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全面求和
“小道士”繆斌赴日與小磯國昭垮台。
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當小磯內閣成立不久，即已開始，關鍵人物是早就參與內閣情報工作的緒方竹虎。
他是福岡縣人，出身於早稻田大學；主修政治經濟。畢業后加入《朝日新聞》工作；後來又留學歐美，學成回國仍回《朝日》，當到”專務總主筆”、副社長。由於他的家世、籍貫、經歷，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廣泛的關係。福岡在北九州，介乎長州、薩摩之間，與兩派藩閥都拉得上關係；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將，又正是他的福岡小同鄉，話亦可以講得通。
他的父親緒方通平是福岡農工銀行界的領袖，以此淵源，獲得財閥的支持，自不在話下。再由於留學歐美，自由主義的味道較濃，與一班因大東亞戰爭而被閑置的政治家如幣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人都有往來。當然，最主要的是在《朝日新聞》服務30年，使得他能遍識日本各方面有影響的人士，還有各國的許多外交官。在日本社會中，可再也沒有比緒方具有更多更廣泛的人際關係；因此，在東條內閣，他受邀擔任”情報部參與”；小磯內閣成立，更一躍而為國務大臣兼情報局總裁，表面上是主持宣傳工作，實際上獲得小磯的支持，軍部的默許，從多方面去尋求結束戰爭的途徑。
他所恃的”觸角”，便是朝日新聞社派在國內外各地的記者。日本新聞記者，往往負有政治任務；而日本的政治家亦每每與新聞機構結有深厚的關係，如同盟社之掩護近衛，擔當過許多必須保持機密的任務。當多田駿與石原莞爾，決定排除杉山元，間接建議起用板垣征四郎時，作為第五師團長的板垣，正受困於台兒庄，與前線將領的任何聯絡，必須通過軍部，而近衛不願軍部知道他的意圖，結果便是由同盟社的戰地記者古野伊之助攜着近衛的親筆信，在台兒庄陣地面交板垣，方能將他召回東京。
緒方的探索和平工作，亦由《朝日新聞》記者秘密擔任；最初是由朝日新聞社經理鈴木文史郎與瑞典駐日公使伯桂接觸，到了1945年3月間，鈴木將這一層關係移交給了外相重光葵。與此同時，《朝日新聞》駐上海的記者田村真知，回東京時面告緒方竹虎，說汪政府的”立法院前院長”繆斌有意作為東京與重慶談和的中間人；而且他也有資格作中間人。
於是緒方便告訴小磯，有這樣一條路子，值得一試。小磯認為可疑，因為繆斌是早就由於貪污而為中國政府所淘汰的人物；但以急於脫出陷入中國大陸的泥淖，不願輕易捨棄這一機會，因而決定，派他在士官的同學、已列入預備役的陸軍大佐山縣初男到上海，了解繆斌的情況。
山縣的來意為軍統所獲知，戴笠便設計了一套愚弄日本政府的作業，迂迴曲折地供給了山縣許多有關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指出，繆斌與重慶方面有一種”特殊關係”；並且有重慶的要人”支持”；如果他出任中日談和的”中間人”，一定能將日本方面的意見”轉達”最高當局，並受到”重視”。
接得山縣的報告，小磯頗為興奮，便在閣議中正式提出，透過繆斌直接向重慶謀和的建議。外相重光葵立即表示反對，他認為第一、對中國的和平工作，應取得”汪政府”的諒解，必須通過南京到達重慶。第二、繆斌是不足以信任的。當繆斌自江蘇民政廳長任內因案免職時，重光正在上海當總領事，所以對繆斌的劣跡，相當了解；所提出的論據是很有力的。
此外，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內光政、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則都表示，鑒於過去的工作事例，對這件事不必寄以太多的期望。不過態度雖不熱心，亦未像重光那樣極力反對。
話雖如此，小磯相信他的同學，過於閣僚；只是外相既然不贊成，未便獨斷獨行，所以改換一個名義，以聽取情報為理由，派緒方安排繆斌作東京之行。
繆斌出賣風雲雷雨的手法，一向很高明，除了他所說的另有一名”中國政府”的特別代表，需要經過他先跟日本最高決策人士接觸以後，才能決定是否可以展開直接談判以外，另有一組工作人員，攜帶專用的電台，隨同赴日。這也就是使小磯”入迷”的主要原因，所以特別叮囑，這些工作人員及電台，一定要帶來。
哪知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亦竟信以為真，而岡村寧次正在進行老河口、芷江作戰，妄想進攻重慶，正急電大本營要求增援，且四十七師團的一個步兵聯隊，亦正由青森縣之西的弘前駐地，趕往中國戰場，如果此時與重慶談和，勢必破壞他的軍事行動，因而決定加以阻撓，禁止繆斌的隨員及無線電器材上飛機。小磯接到報告，對於軍方的行動頗為驚異，但亦無可奈何；因為他這個內閣總理大臣，地位遠不及東條，對於軍部毫無約束的力量。
繆斌單身到了東京，在見小磯時，率直提出要求，晉見日皇。他的理由是，倘非日皇有所表示，蔣委員長是不會作任何考慮的。
幾經折衝，才決定由日本皇族代表日皇，先跟繆斌作初步接觸。當然，所選的這個皇族，必須是中國政府所熟悉的人物。
日本的皇族，人數不多；天皇的直系親屬，稱為”皇族”；兄弟伯叔，便是”華族”，自是五等爵以上的王位，有封號並有稱號，稱號為”宮”，此是一家族的總稱，當時皇族中，比較為中國所熟悉的是”東久邇宮稔彥王”。
這個理由光明正大，而且正因為提出了這樣的理由，見得繆斌的來頭不小；所以小磯欣然樂從，派緒方去見木戶幸一，提出繆斌的要求，希望日皇能予接見。
但木戶認為繆斌晉見日皇的時機未到，婉言拒絕；而繆斌堅持立場，彷彿在報復當年近衛的聲明，”不以中國政府為談判的對手”；所以如今亦不願與日本政府談和，只有日皇有所表示，他才能負起”中間人”的任務。
照日本的”皇室典範令”，皇室、皇族必須學習軍事；東久邇宮稔彥是陸軍出身，而且軍旅的經驗很豐富，位至中將，做過師團長。七七事變初期，他的師團派至華北，並參加過進攻漢口的戰役。回國以後，久任參謀總長；當然，那多少是一種”榮譽職”。
日本的皇族共14家，除了昭和的3個胞弟，秩父宮、高松宮、三笠宮稱為”御直宮”以外，其餘11家，都是孝明天皇之後。日本皇室、皇族，有近親結婚的傳統，因此，昭和皇后良子，實際是昭和天皇裕仁同曾祖的堂妹，而東久邇宮稔彥王與昭和的關係，就更為複雜了。
東久邇宮稔彥的父親，是明治天皇的兄弟、朝彥親王，所以他是昭和嫡堂的叔父；但同時也是姑丈，因為他的妻子是明治天皇的九皇女，例封內親王，稱號為”泰宮”的聰子。朝顏親王的兒子很多，所以這一支在皇族中的勢力最大；除”御直宮”以外，其餘11家中佔了3家，梨本宮守正王，是朝彥親王的第四子，一直是”元帥府”的首席，現在是”伊勢神宮”的”齋主”、朝香宮鳩彥王，是朝彥親王的第八子，為現役陸軍中將；東久邇行九，與朝香宮同歲。由於他又是他的胞伯明治天皇的女婿，所以特見重用。
東久邇稔彥接見繆斌，是在3月18那天；東久邇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第一個也是日本朝野最關心的是：“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是否承認日本天皇？”
“當然。蔣委員長及中國政府，只對日本軍閥有反感。”
“國民政府為什麼想跟日本謀求和平？”
“中國不希望日本滅亡，為了中國的防衛起見，需要日本的存在。中國希望日本在滅亡之前，與美國謀和。”
繆斌將日本比作中國的”防波堤”，當然是為了防止赤色浪潮，他說：“現在如果實現中日和平的話，可以防止蘇聯勢力的擴張。”
“你是小磯首相邀請來的，為什麼先想謁見天皇呢？”
“在日本誰都不可靠。”繆斌發揮了他一向善作驚人之論的特長，”可以信賴的，只有天皇。既然本人不能直接拜見天皇陛下，希望殿下轉達我所陳述的意見。”
東久邇宮稔彥當即表示，接受繆斌的要求，據情轉陳日皇；當然也還要表明態度，卻是十足空洞的外交詞令；他說：“希望實現此種中日和平工作，而以此和平工作為基礎，來結束世界大戰。”
“實現此種中日和平工作”的具體條件，繆斌向小磯及緒方提出一個所謂”中日全面和平”方案，要點一共4項：第一，停止敵對行為，自中國撤退所有日本軍隊；第二，取消南京政府，承認蔣委員長對全中國的統治權；第三，滿洲問題，另行交涉；第四，恢復日本與英美間的和平。
於是在3月20日召開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中，小磯報告了繆斌來日以後的活動，然後提出請求：以繆斌所提方案為前提，討論日本與中國政府的和平交涉問題。
“本人很懷疑，此種工作會有什麼效果？”陸相杉山元一馬當先，兜頭澆了冷水，”繆斌是中國政府拋棄的人物；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有和平的誠意，不應該讓這樣的人物來居間。”
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論；海相米內光政便說：“請外相表示意見。”
“關於這個問題，首相與本人並沒有認真討論過，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所以本人不能負責。”外相重光葵接着又說：“據本人所知，繆斌並非汪政權的忠實分子；中國政府的領導階層，亦早已將他排除在外。”
“這是表面的看法。”小磯的信心毫未動搖，”我有好些確實的證據，能夠證明繆斌的工作是重慶所許可的。”
“過去有過好幾次類似的工作，結果都證明是重慶情報機關所弄的玄虛。”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說，”對於一向與中國政府隔絕的繆斌來談和，本人始終覺得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我想，我們不必再討論這個問題了。”米內光政問道：“各位以為如何？”
出席人都以沉默表示附議；小磯與緒方知道，在這個會議上任何爭論，都是徒費唇舌，所以亦未開口。繆斌的”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了。
但小磯還不死心，特意在梅津身上下工夫；因為參謀總長在理論上是日皇的幕僚長，可以單獨”帷幄上奏”，同時參謀總長主管軍令，對於停戰問題處在有力的發言地位。可是梅津沒有被小磯所說服。
情勢很明顯了，內閣總理大臣親自主持一項工作，竟至於連討論都不討論，即為他的閣僚所否決；這不就等於全體閣員投了他的”不信任票”？交繆斌找了來會出現這樣的惡劣的副作用，真是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
這對小磯自是一大打擊。經過多方考慮，他認為日本為要想求得和平，只剩下一個機會，就是在本土決戰時，對登陸的敵人迎頭痛擊；讓敵人知道，雖已踏上日本的本土，但有如日軍在中國大陸那樣，陷入泥淖，難以自拔的危險，不如講和為妙。
這個機會要從勝利中取得；尤其重要的是，當機會來臨時，要能及時捕捉。因此，小磯舊事重提，要求積極參預。
經過深切的考慮，小磯決定打最後一張牌：直接訴之日皇。
小磯是在4月2日單獨晉見日皇，要求對繆斌路線賜予支持。昭和不是明治，無法作此重大的決定，他仍舊要召見陸、海、外三相后，才能答覆。這一來，結果便可想而知了；當天便由木戶內相轉告，日本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據說：陸、海、外三相一致反對小磯的計劃的理由，倒不是因為繆斌不夠資格；而是認為中國與英美有堅強的同盟關係，若非事前與英美充分磋商，絕難單獨與日本進入和平關係。日皇深以為然，所以這樣答覆小磯。
由於日本憲法上的缺點，統帥與國務是脫節的：東條英機之能獨斷獨行，是由於人事上的手段，彌補制度上的缺點，由特旨先兼陸相，再兼參謀總長。小磯組閣本是預備役的大將，自無法援東條之例，因而要求總理大臣得列席大本營會議，為陸軍所拒絕。到得繆斌來日之前，這一點終於爭取到了；但雖得列席，每周召開兩次的大本營會議，既無發言權，又無表決權，論地位還不如軍部的一名課長；不過一個高級的旁聽者而已。
因此，小磯在晉見日皇的第二天，親訪杉山元；他本來是陸相，由於與畑俊六分任本土防衛的第一、二總軍司令官、晉銜元帥，並交卸陸相；推薦阿南惟幾繼任，尚未到職。小磯的要求是，由他兼任陸相，以便強力參與大本營的決策；同時可以事先估計，談和的時機將會在何時來臨，以便準備。
軍部斷然拒絕了！仍舊是現役與預備役的理由。
小磯無路可走了；4月4日上午進宮、捧呈辭表；並且上奏，後繼內閣必須是”大本營內閣”。
對繆斌的東京之行，周佛海明知道不會有何結果；始終存着一個”說不定會有奇迹”出現的萬一之想，因為果真東京與重慶能夠直接談和，他的肩頭就會輕鬆得多。
繆斌畢竟鎩羽而歸了。儘管他吹得天花亂墜，說日本天皇曾經親自接見；又派東久邇宮代表賜宴，日本很可能派皇室出面來談和，但周佛海由日本方面接到情報，證實繆斌是白去了一趟。
及至小磯內閣垮台，退役海軍鈴木貫太郎組閣，汪政府中人都不知道日本對”本土作戰”正在積極部署，認為鈴木內閣是”投降內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汪政府當然亦要解體，個人的出處，已到非作安排不可的地步了。
於是有的打算建功贖罪；有的準備隱姓埋名；當然也有人持着聽天由命的想法，但個人的安危生死能看得破，卻不可連累親友，金雄白就是這樣，早在汪精衛剛死時，他就在悄悄收束他的事業了。
有一天，有個新聞界的朋友胡東雅去看他，說第三戰區派來一個姓張的高參，托他引見周佛海。這些事金雄白不知做過多少次，當即打電話跟周佛海聯絡好，將張高參帶到周家，達成了引見的任務，隨即就走了。
過了幾天，胡東雅又來看他；一見面就喜孜孜地說：“雄白，恭喜你，有個極好的消息，張高參向周先生提出要求，希望派一個比較熟悉他的情形的人，常駐三戰區，作為聯絡官。三戰區屬意老兄；張高參請你馬上向周先生去請示，什麼時候跟張高參一起走。”
金雄白既驚且喜，便即問說：“怎麼會看中了我？是不是你的推薦？”
“不是。聽說是顧將軍自己決定的。”
金雄白回憶往事，想起曾經替三戰區的司令長官顧將軍出過一回力，那時他是江蘇省政府主席，曾槍斃了一個新聞記者劉煜生，引起軒然大波；尤其是上海的新聞界，大張撻伐，更為憤激。後來是由杜月笙調停，方得無事；不過期間金雄白亦曾由顧將軍透過周佛海的關係，托金雄白從中斡旋，也許是因為這層淵源，顧將軍才會想其他。
不論如何，反正這是個出深淵而登青雲的大好機遇；金雄白不敢怠慢，當天便去看周佛海，說明來意。
“我向張高參表示，同意你去，完全是敷衍他的話。”
兜得一盆冷水，將金雄白澆得背脊都發涼了。
“我想過，你去了不能回來；不能回來你就不能去。”
“何以不能回來？”金雄白問。
“日本人對你注意已久，你去了浙東回來，一定會有麻煩。平常有麻煩不怕，這時候有麻煩，我沒有能解決的把握。”周佛海加以解釋，”因為，現在的日本軍人，尤其是以勝利者姿態出現在中國戰場的日本軍人，心情之複雜、之不可理喻，你總想像得到。”
金雄白不能不承認周佛海的話，是經過考慮，出自衷心，只好無奈地點點頭。
“如果你去了不回來，好些只有你才能辦，或者一向是你經手，別人茫無所知的事，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這也是實話。金雄白經手的”關係”，大部分固然可以交出去，但也有極少數的部分，是無法交出去，而這極少數的部分，正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譬如周佛海跟蔣委員長的代表蔣伯誠的關係，就非金雄白作橋樑不可。
“再說，我也少不了你。既然是共患難，當然以朝夕不離為最宜。”
前面的分析，由於理智，最後的一個留他的理由，出於知友深情，更令人感動。金雄白到這時候，連悵然若失的感覺都消失了。
“好！這件事，我們不談了。”
“那就談最要緊的一件事，照你看我當前最要緊的一件事是什麼？”
金雄白毫不遲疑地答說：“自然是如何接應盟軍在東南沿海登陸。”
“不錯。日本在中國的部隊有300萬；一旦本土決戰，當然要調一部分回去。這調回去的一部分，必然是精銳，留下來的即或不是戰鬥力怎麼強的部隊，不過數量很大，仍不可輕敵。”周佛海又說：“不過政府也有60萬人，雖然戰鬥力不高，仍舊可以發生牽製作用；我當前的課題是不知如何將這個牽製作用發揮到最高度；以及如何在國軍所希望的地區，發生牽製作用？”
“既能發生牽製作用，何不將這個作用，索性化成戰鬥？”
“你的意思是，直接對日軍攻擊？”
“正是。”金雄白點點頭。
與其牽制，不如進攻；聯絡游擊隊，組織淪陷區民眾，而遙引國軍正規部隊為後援，以待麥克阿瑟的艨艟巨艦，起事着實可為。金雄白所建議的這一策，當時為周佛海笑為書生之見；其實卻是針對日本大本營戰略上的弱點而加以痛擊的上上之策。
因為情況是很明顯的，日本為了本土決戰，以及防備盟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否定岡村寧次往西南深入冒險，嚴令將部隊集中到海口，以便增援本土。既然如此，就不必作靜態的牽制；大可放手攻擊——戰略家、政論家一直在鼓吹、在強調的是，日本派遣大量部隊侵華，是自陷泥淖，來得去不得；現在不正就是日軍歸心如箭，急於從沼澤中拔出泥腿，溜之大吉；而中國應該拖住它的時候嗎？
贊成金雄白的主張的人，甚至還作了這樣的一個譬喻，例如有流氓自道急人之急，侵入良善人家，軟哄硬騙，盤踞不去；哪知多行不義必自斃，此流氓之家遭人襲擊，已經失火了；流氓急於脫身回家救火，那末與他暗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豈不應該乘機反抗？這個流氓為了根本有失，無心戀戰，一定是採取只求擺脫的守勢；那時就豈不容他脫身，讓他眼睜睜看老巢淪為一片瓦爍，豈不也是絕大的勝利？
但周佛海不聽。雖說書生之見，紙上談兵，畢竟也有其可取之處；而所以連考慮都不考慮的最大原因是，不管軍統也好，三戰區也好，都只能由他配合對方的要求作必要的因應行動；而不能由他作主來採取任何戰術；更不用談戰略了。
到了民國34年6月初，任何公共場所都在公開談論日本人在哪裏慘敗，怎麼樣慘敗；以及蔣委員長最近發表了什麼令人興奮的談話？常掛在一般人口頭上的一句話是”天快亮了！”而且大庭廣眾之間，公然有人指出”中央儲備銀行”鈔票的花紋中，分散隱藏的”中央馬上來”五字——看清楚了的人的那種驚喜之情，是誰都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的。
金雄白既興奮又苦悶，與周佛海的接觸當然亦更密切；一天傍晚，周佛海跟他說：“有件事要請你趕快辦。中央要我辦一個規模比較好的印刷廠，作為反攻開始以後，敵後宣傳之用。這件事要快；請你負責籌備。經費不成問題，向我要。”
“錢是小事。”金雄白躊躇着說：“印刷器材都仰給於國外；海運中斷，來源缺乏，只有去找存貨。這時間上就很難說了。”
“一定要想辦法！”周佛海近乎不講理地說：“沒有辦法也要有辦法。”
金雄白靈機一動，頓有無比輕鬆之感；原來他早想結束《平報》，卻以種種顧慮，下不了決心。現在他為他自己找到了一個絕好的理由；遲疑猶豫，一掃而空，所以覺得輕鬆。
“沒有辦法中想辦法，倒逼出一個很好的辦法。我把《平報》停刊；不必另起爐灶，留用原有的員工設備，留待他日之用，如何？”
“很好！就這樣，請你馬上進行。”
於是金雄白找了個清靜地方，一個人先盤算停當；然後在半夜裏，坐車到報館，等總編輯王治明看過”大樣”，邀他一起到亞爾培路2號去消夜。
關起門來，樽邊密談；金雄白將決定停刊的緣故，告訴了王治明，問他的意見。
“這是為了國家的需要，我完全贊成。不過這是機密，不便向同仁公開；總要有個合理的說法才好。”
“是的，我想過。反正大局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只說辦報沒有前途，決定改為印刷所。”金雄白又說：“這話也不必太早宣佈；目前請經理部先準備，該收的廣告費、報費盡量收回。訂戶奉送報費一個月，預收的要退回。”
王治明點點頭問：“定在什麼時候停刊？”
“6月底。”
“有20天的工夫，夠了。”王治明又問：“向讀者報告停刊的原因是什麼？”
“我現在所想到的是，以戰時節約物資為理由。這篇停刊詞我自己來寫。”
“當然非如椽大筆不可。”王治明很仔細地想了一會，”有兩個問題，現在要考慮，第一是留用人員的薪水——。”
“那不成問題，《海報》只談風花雪月，照常出版；《海報》逐月的盈餘，可以維持《平報》同仁的薪水，雖然還差一點，仍舊還可望自給自足。因為《平報》一停，廣告客戶轉到《海報》，收入還會增加。”
“嗯、嗯！”王治明接下來說：“第二個問題，實在是我的建議；現在白報紙缺貨，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來，一旦要用時，才不至於措手不及。”
“一點不錯！你有什麼好辦法？”
“很簡單，我們多報配額，少印報。一天積餘20噸，10天就是200噸。”
“好極，好極！此法甚妙，準定照這樣做。”
於是從第二天開始，便少印了好些報；但對”宣傳部”卻以時局緊張，報份增加，要求提高配額。不過，問題是多報少印，一進一出所積余的大量白報紙，需要善作處理；如果存在倉庫，到有緊急用途時，只怕無法提取；擺在報館，未免惹眼，萬一有人檢舉，真贓俱在，很難解釋。
想來想去，只有憑一道空心的夾牆，作為貯存白報紙之用。以原定的一天20噸為目標，到停刊那天，預定可以容納400噸左右的夾牆中，也差不多堆滿了。
《停刊辭》見報那天，自然引起社會普遍的注目。以”戰時節約物資”為由，並不足取信於讀者；因為大家都知道，無論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傳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資再節約也不會節約到報紙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傳鼓吹亦無用的程度，才會停刊。
當然，有許多事業上的，交情上的親友來打聽他停辦《平報》的真正目的是什麼？金雄白只說：“就是《停刊辭》上的那些話。”
《停刊辭》上的話，有幾句的弦外餘音，耐人尋味，而終於為憲兵隊識破機關；金雄白親自執筆的這篇文章中說：“國家如果需要我們，我們將隨時期而效勞。”這句話便是指改辦印刷所而言；日本憲兵隊認為語意曖昧，大動疑心。最不巧的是，杜月笙恰好在《平報》停刊之前，到達浙東淳安；此地是戴雨農所領導的忠義救國軍總部所在地，所以杜月笙此來極可能是為了策劃東南地區，特別是上海方面如何接應國軍反攻，而《平報》遲不停，早不停，恰於此時停刊，其中定有關聯，已決定採取行動，要求金雄白解釋——解釋得不夠圓滿，座上客立刻就會變成階下囚。
得到這個消息，金雄白又驚又喜；但亦不無疑惑，杜月笙的健康狀況極差，溽暑之際，長途跋涉，來到這個生活起居及醫療條件，遠不及重慶的浙東小城，有必要嗎？如說指揮策應，僅有電台可用；而且在重慶有副完整的班底，應比在淳安方便得多。於是，金雄白首先就找唐世昌去打聽；證實了杜月笙已到淳安，一行7人，除了兩名傭人以外，其餘是顧嘉棠、葉焯山及一個胡秘書、一個名片而為名醫的龐醫師，都是金雄白的熟人。
談到杜月笙何以不坐鎮重慶，遙為指揮，而須親臨並不能發生太大作用的浙東；果然有段內幕。
民國34年夏天，財政部決定調整”黃金儲蓄券”的價格。原定的辦法是，存入法幣兩萬元，期滿取黃金一兩；調整的幅度是百分之五十，每兩三萬元，一日之隔，升值一半，自是暴利。
這當然是絕對機密的決定，但有極少數的人，或者消息靈通；或者腦筋靈活，仍舊大發利市。有個省銀行的經理姓潘，接到財政部長從重慶來電話，垂詢一事；談完了，部長問道：“黃金儲蓄券銷得怎麼樣？”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潘經理隨口回答。
“你查一查，沒有銷出去的都把它收回來好了。”
“是、是！”
掛斷電話，這潘經理心想，抗戰以來政府銷各類公債；銷”美金儲蓄券”，唯恐銷行不盡；何以對”黃金儲蓄券”竟似不願多銷？看起來此券身價看漲。法幣日益貶值，倒不知收買”黃金儲蓄券”保值為妙。
這樣一盤算，立即調動了一筆頭寸，將分銷各處的”黃金儲蓄券”都由他一個人包了；而且發了一個電報出去：“本行承銷黃金儲蓄券悉數售出，特行報備。”沒有幾天，財政部正式公告，調整黃金儲券價格。這個潘經理一念之間，發了一筆大財。
消息靈通的人之中，有一個是專為國家銀行印鈔票的大業公司總經理李祖永；這天周末中午餐會，無意之中聽得有關金儲券的一言半語，判斷下星期一就會調高售價。他自己不敢撿這個便宜，將這個情分送了給杜月笙，僕人密語，堅勸杜月笙以一千萬法幣購進500兩，轉眼之間，可凈賺黃金170兩。
170兩黃金，自不在杜月笙眼中；但以李祖永如此熱心，不忍在他頭上潑冷水，便開了一張通商銀行一千萬元的支票交了給李祖永。
到得第三天財政部的公告一發佈；那就像賭場裏開了一寶大冷門一樣，頓時轟動；而且很快地謠諑紛傳，說事先消息走漏，有某人某人藉此大獲暴利。佐證是：一向銷路不太好的黃金儲蓄券，在上星期六，銷數突然到達一個高峰。這一下驚動了監察委員，立即展開調查；杜月笙所開的那張一千萬元支票，亦在被查之列。
不久，監察院公佈了糾舉書，指摘財政部此次辦理黃金儲蓄券每兩加價一萬元，事先泄漏機密，以致加價之前的星期六一天中，黃金儲蓄券銷數，突然大增；個中必有弊竇，顯而易見。同時列舉加價之前一二日內，大量購券人的九名商號，”杜鏞”二字，赫然在列。
這自然是報紙的頭條新聞；而由於有杜月笙的姓名在內，更惹人注目，一時茶餘酒後的閑談，莫不以此為話題。杜月笙是名譽心極重的人，身經這種尷尬而又窩囊的醜聞，真如佛頭着糞，萬般無奈；精神上的抑鬱沮喪，為”八一三”以來所未有。
當然，監察院既有表示，司法方面不能不問；重慶地方法院檢察處，着手偵查此案。杜月笙既然”榜上有名”，將來起訴，勢必亦在被告之列。他心裏在想，到那時消息傳開來，上海灘上傳一句：“杜先生吃官司哉！”三千年道行，打得精光；勝利以後，還有什麼臉回上海？因而憂心如焚，形神憔悴；最苦的是，這件事不能託人情，一託人情便見得自己情虛；同時也不能向友好解釋，一解釋揭穿真相，便等於出賣了李祖永，而人家是一片好意；這種江湖上視為”半吊子”的事，打死杜月笙也不肯做的。
結果是，他自己絕口不提；至親好友亦諱莫如深，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僵局，而就在傳聞偵查終結，即將提起公訴，杜月笙自忖黃鱔修行，化到龍身，而終恐不免又墮泥塗之際，突然出現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那時正是小磯內閣垮台以後不久。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來通知杜月笙，委員長召見。如其晉見回來，杜月笙的神平安靜了；但對蔣委員長跟他說了些什麼，一字不提。不過，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國民政府總務局長陳希曾親自送來一本密碼；這表示杜月笙將有遠行，而此行的任務，是可以用這本密碼直接報告蔣委員長的。
那麼是到哪裏去呢？有人問他，杜月笙搖頭不答。但根據各種跡象，大致可以推斷他是作東南之行；而任務是在策應盟軍在東南沿海登陸。
為什麼推斷是策應盟軍呢？因為一年以前，在麥帥總部情報部門工作的昆丁-羅斯福少校——美國老羅斯福總統的孫子，在美國曾通過”鎢沙大王”李國欽的關係，請杜月笙的一個在美留學的兒子杜維新，出信介紹昆丁-羅斯福給他父親。
在重慶見面以後，昆丁-羅斯福坦率地提出要求，希望杜月笙接受美國政府的委任，負責在上海地區策應盟軍反攻的工作。杜月笙很委婉地謝絕了，但答應以盟友的立場，提供情報上的相互便利。當然，這番說法，是徵得戴雨農同意的。因為有此一段往事，衡諸當前局勢的發展，所以大家對杜月笙東南之行的任務，有這樣一種猜測。
這個猜測是正確的；有些人不說，此為出於戴雨農的策動，這個猜測也是正確的，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戴雨農請示蔣委員長召見杜月笙，別有深意。
原來戴雨農與杜月笙締交以後，在為國宣勞方面，始終合作無間；但在私交上卻曾有過波折。為了高宗武事件，杜月笙未讓戴雨農經手，彼此耿耿於懷，戴雨農覺得杜月笙不夠朋友；而杜月笙也覺得不管怎麼說，這件事不讓戴雨農經手，總是傷了朋友的面子，他是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的度量，一直在想，總要為戴雨農好好幫個忙，朋友交情上才有交代。
偏偏要幫戴雨農的忙就不容易。他的工作，若說要幫忙，個個要幫，那怕窮鄉僻壤，不知天下之大的一個村婦，說不定對他的一樁重要任務，會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不要人幫忙，誰也幫不上忙。但終於有一次，杜月笙幫了他一個大忙。
事起於一個有”財神”之號的顯要，與戴雨農發生了嚴重的誤會，有解職聽勘的可能；杜月笙得知其事，神思默運，看準了”財神”是忠厚長者，事雖兇險，卻不難化解；於是一方面安慰戴雨農，表示要在他身上”摜沙蟹”，一方面悄然奔走，運用靈活的手腕，以及他的具有特殊邏輯的說服力，從中斡旋，結果不但使得誤會渙然冰釋，而且為戴雨農掙得一個十足的面子。
這一來便輪到戴雨農覺得欠杜月笙的這個情，非報不可。這一回出了這麼一件窩囊事，戴雨農將心比心，最了解杜月笙的心情；今日之情，不是法律問題，不是是非問題，也還不是面子問題，而是要怎麼樣才能使得杜月笙心裏不覺得委屈的問題。
於是找到一個機會，在領袖面前，從容進言：大局到了緊要關頭，盟軍一旦在東南登陸，國軍反攻，不能缺少上海社會上多方面的配合；而上海方面的動員，又不能缺少杜月笙的號召。不過最近他有無妄之災，心情不好，加以天氣又熱，他的健康狀況又差，即使肯去，只怕鼓不起勁來；如果委員長能召見，當面慰勉，杜月笙感恩圖報，賣命都肯的。
杜月笙深知人生在世，沒有人一生處順境；但也沒有人一生都在逆境。安身立命的良方，是懂得加減乘除的道理，行有餘力，多加多乘；遇到該減當除之際，自會有所彌補。若說”杜月笙吃官司”這句話是奇恥大辱，那麼”委員長召見”就是無上光榮；最要緊的是”委員長召見”，正當知道”杜月笙吃官司”將成定局時，這就表示蔣委員長知道他是冤枉的，召見而賦予為國效勞的任務，便等於為他作了洗刷；司法如何處置，無足介懷了。
他又在想：以戴雨農相知之深，自然了解，照他在抗戰以來的表現，不要說是到東南去策應敵後；哪怕讓他假”落水”，真”卧底”，回上海去做”漢奸”，只要戴雨農說一句話：“月笙哥，這件事對國家的關係很大，非你不可。”他也會答一句：“好！雨農兄，格末儂說哪能就哪能。”既然如此，又何用驚動蔣委員長，特地召見？
這一自問，自會恍然，戴雨農是將他的心境體會到至深至微之處，才苦心以這樣的安排。當然，這件事只有心照不宣；事前事後，戴雨農都不能說的。這就是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也就是他一向深認不疑的加減乘除的道理。
為了保密起見，杜月笙是帶着4名隨員、兩名片從，單獨從重慶出發，循川黔公路經綦江、桐梓、遵義而到達貴陽，與戴雨農相會合。
在一起的還有”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負責人，海軍準將梅樂斯。
前一年”財神”與戴雨農發生嚴重誤會，別有因果；但使得戴雨農幾乎栽跟頭的一事由，卻是為了梅樂斯與他的部屬。請了人家來，自然要有地方給人家住，但供給的住處，總不能讓洋人上露天茅坑，起碼要有簡陋的衛生設備；事機緊迫，又為了保防上的嚴格要求，無法正式備公事，請預算、公款公用，為蓋中美合作所宿舍挪動了一個短時間，不道為”趙玄壇”座下的”黑老虎”抓住了”小辮子”。板起臉來公事公辦，這話自然就難說了。
有此一段淵源，加以梅樂斯久知杜月笙的名聲，所以相處極歡。”三人同心，其利斷金”，有戴、杜、梅同心合力到東南去部署，盟軍登陸、國軍反攻，可說勝算在握。因此，當杜月笙換上中山裝，登上軍用機時，步履輕快，豪情萬丈，似乎年輕了好幾歲。
第一站是貴州東行的要衝芷江；逗留3天，續飛福建長汀，循陸路經連城、永安而抵南平；復由建甄、崇安入江西轉道入浙，安抵淳安。
“那麼，”金雄白問道：“你們恆社總有人去見杜先生吧？”
“杜先生從重慶動身，我們就派人到半路上去接了。在長汀見的面。”唐世昌又說：“到了淳安，有熟人回上海；杜先生托他帶了信來，說就要回來了。”
“怎麼回來法？打回來？”
唐世昌笑笑答說：“這就不知道了。這些都是采丞經手；你最好跟他詳細談一談。”
“過幾天再去看他，這兩天我遇到點麻煩，先要把他擺平了再說。”
“是，”唐世昌關切地問：“為了《平報》停刊的事？”
“是的。”金雄白問：“你聽到什麼沒有？”
當陳群出任”江蘇省長”時，發展謝葆生為”警務處長”；此人當年是杜門”八股黨”之一，此時在上海開一家”仙樂斯舞廳”。他之”榮任警務處長”，在觀感上不僅比褚民誼當”海軍部長”還要滑稽；而且還會使人將瓦岡寨上，頭插兩根野雞毛的程咬金，與汪精衛聯想在一起。陳彬龢便毫不容情地斥之為”流氓政治”。汪政府的”高官”自是人人憤怒，但卻無可奈何。
由此可知，陳彬龢僕人，裡外皆紅。里紅是赤化，外紅是日本國旗上的太陽；當然，很少人識得透他的外紅是掩護里紅。不過，在裡外兩層紅之間，總還裹着薄薄的一層白；如與金難白的友誼便是。
金雄白跟他本無深交，只為周佛海對這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陳彬龢頗為頭痛，特地關照金雄白去接近拉攏；周佛海給他一個原則：凡是陳彬龢參加的社團，金雄白也要參加。這樣，如果不能影響陳彬龢的態度，不得已而求其次，還可掣他的肘。
因此，金雄白的名字便常與陳彬龢連在一起，看起來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實際上有如法警與犯人用一副手銬銬在一起，形影相隨，而立場相反。
他們一起參加了好些社團，最重要的一個是”上海市市政諮詢委員會”。這個組織彷彿市參議會，但實際權力很大；比較重要的市政設施，在決策之前，先須這個委員會認可。”諮詢委員”一共19人，包括政壇耆宿顏惠慶、李思浩；”海上三老”；銀行家周作民、唐壽民；實業家吳蘊齋、項康元、郭順等等知名之士。報界被延攬的，就只有陳彬龢與金雄白。
有一次市政諮詢委員會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因為糧源不繼，配給的”戶口米”將告中斷。
太湖區域，本來是中國的穀倉之一，但是日本軍隊將產米的蘇州、松江、青溥一帶劃為軍米區；新谷登場由日軍全部收購為軍糧，以致上海的民食問題，一直形成市政上的重大壓力。在珍珠港事變以前，可購洋米補充；此時海運中斷，唯有從內地軍米區去設法，這就不能不與虎謀皮了；當場推定陳彬龢與金雄白負責解決這個問題——19名委員中只有他們兩個人跟各式各樣的日本人，打過各式各樣的交道。
日軍軍米區的管轄者，是在日軍中頗有勢力的蘇州特務機關長金子，恰好他到上海，住在江西路都城飯店。陳、金二人聯袂往訪，直道來意，希望金子能在日軍軍米中撥出多少噸，維持上海”戶口米”的配給。
金子考慮了一會說：“米不成問題，不過要有交換條件。”
“請你開出來。”陳彬龢說。
金子開的條件是：第一、米價須以現款交易；第二、負責疏散上海部分工廠，遷往內地；第三、供給民夫兩萬人，為日軍構築防禦工事。
這3個條件都是難題。首先，現鈔——”中儲券”由於印鈔票的原料不繼，異常缺乏；市面交易數字稍大，都用各銀行同業往來的支付憑證，諢名”八卦丹”的”撥款單”代表，要籌大量現鈔，自然煞費周章，但並非不能解決。
無法辦到的是另外的兩個條件；金雄白正準備與金子交涉時，不想陳彬龢已一口應承，”可以！”他說：“我們接受條件。”
“那麼做一個書面紀錄。”
金子找來一張白紙，潦潦草草地寫成一個備忘錄。陳彬龢稍為看了一下，很快地簽了字；接着將筆遞了給金雄白。
在這種情況下，立場應該是一致的；金雄白萬般無奈，舉筆如扛鼎似地也簽了字。金子收下備忘錄，表示滿意。
“我們已經接受了條件。”陳彬龢說：“中國人說：民以食為天，希望貴方能夠儘快交來。”
“可以！不過，你們應該先履行第一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繳納米價的全部現款。”銀貨兩起”是交易慣例，不能說金子苛求；陳彬龢便說：“3天以內繳款。”
“我也在3天之內繳米。”
談判看起來很順利；金子還開了一瓶日本清酒款客。小飲數杯、雙雙告辭；一到了汽車上，金雄白便埋怨陳彬龢。
“這樣的條件，你怎麼可以答應？我們沒有理由強迫工廠內遷；也不能徵集那麼多民夫去替日本人做防禦工事。完全是辦不到的事！”
“我根本也沒有打算辦到。上海幾百萬人要斷炊了，我們先把米騙到手再說。”
“你倒說得輕鬆！日本人肯放過你嗎？”金雄白說：“我不知道怎麼才能應付得過去？”
“只有拖在那裏再說。到拖不過去了，我跟你兩個人共同負責；你怕日本人殺你，是不是？”
金雄白默然，冷靜地想一想，舍此以外，沒有第二個辦法，可讓日本人乖乖地運米到上海來。
當然，全部米價現鈔，以周佛海的地位，是不會太困難的。其餘的兩個條件，陳彬龢只在遊民習藝所調用了一百多好吃懶做的所民，說是”第一批，先送備用”以外，就再也不理日本人的催促了。
由於這一次共事的經驗，金雄白對陳彬龢有了深一層的認識；陳彬龢也覺得金雄白是有擔當的人，大可結交。因此，僅管在公的方面，常有爭執；私交卻是很不壞的。
這時由於唐世昌的提醒，金雄白便直接去找陳彬龢，說明來意。果然，陳彬龢話不多說，起身取了帽子，只說得一個字：“走！”
他陪着金雄白，到日本陸海軍報道部、憲兵隊、大使館，費盡唇舌，多方解釋；總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讓金雄白又逃避了一次難關。
“雄白兄，”陳彬龢問道：“你幾時有空，我想跟你好好談一談。”
“今天就可以。”
“今天不行！”陳彬龢說：“我們需要找一個從容的時間；很冷靜地分析當前的局勢。”
“那麼，明天晚上如何？”金雄白說：“地點由你挑。”
“好！明天下午我打電話給你；那時再約地點。”
第二天下午，陳彬龢打電話到《海報》，約他7點鐘在舊法租界霞飛路一處公寓中見面。金雄白準時而往，只見那座公寓很大，但已相當陳舊；到得4樓找到3號，撳了門鈴，應口的是一個着和服的少婦。
金雄白從未聽說過陳彬龢有日本籍的妻子或情婦，因而不敢冒昧；只用中國話問：“這裏有位陳先生嗎？”
陳彬龢已經聞聲出現；將他迎了進來說道：“我這裏從沒有朋友來過，你是第一位。”接着便問：“你是喝咖啡？還是喝酒？”
“都可以。”
“喝酒吧！人生幾何？為歡幾何？”
等那日本女子端了啤酒和下酒的咸杏仁來，金雄白便問：“我應該怎麼稱呼？”
“她叫清子。叫她的名字好了。”
陳彬龢始終沒有介紹她的身分，金雄白亦就無法作適當的稱呼；惟有在她遞煙斟酒時，道聲：“謝謝！”同時也不免存着戒心。
“她聽不懂中國話。”陳彬龢看出他的心意，”你儘管放言高論，不必顧忌。”
金雄白點點頭；看着書架上、書桌上亂堆着的書籍、資料、稿紙，便即問道：“這裏是你寫作的地方？”
“也可以這麼說。”陳彬龢答道：“是我逃避現實的地方。你看，連電話都沒有！一躲在這裏，就像隱居一樣，沒有人找得到我；左右鄰居只知道我姓陳，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許多人說你神秘。”金雄白笑道：“看起來是有一點。”陳彬龢不作聲；點上煙斗，深深吸了兩口，在青色的煙氛中發聲：“你看局勢怎麼樣？”
“盟軍積極反攻；日本人也不肯認輸，我看總還有一年半載好打。”
“不然！”陳彬龢說日本人說的，”不定很快就會投降！”
“投降？”金雄白不同意這個看法，”日本的海軍是垮了；空軍出以自殺的下策，可是陸軍的實力還在，肯輕易投降嗎？”
陳彬龢認為金雄白以數量來估量日本陸軍的實力，是極膚淺的看法，”早在去年春天，徵兵體檢的內科醫生，就奉到命令，要讓百分之九十的被征者通過。防衛日本本土的部隊，父子兵多得很。”
他說，”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有一次東久邇宮去視察防空部隊，發現好些視線不良，腿有殘疾的兵；對於大本營採取前線第一主義，將本土防衛，委諸老弱殘兵，大感不安。所謂決號作戰，賀陽宮對近衛說過一句話：陸軍準備拼到最後一兵一卒，不過表面逞強而已。你我如果看不清楚這一點，一旦發現事不可為，已經身陷重圍，要想全身而退，亦成夢想。”
“全身而退”4字，對金雄白來說，十分動聽，當即虛心討教；但陳彬龢的目標，其實是周佛海，他作了強烈的暗示，周佛海本來是中共最原始的發僕人之一，中道分轍，是思想的演變、時勢的推移；他認為周佛海唯有跟中共恢復關係，才有足夠堅強的地位”跟重慶談條件”。
金雄白憬然有悟，陳彬龢在他面前的許多表現，間接是做給周佛海看的。對於陳彬龢希望他能勸周佛海往左面倒過去，他知道那是決不可能的一件事；因為周佛海跟陳公博希望將功贖罪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在沿海部署兵力，一面防日、一面防共；而防共更甚於防日，以期諒於重慶。既然如此，何能一反前轍、自毀立場？
因此，他裝作沒有聽懂；只在日本必敗這一點上着眼，”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日本處於必敗之地，你已經看得清清楚楚。那麼，”他問：“何以看你替日本人賣力賣得更起勁了？”
陳彬龢笑一笑說：“你們以為聰明，表面與日本周旋，暗中替重慶工作；日本人也並不笨，他們的情報來源是多方面的，間諜密佈，耳目甚周，你們的一切，了如指掌。假如有一天，日軍真要撤退了，一定大燒大殺，發他的獸性來泄憤，你們非但豈不了作用，而且首先要拿你們來開刀。你信不信？”
金雄白如何不信？想到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慘無人道，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那時，”陳彬龢接下來從容而又顯得得意地說：“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跟他們說，中國人並非都是抗日的；像我，哪個不罵陳彬龢是徹頭徹尾的親日派？我是你們真正的朋友。請你們聽朋友的話，不要亂燒亂殺。我不敢說，可以讓日本人放下屠刀；至少可以保障一方，救我的親戚朋友。為了那時候我的話能夠發生一點作用，所以在這最後關頭，我要做得更積極，讓他們更相信我。”
這使得金雄白想到殘唐五代許多詭言異行之士，他們的道德觀念，感情狀態，與常人不同，有人不惜自污，甚至以妻妾為軍閥薦寢，為的是保障一方生靈。英雄製造亂世，聖賢開平盛世；而亂世之民連佛都救不得，只有像陳彬龢這種作風的人，竟能為蒼生造福——可惜的是陳彬龢不全是清白之心；這就大大減損了他的苦心的價值了。
“我很佩服你。”金雄白說了老實話，”不過，你所建議的一整套辦法，在心理上，是無法接受的。”
“人各有志，不能相強。我只是盡我的心而已。”陳彬龢說：“總有一天你覺得我應該是曲突徙薪的上客。”