次，他在沿街的窗戶里，看見底下過去的遊行的隊伍，紅旗和鑼鼓鐃鑔上的紅纓在行道樹的綠蔭間涌動，可謂時代的象徵。南昌覺着自己很幸運，生逢其時。事實上，每個人都喜愛自己的時代，自己的時代里，最不濟的還有青春。當然，南昌的時代又特別地合青春的胃口，因有着過於多的激情，多到有些盲目了，可連這，也是青春的性格。但等遊行隊伍從窗前的梧桐樹下過去，迴轉頭來，撲面是室內的暗和涼，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他忽想起一句話：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覺得真是對他的家庭的絕妙寫照。

這段日子，倒是他們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學校里停課，孩子們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過去那麼工作忙，也可按時下班。晚飯時圍一桌人，似乎這才發現，兒女們都長大了。大人們幾乎是帶着些驚異地聽孩子們談論時局國政。少年人的言論總是浮誇的，可也很有趣。父親臉上會露出難得的一些微笑，帶着譏誚的喜愛，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輕時代？但是，即便是這樣的時刻，他們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個學習小組。那長者只是旁聽，並不發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飯，便起身離席，不會為任何一個話題留下更多的時間。當他們離開，飯桌上的討論還在繼續，甚至更熱烈，實際上，卻空洞下來，因為最重要的聽眾缺席了。他們都是在說給父親聽，競相表現，以期受到注意。父親在孩子心目中，無疑是一位資深革命家。父親的級別，在這城市的地位，他們從小得到的待遇，都標明了這點。而事實上，父親的閱歷、工作、處境以及心情，都是他們從未想過要去了解的。這是在新社會的教育下長大的一代，接受着簡單的階級思想，將人和事劃分成抽象的類別。他們這樣集體化的家庭生活，也沒有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識。所以，他們的腦筋都是極其教條的。在熱烈的飯桌上，南昌是緘默的一個，一方面是如前邊說的，他的孤立處境，另一方面也是，相比較而言，他與父親間似有着一些默契，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已經說過，他覺得父親不像革命者，而像一名隱士。有幾次，當別的姐妹兄弟激烈辯論時，父親的眼睛轉向了他，顯然是想聽聽他的意見，可他卻將眼睛低下去了。在他內心深處，是不相信父親會拿他們的觀點當真。就這樣，他與父親的默契，其實就是一種巨大的障礙。也是因為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親比較其他子女，還略有些像一對父子。

他終究是不喜歡他的家的，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歡他的家，因為更能體會家裏的消極空氣。當其他兄弟姐妹以驕傲的口吻談論父親的事業時，他臉上便露出譏誚的微笑，這就使他與父親相像起來。在這一對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種類似無政府主義者的抑鬱性格。但是，文化革命的狂飆滌盪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煥發了青春的激動，南昌的視野一下子明亮起來。他比正常時期更少回家了。學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戰地指揮所的樣子，撤去一些雙層床，從教室搬來一些課桌椅，在房間中央拼起來，鋪上一面紅衛兵戰旗，門上貼了“紅衛兵司令部”的字樣。他們就在裏邊開會、部署，還有起居。喧騰的一日過去——那是多麼激蕩的時光啊——白晝過去，夜晚的學校顯得格外空寂，偌大座院子裏，只有一兩問宿舍亮着燈，恰如“眾人皆睡我獨醒”。南昌倒退地走在操場上，看着那幾點燈光，耳畔是腳下的沙粒聲。郊外的天空又格外廣闊，滿天星斗好像傾倒下來。這所寄宿制的高級中學平素總是熙攘的，假期里當然會是安靜的，可那時候他們也不到校了。所以，他們從來沒有感到過校園的廣大和安靜，同時感到自己是校園的主人。南昌心裏有一種感激，感激在他還沒有老，還年輕的時候，歷史就揭開新的一頁。在這之前，南昌總覺着，生活就將僅此而已地過完一生。他也不是厭世，他的年齡、閱歷，以及理性都還不及到“厭世”。他的思想沒有萌芽，只是處在情感的狀態——他興奮不起來。年輕人是會比老人更覺着自己老的，因為參照係數不同，對時問的概念就很嚴格，二十歲的年齡在他們就已經不年輕了。成長的緩慢讓他們以為時光已久。現在，南昌，也許還有其他人，陡然發現自己還年輕，還來得及經歷些什麼。不止是時代的際會，還因為，成長的某一個階段終於結束了。

在初冬第一場寒流來臨，暴冷的天氣里，南昌從學校回家取冬衣。這是一個上班日的下午，他沒料想父親會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於是，可說是前所未有，父子倆進行了一場談話。父親問他在做什麼？他對“做什麼”的說法感到不舒服，覺出其中的輕視，出於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態度倨傲，回答說：運動正在關鍵時刻。言語中也有一種輕視，輕視父親置身於時代洪流的岸邊。父親接着問：什麼關鍵時刻？他的回答是四個字：生死存亡。父親又問：誰的生死存亡？黨和人民！他回答，心裏不由生起惱怒。父親的問話含着戲謔，迫使他不斷升級概念，但這概念里卻藏着空洞，讓他信心軟弱，於是，惱怒又加劇了。他們是在父親的書房裏說話，窗戶關上了，日光從沒有遮蔽的窗玻璃照進來，帶着一層霜色，顯得蒼白。雖是室內，因沒有取暖設施，氣溫與室外相仿，父親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戴一頂同是黑呢的鴨舌帽，懷裏很古怪地抱一個熱水袋。這個中年男人白皙纖長的手指揉捏着熱水袋，熱水袋的橘紅色膠皮因為陳舊而分外柔軟。南昌忽覺着，父親看上去，很像一個托派分子。

父親在藤椅上坐下來，表現出談話的興趣，南昌心裏卻生出嫌惡與害怕混雜的感情。他急於結束談話好離開去，可是，結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絕。他談到形勢的危急，不僅在中國，而且是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的陣營內部和外圍，無產階級的人類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親專註聽着，陡地插一句道：無產階級的人類理想是什麼？他極快地接口說：解放全人類。然後又補充一句：無產階級首先要解放自己！怎麼解放？父親又問。他又一次生出惱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麼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絕地開始講述剩餘價值理論。他漸漸被自己的雄辯陶醉了，沉浸在其中。突然間，書櫃角上鳥籠內的鷯哥尖銳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鷯哥就像嚇了一跳，也止住了。父親依然保持着傾聽的姿態，可他想不起來方才說的什麼了。當他終於走出父親的房間，差一點叫地上的旅行包絆倒，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櫃拿好的冬衣，他一把提起，逃跑似地出了公寓，聽見門被自己摔上的一聲響。他飛快地走下大理石磚的樓梯，聽見有人在身後追他，其實是他自己的腳步。走出公寓大門，騎上自行車，沿了馬路徑直去了。氣溫開始回升，日光里有了些醬黃的暖調子，街道的色澤鮮亮起來。南昌覺着手腳暖和，因此靈活了，體內的寒氣迅速散發出來。他那個家啊！在南昌意識的深處，其實一直懷疑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究竟有着什麼樣的內容，只是時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義。離家越遠，南昌的胸襟越開闊，到了城市邊緣，天地空曠，風也浩蕩起來。南昌的臉色變得明朗，他從陰影中走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